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片山潜 -> 《工人运动在日本——为了社会主义》（1918）
第三章 社会主义的普及
1902年（明治35年）和1903年（明治36年）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的各种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当时，社会主义在社会上流传得最广泛，而且已经成为大家研究和讨论的话题。当从中国抢来的巨额赔款，突然流入的期间，在支配工商业界的那种疯狂似的突然繁荣之后，差不多把继续多年的产业衰退给克服了；虽然这样，但是期待了很久的兴隆，并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因为朝鲜的支配权，在中国败于日本之后，多年以来就成了俄国与日本之间争执的焦点；当时，在这个所谓隐士之国（朝鲜）的上面，正笼盖着险恶的风云。
不过，财政的状态，已经呈现了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良好情况；产业方面的状态，也在坚实的基础上发展着。这种种的事情，都使我们便于在工人阶级之间，从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宣传。这样，使一般的人民群众在当时，都能热心地倾听和讨论社会主义。
《劳动世界》的复刊
在这活跃的两年中间，我们曾到日本全国各地，作了几次广泛的宣传旅行。到各地去旅行宣传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二人到五人为一组去的，而我，常常是其中的一人。所需的经费是由演说会的门票收入和贩卖《劳动世界》以及社会主义书籍所得来的。
《社会主义日报》失败以后，《劳动世界》又复刊了。1902年（明治35年）4月3日，《劳动世界》就以经过了大改良的杂志形式出而问世，每两星期出版一次。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就自然而然地，以由我所编辑，而得到西川等二三同志的援助的《劳动世界》为中心而活动着。安部、幸德、堺、木下等同志和其他人士，也不断投寄有关社会主义以及社会问题的论文；不仅如此，幸德同志还为《劳动世界》写斐迪南·拉萨尔的传记；堺同志把爱弥尔·左拉所写的《劳动》中的主要部份译了出来；小冢（空谷）同志则替刊物翻译了《美丽的英国》一文。这些都发表在两年内的《劳动世界》上。此外，我们还出版了批判米兰的工作和爱弥尔·凡特维关于工业革命的书籍。
名流和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渐渐地普及起来；这可以从《劳动世界》的编辑人会就工人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去访问了不少有名的人士，如政治家、学者、实业家们，征询他们的意见这事实得到证明。我们可以翻开旧的《劳动世界》杂志来看一下，那么就能见到现在完全反对社会主义，非难社会主义者所作运动的人们，在当时都是承认社会主义，并说明了他们为什么承认社会主义的理由，这到现在看来也是极有兴味的。其中有一个人，甚至于已经说过他本人就是社会主义者那样的话。现在，我们来介绍几则发表在1902—1903年（明治35—36年）间出版的《劳动世界》上的访问记吧！
“我，为了想听取前总理大臣大隈侯爵对于社会主义的意见，而去访问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从古以来，我国政治家们的想法，就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说到这里，老侯爵又列举了一些历史上的事实来加以说明。例如：‘德川时代，日本实现了其独特的社会主义。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的德川家康时代，曾经禁止土地的资本化，对于工资也用法律来加以规定。封建领主之中，有些人，特别是像加贺的藩主就会下令，在他辖领以内的地主，在一定期限内不得收取地租；这期限规定是每次十年，但曾接连有三次之多。以后，到1868年的革命（明治维新）成功以后，佃农们取得了他们自己的土地。
有的时候，幕府禁止债权人追逼债户还债的诉讼。我们也知道，政府常常下令注销人民所欠的一切债务。’”
以历史学家及学者著称的福地源一郎，他向《劳动世界》的记者说：“日本的国体，一种事实上就是社会主义。从基本的人民思想来看，就可以知道我们的人民，是把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视作罪人的。依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的人，要受到像对赌徒、强盗同样的责难、处罚的。劳动是日本人民的理想，这不是社会主义吗？”
帝国本科的和田垣谦三教授说：“日本的民族是社会主义的民族，日本人是具有社会主义性格的。”近代日本最伟大小说家之一的德富芦花曾经写过一本，使官僚制的基础大为动摇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小说《黑潮》，这小说是在1899年（明治32年）出版的；出版以后，他曾对《劳动世界》的记者说：“我信仰社会主义，并且要宣传社会主义。今天，那些说不信社会主义的，和对其宣传发生恐惧的人，都是些留恋着自己的地位、想积累自己的财产和希望荣显的人们。所谓不能理解社会主义，或以为不足信的人，都不是普通的人，而是些混蛋或疯子！”
