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

　　（本文是保罗•斯威齐应意大利文化协会的邀请，于1971年3月到4月间，在都灵以及其它意大利城市所作的演讲全文。）

　　本讲的题目是如此之大，一小时的时间又是如此之短，以致我只能把很容易构成一整套演讲的内容，择几个方面来讲。这就要求我必须多讲一些既不太明确又非毫无争论的问题。因此，开宗明义就提出下列假定，或许不无裨益。
　　（一）并不存在诸如全面论述从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学说之类的东西。原因并不在于过去对这一问题注意较少——虽然这毫无疑问是事实———一而在于每一次过渡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过程，必须分别对它进行分析和解释。
　　（二）然而，对过渡问题进行比较和研究仍是极有价值的。尤其是，对过去的过渡实例进行研究将会有助于我们对当前的以及今后可能发生的过渡提出富有成效的问题，辨识其间的异同，以及充分估量所考查的过程的历史意义及整个全貌。
　　（三）过渡决不是一个简单的或短促的过程。恰好相反，它的特征往往是占有甚至规定了一整个历史时期。过渡的复杂性之一在于可称之为多方向性这一点：即朝一个方向的运动可能会转身折回，并从一个新的基础上重新开始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在某些地方，这种反复可能会拖长，甚至还很有可能会持久地拖下去。
　　（四）从一种社会秩序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秩序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困难、最深刻的问题。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这一观点只有在可能把对人类本性的改变同对社会关系的改变联系起来时，才能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点中所宣称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原则符合一致。至于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也已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点）中指出：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里，在把人类本性、社会关系和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就接触到了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过渡的问题的核心。
　　首先让我们在过渡问题获得了决定性成果的欧洲这个地区内，略为回顾一下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情况。我相信在欧洲这个地区内，涉及诸如封建主义衰亡的原因以及资本主义的起源之类事•情，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不过眼前我不想谈这些问题。不论各家各派对这些问题可能持何种立场，在我看来，有一点是不会有人持异议的，那就是封建主义的衰亡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两者都可以远远溯源至中世纪，亦即是说，溯源至封建生产方式毫无疑问尚在欧洲占支配地位的那个时期。换句话说，毋庸置疑的是，早在封建社会的领域之内，资本主义已经并非作为一种学说或理想而是作为一种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而崭露头角了。奥立佛•考克斯曾相当有说服力地指出，威尼斯早在中世纪就已经是一座规模完备的资产阶级城邦了。它完全致力于唯利是图的商业，进行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例如，造船业），而且具有典型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上层建筑对于封建时代后期的许多意大利的和北欧的城镇，同样也可以这样讲，而且还可以更加有把握地这样讲。十五、十六世纪时，美洲的发现以及通往远东的海洋航线的开辟，自然引起了一阵子短暂而猛烈的活动（除了进行贸易之外还包括抢劫和掠夺），那些活动就是再牵强附会也不能称之为具有“封建”性质的。关于资本主义究竟确切地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终于取得胜利的问题，尚有争论的余地，可是对于下列事实却并无争执，即这一过程是两个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之间进行的一场连绵不断的争霸斗争，亦即争夺国家权力（对强制手段的独占）和按照各自的利益和思想来改组社会的权利。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新”的社会结构有充分的时间从经济上和思想上为取得无可争辩的统治地位而进行准备。
　　从改变人的本性这一角度来看，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资产阶级的人”是在封建主义的世界中诞生成长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关系从建立到发展都是人类的实际活动，这些活动逐渐使人们形成了各种与之相适应的态度、动机和“本能”——诸如贪财之心、只问目的不择手段乃理所当然，个人主义等等。几百年来资产阶级的人和封建主义的人共处并存，有时相处得别别扭扭，有时则展开殊死的搏斗，然而资产阶级的人总是在取得进展，竭力想得到更多的权力，他终于战胜了甚至同化了他的古老的对手。当资产阶级的人最后站出来成为他的天地间的主人的时候，他的本性已经充分形成，并且已忠实地反映着新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回顾起来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的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了解社会变化的关键，因而也是了解人性变化的关键——正好就是从封建社会结构中建立资本主义的长达数百年之久的过程。
　　如果我们现在转过来谈眼前的这个题目，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乃是向社会主义过渡不会采取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同样的途径，按事情的性质来讲也不能采取同样的途径。这并非由于从未有人想到过这条途径，甚至也不是由于从未有人试验过这条途径。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或称空想社会主义，其与众不同的特色就在于有意选择（虽然并不是自觉地模仿）一条与把封建主义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相似的通往融会主义的道路。打算建立一些小规模的社会主义的公社，而且事实上也建立了不少。准备让这些公社成为既是社会主义的学校，又是发展新社会的基地，它们将削弱并最终战胜它们原来具有的资本主义素质。这一战略行不通的理由很多，共中最主要的或许是那些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公社——不象处于封建社会的空隙中的资本主义——对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本身提供不了什么积极的东西，因而从该制度的观点看来，这些公社的胜利便将成为十足的灾难。除此之外，这些公社既无能力又无愿望根据它们本身的条件去同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人们可供看出，这些公社连维持本身生存都已困难重重，更不必说会取得什么进展了，以致实际上它们从一开头便已注定非失败不可。它们不但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人性，反倒加固了认为人性毕竟是无法改变的典型资产阶级观点。
