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0月份起我们的处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与同志们、朋友们、甚至与在莫斯科的亲人之间的联系被骤然切断了，信件和电报根本寄不到我们的手里。我们通过特别渠道得知，在莫斯科电报局积压了打给我的电报达几百封之多。在十月革命纪念日的那天更多。对我们的包围圈越收越紧了。
1928年间，反对派尽管受到疯狂迫害，力量仍明显地增强了，在大型工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这又导致了镇压的加剧，其中包括完全禁止流放人员的书信往来，即使在他们之间也不允许。我们预料在这一招之后还会采取其他类似的措施。我们果然没有猜错。
12月16日从莫斯科来了一位格别乌部务委员会的特派员。他以这个机关的名义向我提出最后通牒：立即停止领导反对派斗争的活动，否则将采取措施使我与“政治生活隔绝”。当时没有提出驱逐出境的问题。据我理解，他指的是内部措施。我致函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对最后通牒作了答复。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信的主要部分录在这里：
“今天，12月16日，格别乌部务委员会特派员沃伦斯基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向我提出口头最后通牒如下：
“‘你国内的同谋者的活动，’这几乎是他的原话，‘最近具有明显的反革命性质。你在阿拉木图的条件使你有充分可能领导这种活动，因此格别乌部务委员会勒令你彻底停止一切活动。否则部务委员会将不得不改变你的生活条件，旨在使你完全脱离政治生活。与此相关的还有改变你居住地点的问题。’”
我对格别乌特派员声明，只有在接到格别乌的书面最后通牒之后才能作书面答复。我拒绝做口头回答，因为据以往的全部经验，坚信我的话将被恶意歪曲，以便把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群众引入迷途。
但是，不管格别乌总局的部务委员会今后会怎么办（它在这件事上不是独立的角色，只不过是机械地执行我早就领教过的狭隘的斯大林集团的老一套决定而已），我认为必须让全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了解下列情况：
“要求我放弃政治活动，意味着要求我停止为国际无产者的利益而斗争。而这一斗争我已孜孜不倦地进行了32年，也就是我的自觉生活的全部时间。企图把这项活动视为反革命活动的正是那些人，我曾当着国际无产阶级的面指控他们践踏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础、破坏世界革命的历史利益、背离十月革命的传统和教导，指责他们不自觉地酝酿着热月政变，因而也更加危险。
“放弃政治活动将意味着停止为反对联共现行领导的盲目性而斗争。它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客观困难又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政治障碍，后者是由于机会主义没有能力贯彻宏大的历史规模的无产阶级政策而引起的。
“这将意味着放弃反对窒息着党的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反映了敌对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日益增强的压力。
“这也意味着消极地与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妥协。它在挖无产阶级专政的墙脚。它妨碍无产阶级物质和文化的成长，沉重地打击着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
“党内的列宁派从23年起（即从德国革命空前的惨败起）就屡屡遭受打击。打击力量的不断加强与由于机会主义领导而引起的国际和苏联无产阶级后来的一系列失败同步。
“理论的睿智和政治的经验都证明历史的倒退和反冲，即反动时期，不仅会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出现，也会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发生。我们在苏联、在不断加强的对十月革命的反动的条件下生活了6年。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为热月政变扫清了道路。反动在党内的最明显、充分的表现就是野蛮地迫害左翼、并从组织上破坏左派。
