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二国际 -> 艾·王德威尔得《社会主义反对国家》（1918）
导 论
谁都知道或者至少听见人家谈起过斯宾塞的那本分量不大的书《人反对国家》（《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当我把这些漫谈称为《社会主义反对国家》的时候，我没有忘记斯宾塞挖空心思想出来的那个用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书名。
目前，当国家由于战争或战争造成的沉重的财政负担而越来越抓紧大工业时，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感到重要的是要反对这种连有些社会主义者都没有能够摆脱的十分普通的倾向：把社会主义同国家统治主义混为一谈，认为在扩大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含有集产主义的许多局部的胜利，以为只要促使地方所有权和国家垄断组织的发展贯彻到底，就足以保证社会主义的前途。
正是这种风行一时的观察问题的方法，在许多人的心中产生了反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深柢固的偏见。
比如说，很多人虽然从来没有彻底研究过社会主义，却认为福楼贝尔用来描绘革命宣传家和未来警察局密探塞涅卡的心理的这幅漫画就是社会主义的写照：
“他已经确立了一个合乎道德的民主政治的理想，这种民主政治具有由一片小农场和一座纱厂构成的双重形态，一种美国的斯巴达，在那里，个人之所以存在，只是为了对于一个比西藏活佛和尼布甲尼撒
[1]那样的人更加拥有无限力量的、绝对的、永远正确的和神圣的社会作出贡献。”
而且，即使在学术界，这种思想也还颇有地位。你只要打开勒鲁瓦—博利厄的那篇论政治经济学的论文，就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你会发现下列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制度，它利用国家强制、即通过条例或课税实行的强制，在人们中间推行一种比在纯契约自由制度下自发产生的状况较为平等的状况。”
接着，他又说：
“而且，孤立的个人或家庭今天成为许多自愿和自由的组合的一部分：不同的社团具有文化的、精神的、物质的、金钱的等等不同的目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将规定一切生产，担负起减轻一切不幸和教导所有的人的责任，在那里，个人将毋需再参加任何这种形形色色的慈善的关系。既然摆脱了对于別人的具体责任，并且在供应一切的、全能的国家面前丧失了全部的主动性，他将比今天更加成为人类的一粒尘埃。”
由此可见，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来说，社会主义和国家统治主义几乎是同义词：社会主义就是结果由国家不但吸收每一个个人而且吸收每一个自主的或独立的集体的国家统治主义。
但是，如果我们请教社会主义者，特別是请教曾对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发展以及对参加国际的各国党的原则与纲领的宣言起草工作发生重大影响的恩格斯和马克思这两位理论家，所得的答复就会完全不同。
事实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非但根本不同国家统治主义相混淆，而且是它的对立面。它的终极目的不是国家的无限权力，却反而是国家的废除。
恩格斯在他于一八八四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著作里，做了马克思本人生前未能完成的工作，用一篇通俗性的论文总结了他们共同研究的成果。在这本书里，他说：
“所以，国家并不是永远存在的。有过这样的社会，那时不曾有国家，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在经济发展必然同社会分为各个阶级这一事实相结合的一定阶段上，国家成为这种阶级区分的必然结果。现在我们正在以急速的步调接近生产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是必然，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因此这些阶级正如它们过去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样，是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归于消灭。根据生产者自由平等的结合来重新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那时它适得其所的地方——古物陈列所里，而与纺车和青铜斧并列在一起。”
[2]
这段文章说得清清楚楚，完全无瑕可击：正如这个理论的大师们所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因此不是国家统治主义的，而相反地是反国家统治主义的。
那么，一般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怎么会同它的主要理论家们所教导的內容恰恰相反呢？
要了解这一点，就必须把刚才引述的那段文字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其他段落作一比较，从而彻底弄清楚他们的思想；因为其他段落所讨论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而是达到那个目标的手段。这样我们就会看出，如果说他们希望在社会主义获得胜利以后“把国家机器送到古物陈列所去”，他们就是希望工人们掌握这种机器，并且使它在被抛弃以前为工人们的利益服务。
这一点在《共产党宣言》的下列几段文字中解释得很清楚：
“共产党人（我们今天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余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3]