　　马克思当然根本不同意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想，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充分了解社会制度、人类活动和社会变革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值得记注的是，前面我引用过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哲学的贫困》都是在1845年至1847年这一时期，亦即是在马克思智力发展的早期写成的，而且丝毫没有理由认为他此后曾在这些极其根本的问题上改变过主张Ｊ那么，他对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做法持什么见解呢？回答是众所周知的，至少其概略是众所周知的。不象资本主义曾在封建主义统治之下成长那样，社会主义本身并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扎根成长。但是据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具有一种特殊的、或许在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特点。这种特点不仅使沿着不同的道路进行转变成为可能，而且还使之得到了保证。资本主义的实质在于资本的自我扩张，那是通过剩余价值的产生和资本化而实现的。产生剩余价值却又是无产阶级——即领取工资的工人阶级，其本身既不占有生产资料，又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而生存——的职能。由于无产阶级只是为了资本而不是为了满足本身的需要而生产，因此其必然的结果便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确立了一个“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无产阶级不仅对资本主义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又是资本主义的主要受害者。随着资本主义的成长；无产阶级也在成长；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为无产阶级准备好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因此《共产党宣言》第一节的结束语是：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这一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使命的学说，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它一直是人们阐述、批评和争论的对象。不过，我现在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此进行讨论，而是要指明，作为一种向祉会主义过渡的学说来看，它只完成了一半。它只涉及推翻资本主义而没有谈到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否包含或意味着有一种建设社会主义的补充学说？如果有，它又是怎么说的？这些问题就是我下一步想要论述的。
　　对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并不需要替社会主义下一个定义，也不需要把社会主义的特征汇集起来编个目。但是我们肯定需要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永远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且它运行时所根据的规律和原则，和资本主义是南辕北辙，根本不同。资本主义把人当作扩张资本的手段，而资本则恰恰是资本主义各种各样矛盾和罪恶的根源。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把这一点颠倒过来，要使人不仅能够掌握和安排自己的生产活动，而且能够为了满足自己作为人的真正需要而掌握和安排自己的整个一生。这种颠倒，其中就意味着包括在生产资料方面取消私有财产以及由之而来的收益，在一切事。除上都有高度的平等，按计划而不是按市场的盲目力量分配资源，尽快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个人讨厌的差别，以及最终以人与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取代一切货币关系和商品关系。
　　现在明摆着的是，资本家和那些满脑子资本主义观点和价值准则的人是既不愿意要这样一个社会，也不能够建立并管理这样一个社会的。他们的资产阶级人性同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总和是水火不兼容的。谁要是想把这两者揉在一起，那他从一开始便注定非失败不可：不是资产阶级人性被迫改造为社会主义人性，便是社会主义关系被迫改造为资产阶级关系。在这一点上，我们都记得，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候从未出现过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资产阶级关系是在封建社会的结构内部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人性是经过了几百年之久了塑造成的。当资本主义最后战胜封建主义时，它不仅是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而且是作为一整套社会秩序来战胜对方的，在这套秩序中，人性和社会关系早已充分发展到了彼此契合的程度。当然还存在着以尚未除尽的封建残余为代表的不协调的因素，而且在某些（上层建筑）方面情况甚至还相当严重，但是它对推行资本主义并不构成什么重大的威胁。我们已看到，社会主义人性是不能通过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而培育起来的。那么，有无其它可能性呢？如果有，那又是些什么可能性呢？
　　不多久以前，我曾在一次同夏尔•贝特兰进行的讨论中指出，起码早在俄国革命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已对此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里：……无产阶级……指就业于大规模资本主义大工业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工人阶级的多数，也占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作为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的结果，这些劳动者被认为取得了某些显然属于无产阶级的（和反资产阶级的）态度和社会准则：团结、合作、平等主义等等。从历史的观点说，无产者被看作是资本主义所形成的“新人”，具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并领导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决心和能力。（见本书第65——66页）
