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崔继新译本） 第三章 家庭与学校 1888年我的生活中开始发生一些重大变化，我被送到敖德萨上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这一年夏天，母亲的侄子住在亚诺夫卡。他叫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28岁，是一个聪明睿智、品行端正的人。当时由于政治问题，中学毕业后他没有能进人大学学习。他既做一些新闻工作，也做些统计工作。他得了肺结核，因此到乡下来疗养。他才华出众，品行端正，他的母亲和几个姐妹都以他为荣，亲切地叫他莫尼亚。因此，我家的人对他也十分尊重，得知他要来我们这里的消息，大家都很高兴，当然我的心情和大家也是一样的。莫尼亚进屋的时候，我正站在儿童房的门槛后面的角落里，不敢再往前走，因为我的鞋子上面破了两个洞。这倒不是因为家里穷穿不起新鞋，当时我家的家境已经比较富裕了，而是因为乡下人本来就不怎么讲究穿戴，再加上我家节俭的生活习惯。“你好，小家伙，”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我打着招呼，“来，到这边来”。“您好”，我怯生生地回答着，并未挪动脚步。家里人略带责备地向客人解释着，他笑着把我抱过门槛，我不再发窘。 吃午饭的时候，莫尼亚成了大家注意的中心，母亲把最好的菜给他，问他是不是吃的惯，都喜欢吃些什么。晚上当牛群被赶进圈里以后，莫尼亚对我说：“走，我们去挤些鲜牛奶来喝吧，你拿上几只杯子，注意要拿杯子的外面，别碰到里面了。”我从莫尼亚那里学到了许多从前不知道的东西：例如应该怎么拿杯子，怎样盥洗，怎么正确发音，为什么刚挤下的牛奶有益于健康。他经常散步，有时会写作，与我们一起玩九柱球游戏，他还辅导我学习算术和俄文，为我进入一年级学习做准备。我开始对他有点崇拜，但也有一点害怕，因为在他的身上我感受到了更为严格的规矩，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城市文明。 莫尼亚与他的这些乡下的亲戚们相处很融洽，经常说些笑话，还轻声唱歌，但是他的脸上也偶尔会带些忧郁神情。午饭之后，他会独自默默地坐着，陷人沉思。这时大人们就会担心地看着他，关切地问他是不是胸口又疼了。他总是简单地敷衍几句。直到他快要离开亚诺夫卡的时候，我才隐约感觉到让他郁闷的原因：是因为他看不惯乡村里的一些野蛮和不公平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姑姑和姑父对待佣工们太苛刻(他们无论如何都算不上苛刻)，他们对佣工们的态度并不比其他农庄差，当然也并不比别处好多少，这就意味着这里同样存在着压迫和剥削。有一次监工因为马倌没有在天黑以前按时把马赶回马厩，就用一条长长的鞭子狠狠抽打他。莫尼亚看见了，气得脸色发白，咬着牙说：“这简直太可恶了。”我也感到那是可憎的事情。我不知道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会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无论如何都是他帮了我，仅凭这一点我终生都要感激他。 那时候，施宾策尔就快要与省立敖德萨犹太人学校的女校长结婚了。亚诺夫卡没有一个人认识她，但大家都猜想她一定是一位出众的女子，一是因为她是一个学校的校长，再则是因为她是莫尼亚未来的妻子。 家里决定来年春天送我到敖德萨去念中学，在那里我就住在施宾策尔家里。本地的裁缝给我做了几件新衣服，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盛满黄油和果酱的瓶瓶罐罐以及一些准备送给城里亲戚们的东西。告别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伤心地哭了，母亲和姐姐妹妹也哭得很厉害，在这一刻我才第一次感觉到亚诺夫卡和这里的人对我来说是那样的亲切。我坐着马车穿过草原到车站去，一路哭着，直到马车拐上了大路。我从新布格车站搭乘火车就到了尼古拉耶夫城，在那里改乘汽轮。