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学校生活的年代以及其后的青年时代中，大自然和人在我的精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比书籍和思想的位置要小。尽管我生长在农村，但我对大自然并不敏感。我在后来才养成欣赏大自然和理解大自然的本领，不过，那时不仅是少年时代，而且连青春初期都已经过了。在很长时间内，人就像浮光掠影一样，在我头脑中一闪而过。我只观察自己、博览群书，在书中找的还是自己和自己的未来。
我从1887年开始阅读书籍，即从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来到亚诺夫卡后开始，他把一捆书带到农村，其中有托尔斯泰写的民间故事。开始时，阅读与其说是件乐事，还不如说是件难事。每本新书都有不少新的障碍：生词、不理解的生活关系、游离不定的现实和幻想的界限。主要是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不知所措，开始，扔下，再重新开始。知识带来的没有把握的欢乐和对未知数的害怕在我心中交织在一起。把我那时的阅读比作夜间乘车过草原，也许是最贴切的：能听到车轮的嘎嘎声、交错的说话声，能看到路边黑暗中燃烧的一堆堆篝火，所有这一切都那么熟悉，同时又不可理解，发生了什么事，车里是谁，运的是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往哪儿去，是前进还是倒退。也没有人能像格里戈里叔叔那样告诉你，这是我们的粮食贩子在运小麦。
在敖德萨，书籍的选择范围之广是亚诺夫卡无法比拟的，又有认真和善意的指导，我开始拼命地阅读。我匆匆感受着读过的东西，又迫不及待地读下去。晚上，总请求再多给我一刻钟，或哪怕是5分钟也好，以便能把一章读完。每天晚上都要为此费不少口舌。
增长见识、掌握知识的渴望苏醒了，它在这不倦地吞噬一行行印刷符号中、在伸向文字虚构容器的小孩的手和嘴中找到了出路。以后的生活所给的一切，有趣的、引人入胜的、欢乐的还是悲伤的，都早已孕育在阅读的感受中了。它有如暗示、有如许诺、有如用铅笔或水彩轻轻而细心地画出的素描一样。
傍晚朗读是我在敖德萨头几年生活中最好的时光，更确切地说，是在做完家庭作业和睡觉之间的半个小时。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经常朗读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但后者的更多。但到了规定的时间，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就说：“廖瓦什卡，你该睡觉了。”我总恳求地望着她。“孩子，该睡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也说。“再听5分钟，”我请求说，他们答应再给我5分钟。5分钟后，我吻过他们离去，觉得即使听一夜也没有问题，但是脑袋刚一沾枕头，我就睡着了。
一位八年级的女中学生索菲娅，我的远房亲戚，也来到施宾策尔家住了几个星期，等待自己家中患猩红热的病人痊愈，以防传染。这是一个能力极强，博览群书的姑娘，诚然她没有本色和性格，并很快就枯萎了。她使我陶醉，我每天都能发现她的无数的新知识和品质，越发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我为她抄写考试提纲，千方百计地为她帮些小忙。但在午饭后的时间里，趁大人们休息，八年级学生就给我朗诵。后来我们一起合写讽刺性长诗《月球旅行记》。在这项工作中，我的速度总是跟不上。只要我说出短短的一句，我那年龄稍大的合作者马上抓住、并迅速发挥这一思想，增加种种变体，还毫不费力地配上韵脚。她似乎是用拖轮拖着我跑。当预定的6个星期过后，索菲娅回自己家去了。我觉得我长大了许多。
在这一家的熟人中，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瑟切夫斯基是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老记者、小说家，是闻名南俄的莎士比亚专家和解释者。他才气横溢，但嗜酒如命。由于他过分酗酒，所以他对所有人，包括小孩在内，都抱着负咎的态度。他在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年轻时就与她相识了，并叫她法纽什卡。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初次见到我，就十分喜欢我。