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在我的生活中发生巨变，我被送往敖德萨念书。事情是这样的：夏天，妈妈的侄子莫伊谢·菲利波维奇·施宾策尔在我们村里住了一阵。他28岁，是一个聪明的好人。据说他因为犯了点过失而在中学毕业后没考上大学。他既做点新闻工作，也兼一些统计工作。他是因为患了结核病到乡下来疗养的。我妈妈和莫尼亚（人们都这么叫他）的姐妹都为他感到骄傲，因为他有才干，人格高尚。妈妈对他的尊敬也传给了我们全家。大家都为他的到来感到高兴，我也和大家一样暗暗地高兴。当莫尼亚走进饭厅时，我站在所谓的“育儿室”——拐角上的小房间的门坎后面，不敢朝前走，因为我的两只皮鞋上有两个洞。这不是因为穷，当时我家已经相当富裕，这是由于农村里不注重仪表，工作繁忙和家庭消费水平不高，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说：“小孩，你好。小伙子，过来……”“您好，”小孩回答说，站在原地不动。大人带着歉意的微笑给他解释了原因。他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抱过门坎，使我愉快地摆脱了窘境。在吃午饭时，莫尼亚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妈妈把最好的肉切给他，还不停地问好吃不好吃，问他平时喜欢吃什么。傍晚，当牲畜赶进圈时，莫尼亚对我说：“走，喝鲜牛奶去，拿上两个环子。好孩子，拿外面，别用手指捏里面。”我从莫尼亚那里知道了很多从前不知道的东西，如怎么拿杯子，怎么洗脸和各个单词怎么发音，刚挤出的牛奶为什么对肺部有好处。施宾策尔每天散步，写作，玩九柱戏并教我学算术、俄语、帮我准备考一年级。我狂热地崇拜他，但也有几分害怕，因为在他身上感到一种更严格的纪律的因素。这是城市文明的因素。
莫尼亚对他的乡下亲戚非常亲切，他爱开玩笑，常常用他那柔和的男高音唱歌。但有时他的情绪不知被什么蒙上一层阴影，在吃午饭时沉默不语，变得十分孤僻。这时，大家都担心地看着他，问他怎么啦，是不是不舒服。他的回答总是很简短、闪烁其词。只是在客人快离开村庄时，我才模糊地猜到了他有时孤僻的原因：农村的粗暴或不公平使他吃惊。但这并不是由于他的姑父和姑姑是特别严厉的主人。不是，无论如何也不是。他们与农民或雇工的关系决不比其他庄园更差，但也好不了多少，这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当管家用长鞭子抽打牧人，只是因为他让马在水边一直呆到傍晚，莫尼亚气得脸色惨白，透过牙缝说：“真可恶！”我也感到这挺可恶。我不知道，要是没有莫尼亚，我是否能察觉这点。我想是能的。但起码是他帮助我感觉到这点。单凭这一点，就使我终身对他怀有感激眷恋之情。
施宾策尔准备和敖德萨国立犹太女子中学校长结婚。亚诺夫卡的人谁也不认识她，但所有的人都认定她是一个杰出的人，因为她是中学校长，还是莫尼亚的未婚妻。于是家里做出决定，来年春天送我到敖德萨，我将住在施宾策尔家里，并进中学读书。移民区的裁缝好歹给我做了几件新衣，大箱子里放着几罐油，几盒果酱和其他送给城里亲戚的小礼品。我依依不舍地和家人告别，我痛哭失声，妈妈哭了，姐妹们也哭了。这时我才知道，亚诺夫卡和这里所有的人对于我是多么珍贵。我们骑着马穿越平原去火车站，直到转上大路我才止住了眼泪。我们从新布格乘火车到尼古拉耶夫，从那里换乘轮船。轮船的汽笛长鸣，似乎宣告新生活的来临，使我直起鸡皮疙瘩。但轮船现在还是在布格河里航行，大海还在前面。许多许多新事物都还在前面。我登上码头，乘上出租马车，来到波克洛夫斯基胡同的一栋大房子前，女子中学和它的校长就在这栋房子里面。主人们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先是一位年轻的女人，随后是一位老妇人——前者的妈妈——吻了我的额头和两颊。