　　我并不是在对有关文件进行了研究之后才写这些话的，我只是根据我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总的理解所形成的观点写的。可是后来有人要求我得对这种解释提供论证，我只得承认我提供不出来。要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引述一些确证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中的革命作用的段落，不费举手之劳就可以引上几十段。然而，我从未找到过任何段落是专门论述无产阶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能力或决心等问题的；至少其中有某些提法，特别是那些分析劳动分工对工人的后果的提法，明显地有对无产阶级的资格进行某种消极的估价的含意。例如，看一看下面这段引自《资本论》第一卷中论“机器和大工业”的著名章节（曾为恩格斯逐字逐句重复于《反杜林论》之中）：
　　的确，大工业通过饥饿的纪律，迫使社会用全面发展的、适合于干不同工种的、能随时应付生产上的任何变换的人，来代替今天那些由于一辈子都干同一种重复的琐碎工序而片面发展、从而变成残缺不全的基层工人，对前者来说，他所担任的各种不同社会职能只不过是他本身先天和后天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多种表现形式。
　　作为论述社会主义的一项中心目标——我甚至要说是社会主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来说，这段话是极为精彩的。可是当马克思说大工业“迫使社会”走上面所讲的那条道路时，他有意识地撇开革命的实践的性质问题，而革命的实践会使一个残缺不全的人变成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每当我们对马克思的话应如何正确理解的问题感到怀疑时，最好查看一下列宁的话。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是持什么观点呢。
　　列宁对无产阶级的特点所作的最系统的分析，也许要算他在1902年写的《怎么办》一文了。众所周知，他在该文中认为“经济主义”会在无产阶级中间自然地产生：“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工人所必要的某些法律等等的信念。”（《列宁选集》，中文版，第一卷第247页）按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亦即关于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并从一种截然不同的制度取而代之的信念，是由革命的知识分子传播给无产阶级的。正是他们倡导了教育先进的工人们认识自己真正利益何在的工作并将工人们组织在一个革命的先锋党内。这个党的职责在于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和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对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来说，这一观点的明确含义是：使人们具有继续前进、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的决心和能力的，并不是资本主义本身，而是旨在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乳在列宁看来，革命的实践恰恰就是实践革命，二者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时常听人说，尤其是听那些博学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说，列宁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显着的分歧恰恰是在于他否认无产阶级具有自发的革命潜力。据说这一点就是列宁对失锋党的性质和作用的概念的基础，而这一概念则被广泛认为构成了列宁的一种离经叛道，因为列宁的说法在导师们的学说中是找不到根据的。
　　就我们今天所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发展了先锋党的恰恰应归功于列宁，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难道列宁对党的概念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党的观念之间果真有任何出人吗？
　　我认为，只有当能够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用列宁的话）形成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觉悟时，才能对上通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我在前面已说过，我过去一向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确实是如此，可是当我设法去证明这一点时，我才发现我错了。不仅是找不到专门提及无产阶级具有革命的社会主义自发性的论述，而且，他们两位果真对无产阶级的特性曾持有这种看法．那么他们毕生的实践都将成为无法理解的了。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共产主义联盟起，经过第一国际，直到恩格斯晚年作为全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顾问时为止，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正如列宁所说的革命知识分子所应该做的事，那就是：向无产阶级传播一种革命的祉会主义觉悟。十分明显，当列宁写《怎么办？。的时候，他脑海中遵循的范例之一就是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我认为，证据的份量在于，在这件事上和在其它事上都同样站得住，列宁的观点和行动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对列宁来说也一样，革命的实践就是实践革命。
　　至此，我想尝试一下从这一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观点中得出某些看法。我们已看到，资产阶级人性是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结构内为期长达数百年之久的实际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得强大到足以向封建主义挑战并战胜封建主义时，就不存在倒退回封建主义的实际可能性。资产阶级的人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安然自在：他没有什么可以想象得出的理由要复活或重建封建主义的社会关系。（当然这并不排除资本主义势力在这里或那里会被封建势力所击败，给资本主义的进展带来局部的甚至持久的挫折。可是无论如何，这类事情阻挡不了新制度的总的进展。）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社会主义人性并不是在资本主义结构内而只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形成的。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在足够的广度和深度上产生社会主义人性，以使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成为可能呢？要是不具备那种人的素质（只有它才能使秋会关系有意义），就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关系，除了名义上能够存在之外，还能在实际上存在，那可完全是幻想。纵使马克思没有去探讨这一点所涉及的各种含义，他自己对这一点也是了解的。这可以由他所写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一段话得到证明。他在这段话中把他这一派在共．产主义联盟中所进行的宣传，同一个少数反对派所作的宣传区别得一清二楚：