他问了我在学校里上什么课之后，给我出了个题目：比较普希金的《诗人与书商》和涅克拉索夫的《诗人与公民》。我吓傻了。第二首诗我甚至还没有读过，而最主要的是我在瑟切夫斯基这位作家面前感到羞怯。单是作家这个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不可企及的高度。“现在我们就来读读这两首诗，”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说完就朗诵起来，他朗诵得非常好。“明白了吗？好，那就写吧。”我坐进办公室里，给了我普希金诗选和涅克拉索夫诗选、纸和墨水。“我真写不了，我能写出什么呢？”我绝望地低声对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发誓说。她抚摸着我的头回答说：“你别激动，怎么理解就怎么写，随便写吧。”她的手很柔软，声音也很柔和，我稍稍平静了一些，即可以控制自己受惊的自尊心，动笔写了起来。大约过了一小时，我颤抖地（我在学校里从来没有这样颤抖过）把写得满满的一大张纸交给作家。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瞟了几行，眼睛里射出了明亮的光芒。他看着我高声赞叹说：“你们听听，他写得有多好，真是好样的。”并开始朗读：“诗人生活在他喜爱的大自然中，它的每一个声音，不论是欢乐的还是忧郁的，都在他的心头回响。”谢尔盖·伊万诺维奇竖起大拇指，“他说得真好，你们听听：它的每一个声音，不论是欢乐的还是忧郁的，都在诗人的心头回响。”因此，这些词从那时起就铭刻在我的心头，终身难忘。
吃午饭时，一杯酒（伏特加是专为他准备的）使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兴奋起来，他不停地开玩笑，回忆往事，讲故事。他不时地隔着桌子看我一眼，并赞叹说：“你怎么写得这么好，来，让我亲亲你，”他开始使劲地用餐巾擦胡须和嘴唇，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晃晃悠悠地想绕过桌子。我像遭到灾难的打击似地坐在那里，尽管是欢乐的灾难，不过终究仍是灾难。“廖瓦奇卡，起来，过去迎他，”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教导我说。午饭后，谢尔盖·伊万诺维奇背诵了一部讽刺作品《波波夫的梦》。我紧张地看着他那唇髭的下面，那些可笑的字句就从那里出来。作家半醉状态丝毫无损于他在我心中的权威。儿童具有非凡的抽象能力。
有时我和莫伊谢·菲利波维奇一起在暮色中散步，当他情绪好的时候，我们就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一次，他给我讲了他非常喜欢的歌剧浮士德的内容。我贪婪地听他讲，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到剧院去听歌剧。根据讲述人的声调，我感到事情到了微妙的关头。我为讲故事人而担心，生怕听不到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克制住自己，继续讲下去：“格蕾岑在结婚前生了个孩子。”……越过了障碍，我们两个人都松了口气，故事顺利地讲完了。
一次，我脖子上裹着绷带躺在床上，他们给我一本狄更斯的《奥列维·特维斯特》看着解闷。医生在产房里说的第一句有关一个女人手上没戴戒指的话，使我百思不得其解。我问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这是什么意思？这和戒指有什么关系？”“这是，”他窘困地回答说，“没结婚的人不戴戒指。”我回忆起格蕾岑。这样，在我的想象中奥列维·特维斯特的命运是从一只戒指，那只不存在的戒指中展开的。人类关系中的禁区通过书本和偶然听到的一些话（往往都是粗俗、淫秽的话）闯入了我的意识中，现在又通过文学得以概括，变得高雅，升华到一个更崇高的领域。
当时，激动人心的是刚刚搬上舞台的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势力》。人们读起它来总是意味深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波别尔诺斯采夫①奏请亚历山大三世禁止此剧在剧院上演，获准。我知道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在我去睡觉后在隔壁房间里读这个剧本，因为我能模模糊糊地听到一些。“我不能读吗？”我问。“不，宝贝儿，你还小点儿，”他们回答得十分坚决，我就不再坚持。但我发现，这本薄薄的新书出现在我熟悉的书架上。我趁大人不在的时候，分几次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剧本。但剧本对我的作用远不如我的监护人所担心（这是显然的）的那么深。像扼死婴儿和有关骨头咯咯碎裂的谈话这些最悲惨的地方，我没有把它当成是可怕的现实，而当成是作品或舞台的虚构，这说明我实际上根本没看懂。
