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1920）
前言
写这本书的契机，是由于考茨基发表了一本同名的学术诽谤作品[1]。这项工作是在与邓尼金[2]和尤登尼奇[3]进行激烈战斗的时刻进行的，写作也不止一次地被前线发生的事件打断。在那些困难的时日里，也就是在写第一章时，苏维埃俄国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纯粹的军事任务上。我们不得不把捍卫社会主义经济创造可能性的任务摆在首位。除了满足前线的需要以外，我们在工业方面能做的事情不多。我们不得不主要通过与考茨基的政治诽谤进行类比来揭露他的经济诽谤。在这项工作开始时，也就是差不多一年以前，我们主要通过指出俄国工人在内战前线的高度纪律性和战斗英雄主义，来驳斥考茨基说俄国工人不适于劳动纪律且没有经济自我约束能力的奇谈怪论。这一经验足以驳斥小资产阶级的诽谤。但过了几个月后的现今，我们可以直接运用苏维埃俄国的经济生活中得出的事实和论点了。
当军事压力一缓解，也就是我们在击溃高尔察克[4]和尤登尼奇并成功地对邓尼金进行决定性打击之后，在与爱沙尼亚签署和约[5]并与立陶宛和波兰[6]开始谈判以后，整个国家就转向了经济方面。仅仅是迅速而集中地将注意力和精力从一项任务转移到另一项任务上的事实——另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不同，但需要做出的牺牲相比之下却不是最小的——这就无可争辩地证明了苏维埃制度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已经经历了各种政治上的考验、物质上的灾难与惨祸，但劳动群众离政治上的腐朽、道德上的堕落或冷漠还无限远。这是因为，这个制度虽然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却使他们的生活有了意义，并赋予了他们崇高的目标，使他们保持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张力，能够将注意力和意志集中在集体任务上——这是史无前例的。目前，所有工业部门都在为建立严格的劳动纪律并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党组织、工会、工厂和车间的管理委员会都在这个领域竞赛，得到了整个工人阶级舆论的一致支持。一个又一个工厂通过了自己的会议决定，自愿延长了每日工作时间。彼得格勒[7]和莫斯科树立了榜样，而各省则向彼得格勒看齐。义务星期六和义务星期日——在指定的休息时间内自愿且无偿工作正变得越来越普遍，不断地吸引了数十万男女工人参与其中。根据专家的意见和数据证明显示，义务星期六和星期日的劳动强度和生产率特别高。
在党内和青年联盟中自愿动员进行劳动任务表现出来的热情，同过去为执行军事任务进行的动员表现出来的热情是一样的。劳动志愿补充了劳动义务并使其变得高尚。新成立的劳动义务委员会将自己的网络覆盖了整个国家。居民越来越广泛地被吸收进大规模的工作当中（为路扫雪、维修铁路、伐木，劈柴和运柴、简单的建筑工作、采伐页岩和泥炭），并且这一吸收越来越按计划进行。如果没有高涨的劳动热情，不断广泛地吸收军事单位参与劳动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不错，我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凋敝、精疲力竭和饥贫交加的环境中。但这并不是反对苏维埃制度的论据：所有的过渡时代都会有类似的悲剧性特征。每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耗尽自己的力量之后，并不会简单地退出舞台，而是被激烈的内部斗争暴力扫荡，这种斗争直接给参与者带来的困难和痛苦往往比被反抗的人更多。
从封建经济过渡到资产阶级经济，乃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上升，是一张骇人听闻的殉道者列表（Мартиролог）。无论农奴群众在封建主义下遭受了多大的痛苦，无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下的生活多么艰难，劳动者的苦难也从未达到像旧的封建体制被强行打破并被新体制取代时的程度。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苦难大众的冲击下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很长一段时间内加深了他们的苦难，把他们的苦难带到了一个极端。还能怎么样呢？
以高层的人事改组结束的宫廷政变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几乎影响不了国家的经济生活。而将数百万工人拖入其漩涡的革命则是另一回事。社会的形式无论是怎样的形态，都以劳动为基础。革命会中断人民群众的劳动，吸引他们长期参与斗争，破坏他们的生产联系，从而打击了经济，不可避免地降低在它突然出现时的经济水平。社会变革越深刻，吸引的群众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对生产机器的破坏旧越大，对社会储备的破坏力就越强。因此，从中可以得出的、不需要证明的唯一结论，就是内战对经济有害。但是，如果要是把它计在苏俄经济体系的账上，就相当于是把新人类的诞生时母亲分娩阵痛归咎于这位生下他的母亲。任务是减少内战。而这一点只能通过行动的果断性来实现。但是，考茨基的整本书正是针对革命的果断性而写的。
※ ※ ※
自本书出版以来，不只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特别是欧洲，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或推进了一些意义重大的进程，摧毁了考茨基之流的最后基础。
在德国，内战越来越具残酷的性质。旧党和工人阶级职业民主派的外部组织力量不仅没有为考茨基的现行理论得出的更和平、更“人道”的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相反，它成为了痛苦不断加剧的斗争的持久性质的主要缘由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越是背负保守且沉重的包袱，忠诚于它的德国无产阶级就得在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连续攻击中耗费越多的精力、生命和鲜血，以便在斗争过程中为自己创造一个能够领导它取得最后胜利的新的、真正革命的组织。德国将军的阴谋、他们瞬息即逝的夺权以及随后发生的血腥事件再度表明，在帝国主义和内战的条件下，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可悲的、无足轻重的装模作样。已经过气的民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缓解不了任何矛盾，治愈不了任何创伤，防止不了右翼也防止不了左翼的叛乱——它是无力的、微不足道的、虚假的，它只为迷惑人民的落后部分——特别是小资产阶级而存在。
