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的教训（1971年2月）

波兰的教训

（1971年2月）

　　波兰最近发生的事件，对于哥穆尔卡统治下的波兰所出现的局势是个很好的说明，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不但涉及到波兰、而且涉及到欧洲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前途的重要问题。（在这里和本文其它地方所用的“社会主义”一词（除非文中明确指出了它有其它含义）是指伊萨克·多伊彻所说的那种含义：“我们大家在讲话中……通常提到苏联、中国和其它与它们结盟或不结盟的国家时，都把它们称为‘社会主义国家’，只要我们仅仅是为了说明它们的政权同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立，只是为了表明它们具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性质，或指它们的政府政策原来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有搞社会主义的愿望，那我们是可以这样称呼它们的。”见伊萨克·多伊彻：《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纽约，梅里特出版社1967年版17页。）
　　纠纷的起因是12月13日波兰政府突然宣布消费品价格的大幅度调整。日用必需品——食品、燃料和服装等——都涨了价，某些商品上涨幅度很大；而耐用消费品——录音机、收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真空吸尘器等——则都落了价，一般都落了15％或更多一些。据詹姆斯·费龙从华沙报道，“总之，这个做法是想〔通过减少对农产品需求的办法来〕缓和某些农产品的匮之，同时要消费者把钱花到工业产品方面去。”（12月14日《纽约时报》），这种价格制度的调整既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经济有很大的优越性，同时也说明了在不负责任的官僚政治控制下，这个制度能被滥用到多么恶劣的程度。
　　这种优越性来源于以下事实：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价格的制定不是（无论如何也用不着）以各个企业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为目的。在目前所存在的仅有的一种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下，价格的制定是为了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顾对整个制度会产生什么后果；这一点连同资本主义力求无限扩张的趋势，正足以说明这个制度本身必然会引起什么样的危机和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为了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促进整个经济结构顺利运转，价格是可以谨慎地加以控制的。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政策成为计划经济强有力的和有价值的工具。
　　已故的波兰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米哈尔·卡莱茨基写道，“尽管资本主义的辩护者通常认为‘价格结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巨大优点，但价格的灵活性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特色，这一点听起来的确有点自相矛盾，但事实上却有些道理”。最近波兰事件的爆发再次征明了这一点。
　　然而，强有力的工具既可以是有用的，也可以是有害的。这一点在12月波兰发生的事件中也得到了证明。统治波兰的共产党宣称它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巩固社会主义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但是十分明显，那种价格调整提高了必需品的价格，降低了使生活过得方便一些但在象波兰这样的穷国可以被认为是奢侈品的那些商品的价格。那种价格调整使城市工人和共他低收人的人们（即那些年纪太大和年纪太轻，因而不能工作的人）蒙受极大的牺牲，却使城市中的官僚、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等已经享有的特权地位有所扩大。主要的受金这老也许是农民，因为他们自己生产许多他们所需要的食物，现在可以提高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力。如果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有权强行颁布这样的价格调整（当然它无权这样做），那么这种法会一经颁布就立刻会遭到严厉的谴责，说它是阶级立法的最恶劣的形式。难道因为波兰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就可以减轻上述的指责吗？
　　难怪整个事情是秘密筹备的，是作为一个既成事实而公布的，根本接有同直接受到影响的人民进行磋商。哥穆尔卡政权显然希望能够来个突然袭击，造成既成事实再说。它估计大错特错的这一事实，正反映了它自己脱离群众，也表明波兰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改革。但是，我们在开始讨论前还必须指出，物价调整所表现出来的根本政策——使工人蒙受最大牺牲—一是不仅与波兰，而且至少与东欧其它两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遵循的方针是一致的。艾尔弗雷德·位伯曼在他对这三个国家工业化的有权威的研究中发现，强制节约——换句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积累—－的压力落在产业工人而不是落在农民的头上（而苏联在一个类似的发展阶段则把压力落在农民头上）。林恩·特金教授1970年在同样的地区花了几个月作了第一手的研究，他也给我们指出了这一点。他得出结论说，欧洲东北部的农民参加了在新体制下的主要受益者的行列，他们的经济地位有点类似战时销售市场上资本主义农民的地位。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在整个地区所看到的农民的居住条件都有极大的改进。