①波别尔诺斯采夫·康斯坦丁·彼得罗维奇（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正教院总监。——译注
在假期中，我在我家顶棚下面的橱顶上，在哥哥从伊丽莎白格勒带回的旧纸堆中找到了一本小书，翻开一看，嗅出点非同寻常、神秘的味道。这是一桩有关性犯罪导致杀害少女案的审讯报告。我读着这本充满了医学细节和司法细节的小册子，心中忐忑不安，就像是深夜落入森林之中，撞在被月亮照得半明半暗的幽灵般的树上，找不到出路时的心境一样。但这种印象很快就消散了。在人类，特别是儿童的心理中，有其缓冲器、制动器、安全阀和减震器组成的一个庞大精密的系统，它保护人们免遭过于强烈或不合时宜的震撼。
我第一次进剧院时，还是预备班的学生。这是如此不同寻常，简直无法描绘。学校警卫格里戈里·霍洛德陪我去看乌克兰人的演出。我坐在剧场里，脸色惨白（这是格里戈里后来向法妮·索罗门诺夫娜汇报时说的），因容纳不下的欢乐而痛苦。在幕间休息时，我甚至没有离开座位，生怕会漏掉些什么。最后一个节目是独幕轻松喜剧《带长号的房客》。在这出戏里，紧张的剧情最后化作一场轰堂大笑。我笑得前仰后合，但眼睛总是聚精会神地盯着舞台。我在家里叙述《带长号的房客》，并不断添枝加叶，以期引起我刚刚体验过的那种大笑。但我却大失所望，我没有达到目的。
“看来，你一点也不喜欢《纳扎尔·斯托多拉》啦？”莫伊谢·菲利波维奇问。我感到这话里暗含着谴责，我想起了纳扎尔的痛苦，就说：“不，这个节目好极了。”
在升入三年级之前，我在一位工程师叔叔的座落在敖德萨郊区的别墅里住了一阵，并看了一场业余演出，我们学校的一个名叫克鲁格利亚科夫的学生在其中扮演仆人的角色。这是一个患有肺病的孩子，长着一脸雀斑和一对聪明的眼睛，他身体很不好。我全心眷恋着他，央求他和我一起排一出戏。最后，我们决定排演普希金的《悭吝骑士》。我演儿子，克鲁格利亚科夫演爸爸。我完全听从他的指导，整天整天地背诵着普希金的诗句。这是多么幸福和多么激动人心的事啊！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一切都成了泡影：克鲁格利亚科夫的父母因他健康欠佳不让他演戏了。在新学期开始后的头几个星期，他还来上学。我每天都在校门口等他，以便能在回家的路上谈谈文学。但很快克鲁格利亚科夫就不再来学校了。我知道他病了。又过了几个月，传来了他死于肺病的消息。
在几年中，剧院的魔力一直主宰着我。后来，我又迷上了敖德萨引为自豪的意大利歌剧。在六年级时，我甚至为了有钱进剧院而去教课。有几个月，我默默地爱上了一位花腔女高音，她有一个神秘的名字——米泽皮娜·乌盖格，我觉得她是仙女下凡，暂时降临在敖德萨剧院的舞台上。
在家里不许我看报纸，但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十分严格，几经迂回之后，我逐渐为自己争得了读报权，主要是读小品文。敖德萨报刊的兴趣集中在戏剧上，主要是歌剧上，主要的舆论分歧可以说是由对戏剧的偏好不同而引起的。只有在这个领域中允许报刊表现出类似气质的东西。
在那些日子里，小品文作家多罗舍维奇这颗明星高高升起。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他竟是心灵的主宰，尽管他写的是些无聊的琐事，有时甚至废话连篇。但他无疑是个天才，他以貌似放肆但实质上不得罪人的小品文给那被泽烈诺伊第二窒息的敖德萨增添了一点新鲜空气。每天早上我都迫不及待地扑到报纸上，寻找多罗舍维奇的署名。那时，温和的自由派父辈与还没有成为激进派的子辈都迷恋他的小品文。
对文字工作的爱好从我还很小的时候起就一起伴随着我，时强时弱，但总的趋势无疑是不断增强。对我来说，作家、记者、演员始终是最迷人的世界，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进入这个世界。
