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一部分

捷克斯洛伐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保罗·Ｍ．斯威齐

　　俄国人为他们入侵捷克辩解说：捷克出现了反革命局面，要是他们不进行干预的话，捷克就会倒退到资本主义并加入帝国主义阵营。国际上某些左翼人士也曾赞同过这种立场，包括支持这次入侵在内，其中最有名的要算代表古巴革命领导讲话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了。另一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多数左翼人士则提出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针锋相对的论点。他们争辩说，捷克当时是朝着一种真正的民主社会主义形式前进，苏联的干涉根本与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问题无关，其目的是为了阻止捷克民主化的进程，而这种进程被认为是对整个东欧集团各共产党的独裁统治的威胁。
　　俄国人的论点中说〔捷克〕出现了反革命局面，这句话是最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过去八个月颇得人心的改革，大大地巩固并加强了现行的制度。这些改革大部分局限于现行制度的上层建筑的政治方面，根本没有改变制度的基本性质。构成威胁的不是什么反革命，而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次代表大会，它本来要批准这些改革，并且牢固地确立把这些改革付诸实施的新领导的权力。这些情况肯定给了下述观点以强有力的支持：苏联入侵的目标的确是针对改革的，自从8月21日以来所发生的事实没有提供任何与此相反的论点。
　　不过，在议事日程上要加强而不是要改变现行制度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捷克没有朝资本主义方向走去。资本主义倾向已成了现行制度的一部分：企业归企业自己管理，通过市场进行协调，依靠物质刺激——把这三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强大的趋势走向一种经济秩序，不管人们愿意怎么称呼它，反正这种经济秩序是越来越象搞资本主义。
　　当然，有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除非或直到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被公开合法化为止，不能说哪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某个第四国际的声明就断然拒绝了卡斯特罗在捷克问题上的立场，认为“只有当各种社会力量强大到能够组织起来，足以用暴力来重新建立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特候……才会有发生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洲际评论》，9月16日，第766页）这就把真正的生产关系和法律上的分类混为一谈了。如果企业是由一小撮着眼于通过为市场生产商品来获得最大限度利润的人们所管理，那么基本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了。到了一定时候就会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形式，不过考虑到历史背景，他们可能不会公开地把“私有财产”的字眼写在法律上。而且也不能说这完全是个在意识形态上进行欺骗的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是怎样描述公司的：

　　“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注：《资本论》，克尔版，第3卷，第516页。中译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3页。］

　　如果旧的个人私有财产的明确概念，由于公司的兴起已经变得这样复杂了，那么在今天这个多国公司和大规模国家所有制的时代里，这个问题就不知道要更加复杂多少倍了。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国家直接拥有或通过国营公司拥有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这当然不算私有制，可是肯定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因此，必须预料将来还会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其它新形式出现，这种设想完全是合理的。
　　诚然，上述的三个因素在捷克还远远没有充分发展：它的制度还是通常称之为“市场社会主义”［注：“市场社会主义”一词本身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机构，而社会主义则是一种以有意识的管理来代替无意识的、盲目性的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名词就不合适了：它所指的现象也是自相矛盾的。恰恰是这一内在的矛盾在迫使市场社会主义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必须指出，不幸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极端重要的现象的分析水平是低得可怜，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整个国际左派中也是如此。凡是学习过的人们都知道，为了了解资本主义，必须深挖表面现象以便揭示出那些带根本性的关系和进程，可是当他们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却满足于只分析表面现象。当然，那些社会主义社会本身必须对此种现象负大部分责任，因为所有的社会主义社会毫无例外地都回避对他们自己的现实生活进行任何严肃的科学研究。］与那种中央集权计划的混合物，后者起源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输出到其它苏联集团国家去的。不过，重要的不是这个混合物到底由哪些成分组成，而是这个制度究竟向哪个方向前进。可以毫无疑问地说：（1）至少在过去的五年中，市场成分的比重一直在增长；（2）过去八个月自由化的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为捷克经济进一步沿着市场路线搞现代化扫除障碍［注：《商业周刊》的简明摘要指出，杜布切克政权“提出要搞新闻出版自由，给个人以更多的自由，并运用资本主义的技术来刺激停滞的捷克经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最有名望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奥塔·西克教授被提拔为杜布切克政府的副总理，这决不是偶然的。仅次于苏联经济学家利别尔曼，西克大概是鼓吹市场社会主义的最著名的理论家了。他是1964年通过并开始缓步执行的经济改革计划的主要设计者。
　　由于南斯拉夫沿着市场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得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远，因此，如果人们想要知道捷克所采取的路线将引向何处，就必须先看看南斯拉夫。南斯拉夫转向市场可以追溯到与共产党情报局决裂的1948年，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它二十年来的经验，而不只是五年的经验。到现在为止，我们必须承认，那些被证明是能够把南斯拉夫的发展情况精确地报道出来并作出必要结论的，正是资本主义的观察家和分析家，而不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同行。1968年8月19日《纽约时报》财政金融版刊载了一篇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报道：

