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月，我被解除了军事人民委员的职务，前面的斗争为这个决定作了周密的准备。追随者们更害怕国内战争的传统和我与军队的联系，如同他们害怕十月革命的传统一样。我毫不反抗，甚至怀着宽慰的心情交出了我的军事职务，因为这样可以夺去敌人散布我搞军事阴谋等流言蜚语的口实。追随者们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正确性，开始虚构出种种荒诞不经的阴谋，后来甚至他们自己对此也将信将疑了。我个人的兴趣从1921年起已转到其他领域。战争结束了，军队从五百三十万人缩编为六十万人，军事工作已进入官僚主义的轨道。国内经济问题是首要问题，从停战时起，这些问题所占用我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军事问题。
1925年5月，我被任命为租让委员会主席，电业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技管理局局长。这3个部门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这些单位的选择是背着我搞的，并由一些特殊的考虑所决定的：即要把我与党隔绝，把日常工作压到我的身上，把我置于特殊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我仍诚心诚意地试图在新基础上发挥作用。刚刚在3个我所不熟悉的机构中着手工作时，我就全力以赴。我对科学技术研究所最感兴趣。由于工业的集中性，这些研究所在我国可以有广阔的发展前途。我热心地参观了很多试验室，怀着极大的兴趣观看试验，聆听著名学者的解说。在空闲时间钻研化学、流体力学教材，感到自己已经一分为二：一半是行政官员，一半是大学生。难怪我在青年时代打算进数理系学习。我好像是摆脱了政治，在自然科学和工艺学问题上休息一样。作为电力技术管理局局长，我视察了所有建设中的电站。我去了趟第聂伯河，那里为即将建设的水电站进行着巨大的筹备工作。两名船工驾着一条小渔船载着我沿着扎波罗热哥萨克人的老路，在激流险滩和漩涡之间顺流而下，当然，这纯粹是出于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但是，我从经济角度和技术角度这两方面对第聂伯河的工程十分关注。为了保证水电站避免计算上的失误，我组织了美国专家进行技术鉴定，随后又组织德国专家进行再次鉴定。我不仅试图把新工作与日常经济任务联系起来，而且要与社会主义的基本课题联系起来。在反对以迟钝的民族主义方式处理经济问题（以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途径来获得“独立”）的斗争中，我提出了制定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系数比较系统的课题。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课题，是出于正确判断世界市场的动向的必要性，这也能为我们的进出口及租让政策的任务服务。实质上，系数比较课题本身就来源于承认世界生产力对民族生产力的统治权，因而它意味着对在个别国家里建成社会主义这个反动理论的进攻。我就自己新工作中的问题宣读报告，出版书籍和小册子。敌人不可能，也不愿意在这方面应战。他们为自己得出的结论是托洛茨基又建立了新的据点。现在电力技术管理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始使他们坐立不安。其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军事部门和红军。斯大林的机关跟踪我，我的每一个实践活动都成了复杂的幕后阴谋的口实，每一次理论总结都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无知神话提供原料。我的实际工作条件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大林和他的助手莫洛托夫的绝大部份创作，就是在我周围组织公然的怠工。我的下属机构领取必需的经费已成为无法完成的任务。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的人都为自己的命运，或至少是为自己的前途而担惊受怕。
在这种情况下，争取我的政治休假的尝试显然没有成功。追随者不能半途而废，他们对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怕得要命。昨天的造谣诽谤威胁着他们，要求他们在今天加倍地背信弃义。最后我要求解除我电力技术管理局长和科技管理局长的职务。在租让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上毕竟没有多少搞阴谋活动的余地，因为每一次租让的命运都要由政治局来决定。