接着又说：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变成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所有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已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更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暴力的干涉，即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并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
这些措施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在各个最先进的国家里几乎到处都可以采取下面的办法，
1．剥夺地产，把地租供国家支出之用。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总的计划来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別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全国各地居民更加平均的分布，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別。
10．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工厂童工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的差別已经消灭和全部生产集中在由各个成员组成的一个团体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自己的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以及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4]
我们现在能够明白，按照你从社会主义的当前目标或最终目标着眼，社会主义可以怎样被认为是国家统治主义的或非国家统治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可以概述如下：
1．从国家权力、国家政权和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的意义来理解，国家是社会达到一定发展程度的产物。“为了使这些对立，这些经济利益相互矛盾的各阶级，不要在无益的斗争中互相消灭而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居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而把它纳入‘秩序’之中的力量，便成为必要的了。这个从社会中发生、而又高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离开社会的力量，便是国家。”[5]
2．从抑制阶级对立这一需要中产生的、但也是在阶级斗争中产生的国家，通常就是由力量最强大的阶级所统治的国家，这个阶级从经济上实行统治，并依靠国家这一工具也成为从政治观点来说占压倒优势的阶级。
3．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前目标是掌握国家，夺取政权。
4．无产阶级将利用这种政治上的无上权力逐渐夺取资产阶级的一切资本，把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的手里，即集中在作为统治阶级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手里。（《共产党宣言》）
5．因为它将由此而消灭导致阶级斗争的条件、即消灭阶级，它将使它自己的无上权力丧失阶级无上权力的性质：作为权力机关的国家可以消失；这是由于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连同它的阶级和阶级对立将被一个联合体所代替，在这个联合体中，各人的自由发展将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方面，“国家”这个名词是用在严格的意义上的：这不是管理事物的问题，而是治理人的问题；不是国家作为一个管理机关的问题，而纯粹是国家作为一个权力机关的问题。
这便是我们为了要加以废除而竭力想把它夺取过来的国家，而所采取的行动则遵照考茨基在其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解说中到出的明确的公式，
“民主政治将使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以便靠政权的帮助把国家变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合作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夺取政权的观念今天比较明确地重新出现在参加国际的各国党的纲领中。
而且，根据伦敦代表大会（一八九六年）和巴黎代表大会（一九○○年）的决议，国际只容许符合下列条件的联合会和工人团体参加它的代表大会：
1．一切坚持下列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协会：实行生产和交换手段的集中，工人们团结一致并采取国际行动；由作为一个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夺取公共权力。
2．一切工人团体，它们置身于阶级斗争的战场，在其宣言中承认采取政治行动，即立法和议会行动的必要性，但并不直接参加政治运动。
伦敦和巴黎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所抱的目的和产生的效果，是在右翼和左翼方面拒绝这样一些协会或团体参加，这些协会或团体固然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却并不接受上文所解释的关于由作为一个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国家、夺取政权问题的基本思想。
一方面，在法国有独立社会党人，在意大利有“右翼改良主义者”， 在英国有“工党”，有像约翰·贝恩斯那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宣布赞成某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或至少是国有化和地方国有化。同时却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反对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中实行合作。
