西班牙支部的国际关系（193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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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支部的国际关系

（1932年3月7日）

亲爱的同志们：

　　不久前，我从西班牙收到了一些信件和文件，我从中得知，西班牙同志与国际左翼反对派多数派之间存在着一些误会。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就是及时澄清误会，这样才能把那些暂时的、不重要的误会，同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区别开来。

　　拉克鲁瓦同志与宁同志曾围绕着一个纯粹的实践问题，与法国的莫利尼耶同志发生了争执。我过去认为、现在还是认为：拉克鲁瓦同志和宁同志完全不了解情况，他们在这些问题上对莫利尼耶同志做出的指责是错误的。我本人迅速出面澄清了这个误会。在此之后，既然这个偶然发生的问题并未牵涉到任何政治问题或原则问题，我就当它已经解决了。

　　拉克鲁瓦同志和宁同志对莫利尼耶同志有什么看法，是他们的私事，无需牵扯到这个问题上来。

　　因此，拉克鲁瓦同志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以为我和他的分歧，在于对莫利尼耶同志的看法。不，分歧（如果不是误会的话）在于西班牙左翼反对派对于事关国际左翼反对派的一切有争议的问题上的看法；换句话说，是对左翼反对派的各种原则问题与重大问题有分歧。我只对这个问题感兴趣。

　　经验表明，在各国左翼反对派队伍当中，都混进了一些与我们根本不是一条心的人。光是戈尔金^[1]的例子就能表明，仅仅承认左翼反对派的基本原则是远远不够的。每个组织、每个革命者都要在工作中接受检验，也就是说，要看他们能不能落实自己的原则。因此，哪怕是很小的事情，都能让人们看清某个人、某个团体的真面目，因为一点微小的迹象，往往都能暴露出严重的弱点。

　　我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你们都知道，在德国成立了一个左派社会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2]。它的领袖声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制度。曾与我们站在一起的乌尔班斯^[3]误以为这证明了这个新党的“共产主义”性质。社工党在自己的报纸上，把法帝国主义的臭名昭著的雇佣兵奥托·鲍威尔^[4]和列昂·布鲁姆^[5]称作“同志”。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比起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同志”这个称呼实在无足轻重。在我看来，社工党的领袖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与苏维埃制度，而“列昂·布鲁姆同志”这个平凡的称呼却彻底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在政治活动中，需要懂得辨别这类蛛丝马迹，特别是那种将会发展成为重大事件并最终得到证实之前的那些迹象。

　　法国的罗斯默^[6]、纳维尔^[7]、热拉尔^[8]等人，德国的兰道，比利时的奥维斯特莱顿^[9]都曾赞同左翼反对派的全部“原则”。但他们的实践完全与左翼反对派背道而驰。罗斯默、纳维尔等人系统地反对左翼反对派的思想，反对左翼反对派靠拢党、工会和共产国际的每一次尝试，从而妨碍了左翼反对派的成功。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持续了超过一年半的时间。他们曾一面在各国支持各种与我们意见不同的分子，一面建立自己的派系，最终不可避免地与我们产生了矛盾，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他们决裂了，尽管我曾与罗斯默十分亲密，过去十五年里我们一直是朋友。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我们同奥维斯特莱顿、乌尔班斯、兰道、罗斯默、纳维尔等人的斗争的具体经过？我这个问题，不光是针对西班牙左翼反对派的领袖，也是针对整个组织而提出的。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对派还不了解这个斗争，这会是一个严重的缺陷。要想培养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须让青年共产主义者有机会了解西班牙支部及国际左翼反对派的其它支部在日常活动中是如何落实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我们只有这样做，才能积累经验，树立并巩固革命意识。这正是我们力争建立的党内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的意义。

　　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这个国际思想斗争的具体过程？在解释这个问题时，我不得不再次提起一些细小的证据，在我看来，它们具有重大的征兆意义。当兰道脱离我们的队伍时，当罗斯默抛弃我们的组织时，你们的刊物《共产主义》却仍把他们称作撰稿人。这让我大吃一惊。要是法国或德国的左翼反对派报纸把戈尔金列为它们的撰稿人，你们会怎么想？这是对我们的西班牙朋友的冒犯。我问过拉克鲁瓦同志这个问题，他答复说这纯粹是技术性的误会。请相信我，我根本不打算夸大这个错误的重要性。但我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西班牙朋友对于国际左翼反对派的生活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你们无疑都赞同“社会主义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建成”的观点，同样地，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也不能只在一国执行。

　　新出现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担心，这个问题要比一开始看上去的更为严重。这在国际书记处章程的问题上更为突出。这个问题不是昨天才刚刚出现的。它有很长的历史。无数的文件都与它有关，特别是我亲自写的那些。我不得不再问一次：西班牙同志是否了解这些文件？它们是否已被被译为西班牙文？