在二年级时，我们打算出杂志。我就这事跟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商量了很久，他甚至还为杂志起了个刊名：《一滴水》。意思是，圣保罗实科中学二年级学生为文学的海洋贡献一滴水。我就此为题写了一首诗，作为纲领性文章。还有几首诗和几个故事，大部分都是我写的。一个爱好绘画的同学在封面上画上复杂的装饰图案。有人建议把《一滴水》交给克雷扎诺夫斯基。住克雷扎诺夫斯基家的一位学生Ю承担起这项任务。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讲台前，毅然决然地把《一滴水》放在讲台上，彬彬有礼地鞠了个躬，又步伐坚定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大家都紧张地屏住了呼吸。克雷扎诺夫斯基看了看封面，作了个鬼脸，唇髭、眉毛、大胡子一齐动，并开始默读。教室里鸦雀无声，只能听到翻动《一滴水》的沙沙声。然后，克雷扎诺夫斯基从讲台后站起身来，充满热情地朗诵了我的诗《一滴纯洁的水》。“好不好？”他问。“好，”大家齐声回答。克雷扎诺夫斯基说：“好是挺好，就是作者不太懂作诗法。喂，你知道什么是扬抑抑格①吗？”他问我。他根据过于明显的笔名猜到了作者是谁。“我不知道，”我承认说。“好吧，那么我就给你们讲讲。”连着几堂课克雷扎诺夫斯基没给我们讲语法和句法，却给我们这些二年级的学生讲解了诗歌节律的奥秘。最后他说：“至于杂志嘛，最好不是杂志，不需要文字的大海洋，就让它当作你们的练习本吧。”其实，问题在于不允许学校办杂志。但问题却从另一个方面得到了解决。我的平静的学习出乎意料地中断了，我被圣保罗实科中学开除了。
①扬抑抑格系诗歌韵律的一种，由三音节组成的音步，扬位在第一音节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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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活中，从童年时起就有不少冲突，用法学家的话说，则是基于为被践踏的权利进行斗争而产生的矛盾。我与同学关系的接近和破裂往往是由这个动因决定的。要把所有事情一一列举，那就没完了。但在学校里有两件重大的事情。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是二年级时在我和比尔南德之间爆发的。后者虽然是瑞士人，但大家都叫他法国人。德语在学校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俄语相抗衡。相反，法语的情况就比较困难。大多数学生都是在学校里才初次接触法语，而对那些德国移民子弟来说，学法语格外吃力。比尔南德对德国人展开了残酷的斗争。他的经常的牺牲品是瓦克尔。后者学习也确实不好。但这一次，即使不是所有的人，起码也是许多人都有这样的印象：比尔南德无缘无故地给瓦克尔打了1分。这一天，比尔南德格外凶狠，他比平常多吞了一倍的助消化药片。
“给他来一场音乐会，”学生们交头接耳地说，彼此使眼色，用胳膊肘互相拱着。我在他们当中不是次要角色，甚至也许还是首要角色。这样的“音乐会”以前也偶尔搞过，特别是为图画老师举办过。我们因为他凶狠、愚蠢而不喜欢他。举办音乐会的意思是，当老师出教室时，大家一起低声嗥叫，把他哄出去。嗥时嘴唇不动，这样就无法判断是谁参加合唱，我们已经这徉哄过比尔南德两次了，不过是悄悄地低声哄，因为大家都怕他。但这一次大家都下定决心。法国人刚刚挟起班级日志，边上的一行就开始嗥叫，协调的声浪席卷到了门边的课桌，我也全力以赴。比尔南德的脚已经迈出门外，他迅速地转过身来，跑到教室中间，面色铁青，面对着敌人站在那里，怒目而视，却没有说一句话。学生坐在课桌后面，尽可能装出无辜的样子，特别是坐在前几排的人；坐在后排的学生则若无其事地整理书包。比尔南德站了半分钟，狂暴地朝门口转过身去，他的燕尾服的两个后襟像帆一样地扬起。这一次，全班齐心协力用得意的嗥叫声把他哄出教室；他在走廊里已走出很远，嗥叫声还不绝于耳。
在下一堂课开始时，比尔南德、什瓦涅巴赫和班主任迈尔走进教室。我们私下管迈尔叫公羊，因为他愚钝、长着一双凸起的眼睛，坚硬的额头。什瓦涅巴赫讲了一番话作为开场白，小心翼翼地避开俄语中动词时态和名词变格的水下暗礁。比尔南德渴望报复。迈尔用他那双凸起的眼睛审视着学生的脸，点了最淘气的学生的名并判决说：“肯定有你一份。”一些人不承认，另一些人不说话。于是全班有10到15名学生留在学校不让回家吃午饭，有人留了一小时，有人留了两小时。其他人都放走了，其中也有我，尽管我觉得在点名时比尔南德总把审视的目光投向我。我没有为免遭惩罚做任何活动，但也没有自首。我离开教室时甚至感到遗憾，因为和大家留在一起好像更快活些。
第二天早晨我上学时，几乎已把昨天的事情忘掉了，在校门口碰到了一个受罚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喂，你要倒霉了，昨天达尼洛夫向迈尔把你告发了。迈尔叫来了比尔南德，后来校长也来了，追问是不是你挑的头。”