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问亚诺夫的情况，它的每一个居民，甚至还问起了他所熟悉的几头牛。但是，我现在觉得牛是那么微不足道，我甚至不好意思在文雅的人们面前谈它们。住宅不大，在饭厅里用帘子给我拦出一角之地。我的学校生活的头4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我一下子就完全落入了那种有魅力，但又严厉的纪律的支配之中，还在农村时，我就从莫伊谢·菲利波维奇身上感到了这种纪律。生活制度不能说是严厉的，但却需要严格遵守，正因如此，使人开始时觉得它很严厉。规定我每天晚上9点钟睡觉，只是随着我不断地升级，睡觉时间才逐步推迟。他们一步一步地告诉我，每天早晨应该向人们问早安，永远保持手和指甲的清洁，不要用刀子往嘴里送食物，永远不要迟到。当女佣人给你上饭时应该道谢，不要在背后说别人坏话。我还知道了，有几十个在家里认为是无可争议的词其实不是俄文单词，而是走了样的乌克兰单词。每天都有新环境中的一部分展现在我的面前。这个环境比我在其中度过了我生平第一个10年的环境要更文明。在古典文学的魅力和剧院的魔力面前，作坊开始黯然失色，失去了它的吸引力。我成了一个小城里人，但有时，农村在我的头脑中大放异彩，就像是失去的天堂一样，引诱着我。于是，我就开始忧愁起来、踱来踱去，用指头在玻璃上写对妈妈的问候，或把头埋在枕头里哭。
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家的生活很俭朴，钱勉强敷用。一家之长没有固定工作。他翻译过几部希腊悲剧，还为它加注，写过儿童故事，为了编写一份图解历史年表而研究施洛塞尔①和其他史学家的著作，他还帮他妻子管理学校。后来，他创立了一家小出版社，开始几年他艰苦创业，为后来的迅速发展，蒸蒸日上打下了基础，10到12年后，他成了南俄有名的出版商，他有一家大印刷厂，还有一栋私人住宅。我在这个家庭生活了6年，正是出版社的创业期，我在那时熟悉了排字、校对、拼版、印刷、折页和装订。改校样是我最喜欢的娱乐。我对新印好的纸张的感情可以追溯到那遥远的中学年代。
①施洛塞尔，费里德利希·克利斯多夫（1776—1861）德国自由派历史学家，著有《世界通史》。——译注
正如在一般资产阶级家庭，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家庭中，女佣人在我的生活中起着不易觉察，但却是不小的作用。第一个女佣人达莎悄悄地和我建立起特别的友谊。她把她的所有秘密都告诉我。午饭后，当所有人都休息时，我蹑手蹑脚地来到厨房，达莎每次都抽出点功夫给我讲她的生活，告诉我她的初恋。达莎之后，是一位日托米尔的女犹太人，她和丈夫离婚了，她常对我抱怨说：“他是那么凶狠、那么可恶。”我教她识字。每天她都要在我的桌旁坐半个小时，弄清字母和词中字母联系的奥秘。这时，家里已经添了一个婴儿，需要雇一个奶妈。我常帮奶妈写信。她在信中向远在美国的丈夫诉说自己的苦难。我根据她的要求，给信蒙上一层最阴沉的色彩，最后还加上一句，“只有咱们的婴儿是我生活的阴暗苍弯中唯一一颗明亮的星辰。”奶妈十分高兴。我自己把信读了一遍，十分满意，尽管信中要丈夫寄美元的最后那一部分使我难堪。然后她又请求说：“我还要写一封信。”
“给谁？”我问，并准备继续创作。
“给表哥，”奶妈似乎有点犹豫地回答说。信中还是讲阴暗的生活，却只字不提星辰，结尾处还说，如果他愿意的话，她就去找他。奶妈刚刚拿着信走开，女佣人——我的学生就走进我的屋子，她显然是在门口偷听来着。“他根本就不是她的表哥，”她愤懑地低声告诉我。“那是谁？”我问。“就是那种人……”她回答说。我着实为复杂的人际关系伤了一番脑筋。
吃午饭时，法妮·索罗门诺夫娜带着一种特别的笑容对我说：“喂，作家，你喝汤吗？”“什么？”我不安地问。“没什么。不是你帮奶妈写信了吗，那你就是作家……你的信里有这么一句：‘阴暗的苍弯上的一颗星辰’，真不愧为作家。”她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你写得不错，”莫伊谢·菲利波维奇安慰我说，“不过你以后别再帮她写信了，最好让法妮自己替她写。”
