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君士坦丁堡先是住在领事馆，后来搬进私人住宅。下面是我妻子有关最初阶段的几行札记：“关于我们迁居君士坦丁堡途中的小小麻烦（一些卑劣的欺骗和卑劣的暴行）都不值一谈，在这里只记下一件小事。还是在到敖德萨去的火车里，当格别乌专员布兰诺夫叙述有关保障托洛茨基在国外安全的种种毫无用处的设想时，列．达．打断他说：‘你们放我的助手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和我一起去，这才是唯一有点作用的措施。’布兰诺夫立即把这话转告莫斯科。在其后的某一个车站上，他得意洋洋地拿来了专线传来的答复，说格别乌即政治局同意了。列．达．笑着说：‘反正你们是在骗我。’看来，布兰诺夫真是被刺痛了，喊道：‘我要是骗您，您可以骂我是恶棍！’列．达．回答说：‘我干什么要怪您呢？这不是您在欺骗，而是斯大林。’到君士坦丁堡后，列．达．打听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的事。几天之后，领事馆的代表拿来了莫斯科的回电：他们不会获释。其他的事也都与此类似。”
当我们到达君士坦丁堡后，有关我们命运的无穷无尽的传闻、推测和臆想通过报纸铺天盖地地朝我们压来。新闻界不能容忍自己的信息中有空白点，因此毫不吝惜地大量制造。大自然为了使种子生根发芽而把大量种子抛给大风。新闻界也是这么办的，它捕风捉影、散布种种传闻，并无限地给它们添枝加叶。当可靠的说法树立起来之前，已有千百条报导销声匿迹了。有时这要经过许多年，但真理永无出头之日的情况也不少见。
在舆论抓到一个热门的话题的情况下，最令人吃惊的是人的欺骗性。这么说丝毫没有道义上的愤怒，而是以正在确定事实的自然科学家的口气说话而已。对欺骗的需要正像对它的习惯一样反映了我们生活中的矛盾。可以说，报纸说真话倒成了罕见的例外。我一点也没有用此话来侮蔑记者的意图，他们与其他人并没有多大区别，他们是后者的传声筒。
左拉写过关于法国经济刊物的文章。他把刊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卖身投靠的，另一类是所谓“不可收买的”。后者实质上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出卖自己，并且要价极高。对报纸的弄虚作假一般也可以这么说。街头巷尾的黄色刊物随口扯谎，既不犹豫，也不瞻前顾后。而像《泰晤士报》和法国的《时报》之类的报刊，对一些无关痛痒的次要题如实报道，为在必要的情况下欺骗舆论奠定基础。
《泰晤士报》后来报道说，我来君士坦丁堡是与斯大林达成了协议，为了对近东各国进行军事占领做准备。我与追随者长达6年之久的斗争，被描绘成事先分配好角色的一场简单的喜剧。某个乐观主义者会问：“谁能相信它？”他错了。许多人都会相信。邱吉尔可能不相信自己的报纸，但是克莱因却必信无疑，最起码也要相信一半。资本主义民主的机制就在于此，更准确点说，它最主要的发条就在于此。但这只是顺便说说而已。关于克莱因以后再谈。
到达君士坦丁堡后，很快就在一份柏林报纸中读到国会议长庆祝魏玛国民议会10周年的讲话。他在讲话结束时说：“Vielleicht kommen wir sogar dazu, Herrn Trotsky das freiheitliche Asyl zu geben (Lebh: Beifall bei der Mehrheit）①。”对我来说，赖柏先生的这番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上述一切使人有理由认为，德国政府否定了我去德国问题。这最起码是苏联政府代理人确凿肯定了的。我在2月25日把送我到君士坦丁堡来的格别乌代表叫来，对他说：“我应该得出结论，你们给我的消息又是假的。赖柏讲话是2月6日，我和你们是在2月10日夜间才离开敖德萨来土耳其的，因此，莫斯科是知道赖柏的讲话的。我建议您立即电告莫斯科，请他们根据赖柏的讲话真正要求柏林给我签证。这是为了清除斯大林为进入德国问题设置的阴谋的最体面的途径。”两天之后，格别乌代表给我带来答复称：“莫斯科就我打去的电报再次证实，还是在2月初德国政府就已拒绝签证，再行申请是没有意义的。赖柏的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您如果想核对这问题，请自己去申请签证。”
①德文：也许，我们甚至还会给托洛茨基自由地在德国政治避难的权利（多数人报以热烈的掌声）。——译注
我不能相信他的说法。我认为，国会议长比格别乌人员更清楚自己的党和政府的意图。在这些日子里，我发电报给赖柏，内容是根据他的话，我向德国领事馆申请签证。民主党的报刊和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不无幸灾乐祸地大肆渲染这一情况，即拥护革命专政的人被迫在民主国家内寻找避难所。有些人甚至表示希望这一课能教会我更高地评价民主制度。我只等着看看这一课究竟怎样上。