另一方面，有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反对议会政治的工团主义者，他们置身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争取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同时却又否认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否认应该“由作为一个阶级政党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用社会主义的手段夺取公共权力”。
总之，战前在工人运动中有三种主要的倾向：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
从理论的观点来看，这三种倾向是或多或少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联的，但头两种乃是一些偏差，它们一方面导致一种社会主义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导致无政府主义；相反地，第三种却是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并使它适应于半个世纪在社会环境上所产生的变化。
我们打算特别从这三种倾向对于国家的作用和性质的看法的观点来加以说明。
Ⅰ．改良主义社会主义
在大战前夕成立的劳工和社会主义国际组织的内部，有这样一些团体：意大利的“左翼改良主义者”、德国的“革命党人”、英国的“费边主义者”和法国的统一社会党的右翼。这些团体是或多或少同改良主义社会主义有关的。
可是，在属于这些不同团体和派系的个人中间，或者在这些团体和派系的本身中间，存在着见解上的种种不同的差别；因此，如果想要表述他们的共同的观念，就必然会引起他们的纷至沓来的反对。
比如说，法国统一社会党的最富于改良主义色彩的党员可能会、甚至应当反对这个关于改良主义者的诨名，因为他们考虑到，作为社会主义大团结的基础的共同声明说，“从社会党的目的、理想和它所用的方法来看，社会党固然在力求实现工人阶级所要求的种种眼前的改良，却并不是一个改良的政党，而是一个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政党。”
要想找到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我们必须越出社会党的范围，或者回想到大团结（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大团结）以前的一个时代，即回想到这样一个时候，那时亚历山大·米勒兰在圣曼台的著名讲演中用下列几句话表述了据他看来“足以”说明一个社会主义纲领的三个根本问题：
1．一等到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已经成熟，足以为社会所有时，国家的干预便立即把它们从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转移到公共的势力范围。
2．通过普选来取得各种公共的权力。
3．工人们结成国际的同盟。
这“三个根本问题”虽然表达得不够确切或详尽，却毕竟是符合于人们为了争取参加国际的代表大会而必须遵守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
可是，米勒兰固然承认工人在国际上有联合起来的必要，却用一种似乎已经预示他的未来的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措辞来宣扬爱国主义，另一方面他还在其他两个重要问题上阐述了与《共产党宣言》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所解释的观念截然不同的见解。
1．收归公有
首先，这里是米勒兰的关于集产主义的观念：
“据我看来，凡是不承认有必要逐渐以社会所有制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人，就不是社会主义者。
这就是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不会把他的行动仅限于生产和交换的可以说是带有古典性质的三个范畴：信贷或银行业、铁路运输和采矿业。
因此，除此以外，可以举一个毋庸怀疑的例子，即现在已经时机成熟而宜于收归公有的一门工业，因为这门工业在少数人的垄断下为开发者提供了巨额利润，它是完全可以作为社会开发事业的丰富园地的。我指的是炼糖业。
这是一个例子，并且只是一个例子。可是，明天势必会把原来由少数人非法独占的一切利益归还给大众的这种国家经营，事实上有什么特別新奇的地方呢？一些城乡的小的集体……由于控制了供水设备、电力、地方运输系统以及农业机器的共同利用，已经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內用社会所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所有制。”
[6]
从我们刚才引证的他的一段发言中，我们大体上可以看到贝奴瓦·马隆在其论“完整社会主义”的一本书中所提出的“垄断组织公有化”的理论。该书的第二卷在一八九一年出版。
而且，这样一些改良只是实现（至少部分地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八年阐明的关于当前任务的纲领。
但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认为这个纲领不过是进行更彻底的改造的出发点。他们说：必须采取这样一些措施，“它们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和没有效力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却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举行进攻成为必要，成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所不可避免的手段”[7]。
相反地，在马隆和米勒兰看来，把私人垄断组织变成生产事业，不是一个手段而是一个目的。他们认为这个过程正就是社会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的最高成就。