帝国本科的新渡户稻造教授，在1903年（明治36年）的夏天，当记者前往访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并且还明白地说，在资本家的垄断以后，马克思的社会民主主义必然会被经济界所认识到的。他说：“那时候，社会主义者将支配整个的世界；这样，人类中的绝大多数，就能过着幸福的生活了。我，在留美的三年中，使我成了个社会主义者；而且，从这时候起，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也不断地加强。人类的理想就在于社会主义。”
这一位对于社会主义持有坚强信念的人，在1903年（明治36年）时，以未来的社会主义者自居的人，正就是以《武士道》这书的著者而著名的新渡户稻造教授。这个教授，到后来是忠实地效劳于官僚政治；但对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则视为有害于国家利益的存在而加以攻击。他过去的学生之中，也因为受了新渡户稻造教授的影响，而不再信仰社会主义了；其中有一个就是社会民主党发起人之一的西川光次郎。这些人们，对《劳动世界》记者所发表的谈话，听起来好像是随声附和的话，可是，《劳动世界》的这种记载，却证明了当时，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被驱逐，社会主义也不像现在这样被禁止的事实。
在一个短时期中，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是非常顺利的。我们，不仅得到了承认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名流们的同情，而且也得到了像矢野文雄那样极有力的、优秀的社会主义者。1902年的夏天，矢野文雄宣称，他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还曾对我们讲过很多次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在那时期，他也常常与我们一同去从事社会主义的宣传。矢野是一位老资格的自由党政治家，又是八十年代从事立宪政治时积极的骨干份子；以后，由于自由党的过份腐散，所以他退出了这个政党。
1882年（明治25年），矢野写了一本以树立底比斯（Thebes）霸权的青年团体为题材的书——《经国美谈》这本书，在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中，曾经起了很大作用，所以其销路竟达五十万册之多，使矢野成了一个有名的著作家、思想家；现在，他以社会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和我们一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前进。矢野不仅积极地从事于宣传活动，而且还写了一本名为《新社会》的书，其中提出了许多独创的意见，并且还能够充分地说明近代社会主义中的各种问题。他吸取了当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点，详细地叙述了把日本转变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法。他用非常巧妙的笔法描写了由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的过渡时期，并且还替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形态和国际关系等作了精巧的设计。在这两个问题上，他似乎是他自己对于莫亚和培拉米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文献的寄与。
《新社会》这本书在出版以后，立刻就风行全国，销路很广，在两三月之中，就销出了几十万册。
社会主义的宣传和组织
《劳动世界》从1902年（明治35年）4月3日起，开始记录我国社会主义者的活动。我们在1903年（明治36年）中，曾举行了六十七次公开的大会；在十九个月中，一共召开了一百八十二次会议。除了这些会议以外，在各地方一定还有不少由其他同志们所召集的多次会议。
在这期间，我们曾几次到各地方去作宣传旅行。1902年（明治35年）的夏天，我们中间有三个人会在半个月中间，沿着日本铁路到东北地区作了一次宣传旅行，走了五百多英里，在分散在这区域内的十二个城市中举行了十三次的演说会。1903年（明治36年）1月，我们中间的两个人又曾到关西的城市去，作了四百多英里的旅行；在京都、大阪、神户、广岛及吴等地都举行了演说会。这一年的夏天，从7月4日到9月5日这期间，我们中间的三个人，有时是四人曾到四国和九州的十一个县份、二十一个城市去，作了广泛的宣传旅行；在这些城市中举行了二十六次的演说会。在这期间，还作了好几次的短途旅行。这些宣传，都是靠自己的力量来从事的，《劳动世界》也因此而广泛地为人所知了。
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活动，由于政治的组织是被禁止的，所以社会主义协会就成了我们唯一的组织。这个协会，不过在主要的城市中设有两三个支部而已；因此，我们的工作，也只能限于教育和宣传方面。可是，在工人阶级之间，特别是在煤矿工人之间，我们是具有极强大影响的。在北海道的夕张煤矿中，我们有着极良好的组织；其实，在那里只有几个社会主义者担任这组织活动的指导者而已。
