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日本社会主义者所受的迫害和他们的反抗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片山潜 -> 《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

　　在日本，也和欧洲的情形一样，对于社会主义的战术问题，是有斗争和分裂的。有时，在社会主义者之间，实际上是可以分成两个集团的，即马克思主义者和直接行动主义者；我虽然决没有反对直接行动、大罢工的意思，可是我却是属于前一集团的。在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曾经投票赞成大罢工；可是在当时，对于这个问题，我所欲采取的是稳重的态度。我认为，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其最重要的事是坚守阿姆斯特丹社会党大会所决定的理论和战术。因为我国的工人阶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或是在实践上也好，都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而且也没有这样地组织起来。在政府方面残忍的镇压下，我在过去十年中，始终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因此到现在，我们工人之中已有一部分的人，能充分地理解社会主义。我认为，我们如放弃我们的政治纲领，改变我们的战术，对于我国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件过于急进，而且也是操之过急的事。而这样做，又不啻授与政府以镇压我们运动的更合适的口实。

　　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宣传活动方面是收到了很好结果的。从1906年到1907年的秋冬之间，我们会在各城市、村镇，作过几次的宣传旅行，销出了不少社会主义的宣传品和《社会新闻》。这个《社会新闻》是我们社会主义者的机关刊物，以此为中心，我们形成了一个集团，大家一同为着这个目的而努力着。不过，在这个时候，我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这就是和我一同从事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西川同志口头介绍他友人赤羽一参加我们集团的事。赤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是了解的；因为他是西川同志的朋友，所以西川同志就常支持他，这就成了我们之间不断在有关政策的问题上，发生轧轹和争论的原因，卒至完全决裂。轧轹和争论的一方是西川同志和赤羽，另一方则是田添同志和我。在东京曾经有一次出现过两个《社会新闻》，虽然其时间不长，其中一个是我们办的，另一个则是他们办的；后者不久就停刊了，西川同志也因过去被判的刑而入狱。西川同志在1911年（明治44年）出狱的时候，早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了。特别使许多人惊奇的是，西川在他所写的《心怀语》那本书中，他竟公然攻击社会主义，并且还完全否认了他过去所做的事。

　　西川离开以后，不久我们又失去了最优秀的斗士田添同志，他曾留学美国，是议会战术的主要斗士。最初，他曾为了战术的问题而与幸德斗争过，以后又和西川斗争。他确是这些斗争的牺牲者。他的死，在全国同志们的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尽管政府方面对我们作了许多的妨碍和极厉害的镇压，可是我们的工作还是照常进行着。这时候，我们只在田浦、静冈、三仓村和东京的少数地区持有支部。我们三个人——铃木楯夫同志、藤田贞二（号浪人）同志和我，主要是从事宣传活动。藤田同志他那作为社会主义者的经历是非常有趣的。开始的时候，他是东京市内的送报人，不久之后，他就成了送报人之间的领导人。当时，在东京大约有五、六百个送报人，他们，无论哪一个都承认这年轻的藤田是他们的领导。这件事后来给了他不少的价值和利益。他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群众领导人，在筹划大的示威游行或群众大会的时候，他都是秘密地自行从事的；可是当他要行动的时候，就会得到他过去同事的送报人们的援助。在警察想禁止他和逮捕他以前，他早就把一万册左右的宣传品在一、二个小时内分配给几百个的送报人了。近年以来得到成功的示威运动，都是由这个年轻的藤田所计划和实行的。他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因为他常精读各报的论说，所以到后来他成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著作家。为了要成一个宣传家，他曾拼命地用功。他在经过几个月的埋头用功以后，又用了极大的苦心和努力，写出了他第一次所作的有关普通选举权的演说底稿；他就凭着这一个演说，和我一同到处去宣传。