民主的避难权当然不是政府对与自己见解一致者的殷勤招待——阿勃杜尔·哈米德苏丹①是这样做的，同样也不是民主制度接受被放逐者入境要经过驱逐国家的准许。避难权在书面上的内容是政府在其敌人遵守国家法令的条件下给与庇护。当然，我只能作为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不可调和的敌人进入德国。我对前来采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报刊驻君士坦丁堡的代表作了必要的说明。下面附上我所作的说明，它们是在谈话后立刻记下来的：
①阿勃杜尔·哈米德二世系土耳其苏丹（1876—1907）他在位期间土耳其沦为半殖民地。——译注
“因为我现在请求允许我进入德国，而政府中大多数人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以我首先应该明确界定我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我对社会民主党仍然和从前一样，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我与斯大林宗派集团的斗争仅仅是我与社会民主党总的斗争的反映。含糊其词或者吞吞吐吐的话，不论是我，还是你们都是不需要的。”
某些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物企图就我在民主制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我申请进入德国一事之间寻找矛盾。这里面没有任何矛盾。我们根本不“否定”民主制，像无政府主义者在口头上“否定”民主制那样。资产阶级民主制比它之前的各种国家形式优越，但它不是永恒的。它必须让位给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共产党人都参加议会斗争。行使避难权，原则上与行使选举权、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毫无区别。”
据我所知，这次采访并没有发表，这不足为奇。这时在社会民主党的刊物上必须给我避难权的呼声正高。一位社会民主党律师K·罗森菲尔德博士自愿承担为保证让我获得进入德国的权利而斡旋，但是他立即遇到了阻力。因为在几天后我收到他的电报，询问我在德国居留期间愿意接受哪些限制。我回答：“打算完全与世隔绝，住在柏林之外，绝对不在群众集会上演讲，仅限于在德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写作活动。”
这样，问题已经不是民主制中的避难权，而是在特殊情况下在德国的居留权了。敌人准备给我上的一堂民主课立刻就得到了限制性的解释。但是，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过了几天，我又接得电报询问，问我是否同意只以来德国就医为限。我打电报答复：“我至少请求让我在德国度过绝对必要的医疗时间。”
就是这样，避难权在这个阶段上又压缩成就医权。我提了许多在近10年来为我治病的那些德国名医的姓名。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帮助。
在复活节前，德国报纸上又出现了新的调子：政府人士认为托洛茨基还没有病到非德国医生的治疗和德国疗养院不可的程度。3月31日我给罗森菲尔德博士打了封电报：
“根据报纸报道我还没有病到不可救药的程度，因此不能去德国就医。请问赖柏给我的是避难权还是入墓权？我愿意接受任何医疗机构的任何检验，并保证在治疗结束后离开德国。”
在3个星期内民主制原则就打了3次折扣。避难权先是变成了特殊情况下的居留权，后来变成就医权，最后变成了入墓权。这意味着我只有在死亡之后才能充分评价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我的电报没有回音。等了几天我再往柏林打电报：“我认为不作答复是不合法的拒绝形式。”
只是在这封电报之后，我才在4月12日，即在两个月之后，得到通知说，德国政府不受理我的入境申请。我只好给赖柏拍了封电报：
“我非常遗憾不能在实践中领教民主避难权的优越性。
托洛茨基”
这就是我想在欧洲寻找“民主”签证的第一次尝试的简短而有教益的经历。