　　物价调整的宣布引起了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特别是格但斯克、格亨尼亚和什切青等地大规模的示威运动（很可能在这个国家共他地区的城市里也是这样，但外国记者人数不多，当地的通讯工具受到检查，使外人，也许还有大多数的波兰人完全不了解全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个政权的最初反映，正是那些按照正统的共产党传统培养起来的领导人势必会有的那种反映。人们对于那种推理的方法是太熟悉了：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因此凡是批评或反对党的政策的人一定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于是示威运动的罪责自然就归诸于流氓无领、闹事者。犯罪分子等等；镇压的部队（警察和军队）向示威者开枪。对死伤人数的估计说法不一，但肯定有好几十人，也许有好几百人（《纽约时报》报道，据一个瑞典人的估计，仅在格但斯克一地就死了三百人）。
　　根据一些自己亲眼看见的或访问过当时在场的人的记者的报道，实际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以下的事实能够证实这些报道一般是正确的：在哥穆尔卡被赶下台以后（我们马上就要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政府本身开始完全改变了腔调。事件的真实过程似乎是这样的：风潮从造船工人方面开始，他们在工地举行集会，然后游行到共产党的党部，据我们推测，他们抱着不同的动机——有些人想要求作出解释，有些人想提出抗议，有些人则想发泄心中长期郁积的怨气。他们遇到的是镇压而不是耐心的解释，因此，他们冲击并（在有些地方）捣毁了党的建筑物、警察派出所以及其它象征权力的机构。参加的群众人数很多——一个来自什切青的报道估计有一万人——政府调动军队未恢复秩序。来自什切青的同一报道还说，工厂已被占领了几天，“直到协商出休战条件：撤退坦克后工人复工，保证不对工人进行报复。”（12月30日《纽约时报》）。
　　回溯到斯大林时期，一个共产党政府遇到这种情况就会进行集体逮捕、搞些装装门面的审讯、处决、监禁和把他们赛进劳改营。它会用残暴的手段强制地恢复原来的秩序。但是波兰至少早在1956年就离开了那个时期，那年赫鲁晓夫轰动一时地攻击了斯大林，东欧卫星国掀起了自由化的第一个浪潮。那也是在波兰发生波兹南骚乱的一年。波兹南事件与去年12月发生的事件相比，情况非常相似，只是规模小些。两次事件都是由于对经济政策不满而引起的；在两次事件中，掌权的政府在开头都归罪于敌对分子，，并且在两次事件中这种解释不久就被抛弃了。最近有一位作家在论述那个较早时期时指出，在波兹南骚乱发生的时候，官方认为那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接着说：
　　但是在考虑了几天以后……奥哈布〔当时的资料承认：那次闹事不是帝国主义者阴谋策划的，最近所公布的企图表明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数字是虚构的。从那以后波兰官方认为那些闹事者大体上是有理由采取行动的。后来，他甚至谦虚地把一部分责任归于他自己和他的同志们：“事实上，我们这些领导没有能够使我们的国家避免出现波兹南事件的悲剧。当这个悲剧发生时，我们都吓坏了。这说明我们对于国内的实际情况和真实情绪了解得很不够，非常肤浅。
　　然而尽管最近几星期报刊和电台上发表了许多相反的说法，1970年发生的事件在一个方面是与1956年发生的事件不同的。波兹南骚乱没有引起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更换。说哥穆尔卡在工人阶级示威运动之后，就象他上台时那样下台了，这倒是一则颇能吸引人的新闻报道。但这并不是真实的情况。波兹南骚动发生在1956年6月28日，哥穆尔卡于10月19日，即将近四个月后在过了十年光景的在野生活之后重新掌权，而且，大家知道，使他回到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上来的危机不是由波兹南骚乱而是由苏联军事干涉的威胁促成的，这种军事干涉正如两星期以后在匈矛利所实际体现出来的那样。可是，哥穆尔卡在他重新掌权后关于波兹南事件的第一次重要讲话的内容，在今天还是很值得回顾一下：

　　最近工人阶级给了党的领导和政府一个沉痛的教训。
　　波兹南的工人们在6月那个不幸的星期四利用罢工这一武器，走上街头示威游行，高呼：“够了，我们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离开错误的道路吧！”……当波兹南的工人们走上城市的街头时，他们不是向人民的波兰和社会主义提出抗议。他们所抗议的，是那已经浸透在我们社会制度中的并使他们受到很大痛苦的罪恶，是那种对他们一直向往的社会主义基本准则的歪曲……

　　想把痛苦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的特务和内奸搞的勾当，这种拙劣的企图在政治上是太幼稚了。去年12月事件如果不是表明这个无可争议地领导了波兰共产党十四年的哥穆尔卡要么忘记了波兹南事件的教训，要么不愿意或不能够把这些教训用到国家的管理方面，又能表明什么呢？当工人们再次呼喊“够了，我们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他不见得就比他的前任更有独到的见解．也不见得在政治上就不那么幼稚。
　　哥穆尔卡在1956年当政时颇孚众望，威信很高。1970年，在宣布物价调整后刚一星期他就下台了，名誉扫地，该有人对此表示惋惜。党内领导人中间的分歧已经明显地达到了一个很深的阶段，一度坚决支持哥穆尔卡的人已无影无踪。由于危机临头，显然有必要平息一下工人的愤怒，中央委员会便立即抛弃了它多年的首脑，代之以一位大概能为工人们所接受的人物。
