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曾不只一次地问过我，甚至现在还有人问：您怎么会失掉了政权！在这个问题的后面隐藏着丢失具体东西这样一种相当天真的概念，即认为失掉政权和丢一只表或笔记本是一回事。实际上，一些领导夺取政权的革命者在一定阶段上开始“和平地”或者灾难性地失掉政权，这事件本身就标志着在革命的领导层内一定理想和情绪影响的衰退，或是群众中的革命情绪的衰退，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摆脱了地下状态的党的领导干部受到革命趋势的鼓舞，朝气蓬勃。革命第一阶段的领袖们更明确、更好地表述了这些倾向，并十分成功地引导干部进入实践。正是这点使他们成为党的领袖，通过党成为工人阶级的领袖，通过工人阶级成为全国的领袖。特定的人物通过这种方式把政权集中在自己手中。但是，革命第一阶段的思想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对党内直接支配国家的那一层的意识的支配权。于是在国家中就出现了可以统称为反动的一些过程。这些过程在不同程度上波及到工人阶级及工人党员。形成政权机构的那一层有了独立的目的，并力图使革命服从这些目的。于是在善于超越机关高瞻远瞩的领袖们和这一机构（它庞大臃肿、成分复杂，很容易吸引一般共产党员）之间，开始出现分裂。起初它的心理性大于政治性。昨天的一切还是那样清晰，十月革命的口号还记忆犹新，第一阶段领袖的个人威望还那样高。但在传统形式的掩盖下已经形成了另一种心理。国际革命的前景暗淡无光，人们被日常工作彻底吞噬。应该为旧目的服务的新方法却创造了新的目的，首先是新的心理，临时局面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变成了终点站。于是造就了一类新人。
革命者归根到底是用与别人一样的社会材料塑造成的。但是他们应该具备某些鲜明的个性特征，使历史过程能够把他们与一般人区分开，并使他们成为一个特殊的团体。他们彼此的交往、共同展开理论的工作、在同一面旗帜下进行的斗争、集体的纪律、在危险之火中的锻炼，逐渐形成了革命家的类型。说布尔什维克的心理类型与孟什维克的心理类型是对立的，并非没有根据，一双有经验的眼睛可以单凭外表来区分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而且失误率极小。
但这不是说，布尔什维克中的所有人永远都是布尔什维克。使一定的世界观在头脑中扎根，使自己各方面的意识都服从它，并使自己的感情世界和它相一致——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的境界，而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这点在工人群众中被阶级本能取代，它能在危急时期变得极其敏感。但是在党和国家里也有一批革命者，他们之中大部分虽然也是出身于劳动群众，但早已脱离了它，而且他们的地位已使他们和它对立起来，他们的阶级本能早已丧失殆尽。从另一方面说，他们缺少理论上的坚定性和理论视野，不能把握整个过程，在心理上他们还有不少未设防区，一旦局势有所变化，异已或敌对的思想影响便会乘虚而入。在地下斗争、起义、国内战争时期中，这些人还不过是党的普通一兵。那时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几乎只有一根弦，而这根弦是由党这根音叉来定音的。紧张时期一旦过去，革命的游牧生活转入定居生活之后，这时自负的官吏身上的庸俗特征、好恶和情趣又会在他们之间复苏、活跃起来并且逐步发展。
一些值得令人警惕的见解常常从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斯大林、李可夫等人的口中脱口而出。这是从哪里来的？我暗自思量。这是从哪根管道里冒出来的？当我参加什么会议时，见到3、5成群的人在一起交谈，他们一见到我就停止交谈。在谈话里没有任何反对我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与党的原则对立的言论。但是其中却有精神上的怡然自得、自满陈腐的情绪，人们产生了相互交换这些新的思想情绪的要求。顺便提一下，小市民的播弄是非在其中占了相当的比例。从前他们不仅在列宁和我面前为此感到难为情，就是自己心中也感到羞愧。如果有人，譬如说斯大林，口中流露出庸俗思想，列宁那低低俯在纸面上的头抬也不抬，他只用眼光扫向两旁。似乎是在验证是否还有人发觉这种难以容忍的言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只要匆匆的一瞥或语调，我们就可以确凿无疑地发现，我们在这类心理评价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之所以没有参加这种在新的领导阶层中逐渐成风的娱乐消遣，绝不是由于精神原则，而是出自不愿体验这类极端的无聊。他们彼此来往作客，热衷于欣赏芭蕾舞，议论不在场者是非的集体酒宴，这一切无论如何也引不起我的兴趣。新的上层人物认为我不适于这种生活方式，所以也不想邀请我参加。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一出现，交谈的人们就停止谈话，带着几分羞愧、几分对我的仇恨散开了。这也可以说是我开始丧失政权的标志吧。