在这一段时间内党的生活面临着新的危机，在斗争的第一阶段“三驾马车”与我对立，但是它本身就远非铁板一块。无论是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他们在理论上或政治上都比斯大林高出一筹。但他们两人都有一个小小的缺陷，即没有性格。他们侨居国外时，在列宁指导下所得到的高过于斯大林的国际视野，非但没有使他们更强大，反而使他们更软弱。自给自足的民族主义发展方针，俄国护国主义的公式“一拳就可以打倒敌人”，现在已成了新社会主义的语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企图部分地捍卫国际主义观点，在官僚主义者眼里他们已经成了二流的“托洛茨基分子”。于是他们更加疯狂地对我作战，企图以此巩固斯大林机关对他们的信任。但他们的努力枉费心机，机关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斯大林是它的脊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很快就与斯大林反目为仇，等他们想把争论从三驾马车移到中央委员会去时，才发现斯大林已拥有牢固的多数了。
加米涅夫算是莫斯科的正式领导人。但1923年（当时莫斯科党组织机构中大多数都支持反对派），在加米涅夫参与下彻底破坏了这一机构后，一般莫斯科党员群众忧郁地保持沉默。加米涅夫刚开始试图与斯大林对抗就被挂了起来。列宁格勒的情况有所不同。1923年，列宁格勒共产党员在季诺维也夫庞大的机关重压下没有参与反对派的活动，但现在轮到了他们。对富农和在一个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使列宁格勒工人感到不安，工人群众的阶级抗议与季诺维也夫的权力斗争正好一致，于是就产生了“新反对派”。在最初阶段连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也加入其中。但是，使大家，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惊异不已的是：他们两人被迫重复部分旧反对派的批评，很快就被划入“托洛茨基分子”阵营。如果在我们的人中认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接近，最起码也是荒诞不经的，这并不足为奇。在反对派中有不少人是反对这一联盟的。甚至还有这样的人（虽然为数不多）认为可以与斯大林结盟反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我的一个近友姆拉奇科夫斯基，一位老革命家、国内战争中优秀的军事首长，他表示反对与任何人结盟，并为自己的立场作了一个经典式的论证：“斯大林会欺骗，季诺维也夫会临阵脱逃。”但最终这类问题不是由心理考虑，而由政治考虑来解决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承认，1923年以来“托洛茨基分子”反对他们的斗争是正确的，他们接受了我们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同他们结盟，何况在他们背后还有成千上万列宁格勒的工人革命者。
在正式会议的场合之外，我已有3年没有与加米涅夫见面了。也就是说，自从他要去格鲁吉亚的那个晚上，当时他曾答应支持列宁和我的立场，但在得知列宁病重后，又站到斯大林一边去了。加米涅夫与我第一次见面时就说：“只要您和季诺维也夫出现在同一个讲坛上，党就一定能找到真正的中央委员会”。我只能对这种官僚主义的乐观主义一笑置之。显然，加米涅夫对“三驾马车”经营了3年之久的瓦解党的工作估计不足。我毫不客气地对他指出了这一点。
从1923年，也就是德国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开始的革命低潮具有国际规模，在俄国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也在全速进行，党的机关越来越向右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这么想：只要我们联合起来，胜利就会像熟透的果子那样掉到我们的脚边，那就未免太幼稚了。“我们应该做长远打算，”我几十次叮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需要认真长期地做斗争准备工作。”在一时的狂热中新盟友勇敢地接受了我的提法。但是他们坚持不了多久，他们不是一天天地，而是一小时一小时地萎靡下来。姆拉奇科夫斯基对他们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季诺维也夫最后终于逃跑了。但他远没有把他的所有同志都带走。无论如何，季诺维也夫的双重转变给托洛茨基主义的神话带来了无法医治的创伤。
* *
1926年春季，我和妻子到柏林去了一趟。莫斯科的医生对我连续不断的高烧束手无策。为了怕承担责任，早就竭力劝我出国。我也想找到摆脱绝境的办法。在最危急的时候，发烧使我瘫痪，成了我的对手的可靠同盟军。政治局对我出国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它的意见是：根据它所掌握的材料和政治形势来看，我出国是非常危险的，但把最后决定权交给我。它的决议附有一份格别乌的资料，无非是证明我不该出国。政治局无疑是怕我万一在国外发生什么意外，党会让它承担责任。当时在斯大林的警察头脑中还没有想到要将我流放国外，而且是流放到君士坦丁堡。很可能政治局还担心我在国外搞某些活动，把外国反对派团结起来。无论如何，我在同朋友商量之后，还是决定出国。