考茨基在他书中最后部分表达的希望，即西方国家，“具有古老民主制度”的法国和民主国家取得胜利，将给我们带来一幅健康的、正常的、和平的、真正的考茨基式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图画，是最荒谬的幻想之一。胜利法国的所谓共和民主体制目前在世界上是有史以来最反动、最血腥、最腐败的政府。它的内政和它的外交政策一样，都建立在恐惧、贪婪与暴力之上。另一方面，法国无产阶级比任何阶级都更容易受欺骗，他们越来越转向了直接行动的道路上。共和国政府对总工会[8]的镇压表明，即使是工团主义中的考茨基之流——即假情假意的妥协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也没有任何合法的位置。群众的革命化、私有者的残酷无情和中间集团的崩溃——这三个平行的过程，既是激烈内战将临的条件，也预示了激烈内战的爆发——最近几个月正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在法国全速进行。
在英国，事件虽然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但却遵循着同样的基本路径。在其统治阶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压迫和掠夺整个世界的这个国家，民主的公式甚至失去了它作为议会骗子招摇撞骗工具的意义。在这一领域里最高级的专家劳合·乔治[9]如今不是在呼吁民主，而是呼吁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私有者联合起来反对工人阶级。在他的论点里没有一丝“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有的那种民主浆糊。劳合·乔治站在阶级现实的根基上，因此讲的也是内战的语言。英国工人阶级带着其特有的沉重的经验主义，正在接近其斗争中的又一篇章——在这一篇章面前，宪章派[10]留下的最英勇的一页也将变得苍白无力，就像巴黎公社[11]在法国无产阶级近乎胜利的起义面前也将变得苍白无力一样。
正是因为历史事件在这几个月里以其严酷的能量发展了自己的革命逻辑，本书的作者不禁扪心自问：还有必要出版这本书吗？还有必要在理论上反驳考茨基吗？还需要在理论上为革命恐怖主义辩护吗？
很遗憾，答案是“是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而言，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即使对经验主义的英国来说，工人阶级也曾有过一个时期越来越感到有必要概括其经验和任务的理论。同时，心理，甚至是无产阶级的心理却囊括了保守主义的可怕惰性——更何况，在这一情况下，这里指的就是唤醒了无产阶级、直到最近还如此强大的第二国际各党派的传统意识形态。在官方社会爱国主义[12]（谢德曼[13]、维·阿德勒[14]、雷诺德尔[15]、王德威尔德[16]、亨德森[17]、普列汉诺夫[18]等人）崩溃后，国际考茨基主义的徒子徒孙[19]（德国独立派[20]、弗里德里希·阿德勒[21]、龙格[22]、相当一部分意大利人、英国“独立派”[23]、马尔托夫集团[24]等）成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稳定的平衡依赖的主要政治因素。可以说，整个文明世界劳动群众的群众意志，直接受到事件进程的刺激，目前同上述的人士的意识相比，无可比拟地更加革命，但议会主义和妥协主义的偏见仍然笼罩在他们身上。
现在（1920年5月）乌云又笼罩在了苏维埃俄国上空。资产阶级波兰通过进攻乌克兰[25]开启了世界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全新攻势。又一次摆在革命面前的巨大危险和战争，再次把俄国考茨基派推向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道路上——也就是说，实际上走上了帮助世界上扼杀社会主义俄国的人的道路。在无产阶级革命干得漂亮的时候，就试图帮助它；在它特别需要帮助的时候，则千方百计地阻挠它——这就是考茨基之流的命运。考茨基不止一次地预言了我们的覆灭，而这一覆灭则是考茨基理论正确性的最好证据。这位“马克思的衣钵传人”已经堕落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唯一严肃的政治纲领是对无产阶级专政崩溃的投机。
他们又一次打错了算盘。共产主义工人领导的红军将打败资产阶级波兰——这将会是无产阶级专政力量的崭新展示，将会粉碎性地打击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怀疑主义（考茨基之流）。尽管外部形式、口号和色彩纷繁杂乱，但我们的现代历史将其进程的主要内容简化到了极致——将其简化为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皮乌苏茨基[26]不仅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波兰大地主而战，不仅为资本主义的财产和天主教会而战，而且也为议会民主、渐进的社会主义，为第二国际、为考茨基有权利继续担任资产阶级的批判闲饭客而战。我们是为共产国际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而战。双方下的赌注都很高。这场斗争将艰苦卓绝。我们希望获得胜利，因为我们有获得胜利的一切历史权利。
1920年5月29日，莫斯科
注释：
[1] 《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卡尔·考茨基对革命的自然历史的贡献（！）》，柏林，1919年版。——作者注
