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四章 书籍和早年的冲突 在我的学生时代及以后的青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书本和思想比大自然和人占据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尽管我是在乡下长大的，但是对大自然并不太敏感。后来，当我学会欣赏和领悟大自然时，我的少年甚至是青年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在我的脑海里犹如惊鸿一般闪过。我审视自己，博览群书，在书中寻找自我和自己的未来。 我是从1887年开始读书的，就是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来到亚诺夫卡那一年，他带来很多书，其中包括托尔斯泰的民间故事集。我刚开始读书时感受的是困难，而不是趣味。在每一本新书里我都会遇到不少的新难题，例如生词、令人费解的社会关系以及现实与幻想之间不可捉摸的界限等。没有人给我解疑释惑，我在思考未果的情况下不断地打开书去阅读，然后扔到一边，最后再重新捡起来阅读。在我的心中充溢的是知识所带来的难以言喻的快乐以及对未知的恐惧。我当时的阅读好比是乘着车在漆黑的夜里驶过草原：吱嘎吱嘎的车轮声和窃窃私语声交织在一起；偶尔会有路旁熊熊燃烧的篝火划破黑夜。这一切既似曾相识却又些许陌生。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在与谁同行，也不知道车上运的是什么东西，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向何处去，是在前进还是在后退。也不会有人像格里戈里叔叔那样告诉我，是粮商们在运送麦子。 在敖德萨可供选择的书籍范围要比在亚诺夫卡广泛多了，再加上有人热情指导，我便如醉如痴地疯狂读书。我匆匆地体味读来的新知识，然后又迫不及待地继续读下去。我每天晚上都想尽各种办法求得让我多读一刻钟，哪怕是五分钟也好，以便能够读完一章。 我对增长学问、获得新知的渴望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得到了满足，这些书籍总能吸引我透过这些文字去体会字里行间的含义。我以后的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不管是有趣的、激动人心的、快乐的还是悲伤的，都已在阅读中曾有所预示，它以暗示或承诺呈现、铅笔或水彩勾勒的形式展示给我。 在刚到敖德萨的几年中，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间莫过于晚上做完功课之后到睡觉之前的那半个小时。在那段时间里，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常朗读普希金的作品，尤其是朗读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但是到了上床睡觉时间，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就会催促我：“廖瓦，该去睡觉了。”我用恳求的眼神望着她。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就会说：“确实该睡觉了。”我会请求他：“再读五分钟吧。”他们答应我再读五分钟。到了五分钟，我吻他们并道晚安出去，心里想着要是能听一夜该有多好。可是，我一头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正在上八年级的索菲娅是我们的一个远亲。她来施宾策尔家住了几周，等她家患猩红热病的家人好了之后才回去。那个姑娘有才气、知识面广，但是缺乏独创性和自己的见解，因此她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很快就变得模糊了。但在那个时候，我对她非常钦佩，每天都能从她身上学到无数的新东西，这一点让我自愧不如。我帮她抄写考试提纲，千方百计地帮她做一些小事情。吃过午饭后，她趁着大人们午休的时间给我朗读。我们合写长篇讽刺诗《月球旅行记》，在写的时候她的速度总是比我快。只要我一想出一个简短的句子，年龄稍长的她便当即发挥，轻而易举地引申改写并加上韵脚，她好像是在用拖轮拖着我跑一样。六个星期以后索菲娅回家了，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在与施宾策尔家关系较好的人当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是最出色的。他是一位老记者和小说家，是南俄罗斯一位知名的研究莎士比亚文学的专家。他才华横溢，但是嗜酒如狂。因为酗酒的原因，他对所有人都有一种歉疚感，甚至对于孩子也是如此。