没费周折就得到了德国大使馆的同意。于是4月中旬我就和妻子一同上路了，我拿的外交部护照上用的是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会负责人库兹缅科的名字。陪送我们的是谢尔穆克斯。（他曾是我专列的列车长）和一位格别乌的全权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我告别时显得极为动情：他们不愿意单独和斯大林留在一起。
在战前那几年，我对霍亨索伦王朝的柏林相当熟悉。它有它自己的风貌、谁也不能说它是令人愉快的，尽管有许多人认为它令人肃然起敬。柏林变样了，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风貌可言了，至少是我看不出来。城市在长期重病之后，经过一系列外科手术，正在慢慢地恢复。通货膨胀已经消除，而硬马克只不过成了测量普遍贫困的工具。在街头、商店、行人的脸上看得出贫穷和不耐烦，有时甚至还有东山再起的强烈愿望。德国人的认真和清洁，在苦难的战争、失败和凡尔赛掠夺的年代中已被赤贫所战胜。密密麻麻的人群顽强惨淡地修复那些被战争之靴踏平的道路、走廊和仓库。从街道的节奏、行人的动作和手势中都能感受到宿命论的悲剧色彩：毫无办法，生活就是无期的苦役，应当从头做起。
在几星期里我一直是柏林一家私人诊所的医学观察对象。为了寻找神秘的发烧的根源，医生们轮流为我检查。最后一位喉科医生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发烧的根源在于扁桃腺，建议我把它割去，以防万一。诊断医生、内科医生犹豫不决：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后方人员。外科医生有战争经验，他对他们极端蔑视，他说，目前摘除扁桃腺就像刮胡子一样简单。只好听他的。
助力们准备捆扎我的双手，但手术师满足于我的精神保证。在外科医生鼓励性的俏皮话中，看得出他内心的紧张和努力克制的激动。最不舒服的是必须一动不动地仰面躺着，被自己的血呛得喘不上气来。整个手术用了40—50分钟。如果不把手术无效这一点考虑在内的话，可以说一切都很顺利。因为在手术后不久，体温又再度升高了。
在柏林，更确切点说，在诊所里的时间并没有白过，我一头扎进了德国报纸堆里。我从1914年8月起几乎根本没有读过德国报纸。每天人们给我送来20来份德国的和几份外文刊物，我边看边把它们随手扔在地板上。来给我看病的教授们必须在各种倾向的报纸铺成的地毯上行走。实际上我是第一次听到德国共和政体政治的全部音阶，说实话，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出乎意料之外的东西。共和国是军事溃败的弃婴，共和党人出头是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需要，社会民主党人成了被他们所扼杀的十一月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兴登堡是民主党的总统。这些我大致都已料到，但从近处看这一切，仍很有教益……
在五·一那天，我同妻子坐汽车走遍全城，到了所有主要地区，挤在人群里观看游行、宣传画、听演讲，乘车穿过亚历山大练兵场。我见过很多次规模更大、人数更多、更富有示威性的五·一游行，但已很久没有可能在群众中走动而不引起别人的注意，能感到自己是无名的整体中的普通一分子，只是听和看。只有一次陪伴我们的同事小心地对我说：“这里正卖您照片呢。”但是凭这些照片是没人能认出教育人民委员会成员库兹缅科来的。如果这几行字落入维斯塔堡公爵、赫尔曼·米勒①、斯特莱斯曼②、列文特洛夫伯爵、格里费尔丁格或反对我进德国国境的诸公眼中，我有必要让他们知道：我没有喊过任何违禁的口号，没有张贴过任何蛊惑性的宣传品，仅仅是一位道地的观察者，他在几天后就要接受手术治疗。
①米勒，赫尔曼（1876—1931）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1928—1930年任德国总理。——译注
②斯特莱斯曼，古斯塔夫（1878—1929）于1923年8—11月任德国总理兼外长。——译注
我们也参加了城外的“饮酒节”。这里人山人海，尽管洋溢着春天般欢乐的情绪，更有阳光和美酒的助兴，但过去这几年的阴影仍旧笼罩在尽情狂饮者、寻欢作乐者和准备寻欢作乐者的身上。只要细心注视一下，大家都像久病初愈的人：欢乐要求他们付出巨大努力。我们在人群中呆了几个小时，我们观察并和他们交谈，用小盘子盛了小灌肠吃，甚至还喝了啤酒。从1917年起我连啤酒是什么味道都忘了。
手术后，我恢复得很快。我开始拟定起程的日期。但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我至今还不完全明白的意外事故。大约在我动身回国前的一星期左右，诊所走廊里来了两个穿便衣的先生，从外表上无法判断他们的职业，而恰恰是这点证明了他们的警察身份。我从窗里看见院子里还有6、7个同样的先生，他们既彼此截然不同，但同时又完全相似。我告诉站在我身旁的克列斯京斯基，叫他注意这一点。过了几分钟后，一位助理医生来敲我房门，激动地说，教授吩咐他来通知：有人要谋杀我。我指着那些便衣们问：希望不是警察吧？医生设想这些警察是来防止谋杀的。又过了两、三分钟，一位警察局官员前来通知克列斯京斯基说，警察局确实得到有关策划谋杀我的消息，所以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整个诊所动起来了，护士们彼此互相转告、还告诉病人说托洛茨基住在诊所里，因此有人要往这里扔炸弹。