[2] 邓尼金是以自己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斗争而闻名的反革命将军之一。1919年，他成功占领了顿河，清除了乌克兰的苏维埃军队，占领了库尔斯克和奥廖尔，并逼近共和国的兵工厂图拉，威胁到了莫斯科。然而，随着苏维埃俄国动员全部力量，邓尼金被赶离红色首都，被压制到南方，最后被打败。邓尼金军队那可怜的残余力量转移到了克里米亚。邓尼金本人移民英国，让白卫军总司令弗兰格尔伯爵来取代自己的位置。英国国王给他授予了勋爵头衔。——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中译者补注2〕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Врангель，1878年8月27日—1928年4月25日），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匪军头目之一，曾是沙皇俄国的陆军中将，参加过日俄战争，十月革命后投靠白军，1920年初因与邓尼金不合，被排挤出白军，同年4月初在协约国支持下接任克里木白军总司令一职，当年年底，白军被彻底击溃后，弗兰格尔即逃窜国外。
[3] 尤登尼奇是沙皇军队的一名将军，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曾担任高加索前线的总司令。十月革命后，他变成了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敌人。他主要以其夺取彼得格勒的尝试而闻名。1919年，在英国的支持下，尤登尼奇成为了在爱沙尼亚领土上建立的“西北政府”军队的首领，并两次试图进占彼得格勒。尤登尼奇在5月16日初次尝试，结果占领了芬兰湾南岸的克拉斯纳亚戈尔卡，不过这第一次尝试在1919年8月5日红军的报复性打击下陷入了瘫痪——红军占领了爱沙尼亚边境城镇扬堡。1919年10月12日至25日，尤登尼奇第二次试图攻占彼得格勒时，恰逢邓尼金向莫斯科方向的进攻进展顺利。尤登尼奇打到了普尔科沃，却在那里被红军打到永不翻身。——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尤登尼奇（Никола Николаевич Юденич，1862年7月30日—1933年10月5日），俄国步兵上将，苏俄内战和外国武装干涉时期白卫军首领之一。生于莫斯科。1881年和1887年先后毕业于亚历山大军事学校和总参学院。1902年起任团长、旅长，参加过日俄战争。1907年起历任军务总监、喀山军区和高加索军区参谋长等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高加索集团军参谋长，1915年1月任高加索集团军司令。同年晋上将。1916年参与指挥埃尔祖鲁姆战役和特拉布宗战役。1917年3月升任高加索方面军总司令，5月退役。1918年侨居芬兰，后迁居爱沙尼亚。1919年7月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司令，两次率部进犯彼得格勒。同年11月被红军击溃，其残部退到爱沙尼亚后被解除武装。1920年流亡英国。1933年死于法国。
[4] 高尔察克是沙皇舰队的海军上将，前黑海舰队司令官。苏维埃政权在西伯利亚失败后，在协约国的坚持下，他被那里建立的执政府任命为战争部长。然而，1919年11月18日，高尔察克策划了一场政变，摇身一变成为了“西伯利亚最高执政”。他在组织了一支数量庞大的白军后，夺取了整个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从1919年5月开始，他接连挫败。红军接连不断地攻占城市。整个西伯利亚都布满了游击队，后方有许多农民起义。结果就是高尔察克的军队被击溃并被压制进腹地深处。最后，在1920年1月，他的军队在伊尔库茨克被打败，他本人在下乌金斯克被俘并在2月7日被伊尔库茨克革命委员会下令枪毙。——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5] 1919年底尤登尼奇彻底失败，迫使爱沙尼亚于1920年2月2日和苏维埃共和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爱沙尼亚得到了民族边界、森林租让权和1500万金卢布。作为回报，爱沙尼亚同意允许苏维埃俄国不受阻碍地使用其贸易港口，并允许俄国货物自由过境。与爱沙尼亚签订的和平条约历史意义在于，它是除了《布列斯特条约》之外苏维埃共和国与资产阶级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这份条约是《塔尔图和约》（俄语：Тарту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 между РСФСР и Эстонией；爱沙尼亚语：Nõukogude Venemaa ja Eesti vahelise sõja lõpetanud rahuleping / Tartu rahu）。
[6] 这些谈判在邓尼金和尤登尼奇被打败后就立刻开始了。1920年5月，莫斯科举行俄国—立陶宛和会。而波兰方面情况更加复杂。苏维埃政府曾三次试图与波兰进行和平谈判（1919年12月22日、1920年1月28日和同年2月2日）。然而，波兰以各种方式拖延和谈，然后在1920年5月突然进攻了乌克兰发动，占领了基辅。之后的和谈进程是在战后进行的。1920年8月17日，俄国和波兰代表团在明斯克第一次谈判。1920年9月21日，谈判地点转移到里加，10月12日双方在那里签署了初步和约。——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这份条约是《里加和约》（波兰语：Traktat Ryski，俄语：Рижский мирный договор，乌克兰语：Ризький мир）。
[7] 原文误作“彼得堡”。——中译者注
[8]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于1895年在利摩日成立，是法国工人组织从互助协会发展到现代类型工会的结果。但一开始，总工会影响力有限，因为有劳工交易所协会与它并存——它依靠的是地方性的工会间协会，即“劳工交易所”（Bourse de Travail），这些交易所与工人群众有着良好的联系，在他们中间享有很高的威望。1902年，蒙彼利埃的大会才实现了工会运动的实际统一——当时两个组织在总工会的共同名称下合并了。
直到战前，法国的工会运动在各方面都算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典例。在组织上，总工会基于自治主义和联邦主义的原则。体现这些原则的一个例子就如——总工会的全国委员会由每个行业组织派出的一名代表组成，无论其规模、性质和作用。然而，全国委员会并不是工人群众斗争的权威领导者，而只是充当地方工团、联合会的顾问、帮手等角色。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是“直接行动”（action directe）的结果，其表现为夺取生产工具的总罢工。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承诺了如果战争爆发会参战。总工会拒绝参加任何政治斗争，也拒绝与政党产生任何联系。