　　此人是爱德华·盖莱克，一个矿工的儿子，自己原来也是一个矿工，在法国和比利时住过多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他在那里担任Ａ利时共产党波兰组的组长）。回到波兰以后，他为了取得一个工程学位而学习。嗣后他在卡托维兹煤矿区担任党的领导职务，1959年被选人政治局。据新闻报道，盖莱克曾设法为矿工取得如住房和消费品的分配等方面的特殊照顾，从而建立起受到工人阶级支持的牢固基础。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波兰工人阶级起来造反的时候，党选择他接替哥穆尔卡。
　　在一党制的政治体系中，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即当一个领袖接替另一个领袖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立刻感到自在一些，可以随便去批评那些引起这种改变的局面，并把它说成是被罢黜的人的过错。因此，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希望稍稍深入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即使批评往往是转弯抹角地提出的。例如，新的领导盖莱克在他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后，12月20日在电视讲话中说道：

　　我们的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一般政策所必须遵守的常规是：一定要经常考虑实际的情况，广泛征求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意见，在党的生活和高级当局的活动中曾重集体领导和民主的原则。
　　最近发生的事件以一种痛苦的方式提醒我们要牢记这一基本的真理，即党必须经常同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一定要和劳动人民有共同的语言。（12月21日、纽约时报。）

　　人们对这讲话的初步反共产党的自供状！
　　再看一看《纽约时报》报道的盖莱克于新年前夕向全国人民讲话的开场白：“爱道华·盖莱克，波兰共产党的新领袖，今天提出保证，1971年政府的政策将是诚恳的、直率的、明确的和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这岂不正是承认过去政府的政策是不诚恳的、不直率的、并非每个普通老百姓都能理解的吗？
　　虽然这些自供和招认透露了一些情况，可是，我们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他们已经触及当前波兰弊害问题的核心。比照一下我们美国自己的情况。可能有助于澄清问题。特别是从1965年越南战争美国化以来，在所有对美国政府的谴责中，共次数那样多而且又是那样有根有据的，莫过于谴责它欺骗了人民。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信用差距”——指其实情况和政府言论之间的差距——这个词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口头语。尼克松象他前任约翰逊一样，不断地被人指责（这种指责是有道理的）为犯有伪善、两面派和奸诈的毛病，而且提出这种指责的不光是左派。不过，是不是有人认为，只要总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讲了老实话，就会万事大吉了呢？他如果不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南越人民的自决权，而改口说美国在南越的政策是为了维持新殖民地，这样能行吗？他如果不口口声声说他要从越南撤出美国军队，而改口承认他打算使美军长期占领南越，这样能行吗？
　　不，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说谎，而在于政府觉得对于某些政策有必要加以隐瞒。说谎只是说明政府知道它的政策不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因此才想隐瞒真相。与此相反，只有当政府的政策真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并符合他们的要求时，它才会说明真相，并有一切理由要说明真相。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只有当政府所制定的政策符合人民的要求，换句话说，只有当“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原则得到彻底贯彻的时候，政府才会知道它的政策是人民所需要的。考虑到个人和集团常常容易犯错误这一明显的道理，归根到底只有在政府受群众监督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一步推论并说这个政府肯定会经常地和坚决地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原则。所以，某一国家的政府是否真诚是检验该国是否存在真正民主的最可靠的标准。
　　关于波兰，可以推断出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它的领导人自己供认，它一向是违反民主的。第二，盖莱克保证放弃从前那种虚伪和蒙昧主义的方法，但只有在他的政府从现在开始老老实实地尊重并顺应波兰人民大众的要求的情况下，他的保证才实现得了，而绝大部分的波兰人民群众今天都在城镇居住，他们大多数是属于工人阶级或与工人阶级有密切关系的。
　　这些群众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从这明摆着的证据里可以看出一个线索，即他们并不需要他们的统治者一向企图迫使他们接受的东西。关于这点，我们发现《纽约时报》苏联集团问题专家哈利·施瓦茨于1月10日在该报商业与金融专栏中发表的一篇短文很有启发性。大标题是“东方集团的改革”，副标题是“鞭策波兰工人阶级的努力产生了适得共反的结果”。下面是哈利·施瓦茨那篇文章的主要部分：
　　由于波兰发生了迫使共产党领袖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下台的动乱，东欧一个含有讽刺意味的口号“共产主义理论是多多益善，具体劳动则越少越好”也许不得不去寻找一个新的意义了。
　　动乱是由那种想要改革波兰的经济以刺激工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努力所直接引起的。哥穆尔卡先生的垮台似乎很可能使东欧和苏联其它经济改革的倡议者感到沮丧，因为它显示了它所能产生的严重政治后果。