家庭和学校都不承认的错综复杂的生活一面，但它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存在，而且还相当强大、无所不在，足以引起10岁小孩的注意。人们把它排斥在学校教室之外，也不让它越过寓所的正门，它却通过厨房为自己开辟了一条道路。
国立学校只收百分之十的犹太学生，这条规定于1887年开始实施。不托人情、不行贿赂要想进中学简直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实科学校与中学的不同之处是不设希腊文、拉丁文等古典语文课，偏重数学、自然科学、现代语言课程。入学比例的规定也扩展到实科中学。由于想进这类学校人不那么多，所以机会要多一些。在报纸杂志上曾就古典中学和实科教育问题辩论过很久，保守派认为，古典主义使人遵守纪律，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希望在少年时代死记硬背希腊文的公民，以后能终身忍受沙皇的制度。自由派不抛弃古典主义（因为它是自由派的同胞兄弟，二者都是文艺复兴的产物），同时又要保护实科教育。当我入学时，由于颁发了一条禁止讨论两种教育孰优孰劣的通令，这场争论已经平息。
秋天，我参加了圣保罗实科中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平平，俄语3分，算术4分，这达不到录取线。因为百分之十的规定导致严格的筛选，当然，行贿受贿使筛选变得更加复杂。我被附属于国立中学的预备班录取，它是私人办的学校。犹太学生从这里升入一年级，虽然也按规定比例，却比校外学生优先。
圣保罗实科中学原是一所德国人开设的学校。它是路德派新教团体设立的，旨在为敖德萨和南方地区的众多德国人服务。尽管圣保罗中学也享有国家赋予的权力，但由于它只有6个年级，所以毕业后要想进入高等学校，必须还要在另一所实科中学读七年级。这一措施的目的，显然是要打掉过多的德国精神。不过，在圣保罗中学里，德国精神已经一年比一年衰落。德国学生不足半数，德国人不断被排挤出学校的行政机构。
在学校上学的最初几天是悲伤的日子，后来则是欢乐的日子了。我穿着崭新的校服，头戴一顶镶边的制帽，帽子上有一枚显眼的金属帽徽，帽徽上校名的字头组成两个三叶草图案，我身后背着一只新书包，里面放着几本包上漂亮书皮的新书，一只漂亮的铅笔盒，里面放着几支新削好的铅笔和一支新钢笔，一块新橡皮。我得意洋洋地带着这些漂亮的东西在长长的乌斯宾斯克大街上走着，为到学校的路如此之远而感到高兴。我觉得，所有的过路人都惊讶地看着我那身出众的装束，有人甚至还有几分忌妒。我兴致勃勃、信任地看着所有迎面来人的面孔。突然，一个瘦高个男孩在离盛装的实科中学生两步远的地方停下脚步，他大约有13岁，看样子是作坊的学徒，因为他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制的东西，他把头朝后一仰，用力咳嗽一声，把一大口痰吐在我新上衣的肩头上，他轻蔑地看了看我，一句话没说，从我身旁走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现在我清楚了。一个一贫如洗的男孩，身上穿着破衬衣，光脚穿一双破鞋，还要做种种主人吩咐他干的脏活，可主人的儿子们却在炫耀漂亮衣服。他是在我身上发泄他对社会的抗议。但当时，我却顾不上总结，我久久地用栗树叶擦我那肩膀，心中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委屈，无精打采地走完最后一段路。