　　“我们对工人说：不仅为了改变现存条件，而且为了改变自己本身，使自己具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而你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非常粗劣地向德国手工业者的民族感情和等级偏见阿谀逢迎。当然这样做是比较受欢迎的。”

　　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经论的中心问题：无产阶级不仅应改变社会关系，还应在这一过程中改变自己。不幸的是，往后一百多年的历史都极其确凿地证明，对于能否成功地达到这一目标，目前还没有任何保证。
　　就工业先进国家而论，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扩张能力和适应性被证明比马克思所料想的要大得多。在那样的环境下，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屈服于经济主义，列宁认为那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他相信这种现象可以由一个有觉悟的革命先锋队来加以克服。实际发生的情况恰好相反：那些先锋队，不论把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非但没有引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信仰革命的社会主义，反而使自己蜕变成了经济主义改良派。当然有人会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时误人歧途，而且他们相信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将会在共中再一次担当起马列主义经典学说赋予他们的使命。（若要了解对此种论点的颇为高明的阐述，请看丹尼尔•辛格的近着《革命序曲》）至少我是竭诚希望他们是对的，不过及至目前为止，人们至多只能说，这种例子尚未得到证实。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旧政权（或是资本主义的，或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体）确已被推翻的国家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种极不相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言而喻，可以分别以苏联和中国为最好的例证。
　　十月革命证明了马列主义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学说的前一半——在1917年俄国的具体条件下——的正确性。工业无产阶级虽然相对说来比较弱小，却能在坚定的革命领导下推翻了在二月革命中上台的资产阶级政权。但是，关于后一半学说，即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能力，则俄国的经验充其量也是不足为训的。从一开始就较微弱的俄国无产阶级，在十月革命之后经受了四年残酷的内战、饥饿和混乱，人数损失很多，也比较分散了。布尔什维克政府首先关注的是维持生存和恢复经济的问题，不得不依靠旧的、显然是深刻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僚，而且在往后数年中还扩大了它的规模，增强了它的权力。可是，约略从1922年到1928年这段时期，是充满了革命激情的年代——在艺术、教育、两性关系、社会科学等方面——要是不曾制止这种革命激情的发展，它本来是很可能产生强大的社会主义力量和倾向的。使这段时期宣告结束的是一项重大的决定，即将其它一切都从属于尽最大可能迅速发展经济。我们若要讨论一下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或理由，那就未免离题太远了。指出以下一点就行了：即这一决定造成了简直可以称之为一场文化反革命的后果，伴随而来的是一种压制性极厉害的政治体制。在这种环境下，有助于产生社会主义人性的革命的实践几乎全部消失了。随同强制进行的工业化而来的、经过重组和扩大的无产阶级，遭到了压制和变得只能顾怜自己，一切自我表达的手段全波剥夺殆尽，而且还被一支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吓得惊骇莫名。
　　俄国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积极方面虽无甚可借鉴之处，它却为下列事实提供了铁证：不可能把真正社会主义的内容灌注进诸如生产资料国有化、全面的计划经济之类的貌似社会主义的形式中去，除非在实行这些过程的同时还造就社会主义的人。苏联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孜孜不倦地提倡的那种认为提高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就会自然而然地培育社会主义觉悟的思想，是毫不足取的。这种思想已由苏联的（以及美国的）经验证明为无稽之谈。说来也奇怪，苏俄制度的某些消极的影响，曾一度受到了斯大林的恐怖政策的限制：一个过于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的官僚，往往会被投入劳改营，如果不是更糟的话。可是斯大林死后，这些限制大部分被取消了。不久以后，局面的真象就暴露出来了。
　　不久前中国有一篇批评文章点出了问题的核心：

　　“从城市到农村，从生产到流通，从经济部门到政府机关，资本主义势力猖狂活动：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尔虞我诈；企业和政府里的走资派串通一气，贪污盗窃，营私舞弊，坐地分赃，贿赂成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极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直接由一小提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所支配，……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社会主义建设与经济学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写作小组，《北京周报》1970年4月17日，第9页）