2．公共权力的取得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措施应当由无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并取得公共权力之后加以采取。
反之，在马隆和米勒兰看来，垄断组织的公有化可以并且必须现在就开始实行；它必须逐渐地、逐步地通过收买的办法取得成果，正如公共权力的取得也必须通过普选逐渐地、逐步地加以实现一样。
这就是米勒兰在圣曼台发表演讲时以十分明确的语句所断然说明的见解，那篇演讲有力地驳斥了人们说他希望通过暴力革命来实现他的主张这一“可笑的指责”：
“究竟为了拥护谁和反对谁而需要借助于暴力呢？我们首先是共和主义者，并不抱有疯狂的想法，要利用一个觊觎名位的人的虚妄的威望或一个独裁者的武力，来使我们的学说获得胜利……不，为了实现当前的一些改革，借以减轻工人阶级的痛苦，从而使它更适宜于取得自身的解放，为了开始在水到渠成的条件下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化，社会主义政党
必须通过普选来（
并且只有这样才
足以）取得公共权力。”
[8]
这样理解的社会主义显然是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符合勒鲁瓦—博利厄对社会主义所下的笼统的定义。它力求掌握国家，其目的并不在于把它废除，而是相反地要扩大它的统治权，给予新的职能，以便保证它能够控制一切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组织。
Ⅱ．革命工团主义
索列尔在一八九八年以《工会的社会主义前途》（《The socialist future of the syndicats》）这一标题发表了一篇关于新社会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出初期的革命工团主义的全部理论。
我们应该知道，在此以前，法国有过一些或多或少对议会行动抱敌对态度的工团主义者，他们同盖德和拉法格所创立的劳工党的斗志昂扬的成员相反，鼓吹那些使他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同蒲鲁东或巴枯宁联系在一起的理论或策略。[9]
但是，索列尔的创见在于把工团主义表述为从马克思的概念本身得出的合于逻辑的推论。他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是值得全部引证的：
“这项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马克思学说的鲜明例证：工团主义运动的领袖们当初并不知道他的理论，并且多半只是混淆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他们的策略有时候也许容易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正在做着开路的工作，没有人向他们提出意见。今天，局势颇有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工团主义者被要求担负的任务。
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能够使自己摆脱一切剥削的唯一途径是：像资产阶级从前向贵族吸取教训那样向资产阶级吸取教训，从而仿效旧的社会阶级，确立自己的地位；使旧的政治公式适应它的新的需要；夺取公共权力，以便像资本家阶级曾在各国所做的那样，动用从公共权力产生的利益。
如果像马克思所说，无产者不废除‘直到我们这个时代还有效的私人占有方式’，就无法掌握社会生产力，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承认他们可以保存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的实质，即传统的政体呢？这种结论势必会否定全盘的历史唯物主义。最后，如果在社会中不存在早就发展起来的能够防止历史重演的力量，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之间的区別怎么会消灭呢？
当无产阶级与政府相对抗的时候，它的行动是两方面的：它必须在政治组织的现有关系中进行斗争，争取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立法；它必须利用它在舆论或政府方面所获得的任何影响，摧毁政治组织的现有关系，逐一地剥夺政府和市政当局的一切属性，从而在组成工团（产业工会）的过程中丰富无产者的组织。
无产阶级必须抱定主张，决心今后摆脱一切外来的权力的束缚；它必须通过运动和行动以取得法律和政治地位。它的行为的首要准则必须是‘始终保持纯粹工人阶级的身分’，也就是说要排斥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领导势必会恢复特权阶层，使劳动者的队伍陷于分裂。知识分子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作用；他们可以充当工会的雇员；既然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意识到它的实际存在并建立它自己的组织，知识分子就没有担任领导职位的资格。
无产阶级的发展使它的成员有可能受到有效的道德训练：这项工作可以由它那些注定要扫除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一切组织形式的工会来主持。
把我的全盘思想归结为一个公式，我要说：产业工会的自由发展，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
可以看出，索列尔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声明反对一切政治行动。对于合作社的活动，他也没有显露出后来他在《现代经济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s》）一书中所表示的那种蔑视。他反而承认，即使合作社的工作仅限于让工人的生活好过一些，这也算是一项很大的成绩。经验已经向杨格证明，工资最丰厚的工人抵抗的决心最大；今天所有的作家都一致认为，贫穷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障碍，可是他们补充说明，合作社还有一个更直接的效果，因为它使工人摆脱老板，即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大选举人的影响；这决不是微不足道的成绩。