在校园里第二个打击在等待着我。“彼得·帕夫洛维奇，又来了一个穿校服的不幸的预备班学生，”学生们喊道。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预备班是私立学校，所以预备班学生严禁穿校服。蓄一脸黑胡子的学监彼得·帕夫洛维奇告诉我，应该摘下帽徽，拆下帽子的镶边，摘下号牌，用普通骨制扣子换下鹰扣。第二个不幸就这样落到了我的头上。
这天学校没有课。德国学生和许多其他学生集合在路德派教堂中。学校用的就是这座教堂的名字。我马上落到一个健壮的男孩的保护之下。他是留级生，所有的校规他都知道。他让我和他并排坐在路德派教堂的长凳上。我第一次听到管风琴声。它的声音打动着我的心灵。然后，一个穿白翻领西服的男人走出来，他的声音有如起伏的波涛在教堂里回荡，语言晦涩更增加了传道的庄严。“说话的是谁啊？”我激动地问。“这就是比涅曼牧师，他非常聪明，是敖德萨最聪明的人，”卡尔松告诉我。“他在说什么呢？”“还不是那一套，”卡尔松热情陡减，“什么应该当好学生，努力学习，和同学团结友爱，……”这位颧骨高高的比涅曼的崇拜者原来是个屡教不改的懒学生，非常好打架，在课间休息时，总要给人留下几块青斑。
第二天我就得到了安慰。我在算术上表现突出，临摹黑板上的字体也很不错。鲁坚科老师给我打了两个5分。这使我不再计较上衣上的骨制扣子。低年级的德语课由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什瓦涅巴赫校长亲自上。这是一个酷爱整洁的官吏。他能爬上如此高的地位，全凭他是比涅曼的女婿。赫里斯季安·赫里斯季安诺维奇的课从检查全班学生的手开始，他发现我的手最干净。后来，我抄板书工整，校长奖励我，又给了我一个5分。这样，在上课的第一天放学回家时，我就带回了3个5分。我把它们带在书包里，尤如无价的珍宝一样。我在对家里人夸奖的渴望的驱动下跑回波克洛夫斯基胡同。
我就这样当上了学生。每天早晨我早早起床，匆匆地喝光自己的早茶，把包在纸里的早点往大衣口袋里一塞就往学校跑，为的是能够赶上晨祷。我从不迟到，老老实实地坐在座位上，认真听讲，细心抄板书。在家里我勤奋复习功课。我按规定时间睡觉，为的是在第二天早晨能喝完茶，再次跑到学校，唯恐赶不上晨祷。我就这样一年级一年级地升上去。我在街上不论遇到哪位老师都毕恭毕敬地鞠躬问好。
在人间，怪人的比例相当不小，在老师中比例更大。圣保罗实科中学的教师水平要高于一般水平。大家公认这是一所好学校，而且不无根据，校规非常严格，要求很高。当校长大权从什瓦涅巴赫手里转到尼古拉·安东诺维奇·卡明斯基之后，缰绳拉得一年比一年更紧。就其专业来说，他是一位物理教师，就其气质来说，他是个恨世者。他从不正眼看和他谈话的人，穿着胶底鞋悄然无声地在走廊和教室里走动，他用低沉、沙哑的假嗓说话，能不提高嗓音就使人胆战心惊。从外表看，卡明斯基是个宁静平和的人，但他的内心世界从没有摆脱过根深蒂固的忿恨恼火的状态。甚至他对最好的学生也是武装中立的态度，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如此。
作为一名物理教师，卡明斯基发明了一套仪器证明波义耳—马略特气体弹性定律①。每次实验后，总有两三个学生用正好能让老师听见的声音小声互相说：“真了不起！”有人欠起身来，似乎有点迟疑地问：“谁发明的这套仪器？”卡明斯基用他那伤风的假嗓漫不经心地说：“是我制作的。”大家面面相觑，那些两分生则高声赞叹。
①波义耳—马略特定律，指在温度不变时，理想气体的体积与压力的乘积是一个常数，这是由波义耳和马略特分别在1662年和1676年各自发现的。——译注