1914年的战争暴露了工团主义的内部弱点。革命的措辞和过往的军国主义威胁并没有阻止总工会领导人成为最热心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积极帮助自己的政府。由于受到了战时经验的教训，法国工会运动开始逐渐摆脱工团主义思想。1921年底，总工会分裂为革命派和改良派两部分。革命部分改名为团结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 unitaire），联合了60万工会成员中的35万会员。在1922年的圣埃蒂安大会上，统一工会通过了加入了赤色职工国际的决议。1922年11月在赤色劳工国际的第二次大会上签署了加入的协议。从那时起，统一工会把它的革命路线理得越来越顺了，同时也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残余势力做了斗争。同时，团结总工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也在上升。到1923年9月1日，它已经有44.8万成员，而改良派的总工会人数则几乎没有变化（25—29万人）。——俄文版编者注
[9] 劳合·乔治直到1922年11月，长年担任英国政府的领导人。他从一个自由主义改革派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战时和战后成为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领袖。在整个战后期，劳合·乔治通过试图用妥协的方法来恢复资本主义的平衡。他虽然支持用军事手段干预苏俄，但深信这种方式用处不大，于是试图通过和平的经济压力来把苏俄推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他最近的一次冒险，即热那亚会议，以失败告终。1922年10月，由于自由党败选，劳合·乔治被迫辞职，让位于保守党。现在他是自由党右翼的领袖。——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10] 宪章运动是1836—1848年在英国兴起的一场工人运动，起因是经济危机和失业。
为了通过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宪章派努力争取政治权利，主要是争取英国下议院的民主化。1838年，第一份由一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宪章）被提交给众议院，在请愿书中，宪章派提出了以下主要要求：一切男性的选举权、废除对代表的财产资格审查、平等的选区、代表的报酬和每年的选举。议会拒绝了宪章派的要求，导致工人阶级以示威、集会和罢工的形式强烈抗议。在1842年和1848年，类似的命运也降临到了另外两个宪章派的请愿活动上。尽管如此，作为工人阶级在自己旗帜下的第一次独立行动，宪章派运动影响了英国和国际工人运动。从那一刻起，英国的封建领主和大资本家被迫对工人阶级做出越来越多的让步，而工人阶级并没有忘记先驱者——宪章派的行动。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是奥康纳和奥布莱恩。——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费格斯·爱德华·奥康纳（Feargus Edward O'Connor，1796年7月18日——1855年8月30日），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1820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831—1832年期间积极参与第一次议会改革运动。1832—1835年、1847—1852年任下议院议员。1833年起参加宪章运动。1837年创办《北极星报》（Northern Star），多次被捕，1840年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846年创办宪章合作土地公司，试图推行土地改革。1852年因梅毒引起精神失常，在下议院殴打三名议员，事后被解除职务并被送入精神病院。1854年出院。1855年去世。
〔中译者补注2〕詹姆斯·布伦特尔·奥布莱恩（James Bronterre O'Brien，1805年？月？日——1864年12月23日），英国宪章运动领导人。1830年参加激进改革协会，逐渐开始参与宪章运动。1836年加入伦敦工人协会，开始为《穷人卫报》（The Poor Man's Guardian）工作。1838年起为《北极星报》工作。1840年被捕并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1847年《穷人卫报》停刊后逐渐脱离宪章运动。晚年穷困潦倒。1855年病逝。
[11] 巴黎公社存在于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这段时间。
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空前失败、梯也尔反动政府的背叛与无能、巴黎劳动群众艰难的粮食状况——他们徒劳地期望政府资金、食品征用及其他各种社会措施，这些因素导致巴黎公社出现。公社以其激进的立法而引人注目，废除常备军、政教分离等法案可以体现这一点。
关于普查被工厂主遗弃的工厂和其剥削计划的法令、公职人员与工人工资相同的法令等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但在公社时期，资本主义还没有灭绝，仍然蕴藏着强大的发展力量。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也还没有足够觉醒并组织起来。经过8天的英勇抵抗，巴黎公社失败了。胜利的资产阶级残酷地屠杀了起义的工人。
巴黎公社发挥了世界历史性的作用。它在不具备完善的形式下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巴黎公社让人们不再幻想无产阶级和平掌权。公社社员低估了统治阶级将进行的疯狂抵抗——统治阶级不会自愿放弃其统治利益。同时，公社强调了政党集中领导的必要性，如果没有政党的集中领导，最强大的自发运动也很容易被打败。这些都是公社的主要教训。请参阅马克思在其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中的详细描述，也请参阅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俄文版编者注