我顿时心慌意乱。正在这时学监彼得·帕夫洛维奇对我喊：“到校长那儿去。”学监站在学校门口等我，还有他对我说话的声调，都不是好兆头。我向门房问了路，走到那条我从未去过的走廊——校长办公室就在这条走廊上，站在门前。校长走过我身旁，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摇摇头说：“好，好。”我知道，这实际上是不好。几分钟后，老师们从隔壁的教员室里出来，其中大多数都是去自己的班上课，匆匆忙忙，没有看见我。我向克雷扎诺夫斯基行礼，他对我作了个狡黠的鬼脸，意思是说：“你犯错误了，我可怜你，但没有办法。”我对比尔南德毕恭毕敬地行礼，他转身走到我跟前，他那凶狠难看的胡子垂到我的头上，他摊开双手说：“二年级最好的学生却是一个道德畸形儿。”然后又站了一会，把他那污浊的呼气喷在我身上，再重复了一句：“道德畸形儿，”转身走了。过了－会，公羊来了，他得意洋洋地说：“你原来是这么个东西，我们非好好地教训你不可。”对我的长久盘问从此开始。在不让我去的我们的教室里那天没有上课：那里进行着审讯。比尔南德、校长、迈尔和学监卡明斯基组成道德畸形儿案最高调查委员会。
原来，一切是这么开始的。一个学生在受罚不让回家时对迈尔说：“把我们留下，把喊叫的人放走，这不公平！布①唆使别人喊，他自己也喊，却让他回家了。卡尔松全知道。”迈尔说：“不可能，布是最好的学生。”但是卡尔松（就是那个对我说比涅曼是敖德萨最聪明的人的学生）证实了他的话，在他之后还有几个人出面作证。于是迈尔叫来了比尔南德。由于受到上面的鼓励和怂恿，又受到榜样的感染，班上出了10到12个告密者。
①托洛茨基原姓布龙施泰因。——译注
于是，一切都被回忆起来：去年，布在散步时曾议论过校长。布在上课时曾悄悄地提示过某某等。布参加了哄兹格罗德斯基的“音乐会”。瓦克尔（这件事全是由他引起的）谄媚地说：“大家都知道，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尔南德给我打了1分，我哭了，可布走到我眼前，把手放在我的肩头说：‘瓦克尔，别哭了，我们给督学写封信，让他把比尔南德赶走。’”“给谁写信？”“给督学！”“休想！那你怎么说的？”“我可什么也没说。”达尼洛夫接口说：“对，对，布提议给学区的督学写信，因为怕被开除，他说不要签名，每个人只在信上写一个字母，”“噢，是这么回事，每个人只签一个字母？”比尔南德高兴得喘不过气来。所有的学生都遭到审问，无一遗漏。一部分学生全盘否认，不仅否认了无中生有的事，而且连实有的事也否认了。科斯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看到同学们这样陷害他的最好的朋友，班上的第一名学生，痛苦地哭了。告密者诋毁这些坚决的否定者，说他们是我的朋友。惊慌的气氛笼罩着全班，大多数同学都变得孤僻起来，缄默不语。达尼洛夫成了班上的第一小提琴，无论是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对他来说都是从未有过的事。我站在校长室旁边的走廊上，站在一个光滑的柜子旁边，像是一个犯下滔天之罪的国家要犯一样。主要证人被轮番叫到这里，与被告当面对证。最后让我回家。
“去吧，告诉你父母，请他们到学校来一趟。”
“我父母离这儿很远，住在乡下。”
“那就告诉你的监护人吧。”
昨天我还是无可争议的第一名学生，连第二名都比我差得好远，甚至迈尔从来都没有怀疑过我，可是今天却一个筋斗栽到底，以懒惰和品质不好著称的达尼洛夫当着全班和学校当局糟踏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过于坚决地为受委屈的同学（他和我的关系不好，他本人也不能使我对他产生好感）打抱不平吗？是我对全班同学的团结一致抱有过高的希望吗？不过，在我回波克洛夫斯基胡同的路上，根本无心总结。我垂头丧气，心情绝望，泣不成声地对我的监护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尽量安慰我，虽然他们自己也很害怕。法妮·索罗门诺夫娜登门拜访了校长、学监克雷扎诺夫斯基和尤尔琴科，百般解释，并以自己的教学经验为依据来说服他们。这一切都是背着我做的。我坐在自己的角落黑，扣好的书包放在桌子上，心情十分难过。这样过了一天又一天。这件事将怎么了结呢？校长说：将召开教务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这话听着十分吓人。会议召开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去听结果。我盼他回来的心情，远比后来等待沙皇法庭判决的心情更为激动。下面的门熟悉地砰的响了一声，生铁铸的楼梯上响起了熟悉的脚步声，餐厅的门开了，同时法妮·索罗门诺夫娜从餐厅后面的屋子里迎面走了出来。我把帘子稍稍撩起一点。