当为了强制推行俄罗斯化而让卡明斯基取代什瓦涅巴赫时，安东·瓦西里耶维奇·克雷扎诺夫斯基出任学监。他是个狡猾的人，长着一脸大胡子，教会学校的毕业生。稍稍带一点自由主义色彩，喜欢别人给他送礼，善于以装出来的善良掩饰自己的不良用心。他在被任命为学监之后，马上变得更严厉，更保守。克雷扎诺夫斯基负责教一至六年级的俄语课。他因为我的文理通顺和喜欢语文而对我另眼相看。我的每篇作文他都要在班上朗读，并给我打上5加，这成了一套固定不变的规则。数学老师尤尔琴科生性恬静，身体矮壮，他很有头脑，他的外号叫宾久日尼克，在敖德萨方言中，这个词的意思是车夫。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尤尔琴科对所有的学生都用你称呼，而且说话毫无顾忌。他以他的平等和粗鲁使人对他产生一定程度的尊敬，但当学生们知道尤尔琴科索取贿赂时，对他的敬意就逐渐消失了。不过其他老师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受贿。学习跟不上的学生。如果是外市的，就住在他最感兴趣的老师家中；如果是本地的，则出高价到他最怕的老师的那儿去补课。
第二个数学老师是兹洛特强斯基，与尤尔琴科相反：他身材削瘦，黑黄的脸上长着刺人的胡须，他的白眼球总是浑浊的，动作没精打采，好像没睡醒似的，他时不时地大声咳嗽，并把痰吐在教室里。大家都知道他有过一段不幸的恋爱，还知道他喜欢大吃大喝，嗜酒如命。兹洛特强斯基是一位不错的数学老师，但他的目光却超出于学生、工作，甚至在数学之上。几年之后，他用剃须刀割断了自己的气管。
我和两位数学老师都保持着稳定良好的关系，因为我数学学得好。在实科中学的最后几年级中，我甚至打算进数学专业系呢。教历史的老师是柳比莫夫，他身材高大魁梧，小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那张胖胖的脸上长着威风凛凛的大胡子。只有在他笑的时候，才突然暴露出这个人的威严纯粹是假象，这是一个意志薄弱、胆小怕事的人。有什么东西在精神上折磨着他，他总是担心别人知道他的私事，这一点是那么明显，甚至我们这些小孩也能看得出来。
我对历史的兴趣虽不明确，但却在不断地增强。我逐渐地拓宽了我的知识面，我逐渐摆脱了可怜的正式教材，读起了大学课本或施洛塞尔的巨著。在我对历史的迷恋中，无疑有喜好运动的因素：我背熟了大量无用的、只能加重记忆负担的名字和细节，是为了让老师为难。柳比莫夫无力给学生上课。在课堂上他有时听到有人低声说话，就以为是在侮辱他，于是突然火冒三丈，恶狠狠地环视四周。全班都很惊讶，不由得警觉起来。柳比莫夫还在另一所女子中学教书，那里的学生也发现了他的古怪举止，最后的结局是：柳比莫夫在神经错乱发作时，吊死在窗栅上。
学生们都惧怕地理老师茹科夫斯基，像怕洪水猛兽一般。他像自动绞肉机一样残酷地整学生。茹科夫斯基要求课堂上绝对安静。他往往打断学生的讲述，警惕起来，就像谛听远处的危险声音的一只猛兽一样。学生们都知道，此时，一动也不能动，尽可能别喘气。在我的记忆中，茹科夫斯基只有一次稍稍放松缰绳，好像是在他生日的那一天。一个学生对他说了些不完全与课堂直接有关的话，他居然能够容忍，没有发作。这本身就是个重大事件。善于讨好的瓦克尔马上站起来咧着嘴笑着对他说：“我们都说，柳比莫夫比茹科夫斯基差远了。”茹科夫斯基马上绷起面孔：“你说些什么？坐下！”课堂上马上静得鸦雀无声，只有在地理课上才能这么安静。瓦克尔就像挨了一击似地坐了下来。所有同学纷纷带着谴责或厌恶的表情转过头去看他。“真的，确实如此，”瓦克尔低声回答，他还希望以此来打动对他印象不好的地理教师的心。
主要的德语教师是斯特鲁韦，他是个身躯庞大的德国人，长着一颗大脑袋，长长的胡子垂到腰际。他那双孩子般的小脚负载着他那沉重的躯体，这躯体似乎装满了善良。斯特鲁韦是一位最正派的人，他为学生成绩不好而痛苦，他总是激动不安，苦口婆心地劝说，为他们的每一个2分而感到痛心，他从不给学生1分，努力不让任何一个学生留级，并把他厨娘的侄子（就是刚刚提到的瓦克尔）安排到学校来读书，不过，这是一个能力低下，更不讨人喜欢的孩子。斯特鲁韦有点可笑，不过总的来说，这是一位可爱的人。