当然，即便给了我避难权，这也不意味着推翻了马克思的阶级国家理论。民主制度不是来自独立的原则，而是来自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由于内在逻辑的力量，民主制把避难权也包括在其中。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提供避难所，与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毫不矛盾。但是现在已没有必要再作论证，因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德国根本就没有避难权。
12月16日，斯大林通过格别乌提议我停止政治活动，德国政府方面也提出了同样的条件，在报刊上讨论我的避难权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说，米勒—斯特莱斯曼政府认为危险有害的思想，正是斯大林和台尔曼们反对的那些思想。斯大林通过外交途径，台尔曼通过宣传要求社会民主党政府不允许我进入德国——大概是出于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着想吧。张伯伦、韦斯塔普伯爵和与他们同类的人则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拒绝给我发签证——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利益。这样，赫尔曼·米勒就能够同时既满足右翼的伙伴，又满足左翼同盟者。社会民主党政府成了反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统一国际阵线的联结环节。为了找到这统一阵线的模式，只要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一书的头几行，就能看到这条统一战线的形象：“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名称换了，但实质仍旧是一样的。今天的社会民主党人成了德国警察，这一事实没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实质上，他们所维护的与霍亨索伦王朝警察维护的是同一个制度。
各民主制国家拒发签证的原因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瞧，挪威政府完全是出于为我的人身安全着想。我从没料到，在奥斯陆的地位如此显赫的大人物中居然还有关心着我的朋友。显然，挪威政府同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一样，是完全赞成避难权的。众所周知，避难权是神圣而不可动摇的原则。但是被驱逐者必须先行向奥斯陆提交他不会被任何人杀害的证明，然后才能受到接待……当然还要在找不到其他障碍（借口）的情况下。
就我的签证问题在挪威国会进行了一场格外激烈的辩论，它是一份无与伦比的政治文件。阅读这份文件，至少补偿了一半由我的挪威朋友们争取到的拒绝签证。
就我签证的问题，挪威总理首先当然要同密探头子商谈。在民主原则中，这个机关的权威性是无可争议的，这点我早就承认了。据莫文克尔先生说，密探头子提出他的看法：最明智的办法是别让托洛茨基的敌人在挪威境内干掉他。这话表述得不大确切，但意思就是这样。司法部长从他的角度对挪威议会解释，保护托洛茨基将给挪威预算造成十分沉重的负担。国家经济原则也是无可争议的民主制原则之一，但在这一次却与避难权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最需要避难机会的人得到它的机会最少。
法国政府的做法要圆滑得多。它干脆以马尔维签发的将我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尚未撤销为借口，拒绝为我签证。通向民主制道路上的障碍根本无法克服！我前面已经讲过，尽管马尔维的命令没有失效，法国政府在我被驱逐后，还派它的一些军官让我差遣。法国议员、大使以及一位内阁总理还曾来拜会过我。显然这些现象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法国警察局的档案里，如果没有那份应沙皇外交部的要求而下的驱逐我出境的命令，那么法国政府肯定会给我提供避难所的。看来，警察局的命令好像北极星一样，既不能废除，又不能移动。
无论如何，避难权反正已经被驱逐出法国国境了。这项权利能在那个国家中找到它的避难所呢？莫非是英国？