“开除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疲惫已极地说。“开除了？”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叹了口气反问了一句。“开除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声音更低地证实道。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了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和法妮·索罗门诺夫娜一眼，回到了帘子后面。暑假时，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到亚诺夫卡作客，她这么讲我当时的情况：“当他听到这句话，脸色顿时变得铁青，我真为他害怕。”我没有流眼泪，但我非常苦恼。在教务会上曾为三种开除形式发生了争执，一种是无权进入任何学校，另一种是无权回到圣保罗实科中学，最后一种是有权再进入这所学校。教务会同意最后一种最轻的开除形式。我心惊胆战地想着父母将会怎样对待这件事。我的监护人为使我父母有所准备、减轻打击而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法妮·索罗门诺夫娜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指示如何把这件事通知父母。我在敖德萨一直呆到学年结束，仍像往常一样回家过暑假。在漫漫的长夜里，当爸爸妈妈已经睡着后，我对哥哥、姐姐讲述了事情的经过，维妙维肖地描绘了老师和同学。哥哥和姐姐对自己的学习生活还记忆犹新，可他们又像成年人似地看我，时而摇头，时而对我的故事哈哈大笑。姐姐笑着笑着流下了眼泪，把头埋在桌子上哭了好久。我们决定，我出去做客一到两个星期，我不在时，姐姐把一切告诉爸爸。她自己都害怕这个使命。哥哥在学业上不成器，此后，爸爸把他的抱负全都寄托在我身上。头几年看来是满有希望，而突然一下子就全完了……
在做客一星期后，我和好朋友，右手可以在音乐会上演奏的莫伊谢·哈里托诺维奇的孙子格里沙一起回到家里。我马上明白，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妈妈热情地迎接格里沙，但装出一副根本没看见我的样子。爸爸则相反，他的举止如常，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只是在几天之后，爸爸从炎热的田野里回来，在凉爽的穿堂屋里休息时，他突然当着妈妈的面问我：“你告诉我，你是对你的校长吹口哨了吗？是这样，把两个手指放在嘴里？”他自己演示了一番，突然笑了起来。妈妈惊讶地一会儿看着爸爸，一会儿看看我。在她脸上出现了又好笑又恼火的神情：难道能这么轻描淡写地谈这么可怕的事情？但爸爸继续盘问：“表演一下你是怎么吹哨的？”他笑得更开心了。不管他多么伤心失望，显然是这种想法使他高兴：他的后代尽管是全班第一名，却敢对大官吹口哨。无论我怎么对他保证说没有吹口哨，只是温和地，毫无恶意地嗥了几声。他根本就不听，认定是吹了口哨，最后直到妈妈哭了才收场。一夏天我几乎都没有准备考试。所发生的一切一时打消了我对学习的兴趣。我度过了一个不平静的夏天，动不动就同人吵嘴，直到考试前两个星期才返回敖德萨。但在这里我也打不起精神温习功课。我复习法语比复习哪门功课都认真。但在考试时，比尔南德只提了几个简单的问题，其他老师问得更少。我升入了三年级。我在那里碰到的大多数仍是那些出卖过我、或是保护过我、或是持中立态度的同学。这在很长时间内决定了我和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我和很多人不说话，不打招呼。但和那些在困难时刻支持过我的同学的关系则变得更加亲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我经受的第一次政治考验。围绕着这件事形成3个小集团：一极是告密者和好忌妒的人；另一极是胸怀坦荡、勇敢的男孩子；摇摆不定的一群处于两极之间。以后的几年中，这3个集团也没有完全消散。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在各种条件下不止一次地遇到过这类的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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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雪还没有完全融化，但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房顶、树木、麻雀都发出了春天的气息。