[12] 社会爱国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影响着第二国际所有社会民主党的思潮。它的观点的实质可以归结为：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战争时期都有义务保卫祖国，因此在战争期间要与统治阶级达成国内和平。国际社会主义中的这种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潮，在战争期间表现得如此明显，是由1871—1914年资本主义相对和平发展的时代（从巴黎公社到帝国主义战争）准备起来的。在这个“有机”发展的时期，在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中形成了一整批的特权工人、党和工会的官僚，打破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成为机会主义潮流的来源。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危机最终暴露了在第二国际存在期间一直在破坏自身的内部矛盾，并使其大多数人倒退到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完全决裂的地步并与资产阶级紧密结合。
列宁同志把社会爱国主义的社会经济背景定义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体现，他说：“机会主义是在数十年的过程中，由资本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时代的各种特点产生的，在这个时代，享有特权的工人阶层的比较安定和文明的生活，使这些工人‘资产阶级化了’，使他们从本国资本的利润中分得一点油水，使他们感受不到破产的贫困的大众的灾难、痛苦和革命情绪。帝国主义战争就是这种情况的直接继续和顶点，因为这是为维护大国民族的特权、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加强对其它民族的统治而进行的战争。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希望和与此相适应的策略在战争时期的自然的继续，这就是当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中译者注：引文来自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增订版第26卷第259—260页。〕——俄文版编者注
[13] 菲利普·海因里希·谢德曼（Philip Heinrich Scheidemann，1865年7月26日—1939年11月29日），社会民主党人，1903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一战期间跟艾伯特一起支持战争拨款。1919年2月13日——1919年6月20日任魏玛共和国首届总理。1919年11月19日——1925年10月1日任卡塞尔（Kassel）市长。1920—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辗转流亡奥地利和丹麦，1939年死于哥本哈根。——中译者注
[14] 维克多·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也是其机关报《工人报》（Arbeiter Zeitung）的编辑。早在战前他就已经开始向修正主义发展，而在战争期间，他成为了社会调和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的一大支柱。——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年6月24日—1918年11月11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一战中公开支持奥匈帝国参战。1918年任临时政府中的外交部长。——中译者注
[15] 皮埃尔·雷诺德尔是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在饶勒斯去世后，雷诺德尔在战争初期就被提拔到这一职位上。作为政客、“党的厨房”的投机商，他很适合背叛与政治交易的时代。雷诺德尔领导着社会爱国主义的大多数人，持续到1920年的图尔大会——当时社会爱国主义者变成了少数人，被迫与共产主义多数派分裂。如今，即使在分裂的社会党队伍中，雷诺德尔也领导着右翼，公开呼吁该党与资产阶级政客组成联合政府。——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皮埃尔·雷诺德尔（Pierre Renaudel，1871年12月19日—1935年4月1日），法国社会党右派改良主义领袖之一。1933年因主张社会党参加激进党政府，带领一部分人脱离了社会党，组织法国社会党—让·饶勒斯同盟（Parti socialiste de France-Union Jean Jaurès），1935年该党与共和社会党（Parti républicain-socialiste）和法兰西社会党（Parti socialiste français）合并为社会主义共和同盟（Union socialiste républicaine），社会主义共和同盟后来参加了人民阵线。——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2〕俄文原书正文和注释中提到的“法国社会党”，其实是指法国社会党（1969年正式成立）的前身“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为了尊重原文，我们不作改动。