1929年6月5日独立工人党的成员麦克唐纳据他本人倡议正式邀请我到英国去为党校作报告。由该党总书记签署的请柬上写着：“这里正在组成工人政府。估计阁下为此目的赴英国不会发生困难。”然而，困难还是发生了。我不但未能为麦克唐纳及其同志们作报告，而且未能得到英国医生的治疗。英国干脆拒绝给我签证。工党的警务大臣克莱因在议院里坚决捍卫拒绝为我签证。他对民主制的哲学本质所作的解释是如此坦率，与查理二世①的任何一位大臣相比都毫不逊色。照克莱因的说法，避难权不是被驱逐者申请避难所的权力，而是国家拒绝提供避难所的权力。克莱因所下的定义，妙就妙在他一笔勾销了所谓民主制的基础。克莱因式的避难权在沙皇俄国早已有之。波斯王不能把革命者统统绞死，自己却不得不放弃他那可爱的祖国时，尼古拉二世不仅给他避难权，而且还在敖德萨为他安排了相当舒适的宅邸。但是没有一个伊朗革命者会想到在沙皇俄国找避难所。因为沙俄宪法完全汲取了克莱因的原则：老百姓应该满足于国家政权对他们的恩赐和掠夺。墨索里尼最近给阿富汗国王以避难权，也是完全符合这个原则的。
①查理二世（1630—1685）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他的登基标志着英国君主制的复辟。——译注
虔诚的宗教信徒克莱因先生最起码应该知道，在某种意义上说避难权是民主制从基督教那里继承过来的。当然基督教的避难权以及许多其他东西又是从异教中继承过来的。被追捕的罪犯只要进入教堂，有时甚至只要手触教堂的门环，就可免遭逮捕。因此，避难权应理解为宗教的避难权，是被追捕者寻求避难的权力，而不是异教的祭司，或基督教的祭司们的恣意妄为。迄今为止，我一直认为很少了解社会主义的虔诚工党党徒至少应该是通晓宗教传统的行家。现在我确信，他们连这点也没做到。。
但是为什么克莱因只停留在叙述其国家权力理论的最初几行呢？其实大可不必。避难权仅仅是民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历史起源和法律实质上来说，它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毫无区别。克莱因先生大概是希望很快就得出结论：言论自由不是公民表达自己这种或是那种思想的权利，而是国家禁止自己的臣民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力。在对待罢工自由的问题上，英国立法家实际上早已得出了这个结论。克莱因的灾难在于他必须用语言来解释他的行为。因为在议院工党党团中有些议员向大臣提出了一些问题，尽管是毕恭毕敬的，但毕竟是棘手的问题。挪威首相也处在这种尴尬的局面之中。德国内阁没有落入这种难堪的局面，在德国国会竟没有一个代表关心到避难权问题。如果回忆起当我还不曾申请避难权时，国会议长在多数人的掌声中答应给我避难权，这个事实就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十月革命没有宣扬过抽象的民主原则，避难权也包括在内，苏维埃国家毫不掩饰它是建立在革命专政基础上的。但是这没有妨碍王德威尔德以及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来到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在莫斯科以辩护人的身份为那些用恐怖手段谋杀十月革命领导人物的凶手进行辩护。
当今的英国大臣们曾访问过我国。我记不起所有来访的人，手头没有这方面的材料，但还记得在来访者之中有斯诺登夫妇。这大概是1920年的事。我们不是简单地把他们作为旅游者来接待，而是作为贵宾招待的。现在看来，实在是多此一举。在大戏院里为他们开了包厢。我之所以能记起这件事，是因为它与另一件小事情有些瓜葛，现在不妨说一说。当时，我刚从前线来到莫斯科，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英国客人。因为种种事务缠身，几乎没有看报，所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何许人。有一个接待组负责接待斯诺登夫妇、好像还有伯特兰·雷赛尔和威廉姆斯以及其他一些人，它的负责人是洛佐夫斯基。他用电话通知我英国贵宾莅临剧院，要求我也到场。我想推辞，但是洛佐夫斯基坚持说，他的小组得到政治局赋予的全权，还说我应该给别人作遵守纪律的榜样。我不得已，只好去了。在包厢里约有十来个英国客人，戏院里挤满了人。我们在前线打了胜仗，整个戏院热烈鼓掌欢庆胜利。英国客人团团围住我，也一起鼓掌，其中就有斯诺登先生。现在他对这段奇遇当然会感到不好意思，但这是抹不掉的。当然我也乐于抹掉它，因为我与工党的“兄弟友谊”，不仅是误会，而且是政治上的失误。我尽快摆脱了客人，到了列宁那里。他很生气地说，是不是您同那些老爷们（列宁用的是另一个词）一起在包厢里露面啦？我把这事归咎于洛佐夫斯基、中央委员会的接待组、纪律等，更主要的是，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客人是些什么人。列宁对洛佐夫斯基和整个接待组十分愤慨，我也久久不能原谅自己的疏忽。