一位四年级学生从学校回家，不成规矩地双手拎着书包带，因为书包带的一个钩子掉了。他觉得穿在身上的长大衣是多余的，沉重的累赘，由于大衣他全身冒汗，出汗又引起了疲劳，男孩重新看到了周围的一切，首先是他自己。春天的太阳使人相信，在世界上有比学校、学监和不合规矩地背在背上的书包、学习、象棋、午饭甚至还有阅读和剧院，总之，比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更强大的东西，对这个不曾体验过的、威严的、凌驾于个别人之上的东西的思念充斥着他的整个身心，渗入到他的骨髓中，引起了由疲惫所致的甜蜜的痛苦。他脑袋嗡嗡作响，鬓角上响起病态的旋律，他把书包扔到桌上往床上一躺，不由自主地枕着枕头哭了起来。为了给眼泪寻找理由，他尽力回忆书本中或自己生活中的悲惨场面，这好比火上浇油。他哭呀，哭呀，用眼泪宣泄着春天的忧愁。那时他已满13岁。
这个男孩从小就有病，医生在诊断书上把这种病称为慢性胃肠道卡他。这种病和他纠缠在一起终生不离。他不得不经常服药，不得不禁食、神经震动总要反应到肠道上。在四年级时病情加剧了，使他不能上学，经过长期无效的治疗之后，医生们决定让病人回乡下疗养。
那时，医生的决定与其说使我伤心，不如说使我感到满意。但是，还要获得父母的同意，还要请一位补习教师到农村去，以免耽误一学年。这需要付出额外的花费，而亚诺夫卡的人是不喜欢额外花费的。但在莫伊谢·菲利波维奇的帮助下，事情终于安排好了。找到了一位大学肆业生Γ某当我的补习教师。他身材矮小，长着一头松软漂亮的头发，两鬓斑白。这是一个稍稍有些爱虚荣、稍稍有些古怪，健谈而无性格的人，他没有受完大学教育，属于不走运的失败者一类的人。他写过诗，甚至有两首曾刊登在敖德萨报纸上。这两张报纸他总随身携带着，并且乐于把它们拿给人看。他和我的关系时好时坏，但总的趋势是每况愈下。开始，他和我的关系十分亲切，并一有机会就坚持说他想成为我的朋友。出于这一目的，他把某个克拉夫狄娅的照片拿给我看，并告诉我他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后来，他突然改变态度，要求我像尊敬老师一样地尊敬他。这场纠缠不清的交往的结局很糟：激烈的争吵和彻底的绝交。但与补习教师这段经历也并非没有留下痕迹。无论如何，一个鬓角斑白的人把他与女人的关系之秘密告诉了我。这个女人在照片上是美丽动人的。我感到自己更成熟了。
高年级的文学课不再由克雷扎诺夫斯基教，而由加莫夫教。他年纪还轻，长着一头淡黄头发，胖胖的、高度近视、身体虚弱。他对他所教的课没有一点激情、没有一点爱。我们无精打采地一课一课地学着。此外，加莫夫还非常邋遢，判我们的书面作业总是拖起来没头。按规定，五年级要在课外写4篇作文。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喜欢作文。我不仅阅读了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还看了许多其他的书，摘录事实和段落，改造并掌握我喜欢的句子。总之，是干得入了迷，迷得有时难免搞些无可厚非的抄袭。还有几个学生也不把作文当成讨厌的负担。五年级的学生都焦急地等待着——一些人忐忑不安，另一些人怀着希望——作文的分数，但老等不来。在第一学期期中后仍是如此，第二学期开始时，我写了一篇作文，整整写满了一本练习本。过了一个星期，第二个，第三个，可是我们的作文仍是杳无音信。我们委婉地提醒加莫夫，但他的回答总是闪烁其词。在下一节课上亚布洛诺夫斯基（他也是一个作文迷）直截了当地问，我们不能知道我们的书面作业的命运，这如何解释，它们到底怎么啦？加莫夫生硬地打断了他。亚布洛诺夫斯基不肯就此罢休，他皱起本来就连在一起的眉头，神经质地掀动课桌上面的盖子，提高嗓门反复地说不能这么工作。“我叫你住口，坐下，”加莫夫回答说。但是亚布洛诺夫斯基既不坐下也不住口。“请你出去！”加莫夫冲他喊道。我和亚布洛诺夫斯基的关系早就不好，在二年级时与比尔南德的那场风波使我变得谨慎多了。但这时我仍觉得我不能沉默，于是我说：“安东·米哈伊洛维奇，亚布洛诺夫斯基是对的，我们大家都支持他。”“说得对，”其他同学也纷纷表态。加莫夫开始时有些慌张，可后来就火冒三丈。“怎么回事？”他高声叫喊，气得声音都变了，“我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我自己清楚……用不着你们教训我，你们违反纪律……”我们击中了他的要害。
“我们只想看到自己的作业，仅此而已，”第三个同学站起来说。