然而，按照索列尔的说法，工会应当在合作社里保持无产阶级的精神，防止它们变成单纯的商业公司，消灭其中任何资本主义企业的气味。而且，他正是指望工会及其直接行动从立法者那里获得全国人民从事自我改造的便利条件，而不是获得保护和监护的法律。
因此，举例来说：
1．许多人认为职业介紹所应当归市政府掌握，但工会却了解得很清楚，如果它们能够控制这些机构，这种支配对它们来说就会有很重大的意义，不仅因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左右每一行业的工人，而且尤其因为它们可以借比从传统的权威方面夺取一部分权力。
2．几年以前，矿工代表曾被用来补充政府监督的不足；在选举—这些代表的时候，所遵循的是旧的民主传统，把工会撇开。当有必要组织生活津贴、疾病补助金和事故救济金的时候，情况也是如此。事实上，工会也在进行竞选，力求间接取得这种监督权；当它们全面地和间接地取得了这种权柄，立法者就会不得不承认它们，禁止编造毫无用处的表决。
3．每一个人都埋怨对工厂监督过多；稽查员人数过分庞大，他们的好意（如果他们有好意的话）被行政管理部门的消极怠惰所取消，甚或受到公共权力的抑制。激进派的解决办法非常简单：扩大职员名頟，从而为失业的知识分子提供就业机会。社会主义者的解决办法甚至更为简单和更为经济：把检查的责任交给工会；这样就可以保证检查是认真的和富有成效的。
4．最后，工会不是显然比市政雇员格外善于处理救济问题嗎？在这一方面，它们的干预又比那些常设的机构效率大而开支少。
总之，索列尔认为，政治范围内的工会行动所抱的目的，不应该是夺取国家。以便嗣后加以废除，而是应该以工会行动代替国家行动，从现在起为最后取消国家而努力：
“工会必须逐渐剥夺国家的权力，其所用的办法是：不断地要求那些权力，使公众对工会的努力发生兴趣，始终不懈地揭发种种弊端，用事实证明公共行政机关的无能或欺詐。这样，工会最后就可以从那些为民主政治论者所维护的旧机构中夺去其一切不可缺少的东西，使它们只留下从事警察镇压的可厌职能。那时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社会，它具有崭新的成分，并以纯粹无产阶级的原则为依归。所有反抗的团体将由于空前地扩大其活动范围，以致几乎把一切政治项目都包括在内，而终于完成其历史任务。
我了解到，按照唯物史观来说，那是争取公共权力的最后斗争。它不是一种为夺取资产阶级所占据的地位并为掠夺他们来装饰自己而进行的斗争；它是这样的一种斗争，其目的在于使资产阶级政治结构丧失一切生命力，把其中所包含的各种有用的东西转移给随着无产阶级的发展而迅速形成的无产阶级政治结构。”
索列尔的这项研究，在它发表的时候简直没有受到人们的注意。
一八九五年成立的劳工总同盟，总共没有几个信徒，它还没有明确规定它的工团主义倾向。
由斐南·贝洛蒂埃领导的劳工介紹所联合会，始终是工团主义运动的中枢。像劳工总同盟一样，它旨在协调各社会主义集团以外的工人阶级行动，团结工人在经济范围內为他们的彻底解放而奋斗。
但是，联合会固然肯定在理论上有必要使有组织的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国家决裂，却在实际上始终同它假装与之斗争的国家相勾结。这方面的事实是：它接受了政府的津贴，作为它的正常的生存手段。
在索列尔从理论上阐明的工团主义倾向能够在一个强大的组织中实现以前，需要有一个激变，而这是一九○○年在社会主义和劳工的范围内造成的，那时议会社会主义的领袖之一米勒兰接受了瓦尔德克—卢梭—加利费內阁的部长职位。
正如格里夫埃尔六年后在劳工总同盟的代表大会上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盖德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阿列曼主义者[10]和其他各种分子之所以组成联盟，目的就在于反抗议会社会主义者的改良主义，使工会与政府分离。这种联盟终于能够立足，成为劳工总同盟的活力。
因此，归根到底，工团主义运动不外是向米勒兰主义、向政府想要笼络工会的企图提出的抗议。
社会党的多数赞成米勒兰先生的政策，在议会中给与支持，而工会的进步分子却对于这位部长和支持他的社会党人采取了越来越敌视的态度。
可是，这一对某种政治的怀疑，逐渐带有对一切政治抱着敌意或至少是漠不关心的性质；一九○六年，在亚眠举行的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宣布赞成使工团主义运动绝对同政治运动分开的动议。
固然，代表大会认为，工会的每一个会员“完全可以自由地在其合作团体以外参加符合其哲学和政治条件的斗争形式”，但他不应当把他在会外表明的主张带到工会中来。代表大会宣称，像工会这种联合组织不应当参与党派或派系的活动。另一方面，大会也采纳了显然是反资本主义的观点。他们决定站稳阶级斗争的立场，宣称工团主义的任务在于为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作好准备，而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只有通过剥夺资本家的办法才能实现；他们鼓吹总罢工是一种行动手段，认为工会今天虽然是进行抵抗的团体，明天就会成为生产和分配的团体，改造社会的基础。
可是，事实上，亚眠大会所通过的动议给与那些已经统治了劳工总同盟的自由主义分子或工团主义分子以充分的许可，让他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巩固自己的控制。
由此可见，在索列尔的小册子发表后不到六年，他的主要思想已经变成劳工总同盟的公认的原则。
你只要读一读“社会主义运动”丛书的几本小册子，就会相信上面所说的这种情况。那些小册子由拉加德尔在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以下列标题出版：
1．拉加德尔、拉布里奧拉、米歇尔、克里切夫斯基、格里弗尔著：《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Syndicalisme et socialisme》）。
2．波什著：《劳工总同盟》（《La Confédération génerale du travail》）。
3．索列尔著：《马克思主义的解体》（《La décomposition dumarxisme》）。
4．格里弗尔著：《工团主义活动》（《L'Action syndicaliste》）。
5．茹尔·盖德、拉加德尔、瓦扬集体讨论：《社会党与劳工总同盟》（《Le Parti socialiste et la C.G.T．》）。
例如，在波什写的那本小册子里，我们看到这种十分明确的主张：工人阶级在给与自己一个独立的组织时，本来就想“成为一个阶级政党，以反对其他一切政党和反对其他一切阶级的”。