气氛顿时大变，与医疗单位很不协调。我与克列斯京斯基商议好立即搬到苏联大使馆。诊所前面的街道已被警察围住，在我迁居时警察局派了几辆汽车护送。官方的说法大致如此：一些因新近的阴谋败露而被捕的德国保皇党徒中，有一人向侦察人员揭发俄国白卫军密谋近日内刺杀现在柏林的托洛茨基。应该说明，德国外交部（我去德国一事是和它达成协议的）因为警察局里保皇党分子太多，所以有意没有把此事通知警察局。警方不相信这被捕的保皇党分子的口供，但仍然对有关我在诊所的供词进行调查。当这事被证实后，他们大吃一惊。因为教授们曾被询问，所以我从助理医生和警察局高级官员方面同时得到两个警告。是否真的有人准备行刺，警察局是否真是从被捕的保皇党徒处得知我在柏林，我至今仍不知道。但我总怀疑事实应该简单得多。应该设想为，外交部没有能保住“秘密”，而警察局为它不受信任而恼火，决定给点颜色看看，不知道是冲着斯特莱斯曼，还是冲着我，反正是要让我们知道，没有它的参与就不能顺利地摘除扁桃腺。不管真相如何，反正诊所已闹得天翻地覆，而我在强大的保护下逃脱了颇成问题的敌人，搬进了大使馆。过了一些时候，在德国报纸上才出现了对这一事件的零星、迟疑的反应，看来谁也不愿意相信它。
我在柏林时正值欧洲发生两个重大事件：英国总罢工和波兰毕苏斯基的政变。这两个事件进一步加剧了我与追随者的分歧，并且预示了日后斗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关于这问题应该略加说明：斯大林、布哈林，第一阶段中还有季诺维也夫，他们把苏联工会的上层人物与英国工联总委员会的外交联盟看作是他们政策上的一张王牌。斯大林由于受其孤陋寡闻的局限，认为珀西尔和英国工联的其他领导人已经准备好，能够在困难时刻帮助苏联政府与英国资产者进行斗争。至于英国工联的头头们，则不无根据地认为，考虑到英国资本主义危机和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苏联工会首脑建立正式友好关系的形式来从左面得到掩护对他们是利的。双方小心翼翼地绕来绕去地兜圈子，惟恐道出他们各自的真实意图。腐朽的政策已经屡次在重大事件中碰得头破血流。1926年5月的总罢工，不仅是英国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我们党内生活中的大事。
英国在世界大战后的命运格外重要。它的世界地位发生了剧烈变化，在内部力量的对比上不能不引起同样剧烈的变化。十分清楚：如果欧洲（包括英国在内）重新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相对长期的社会平衡，英国只能通过一系列冲突和震荡才能达到这种平衡。我认为煤炭工业的冲突恰恰是在英国有可能导致总罢工，由此我得出结论：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形式及其新的历史使命之间的矛盾必然在近期内暴露。1925年冬春之交，我曾在高加索就此为题写了一本小册子（《英国往何处去》）。实际上这本小册子是反对政治局官方概念的。后者指望总委员会的左倾化会使共产主义能逐渐渗入工人政党的队伍和工联中去。一方面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复杂化，另一方面为了检验对手的态度，我把手稿送交政治局审查。因为这是对问题的事先预测，而不是事后的评论，所以政治局成员中没有人出来说话。小册子顺利地通过了书刊检查机关，未经修改就付印了。它很快就有了英译本。英国社会主义者的首脑们把它看做是一个外国人因为不了解英国具体条件，而想把“俄国”总罢工搬到英伦三岛土地上来的幻想。持这种论调的人，从那个政治平庸竞赛的绝对冠军麦克唐纳开始，没有几百人也有几十人。但是没过几个月，煤炭业的罢工就变成了总罢工。我的预测这么快就得到了证实是我始料不及的。如果说，总罢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预见的正确性，推翻了英国改良主义者自制的评价，那么总委员会在总罢工期间的行为，就意味着斯大林寄于珀西尔的希望的破产。我在诊所里贪婪地收集并汇总了所有关于介绍总罢工进展的消息，尤其是关于群众与领袖们相互关系的消息。最使人愤怒的是莫斯科《真理报》上一些文章的性质，它们的目的就是要掩饰破产和保全面子，为达到这个目的只能靠无耻地歪曲事实。对于革命政治家来说，最大的思想堕落就是蒙蔽群众。
我回到莫斯科后，要求立即断绝与总委员会的联盟关系。季诺维也夫经过不可免的摇摆之后与我站到了一起，拉狄克反对，斯大林用尽全力抓住联盟，甚至抓住它的表象不放。英国工联主义者们等到尖锐的内部危机结束，就毫不客气地把自己那慷慨而糊涂的盟友一脚踢开。同一时期，在波兰也发生了些同样重大的事件。小资产者为了寻找出路而团团乱转，最后铤而走险举行暴动，并不遗余力地吹捧毕苏斯基。共产党领袖瓦尔斯基①断定，这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民主专政”在他眼前展开，并号召共产党员支持毕苏斯基。我很早就认识瓦尔斯基了。罗莎·卢森堡在世时，瓦尔斯基还能在革命队伍中有一席之地，至于他本人，从来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1924年瓦尔斯基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动摇后，声称他终于认清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危害，即对农民和民主专政的意义估计不足。他的驯顺得到奖励，他登上了领袖的高位，于是他焦急地等待着能够使用其过晚得到的马刺的适当机会，1926年5月他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玷污自己和党的旗帜。他当然没有受到惩罚：尽管波兰工人十分愤怒，但斯大林的机关庇护了他。