[16] 王德威尔德是比利时社会主义者、第二国际的最高领导人。王德威尔德甚至在战前就已经与饶勒斯一起领导了第二国际的改良派。战争最终使他背叛了社会主义。成为王室大臣后，王德威尔德毫不吝啬地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鼓动（在沙皇大使的祝福下），支持罗曼诺夫的战争。2月后，王德威尔德前往彼得格勒，向社会主义者施压，要求他们支持战争。1919年，此前一直高喊民主、民族自由等口号的王德威尔德签署了《凡尔赛条约》——这条约意味着协约国公开掠夺德国。王德威尔德始终敌视苏维埃俄国。他在1922年著名的审判中为社会革命党人辩护，尤为体现了他对苏俄的敌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艾米尔·王德威尔德（Émile Vandervelde，1866年1月25日—1938年12月27日），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南郊伊克塞尔城，1881年进布鲁塞尔大学，1885年毕业，获法律博士学位，在布鲁塞尔当律师。1885年加入比利时工人党，参与领导比利时工人为争取普选权举行的3次全国性总罢工（1893、1902和1913年）。1894年起被选为议员。1900年以后成为比利时工人党议会党团领袖。从1900年9月起，第二国际在布鲁塞尔设立常设机构社会党国际局，他担任主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8月4日被任命为国务大臣。1918年至1937年间先后在资产阶级政府中担任司法、外交、不管和公共卫生部大臣。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俄国，致力于恢复第二国际。1923年被选为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常务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7] 亨德森是英国工党的领导人之一。亨德森向来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对宗教问题情有独钟。在工党内，亨德森一直主张阶级调和，在战争期间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宣传“把战争坚持到胜利”的思想。在战后的第二国际中，亨德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汉堡举行的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统一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亨德森和执行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成员一样，在之后被批准“休假”，加入麦克唐纳的内阁。——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1863年9月13日—1935年10月20日），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一个纺织工人家庭，十岁丧父。十二岁开始当工人。1906年参与成立工党。1908—1910年、1914—1917年、1931—1932年三次出任工党领袖，并曾担任不管大臣、外交大臣等职务。
[18] 格奥尔基·瓦连京诺维奇·普列汉诺夫（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Плеханов，1857—1918）。1883 年创建了俄国第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他是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最主要的领导人之一。普列汉诺夫的主要贡献，除了对俄罗斯工人运动作用的精彩论证外，还涉及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主要问题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最著名的是他的以下著作：《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我们的意见分歧》《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文集《20年》《对于我们批评者的批判》。普列汉诺夫长期以来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的领袖。战争期间，他像第二国际的其他主要领导人那样，成为狂热的护国主义者。——俄文版编者注
[19] 国际考茨基主义。在战时与战后，主要国家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支部有两个边缘派别：公开的机会主义者、一贯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前者形成了一个中派的、摇摆不定的中心集团，而他们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领袖是考茨基。实质上，其他国家的所有中派政党基本上都以第二国际的主要理论家考茨基的立场为指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他们称作国际考茨基主义派。——俄文版编者注
[20] 作者指的是德国独立党[中译者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考茨基、哈泽、希法亭和雷德布尔。德国独立党成立于战争期间，因对战争的态度和战争拨款的问题脱离了官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十一月革命后，德国独立党再次与谢德曼派联合，加入德意志共和国[中译者注：指魏玛共和国]临时政府。1920年，在哈雷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德国独立党分裂：少数派成立了一个特殊团体，后来与旧的社会民主党合并；多数派加入了第三共产国际，成为统一的德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年8月10日—1941年2月11日），经济学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之一。1902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后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06年应邀到柏林，在社民党党校讲课，后任《前进报》的外籍编辑。1915年至1918年被征召入伍，战后任独立社民党的《自由报》主编，逐步转向改良主义立场。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曾两次担任财政部长。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德国占领巴黎后被德军逮捕，死于狱中。