加莫夫怒不可遏：“亚布洛诺夫斯基，你给我出去！”亚布洛诺夫斯基站着不动。“出去就出去，你怕什么呀，”全班同学都低声对他说。他晃着肩膀，两眼在黝黑的脸上滴溜溜地转着，脚步噔噔地走出了教室，用尽全身力气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下一堂课开始时，卡明斯基穿着他那双胶底鞋悄然无声地走进教室，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教室里鸦雀无声。校长用他那像喝多了酒似的嘶哑的假嗓做了简短严厉的训斥，并以开除来威胁，当即宣布处分：亚布洛诺夫斯基关禁闭24小时，品行得3分，我关禁闭24小时，第三个抗议者关禁闭12小时。这是我学习途中的第二个跟头。这次事件没有引出更严重的后果。加莫夫到底没把我们的作文还给我们。我们对它们也不再抱有希望了。
在这一年中沙皇死了。这是个重大事件，甚至是难以置信，但又过于遥远，就像在异国发生的地震一样。我和我周围的人都不怜悯生病的沙皇，对他也没有好感，也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悲痛。第二天我来到学校时，学校笼罩在一片无缘无故的惊慌之中。“沙皇驾崩了”，学生们彼此相告，但不知道还要补充点什么。但大家都知道今天不上课，心中暗暗欢喜，特别是那些没有做完功课或是害怕被叫到黑板前回答问题的学生们。门房让所有到校的人都去礼堂，那里准备举行追悼仪式。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教师说了几句这种场合的套话：父亲去世儿女悲痛，全民之父逝世该何等悲痛。但是我们一点也不觉得悲痛。追悼仪式拖了很长时间，既无聊又烦人。命令所有的人在左袖子上缝一个黑箍，并用黑纱把帽子上的校徽盖住。其余一切照旧。
五年级的学生已经开始交流有关高等院校和今后人生道路的想法。谈得最多的是有关选拔考试。彼得堡的教授考试时如何刁难，出刁钻古怪的试题和彼得堡的专家们如何帮考生临阵磨枪应付考试等话题。在比我大一些的学生中有人年复一年地去彼得堡应考，考不上，再准备，还是考不上。一想到这些未来的考验，很多人提前两年就感到心寒了。
六年级一年都平平静静，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大家都想尽快把中学的苦日子熬出头。毕业考试十分隆重：在考厅里有大学教授和教育局特派员参加考试工作。校长每次接过督学递过来的里面装着作文题目的信封，都庄重地把它打开。在宣读了题目之后，大家都害怕地叹了口气，好像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被浸到冷水中似的。开始时由于精神紧张，觉得题目根本就做不出来，后来发现事情并不那么可怕。在规定的两个小时快结束时，老师帮助我们麻痹教育局方面来人。我答完了我的试卷，但没有交卷，在克雷扎诺夫斯基的默许下留在考场，给那些考得不妙的人频频递条。
大家都认为七年级是附加的。圣保罗实科中学没有七年级，所以要转到别的中学去上。在这段间隙中，我们成了自由的公民。每个人都为这个时机准备了一套便服。在领到毕业证书的那天晚上，我们一大群人坐在花园里，在那里的露天舞台上歌女在唱黄色歌曲，因此严禁中、小学生入内。我们所有人都系着领带，嘴里叼着香烟，桌上还摆着两瓶啤酒。我们还没来得及打开第一瓶啤酒，班主任威廉来到我们的桌前。因为他说话有点像羊叫，我们管他叫山羊。我们本能地站了起来，所有的人心都一紧。但是没出什么麻烦。“你们已经到这里来了？”威廉带着痛心的声调说，并宽厚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们之中年龄最大的K某小手指上戴着一只戒指，放肆地请班主任和我们一起喝啤酒。这太过分了，威廉不失尊严地拒绝了邀请，匆匆和我们告别后，就去搜寻违禁跨进公园门口的学生去了。我们带着双倍的自我意识喝起了啤酒。
从预备班算起，我在实科中学度过了7年，这几年中，当然也不乏欢乐，但欢乐显然比痛苦少一些。总的来说，对实科中学的记忆，即便不是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在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无论是欢乐的还是痛苦的——之上，耸立着毫无人性、官气十足的形式主义的制度。很难叫出我能怀着真正热爱之情回忆起的老师，哪怕是一位也好。不过，我们的学校还不是坏学校，它毕竟教会了我一些东西，它给了我基础知识，使我养成系统工作和遵守纪律的习惯。所有这些在日后都大有裨益。学校违背了它的直接使命，在我的心中撒下了仇恨现有一切的种子。无论如何，这些种子不是掉在贫瘠多石的土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