　　几年以后，他就凭着这一个演说周游了全国，不用说，在属性上是丰富了很多，所以能够在一、二小时之内吸引听众的注意。他这种做法使他逃脱了当局的注意。藤田同志和我，在1908年（明治41年）到1910年的三年中间一同工作着，我们主要的听众是工人。我当时主要谈的是有关财政问题或经济问题，常常从社会主义的观点来说明。不过，我们当时却无法使用“工人罢工”、“工人的组织”、“怠工”、“社会主义”以及“革命”等等的名词；但是我们却也用委婉的言辞把革命的社会主义表达了出来。利用了这种方法，我们能在前后三年的中间，继续不断地从事于宣传活动。我们这一集团，在开始的时候虽只有三个人，但以后就增加到五个人；这五个人是：上面提到过的藤田、洗染铺的佐佐井良辰次郎、书贩池田兵右卫门、过去当过电车售票员的小林和我。我们不断地和工人相接触，我们虽曾屡次想把他们组织起来，但都因政府当局的破坏而告失败。我们的运动，到以后因为在某一次罢工事件中，有三个人（包括我在内）以煽动罢工的嫌疑被捕而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逮捕是1912年1月的事。在谈到这一次罢工事件之前，我想先追溯到在发生这事件以前几年中，我国社会主义运动方面急进的同志们的活动，把他们的情况稍谈一谈，这样或许是更好些吧。

直接行动派

　　直接行动派或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们，当时以在大阪出版的《大阪平民新闻》为中心而形成了一个集团；此外，他们的组织金曜会是和马克思主义集团的同志会相对峙着的。金曜会（因为他们定期在星期五举行集会，所以定名为金曜会）是幸德、山川和堺三人于1907年（明治40年）的夏天在东京所组织的；上面所提到的堺，一直到今天（1918年，大正7年），还是一个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这些同志们为了他们的理想，无论是在《大阪平民新闻》的报上，或是在金曜会的集会上，都不能不与政府那种苛酷的镇压作极艰巨的斗争。他们的集会不断地受到警察的干涉。有一次集会，几乎是所有出席的人都完全给逮捕了，逮捕他们的理由是由于他们不服从警察解散此项集会的命令。《大阪平民新闻》还不断地对该市的资本家们作斗争。因为这样，所以这个报纸常常因所持态度急进而被禁销售。《大阪平民新闻》的编辑人森近同志，也曾在违反出版法的理由下，屡次被捕入狱。

　　这些同志们曾经利用《大阪平民新闻》的篇幅，指导“一钱汽船”的罢工，得到了成功。原来，大阪虽然有道路，但非常狭窄，可是市内却有很宽的运河。所以大阪在事实上可以说是一个运河和大河的城市，那里有所谓“一钱汽船”代替着市内的电车维持交通。大阪在日本来说，是一个最保守的都市，所以森近同志为了保卫《大阪平民新闻》，作了极艰巨的斗争。他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滑稽新闻》的所有者宫武外骨的援助，在编辑方面得到金曜会同志们的支持，可是到一年以后，还是不能不将《大阪平民新闻》放弃了。

　　森近同志曾经在熊本市急进派的同志们所出版的《熊本评论》上发表他的失败经验。从他的文章中知道，他从事实际活动的时期是在1908年（明治41年）到1909年（明治42年）之间，在这期间尽管从友人们得到物质方面的援助，但他和他爱人都是体弱多病，所以经过一年的斗争而仍不能不放弃《大阪平民新闻》以后，他的活动就非完全停止不可；不久，他就隐退到他的故乡冈山县，在那里耕种着极有限的土地，以后，他又把这很少的土地改造成了个美丽的葡萄园。可是不久，他就在那里被逮捕，于1911年（明治44年）和幸德同志一同被处死刑。

赤旗事件

　　这次的事件，我国急进的社会主义者们习惯的称之为：“赤旗事件”。无疑的，这次的事件显示出了对于政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残忍的镇压，和社会主义者们对于政府所作的反抗都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1908年（明治42年）6月22日，同志会和金曜会——马克思主义者和直接行动派的联合大会在东京锦辉馆中举行，这个会是为了欢迎山口同志出狱而召开的；闭会的时候，金曜会的同志们在大街上高举着红旗，唱着革命的歌曲（“富的锁”），突然有警察约五十人出现在他们前面，夺去了他们的红旗，最后还逮捕了十四个同志。这些同志以后被送到法院去，其中有十名同志被判处一年至二年半的徒刑，关进了监狱。整个的事件——逮捕、审判和判刑，与其说是非法、不当，还不如说是彻底的野蛮。