它所追求的目标，是要“组成并巩固那些有资格剥夺资本家和能够按照共产主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的团体”。（第3页）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要超出一切政治学派的范围来建立联合工会，因为一切政治学派——即使是那些同社会改造学说有联系的学派———都不过是民主主义的一种引伸”。（第25页）
另一方面，劳工总同盟在现社会和工人阶级之间制造彻底的决裂。它并不回避任何社会问题，甚至并不回避按广义来理解的政治。它同那些民主政党的区別在于：它不参加议会生活；它是非议会的，正如它是非宗教的和非爱国的一样。
可是，它对议会问题的冷淡并不妨碍它反抗政府，并且经验已经证明，它用外部压力对公共权力所采取的行动是有效力的。（第28页）
至于说到策略，则几乎同那些包括社会主义者在內的民主党派所运用的策略恰恰相反。
1．民主党派力求争取多数。相反地，劳工总同盟却基本上依靠少数人的行动：
“如果在劳工组织中开动民主机器，轻率的非工团主义的多数人的脆弱意志就会使一切行动陷于瘫痪。但是，在一个尚未被反抗精神鼓舞起来的群众的消极无为的面前，少数人是不愿放弃他们的要求和愿望的。因此，自觉的少数人负有不顾群众的阻挠而采取行动的责任，否则就不得不像轻率的人们那样变得意气消沉。”（第35页）
民主党派依靠它们在政治会议中的代表。与此相反，劳工总同盟实行直接行动，即实行没有任何搀杂的、不与资本主义或政府妥协的、没有“局外人”硬挤进来参加讨论的工团主义行动。（第37页）
而且，这种直接行动并不一定采取暴力：它可能以仁慈的和温和的形态出现，也可能以十分有力的甚或激烈的形态出现，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不是直接行动。
2．其次，根据它的打击是否比较明显地针对资本家或针对国家，它所采取的方式也有不同。对付后者，直接行动常常以外在压力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在对付雇主的时候，常用的方法是罢工、抵制和破坏。
3．最后，包括社会党在內的民主党派希望掌握政权，而采取议会行动则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一种手段。与此相反，劳工总同盟却并不在议会的范围內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那是因为工团主义不打算简单地变更政府人员，而是想把若干使人们对于政府的价值存有幻想的有用的职能移植到工团主义机构中来，并干脆而彻底地遏制其他的职能，从而使政府变为毫无价值的东西。”（第46页）
能使工人阶级完成这一工作——全面解放的工作——的行动方法，是它在经济战场上聚集力量并发挥由此产生的一些想法的必然结果。它在总罢工的思想中表现出来：
“总罢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具体决裂，而在此以前，在肯定工人阶级享有自治权利的主张中，已经有了精神上和思想上的决裂。这个阶级在宣称它本身內部带有社会生活的一切真正因素以后，在获得为推行其主张所必需的精神力量和阶级觉悟以后，将通过拒绝为资产阶级生产的办法行动起来，这种明确的反抗就是总罢工。”
这种拒绝按资本家的计划继续生产的行动不会完全是消极的：它将与夺取社会机器以及由工会构成的社会会议按共产主义计划实行改组的行动相配合。变成新生活中心的工团主义组织，将破坏由中央政府和市政府构成的旧生活的中心并取而代之：
“从那以后，工团主义工会中各种工业的联合将成为结合的中心，今天归于公共权力和市当局的不多几项有用的职能将转归这些组织掌握。”（第48页）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在波什的这本小册子里，任何论点都是从索列尔的《工会的社会主义前途》一书中的前提得出的合乎逻辑的推论。
可是，固然索列尔在一八九八年还坚持说，他的革命工团主义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反中央集权思想的发展，波什这位老资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力求尽可能把革命工团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清楚地区別开来。
格里弗尔曾经有过社会主义的经验，拉加德尔始终是社会党的成员，也许在这两者的任何一个人的思想中，那种决裂并不这样明显。然而，基本的想法仍旧是一样的。格里弗尔像波什那样，认为工团主义是“工会对民主政治的反响”。而拉加德尔则在南锡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一九○七年八月十一至十五日）上尖锐地批评了盖德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想法：
“雨贝尔·拉加德尔。——有两种方法来设想这个夺取政权的行动。第一种是改良主义社会主义者的方法，也就是零碎的、渐进的方法。它的內容是说：等到我们在议会中占了半数加一的席位，等到多数地区由占多数的社会党议员所代表，或者是，等到我们参加了各级政府之后能够凭自身的力量组成一个政府——等到那一天，我们将通过立法实行社会改造。
茹尔·盖德。——这不是我的理论。
雨贝尔·拉加德尔。——那么这里就是你们的理论，你们的普遍的革命方法：如果我们用突击手段夺取国家，并且一旦掌握它的权力，我们将推行‘不属于任何个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将使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社会化，我们将宣告社会革命。
我说，这两种想法同样是空想，因为它们给予国家的强制力以一种它所并不具备的创造性价值。不论你们按照改良主义方式还是按照革命方式进行活动，不论你们成为议院中的半数加一还是用突击方式占领政府，你们不会使一个建设得完完整整的社会在一天之內平地升起。不管你们有什么样的权力听你们支配，你们也不会使那些投票选举社会党候选人的工人或者那些有时为了琐細而模糊的动机拥护你们的选民有能力进行直接生产和交换。你们会成为现时的主人，你们会发挥昨天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切权力，你们会頒布一道道的命令和法令，但是你们不会创造奇迹，不管怎样絞尽脑汁也无法使工人有资格代替资本家。请你们告诉我，称为政治社会主义者的某些人能用什么方法改变群众的心理，变更他们的感情，提高他们的才能，建立新的生活准则，并为自由人的社会创造生存条件，以代替主人和奴隶的社会？