①瓦尔斯基，阿道夫·杰吉（1868—1937）波兰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波兰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曾任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译注
1926年间，斗争更加尖锐了。初秋时反对派在党小组会议上公然出击，机关进行了疯狂的回击。思想斗争被行政手段所取代，每当反对派登上讲台，党的官僚们用电话把工人小组召上会场，疯狂地集中汽车，喇叭轰鸣，有组织地吹口哨吼叫。执政掌权的一派以机械地集中自己的力量来压制，并以镇压相威胁。广大党员群众在什么也没有听到、没有理解、也没有说出自己的看法，就担心党的分裂和大难临头。反对派被迫撤退了。我们在10月16日提出声明，大意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党的范围内保留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并且拒绝一切可以导致分裂危险的行动。10月16日宣言所期望的不是机关，而是广大的党员群众，它表达了我们要求留在党内为党服务的愿望。虽然斯大林派在第二天就开始撕破停战协议，我们仍然赢得了时间。1926—27年的冬季给了相当的喘息机会，使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理论研究更为深入。
1927年初季诺维也夫已经准备投降了。如果说不是一下子投降的话，也是分几个步骤进行的。但这时正好在中国又发生震撼人心的事件，使斯大林政策的罪恶昭然若揭。这事使季诺维也夫和追随他的人们推迟了投降。
追随者在中国的指导意味着对布尔什维克所有传统的践踏。中国共产党在违背自己意志的情况下被并入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并服从其军队纪律，建立苏维埃政权已被禁止。追随者建议共产党员停止土地革命，没有得到资产阶级准许不得武装工人。在蒋介石破坏上海工人运动、把政权集中到军事集团手中之前很久，我们已经对这种不可避免的结局提出了警告。自从1925年我就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而斯大林—布哈林的政策不仅为破坏革命做了准备、为它铺平了道路，而且动用了国家镇压机器使蒋介石的反革命工作免于遭到我们的批评。1927年4月斯大林在圆柱大厅内党的会议上还在捍卫与蒋介石联合的政策，号召对他予以信任。5、6天之后蒋介石就把上海工人和共产党员淹没在血泊之中。
党内掀起一股不满的浪潮，反对派抬起了头。反对派成员违反一切秘密活动的规则（在这时我们已被迫在莫斯科以秘密工作方式保卫中国工人的反蒋介石运动）数十人一起到总租让委员会的所在地来会见我。许多年轻的同志们觉得，斯大林政策的破产是如此明显，必定会加速反对派胜利的到来。在蒋介石进行国内政变的头几天之后，我对年轻的朋友们（当然不只是年轻的朋友）过分发热的头脑浇了不只一桶冷水。我告诉他们：反对派绝不能由于中国革命失败而兴盛起来。我们的预见的证实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新同志，但对于几百万人来说，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我们的预见，而是中国无产阶级被击溃这个事实的本身。继1923年德国革命失败和1925年英国总罢工遭受挫折之后，在中国发生的新失败只能加剧群众对国际革命的失望情绪。而这种失望情绪正是斯大林民族改良主义政策的基本心理根源。
很快就发现，作为一个派系，我们的确强大起来了，即思想上更一致、人数也壮大了。但是我们与政权联接的脐带被蒋介石的利剑切断了。他的名声扫地的俄国盟友斯大林只能以摧毁反对派来补充上海摧毁工人组织的事件。反对派的核心是由一批老革命者组成的。但我们并不孤立，在我们周围团聚着数百乃至数千名新一代的革命者。他们最初被十月革命唤醒投入了政治生活，参加了国内战争，对以列宁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巨大权威心悦诚服，直到1923年才开始独立思考、批判，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发展中的新的转折点，更艰难的是学会担起革命首创精神的责任。现在数以千计这样的青年革命者正在斯大林体制的流放地或监狱中研究理论，以深化自己的政治经验。
反对派的基本力量是清醒地走向这一结局的。我们十分清楚地知道，要想把我们的思想变成新一代工人的财富，不能依靠外交手腕或影响，只能依靠斗争，不顾及任何实际后果的斗争。我们坚定地为我们遥远的未来思想胜利作准备，无畏地迎着眼前的毁灭前进。