他在孩提时代就认识法妮·所罗门诺夫娜了，亲切地称她为法妞什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从见到我的第一眼起就十分喜欢我。他问我在学校学什么功课后出题目考我，让我比较普希金的《诗人与书商》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这把我吓坏了。涅克拉索夫的那首诗我还没读过呢，更让我紧张的是要在瑟切夫斯基这样的作家面前班门弄斧。“作家”这一称号让我觉得高不可攀。“现在我读一下这两首诗吧，”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着开始朗读起来，念得非常好。“听清楚了吗？那现在你就写吧。”我坐在办公室里，身边放着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诗集以及纸和笔墨。我无奈地小声对法妮·所罗门诺夫娜说：“我真的写不出来，我能写什么呢？”她摸摸我的头回答说：“别着急，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怎么写吧。”她的手是那么轻柔，声音是那么亲切温和，我稍微地镇静了一点，我勉强控制住自己受了惊吓的自尊心，开始写了起来。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颤抖着把写满了字的纸交给了作家，在学校里我可从来没有这样惶恐过。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看了几行，眼睛里闪出惊喜的目光。他大声称赞我：“你们听听，他写得可真不错，简直是太好了。”接下来他开始读起来：“诗人生活在他热爱的大自然中，自然界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欢快还是忧伤，都在他的心头回响激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竖起大拇指，连声称好：“这一句写得太好了，‘自然界的每一种声音，无论是欢快还是忧伤，都在他的心头回响激荡’。”这几句话让我终生难忘。 吃午饭的时候，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啜饮着伏特加酒，显得很兴奋。他总是坐在桌子对面看着我，称赞道：“你怎么写的，真是太好了，我得好好亲亲你。”他拿餐巾纸用力地把嘴和胡须擦了擦，站起身，摇摇晃晃地想绕过桌子走到我身边。我就像大祸临头一般地呆坐着，这虽然是一件幸事，但终归还是一件悲惨的事情。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轻声提醒我：“廖瓦，你快过去。”吃完午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给我们背诵讽刺诗《波波夫的梦》。我紧张地盯着他那长着胡须的嘴，竟能背出那么可笑的诗句。在我的眼里，作家的光辉形象并没有因为醉醺醺而受到损害，儿童们的想像力真是太丰富了。 傍晚时分，我常常和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一起去散步。他兴致好的时候就会和我高谈阔论一番。有一次，他给我讲他最喜爱的歌剧《浮士德》。我如饥似渴地听着，暗自希望将来能亲自去看歌剧表演。突然，他的声调变了，我意识到故事到了一个微妙的紧急关头。我开始担心，害怕不能听到故事的进一步发展。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努力恢复了平静，继续给我讲：“格蕾辛结婚以前就生了一个孩子……”我们都为顺利通过紧要关头而松了一口气。故事就这样顺利讲完了。 有一次，我脖子上缠着绷带，在看狄更斯的《奥列佛·特维斯特》来解闷。书中有一句医生在产房里说女人手上没有戒指的话，这句话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于是，我问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这怎么了？有没有戒指有什么关系吗？”“这个……”他显得有些尴尬：“没结婚的人就不戴戒指。”我想起了格蕾辛，围绕一只不存在的戒指开始联想奥利维·特维斯特的命运。我对人际关系禁区的注意源于书本或粗鲁的谈话，如今则在文学中得到归纳、升华，达到一种高雅的境界。 那时候，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刚问世就引起强烈反响，关于这个剧本众说纷纭却又莫衷一是。波别多诺斯采夫上奏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禁演此剧，得到批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法妮·所罗门诺夫娜等我睡着后在隔壁朗读这个剧本，我迷迷糊糊地听到了。我问：“我可以看看吗？”