　　我确实见过一些左翼反对派的同志，他们对内部的思想斗争不屑一顾，说这些斗争“吹毛求疵，小题大做”。这些同志没有从马克思和列宁的学校学到半点东西。要想使自己做好迎接重大斗争的准备，我们就必须学会在目前的一切原则问题上都要保持坚定的、不妥协的立场，哪怕这些问题现在只有次要意义。那些把原则性的斗争当成“小题大做”的同志，在被别人戳到痛处时，往往就会表现出真正的“小题大做”的本事。对原则问题不够关心，又对个人问题过于敏感，表明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加入左翼反对派纯属偶然。

　　毫无疑问，米尔同志就是这种人。由于其它国家缺少会说俄语的同志，俄国左翼反对派只好向会一点俄语的米尔同志求助，请他担任俄国支部驻国际书记处的非正式代表。米尔同志接受了邀请。我曾长期同他通信。我写给他的信足有一大捆。米尔同志的回信，全都暴露出他不仅缺乏最基本的革命训练，不了解组织的意义与重要性，而且不愿、也不能学习共产主义政策最基础的知识。米尔可以非常流利地背诵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套话，但在必须捍卫具体的政治路线时，他就会在某种难以捉摸的情绪影响下改变自己的方向。

　　在过去几个月里，米尔同志参加了反对兰道、纳维尔及其领袖罗斯默的斗争。有人可能会以为米尔懂得了这场斗争的意义——它使我们同一些团体和个人决裂了。但这并没有阻止米尔给罗斯默写信，提议双方结盟，一起反对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层，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认真地说，这就是一种叛卖行为。能够如此急剧地扭转自己的政治立场的人，不配被称作革命者。同志们，你们是否同意这一点？

　　为了节省时间，我用俄文写信给米尔同志，通过他同国际书记处联系。米尔同志有计划有目的地扣下了我的信，不让国际书记处得到那些不合他的心意的建议、评论和批评，却从我的信中摘出一些可以用来对付国际书记处的孤立段落，从而有计划有目的地误导了国际书记处。

　　俄国左翼反对派已经同米尔决裂。法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强烈谴责了他。德国左翼反对派认为他的行为是不可容忍的。比利时左翼反对派谴责了米尔，意大利左翼反对派通过苏佐^[10]同志（国际书记处书记）谴责了米尔同志与罗斯默勾结的行径。西班牙左翼反对派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希望你们已经了解了。那么，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为什么要提名米尔为他们驻国际书记处的代表？

　　这是在向俄国、法国、比利时和其它国家的支部（它们是最迫切需要做出决定的）进行敌对性的政治示威。显然，如果你们与我们有严重分歧，你们不仅有权利、更有义务通过言论和行动来表达分歧。在这个问题上，你们必须开诚布公。

　　你们对米尔同志的支持显然也是不可理喻的，理由如下：米尔同志从西班牙写来两封信，把左翼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混同起来，从而误导了整个左翼反对派。这样的混淆简直可耻至极，更不用说他还是国际书记处的常务书记。我写信抗议后，米尔同志答复说，他被宁同志给误导了。换句话说，他承认自己根本没有对基本的政治问题作出判断的能力，难道不是吗？

　　我曾建议集体起草一份关于西班牙革命的国际宣言。尽管我一再坚持，米尔同志却根本没有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出一丝力气，因为他的精力完全用在派别斗争，用在对左翼反对派最重要的一些支部搞阴谋诡计上面。这就是事实。

　　同志们，你们对左翼反对派的法国、俄国、德国、比利时和其它国家的支部明显缺乏信任，你们对此作何解释？对此你们一定有着深刻的原则立场。我上文已经解释了我们的原则性意见，而且这不是我第一次解释了。我现在怀着最大的兴趣和关注，期待着你们的原则性意见。

　　我再提一件事。你们反对俄国左翼反对派的代表马尔金^[11]同志参加国际书记处，理由是他属于莫利尼耶—弗朗克^[12]派——马尔金同志与我同属一派；但我们在工作中与他们合作无间^[13]。你们为什么想让俄国左翼反对派在国际书记处中没有自己的代表？对此你们一定有着很严肃的理由。请作出解释。我们会全神贯注地等待你们的答复。

　　拉克鲁瓦同志在上一封信中，请求我不要纠缠莫利尼耶同志的问题——上文讲过，他曾与莫利尼耶同志有矛盾。我对此完全同意，而且我相信我们能够抛开那些并非原则性的、或不具备政治意义的微小的个人矛盾。

　　拉克鲁瓦同志在信中说，国际左翼反对派大会必须解决各种有争议的问题。说得很对。但在召开国际大会之前，首先要进行准备，要对所有支部的最重要的政治分歧与组织分歧进行讨论。正因为这样，亲爱的同志们，我才给你们写这封信，而且我还要把这封信抄送各国支部的领导层。我坚信，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消除误会，并找到共同的语言。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这封信是写给西班牙左翼反对派中央委员会的，发表于美国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932年出版的一期没有期号、没有注明日期的内部公报。