在人类历史上使用物质力量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今天仍是如此：有时起进步作用，更多的是起反动作用，问题在于什么阶级和为了什么目的使用暴力。但是从这里要得出结论，好像暴力能解决一切问题，扫除一切障碍，就未免太过头了。可以用武器减缓进步的历史趋势发展的速度。但不能永远挡住进步思想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当牵涉到重要的原则斗争时，革命者只能遵循一条准则：fais ce que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①。
①法文：干该干的事，不计后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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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预定在27年底召开。随着会期的临近党越来越感到自己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广大党员都深感忧虑。尽管在骇人听闻的恐怖笼罩下，党内还是出现了听听反对派意见的愿望。但这只能通过非法途径实现。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各个角落里，男女工人、大学生举行秘密集会。集会的规模从二十人到一、二百人不等，他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听一位反对派代表的讲演。我在一天内参加了两、三个、有时甚至4个类似的集会。它一般设在工人家里，两间小小的屋子里人挤得满满的，讲演者站在两间房子的中间。有时候，人们坐在地板上，更多的是因为地方狭小，不得不站着谈话。监察委员会派来的人常常出现在这类集会上，要求人们解散，而人们则建议他们参加辩论，如果他们扰乱秩序就把他们关到门外。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参加这类集会的总人数超过两万人。人流不断增长。反对派巧妙地筹备在高等技术学校大礼堂里举行了一次大会，这会场被我们从内部控制了。这里一下子挤进了两千多人，还有成批成批的群众站在马路上。企图用行政手段阻挠我们是无能为力的。我和加米涅夫讲了大约两个小时。结果，中央委员会号召工人必须用武力来驱散反对派的集会，这个号召无非是为精心策划的、在格别乌指挥下的部队攻击反对派作掩护。斯大林要用血腥镇压来解决问题了。我们发出暂时停止大型集会的信号，但这已是11月7日示威之后的事了。
1927年10月，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例会在列宁格勒召开。为庆祝大会召开举行群众游行。在各种情况的偶合下，这次游行得到完全出乎意料的效果。我和季诺维也夫以及其他几个人乘汽车环城一周观看游行的规模和情绪。最后我们经过塔夫利达宫，在这地方停着几辆卡车，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当观礼台。我们的汽车开到纠察线前停住过不去了，还没有容我们考虑出怎样摆脱困境时，卫队长已跳到我们车前，诚恳地邀请我们上观礼台。我们还在迟疑未决时，两队民警已经为我们清出了通往最后一辆空卡车的道路。群众一发现我们在最后一个观礼台上时，游行的性质立刻发生了变化。群众冷淡地走过前面的卡车，不理采看台上的人对他们的致意而径直匆匆地向我们走来。我们的卡车立刻被成千上万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工人和红军战士都停下脚步，仰头高声欢呼，在后面人群焦急的推挤下才慢慢向前移动。有一队民警奉命到我们卡车前来维持秩序，他们自己也被整个气氛所感染，没有表现出他们的积极性。布置在群众中的几百名最忠诚的机关特工人员试图把我们轰下台。但他们孤立的嘘声淹没在群众支持的欢呼声中。时间越久，游行的官方领导对这种情况就越不能容忍。最后，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它的几个最显赫的成员从四周空无一人的第一观礼台上爬下来，到我们那个排在最后，为最次要的来宾准备的看台上来。但是这勇敢的一着也没有能挽救局面：群众不住地高呼名字，但不是官方主持者们的名字。
季诺维也夫立刻充满乐观情绪，他期望示威游行的重大后果。而我却不同意他那冲动的评价。列宁格勒工人群众对反对派领袖表达精神支持借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情绪，但它还不能阻止机关迫害我们。我在这方面不抱任何幻想。另一方面，示威游行会暗示当权派必须加速整垮反对派，使群众面对既成事实。
下一个里程碑是纪念十月革命10周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群众游行。作为游行组织者和纪念文章作者以及演说者往往都是这样的人，在十月革命时，他们或是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或是干脆躲到家里去静候结局，他们是在革命确已胜利时才参加革命的。当我在文章或广播里看到或听到这批专事趋附逢迎的食客指责我背叛了十月革命时，我与其说感到痛苦，不如说感到可笑。如果你理解历史发展的动力，看到你的对手被一只他本人也不知道的手牵线操纵着时，那么最令人嫌恶的卑鄙无耻和背叛行径在你面前都失去了作用。