他们坚决地回答我：“不可以，小宝贝，你还太小。”我只好不再坚持了。后来我发现这本小小的新书竟然放在我熟悉的一个书架上了。趁大人不在家，我分几次把这本书读完了。不过，剧本对我的影响远远没有像大人们担心的那么强烈。对于书中的扼杀婴儿以及骨头吱吱嘎嘎作响这种描写，我并不认为是可怕的现实，而认为不过是剧本或舞台上的虚构罢了，也就是说实际上我根本没有看懂。 放假的时候，我在家中挨到顶棚的橱柜上面，在哥哥从伊丽莎白格勒带回来的旧纸堆中找到了一小本旧书。我翻了翻，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的神秘色彩，它是一本有关性侵犯犯罪杀害少女案的审讯报告。我读着这本充斥着医学和法律方面的详细描绘的小书，心中很是不安，就像是深夜在林子中撞到被月光照得半明半暗、阴森恐怖的树上，却又找不到出路一般。不过，我这种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了。人类的心理自身有一套由缓冲器、制动器、安全阀和减震器的构成的庞大有效的系统，用以保护人们的心理免于受到过激或不适宜的震荡，而儿童的心理尤其如此。 我在上预科班的时候，第一次到剧院看戏。那真是一次难以用言语表述的奇妙经历。我在学校警卫格里戈里·霍洛德的陪同下观看乌克兰人的表演。坐在剧院里，我因受到巨大喜悦的“折磨”而脸色煞白——这是借用格里戈里向法妮·所罗门诺夫娜汇报时的说法。即使是在幕间休息时我也没敢离开，惟恐错过什么场面。演出的最后以独幕轻喜剧《带长号的房客》落下帷幕。这出戏使人们从紧张的剧情中解脱出来，赢得满堂哄笑。我笑得都坐不住了，但是眼睛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舞台。到家后我不断给他们讲《带长号的房客》那出戏，并不断地补充想到的细节，希望他们也像我一样大笑不止，但是我并没有达到目的，这让我很失望。 莫伊谢·菲利波维奇问我：“看来，你是一点都不喜欢《纳扎尔·斯托多拉》这出戏了？”我听出他的话里似乎带着一种责备的口气，我想起了纳扎尔的苦难，说：“不是，这出戏也挺好的。” 在上三年级之前，我到敖德萨郊区的一位当工程师的舅舅家的别墅里住过一段时间，还看了一场业余演出，其中的仆人是由我们学校的学生克鲁格利亚科夫扮演的。这个孩子有肺病，满脸斑点，身体不好，但是眼神里充满了智慧。我很喜欢他，请他和我一起演戏。我们选了普希金的《悭吝骑士》，我演儿子，克鲁格利亚科夫演爸爸。我完全听从他的指挥，整天背普希金的诗句。这简直太让人激动了！但是很快一切就结束了。克鲁格利亚科夫的父母因为他的身体不好反对他演戏。在新学期开始的几个星期他还来上学。我每天都到学校门口找他，以便和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起谈论文学。但很快，克鲁格利亚科夫就完全不见踪影了。我知道他病了。又过了几个月就传来了他死于肺病的消息。 在好几年的时间里我都被剧院的魅力所吸引，后来又喜欢上了令敖德萨人引以为豪的意大利歌剧。在上六年级的时候，我甚至去给别人上课，只是为了挣钱去剧院。有几个月的时间，我迷恋上了一个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米泽娉娜·乌盖格，我觉得她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仙女一样，只是暂时降临到了敖德萨的舞台上。 家里不允许我看报纸，但是这个规定并不是很严格，渐渐地经过不断争取我得到了看报纸的权利，主要是看专栏小品文。敖德萨的报纸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戏剧方面特别是歌剧，主要的舆论分歧多半是围绕人们对于戏剧偏好的不同而展开的。只是在这个领域，报纸才被允许畅所欲言。 那个时期，有一颗明星冉冉升起，那就是小品文作家多洛舍维奇。虽然他写的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有时干脆是一堆言之无物的空话，但是他在不长的一段时间内竟成了人们心灵世界的主宰。但他无疑是一个极富天才的人，能够以貌似大胆而实质上并不得罪人的笔调给备受市长泽列诺伊第二压迫的敖德萨注入一点新鲜空气。每天早上，我都会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中寻找多洛舍维奇的名字。当时，温和的老一辈自由派以及还没有演进为激进派的后辈们都对他的小品文着迷。 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一直喜爱文字工作，虽然这种喜爱时强时弱，但是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强烈。在我看来，作家、记者和演员组成一个有着无限魅力的世界，而这个世界是由最优秀的人群组成的。 在二年级的时候，我们打算办一本杂志。