我在这里只谈了事情的心理方面，把社会底蕴，也就是革命社会剖析中的变化放在一边。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这些变化。但直接接触的却是它们的心理反映。内部事件的发展相对比较缓慢，有助于上层分子蜕化的分子过程，几乎没有给在广大群众面前展示两种不可调和的立场留下余地。此外还应补充一点，即新情绪长期处于，至今仍在传统形式的掩护之下。这就更加难于确定蜕化过程走得到底有多远。先前的革命进程酝酿了18世纪末的热月政变阴谋，它骤然爆发，以流血的方式结束。我们的热月则是缓慢的，诽谤起码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代替断头台。用连续方式组织起来的系统地伪造历史成为从思想上更新党的一件武器。列宁的病，以及等待他的康复回到领导岗位上来，使不确定的临时局面长达两年之久。如果革命发展处在上升阶段，则这个拖延对于反对派将是有利的。但当时革命正在国际舞台上遭到一个又一个的失败，这样拖延只能是对民族改良主义有利，自然而然地巩固了斯大林官僚主义，而对我和我的政治朋友不利。
以彻头彻尾的庸人眼光看待不断革命论、对它一无所知甚至是愚蠢地造谣攻击，就是从这些心理源泉中产生出来的。一个自以为是的官员在酒后或是看完芭蕾舞归来的路上对另一个自以为是的官员造我的谣：“他脑子只有一个不断革命。”谴责我不太合群、个人主义、贵族习气等等，都与此紧密相关。“不能时时事事都为革命，也应该为自己。”这种思想情绪可以译成：“打倒不断革命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严格要求和政治严格要求的斗争，在这些人手中逐渐采用了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形式。在这面旗帜下进行着布尔什维克中的市民解放。这就是我丧失权力的原因，就是它决定了丧失权力发生的形式。
我说过，列宁在临死之际对斯大林和他的盟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发动攻击。列宁本来是很器重捷尔任斯基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冷漠，是由于捷尔任斯基明白列宁不认为他能够领导经济工作。这把捷尔任斯基推向斯大林一边。现在列宁认为有必要把捷尔任斯基作为斯大林的支柱加以打击。由于奥尔忠尼启则表现出总督品质，列宁想把他开除出党。列宁在一封写给穆迪瓦尼的短笺里，答应完全支持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党内斯大林派所制造的政变鲜明地表现在这4个人的命运上。捷尔任斯基在列宁逝世后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即全国工业的首脑。准备开除出党的奥尔忠尼启则被任命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不仅违反列宁的意愿继续当总书记，并从机关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全部大权。最后，与列宁一起反对斯大林的布杜·穆迪瓦尼现被关在托博尔斯克监狱中。在党的所有领导机构中自上而下地进行了这类的“改组”。此外还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各国共产党中进行了这种改组。追随者时代与列宁时代之间不仅有思想鸿沟，而且还有组织上的彻底转变为分野。
斯大林是这次政变的主要工具。他有注重实际的才能和坚毅顽强追求达到既定目标的天赋。他的政治目光短浅，理论水平非常低下。他的编篡抄袭之作《列宁主义基础》，本想为党的理论传统作出贡献，但其中错误百出。因为他不懂外语，他要了解外国的政治生活只能靠别人介绍。从智力结构来看，他是个毫无创造性想象力的顽固的经验主义者。对党的最高领导层的人士（在较大范围内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来说，他永远是一个二、三流的角色。而现在他居然当了一把手，这事实与其说是说明了他的特点，倒不如说是说明了在转变时期中政治衰退这一过渡阶段的特色。爱尔维修①曾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它就会虚构出几个来。”斯大林主义首先是革命衰退时期无人性机关的产物。