　　堺同志不但和这一次的冲突没有关系，而且当时他也没有在场，可是他也被判处二年徒刑。判决的唯一理由是：“他一定是这次事件的指导者”这个法官的想像。

　　日本的报纸都乱七八糟地把我们的同志当作社会上最凶恶的敌人来加以攻击；报纸上的这种非难，使政府获得了对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加以镇压的口实，也不问他们的见解如何。在这次的审判以后，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政府是更加神经过敏了；所有有名的社会主义者，都开始受到了严重的监视，警察和特务，日夜地钉住了社会主义者。像幸德同志那样，虽然其身体很弱，但他的家也有四个警察监视着，两个在门前，两个在他家的附近；无论是谁，只要去访问他，都被强制地留下名字，并且也受到钉梢的待遇。

　　日本并没有不需要任何理由，而且也没有什么嫌疑而容许逮捕善良人民的这种法律；可是政府对他们所能知道的一切社会主义者却就这样对待，尤其是当天皇或皇太子外出的时候，就把社会主义者管制起来。在这种时候，政府对他们所能知道的社会主义者，都派一、二名的警察去监视；如果想外出的话，警察就会告诉他们已被管制；假使他们已经在外面时，那么就会被管制在附近的警察局中，拘留几小时。这种做法，是根据在纪念日、节日把一些惯窃管制起来，直到纪念或祝祭典礼完了而订立的旧法律——行政执行法来施行的。社会主义者就这样地，常常受到像对惯贼那样的待遇而被管制；甚至于对社会主义者的温和活动，政府也用这种方法来干涉。我自己就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些时候，总有两个警察跟随着我，一个在我家的后面，另一个则在我家的对面，都像学校的看门人那样站在那里。

　　当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急进派的同志们都进了监狱。这一种暴虐而且苛酷的处置、胁迫以及对于社会主义者生活方面的干涉，当然会激起非常的愤慨。所以在这时代，有许多有关革命思想的秘密文件流通着、印刷着。大多数的同志被捕以后，一般都被判五年徒刑。

所谓大逆事件

　　急进派同志们的秘密活动，和政府方面对他们的猛烈的镇压，使两者之间逐渐都采取了拚命的战术。就在那时候，一贯残忍的政府官吏们，为了要把正在萌芽的社会主义运动扼杀，所以设计了一个极为凶恶的计划。根据这个决定，残忍而狡猾的官僚们用尽了一切的手段，而且搜集了他们所能得到的知识和力量，孜孜不倦地从事于阴谋的工作；于是就产生了他们所虚构的、臭名远扬的“大逆事件”。因此，使幸德同志以及另外二十三个同志，被控为国贼而判罪，幸德同志和其他十一名同志都被处死。

　　为了虚构这次审判，他们在1910年（明治43年）的5月中，就以某一种假想的罪状，或者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罪状，而开始陆续逮捕同志们。逮捕以后，还将他们完全孤立起来，无论是预审也好，审讯也好，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为了坐实罪名起见，他们采取了一切的手段。甚而到最后一次要判决的时候，对于替被告辩护的律师们，也必须在经过严肃的宣誓，承认如果有暴露有关这事件的事实时，甘受最严厉的处分之后，才能够调阅口供和档案；以后，他们又在最后的法庭大审院（最高法院）中举行了不公开的审判。