　　我特别要着重指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为特权阶层的所有制”这句话，并提请慎勿误解，即这句话应从事实上而不是从法律上来理解。掌握生产资料，从而决定如何利用生产果实的，是一个特权阶层——即夏尔•贝特兰称之为新的“国家资产阶级”。撇开法律形式不谈，这才是阶级所有制的真实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前面对苏联情况的剖析几乎可以原封不动、或略加改动就适用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区别只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上面所提及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完全合法的。这就有力地表明，任何法律制度——从最广泛的含义来运用这个词汇，把财产关系的制度也包括在内——都无法有效地控制人们的行为，除非这种法律制度同其治理下的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人性能协调一致。这一条件在苏联显然尚不具备。
　　这当然并不是说苏联永远也不会有社会主义了，更不是说第一次实行社会主义所遭到的失败毫无积极的影响。资本主义初露头角时也是没有成功，可是这一事实本身就留下了一份有宝贵经验的遗产（譬如，包括复式簿记法的发明），没有那些经验，后来的资本主义也可能遭到失败，至少会感到发展起来时要困难得多。正是通过俄国革命才把具有关键性重要意义的马列主义科学传给了亚非拉人民；而且也只是苏联后期经验所提供的反面例子，才使得共他国家认识到建立社会主义必须有持久的革命的实践，这样说或许并非夸张。中国的《红旗》杂志指出：“苏联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是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教训。”
　　然而，逼使中国人开辟另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不仅是由于苏联反面的经验与教训。中国的情况和俄国的情况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有所不同。一则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比俄国无产阶级人数为少，却从未受到经济主义的严重侵蚀。正象毛泽东在1939年所写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除了这支一贯革命的力量之外，还得加上另一支甚至更大的力量，这另一支力量是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反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军事斗争中所形成的。它们最终在1949年赢得了革命的胜利。按照《红旗》杂志（1964年第5期）评论员的话来讲，“千百万普通的工农劳动者，许多青年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人民军队的教育和锻炼，逐渐革命化起来，成为有觉悟的经得起考验的战士，成为革命和建设的骨干力量”。
　　中国旷日持久的内战加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培育了革命力量，使之既在人数方面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又在成熟性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提高。可是为期要短得多的苏联的内战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战续，却严重地削弱了那里的革命力量。结果是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后要比当时的俄国具有远为丰富的革命的人的国秦。最后，由于有了列宁和毛泽东，俄国和中国就幸运地有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两位革命天才；可是列宁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真正开始之前就逝世了，而毛泽东的领导自革命胜利以来却持续了二十年以上。他们两位都充分地意识到在推翻旧政权之后摆在他们面前的任务是极端艰巨的。列宁在《在全段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一文中说道：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施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常常碰到许多分散主义的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还会听到‘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旧口号。”

　　毛泽东甚至更直截了当。在人民解放军已经最后胜利在望时，毛泽东于1949年3月写道：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事隔仅仅二十年，我们就已能看出，毛泽东是多么正确。戏剧在继续展开，从一个高潮进人另一个高潮。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初步成就，中国也从来没有排除滑回千百年来塑成中国人的人性的旧形式和旧关系中去的危险。旧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过去和现在都继续存在于千百万中国人的思想和意识之中。正如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中所指出的，“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心问题就在于克服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不在于将财产收归国有或建立重工业或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尽管所有这些事都很重要。而掌握了这一真理并使这个真理成为他们革命实践的自觉基础，正是在毛泽东英明领导下的中国革命者们。
　　目前还不是对这一革命实践试行分析的时机，而且我也不具备那样做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我想强调的是，这一问题第一次被充分认识到并被正确地提了出来。在此之前，连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的机会都没有。
　　最后，还要提出一点警告。在政治问题上同在科学问题上一样，想解决一项问题首先要认识问题并正确提出问题。但是从这第一步到最后得到解决，往往还有一段漫长的路程，而当问题是涉及到改变人性的时侯，这一警告就格外与之有关了。幸运的是，毛泽东对这一点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期望这种认识会成为他给予中国人民永恒的传家宝的一部分。最终的成败或许要到我们全都与世长辞并被遗忘很久以后才能见诸分晓。毛泽东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刻说过：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议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马克思说，整个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改变人性的历史。毛泽东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正是：即使在推翻了阶级统治之后，改变人性的这一正面任务也永远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