　　六十年代共产党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改革彼此差别很大。然而，它们的目的都在于使市场对生产有更大的影响，使物价和工资更接近供求关系所要求的水平，让工业和其它行政部门在作出经营管理方面的决定时，比在过去集中经济计划有详细规定的情况下享有更多的灵活性和自由行动权。
　　观察家们已经指出，首先发动最近骚动的格但斯克造船工人之所以心烦意乱，至少既是由于宣布食品、燃料和共他必需品的涨价，又是由于政府提出了要改革复杂的工资条例的建议。工人们担心工资制度的改革会降低他们每周的收人，而经济改革者则希望这种担心的心理会促使波兰工人更加努力一些并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有些观察家指出，根据这种背景，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对这种经济改革持敌视情绪的人，在苏联集团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和在习惯于旧措施而不愿实行新措施的经济管理人员中至少是同样地多。
　　实际上，东欧国家和苏联在许多方面都按一种为各有关方面所现解和尊重的非正式的社会契约办事的。这种社会契约保证每一个人都有职业，并且只要他经常上班并且看起来是在努力干活，就保证让他至少享有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投合懒人心意的办法，许多任务人很愿意付出最小的努力去换取为数极少但却牢靠的报酬。
　　在东欧国家比较流行的情况是，工人们想要在经济上享有一些不是工厂工费所能提供的东西，就往往得身兼两职。在业余时间，他们作为单干的手艺人、技工、或建筑工人而拼命工作。有些人把他们在工厂工作的时间看作是休息时间，在那个时间里他们能够把干了真正有利可图的工作所带来的疲劳慢慢恢复过来。
　　以上这些情况之所以会成为可能，是由于在苏联集团的每一个国家中没有国内的竞争，还由于在东欧的大部分国家里存在着平均主义的倾向。这后一种情绪已经产生了这样一种社会压力：它不鼓励任何工人比一股水平的人更加努力干，也不使其所得的收入超过平均工资水平。
　　但是在七十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它们必须对付国际上的竞终，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商品质量，才能在世界市场上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其它国家进行竞争，以销售自己的产品。上个月，当波兰官方力图争取公众支持经济改革和物价上涨的方案时，他们就强调要加强进行这种竞争。
　　然而，对东欧的工人来说，谈论国际竞争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几乎是不可理解的。相反地，工人们却认为经济改革以及与此有关的具体措施是打乱他们舒服的生活现状的手段，同时，那些措施势必会使很大一批不能够或不愿意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工人减低工资收人。
　　既然这个地区广泛流行着平均主义的情绪，许多任务人便满腹狐疑地看待这次改革的刺激因素。他们问道，为什么有些工人该挣的比别人多呢，那岂不是恢复了社会主义应予废除的资本主义式狗咬狗的竞争吗，
　　在苏联，工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极大疑虑是由害怕失业所引起的。大家都知道，在苏联集团各国，许多任务矿企业都是人员过剩。因此，那些实行经济改革的工厂，能够增加利润的方法之一就是解雇多余的工人。
　　苏联的宣传家力图使工人放心，说现在多余的工人并不意味着失业，因为据说有许多空缺的职位可由新解雇的工人去填补。但是对于经济改革会导致工人失业的疑虑依然存在。许多任务人都了解，这种空缺的职位往往是在他们不愿前往的遥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的油田。
　　东欧国家的经济管理人员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因为他们只是采取那种逐渐地影响工人的改革，而不是象上月初波兰物价猛涨时那样突然实行许多重大的改革措施。
　　这个分析的含义确实是发人深思的。它的基本推断表明，在以“经济管理人员”（即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阶层）为一方和以工人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极深的裂痕，而这个现实在学识渊博的资产阶级观察家哈利·施瓦茨看来是十分明显的。这些管理人员基本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准则办事。他们的经济思想和所作出的决定直接针对着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目标，而这些目标则被看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用来达到这些目的的手段分明就是那些必须受宣传、刺激措施、担心丧失收人和害怕失业的心理等摆布的工人。这些岂止是类似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而已，它根本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
　　工人们以典型的无产阶级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们把劳动看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单纯是挣钱的手段，因此他们对于所有那些强迫他们卖命工作的典型的资本主义诡计是感到愤慨的。他们受到“手均主义倾向”的思想影响，不愿陷入彼此敌对的狗咬狗的争夺。他们宁愿得到一笔较低但有保障的工资收人，而不愿要一笔较高但没有保障的工资收人。他们不愿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亲戚朋友，而按照远方某一位官僚的命令被东派西调。总之，他们是无产阶级，不是竭力想往上爬的个人主义者。旧有的集中计划的社会主义体制尽管有不少缺点，但确实给了他们一些他们极珍视的东西。他们不打算放弃这些东西，以换取那些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外汇储备的诺言，或换取经济计划人员和党的官员碰巧在其考虑中占主导地位的任何其它抽象概念。