^[1] 胡利安·戈尔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麦斯·加西亚—里维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参与成立列万特共产主义者联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西共开除出党。1933年与毛林一起领导伊比利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工农同盟。1934年10月起义失败后再次流亡法国，1935年返回西班牙，参与创立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内战爆发后前往巴塞罗那，领导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机关报《战斗报》（La Batalla）的编辑工作。1939年在叛军攻占巴塞罗那前逃往巴黎，随后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堕落为反共分子，从1953年起参加反共组织“文化自由大会”，积极为反动阵营效劳。——中译者注

^[2] 1932年3月25日—2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部分左派在库尔特·罗森费尔德（Kurt Rosenfeld，1877—1943）和马克斯·塞德维茨（Max Seydewitz，1892—1987）率领下，脱离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SAP或SAPD）。——中译者注

^[3] 胡戈·乌尔班斯（Hugo 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教师。战前即开始倾向社会主义。1914年参军。1918年参加斯巴达克同盟，随后担任德共瓦塞尔坎特组织领导人，自1921年起属于党内左派。1923年任瓦塞尔坎特地委书记。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获释。因支持左翼反对派，于1926年11月被开除出党。创建并领导列宁同盟（Leninbund），赞成反纳粹主义的工人联合阵线。1933年流亡国外，在瑞典逝世。——中译者注

^[4]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中译者注

^[5] 安德列·列昂·布鲁姆（André Léon Blum，1872年4月9日——1950年3月30日），生于巴黎一个犹太商人家庭，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和巴黎大学。当过律师。十九世纪末参加社会党。1914年7月饶勒斯被暗杀后，成为社会党的主要领袖。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9年出任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反对参加共产国际。1936年6月至1937年6月、1938年3月至4月两次出任总理。二战期间被维希法国政府关押，1945年5月获释。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任临时政府总理。——中译者注

^[6]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中译者注

^[7] 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1904年2月1日——1993年4月24日），法国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之一。1926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开除出党。此后成为法国左翼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之一，1936年主持成立国际主义工人党。1939年国际主义工人党被第四国际下令解散后，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译者注

^[8] 热拉尔·罗森塔尔（Gérard Rosenthal，1903—1992），化名“弗朗西斯·热拉尔”（Francis Gérard），生于巴黎一个小康之家，二十年代参加超现实主义运动，并接受了皮埃尔·纳维尔的影响。1927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8年因支持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党，此后参加了法国左翼反对派的活动，1934年率领部分法国托派打入社会党，不久便被社会党开除。1936年参与成立国际主义共产党。1939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战期间参加抵抗运动，战后回到了社会党。——中译者注

^[9] 瓦尔·范·奥维斯特莱顿（War Van Overstraeten，1891年5月8日——1981年12月9日），比利时画家，十月革命后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参与成立比利时共产党（Kommunistische Partij van België），在二十年代的党内斗争中支持左翼反对派，1928年被开除出党，此后领导了比利时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后来又因为意见分歧而脱离左翼反对派，脱离政治活动，潜心绘画。——中译者注

^[10] “苏佐”（Souzo）是阿尔方索·雷奥内蒂的化名。阿尔方索·雷奥内蒂（Alfonso Leonetti，1895年9月13日——1984年12月26日），生于意大利安德里亚（Andria），1913年参加意大利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参与成立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意共中央委员。因反对“第三时期”政策，而在1930年被开除出党后，参加了国际左翼反对派。1930—1931年、1933—1936年担任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书记处书记。1936年脱离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二战期间积极参加法国抵抗运动。1962年重返意共。——中译者注

^[11] “马尔金”（Markin）是托洛茨基同志的大儿子列夫·谢多夫的化名。列夫·利沃维奇·谢多夫（Лев Львович Седов，1906年2月24日——1938年2月16日），生于圣彼得堡，母亲是托洛茨基同志的第二任妻子娜塔莉亚·伊万诺芙娜·谢多娃（Наталья Ивановна Седова，1882—1962）。1919年参加共青团。二十年代中期开始参加左翼反对派的活动，并因此在1928年被共青团开除。1929年流亡国外，积极协助托洛茨基同志的工作。1938年在巴黎被斯大林的特务杀害。——中译者注

^[12] 皮埃尔·弗朗克（Pierre Frank，1905年10月24日——1984年4月18日），生于巴黎，父母是来自立陶宛的移民。二十年代在莫利尼耶影响下，成为法国首批左翼反对派之一。1930年参加国际左翼反对派国际书记处的工作，1932—1933年担任托洛茨基同志的秘书。1936年与莫利尼耶一同创建国际主义共产党。二战期间前往英国开展工作。1944年返回法国，1948—1979年担任第四国际书记。——中译者注

^[13] 这句话中的“我们”指俄国左翼反对派，“他们”指法国左翼反对派领导层中的莫利尼耶—弗朗克集团，托洛茨基同志跟他们一直合作到1935年。——编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