“斯大林派在其最近几次抵制赤裸裸的热月分子的尝试中，靠的是支离破碎的从反对派那里剽窃来的思想。他们没有创造能力。向左转的斗争使他们丧失了稳定性，他们的实际政策没有中流砥柱，是虚假、矛盾的，而且是不可信的。如此的反右倾危险的战役，有四分之三是虚张声势、装模做样，它首先是为了在群众面前掩盖自己歼灭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真正的斗争。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和孟什维主义同样把这场战争神圣化，因为这些法官早就承认‘历史的正义性’在斯大林一边。
“如果不是这一迎合官僚和市民的盲目怯儒而且平庸的政策的话，在专政建立12年时广大劳动群众生活状况无疑要好得多，国防也会更强大、更可靠；共产国际也会站在另一个高度，不至于在社会民主党的叛变和出卖下步步退让。
“貌似强大的反动机关的不治之症在于它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它按照敌对阶级的命令行事。对来自革命阵营的破坏革命的派别来说，这是最严厉的历史惩罚。
“反对派尽管目前表面软弱。它的伟大历史力量在于它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脉搏，清楚地看到了阶级力量的发展变化。能预见到明天并自觉地为它做准备。放弃政治活动，无异于放弃为明天做准备。
“以改变我的生活条件和强行使我脱离政治活动来威胁，好像我没有被流放到远离莫斯科四千公里的地方。它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荒凉不已的中国西部省分大约也有同样的距离，这地方是凶恶的疟疾，麻疯病和鼠疫共同主宰的天下。好像斯大林集团（它的直接工具是格别乌）不曾为了把我不仅与政治生活隔离，而且把我与一切其他生活隔离开而无所不用其极。事实是：莫斯科报纸要过10天到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手。来信能到我手中已成了罕见的例外，而且要先在格别乌和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上1到3个月之后才能给我。
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从内战时期开始就是我的最亲密的战友，他们自觉自愿地送我到流放地，在到达后立即被捕，与刑事犯一同关在地牢，后来又被发配到遥远的北方。我身患绝症的女儿被你们开除出党、解除职务。她从莫斯科医院寄给我的信走了73天，以致她在去世以前不能见到我的回信。同样被你们开除出党和解除职务的另一个女儿，关于她患重病的来信，从莫斯科到达我手时已经过了43天。询问健康的电报往往到不了收报人的手中。几千名完美无瑕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就是处在这样的、甚至比这更恶劣的环境中，而他们对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者的贡献远远胜过那些监禁、流放他们的人。
“列宁在‘遗嘱’中称之为‘粗暴而不忠诚’的斯大林，当时他的这些特征还没有暴露出今天的百分之一。如今，狭隘的斯大林集团又在策划对反对派进行更残酷的镇压，它总想借助格别乌给反对派栽上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勾结’的罪证。当今的领导者在小圈子里说：‘这是为了群众的需要’，有时则更无耻地说：‘这是为了蒙骗傻瓜’。我最亲密的助手，曾在整个国内战争时期主管革命军事会议秘书处工作的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被捕了。把他拘押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中，百般强迫这位纯洁、谦逊、无可指摘的党员证实那些按热月政变集团旨意炮制的彻头彻尾虚假的指控。布托夫以英勇的绝食作为答复，他绝食约50天，于今年9月死于狱中。为了优秀工人—布尔什维克忠于十月革命的传统而对他们严刑拷打，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摧残折磨，总的情况就是如此。格别乌部务委员会竟说它们‘不妨碍’包括我在内的反对派的政治活动。
“为进一步隔绝而改变这些条件的可怜的威胁，无非是斯大林集团打算以监狱代替流放而已。如上所述，这一决定对我来说并不新鲜。它早在1924年就被列入远景规划中，并循序渐进地逐步落实，以便使被压迫受蒙蔽的党不知不觉地适应斯大林的方法，其中的粗暴和不忠诚如今已恶性膨胀为不可救药的无耻的官僚主义。