①爱尔维修（1715—1771）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认为人的意识和激情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他赞同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有决定性的观点。其主要著作有《论精神》（l758)《论人》(1773）等。——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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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他的去世对他本人来说，不过是摆脱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而已。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列宁对自己的无助情况、首先是丧失语言能力不能不感到是无法忍受的屈辱。他对医生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他不能忍受他们的庇护性语调、他们的庸俗的玩笑、他们的虚假的安慰话。当他还能说话时，他假装顺便地向医生提些验证性的问题，在他们未察觉的情况下抓住了他们的矛盾，由此得到一些补充解释。并且自己看医书，像他对其他事情一样，他就是在这里也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医生中列宁唯一可以容忍的人就是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格季耶。他是个好医生，也是一个好人，没有一点廷臣习气。格季耶以真正人类眷恋之情爱着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已经不让别的医生来看他时，格季耶仍然能照常来看望他。格季耶同时又是我在整个革命年代里的至交好友和我的家庭医生。正因如此，我们总能得到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病情的更严谨、更深思熟虑的看法，它们补充、纠正那模糊不清的公报的不足。
我曾多次追问格季耶：列宁在病愈后是否还能保持他的智力。格季耶的答复大致是这样的：疲劳感会加重，工作不能像原来那样细致，但是能手终归还是能手。经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风期间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个诊断。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临近结束时，给人的印象完全是一个疲惫已极的人。脸上的肌肉松弛下来，目光暗淡，甚至连他那巨大的额头也萎缩了，双肩无力地下垂。他的面部表情和整个体态可以用疲劳过度一词来概括。在这可怕的时刻，我感到列宁的生命危在旦夕。但是只要好好地休息一夜，他又重新得到了思维的力量。在他两次中风期间所写的文章仍能达到优秀著作的水平。泉源里的水，还是那种水，不过越来越少了。格季耶在他第二次中风后，仍没有完全放弃希望，但是他的估价却越来越悲观了。病在拖下去。大自然的盲目力量既没有仇恨，也没有遗憾，它们使伟大的病人陷入虚弱无力又没有出路的境地。列宁不能也不应该作为残疾人生活，但是我们对他的康复仍抱有希望。
我的病在这时也出现了慢性病的症状。娜．伊．谢多娃写道：“在医生的坚持下列.达.被送到乡间。格季耶常去那里看望病人。他真诚关心这位病人，对他十分温柔亲切。格季耶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深深地为我们难过，而又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同情心。造谣中伤突然落到他的头上，他不理解、等待着、苦恼不堪。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庄园他激动地告诉我，必须把列．达．送到苏呼米去。最终我们还是照办了。这次旅程相当遥远：要经过巴库、梯弗里斯、巴统，积雪使旅行时间拖得更长。尽管如此，旅途使人感到安慰。随着离开莫斯科越来越远，我们逐渐感到摆脱了近期局势的压力。但是我的感觉仍是在护送一个重病号，并且还因不了解未来的命运而心烦意乱：究竟在苏呼米的生活会怎么样？在我们周围的究竟是朋友，还是敌人？”
1月21日那天，我们正在去苏呼米的途中，停在梯弗里斯火车站上。我和妻子坐在我那节车厢的工作间里，像那阶段每天的情况一样发着高烧，我忠实的助手谢尔穆克斯敲敲门走了进来。他陪送我去苏呼米。他递给我一张纸条。从他进来的姿势、铁青的脸色、呆滞无表情的双眼不敢正眼看我，我预感到了灾难。这是斯大林打来的电报译文，通知列宁逝世的消息。我把纸条传给妻子。她已经明白了一切……