　　“西方的资本在南斯拉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据点，正在帮助把一度主要是农业国的国家变成一个新的工业国。
　　各种各样的企业，从意大利的大汽车公司菲亚特到纽约市的印刷发展公司（时代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都在那里投资。这既说明资本贪婪地需要有新的出路，也说明一个共产党国家有意识地接受市场经济及其大部分附加物的意向。
　　同贝尔格莱德专门负责经济活动的官员谈话表明，他们坚信东欧其它国家也将会采取这一路线。
　　对他们来说，南斯拉夫既是东方的带头羊，又是西方资本的橱窗。一旦东欧其它地方的市场打开了，在这里经营的西方公司就会在竞争方面大大地占上风。
　　随着实行改革，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权交给企业自己并采用市场自由和利润刺激等原则之后，南斯拉夫又于一年前公布了一项同样革命性的法律以招揽外国资本。
　　这项法律曾受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害怕西方资本将会控制经济的关键部门。
　　为了防止这一点，规定在任何南斯拉夫企业里外国资本不得拥有百分之四十九以上的股权。
　　南斯拉夫的公司是由公司的工人通过工人委员会来管理的，而工人委员会则提名诸如会计、负责生产的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组成专业委员会负责工厂的经营。
　　起初，外国公司很不愿意卷进去，因为他们感到，少数股权使他们不能对投资拥有直接的控制权。
　　在为西方厂商负责人开的座谈会上，南斯拉夫的官员们煞费苦心地指出，可以围绕这个问题找出个办法嘛，例如，可以让外国投资者对生产成本拥有控制权。
　　准许外国投资者把利润汇出国外，但他们必须将利润中的百分之二十存放在南斯拉夫的银行里。外国投资者可以把他们的股权卖给其它外国公司，但必须首先征询南斯拉夫公司是否愿买回。
　　这项法律产生了显着的效果。
　　供应苏联一个大汽车制造厂技术和大部分设备的菲亚特公司，对南斯拉夫的红旗公司投资一千万美元，让该公司根据特许证生产菲亚特牌汽车。
　　根据这里发表的消息，纽约市的印刷发展公司已同贝尔格莱德图表印刷公司合作，使用美国最快速的新设备共同搞彩色印刷。”

　　当然也可以这样说：所有这些有关南斯拉夫的事态并不能证明捷克走了同一个方向。的确，对一个持有另一种观点的人来说，要证明得使他满意无疑是桩不可能的事。有些新的在发展成为支配一切的现象之前往往起于微小的开端，谁都可以无视这些开端或嗤之以鼻，要是他愿意这样做的话。这一事实总是使如何分析社会现实的问题变得很复杂。人们只能这样说，捷克在沿着南斯拉夫开拓的道路上已经不止走了几步，在入侵前的几个月里，已有一切迹象表明正在更快地朝着同一方向前进。已经同外国公司谈判在捷克建厂的合同问题（例如，8月31日的《商业周刊》报道，意大利的石油托拉斯国家碳化氢公司正在捷克建设一个化工厂）。许多外国厂商人士群集布拉格，至少有一个旅馆几乎是专门用来招待他们的。布拉格和西方金融中心都不断盛传，显然也是很有根据的，为了使捷克能够从西方进口最新技术和设备，正在商谈一宗五亿美元的贷款。也许这一切并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也许在依赖市场和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日益亲密的关系方面，捷克的后果可能与南斯拉夫的后果会有所不同。也许是这样，但是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严肃的论点能支持这种结论。
　　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没有迹象表明捷克的改革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包括南斯拉夫人在内——是有意识地要走向资本主义；也没有迹象表明，当他们说他们是在争取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时他们是虚伪和不老实的。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根据人们的动机去评价他们，而是要根据他们的行动，根据他们行动可能产生的效果去评价他们。我们的论点是：那些在行动上是加强市场，而不是与市场进行斗争的人，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是在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在发展社会主义。［注：关于这些问题的总的方面，最重要的（也是最被忽视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要算E．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的《新经济学》了。这本书最早于二十年代中期在苏联出版，最近发行了英译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65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左翼反对派的成员，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被处死。也可参看《是从社会主义和平过渡到资本主义吗？》一文对南斯拉夫制度的分析，载《每月评论》，第15卷，第11期，(1964年3月)，第569-590页。］
　　那么是不是因为捷克走向了资本主义，所以苏联要对它进行干涉呢？绝对不是。事实是，包括苏联自己在内的整个东欧集团一直是，而且现在还是沿着与捷克和南斯拉夫同一方向在前进。这就是经济改革运动的真正含义所在，这个运动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速度影响着这个集团的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国家里，旧的官僚集中制都遇到了日益增长的困难。群众的漠不关心、生产率徘徊不前、经济停滞——所有这些以及危机来临的其它迹象可以在整个地区看到。有两种可能的反应。一种反应是进行一次中国人已经赋予其特定意义并把它叫做文化革命的运动：一次全面发动群众的运动，提高总的政治觉悟水平，使社会主义的理想重新获得活力，让生产者自己在各级决策方面负起越来越大的责任。另一种反应是日益依赖市场规律和利润刺激。由于可以一直远远追溯到苏联历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的原因，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党、没有任何一个集团能够作出第一种反应。因此就采取了第二种反应，并不是因为那些官僚们对于资本主义的方法有任何偏爱，而是由于他们找不到任何其它可以保住他们的权力和特权的办法。他们必须付的代价是，不管他们是否知道，也不管他们是否乐意使他们的国家返回到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去的道路。
　　关于入侵捷克的问题，菲德尔·卡斯特罗8月23日发表演说，在提到《真理报》的一篇文章时，他说道：