〔中译者补注2〕胡戈·哈泽（Hugo Haase，1863年9月29日—1919年11月7日），出生于东普鲁士一个犹太家庭，曾在柯尼斯堡当律师，被称为“穷人的律师”。1897年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1911年当选为社民党主席，1912年当选为社民党国会党团主席。1914年不愿支持战争拨款法案，但迫于党的纪律，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从1916年起成为中派的发言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其领袖，1918年11月—12月担任人民全权代表。他是独立党右翼领袖，后来在国会台阶上被民族主义者暗杀。——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3〕格奥尔格·雷德布尔（Georg Ledebour，1850年3月7日—1947年3月31日），曾当过教师、演员和新闻工作者。他当过潘科夫（Pankow）的议员，一战前是激进派，一战中属中派，对布尔什维克和斯巴达克斯派不友好。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领导柏林的独立党组织，并领导着革命工长组织。1919年1月担任革命委员会联合主席。1920年，由于在加入共产国际问题上发生分歧，与独立党左派决裂。1922年没有随独立党右派返回社民党。1933年流亡到瑞士，1947年于瑞士逝世。——中译者注
[21] 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的儿子，退出了所谓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学派。战争爆发前，阿德勒主要从事科学工作，直到战前才积极投身奥地利工人运动。社民党战前的投降行为给阿德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并没有让他成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此表示反对的方法不是在群众中开展工作，而是通过个人的恐怖行为——刺杀斯图尔克首相。奥地利的战败和十一月革命的失败几乎完全消除了奥地利社民党内部的分歧，从那时起，阿德勒一直利用他的道德权威来为奥地利社民党的背信弃义政策辩护。1920年底，阿德勒领导了不伦不类的第二半国际的建立工作。在第二半国际与第二国际合并后，他当选为新合并后的国际的书记。[中译者注：此处的第二国际指1919年在瑞士组建的伯尔尼国际，又称黄色国际，并非1889年在法国建立的第二国际。]——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弗里德里希·沃尔夫冈·阿德勒（Friedrich Wolfgang Adler，1879年7月9日—1960年1月2日），他是维克托·阿德勒的儿子，1897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907年起任《斗争》（Der Kampf）杂志编辑，1911年任奥地利社民党维也纳组织的书记，1916年10月21日刺杀了奥地利首相卡尔·冯·施图尔克，被判死刑，后改判18年徒刑。1918年革命后获释，在革命期间曾任工人苏维埃领导人，后当选为奥地利国会议员。第二半国际和第二国际合并后，他曾任总书记，时间长达15年。二战爆发后流亡美国，1946年退出政界，1960年死于苏黎世。
〔中译者补注2〕卡尔·冯·斯图尔克（Karl von Stürgkh，1859年10月30日—1916年10月21日），奥匈帝国政治家。1909—1911年担任教育大臣，1911年11月3日出任奥匈帝国首相。1916年10月21日被弗里德里希·阿德勒暗杀身亡。
[22] 让·龙格是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之一。法国著名社会主义者沙尔·龙格的儿子和马克思的外孙。
在战争期间，让·龙格奉行了一种模棱两可的和妥协主义的政策，这种政策也许比他的精神父亲考茨基的方针显得叛徒得多。龙格不仅发声支持战争拨款，而且一直试图将法国的战争描述为防御性的，宣称战争的目的是捍卫民主。龙格虽然反对资产阶级政党，但也只不过是反对抗议篡改战争目标。当以法国为首的协约国干预和封锁苏维埃共和国时，龙格为了不至于彻底在具有革命意识的法国工人眼里名誉扫地，被迫支持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他甚至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的原则，当然他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步骤来实现这些原则。他在组织问题上同样采取了前后不一和妥协主义的路线：虽然用最激进的方式与开明改革派和社会爱国者打嘴炮，但实际上却认为有必要与叛徒托马和类似的政治团体保持团结。 自 1920年法国社会党因对第三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而发生分裂以来，龙格一直领导该党的右翼少数派，与从该党分离出的多数派（即法国共产党）作着系统性的斗争。——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让·龙格（Jean Longuet，1876年5月10日—1938年9月11日），马克思的长女燕妮·马克思（Jenny Marx，1844—1883）与夏尔·龙格（Charles Longuet，1839—1903）之子，出生于伦敦，1881年随父母返回法国。在家庭影响下，少年时即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7年参加了盖德和保尔·拉法格的法国工人党，一战期间，他虽然持和平主义立场，但总是投票赞成战争拨款。1920年法国社会党分裂后继续留在社会党内，支持第二半国际。
〔中译者补注2〕阿尔贝·托马（Albert Thomas，1878年6月16日—1932年5月8日），出身于面包师家庭。1902年加入法国社会党。1904年起在《人道报》工作。1910—1921年任国民议会议员。1912—1914年任尚皮尼市长。一战期间支持战争。1915—1916年任炮兵和军事装备部国务副秘书。1916—1917年任军备部长。1917年访问俄国，支持临时政府。1919—1932年任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1932年因糖尿病逝世。