梯弗里斯当局很快也收到了同样的电报，列宁去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各地。我给克里姆林宫打了直线电话，他们对我的询问答复是：“葬礼在星期六举行。反正您赶不上了。建议您继续治疗。”因此，我没有选择的余地。但实际上葬礼是在星期日举行的，我完全能赶回莫斯科。不管这事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但他们确实在葬礼日期上欺编了我。阴谋家准确地估计到我不会去验证，而且在日后总能想出解释的理由。我要提醒一下，关于列宁初次发病是在第3天才通知我的。这是一个策略。目的是赢得时间。
梯弗里斯的同志要求我就列宁去世事件作出反应。但我只有一个需要：让我单独留下来，我抬不起手来拿钢笔。莫斯科发来的短短的电文在我头脑里轰轰作响。人们围在我身边等待着反应。他们是对的。列车滞留了大约半个小时。我写了一篇告别词：“列宁去世了，列宁一去不复返了……”我把几页手写的稿子经直达线发了出去。妻子写道：“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都累得筋疲力尽。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苏呼米。含羞草正在开花，这里含羞草遍地都是。还有秀丽挺拔的棕桐树、山茶花。现在是1月，莫斯科正值隆冬。阿布哈兹人友好地接待了我们。在疗养所的墙上并排挂着两张肖像：一张是带黑框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另一张是列．达．的。我们想把列．达．的那一张取下来，但又下不了决心，怕这样做有示威之嫌。”
在苏呼米我整天面对着大海躺在阳台上。虽然是在1月里，阳光却温暖明媚如春。在阳台和波光粼粼的大海之间高高耸立着棕榈树。经常不退的高烧使我感到眩晕，对列宁逝世的思绪使我的头脑嗡嗡作响。我回顾了自己生活中各个阶段，同列宁的会晤、分歧、论战、接近、共同工作，个别情节异常鲜明地浮现在我眼前，逐渐地，整个轮廓也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来。我对那些“学生们”认得更清了。他们只在小事上忠于导师，但不是在大事上。随着大海的起伏，我的整个身心都化为一个信念：坚信自己反对追随者的历史正确性……
1924年1月27日，在蓝色苍穹下面和棕榈树及大海上面一片寂静。突然一阵炮声轰鸣划破了宁静，从下面、从海边上连续传来阵阵的射击声，这是苏呼米在向领袖致哀。此刻莫斯科正在为列宁举行葬礼。我心里怀念着他和他的终身伴侣。她通过他接受了整个世界，而现在在安葬他时，即使在百万人中她也不能不感到孤独。他们同她一起悲痛，但他们的悲哀与她的悲哀是不同的。我思念着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我想从这里向她致意，表示同情和慰问。但是我下不了决心：在沉痛的既成事实面前，任何言词都显得过于浅薄，我惟恐道出些陈词滥调。在几天后意外地接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的来信时，感激之情震撼着我的全身，使我浑身颤动。来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临终前的一个月左右拜读了您的大作。他对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评价十分注意。他要求我为他重读这一段。他听得很注意。之后，他自己又重读了一次。
我还想告诉您：当您从西伯利亚到伦敦我家来时，弗．伊．形成的对您的态度直到临终也没有改变。
列夫·达维多维奇，祝您身强体健，紧紧地拥抱您。
娜．克鲁普斯卡娅。”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前一个月所阅读的那本书里，我把列宁与马克思作了比较。我很了解列宁对待马克思的态度，充满了学生的感激和景仰之情。历史的进程使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成了理论先驱和第一个实施者的关系，我在我的文章中打破了拉开距离的传统的景仰之情。马克思和列宁在历史上如此紧密相联，同时又是如此不相同。对我来说，他们是人类精神伟力的两座巅峰。我非常高兴列宁能在临终前不久注意地、可能还有几分激动地阅读我所写的有关他的几行字，因为在他眼中，马克思的尺度是度量人类个性最高的尺度。