汽笛一响，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它好像是在宣告我的新生活的开始。我乘坐的汽船现在只是行驶在布格河上，大海就在前面，前方还有很多新东西在等着我。上了码头，我们坐马车到了波科洛夫斯基巷的一栋巨大的老房子前，这里就是那所犹太人女子学校。人们从头到脚地仔细打量我，校长和她母亲吻了我的前额和脸颊。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并问起亚诺夫卡的情况，问他熟悉的那些人，甚至还问起他熟悉的那些牛。但是在这些讲究礼仪的人面前，我实在是不愿意提起那些牛。他们的住宅并不是很大，就在餐厅里用帘子隔出一块地方给我住。我最初四年的学校生活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立刻感受到了那吸引人而又备受拘束的规矩，这些都是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在乡下住时给我讲过的。规矩并不是很严，但是必须遵守，所以开始我觉得很拘束。九点钟我就必须上床睡觉，但是随着我升人更高年级，就寝的时间也就越来越晚。他们时常提醒我早上要道早安，手和指甲要时刻保持整洁，不能用刀子叉东西吃，任何时候都不能迟到，别人为你服务时要对他们说谢谢，不能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还知道了，在亚诺夫卡经常说的好多话其实是乌克兰方言，根本就不是地道的俄语。每一天都会有更多的新鲜事物展现我的面前，这些远比我生活了十年的亚诺夫卡文明得多。在古典文学和戏剧的魅力熏陶下，就连作坊也显得黯然失色了。我身上也渐渐开始带有城市的气息了，但是乡村就像失去的乐园一样，偶尔也会在我的头脑中清晰地显现。这时，我就会变得郁闷起来，焦虑不安，在窗玻璃上写下我对母亲的思念，或者趴在枕头上痛哭一场。 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家境一般，但收入还足以维持生计。作为一家之主，他没有固定的工作。他翻译了几部希腊悲剧并加以注解，还写儿童故事，为编历史年表还研究了施洛塞尔等历史学家的著作。此外，他还帮助妻子管理学校事务。后来他办了一家小出版社，最初几年业务开展得并不顺利，但是后来发展得很快，十一二年以后，他成了南俄最著名的出版商，拥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印刷厂，还有一处豪宅。我在这个家里生活的六年正是他的出版业务起步阶段，我学会了排字、校对、排版、印刷、折页和装订等。我最喜欢校对工作。我对印好的新书的喜爱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像所有的资产阶级家庭尤其是小资产阶级家庭中的情况一样，在我的生活中仆人的影响虽然不是很大但也不小。第一个女佣达莎和我关系很好，常常告诉我她的秘密。有时吃过午饭人们休息的时候，我会溜到厨房里，在那里达莎向我讲述她的生活和初恋。后来的女佣是一个从日托米尔来的离婚的犹太女人。“那个家伙可真是一个混蛋，”她常常这样向我抱怨她的前夫。她每天都会花上半个小时，在我的书桌旁试图搞明白那些神奇的字母和由它们组成的单词。那时候家里新添了一个婴儿，于是就雇了一个奶妈来照看。我应她的要求经常帮她给远在美国的丈夫写信，她向他抱怨生活的苦楚，在信的末尾加上—句：“在我生命的昏暗天空中，惟有咱们的孩子是闪闪发光的明星。”奶妈非常满意。我得意洋洋地把信读了一遍，虽然信中她要求丈夫寄钱回来的那个关键部分让我有点尴尬。 然后她又请求说：“再给我写一封吧。” 我一边摩拳擦掌一边跃跃欲试地问：“给谁写？” 奶妈迟疑了一下回答：“我表哥。”这封信也讲了她现在的痛苦生活，但是没有提那颗闪闪发光的明星，只是在结尾处说，如果他同意的话，就到他那里去。奶妈拿着信刚走，那个女佣，就是我的学生，就进来了，显然她在偷听了。 女佣愤愤不平地说：“那肯定不是她表哥。” 我问：“那会是谁呀？” 她回答说：“反正就是那种……” 我实在是弄不明白这复杂的人际关系。 吃午饭时，法妮·所罗门诺夫娜很奇怪地笑着对我说：“大作家，来点汤吗？” “什么？”我太惊讶了。 “啊，也没什么。你不是替奶妈写信了吗？那你肯定就是作家了。就凭你在信里写的那一句：‘昏暗天空中闪闪发光的明星’，你就是当之无愧的作家了。”