法语老师是古斯塔夫·萨莫伊洛维奇·比尔南德，这是一个瘦弱的瑞士人，他的侧面扁平，像是从机床中压出来的似的。大秃顶，青紫色、凶狠的薄嘴唇、尖鼻子，额头上一道爱克斯形的大伤痕。所有人对比尔南德都无法忍受，这是事出有因的。他患有消化不良症，在上课时不时地吞咽药片，并把每个学生都看作是自己的敌人。他额头上的伤疤常常是学生们猜测和假设的源泉。有人断言，古斯塔夫年青时曾进行过决斗，这是他的对手用花剑在他脑门上划出的斜十字。过了几个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他未曾进行过决斗。这是外科手术留下的伤痕，需要从他的额头上取下些东西来修整他的鼻子。学生们仔细地观察法国人的鼻子，更大胆的学生们断言说能清楚地看到鼻子上的缝合处。有些头脑更冷静的学生试图从童年时的意外事件中寻找伤痕的原因。如从梯子上摔下来磕破了脑门。但是这类解释都被推翻，因为它们过于平淡，此外，根本不能设想比尔南德曾经是个孩子。
门卫长是一个名叫安东的和气的德国人，蓄着威严的斑白的络腮胡子。他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他协助负责看管那些迟到的、留校不让吃午饭的和关禁闭的学生，实际上享有很大的权力，并与这些学生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不过我对他的态度很一般，他对我也是如此，因为我不是他的主顾。我每天按时到校，我的书包收拾得整整齐齐，学生证总是放在上衣左边的口袋里。但每天都有几十名学生要依赖安东，于是用各种方式讨他欢喜，最起码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是圣保罗实科中学的一根支柱。当我们假期结束重回学校，得知安东因杀人入狱，都不胜惊讶。安东出于激情和忌妒，枪杀了另一个门房的18岁的女儿，现在被关在监狱里。
个别的个人灾难就这样闯入有条不紊的学校生活以及那时倍受压制的社会生活之中，每次都像旷野中的哀号一样留下强烈的印象。
圣保罗教堂设有一所孤儿院。我们学校把校园的一角拨出来给孤儿院使用。孤儿院的孩子们穿着蓝色的旧帆布服装，愁眉苦脸地来到校园里，无精打采地在那个角落里走动，然后又垂头丧气地上台阶回孤儿院。尽管校园是公用的，孤儿院用的那个角落并没有拦起来，实科中学学生和“养子”（人们这样称呼他们）是两个彼此不相往来的封闭的世界。我曾两次试图和穿着蓝帆布服装的男孩子们交谈，但他们勉强闷闷不乐地回答几句，就匆匆地回孤儿院去了，因为严格规定他们不得介入实科学生的事。因此，我在这个校园玩了7年，一个孤儿的名字也不知道。可以假设，在一年伊始时，比涅曼牧师是用缩写的圣书对他们祝福的。
在校园中靠近孤儿院的那部分地方，竖立着各种各样的体操器械：吊环、爬竿、直梯和斜梯、秋千、双杠等等。在入学后不久，我看到一个孤儿院的孩子做了一个技巧动作。我也想试试，我爬到直梯顶上，而脚尖勾着最上面的梯磴上头朝下挂在梯上，两手尽量往下够，抓住下面的梯磴，然后脚尖一蹬，便在空中划一道一百八十度的弧线，柔韧地一跃站在地上。但我没有及时放开梯磴，身体划了条弧线落了下来，重重地摔在梯子上。我的胸膛像被钳子夹住了一样，喘不上气来，我像蛆虫一样在地上蠕动，我抓住了一个站在周围的孩子的脚，失去了知觉。此后，我对练体操谨慎得多了。
我很少在街头和广场上玩，也很少参加室外的体育和娱乐活动。这些我能在假期回农村时得到弥补。我觉得城市是为工作和读书而设的。我觉得小孩在街上打架是可耻的，况且想打架总不愁找不到碴儿。
中学生由于校服上的银扣子，带银校徽，所以叫鲱鱼，佩带黄铜扣子和校徽的实科中学生叫熏鱼。一次，我沿着驿站街回家时，一个细高挑中学生死跟着我不放，喋喋不休地问：“你的熏鱼多少钱一斤？”他那问题没有得到答复，就用肩膀拱了我几下。
“你干吗老缠着我？”我用十分客气的语调问他。中学生有点不知所措，他想了想，问我：
“你有弹弓吗？”
“弹弓，弹弓是什么东西？”我反问道。
瘦高个子中学生默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家伙：一段叉形树枝，上面绑一根橡皮条和一块锡弹。“我从窗口打房顶上的鸽子，然后炸着吃。”我吃惊地看着新认识的人。这种事对我来说，并非没有趣味，但在城市的环境中是不合适的，甚至还是不体面的。