日本的矿工，向来就被认为是最有力量的工人；他们在实际上是公然反抗治安警察法的；比起铁路工人、铁工等产业工人来我们的宣传家更容易和他们接近。这个原因，也就是为什么在日俄战争期间，我们能把足尾铜矿的矿工们组织起来的理由。我国的矿工，都住在矿业公司所建筑的木棚大杂院中，他们自成一个小部落，彼此相识。所以就是在矿里面工作的时间，他们也是自由地谈论他们所喜好的问题。因此，我们的两个同志——南助松和永冈鹤藏在足尾铜矿中，能于1904年（明治37年）到1907年（明治40年）的中间，把矿工们组织了起来。不过，这个组织在1907年2月的大暴动时，也随着暴动的失败而溃灭了。
我们虽然因为政治性的组织，已在两年之前被禁止而不复存在；可是，我们却将国内的社会主义者组织了个社会主义协会；1903年（明治36年）的4月5、6两日曾在大阪举行了大阪社会主义大会；大会是在大阪土佐堀的青年会馆中举行的，另外，还在全市最大的公共集会所的公会堂中召开了二次大演说会。这些会都是很盛大的，在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一点上，所给予听众们的印象是很深、很好的。在这次的大会中，全体一致地通过了下列各决议：
1．我们是准备以社会主义来改善人类社会的；
2．我们必须为在日本实行社会主义而努力；
3．为求社会主义的成功，国际上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团结一致。
举行大会期间，有一万册简短的社会主义者的宣言小册子，在当时举行的博览会门口散发给群众了。
1903年（明治36年）所发生的几件事情，足以显示出将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向。第一件就是日本社会主义者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当时，在远东，俄国与日本之间由于对朝鲜的支配权问题。而形成了非常险恶的情势。我们，社会主义者对于战争，是采取了坚决而不可动摇的立场的，所以对于与俄国的战事，也是同样地用这种态度来应付的。最早的一次社会主义者反战大会是1903年（明治36年）10月8日在东京的基督教青年会中举行的，尽管受到了主战论的各政党的强烈反对，这个大会还是得到了极大的成功。这次的大会就成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对这即将来临的战争，表示反对的最初宣言。在演说的精神或语调中，都预示着即使在战争期间中，社会主义者的反战斗争也还是非常坚强的。
接着发生的是：辞退了《万朝报》社论委员的职务而专心为社会主义尽瘁的两位同志——幸德和堺，开始了他们那种活跃的社会主义宣传活动。这个决定性的动机有两个理由：主要是因为颇受人民群众欢迎的日报——《万朝报》转变成了主战论者，他们两人和社长之间发生了意见上的争执。原来这个报社的社长黑岩，对于社会主义一贯是全面地支持，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因此几年以来，他们就在这报纸上从事于社会主义的宣传。现在，不用说这两位同志是不能不离开的了。他们开始了活跃的社会主义活动，这对于将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可以说是赋与了极为有望的条件。
11月中，我曾到北海道去作短期旅行，经过东北地区而到夕张煤矿；在那里有一个由社会主义者担任领导的矿工工会。这一次的宣传旅行，对我来说，却是这一年中最后一次的工人运动的宣传工作。因为就在12月中，我为了出席1904年（明治37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会议（第二国际），就要离开日本前往美国。
我们的社会主义运动，至今还只在工人阶级中间从事以社会主义为主的宣传。我们的各种集会，有多数的工人出席参加，并且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时常和我国的工人阶级相接触；因为从1897年（明治30年）铁工工会成立的时候起，一直到1903年（明治36年）为止，我始终担任着这个工会的总会参事会员，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机会到各地的支部去。跟许多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们交际，给了我不少愉快的经验；甚至到工会溃灭以后，虽然他们已不再是这个工会的会员，可是他们却还始终支持着社会主义运动。由这种事情看来，使我们知道，我们社会主义者的运动，决不能漠视工人问题和工人阶级的利害关系。工人阶级，一般是步骤迟缓的；可是他们却自然而然地具有一种用实践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倾向。因此，我无论是在意见方面也好，在战术方面也好，决不走极端。我们的运动，并没有为知识阶级的偏向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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