她忍不住大笑起来。 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安慰我说：“的确写得很好，只是以后你别再替她写了，还是让法妮替她写好了。” 虽然复杂的生活真实情况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学校都不被承认，但是它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反而是无处不在，以至于就连我这个十岁的孩子都能察觉到。人们阻止它进入学校和家庭的正门，它却在厨房的后门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通路。 1887年颁行的法令规定：学校只能招收百分之十的犹太学生，犹太孩子要想进古典中学就得找门路，还得行贿，否则就没什么希望。实科中学和古典中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学校不开设希腊文、拉丁文等古语言课程，而更多地开设数学、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课程。关于入学名额比例的规定在实科学校也是要实行的。但报考实科学校的学生较少，因此入学的机会就更多一点。人们曾长时间地在报刊杂志上激烈争论关于古典教育和实科教育孰优孰劣的问题。保守派坚持认为，古典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纪律性，确切地说，就是让孩子们从小接受古典语言的熏陶，长大后顺从沙皇的统治。自由派虽然因受到文艺复兴的熏陶而不反对古典教育，但是仍提倡实科教育。到我上中学时这种争论已经消沉下去了，因为沙皇政府颁布特别法令，禁止讨论这个问题。 那年秋天，我便报考了圣保罗实科中学一年级。我的入学成绩一般，俄文3分，算术4分，这样的成绩是不行的。因为有百分之十的限额，因此筛选更为严格，再加上各种私弊盛行，使得录取更为复杂。这所学校有一个附属的私立预科班，我就被安排到这个班里。犹太孩子从这个班考入一年级虽然也要遵守入学名额比例的规定，但是可以优先。 圣保罗实科中学最初是一所德国人的学校，是由路德派新教区专门为敖德萨和南方地区德国移民的孩子开办的。虽然圣保罗中学也享有政府给予的权利，但由于它只有六个年级，因此如果想继续报考大学就必须到其他实科中学上七年级。很显然，这样的规定是为了消除德国学生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确也在逐渐消退。这里的德国学生还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德国人不断受到排挤。 度过入学头几天的郁闷日子后我的快乐生活就开始了。上学时，我身穿崭新的制服，头戴镶金边的帽子，帽子上还有一枚耀眼的金属徽章，徽章上面有两个三叶草图案，中间夹着用花体字拼写的校名。我背着一个新皮书包，里面装着几本包了漂亮封皮的新书，还有一个装满削好了的铅笔、钢笔和橡皮的漂亮铅笔盒。我就这样兴致勃勃地走在长长的乌斯宾斯基大街上，暗自为学校离家这么远而高兴。我觉得路上所有的人仿佛都在惊奇甚至是嫉妒地看着我，我也蛮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忽然，一个瘦高的十二三岁的男孩，看样子是个作坊里的学徒，手里还拿着铁皮做的东西，在我前面两三步远的地方停住，把头向后仰着，朝我的簇新的衣服上狠狠地吐了一口痰。他轻蔑地瞟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干呢？到现在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这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赤脚穿着一双破鞋，被主人使唤着去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而主人们的孩子却穿戴整齐得意洋洋地去上学。他是将自己对社会的所有不满都发泄到了我的身上。