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牌参加游行。标语牌上的标语无论如何也不是反党的：“枪口向右转——反对富农、反对耐普曼①、反对官僚”“坚决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今天这些口号是斯大林派与右派斗争的官方信条。但是在1927年11月7日那天，反对派的标语牌被夺走，撕得粉碎，而扛标语牌的人则遭到专门组织起来的打手的毒打。列宁格勒示威游行的经验成了这里官方领导人的前车之鉴，这一次他们准备工作做得很好。群众却感到不舒服，它心惊胆战地参加了游行。在大群惊慌失措、惶恐不安的群众之上是交战的双方：反对派和机关。主动帮助机关和反“托洛茨基者”斗争的志愿人员显然都不是革命者，一部分甚至是莫斯科街头的法西斯分子。一个民警假装鸣枪示警，公然朝我的汽车开火，另一个人为他指点目标。一个醉醺醺的消防官员嘴里骂着肮脏的下流话，跳上我汽车的踏板打碎了玻璃。对善于观察的人来说，27年11月7日的莫斯科街头的一幕，就是热月政变的彩排。
①新经济政策期间的资本主义分子。——译注
在列宁格勒也举行了这种游行。专程到那里去的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遭到了专门布置的一队人马的攻击。在防范人群的口实下，在整个游行期间一直把他们关在一栋房子里。季诺维也夫当天就给我们往莫斯科写了封信：“一切情况表明，这种无耻行径对我们的事业极为有利。我们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为你们担心。‘接头’（即非法与工人交谈）我们进行得很顺利，出现了对我们有利的大转折。我们暂时还不准备离开这里。”这是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派毅力的最后一次迸发。仅一天之后，他已经来到莫斯科主张投降了。
11月16日越飞自杀了。他的死使正在开展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越飞身患重病。他曾任驻日本大使，因病重从日本被护送回国。他费了好大的劲才被派往国外，但在国外时间太短，虽然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没有彻底治愈。后来越飞成了我的总租让委员会的副手，所有的日常工作都落在他的肩上。党的危机使他十分痛苦，这种背信弃义的行径格外使他震惊。他多次力图真正投身到斗争中去，我担心他的健康，劝阻了他。最令越飞愤慨的是对不断革命论的讨伐，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目前这种状况：那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无耻地诽谤那些高瞻远瞩地预见了革命进程和性质的人。越飞告诉我，他与列宁就不断革命论为题谈过一次（大概是在1919年），列宁对他说：“是的，看来托洛茨基是正确的。”越飞想公布这次谈话，我千方百计地阻止了他。我早就想到卑鄙无耻的浊流定会排山倒海地向他压来。越飞特别顽强，他外表软弱而内心却是个不屈不挠、刚毅坚强的男子汉。每发生一次无礼的挑畔或政治上的背信弃义，他都会来见我，沉着脸忿忿不平地重复说：“不行，一定要把这事公布出来。”我只好再次向他证明：这种旁证词于事无补，应当对党的新一代进行再教育，应当把目标放远一点。
由于越飞的病在国外未曾彻底治愈，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到了秋季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此后，他就卧床不起了。朋友们再次提出送他出国的问题，这一次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斯大林一伙人现在打算把反对派送到另一种地方去。把我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然后又开除出党一事，对越飞的震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他的政治和个人的义愤，再加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病入膏肓。他准确无误地感觉到，现已到了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但他却无力进行斗争。置身于斗争之外的生命，对他来说毫无意义，于是他给自己找了一条最后的出路。