　　“文章这样写道：‘苏联共产党在不断地使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建设的作风、形式和方法日趋完善。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正通过以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原则为基础的平稳过程，在进行着同样的工作。’
　　“但是下述的说法是很有意思的。文章说，‘不幸的是，关于在捷克进行经济改革的讨论却是在另外一种基础上进行的。一方面，那种讨论集中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发展进行全面的批评；另一方面则集中于建议以自发的商品关系来代替计划经济的原则，让私人资本在广泛的领域里进行活动。’
　　“难道这意味着苏联也打算制止在经济领域出现的某些潮流，这些潮流赞成日益更加强调商品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自发性的影响；有些潮流则甚至一直主张市场制度以及从市场为基础的价格制度是可取的。这是不是意味着苏联已经意识到有必要制止这些潮流了？不止一家帝国主义的报刊在欢呼苏联国内也存在的这些潮流。”

　　我敢说菲德尔和其它任何人一样，也知道《真理报》的文章只想就事论事，赢得一分就拉倒，而并不想发出根本改变苏联政策的信号。事实是，苏联集团的腐化官僚们已经试行了他们所能够想到的唯一的一种中央集权计划制，而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和期望。他们除了再一次向资本主义的办法求救之外别无他途。他们这样做事实上是进入了一条单行车道，不管路途多么长，目的地只有一个。
　　苏联入侵捷克并不是打算制止捷克倒向资本主义，决不是的。苏捷两国都在倒向资本主义，而且还在继续这样做，除非或者直至发生某种比捷克过去八个月已经进行的那种自由改革更加激烈的事情。苏联领导人害怕两个威胁（他们之所以怕是完全有理由的）：一个是他们自身的利益所受到的威胁，另一个是他们所代表的全国统治阶层的利益所受到的威胁。
　　对他们自身利益的威胁是一清二楚的。捷克进行的自由改革在其国内是非常得人心的，其原因也是很明显的。假如一个人在监狱里被关了很久，他的头一个目标是要从监狱里跑出来，而不是去改变某个制度。这基本上就是捷克人民的情况：他们首先是要从监狱里跑出来，那就是说首先搞掉诺沃提尼的政权，搞掉它所有的一切镇压措施与可厌的特征。他们不费什么力气就取得了成就。捷克共产党出人意料地同情人民群众的心情，守旧路线的领导人对此毫无准备，甚至来不及挣扎一下就被夺了权。苏联和苏联集团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是被关在监狱里的（而苏联的人民被关的时间则要久得多），对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捷克事件只能是一个可怕的先例。如果诺沃提尼和他的一伙会很不体面地被一脚踢开，那么他们也可能会有同样的下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不仅要在他们本国加紧控制，而且还要让大家知道，捷克终于不能逃脱惩罚，而侥悻成功的。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光凭这一点大抵就有足够的理由去进行入侵了。
　　但是，苏联领导人在整个集团中事实上占有支配地位，因此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对他们有影响的原因。随着在整个东欧地区市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强大得多的西方市场经济的吸引力也在增长。一旦工厂企业这一级的利润与效率提高到了最高价值的地位，经理班子就不可避免地要力图与这样一些人发展更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把这些最高价值付诸实行方面是最先进的而且效率也是最高的。会要求更多的贸易、更多的技术、更多的财力，到了最后，希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前来投资的要求也肯定会增加。南斯拉夫的例子再清楚不过地证实了这个进程，并且也证实了这个进程是怎样使较弱小的国家日益受较强大的国家支配的。就整个东欧集团来说，我们现在谈论的是十分强大的离心力，如果不予制止的话，其结果将会加速解体的进程。当然，这对苏联的领导阶层来说是个严重的危险。这个集团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都是按照为苏联统治集团与国家利益服务这一目的组建起来的。例如，工业相对先进的捷克和东德在经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按照苏联经济的需要来指派的。（这种关系中剥削究竟有多大固然是个重要的问题，但对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关键性的。）苏联的领导显然认为华沙条约继续有效对它的军事安全是十分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随时准备采取把这个集团捏在一起所需要的任何措施。同时由于他们总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正在不断受到侵蚀，已经不再足以完成上述任务，他们就感到非赤裸裸地诉诸武力不可了。
　　归根到底，入侵捷克是苏联面临整个集团危机日益增长时软弱无力的象征。那么，它能成功吗？就眼前来看，成功是无疑的。捷克的自由化已经放慢；也许在一个时期内还会被完全制止；使整个集团趋于解体的离心力受到了遏止。但从较长远看来，军事力量是完全无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正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带来了危机，肯定这些问题在将来还会带来新的、更大的危机。
　　目前，正统的莫斯科路线的共产主义遭到了也许是永远不能从中得到恢复的灾难。就欧洲而言，一个奥地利老朋友前几天来的一封信把形势作了很简要、很出色的叙述：