我同样激动地读了克鲁普斯卡娅的来信。她的信中提到我与列宁来往的起点和终点：在1902年10月，那时我从西伯利亚逃到伦敦，一清早就把列宁从他的硬床上叫了起来；和1923年12月底，那时列宁两次阅读我对他生平事业的评价。在这两点之间整整经过了20年。起初是合作，随后是残酷的派别斗争，往后又是在更高历史基础上的合作。按黑格尔说法则是：正题、反题、合题。克鲁普斯卡娅也证明即使有过漫长的反题阶段，列宁对我的态度也仍然是“伦敦时”的，即热情的支持和友谊、好感，但已在更高的历史基础上了。甚至即使除此之外别无他物，伪造者都不能超过这张短笺，它是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几天之后写下的。
“因为积雪的原故，报纸来得过迟，过了好长时间才给我们送来了悼词、祭文和文章。朋友们都在等待列．达．回莫斯科，以为他一定会中途而返的。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斯大林竟用电报切断了他返回莫斯科的道路。我记得我们在苏呼米接到儿子的一封信。列宁的逝世使他感到震惊。他只穿一件薄薄的上衣在圆柱大厅里走来走去，等着与列宁的遗体告别。他正患感冒，发烧高达40度，他焦急地盼着我们的到来。在他的信里可以听到痛苦的疑虑和犹豫不决的谴责。”这段还是我摘自妻子札记里的片断。
中央委员会派由托姆斯基、伏龙芝、皮达可夫和古谢夫组成的代表团来苏呼米见我，以便和我在军事部门人事变动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其实这纯粹是一出喜剧。军事部门的人员更动早就背着我全速完成了，现在不过只是为了做做表面文章而已。
在军事部门内部的第一个打击对象是斯克良斯基。斯大林把自己在察里津的失败、在南线的崩溃、在利沃夫的冒险统统迁怒于他。造谣诽谤的蛇头高高昂起。为了拆斯克良斯基的墙脚，以便进而反对我，在此前几个月就把温什里希特安插进军事部门，他是个傲慢自负而无能的阴谋家。斯克良斯基被免职，派伏龙芝接替他的位置。伏龙芝在此之前是乌克兰部队的统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威望由于过去曾服过苦役而高过于刚露头角的斯克良斯基。此外，伏龙芝在战时表现出毋庸置疑的统率才能，但作为军事行政人员则远不如斯克良斯基。他喜欢抽象的刻板公式，而且不会看人，很容易受专家，主要是二流专家的影响。
但我还是要继续把斯克良斯基的事讲完。人们粗暴地，即用纯斯大林的方式把他调到经济部门工作，甚至没有经过谈话。捷尔任斯基却为此大为高兴：一方面他摆脱了他在格别乌的副手温什里希特，另一方面工业部门得到了像斯克良斯基这样一个第一流的行政人员。捷尔任斯基立刻把他安排到毛纺托拉斯去当一把手，他耸耸双肩就一头扎进新工作中去了。过几个月后，他决定去美国参观学习和购置设备，在出发前向我辞行、讨教。国内战争的岁月里，我们携手共同工作，但我们之间就增补连队、军事条令、加速培训指挥员、为兵工厂储备铜和铅、军服以及伙食等问题的谈话，远比单纯的党务工作问题的谈话为多。我们两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列宁卧病之后，当追随者的触角伸进军事部门之时，我力求避免有关党内问题的话题，尤其是同军事部门工作人员谈话。局势很不明朗，分歧已初露端倪，在军队中拉帮结派蕴藏着巨大危险。后来，我病倒了。与斯克良斯基这次会晤是在1925年夏，当时我已不是军事部门的一把手了。我们无所不谈，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问题。
“请您告诉我，斯大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斯克良斯基问我。
斯克良斯基本人相当了解斯大林，他不过是想通过我得到对斯大林个性的界定，同时说明他成功的原因。我沉思了片刻。
我说：“斯大林是党内最突出的平庸之辈。”在我们的谈话中，这个评价的全部意义——不仅是心理意义，还有社会意义——第一次展现在我面前。我立刻从斯克良斯基的脸上看到，我帮助他摸索到了某种重要的东西。
他说：“您可知道，最近一个阶段，中庸之道、自满的庸才在一切部门中加官进爵，令人不胜惊讶，而这一切都奉斯大林为领袖。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革命头几年中社会和心理极度紧张之后的反动。获胜的反革命可能有自己的大人物，但它的第一阶段，即热月政变需要的是尽目寸光的平庸之徒。他们的力量存在于其政治盲目之中，正如同磨房中的马一样，它自以为是在向上攀登，而实际上只不过是把倾斜的水轮往下推而已。不蒙上眼睛的马是干不了这种活的。”
在这次谈话中，我第一次十分明确地（而我更想说是深信不疑地）接触到了热月问题。我和斯克良斯基约好：在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再继续讨论这问题。几个星期之后却接到电报，通知斯克良斯基在美国一个湖里划船时淹死了。生活中的恶作剧真是层出不穷！