我就这个问题多次请教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他甚至还为我们的杂志起了名字：“水滴”，意即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学生为文学的海洋增添了一滴水。我围绕这层含义写了一首诗，作为杂志的主打文章。刊登的其他几首诗和几则故事，大部分也是我写的。一位爱好绘画的同学在封面画上复杂的装饰图画。有人建议把《水滴》拿给克雷扎诺夫斯基看，这个任务交给了住在克雷扎诺夫斯基家的学生Ю。他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麻利地把《水滴》放在讲台上，恭恭敬敬地向老师行了个礼，然后从容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们都屏住了呼吸。克雷扎诺夫斯基看了看封面，扮了个鬼脸，他的唇髭、眉毛和大胡子都跟着动了动，然后他开始默读。教室里没有一点动静，只能听到翻动《水滴》发出的沙沙声。后来，克雷扎诺夫斯基从讲台后面站起身来，大声朗读我写的诗《一滴纯洁的水》。他问：“好不好？”大家齐声回答说：“好厂克雷扎诺夫斯基说：“好是挺好，就是作者不太知道写诗的规矩。你知道怎么做到抑扬顿挫吗？”他这是在问我，因为他根据过于明显的笔名猜到了是谁写的。我承认说：“我不知道。”“那好，我今天就给你们讲讲。”接连几堂课，克雷扎诺夫斯基就撇开文法和句法，给我们这些二年级的学生讲解了奥妙无穷的诗歌格律。最后他说：“至于杂志嘛，你们最好别把它办成杂志，别弄成什么文字的大海洋，就把它当做是你们的练习本就可以了。”原来是因为学校里不允许办杂志。但是，问题却从另一个角度得到了解决，我被圣保罗实科中学开除，中断了我平静的学习生活。 从童年时代起，我的生活中就有不少的冲突，用法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与人间的不平作斗争。我与别人之间的密切或破裂的关系都源于此。这些事情如果都列举出来就太多了，但是在学校里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情。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我上二年级时和比尔南德之间发生的。虽然他是瑞士人，但是人们都叫他“法国人”。在学校里，德语与俄语的重要性不相上下，但是法语的情况就差多了。很多学生都是进学校以后才开始接触到法语的，尤其是德国移民的孩子学法语就更加困难。比尔南德对来自德国的学生非常严酷，瓦科尔就常常是这种严酷的牺牲品，只是他的法语确实很差。但那一次，即使不是所有的人，至少是很多人都看得出来，比尔南德是故意只给了瓦科尔1分。那一天比尔南德暴跳如雷，他服了两倍剂量的治胃病的药。 “我们给他来一场‘大合唱’，”同学们窃窃私语，互相使着眼色，用胳膊肘捅着对方。我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可不小，甚至可以说起到了主要作用。这种“大合唱”以前偶尔也有过，尤其是对付那个图画老师，他既凶狠又愚蠢让我们讨厌。我们所谓的“大合唱”就是当老师走出教室时我们就一起低吼，把老师轰出去，但我们在吼的时候嘴唇不动，这样就看不出是哪些人干的。我们已经对比尔南德吼过一两次了，但是因为我们都很怕他，所以吼的声音比较低。但是，这回我们决定来一次狠的。当“法国人”刚夹起班级日志时，最边上的一排就吼了起来，整齐的吼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教室，包括靠近门边的座位，我也毫不惜力。一只脚已经踏出门口的比尔南德很快地转过身，跑到教室中间，脸色可怕极了，站在他的这些敌人面前，怒目而视，一言不发。我们坐在课桌后面，尽量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特别是前几排的)，而后面几排的则假装收拾书包，就好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比尔南德在那里站了30秒钟，疯狂地朝门口转过身去，他的燕尾服的后摆像帆一样飘起来。这次，全班的学生一齐大吼着把他哄出了教室。我们的吼声在走廊一直追了他很远。 第二堂课上课之前，比尔南德、什瓦涅巴赫和班主任迈尔来了。迈尔眼睛凸出，额头坚硬，一副蠢笨的样子，我们都偷偷地叫他“公羊”。什瓦涅巴赫先来了一段开场白，在谈话中小心地避开俄语中词尾和名词变化的暗礁。比尔南德杀气腾腾。迈尔用凸出的眼珠瞪着全班学生，点了那些最调皮的孩子的名字，说：“这事肯定少不了你。”有一些孩子极力辩解，另外一些则默不做声。就这样，全班有10到15个孩子被留在学校里不许回家吃午饭，有人被关了一个小时，有人被关了两个小时。其余的孩子都被放了，其中也包括我，尽管我觉得比尔南德在点名时总是用探询的眼光看我。我并没有企图摆脱自己，但是也没有主动站出来。我离开教室的时候甚至有些遗憾，因为和那些孩子一起留下来好像要更快乐些。 第二天早上去学校的时候，我几乎把前一天的事情都给忘了。在学校门口碰到了一个受惩罚的同学，他告诉我：“嘿，你麻烦了。