[23] 英国独立工党通常与德国独立党一样是中间派。在一战期间他们进行了绥靖主义宣传，并受到了劳合乔治政府的打压。1920年退出第二国际；1921年参加了维也纳的第二半国际；1922年它再次成为黄色国际的一部分。英国独立工党的左翼后来与英国共产党合并。党的中间派由沃尔黑德领导。右翼领导则是麦克唐纳和斯诺登。——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理查德·科林厄姆·沃尔黑德（Richard Collingham Wallhead，1869年12月28日—1934年4月27日），早年担任装饰师。早年参加了独立工党。1911—1920年任独立工党全国行政委员会委员。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曾短暂被英国政府监禁。1919—1934年任下议院议员。1920—1922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32年退出工党，但1933年又宣布退出独立工党，返回工党。1934年去世。
[24] 马尔托夫集团。战争期间，俄国孟什维克分裂为一群没有影响力、以马尔托夫为首的国际主义者和多数派。前者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而后者参加了军事工业委员会。二月革命爆发时，大多数孟什维克拥护资产阶级民主，并把他们的代表送进了资产阶级政府。马尔托夫集团对其党内同志的背信弃义政策感到愤慨，但又没有决定离党。十月革命后，马尔托夫的集团开始滑向孟什维克右翼的位置。马尔托夫称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为新沙皇制度。他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不断的思想斗争。此时他和比他更加右倾的同道中人结盟，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动。1920年，全世界燃烧着革命的烈火，此时马尔托夫的思想变得左倾，并接受了坚持苏维埃政权民主化的口号。在随后的几年里，马尔托夫集团不再是一个特殊的集团，完完全全接受了孟什维克多数派的观点。他们在国外从事着系统的反苏维埃运动。——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尤里·奥西波维奇·马尔托夫（Юлий Осипович Мартов，1873年11月24日—1923年4月4日），原姓策杰尔鲍姆（Цедербаум），孟什维克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奥斯曼帝国伊斯坦布尔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后随家庭移居敖德萨。大学期间开始投身革命运动，1895年同列宁一起组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就组织问题同列宁发生严重对立，此后成为孟什维克派领导人。1905年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国，他反对孟什维克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十月革命后，他支持红军，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许多措施。1920年流亡德国，1923年病逝。——中译者注
〔中译者补注2〕军事工业委员会（俄语：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е комитет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俄国资产阶级的组织。这一组织是根据1915年5月第九次全俄工商界代表大会的决议建立的，其目的是把供应军火的工厂主联合起来，动员工业企业为战争需要服务，在政治上则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并把工人阶级置于资产阶级影响之下。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军事工业委员会企图操纵全国的经济，然而沙皇政府几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成立的同时就采取对策，成立了自己的机构，即国防、运输、燃料和粮食等“特别会议”。这就使军事工业委员会实际上只充当了国家和私营工业之间的中介人。1915年7月，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支持下，开始在委员会内建立工人团。布尔什维克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对工人团的选举进行了抵制。在244个地方军事工业委员会中，只有76个委员会进行了选举，成立了工人团的委员会则只有58个。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内组织了以孟什维克库·安·格沃兹杰夫为首的工人团。1917年二月革命后，中央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临时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曾试图利用军事工业委员会里的专家来整顿被战争破坏了的生产，遭到了资产阶级上层的反抗。1918年7月24日军事工业委员会被撤销。
[25] 波兰进攻乌克兰。作者指的是在波兰和苏维埃政府就缔结和平问题展开长期且失败的谈判后，1920年5月波兰人突然袭击并占领了基辅。——俄文版编者注
[26] 皮乌苏茨基，原小资产阶级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人，随着波兰的重建成为了其领导人。皮乌苏茨基是受法国启发的资产阶级政策的推动者。他也策动了1920年俄波战争。目前，他已经退出了政治舞台，担任波兰军队总司令（元帅）。——俄文版编者注
〔中译者补注1〕约瑟夫·克莱门斯·皮乌苏茨基（Józef Klemens Piłsudski，1867年12月5日—1935年5月12日，旧译“毕苏斯基”或“皮尔苏茨基”），出身于波兰贵族家庭，1885年参加革命运动，1887年因密谋暗杀沙皇被捕，后被流放。1893年参加波兰社会党，逐渐成为该党领袖。1905年革命后，波兰社会党分裂，他领导党内右派。一战期间组建波兰军团，与同盟国一起对俄作战。波兰独立后任国家元首，1923年暂时下野，1926年5月发动军事政变，成为法西斯独裁者。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