不，世界的改造并不取决于简单的政府人员的改变。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确实是太容易了；但历史的进程却有其他的要求。一个社会国家不经过长期准备是产生不出来的，对事物抱有比较现实主义看法的工团主义在你们看来所以同我称之为制度社会主义的理论相对立，问题就在这里。它提醒工人们，除非他们已经用自己的双手创立一套注定要代替资本家制度的制度，任何改变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这就是革命工团主义的基本论点。
不容否认，这些论点至少包含一个真理的核心。
工团主义由于反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过分倾向政治，由于表明社会主义不应一味从事夺取政权，由于坚决认为工会活动具有显著的价值，由于使工人阶级防止受到单纯通过代表发生作用的诱惑，已经肯定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促成马克思主义的瓦解，而是有助于更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不过，如果我们硬要认为工团主义者的学说仅仅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甚或只是简单地修正了——在革命的意义上修正了——马克思主义，他们是首先会提出抗议的。
索列尔在《工团的社会主义道路》（《L'Avenir socialiste des syndicats》）一书中写道，与国家相对抗的无产阶级的行动应当是双方面的：争取获得有利于共发展的社会立法；运用它所具有的影响“逐一地剥夺政府和市政府的各种属性，从而丰富在形成过程中的无产阶级组织，即产业工会”。这时，索列尔的工团主义实际上重复了或接近于重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久以前所发表的理论。
可是，当他主张“社会主义的整个前途在于产业工会的自动发展”时，他已经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有了距离。不久以后，当波什、格里弗尔、梅尔海姆要求把无产阶级一切行动归结为纯粹的工团主义行动时，当他们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轻视社会主义政党的议会雄辩家和政治家时，当他们承认自己唯独相信自觉的少数人的行动时，当他们嘲笑庞大的党员人数和高额的党费时，当他们把总罢工看作剥夺资本家和按共产主义计划进行社会改造的唯一手段，并用这思想来反对革命的或改良主义的夺取政权思想时，我们将发现自己离马克思主义十分遙远了。
在这个发展阶段，工团主义学说可以说是不再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有任何共同之处。它的主要原理是借用其他来源的。它已经深受自由主义学说的影响。它认为废除国家不再是一个最终目标，而是一个最近目标。它否定或丢弃了无产阶级旨在夺取政权的行动。
由于这一事实，它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对立起来。
Ⅲ．社会民主主义
改良主义社会主义只保留《共产党宣言》中的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因而有变成主要从议会和选举方面考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倾向。
相反地，革命工团主义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国家统治主义推向极端，只保留他们的废除国家这一最终目标，认为各工人政党的政治行动不过是次要的事情甚或有害的事情。
社会民主主义力求既反对这种工团主义的关门主义又反对这种改良主义的关门主义，因为它指定给工人们一个双重的目标：
（1）由组成政党的无产阶级夺取国家；（2）在完成这种夺取以后，废除作为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的国家，或者重复一下已经引证过的考茨基的话来说，就是“把现社会变成一个通过生产资料的集中而组织起来的庞大经济合作社”。
可是在社会民主主义內部，我们可以指出关于夺取政权、控制国家的想法的一些值得注意的分歧之点。
在国际和那些加入国际的党的成员中间，有一些人是右派，他们的想法同独立社会党人或改良主义者的想法没有多大区別；另有一些人是左派，他们却或多或少接近于革命工团主义；而在这两端之间，我们发现各个国家还有人数较多的叫做“马克思主义者”、“激进派”、“革命社会主义者”等等的斗士，他们力求使自己的行动适合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著作中所阐明的基本论点。
事实上，这三派中间很难划清界线。
在那些依附于国际的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者中间，不管人们多么醉心选举方法和议会方法，谁也不会不承认，在一个特定时刻，一次革命行动或一系列革命行动可以产生夺取政权的结果；另一方面，产业工会的直接行动可能是社会主义政党所采取的行动的必要补充。
同样地，在“革命者”中间，也没有人看轻议会行动或工团主义衍动的效用。
至于说到具有工团主义倾向的社会党人，他们从加入社会党和国际的时候起，就一定由于这一事实本身，承认有必要采取政治行动，不论那是改良主义的或革命的。
这一点，比如说，曾得到雨贝尔·拉加德尔的承认。他在一九一一年发表于《社会主义运动》（《Mouvement socialiste》）上的《工团主义对民主主义的批判》（《The syndicalist critique of demoeracp》）一文中这样说：
“在强调产业工会的作用时，我们并没有否认社会党的任务。我们只是给了它一个有限的任务：承认工人组织在规定社会主义价值标准方面的优先地位，并宣布它自己的任务的相对性；然后把它的行动限制在工团主义所没有涉及的纯政治范围之內；最后是在工团主义的基础上改组公用事业，从而削弱国家的权力。”
当然，这种思想并不是同各社会党的纲领中所声明的原则直接相抵触的。它们并不阻止“强调产业工会价值的”社会主义者去参加其他更重视政治行动、即议会行动的社会主义者所参加的团体。
虽然如此，我们却仍旧不能忽视，从原则的观点和方法的观点来说，在如此计划的社会主义和从《共产党宣言》发展起来的传统的社会主义之间，多少有一条界限。
而且，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区別，我们最好把拉加德尔的论点同一些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论点比较一下。那些法国社会主义者在茹尔·盖德的影响下，十分激烈地反对“工团主义”倾向，夸耀自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忠实的信徒。