昨天达尼洛夫在迈尔那里把你给揭发出来了。迈尔找来了比尔南德，后来校长也来了，追问是不是你带头干的。” 我的心猛地一沉。正在这时学监彼得·帕夫洛维奇叫我：“到校长那里去。”从学监专门站在学校门口等我以及他说话时的语调都说明，我要大祸临头了。我向门卫问了路，穿过那条对我来说比较陌生的通往校长办公室的走廊，在门口停了下来。校长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然后摇摇头。我站在那里，不知是死是活，这时候校长又从办公室出来，说：“好，好。”我知道这可一点都不好。过了几分钟，老师们开始从隔壁的教师办公室出来，大多数是赶着去班上课，走得匆匆忙忙的，并没有注意到我。克雷扎诺夫斯基一面回应我的行礼，一面做了个狡黠的鬼脸，好像是在说：“你犯错了，我很同情你，不过我可帮不了你。”比尔南德看见我必恭必敬地对他行礼后就转过身来到我跟前，他那恶煞神一般的胡子都垂到我的头上了。他摊开双手说：“二年级最优秀的学生原来是个道德败坏的家伙。”然后他站了一会儿，把他呼出的污浊的气体喷到我身上，又重复了一句：“道德败坏的家伙。”说着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公羊”来了。他带着明显的得意神色说：“原来你是这种人，我们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就这样，对我的长时间的盘问开始了。我们班那天没有上课，也不让我进去，那里正在进行审讯，由校长、比尔南德、迈尔和学监卡明斯基组成了关于道德败坏分子案件的最高调查委员会。 原来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被罚不许回家的学生对迈尔说：“那些叫的人被放走了，而我们却要被留下来，这不公平。这事是布挑起的，他也吼了，却让他回家了。这事卡尔松全知道。”迈尔说：“怎么可能呢？布可是一个好孩子。”但是，就是那个认为在敖德萨就属比涅曼最聪明的卡尔松却出来证实了，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人也跟着出来作证。于是迈尔把比尔南德叫了去。由于受到上面的鼓励和怂恿，再加上榜样力量的鼓舞，我们班有十一二个孩子揭发了我。 于是，他们就开始记起了所有的事情：去年，布在一次散步时议论校长了；布在课堂上曾偷偷地说过话；布还参加了对兹米格洛德斯基的“大合唱”。罪魁祸首瓦科尔讨好地说：“大家都知道，因为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尔南德给了我1分，我哭了，可布走到我跟前，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瓦科尔，别哭了，我们写信给督学，让他把比尔南德给赶走’。”“给谁写信？”“给督学！”“真是荒唐！你说什么？”“我当然什么也没说了。”达尼洛夫接着说：“对，没错，布提出给督学写信，因为害怕被学校开除了，他让我们不要签名，每个人在信上只签一个字母。”比尔南德幸灾乐祸地说：“喔，还有这回事，每个人只签一个字母？”我们班的一个不落地都受到了盘问。有的学生拒不承认，不管是真的假的一概否认了，科斯佳便是其中之一。他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班上最好的学生就这样被出卖，伤心地哭了。告密者诋毁那些拒不承认的，说他们都是我的朋友。班上人心惶惶，大多数孩子都变得沉默寡言了，达尼洛夫空前绝后地出尽了风头，而我却像犯了重罪的国家要犯一样站在校长办公室外走廊上一个擦得锃亮的黄色柜子旁。主要的证人们被一个一个地叫到我的面前，和我对质。最后，我才被打发回家。 “走吧，告诉你父母到学校来一趟。” “我的父母住在乡下，离得很远。” “那就让你的监护人来。” 就在昨天，我还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优等生，第二名都被我落得很远，就连迈尔也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但是今天，我却一落千丈，就是达尼洛夫这样的臭名昭著的坏学生也当着全班同学和学校当局的面对我横加指责。这是怎么了？是因为我过于坚决地为那个和我关系并不怎么好、最后他还出卖我的同学打抱不平吗？还是因为我不该太过相信全班同学的团结了呢？但是，当我向波科洛夫斯基巷走的时候，我可没有心思去想这些问题。我垂头丧气，绝望至极，流着眼泪把全部的事情告诉了我的监护人。他们虽然也很震惊，但还是极力地安慰我。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去拜访了校长、学监克雷扎诺夫斯基和尤尔琴科，百般解释，并以自身的教学经验为依据来说服他们。这些事情是瞒着我做的。我坐在自己房间的角落里，都没有打开放在桌子上的书包，心里难过极了。这样过了几天。这件事将怎么了结呢？校长说将召开教务会议全面讨论这件事。这说事态很严重。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去打听讨论的结果。