一位现任的英国大臣，当时好像到过莫斯科多次，他至少曾在苏维埃共和国休养过，在高加索居住过一段时间，曾拜会过我。他是兰斯伯里先生。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基斯洛沃茨克。人们坚持要求我到住着我党党员和几位外宾的疗养所去，那怕去坐一刻钟也好。在一张大桌子旁坐着几十个人，好像在举行便宴，首席上坐的是兰斯伯里。在我到来后，客人致了欢迎词，然后唱起：“for he’s a jolly good fellow”(“歌唱他这位大好人”）。这就是兰斯伯里先生在高加索时对我表示的感情。到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反对把这一切忘到九霄云外去吧……
应该说说，在我申请签证时，曾特地打电报给斯诺登和兰斯伯里，提醒他们曾受到苏联，其中也有我的礼遇。我的电报对他们不见得会起多大作用。在政治上，回忆也像民主制原则一样，只占很小的比重。
不久以前，在1929年5月初，西德尼·韦布先生和皮阿特丽斯·韦布夫人在普林吉坡极其客气地拜会了我。我们谈到了工党掌权的可能性。我顺便提起麦克唐纳一旦组阁，我将立即申请签证。韦布先生的话大意是：政府可能不够坚强有力，并因受制于自由党人而不够自由。我回答说：如果一个政党没有强大到能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时，那么它就没有权力掌握政权。不过，我们之间这种不可调和的分歧是不须要新的检验的。韦布上了台，我申请签证却遭到麦克唐纳政府的拒绝。但决不是因为自由党人妨碍它表现其民主主义，而是相反，工党政府不顾自由党人的反对，拒绝签证。韦布先生当时没有预料到这种变化。有必要提一下，那时他没有被封为帕斯菲尔德男爵。
在这些人中，有几个我对他们本人有所了解，其余的人我可以根据类推法判断。我认为我对他们的看法相当正确。这些人物由于工人组织的自发成长，尤其在战后阶段的成长和自由党在政治上的削弱而登上了权力的宝座。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他们在25或30年前的天真的理想主义，而代之以新添的政治上的因循守旧和不择手段。但在视野上却仍和过去一样，是怯懦的小资产者。他们的思维方式远远落后于英国煤炭工业的生产方式，今天他们最怕的是宫廷显贵和大资本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当他们登上权力的顶峰时，更直接地感到自己软弱，这也不足为奇。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像老牌执政集团的素质。在这些集团中，统治的传统和技巧代代相传，往往取代了智慧和才干。他们还没有能构成他们的真正力量的东西，即没有对群众和自立能力的信心。他们害怕那些把他们抬上权力高峰的群众，就像怕保守派俱乐部一样，后者的高贵气概震惊着他们的贫乏的想象力，为了证明自己应该掌权，他们必须向老牌的统治阶级表明他们不是革命暴发户，没有的事！不，他们完全值得信赖。他们忠于教会、皇帝、上议院、爵位，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忠于神圣的私有财产，而且忠于一切中世纪的垃圾。对他们来说，拒绝给革命者发签证，实质上是再一次显示自己威风的千载难逢的良机。我为他们能得到这次机会而高兴。到时候它是会得到重视的，因为在政治上，也像在自然界一样，什么都不会白费的……
不需要多大的想象力就能设想到克莱因先生对他的下属政治警察头子所做的解释。在这次谈话时克莱因感到自己是在考场上，生怕主考官觉得他不够坚定、不是治国之才、不够保守。政治警察的头子不须有多机敏、就能暗示克莱因，哪种决定能在明天得到保守派报纸的全面支持。但是保守党报纸不是一般地称赞，它的称赞是致命的，实际是在挖苦。它不愿掩饰对如此奴颜婢膝地求它赞许的人的蔑视：譬如没有人会说，《每日快报》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机构之一。但是连这家报纸在赞扬工党政府那么热心于保护“胸襟狭窄的麦克唐纳”，不让一个革命观察员站在他背后时，都找到了极其恶毒的语言。
这些人物的使命是为新的人类社会奠基吗？不，他们只是旧社会的倒数第二位的手段。我说它是倒数第二位，是因为最后的手段是物质镇压。