当时我却不能理解这些，我用树叶把制服擦了老半天，心里十分生气，垂头丧气地走到学校。 在学校里等着我的是另一次打击。“彼得·帕夫洛维奇，又有一个预科班的倒霉蛋穿制服来上学了。”孩子们喊着。这是什么意思？原来预科班是私人办的，不允许学生穿制服。长着黑胡子的学监彼得·帕夫洛维奇告诉我必须摘掉帽徽、镶边和号牌，带鹰章的纽扣也要换成普通纽扣。又一次不幸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一天学校不上课。德国学生和其他学生一起在圣保罗教堂集合，学校就是以这个教堂的名字命名的。我立刻就受到一个身体强壮的男孩的“关照”。他是一个留级生，很熟悉学校的规矩。他叫我在教堂里的长凳上挨着他坐下。我第一次听到了管风琴演奏，那种声音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接下来，一位穿着白色翻领西装的高大男人走出来讲话。我激动地问：“这讲话的人是谁？”卡尔松告诉我：“他是比涅曼牧师，是敖德萨最聪明的人。”“他在说什么呢？”“还不是那老一套，”卡尔松无精打采地说，“像什么做个好学生、团结友爱之类的。”原来这个比涅曼牧师的崇拜者是一个极懒惰的孩子而且爱打架，课间休息时动不动就打人。 第二天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安慰。我算术学得好，黑板上的字抄写得也不错。鲁坚科老师当着全班学生表扬了我，还给了我两个5分，这使我忘记了制服上的普通纽扣。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什瓦涅巴赫校长亲自给我们上低年级的德语课。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官僚，之所以能爬到现在的位置，完全是仗着他是比涅曼的女婿。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上课前总要检查学生的手，他发现我的手很干净。后来他看见我抄写黑板上的字也很工整，就表扬我，还给了我5分。这样，第一天放学回家时我就得了三个5分。我如获至宝一般地装着它们，一路飞奔着回到波科洛夫斯基巷，为的是早一点听到家里人的赞扬。 就这样我成了一名中学生。每天很早起床，匆匆喝完早茶，用纸包上早餐，塞到大衣口袋里就往学校跑，赶去上层祷。我没有迟到过，总是安静地坐在课桌旁边专心听讲，认真抄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在家里我认真写作业，按时睡觉，保证第二天能够起床喝早茶并赶上层祷。我按部就班地从一个年级升到另一个年级，在街上遇见老师时恭恭敬敬地向他们行礼。 世上总会有许多奇怪的人，老师中就更多了。圣保罗实科中学的老师水平比较高，得到人们的认可和称赞。学校的纪律很严，管理认真，在尼古拉·安东诺维奇·卡明斯基从什瓦涅巴赫手里接掌学校之后更显著。他是学物理的，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他与人交谈时从不正视对方，穿着胶底鞋在教室和走廊里悄无声息地巡视着。他的嗓音低沉，不用提高嗓门就能让人感到威严。从表面上看来，卡明斯基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但实际上他是一个很容易被激怒的人。他对优等生也保持不H0不离的态度，对我也一样。 精通物理学的卡明斯基曾经发明了一套仪器，用来进行波义尔一马略特气体弹性定律实验。每次做实验时总有两三个学生故意低声交谈：“这仪器太好了！”有学生站起来故作不解地问：“这是谁发明的？”卡明斯基用低沉沙哑的声音淡淡地说：“是我做的。”学生们心领神会地互相望着，那些差等生会夸张地大声称赞。 在卡明斯基取代什瓦涅巴赫推行俄罗斯化期间，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克雷扎诺夫斯基担任学监。他是一个诡计多端、长着棕红色大胡子的家伙，毕业于教会学校。他有一些自由主义的思想，喜欢礼物，善于用和善的面孔掩藏自己的计谋。他刚被任命为学监就变得更加严厉和保守了。克雷扎诺夫斯基教所有年级的俄文。由于我文法好又偏爱语言，颇得他的器重。他总是在班上朗读我写的作文，并且给我5+的分数，这都成了老规矩了。 