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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山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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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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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市内电车大罢工中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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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和将来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东京市内电车大罢工中的活动
这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集团,则还继续在工人阶级中从事和缓的宣传活动。这就是说,仅仅是举行一些演说会而已,不过我们在这种演说会中,对于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事实和事件,都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加以说明。我们的演说会常能吸引相当多的听众,其中大部份都是工人。这种宣传,一直继续到1911年(明治44年)年底东京市内电车大罢工开始的时候。我们在10月、11月和12月三个月中间,曾在东京市内举行了多次的集会,在极广泛的范围之内,把劳动问题和东京市内电车公司的工作人员相联系了起来。这次的大罢工,可以说是我们运动的最高潮。
这次的大罢工,是从1911年(明治44年)12月31日起,一直继续到次年的1月4日为止,动员了六千名的电车司机和售票员。使这一个人口达二百万的东京市,在一年之中人民们最忙的时候,无论在工作上或是社交上最忙的年初年底时,竟没有一辆电车行驶。因为这罢工使全市的交通陷于停顿,所以除了工人以外,所有的人们都会感到极大的不便和麻烦的;因此指导罢工的人们就决定在这时候采取决然的行动,同时,为了和资本家方面进行交涉起见,他们又组织了自己的工会。这样,他们不但达到了目的,而且还从老奸巨滑的电车公司手中,取得了二十七万圆作年终奖金。这是工人阶级最伟大的胜利。
与从事罢工的人们有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者们,见到这结果当然更是喜欢。可是在罢工结束之后,政府当局就开始陆续逮捕这次罢工的领导人;被捕的人数达六十名之多。1912年(明治45年)1月15日,我们之中有五个人被逮捕,送到东京地方法院,经过调查以后,就被控以煽动工人罢工的罪名而下狱;后来,我们三个人又经过审判,被判处徒刑,我因而入狱达九个月之久。这对我们的运动是一种打击,我入狱以后,虽然由藤田同志继续的工作着,但毕竟已不能再有像过去那样的生气和有力了。
现在,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还在像野兽般的政府手中,受到苛酷的待遇;他们却还不时的加以反抗,企图避开那种野蛮官僚们的压力。赤旗事件和大逆事件,就是这种苦恼所产生的结果。由于镇压的影响,使我们同志们逐渐忘了过去在彼此之间的矛盾和战术上的不一致;而中立派乃至稳健派的同志们,也由于他们的宣传,而在给予资本家们以沉重打击的市电大罢工事件发生以后,更形亲密了。现在,只有一个,唯一的社会主义者的集团存在,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们,都将为着这同一的目的而活动着。
现在和将来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908年(明治41年)的赤旗事件,使社会主义者在社会上的信誉,降落到最恶劣的地步;这种信誉的下降使政府当局在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上得到了最好的借口,因此就有虚构的大逆事件发生。可是,那种对我们同志所作的有罪判决,又使全国的人民对这样处置的目的发生了怀疑,并且还有“太苛酷了!”和对之表示异议的呼声可闻。然而,到发生市电大罢工的时候,因为罢工的时候正当是一年中最繁忙的时期,所以使东京市的人民感到了极大的不便;于是在社会主义者被当作罢工的领导人而在法庭上受审时,社会上又发生了一种流言说:社会主义者不仅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从事报复社会的恐怖份子,而且还是煽动老老实实的工人发起暴动的煽动者。于是,把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坏事都加在社会主义者的头上;所以,社会主义者在日本,是并没有什么人望的。
在山梨监狱中,有一个强盗犯,因为受到了同伴的侮辱而企图自杀;所谓侮辱是称他为社会主义者。某一份东京的报纸记述了这件事以后,就说,这个强盗,自己相信他还比社会主义者要胜一筹,所以称他为社会主义者时,就会感觉是受侮辱了。在美国的日本侨民之间,也同样把社会主义者当作在日本最受人厌弃和轻蔑的人。去年秋天,西雅图的某一份日文日报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当地著名的日本商人古屋,是被西雅图日本领事所非法驱逐的社会主义者太田的同类;就在这一则不正确的谣传下,这位绅士在他的银行中失去了总数达十六万美元的存款。因为西雅图的日侨都觉得把他们的钱存在社会主义者的银行中,总有些不安的感觉,所以在几天之中都提了出来。从这些事实上,可以说明日本政府,对于社会主义者是怎样憎恨和厌恶的了。
这种情形,能长时间的继续下去吗?
我认为,这种情形是不会继续多久的。当然,最近我国的官僚制度之更趋向于反动这件事是不能加以否定的;官僚们,为了要独占陆海军,也为了要扩张军备,所以向人民作最大限度的课税。这虽然不是什么值得鼓舞欢欣的事,但我们如果能翻一下日本的历史来看,那么就可以得到安慰了。日本的历史上显示着,过去的一些发展常常是由革命所促成的。未来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工人阶级,也会由将来那种对剥削他们的剥削阶级的新的人民革命,而完全摆脱资本家的铁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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