我不能否认西欧各民主制度在避难权问题上的彼此呼应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欢乐时刻。有时觉得是在看以民主制原则为题的独幕喜剧的“全欧”大汇演。剧本可能是肖伯纳写的。如果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的费边社①血液中注入哪怕是百分之五的乔纳森·斯威夫特②的血液。不管这剧本是谁写的，这出戏终归不失为极有教益的戏剧，即没有签证的欧洲。至于美洲，就更没话可说了。美利坚合众国不仅是最强大的，而且还是最胆小的国家。不久之前，胡佛用捕鱼活动的民主性质来解释自己的捕鱼嗜好。如果的确如此（我对此颇有怀疑），那么，无论如何这也算是在美国遗留下来的可怜的民主残余之一，避难权在那里早已不复存在。欧洲和美洲没有签证。这两个大陆主宰着其他3个大陆。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星球上没有签证。
①费边社系英国知识分子组织，于1884年创立，宣传通过改革资本主义社会逐步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思想。后并入工党。——译注
②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英作家、政治活动家。其作品辛辣讽刺社会制度和统治阶级政策，而且饱含人道主义激情。——译注
人们从各个方面对我讲解说，我不相信民主是我主要罪孽。就这个题目不知写了多少文章，甚至还出了几本书！但当我提出申请，要求给我上一堂小小的民主制实物教学课时，竟找不到一个愿意教课的人。星球竟是没有签证的。为什么我应该相信这大得多的问题——即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纠纷能靠遵循民主的形式和仪式来解决呢？
* *
我常常听到这样的问题，难道革命专政带来了从前期望于它的成果吗？要回答这问题，只能是总结十月革命的经验，试图描绘它今后发展的远景。但是在自传中不适于进行这种工作，我力求在另一本书中回答这个问题，这本书我还在流放中亚时已经动笔了。在结束描写自己生平的书之前，我必须要说说我为什么仍矢志不移地沿着从前的道路走下去，哪怕写几十行也好。
在我们这一辈（今天已经成熟或已经接近老年）人的记忆中所发生的一切，可以简略地概述如下：几十年来，也就是从上世纪末以来到本世纪初，欧洲居民已被工业养成了严格遵守纪律的习惯。社会教育的所有方面都服从于劳动生产率的原则，这些带来了辉煌成果，并且似乎为人们展示了新的可能性。但实际上，这只能引向战争。确实，通过战争方式人们违背贫血的哲学的不祥预兆，确信自己没有退化，而是充满生机、力量、勇气和进取精神。通过这次战争，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信自己强大的技术力量。结果就好像是一个人为了检验自己呼吸道和食道是否正常，而站到镜前用剃刀割自己的喉咙一样。
1914—1918年间的大小战役结束后，宣称今后最高的道义责任就是医治那些创伤。而在过去的4年中，宣称制造这些创伤是最高的道义责任。勤劳和节俭不仅重新恢复了权利，而且被当作是合理化的钢背心①。那个领导所谓的“恢复”的阶级、党，乃至个人，正是那些当初领导破坏的原班人马。在那些发生了政治制度交替的国家，例如德国，领导恢复工作的第一把手必定是领导过破坏工作的第二、第三把手。整个变化大致如此。
①钢背心是一种矫正畸形的医疗器械。——译注
战争毁灭了整整一代人，好像专门为了在各国人民的记忆中造成一个断裂带，以免新的一代过分直接地发现他们实质上是在重蹈覆辙。其差别只不过是在更高的历史阶段，因而后果也就更加可怕而已。
俄国的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试图重建生活，以便消除人类的躁狂性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可能，并为更高的文化奠定基础。十月革命的意义就在于此。显然，它所制定的任务没有完成。但是，实质上这个任务要经过几十年才能完成。此外，应把十月革命看成全人类历史的新起点。
在30年战争结束时，德国的改革工作应该是从疯人院里冲出来的人们的事。在一定程度上，历史上已有过先例，欧洲人就是从中世纪教会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当代的德国、英国、美国以及整个人类没有改革及改革所产生的无数牺牲者是不行的。如果确实允许有牺牲者的话——不过从谁那儿征得许可呢？——那么牺牲者恰恰就是那些推动人类前进的人。
也应该谈谈法国革命。心胸狭隘的反动学究泰纳证实，路易十四被砍头以后的几年内，法国人民的生活要比在旧制度下更贫苦、更不幸，就自以为做出了（天晓得）重大的发现。问题就在于像法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是不能以“几年”的尺度来衡量的。如果没有这次大革命，就不可能有新法国。而泰纳本人也将仍旧当他那旧制度下一个包税人的办事员，那他也就不能给为他开辟了新前程的革命抹黑了。