数学老师尤尔琴科个子不高，冷淡但很聪明，外号叫“宾杜什尼克”(在敖德萨土语里意为“赶大车的车夫”)。尤尔琴科对所有学生，无论是高年级的还是低年级的，都称为“你”，说话不是很讲究。他的平等待人和威严让大家对他都很敬畏，但是我们知道他收受贿赂时敬畏之心就消失了。当然，其他老师也以各种方式收受贿赂。成绩差的外地学生就到他最需要的老师家中借住。如果是本地的学生，就高价请他需要的老师补课。 另一位数学老师兹洛特强斯基与尤尔琴科恰恰相反。他很瘦，蜡黄的脸上长满粗硬的胡须，眼球浑浊，动作迟缓，就像没睡醒一样。他常常在教师里大声咳嗽、吐痰。我们都知道他有一段不幸的罗曼史，他还酗酒无度。兹洛特强斯基是一个不错的数学老师，但是他并不把心思放在学生、工作和他自己的数学上。几年后，他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 我与这两位数学老师的关系都不错。因为我的数学成绩好，在实科中学读高年级时甚至打算以后从事数学研究。 历史老师柳比莫夫长得又高又壮，戴着金丝眼镜，一张胖脸上长着威风凛凛的大胡子。当他笑起来的时候连我们这些孩子都会突然发现他并不像他的外表那么威严，他其实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的人，只是因为害怕被人发现这一点才故意装出那副威严的模样。 虽然我对历史的兴趣不大，不过还是逐渐地喜欢这门课了。我不断拓展我的阅读范围，抛开中学教科书，开始阅读大学课程，甚至读施洛塞尔的艰深的大部头著作。我喜欢历史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消遣：我记住很多没什么用处的名字和细节，只是为了难住老师。柳比莫夫应付不了我们这些学生。上课时，一听到学生窃窃私语，以为是在说他的坏话，就会勃然大怒，狠狠地瞪着全班，我们就会很紧张。柳比莫夫还在一所女子中学兼职，据说他在那里的行为也很怪异。后来他得了精神病，在窗框上上吊自杀了。 我们把地理老师茹科夫斯基视为洪水猛兽，非常惧怕他。他对待学生就像自动绞肉机一样残酷无情。茹科夫斯基上课时要求教室里绝对保持安静。他常常打断学生的背诵，用锋利的目光看着全班，就像面对危险的猛兽一样警觉。这时，我们都知道决不能有任何动静，尽可能屏住呼吸。在我的记忆里他只有一次把缰绳放松了一点点，那一天好像是他的生日。有个学生说了几句和功课无关的闲话，他居然没有发火。这可是破天荒的事情。喜欢拍马屁的瓦科尔站起来讨好地笑着对他说：“大家都说，柳比莫夫怎么也比不上茹科夫斯基。”茹科夫斯基突然沉下脸吼道：“胡说什么？你给我坐下！”教室里立刻恢复了只有地理课上才会有的那种肃静。瓦科尔战战兢兢地坐下了。同学们都用责备和厌恶的目光看着他。“没错，就是这样嘛，”瓦科尔小声嘟囔着，希望打动地理老师，免得老师以后跟他算账。 德文老师斯特鲁韦是一个德国人，他身材高大，躯体笨重，像孩子一样的腿与躯干明显不成比例，头很大，大胡子垂到胸前。他为人和善，心地忠厚，总是为学生的成绩不好而着急，容易激动，常常劝慰学生。如果学生得了2分，他总是痛心疾首。他从来不给学生1分这么低的分数，以免学生因此而留级。他家厨娘的侄子就是那个瓦科尔，是他想办法给弄进学校上学的，但是瓦科尔毕竟不是一个聪明的人，还有点让人讨厌。斯特鲁韦有点滑稽，但总的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人。 法文老师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尔南德是一个瘦小的瑞士人。从侧面看，他的身体扁平得就像被夹板夹过一般。他有点秃顶，嘴唇很薄还带点凶狠的样子，鼻子尖尖的，前额有一个呈X形的神秘伤疤。人们受不了比尔南德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有胃病，上课时他总是不断地吃药，他把每一个学生都看做是自己的仇敌。他前额的伤疤更是引起学生的种种猜测。有人说，古斯塔夫年轻时与人决斗，对手用剑在他的额头上打了一个叉号。几个月后这种说法就被人否定了，又说他并没有决斗过，这个伤疤是外科医生从他的额头上割了一块肉去修补鼻子留下的。于是，学生们注意观察他的鼻子，一些胆子比较大的家伙甚至说看到了他鼻子上的针缝。