　　我们只知道，这判决书是在1911年（明治44年）1月8日交给二十四个同志的，而这一天所给我们同志的判决书，是一种用尽了法律上巧妙言辞的杰作，并且是用极堂皇的文字写出的。他们根据想像把几年以来，在日本各地，即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作的谈话、函件以及从其他各方面所得到的、许多没有联系的材料，非常巧妙地拼凑起来。应用这种挖空心思的做法，最后才达到了在少数有力的官僚心中巧妙地虚构一种成见，从而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结论。政府方面为了要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材料，曾经将警察方面所提供的证据，随便加以改造。在日本，警察方面所提出的证据，常常比证人或被告所提出的口供、证言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后者所提出的口供或证言，是完全不被信任的。

　　在这虚构的，对这批无政府主义者的判决中称，这二十四名被告完全是可怕的恐怖分子的极端典型，每个人都是这个犯有滔天大罪的大阴谋团的一分子。假使我们能够相信这充满理由的判决书和审判长的那些言语，那么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可是为什么政府对这种审讯和判决，要在完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呢？甚至到今天（1918年时）只要对这判决加以任何批判的话，还会被加以不敬罪的罪名，这又是为什么呢？政府又为什么对这批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所谓无政府主义者的死刑，急于执行呢？普通，就是连最凶恶的杀人犯，在大审院作了最后的判决之后，也还容许至少在监狱中过六十天的。

　　这些同志们就这样被判决了。不过，我们只要稍加思索，就可以知道这中间的反常。首先，从开始审讯一直到最后的判决，都是在秘密的状态中进行的；而且对于这种判决，是完全没有上诉的余地的。等到被判处死刑以后，又一反应有六十天或六十天以上犹豫的常规，而只经过了整整的三天以后，就处以绞刑；并且也不将他们的遗书交给他们的亲戚或遗族。究竟为什么，政府当局要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如此急促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找到其正确的理由。不过，我是知道审讯他们的法庭，为了强使被告作供述起见，曾经随便使用过伪造的电报这件事；同时，从在拘留所中所写，而经秘密送出来的幸德同志的函件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他们——被捕的同志们在狱中，曾经受到连日连晚，丝毫没有休息的严厉的审讯，并且还常常被罚站，一站就是十二小时到十四小时。为了要坐实他们的大逆罪，所以就准备了许多极狡猾的阴谋和陷井。例如，无论是谁在经过长时间的审讯之后，差不多已完全陷入无意识状态的时候，检察官就向其宣读业经准备就续的口供。不用说，这种口供是检察官们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要使被告有罪而写的。

　　幸德和其他的同志们，就是这样被提出公诉的。我因为也曾受过和他们同一个检察官（以后成为枢密院顾问官的平沼骐一郎）讯问的经验，所以能知道这种情况。平沼为了要使我承认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因此曾在四天那样长的时间中，不分昼夜地继续审讯。从这样而取得的口供，说不定会使我遭到和幸德同志同样命运的。我从检察官对我所用的一套论理和论据看来，可以知道没有受过辩论训练的同志们，很难看穿检察官的用意所在，因而就容易陷入他们所布置的圈套。

　　各外国的同志们，对于幸德等同志的被非法处以绞刑之后，曾纷纷提出抗议。对于这些抗议，日本政府发表了一派胡言，说决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迫害，被处绞刑的人，都是些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外国的同志们就被这派胡言骗得沉默了。其实，政府正继续在镇压社会主义者，禁止社会主义文献的发售。对于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全部都被没收了；在一切公共图书馆中，所有社会主义的书刊都被下令收藏起来。就连我们所出版的，那种稳妥到极点的报纸，也受到了严厉的检查；而到上述的判决以后几个月的时候，这报纸也在事实上被当局禁止发行了。

　　有一个从开始一直到最后都曾参加幸德审讯的法警，在幸德同志被处死刑的时候发了狂。这位法警曾在这法院中工作达二十年之久，在法院中也是极有信用，且被信任的，可是在这情形之下，他却说对这被告而处以绞刑是完全非法的。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证明这次的审判，完全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事。而在事实上，由于对幸德等同志处分的严酷，使社会上的人们对社会主义者的态度为之一变，即都认为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待遇，未免是太苛酷了。而政府当局这种暴虐的处置和镇压，使我们的同志也被迫采取了极端的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