斯克良斯基的骨灰盒运到了莫斯科。没有人怀疑他的骨灰盒将会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安葬在现在已成为革命先贤祠的红场上。但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把斯克良斯基葬在郊外。斯克良斯基与我告别的事，看来已被记录在案，并引起了注意。仇恨转向了骨灰盒。除此之外，贬低斯克良斯基已列入了一项斗争的全盘计划之中，其矛头直指保障国内战争取得胜利的领导者。我不认为斯克良斯基在世时会关心到自己将安葬在何处的问题。但是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却表明了它在政治上和人格上的卑鄙无耻。我压制着嫌恶的心情给莫洛托夫打了电话，但决定依然如故。历史必将用自己的方法重新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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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秋，我的体温再度升高：也就在这时大辩论再度爆发。这一次是从上面按照预定的计划发动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以及各州预先举行了数百次、数千次所谓的“辩论”秘密筹备会议，即系统地、有计划地诬陷。但这次不是针对反对派，而是针对我个人的。当秘密筹备工作完毕，由《真理报》一声号令，各个地方、各种刊物和每面每栏、各个角落、各条缝隙同时发起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战役，就这点来说，也可谓十分壮观。谣言之势一如火山爆发，广大党员群众为之震惊。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默然无语。报纸和演说家除揭露托洛茨基主义之外，什么其他事也不干。没有人能准确地说出托洛茨基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日复一日地不断提供过去的一些细节，摘引列宁在20年前所写论战文章的片段。他们混淆是非、移花接木、肆意歪曲，而主要目的在于把这一切都说成似乎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人人对此都茫然不解。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列宁是应该知道的。须知十月革命是在这一切之后成功的。须知在十月革命之后还有国内战争。须知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一起建立了共产国际。须知托洛茨基的肖像和列宁的肖像到处都并排悬挂在一起。须知……须知……但造谣诽谤还是像冷酷的熔岩般喷射出来，它机械地压制着意识，并且更加摧毁意志。
本应以对待革命领袖的态度对待列宁，却被偷换成对待宗教等级首领的态度。置我的多次抗议于不顾，在红场上建立起了有损革命意识的侮辱性的陵墓。官方论述列宁的书籍也变成了这样的陵墓，他的思想被断章取义地用来进行蛊惑宣传，用涂了防腐剂的列宁遗体来反对活的列宁和托洛茨基。群众对之茫然若失，他们被弄糊涂了，也被吓坏了。不学无术的胡编乱造之作依仗其数量而取得了政治的效力，它们堵塞视听、压制意见、败坏道德。党则落到注定保持缄默的地步。纯粹的机关专政制度凌驾于党之上，换句话说，党已不成其为党了。
每天早晨，人们把报纸送到我病榻前，我只看看电报目录、文章的标题和署名，我相当了解这些人，我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他们能说什么和命令他们说什么。他们之间的大多数人已经是被革命所淘汰的人：有一些是目光短浅的宗教狂，甘愿上当受骗；有一些是年轻的钻营名利之徒，急于证明自己是不可取代的人。所有的一切不仅彼此矛盾，而且不能自圆其说。尽管如此，永无休止的谣言仍在报纸上疯狂地大喊大叫，震耳欲聋，籍以掩盖其间的矛盾和空虚。谣言是以数量取胜的。
娜．伊．谢多娃写道：“列．达．第二次发病正值对他进行骇人听闻的诽谤之际。我们听着这些诽谤中伤就像生了重病一样。《真理报》好像其大无比、无边无际，它的行行字字都在撒谎。列．达．却缄默不语。但他为这缄默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啊，朋友们整天来看望他，有时夜间也来。记得有谁曾问过列．达．看没看今天的报纸？他回答说，他根本就不看报。的确，他拿着报纸刚扫上一眼，就扔到一边。看来，他只要看一眼就足以了解它们的内容了。他对那些做菜的大师傅们了解得太清楚了，而且每天都一个样，连花样都不变。他曾说过，看那时的报纸就像‘骨鲠在喉’一样。如果列．达．决定回击的话，他是能够强迫自己读报的，但是他仍然默不作声。由于沉重的精神状态，感冒总是不好。他异常消瘦，脸色苍白。在我们家里大家都避免谈到诽谤的问题。但是关于别的事，我们也不能提。我记得，我每天到教育人民委员会去上班时的感觉，简直像在队列里穿行似的。不过没有人敢于攻击我或做令人不快的暗示。与一小撮头头们敌意的沉默相对的是大多数工作人员毫无疑义的同情。在党内好像存在着两种生活。内部生活是隐蔽的，而外部生活是摆样子的，而且彼此完全矛盾的。只有极少数大胆的人敢于揭示绝大多数群众的感受和想法，后者在‘一致’赞同下掩盖了自己的同情心。”