许多男孩子在海里划船，在防波堤上捉鱼，煮鱼汤。我从未得到过这类满足。奇怪，那个时期大海在我生活中没有丝毫地位，尽管我在海边生活了7年。在整个这段时间内，我没有划过一次船，没有捉过一次鱼，只是在去农村的往返途中才看到海。星期一，当卡尔松来到学校，他的鼻子晒黑了，还爆起了皮，他吹嘘说昨天在船上抓了几条鰕虎鱼。我觉得他的快乐离我十分遥远。那时，酷爱打猎和捕鱼的天性在我身上还没有苏醒。
我在预备班和一个医生的儿子Р．科斯佳成了好朋友。他比我小一岁，身材也比我矮，表面上挺老实，实际上是个淘气包、调皮鬼，长着一双敏锐的眼睛。他对城市很熟悉，在这方面他比我强得多。他不用功，而我从第一天起一直都是5分。科斯佳回到家里没完没了地讲他的新朋友。后来，科斯佳的妈妈，一个瘦小枯干的女人来找法妮·索罗门诺夫娜请求：“能不能让两个孩子一块儿做作业？”经过商量（我也参加了）之后，同意了她的请求。在两三年内，我们并排坐在一起上课，直到后来他留级才与我分开。不过我们之间的友谊仍继续保持下来。
科斯佳有一个上中学的姐姐，她比他大两岁。他姐姐几个女友们也有兄弟。姊妹们学音乐，兄弟们围着姊妹们的女友转。每逢孩子们过生日时，父母就邀请客人，于是形成了一个友好、竞争、华尔兹、方特①、忌妒和敌意的小圈子，这个圈子的核心是阔商人А的家庭。А家和科斯佳一家住在同一栋楼的同一层上，因此，两家的走廊都通向面朝院子的阳台，在阳台上经常会举行有意无意的聚会。А家的气氛和我习惯了的施宾策尔家的气氛截然不同。那里总聚着许多男女中学生，他们在女主人宽容的微笑下练习献殷勤，在谈话中往往提到谁对谁有意思。我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极大的蔑视，不过是相当虚伪的。“你要是爱上了谁的话，请你一定告诉我，”А家的大姐，14岁的中学生命令我说。“因为我不会有这事，所以可以答应你，”我带着几分傲慢的自尊回答道，像一个了解自己价值的人一样，因为那时我已经二年级了。大约两个星期后，小姑娘们做人体造型画。妹妹以缀满银纸剪的星星的黑披巾为背景，一只手朝上举，表演夜神。她姐姐轻轻地推了我一下说：“你看，她多漂亮啊。”我看着她，心中暗暗同意，并且突然决定，履行诺言的时候已经到了。很快，姐姐就开始盘问我，“你没有话要告诉我吗？”真难堪，我垂下眼睛回答说：“有。”
①方特系一种游戏。——译者
“她是谁？……”
但我说不出口。她建议我只说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这要容易一些。姐姐叫安娜，妹妹叫别尔塔。我说了字母表上的第二个字母，而不是第一个①。
①Анна（安娜），Берта（别尔塔）的第一个字母是А、Б是俄文字母表中的头两个字母。
“别？”她失望地重复了一声，谈话到此结束。
第二天，我沿着三层的长长的走廊去找科斯佳的作业，我像往常一样，从院子进去。还在楼梯上我就发现两姊妹和母亲坐在自家门口的阳台上。当我离这几个女人还有几步远时，我感到嘲讽的目光像针一样落在我身上，刺进了我体内。妹妹不冲我笑，而是眼望着别处，表情异常冷漠，叫人不寒而栗，这马上使我确信我被出卖了。她妈妈和姐姐跟我握手，其表情显然在说：“你这个骗子，现在我们可知道了你那一本正经的外表下藏的是什么东西。”妹妹伸出了手，冷冰冰的像块木板。她不看我，对我的握手也毫无反应。此后我还要在阳台上走一段，我转过身去。在这些折磨者的目光下往前走。在这样骇人听闻的出卖之后，我决定彻底断绝与这个阴险的家族的关系，不再去她们家，忘掉她们，永远把她们从心头铲除。假期很快来临，帮我实现了我的决心。
我忽然发现我是近视眼。我去看了眼医，他给我配了眼镜。不能说这使我伤心难过，因为不管怎么说，眼镜会使我显得更庄重。我不无得意地预想到我戴着眼镜出现在亚诺夫卡的情景。但对爸爸来说，眼镜是不能忍受的打击，他认为这是装模作样，摆谱，坚决要我把眼镜摘掉。我告诉他，我看不见教室黑板上的字，看不清街上挂的招牌。但是不管我怎么说也是徒劳。在亚诺夫卡，我只能偷偷地戴眼镜。