我等他回来，那时的心情比后来在沙皇的法庭上等待判决更不安得多。下面的门响了一声，然后我就听见铁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餐厅的门开了，法妮·所罗门诺夫娜赶紧从餐厅后面的房间里迎了出来。我掀开帘子的一角。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有气无力地说：“开除了。”“开除了？”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叹了一口气反问道。“是开除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用更低的声音重复了一句。我一声不吭地看着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又躲到帘子后面。夏天放暑假的时候，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到亚诺夫卡做客时说起了这件事，她说：“他一听到这句话，马上脸色都青了，他可真把我吓坏了。”我没有哭，却很烦。 在教务会议上围绕三种开除方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方式是开除，无权再报考任何中学；另一种是开除，只是不能再报考圣保罗实科中学；最后一种是开除但是可以再回来。最终他们采取了最后一种最轻的处理方式。我不知道父母听到这个消息会怎样。我的监护人为了让我的父母有心理准备而费尽了心思。法妮·所罗门诺夫娜给我的姐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告诉她怎么把这件事情说给父母听。我在敖德萨一直呆到学年结束，仍然像往常一样回家过暑假。在漫漫的长夜里，等父母睡着以后，我绘声绘色地向哥哥、姐姐讲述了这件事情。虽然哥哥和姐姐刚出校门不久，但他们都像大人似地看着我直摇头，还不时地大笑起来。姐姐笑过之后，趴到桌子上哭了很久。我们商量好，我外出做客一两个星期，由姐姐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她很害怕这样做。由于哥哥学习不好，父亲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开始几年我还让他满怀希望，可现在他们的希望就要破灭了…… 一个星期后，当我和右手弹钢琴可以达到在音乐会上演奏水平的莫伊谢·哈里顿诺维奇的孙子、我的好友格里沙回到家里时，我马上就明白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了。母亲热情地欢迎格里沙，却不答理我。但是父亲却相反，还是像平时一样。只是几天后，父亲从田里回家后坐在凉快的过道乘凉时，突然当着母亲的面问我：“你是对着校长吹口哨的吗？就这样，把两个手指放在嘴里吹？”他边笑边做出吹口哨的样子。母亲吃了一惊，她哭笑不得地看着父亲和我：怎么能把一件可怕的事情说得这么轻松？父亲接着说：“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吹口哨的。”他笑得更厉害了。尽管他也很难过，但是看得出，他在想：他的儿子尽管是班里第一的学生，竟敢对着当官的吹口哨，他为此而感到自豪。不管我怎么向他解释说我没有吹口哨，只是并没有恶意地低吼了几声，都是白费口舌。父亲固执地认为我是吹口哨了，直到最后把母亲惹哭了才罢休。 整个夏天我几乎没有准备考试。这件事曾一度让我对学习失去了兴趣。我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夏天，动不动就和人吵架，一直到考试前两周才回到敖德萨，但是在那里也提不起精神学习。我在法语方面准备得最认真，但是考试时比尔南德只是草草地提了几个问题，而其他老师问的就更少了。我被录取到了三年级，班里的同学要么出卖过我，要么保护过我，要么保持中立，很长时间我们之间就是这样相处的。我和许多同学不说话，也不打招呼，但是与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我的人关系就更密切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围绕这件事人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一边是嫉妒和告密的人，另一边是坦荡和勇敢的人，中间是一群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保持中立的人。在随后的几年中我身边的这三个群体也没有完全消失。在后来的岁月里，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我不止一次地遇到这三种人。 外面的积雪还没有完全消融，但天气已经开始转暖，屋顶和树梢已有了春的气息，麻雀也带来了春天的问候。