　　这决不是说，东欧的工人象哈利·施瓦茨似乎暗中指出的那样，是懒惰的、异常保守的、反对一切进步措施的等等。上述的情况确实表明了，不能依靠他们这些不合适的材料来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以在国际市场上同象西德、美国和日本那些先进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竞争。换句话说，东欧工人还没有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社会准则和刺激因素，他们对于帮助他们新近发迹的头头硬往资本主义大同盟里钻这一点根本不感兴趣。既然让他们在“舒服的现状”和为他们不能理解的事情拚上老命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他们毫无疑问选择了前者。
　　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有不同的选择，即有机会在他们能够理解的意义上积极参加规划并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下，不是少数人而是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生活较有保障，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和加深他们显然非常珍视的人与人的交往，有不断增长的权力去掌握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那情况会是怎样呢？换言之，如果他们的领导人不是那么奴隶般地追随资本家的脚印，而是大胆地实行“政治挂帅”的方针，并且明确宣布以真正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那么情况又会是怎样呢？有了这个选择，谁敢说工人们会用抵制和不合作的态度作出反应呢？
　　当然，哈利·施瓦茨之流会把这种说法斥之为痴人说梦。他们毫不犹豫地、无条件地说，“在七十年代，东欧国家和苏联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必须对付国际上的竞筝，必须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商品质量，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和共他国家进行竞争，以销售自己的产品。”（录自前引文章，着重号是我加的。）对于这种话的回答很干脆，很肯定：一派胡言。任何自然法则或经济规律都没有说东欧国家和苏联非参加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激烈竞争不可。他们拥有必需的资源、技术和科学家去选择他们自己的道路，按自己的步伐前进。这当然不能让技术上比较先进的资本主义企业直接参加它们的经济活动，但这也并不是说要放弃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贸易，只要这种贸易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就行。正如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资本主义垄断制度的压力只能用社会主义垄断制度来加以抵制。”凡是对于作出这种抉择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的人，应当注意中国的情况，因为它已经走上了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但并没有割断同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正如格利教授在一篇精采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远远没有陷入可耻的失败，恰恰相反，它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要产生日益深远影响的榜样。
　　可是，说苏联集团存在着转向社会主义的客观可能性甚至可能还存在着群众基础是一回事，说这样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就很可能实现则完全是另一口事。正如波兰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在世界上那一地区当权的官僚政权不仅脱离了工人阶级，而且还极端地反对工人阶级，就象资本主义各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一样。在12月13日到20日这个星期中，波兰工人赶走了政府领导人，但是他们并没有推翻这个政权。领导换了人，新的政府被迫向公众的要求作了些让步，但这种让步的程度和重要性有多大则仍然有待证明。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官僚统洽的苛政和专横可能会缓和一些，但那仍然是官僚统治。甚至对“波兰新政”极为有限的一点希望，也一定会因为想起哥穆尔卡的经验而趋于暗淡。1956年的好景不长，哥穆尔卡这个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者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变成了苏联霸权的一个忠实工具和他本国人民的暴君。
　　如果不仅波兰而且整个苏联集团国家的工人都从中吸取教训，了解到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一个自己声称代表他们利益的新领导，而是一个由于受他们监督而在事实上真正代表他们利益的新政权，那么，1970年的波兰动乱才会产生其最好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