“在递交给六届大会的‘声明’中，我们好像预见到今天对我提出的最后通牒似的这样写道：
“只有腐朽透顶的官僚才会要求革命者放弃政治活动，即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服务。只有卑鄙的叛徒才会承担这类义务。’
“我今天也不能对这几句话做任何改动。
“人各有志。你们要继续怂恿仇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尽职到底。
列．托洛茨基
1925年12月16日于阿拉木图”。
在这封复信发出之后过去了一个月没有发生变化。我们与外界的联络，包括与莫斯科的非常联络在内已完全断绝。整个1月份我们只收到莫斯科的报纸。在报上关于反右斗争写得越多的时候，我们越加坚信会对左派进行打击。这是斯大林政策的惯用伎俩。
格别乌的莫斯科专使沃伦斯基一直留在阿拉木图等待指示，1月20日他带着许多全副武装的格别乌特务来到我这里。他们把守住所有进出口，并向我出示了格别乌1929年1月18日草案的摘要：“经审理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一案，据刑法五十八条十款，被定为反革命案，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党近期活动旨在挑起反苏活动，并策划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将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驱逐出苏联国境。”
当要求我出具表示知道这一判决的字据时，我写道：“1929年l月20日格别乌对我宣读了判决。其实质是犯罪的，其形式是不合法的，托洛茨基”。
我把这判决称为犯罪的，是因为它凭空虚构说我策划反苏维埃的武装斗争。斯大林需要这种不实之词，为其将我驱逐出国做辩解，而它的本身就是挖苏维埃墙脚的最恶毒的举动。如果说，反对派在十月革命的组织者、苏维埃共和国红军的缔造者的领导下策划以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的说法是真的，那么，这本身就说明国家正处在危难之中。幸亏，格别乌的这种说法纯系无耻谰言。反对派的政策与策划武装斗争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完全以确信苏维埃制度的深厚的生命力和可变性为出发点。我们的路线是内部改革的路线。
我要求告诉我，如何以及把我驱逐到哪个国家时，他们回答我说，将在俄国欧洲部分由格别乌派一名代表前来通知我们。第二天开始包装行李（几乎都是札记和书籍）的忙乱工作。我顺便指出格别乌人员没有丝毫敌意，而且恰恰相反。22日黎明，我和妻子、儿子以及押送人员坐上了大客车，在压平的雪路上来到了库达伊山口。山上大雪纷飞，山口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拖我们过山口的大马力拖拉机连同它拖着的7辆汽车一齐陷在深深的积雪之中。在山口的大风雪中冻坏了7个人和不少马匹。只好把行李都搬到雪橇上。用了7个多小时才走了30公里的山路。沿着积雪的山路边上到处都是雪橇，车辕高高翘起，到处是修建突厥斯坦—西伯利亚公路的材料。许多煤油桶都埋在雪里，人和马匹都躲到近处吉尔吉斯人的过冬住处去躲避暴风雪。过了山口我们重又坐上汽车，在皮什佩克换乘火车。路上收到从莫斯科来的报纸，证明正在为将反对派领导人驱逐出境制造舆论。我们在阿克纠宾斯克区接到专线电话通知，我们将被放逐到君士坦丁堡。我要求与在莫斯科的两个家庭成员：二儿子和大儿媳见面。他们被送到里亚日斯克火车站，在那里受到与我们一样的对待。格别乌的新代表布兰诺夫一再要我相信，君士坦丁堡的许多优点。我连听都不听。布兰诺夫通过专线与莫斯科通话。莫斯科除了因我拒绝承认主动出国而发生的困难之外，其他的一切都预料到了。我们的列车调转方向沿铁路慢慢地行驶。后来在一个空荡荡的小站旁的道岔上，停在两行小树间不动了。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列车两旁空罐头盒越来越多，大群大群的乌鸦和喜鹊聚到这里来找食。一片荒凉，渺无人烟。这里连野兔都没有，秋季一场严重的瘟疫把它们一扫而光。不过狐狸的诡秘行踪一直到了列车近旁。火车头带3个车厢每天都到火车站去置办午餐和报纸。我们车厢里的人都得了流感。我们翻来复去地阅读阿纳托尔·法朗士①的作品和克柳切夫斯基②的俄国史教科书。我第一次阅读了伊斯特拉季③的作品。气温降到列氏零下38度。我们的车头缓慢地在铁轨上来回开动，以免冻住。在空中传播着无线电台之间互相呼叫声，问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听不到这些问话，自顾下象棋。不过，即使听到了也不能答复：我们是在深夜到达这里的，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