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放学回家，不成样子地拿着书包，因为书包带子上的卡扣掉了。他觉得身上的长大衣有些累赘，大衣很沉，压在身上闷得他直冒汗，他感到精疲力竭。小男孩重新审视周围的一切，首先是看了看他自己。春天的阳光使他想到这世上肯定有比学校、学监、不成样子的背在肩上的书包以及学业、象棋、午饭甚至是阅读和戏剧，一句话，比所有的日常生活都更有力量的东西。这种东西从未出现过而现在却凌驾于一切之上，让孩子热切盼望又备受甜蜜的折磨。 他脑袋昏昏沉沉的，感觉就像生病了一样，他把书包扔到桌上往床上一扑，禁不住抱住枕头大哭。为了给流泪找个理由，他拼命地回忆书本和生活中的痛苦情景，但这却让他更加伤心。他哭啊，哭啊，用泪水洗刷着春天的忧愁。那一年他已经13岁了。 他从小患有一种被医生称为慢性消化道黏膜炎的疾病，这种病折磨了他一辈子。他不得不长期服药并控制饮食，精神上的压力总是首先反映在肠胃上面。上四年级时他的病情恶化了，严重妨碍学习。长期的治疗无效后，医生们决定，病人应该去乡下疗养。 当时，医生的诊断不但没有让我沮丧，反而让我高兴，但是还应该征得父母的同意。我需要请一位家庭教师在乡下给我上课，以免耽误一学年的学业，这要额外增加费用，而亚诺夫卡的人并不喜欢多花钱。经过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努力，一切都安排妥当了。他请了一位大学肄业生Г当我的老师。这个人身材矮小、头发浓密、两鬓斑白、满腹虚荣、性情古怪、软弱、健谈，只是没能完成大学的学业，是一个不走运的失败者。他写过一些诗，甚至其中的两首还被登在了敖德萨的报纸上。他就总是随身带着那两张报纸，随时准备拿给人家看。我们的关系忽冷忽热，但总的来看是越来越糟。开始，他和我的关系很亲密，还说想要成为我的朋友。出于这种目的，他让我看某个叫克拉芙迪亚的女人的照片，给我讲他们的复杂关系。后来，他突然拉开了与我的距离，要求我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他。我们俩的复杂的交往以激烈的争吵和关系彻底破裂而告终。但是这件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不能不留下痕迹，不管怎么说，那个一把年纪的人相信我，并把他与那个从照片上看十分动人的女人之间的秘密告诉了我。我感到自己变得更成熟了。 到高年级的时候，克雷扎诺夫斯基不再教我们文学课，而改由加莫夫教我们。加莫夫是一位黄头发、虚胖而高度近视的年轻人。他对自己的课缺乏起码的激情和热爱。我们毫无兴致地跟着他一课一课地学。他批改作业时总喜欢拖拖拉拉。按规定，我们五年级要在课余时间完成四篇作文。我对作文更感兴趣了，不仅读完了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自己还读了许多其他的书，摘抄里面的情节和段落，仿造我喜欢的句子。总之，我十分热衷于做这些事情，有时还搞一些算不上大错的抄袭。还有几个同学也不认为写作文是一项令人讨厌的负担。我们五年级的学生焦急地等着公布作文的分数：有些人紧张不安，有些急不可耐，但是我们总也等不来成绩。五年级的第二个季度还是这样。第三个季度刚开始，我把写了整整一本的一篇作文交上去了。一周、两周、三周……没有任何有关作文的消息。我们婉言提醒加莫夫，但他总是推三阻四。上第二节课时，对作文同样感兴趣的亚布洛诺夫斯基直截了当地问他，为什么我们的作文总是没有动静，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加莫夫粗暴地让他住口，但是亚布洛诺夫斯基并不死心。他皱着即使不皱也会连在一起的眉头，下意识地掀动着书桌的盖板，提高嗓门反复地说不能这么干工作。加莫夫回答道：“你住口，坐下广但是亚布洛诺夫斯基并不听他的。加莫夫对着他吼道：“你给我出去！” 我和亚布洛诺夫斯基的关系并不好，而且二年级时发生的事情也让我不敢贸然行事，但是现在我实在是忍不住了，说：“安东·米哈伊洛维奇，亚布洛诺夫斯基做得对，我们支持他。”其他同学也随声附和：“做得对。” 加莫夫有点慌，到后来就有点恼火了：“你们要干什么？我自己知道什么时候该干什么……用不着你们指手画脚，你们这是在违反纪律……”他气得喊着，声调都变了，因为我们戳到了他的痛处。 第三个同学站起来说：“我们只是想看看我们的作文罢了。” 加莫夫气得发疯：“亚布洛诺夫斯基，你给我出去！”亚布洛诺夫斯基一动也不动。 全班学生小声嘟囔着：“出去就出去，怕什么！”于是他就晃着膀子，翻着眼睛，昂头阔步地走出了教室，使劲把门狠狠地一关。 下一堂课开始的时候，穿着胶底鞋的卡明斯基悄无声息地走进教室，看起来情况不妙。教室里静悄悄的。校长像喝醉酒一样用沙哑的嗓子训斥我们了几句，威胁说要开除闹事的学生，并宣布：对亚布洛诺夫斯基关一天禁闭，操行只给3分；我关一天禁闭；第三个同学关半天禁闭。这是我在学生时代遭受的第二次挫折。这件事情并没有引起太严重的后果。加莫夫最终也没把作文发给我们，对此我们也早就不抱任何希望了。 就是在那一年，沙皇死了。