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就要为生产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所代替,这种生产是以满足全社会以及社会每一成员的需要为目的的。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在这方式中,生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以后又奴役占有者——也将被以现代生产资料本身的性质为依据的新的分配形式所代替:一方面,是生产品的社会的直接占有,用以作为维持生产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是直接的个人占有,用来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的居民变为无产者,因而造成了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起来完成这个革命的力量。资本主义逐渐把主要的生产资料变为国有财产,因而它自己确切地指出了完成这一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夺取政权,而把生产资料首先变为国家的财产。可是因此它也就消灭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那种性质,消灭了所有的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同时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那种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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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回到出发点,我们看到国家是掌握在一个阶级手里,而由这个统治阶级所体现的社会则把社会的、宗教的和政治的惯例的全部重量压在个人身上,使他透不过气来从而加以统治。但是,这个三重的暴政在一个精神和物质体系的多重力量的压力下正在软化和衰落。自己揭露自己的宗教信仰的热诚,意气风发地表现出来的理性的批判,工业方面的新机器——所有这些联合起来使个人摆脱他的镣铐。自主的个人最后被宣布在国家中占有无上地位,并且,由于爱护他的新的权力,他力求把制度上的和超制度上的一切社会关系都直接聚集到他身边,像聚集到它们的本源那里一样。然而,奇怪的现象是:他愈是前进,他似乎愈加重新接近他的出发点。
事实上,我们看到个人在国家中的作用縮小到极微弱的地步:他所行使的,不过是如此大吹大擂地和虚伪地说成是属于他的主权的影子;实际上,他没有权力来支配那些以他的名义和得到他的许可实行统治的人们的当选;政府是一个垄断组织:它被掌握在一个阶级的手里,这个阶级虽然没有形成一个种姓,却构成一个在社会中别具一格的集团;它往往由一个依赖这一阶级并不顾国家的共和形式而享有专断权力的人所行使。社会的广大群众淡漠地和默从地受着这种奴役,正如他们从前有被加上造反罪名的可能而不得关心公共事务时一样。政府完全听凭那些以其企业反对公共利益的私人利益集团摆布;立法和行政被买进卖出;公职本身事实上在被人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