这时我已经搬出了克里姆林宫，住在我的朋友别洛博罗多夫的寓所里。尽管他名义上还是内务人民委员会委员，但已处在格别乌特务的监视之下。那时，别洛博罗多夫正在乌拉尔家乡，试图在与机关的斗争中找到走向工人的道路。我往越飞家打了个电话询问他的健康情况。他自己接的电话，因为电话机就放在他的床头。他的声音有些异常、紧张和不安，可惜我事后才悟到这点。他要求我到他家去一趟，有点什么事耽误了我立刻满足他的要求。在那些狂风暴雨般的日子里，不断有人到别洛博罗多夫的住宅里来商量紧要问题。一两个小时之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通知我：“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了。小桌子上有一封给您的信。”别洛博罗多夫寓所总有几个军人反对派值勤。我在城里走动时，总是由他们陪同。我们立即赶往越飞家。我们按门铃，敲门。门后有人盘问了我们的名字，但没有立即开门，在门后不知道搞了些什么名堂。沾满血渍的枕头映衬着平静的、极其温柔的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的面庞。格别乌的成员Б某大模大样地坐在越飞的写字台旁。小桌子上没有信。我要求立即把信交给我，Б某嘟嚷说，什么信也没有，他的表情和音调无疑暴露出他在撒谎。几分钟后，朋友们从全城各处来到这里。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党的机构的官方代表在大批的反对派中感到孤立。一夜之间有几千人到这里和越飞的遗体告别，信件被盗的消息传遍全城，外国记者们通过电报把这条消息发到各处。继续隐瞒信件似乎已经不可能了，最后他们把信的影印件交给了拉科夫斯基。信是越飞写给我的，他亲手把它封进写着我名字的信封，不知为什么却要交给拉科夫斯基，并且不是原件，而是影印件，我在这里不作解释。越飞的信反映了我这位亡友的整个一生，直到生命结束前半小时。他了解我对他的态度，对我抱有极大的精神信赖。他授权给我在公布此信时，可以把信中不必要的或不恰当的地方删去。后来，当无法再对全世界隐瞒这封信时，无耻的敌人枉费心机地企图利用信中的那几行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些片断正好不是为发表用的。
越飞力求让自己的死亡仍为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服务。他亲手写下了最后的证词和给朋友们的最后忠告，就是这只手在半小时后扣动了对准太阳穴的手枪的扳机。下面就是越飞写给我的诀别信：
“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们俩和衷共济，在一起工作了几十年，我希望我们的友谊也同样长久。这使我有权在诀别时对您直言我认为是您的不足之处。您知道从您提出‘不断革命论’时起，至今我与您一起工作了20多年，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所制定的路线的正确性。但我总觉得您缺少列宁那种在原则问题上不屈不挠、寸步不让的精神。他认定是正确的路线，即使只剩下他一个人也要坚持下去，并预见到将来会获得多数，将来所有的人都会承认这条路线的正确性。从1905年起，您在政治上始终是正确的。我曾不只一次向您提起过我亲耳听列宁说，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之将死，其言也真，现在我再一次重复这句话。……但是您为了满足您过高评价的协议、妥协的需要，而经常放弃您的正确立场，这就是错误。我再重复一遍，政治上您过去一直是正确的，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确。党早晚会认识到这点，历史一定会做出高度的评价。所以现在如果有人离开您，您千万不要害怕，或者来支持您的人不如所期望的那样多、那样快，您更不用害怕，因为您是正确的。但作为您正确性的胜利保证就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沿着直线勇往直前，决不妥协。伊里奇获胜的秘密就在这时里。多少次我都想对您讲这些话，但直到现在，在诀别时，我才下了这个决心。”
为了阻止莫斯科工人参加越飞的葬礼，把葬礼定于工作日上班的时候举行。但是参加的工人仍然不下万余人，葬礼变成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派的示威。
这时斯大林派正在筹备召开党代会，急于在大会前造成分裂的既成事实。为派代表参加党代会而召开的地方会议上的所谓的选举，在正式宣布“辩论”开始之前就开始了。这场辩论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在辩论时，按军队方式组织起来的二流子队伍，用纯法西斯手段破坏会议。总之，很难想象出有什么比十五次党代会筹备会更寡廉鲜耻的事了。季诺维也夫和他的集团不难猜到，这次大会只不过是为了从政治上彻底完成在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大会时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街头上开始的肉体打击。现在季诺维也夫和他的朋友们唯一要办的事就是及时投降。他们十分清楚，斯大林官僚主义的真正敌人，显然不是他们这些第二批反对派，而是与我有联系的反对派核心。他们希望趁十五次代表大会之际示威性地与我决裂，即使不能赢得赏识，至少也能得到宽恕。他并没有认识到：双重的背叛是政治上的自我毁灭。如果他们对我们这一派的背后打击只是暂时削弱我们，但却注定了他们自己在政治上的必然灭亡。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开除所有反对派分子，被开除的人由格别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