那是一件大事情，甚至让人觉得难以置信，就像国外发生了地震一样离我们的生活十分遥远。我和我周围的人对沙皇的病痛漠不关心，对他本人也没什么好感，也没有因为他的死感到痛苦。当我第二天去上学的时候，学校笼罩在一片莫名其妙的惶恐气氛中。孩子们互相转告“沙皇死了”，却又不知道还要说点什么，或者说，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感受，抑或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感受。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天不上课，心中暗暗高兴，尤其是那些没有完成作业或者害怕被叫到黑板前面去的学生。门卫通知所有到校的人都到大礼堂去集合，准备在那里举行追悼会。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师说了几句套话，无非是父亲去世儿女如何悲痛、全体国民之父去世应该如何悲痛之类的话。可是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悲痛。追悼仪式既长又无聊。所有的人必须在左臂上套上一个黑纱，帽徽也要用黑纱遮起来。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一切照旧。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谈论有关升学和今后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其中谈论最多的是选拔考试。我们谈论彼得堡的教授在考试时如何刁难考生、如何出一些刁钻的试题以及彼得堡的考试专家如何辅导学生来应付考试之类的问题。一些年长的学生每年都去彼得堡考试，他们没考上就接着再考，还是考不上。想着将来要经受的这种考验，我们早两年就开始担心了。 整个六年级过得平安无事。大家都想早一天摆脱难熬的中学生活。毕业考试显得很隆重：在考试大厅有教育局特派员和大学教授到场。每次校长接过督学递过来的装有试题的纸袋，都十分郑重地打开。宣读了题目以后，大家都害怕地唉声叹气，就像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样。开始时我们都紧张，觉得题目根本就做不出来，后来就发现题目也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个小时快要结束的时候，老师就帮我们麻痹教育局派来的人。我做完了自己的试卷后并没有立即交卷，而是在克雷扎诺夫斯基的默许下留在考场里，频频地给那些考得不好的同学写纸条。 七年级是被视为附加的。圣保罗实科中学没有七年级，所以必须要转到其他中学去上。在两个年级的间歇这段时间我们成了自由公民。每个人都为那段时间准备了一套便服。在领到毕业证书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大帮人坐在消夏的花园里，在那里的露天舞台上歌女唱着放荡的歌曲，因此中小学生是严禁人内的。我们所有的人都打着领带，嘴里叼着烟，桌子上还摆着两瓶啤酒，在心里也为自己的大胆感到不安。当班主任威廉出现在我们桌子前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打开第一个瓶盖。因为他说话的声音像羊叫，我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山羊”。我们下意识地站起来，心里突突直跳，但是并没有发生任何麻烦事情。威廉以略带惋惜的口气问我们：“你们到这里来了？”他还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当中年龄最大、小指头上戴着戒指的学生K甚至还邀请班主任和我们一起喝啤酒。这有点过分了，威廉严肃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匆忙向我们告辞，去找那些违禁跨进公园门口的学生了。我们更加自信地喝起了啤酒。 从预科班开始，我一直在实科中学呆了七年，期间有喜有悲，但是悲多于喜。总的来说，实科中学留给我的印象即使不是黑色的，也是灰色的。学校里或喜或悲的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没有人性、官僚气息十足的形式主义制度下。当我回忆起这段生活的时候，很难能怀着真正的热爱之情说出哪怕是一位老师的名字。不过，我们的学校也说不上是坏，不管怎么说，它教给我一些东西，给了我基础的知识，使我养成系统工作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所有这些在日后都是必需的。只是学校违背了它的直接使命，因为它在我心中播下了仇恨现存一切的种子。不管怎么说，这些种子并不是落在了石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