还有一种比较平和的说法：伤疤是他小时候留下的，是从楼梯上摔下来磕的。但是这种说法太平淡无奇了，再则，怎么能把比尔南德想像成一个小孩子呢？ 学校看门的安东是一个和善的德国人。他留着一脸灰白但很威严的络腮胡，在我们的生活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学校里会惩罚那些迟到的学生，放学会把他们关起来不让回家，他协助看管这些学生，这种工作看似平常，其实有很大权利，学生们得讨好他。但是我和他的关系一般，因为我不在受他看管的学生之列。我每天都按时到学校，穿戴整齐，把学生证放在上衣的左边口袋里。但是每天都会有几十个学生落到他的手里，他们想尽各种办法讨好他。不管怎么说，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心目中，他是圣保罗实科中学的一个重要人物。假期结束后我们回到学校，听说安东由于愤恨和嫉妒开枪打死了另一个看门人的18岁的女儿，已经被关进监狱了，我们简直太惊讶了。 夹杂在有序的校园生活和当时压抑的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悲惨遭遇和不幸，就像在空旷苍穹下的哀嚎一般，每一次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圣保罗教堂还有一座孤儿院，为此占用了学校的一角。孤儿们穿着破旧的蓝布衣服，满面愁容，无精打采地在院子的各个角落里徘徊，然后又愁眉苦脸地走上台阶回到自己的住处。别看校园的院子是公用的，孤儿院也没被隔开，但是实科中学的学生和那些孤儿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有两次试图和穿着旧蓝布衣服的孤儿说话，但是他们没精打采、勉勉强强地应付了两句，就赶快回去了，因为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他们打扰学生。我在这个学校呆了七年，却一个孤儿也不认识。我想，在新年的时候比涅曼牧师是用缩略本的《圣经》为孤儿们祝福的。 学校靠近孤儿院的地方安放着许多体育器材：吊环、爬杆、直梯、斜梯、秋千和双杠等等。进学校不久，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在那里做了几个技巧动作，我也能照他那样尝试一下。我爬上直梯，用脚尖勾住最上面的横梁，头朝下倒挂在那里，想来个180度回转，脚落到地上。但我没及时松开手，结果身体撞到了梯子上，伤到了胸口，呼吸困难，倒在地上，身体痛苦地扭动着。我伸手抓住一个孩子的脚，随后就失去了知觉。从此我在做体操运动的时候就变得格外小心。 我很少逛街，不怎么到广场去玩，也不常做户外运动。这些我会到假期在乡下都给补上。我觉得到城里来就是要读书和工作的，我以为孩子们在街上打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况且他们完全是没事找事。 古典中学的学生的徽章和衣服上的纽扣都是银的，因此被称为“鲱鱼”，而实科中学的学生们的徽章和衣服上的纽扣都是铜的，因此被称为“熏鱼”。一天，我从驿站街回家时有一个瘦高个子的古典中学的学生缠着我问道：“你这熏鱼怎么卖？” 我不理他，他就用肩膀撞我。 我礼貌地问他：“你老缠着我干吗？” 中学生吃了一惊，犹豫了一下问我：“你有弹弓吗？” 我反问道：“弹弓？那是什么东西？” 中学生一声不吭地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在一段分叉的小木棍上绑着两根皮筋，还有一小块铅。“我用它来打屋顶上的鸽子，炸着吃。”我吃惊地望着这位新结识的朋友。我对这种事情虽然不无兴趣，但是总觉得在城里这么干不太合适，有失体面。 有许多男孩子到海上去划船，到堤坝上去钓鱼，但是我就没有体会过这种乐趣。我在大海旁生活了七年，但海在我的生活中并没有占据什么位置。七年里我没有划过一次船，没有的过一次鱼，只是在往返于乡下到城市的途中才会接触到大海。有一个星期一，卡尔松露面时皮肤晒得黝黑，都脱皮了。他炫耀说前一天去划船，钓了几条鱼。可我怎么也体会不到这种乐趣。当时我对打猎和钓鱼这些事情还没有什么兴趣。 在预科班时我和一位医生的儿子P．科斯佳很要好。他比我小一岁，个子也比我矮，看上去很老实，其实很调皮也很爱玩，目光锐利。