不过，我在农村毕竟还是更勇敢、更奔放、进取心更强。我似乎把压在肩头的城市的纪律全部甩掉了。我独自一人骑马去博布里涅茨，当天傍晚赶回家，往返总共有50公里。我戴着眼镜出现在博布里涅茨街头，对它的作用毫不怀疑。在博布里涅茨只有一所只收男生的市立专科学校，离这里最近的中学在伊丽莎白格勒，相距50公里。那时，在博布里涅茨有一所4年制女子中学。女中学生的伙伴是市专科学校的男生。但在夏天，情况发生了变化，男中学生和实科学校学生从伊丽莎白格勒回来，以他们漂亮的制服和举止风度排挤了本市的学生。冲突非常严重。受了侮辱的博布里涅茨的学生结成打架帮伙，必要时不仅使用棍棒、砖头，甚至还动刀子。一天，我在熟人家的花园里，悠然地坐在桑树枝上津津有味地吃着桑葚，不知谁从围墙外面扔进一块不小的砖头，正打在我的头上。这只是旷日持久，并非不流血的战争的一段插曲，直到特权阶层离开博布里涅茨回到学校上课去时，这场战争才告一段落。在伊丽莎白格勒，情况有些不同。那里的中学生和实科中学学生在整个学年中都是街道和心灵的统治者。但在夏天，大学生们从哈尔科夫、敖德萨或更远的城市回来度假，马上把中学生们排挤到次要地位上。这里的对抗是残酷的。女中学生们的背信弃义难以形容。不过，照规矩斗争主要武器是用精神之剑。
在农村，我玩槌球和九柱戏，指挥玩方特并对姑娘们说些放肆的话。我在农村学会了骑自行车，车子完全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自己做的。因此，我后来才敢在敖德萨赛车场上练赛车。此外，我在农村还独自驾驭一辆套着一匹烈性种马的赛车。这时，在亚诺夫卡已经买来了相当好的走马。我建议酿啤酒工人布罗茨基叔叔乘我的马车兜风。“你不会把我摔下来吧？”叔叔问，他秉性不愿冒险。“叔叔，您说什么呀，”我生气地说。于是，叔叔叹了口气，顺从地坐到我的背后。我驾着车沿着刚被大雨冲刷过的道路驶过小山谷，跑过磨房。枣红色的种马渴望疾驰狂奔，走上坡路使它不满，于是它狂奔起来。我双脚蹬住车辕，两手紧紧拉住缰绳，身体欠起，以免叔叔发现我是摽在缰绳上。但是，种马有野心，它才4岁口，比我小两倍多。枣红马生气地把轻便马车往山上拽，像力图甩掉系在尾巴上的洋铁罐的猫一样。我感觉到，坐在我身后的叔叔停止了吸烟，呼吸越来越急促，看来是打算提最后通牒了。我坐得更稳些，放松了缰绳，为了使自己产生充分的信心，我和着马的腰部动作的节奏，把舌头弹得嗒嗒响，这匹枣红马的腰部动作特别漂亮。“小家伙，别胡闹！”当种马的膝盖分得更开，改成小跑时，我这么教训它说。我感觉到叔叔放心了，又抽起了烟。这场竞赛我赢了，可我的心还阵阵发紧，就像枣红马的腰一样。
回到城里后，我又把纪律的枷锁套在脖子上，我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做到这点。因为游戏和体育运动让位于书本，偶尔还有戏剧。我服从城市的规矩，但几乎和它没有接触，我完全置身于城市生活之外。不过，置身于城市生活之外的不只我一个人，成年市民都努力不闻窗外事。也许，敖德萨是警察俄国中最标准的警察城市。城里主要人物是市长，退休海军少将泽列诺伊第二。无限的权力和专横霸道的性格在他身上结合在一起。流传着无数有关他的笑话，敖德萨人私下里低声传告。那几年，国外一家私人印刷厂出版了有关海军少将泽列诺伊第二业绩故事集。我仅仅见过他一次，看到的还只是他的背影，但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市长挺直身躯站在他的轻便马车上，向前挥动着拳头声嘶力竭地叫骂，声音大得整条大街都能听见。在他前面是立正敬礼的警察和帽子拿在手里的管院子的仆役。一张张惊恐的脸从窗帘后面往外瞧。我拉紧书包带，加快脚步走回家去。
当我想在头脑中再现我青少年时代的官方俄国的形象时，我看到的是市长的背影，他那只在空中挥舞的拳头，听到了嘶哑的下流话，这些话字典是不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