十月革命则要求有更大的历史间隔。只有那些不可救药的蠢人才会揭发它在12年的期间内没有能实现普遍的和解和幸福。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彼此相隔约300余年，如果拿它们做参照系，就应该对落后孤立的俄国在革命后的12年中能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低于战前的水平这个成绩表示惊讶了。只此一件就已经是奇迹了。但是，十月革命的意义当然不在于此，它是新社会制度的实验。这个实验的本身也将会发生变化，可能会从根上重新做起，它将在最新技术的基础上有完全另一种性质。但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之后，新的社会制度将像资产阶级制度回顾德国宗教改革和法国大革命一样地回顾十月革命。这是如此清晰、无可争议，不可动摇的事实，就连历史教授也一定会理解的，诚然要经过许多年之后。
那么您个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人们对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中好奇和讥讽兼而有之。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对本书中已叙述过的东西稍加补充。我不用个人命运的尺度衡量历史过程，与此相反，我不仅客观地评价我个人的命运，而且永远联系着社会发展进程主观地体验它。从我被驱逐时起，不只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就我的“悲剧”为题的文章。我不知道什么个人的悲剧，我只知道革命的两个篇章的交替。一份美国报纸刊载过我的文章，并为它加上了高深的按语。大意是说，尽管作者遭受到多次打击，从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判断力和政府职务之间，精神平衡与当前局势之间建立联系的庸俗企图只能令我惊奇，我过去和现在都不知道有这种连带关系。我只要手头有书有笔，我在监狱里也曾体验过最高满足的时刻，好像在革命的群众大会上一样。我觉得政权机构与其说是精神上的满足，不如说是不可规避的重担。关于这问题还是用别人的精彩的话来扼要地加以说明。
1917年l月26日罗莎·卢森堡写信给她的女友：
“像这样完全沉浸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之中，对我来说是根本不能理解和忍受的。你看歌德，他安详高雅、超然物外，只要想一想他所经历的一切：法国大革命（从近距离看，它似乎是一出血腥的、盲无目的的闹剧。），尔后是从1793年到1815年间连绵不断的战争……我不要求你像歌德那样写诗，但他的生活观……包罗万象的兴趣、内心和谐，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或者至少是可以追求的。你可能会说歌德可不是政治战士啊。但是我认为，战士恰恰应该力求超然物外，否则他会完全陷入俗物之中。当然，我这里所指的是高格调的战士”(192—193页）。
多精彩的话啊！我直到近几天才第一次读到，我顿时感到罗莎，卢森堡的形象对我变得比过去更亲切、更可贵了。
就观点、性格和处世态度来说，普鲁东这个社会主义的鲁滨逊与我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普鲁东有战士的性格：他有无私的精神，他敢于蔑视官方舆论，还有广泛的求知欲之火始终在他身上燃烧。这一点使他能够超越他个人的起落兴衰，就像他凌驾于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之上一样。
1852年4月26日普鲁东从监狱中写信给一个朋友说：“无疑，运动既不是规则的，也不是笔直的，但其趋势是永恒的。各个政府轮流做着有利于革命的事，是不可避免的；它们在各国所做的反对革命的事都像烟云一样地消散；我欣赏这种场面，我理解其中的每个画面。我是世界生活的这些变化的见证人，好像我获得了对它们的天赐解释一般。那些压倒别人的东西，却能抬高、鼓舞、加强我。你们怎么能指望我怨天尤人，诅咒他们呢？我嘲笑命运，至于人，他们太无知，奴性十足。我不能埋怨他们”（格拉塞，149页）。
这几句话尽管有几分宗教意味，却讲得相当精彩。我愿意在这几句话下面签上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