他对城市很了解，在这一点上比我强多了。他在学习方面一无所长，而我从第一天开始成绩就一直是5分。因为科斯佳总是在家里提起我，后来他那矮小瘦弱的母亲就来请求法妮·所罗门诺夫娜：“让他们俩一块儿学习吧。”我们(包括我)经过商量，就同意了她的请求。我们有两三年的时间做同桌，一直到他留级离开我为止。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了下来。 科斯佳有一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在古典中学读书。他姐姐有许多女友，她的这些女友们又有很多兄弟。姐妹们学习音乐，兄弟们就围着姐妹们的女友转。有人过生日，父母就会设宴，招待这些人来庆祝。于是，这些人就渐渐地形成一个友爱、竞争、跳舞、游戏、猜忌、嫉妒和敌视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以富商A家为核心。A家和科斯佳家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上，他们的走廊通向院子里的一个阳台，不管是精心准备的还是偶然的聚会都是在这个阳台上举行。A家的氛围与我所住的施宾策尔家的完全不同。这里总会有许多男女学生聚在一起，在女主人的鼓励下练习如何献殷勤，言谈之间常常涉及谁对谁有意思这类话题。我看不起这类话题，因为这太虚伪了。A家14岁的大女儿对我说：“不管你喜欢上了谁，一定要告诉我。”“我保证不会冒那样的险，所以可以答应你的要求。”我很傲慢地说，我可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身份的人，我已经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了。两周以后，女孩子们表演人体造型艺术。A家的小女儿举起双手表现黑夜，用一块缀满银纸星星的黑色纱巾做背景。她的姐姐用胳膊肘碰了碰我说：“你看她多漂亮啊。”我看着她，心里表示赞同，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到了我实现承诺的时候了。接下来她问我：“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我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睑：“有。” “她是谁呀？” 我的舌头怎么也不听使唤。她建议我只说出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这样就容易多了。姐姐叫安娜，妹妹叫别尔塔。我没有说字母表上的第一个字母，而是说的第二个。 “别(Be)？”她失望地重复这个字母，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从院子里沿着三楼长长的走廊去科斯佳家里做作业。我走到楼梯上时，看见这姐妹俩和她们的母亲正坐在阳台上。我走近她们时，感到她们那冷嘲热讽的目光好像要把我看穿一样。妹妹的脸上没有笑容，而是带着一种不愉快的表情冷淡地把头扭到一边。我马上就明白我被出卖了。她的母亲和姐姐与我握手时带着那样的表情，好像在说：“好啊，你那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面藏着什么样的心思了。”妹妹伸出冷冷的像板子一样的小手，对我的握手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不得不转过身，不顾身后那异样的目光继续顺着走廊往前走。在经历了这次可怕的出卖以后，我便下定决心和这心地阴暗的一家人彻底决裂，再也不理她们，永远把她们从自己的记忆中清除。很快到来的假期，使我得以从这件事情上解脱出来。 我突然发现一个意外的情况：原来自己近视了。我被带去看了眼科医生，他给我配了副眼镜。这事倒没让我特别难过，因为眼镜使我显得更有身份。我想像着自己戴着眼镜回到亚诺夫卡时会是怎样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得意。但这副眼镜对我父亲却是不能承受的打击，他认为我是在装模作样，故作庄重，马上就叫我把它摘下来。