①法朗士，阿纳托尔（1844—1924）法国著名小说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译注
②克柳切夫斯基，瓦西里·奥西波维奇（1841—1911）俄国历史学家，俄国历史编篡学最主要代表。——译注
③伊斯特拉季，帕那特（l884—1935）罗马尼亚作家。——译注
就是这样度过了12个昼夜。在这里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新近又逮捕了几百人，其中有150人是所谓“托派核心”。公布的名单里有前格鲁吉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夫塔拉泽①，前苏联驻巴黎贸易代表姆季瓦尼，我们的优秀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②以及其他一些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主要活动家，十月革命的组织者。
①卡夫塔拉泽，谢尔盖·伊万诺维奇（1885—1971）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历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等职。——译注
②沃隆斯基，亚历山大·康斯坦丁诺维奇（1884—1943）苏联文艺评论家，作家，《红色处女地》杂志主编。——译注
2月8日，布兰诺夫宣布：尽管莫斯科方面多方努力，德国政府坚持拒绝你们前往德国。现在接到最后命令送你们去君士坦丁堡。“但我不是自愿去的。我将在土耳其边境声明这点。”“这与事无补。反正得把你们送到土耳其去。”“这么说，你们与土耳其警方已经串通好了，强行把我迁往土耳其？”一个模棱两可的手势：表示我们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
车厢在经过12昼夜的停顿后又开动起来。我们这趟短短的列车随着押送人员的增加而加长。从皮什佩克起，在整个路途中都不准许我们走出车厢。现在我们是全速向南行驶。沿途只在小站加水和上燃料。采取这些紧急防范措施，是因为他们对1928年1月因我被流放而引起的莫斯科示威活动记忆犹新。沿途的报纸给我们带来了有关新的反托洛茨基分子大战役的消息。字里行间透露出最高阶层中围绕着把我驱逐出国问题的斗争。斯大林集团忙得团团转，他们之所以忙碌是事出有因的，因为他们必须克服的不仅是政治上的障碍，还要克服大自然的障碍。原指定我们搭乘“加里宁号”船离开敖德萨，但它冻在冰中。破冰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莫斯科方面守在电话机旁不断催促，“伊里奇号”紧急点火。我们的列车在10日夜间抵达敖德萨。我隔窗遥望这熟悉的地方，我在这座城里度过了7年的学生生活。我们的车厢一直靠到轮船旁边。天气十分寒冷。尽管是在深更半夜，码头仍被格别乌特务和它的军队团团围住。我们在这里与小儿子和大儿媳告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两个星期的监禁生活。我隔着车窗望着那艘指定给我们乘坐的轮船，不由得回起想那艘同样是强行将我们送走的船只。那是1917年3月发生在哈利法克斯的事，英国水兵在无数旅客的睽睽众目下，从挪威邮轮“赫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上把我架走。当时我全家还是这些人，不过都比现在小12岁。
“伊里奇”号没载货，也没载旅客，在凌晨一点左右起锚离港。有60海里要由破冰船开路。我们只赶上疯狂肆虐的风暴的尾巴。2月12日我们驶进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土耳其警察在尤克—戴尔登船检查旅客。船上除了我的一家和格别乌特务之外，没有其他旅客。我把一份声明交给警察请他转交土耳其共和国总统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土克，其内容如下：
“总统先生阁下：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口我有幸通知阁下，我之所以来到土耳其，实非出自本人选择。我是在暴力胁迫下跨越这条疆界的。
敬请总统先生阁下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1929年2月12日”
这项声明没有引起后果。轮船继续它的航程。经过22天的航行，行驶了六千公里，我们来到了君士坦丁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