　　“正如你肯定知道的那样，我一向是极少数的左翼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员，我们这些人无法切断同‘光荣的’俄国党的最后联系（意识形态的以及政治的联系）。不管怎么说，人们总不断希望有朝一日会发生一场激烈的改组，老的列宁主义传统会再次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可是今天还抱这种希望就太愚蠢了。昨天，埃恩斯特·菲歇（奥地利共产党内最主要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号召左翼人士和克里姆林的人们脱离关系，采取自己的路线。我不知道西欧各共产党是否能听从菲歇的劝告。假如它们不听的话，在我看来，它们肯定就会慢慢地面临灭绝之灾。”

　　如果上述估计是精确的话，捷克危机就标志着莫斯科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面临末日。各个共产党要么承认这一情况，并且设法适应它，要么就灭亡。考虑到它们的历史情况，究竟它们能否适应得了是有疑问的。不管他们走哪条路，由莫斯科定方向的时代总是接近于结束了。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以外，影响不会那样显著，不过那也只是由于那些地区的正统的共产党早就在消失，而向中国或（在拉丁美洲）向古巴寻找启示的新的革命力量则已经崭然露头角了。
　　就古巴而言，菲德尔宽恕入侵（捷克）事件的演说决不会增强古巴革命的声望。不过，必须指出，如果单凭那一段话来评判这篇演说也是不公平的。《格拉玛》报于8月25日用了差不多三版半的篇幅，对东欧实行的那种社会主义进行了尖锐而辛辣的批判，还谴责了苏联的世界政策。至于其它方面，世界革命运动将会更多地根据古巴在国内外所实行的政策来评价古巴，而不是只根据它的领袖们的讲话。在这一方面，对古巴这样一个处境比较孤立，又受到凶恶的帝国主义的全面封锁的小国来说，它的表现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相当不错的。
　　最后，捷克危机的最大受益者很可能是中国。中国谴责了这次应予谴责的入侵，而没有陷入那种认为捷克在向某种民主社会主义乌托邦前进的天真理论的泥坑里。在中国对当前国际问题的分析中，有很多观点是《每月评论》从来不能接受的，例如，把苏联在世界事务中所走的道路说成是完全要由一个“修正主义叛徒集团”来负责，而不是苏联五十年历史的产物；把苏联集团所有国家都贴上了已经完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标签，而不是正在朝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错误观点，往往导致错误的估计和结论。不过，在捷克问题上，中国方面的分析，例如（1968年）8月23日《人民日报》评论员（一般估计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所阐述的，却很清楚，而且是讲到点子上的：

　　“苏修叛徒集团这次悍然出兵，是整个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内部矛盾极度尖锐化的结果。是美帝国主义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争夺东欧的矛盾极度尖锐化的结果。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引起的结果。长期以来，苏修叛徒集团同东欧国家的修正主义集团之间就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和激烈的倾轧。自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上台以来，他们就毫不羞耻地同美帝国主义作一系列肮脏的买卖。捷修叛徒集团起而效颦，也想步苏修的后尘，投靠美帝国主义。但苏修却把东欧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许捷修直接同美帝勾结。”

　　对于这一段话，世界革命运动，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革命运动，恐怕会对其真实性获得深刻的印象而不怎么注意它的夸大其词的部分。有时为了传播真理，来点夸大毕竟总是在所不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