我告诉他，我不戴眼镜就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也看不清街上的招牌，可这也是白费口舌。我在亚诺夫卡只能偷偷地戴眼镜。 然而，我在乡下胆子还是大多了，更喜欢冒险，比在城里更放得开。我可以摆脱城市里的种种规矩。我经常一个人骑马去博布里涅茨，当天晚上再赶回来，这段路来回有50公里。我在博布里涅茨可以公然戴着眼镜，大出风头。博布里涅茨只有一所市立男子学校，最近的中学在50公里以外的伊丽莎白格勒。当时博布里涅茨还有一所女子的不完全中学。这两所学校的男女生就成了朋友。但是一到夏天情况就变了，在伊丽白格勒上古典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学生们就会回来，他们穿着漂亮的制服，举止得体，使这些市立学校的男生们相形见绌。这会引起激烈的冲突，博布里涅茨的学生会拉帮结派甚至动用棍棒、石头和刀子。有一次，我正坐在朋友家园子里的桑树上悠然地摘桑葚吃。突然，有人从园子外面扔进来一块石头，打中了我的头。这不过是长期的、有时甚至是流血冲突中的一件小事。这种冲突要等到那些“特权阶级”离开博布里涅茨时才会告一段落。伊丽莎白格勒的情况就不同了。那里的古典中学和实科中学的学生们不管在街上还是在年轻女子们的心中，都出尽了风头。但是到了夏天，大学生们就会从哈尔科夫、敖德萨和更远的地方回来度假，这时中学生们也就被挤到一边去了。这里的冲突一样地激烈。女生们的背信弃义简直是无法形容的。当然，这里的冲突主要是凭借精神武器来进行。 我在乡下经常玩槌球和九柱球游戏，我一般负责犯规处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对女孩子也毫不留情。我在乡下学会了骑自行车，这车子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做的，后来我才敢在敖德萨的路上练习骑自行车。而且我在乡下时还一个人赶过套着烈马的轻便双轮马车。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出门用的良种马。我请酿酒师布罗茨基叔叔和我一起驾车兜风。叔叔有点怀疑地问：“不会把我摔下来吧？”他不大喜欢做冒险的事情。我带着一些生气的口吻说：“怎么会呢？”于是叔叔叹了一口气，上了马车。我驾着马车穿过河谷，经过磨坊，沿着一条刚被夏天的雨水冲洗过的路飞奔着。枣红马喜欢纵情驰骋，但是我们一路都在爬坡，这让它很恼火，于是便向前狂奔。我使劲抓住缰绳，踩着踏板，尽力将身子立起来，以免让叔叔看到绷得紧紧的缰绳。但是那四岁的枣红马使开了性子飞奔，拼命拉车往山上跑，好像一只试图甩掉系在尾巴上的洋铁罐子的猫一样。我感觉到坐在我身后的叔叔已经不抽烟了，呼吸渐渐急促起来，看来马上就要提出抗议了。我努力坐稳了，将缰绳放松了一点，让自己显得更有信心。随着清脆的马蹄声，我的嘴里发出“嗒”“嗒”的声音，并对那匹发怒的马喊道：“小家伙，别闹了。”我察觉到叔叔安下心来又开始抽烟了。在这场游戏中我赢了，但是我的心还像狂奔的马一样跳得很厉害。 回到城里后，我又被套上了纪律的枷锁，这对我来讲并不难，因为文学和戏剧代替了游戏和运动。我按照城市的规矩行事，但是与城市并没有深刻的接触。城市生活与我擦肩而过，但并非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大人们也不敢把头从窗户里往外伸得太远。在警察横行的俄罗斯，敖德萨大概是最模范的警察城市了吧。城里的首脑人物市长是退休的海军上将泽列诺伊第二，他集绝对的权力和任意胡为的品行于一身。这里有许多关于他的笑料，敖德萨人只敢在背后悄悄地谈论。当时在国外有一家私人开办的印刷厂出版了关于这位将军的“英勇”故事集。我只见过他一次，还只是他的背影，但这已经足够了。这位市长直挺挺地站在马车上穿过街道，一边挥舞着拳头一边对着前面破口大骂。警察们必恭必敬地向他行礼，仆人们向他脱帽致敬。人们躲在窗户后面看着他，万分恐惧。我抓起书包就往家里跑。 每当我回想起童年时代俄国的官僚形象时，脑海里就会浮现那位市长的背影、他那挥舞的拳头，耳边响起他那粗俗不堪但字典里却没有的叫骂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