就在这时候公布了我给奇赫伊泽的反列宁的信件。这件事发生在1913年春，与彼得堡的一份合法布尔什维克报纸使用了我在维也纳出版的《工人真理报》的报名有关。这事件造成了当时侨民生活中众多的尖锐冲突之一。我写信给一度曾站在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奇赫伊泽，在信中我曾在一时愤怒之下纵情发泄了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和列宁的愤懑。如果再晚两、三个星期的话，我自己一定会成为该信的书刊检查官，再过一、两年的话，我索性会把它看作笑谈。但是这信件的命运却不同寻常。警察厅把它截获了，在警察厅的档案中一直存放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转到了党史研究院档案中。列宁对这封信完全清楚，他和我一样，把它看做‘去年的皇历’，仅此而已。在侨居国外期间，什么样的信没写过啊！1924年追随者们把这封信挖了出来扔到党的头上，此时，党的成员已有四分之三是新人了。把时机选在列宁刚刚逝世那几个月决非偶然。这个条件有双重的必要性：第一，列宁已不能站起身来戳穿这些老爷们的真相；第二，人民群众因领袖去世悲痛万分。群众因为对党的以往历史毫不了解，读到了托洛茨基敌视列宁的评语，便会十分震惊。诚然，评语是在12年前写的，但光凭引文看不出事件的年代关系。追随者们利用我给奇赫伊泽的信件是世界史上的最大骗局之一。法国反动派在德雷福斯案中的伪造文件比起斯大林及其同伙们的政治伪造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造谣诽谤只有在符合某种历史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力量。我心中暗想，如果造谣诽谤还能找到这么大的市场，这意味着社会关系和政治情绪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应该分析一下这些诽谤的内容。我当时卧病在床，有足够时间来做此事。对托洛茨基企图“掠夺乡下人”的指控——这个反动的大地主、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反对社会主义者，尤其是反对共产党人的公式是从哪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思想的恶毒诽谤是从哪里来的？许诺在本国建立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大狂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一些阶层提出这种反动庸俗的要求的？最后，这种理论水平的降低和政治的愚昧是怎么引起的？其原因是什么？我在病榻上时翻阅我旧日写的文章，看到我于1909年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高潮时所写的几行文字：
“当历史发展的曲线上升时，社会思维就会更敏锐、更勇敢、更聪明。它轻而易举地抓住事实，毫不费力地用概括的线索把它们联系起来……当政治曲线下降时，愚昧就支配着社会思维，宝贵的政治总结才干消失得无影无踪。愚昧越来越无耻，它咬牙切齿地挖苦所有严肃总结的尝试。一旦它感到有了市场，它就开始运用它自己的手段了。”它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造谣。
我对自己说：我们正在经历反动时期，各阶级发生了政治变动，各阶级的意识也发生着变化。在极度紧张之后发生了倒退。退到什么地步呢？无论如何也不会退到出发点。不过，谁也不能预先指出究竟会退到什么地步，它要由内部力量的斗争来决定。首先必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反动的深层分子过程已经外露，它们力求消除或者减弱社会意识与十月革命的思想、口号和活着的人物的从属关系。这就是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我们不会陷入主观主义，也不会指责或抱怨历史，它通过错综复杂的途径进行着它的工作。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就意味着已经取得了一半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