可是，让我们不要忘记：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法国各种社会主义力量的统一，像別处一样，是不同倾向之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行妥协的结果；因此，我们今天很难使盖德主义这一法国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同具有改良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或具有工团主义倾向的社会主义明显地对立起来。相反地，当我们回忆几年以前盖德和拉法格于一八八○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鼓舞和理论配合下建立的法国劳工党的原则声明时，像现在我们谈论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那样，这些倾向的对立是十分明显的。
这个纲领的理论导言包含着《共产党宣言》的一切基本思想，在这个导言中明确地主张：“生产资料（土地、工厂、船舶、银行、信贷等等）归集体所有，只能从生产阶级、即作为一个具体的政党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入手”，并且“这种组织必须由无产阶级运用其包括普选在內的一切可能运用的手段加以争取，从而使它从历来的欺骗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
无论从所要达到的目的的观点来看或是从所采用的手段的观点来看，大可不必坚持这种想法同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的想法或改良主义社会主义的想法之间的区別。
首先，就夺取政权来说，劳工党的创始人对于被设想为完成社会革命唯一手段的总罢工的效力，并不比对于单纯通过普选来逐渐夺取政权的办法有更多的信心。
而且，他们没有改变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盖德在一九○七年南锡代表大会上同拉加德尔的讨论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声明：
“和有些人的主张相反，我从来没有使无产阶级的解放从属于它通过选举和法定手续以取得政权的行动。
我从来没有在一般宣传中或在支持同志们的候选资格的运动中劝导工人们哪怕有片刻工夫相信投票选举足以使他们获得解放；并且去年在兰姆的整个选举运动中我曾再三指出，选举不过是组织无产阶级的一种手段；选举是无产阶级的大演习。在这里，它将逐渐接近它所必须占领的阵地，同时也会提高阶级觉悟并对自己的力量有正确的估计，终于在二百万、三百万、四百万选民的推动下，它充满着自信，行使它的起义的权利，实行最后的冲击，从而完成它的不可避免的革命。这个说法是我随时随地始终坚持不变的。”
[11]
另一方面，盖德派反对工团主义者的反国家统治主义和改良主义者的国家统治主义，他们无论过去和现在都多少有些狂热地主张：
“1．现社会的各项公用事业虽然通过某些垄断企业的国有化而获得存在，却与社会主义无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它所带来的坏处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好处。
2．公用事业的开始取决于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社会化，而这种社会化本身又取决于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和剥夺资产阶级，这也就意味着革命。”
[12]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阅茹尔·盖德从圣贝拉奇监狱中写出来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他抨击了鼓吹在现社会结构內实行铁路、矿山和其他被垄断的事业国有化的布劳塞、马隆和其他“可能派”。
他实质上是说，这样理解的公用事业是与现代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不但不应当设法扩大这种事业，而且有理由攻击那些在很多方面阻碍无产阶级组织和行动的现有的公用事业。如果说德国已经把铁路并入霍亨索伦王朝的帝国政府，其目的只是想要尽量增加那个像別处一样由孚日山脉那边的消极服从的军队所构成的杀戮和掠夺机器的力量——这是一种从策略上或军事上考虑的手段。如果说法国在有一段时期內受到一项新的公用事业，即电话业的威胁，那是因为私营电话业同国营电报业进行了剧烈的竞争，而且也因为它逃避了作为邮电主人的资本主义国家随意投向我们信札和电报的炯炯目光——这既是财政部又是警察所采取的手段。如果说法国的海底电报是由国家敷设和经营的，那是因为我们的统治者感到亟需把宗主国同那些不能听其自然的殖民地联系起来，无法让私营企业来支配为完成这项工作所必需的时间——这是从殖民政策着眼而采取的手段。
我们甚至不能像有些人那样主张：公用事业至少是有益的措施；它们会便于无产阶级剥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国家以其各种事业在公共财产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愈大，剥夺者的任务就愈加容易完成。
首先，说公共所有权是资产阶级政权兼并私营工业部门的结果，这话是不正确的。在归属于现政权时，那些工业部门并不丧失其资本主义所有权、即工人阶级不得享受的所有权的性质。它们从某一个资本家的财产变为整个资产阶级的财产。
其次，公用事业的扩展直接助长资产阶级的势力。资产阶级政权所集中的工业部门愈多，它愈使更多的人受它的束缚并关心它的继续存在，如果我们计算在这一类人里面的，只是那些由于获得了较好的报酬和较高的地位而一定害怕任何会使自己的前途突然显得渺茫的变革的人们。
而且，国家集中管理过程的发展会削弱工人阶级，使它的运动陷于瘫痪，从而间接地助长敌人的力量。
“谁还比国家雇用的劳动者更不自由呢？对于国家，没有斗争可言——我不是说可以获胜的斗争，而是说可以参加的斗争。罢工毫无疑问只是一种小小的战争。它不会导致解放。因为，既然不触及到工资原则，它即使获得胜利，也充其量只会改善工资劳动者的状况，简言之，只会减轻他们的锁链的分量。
但罢工是举行演习的出色场所，它同时产生工人的团结和工人的组织。它是一座训练作战的真正的学校。这座学校把国家使其拒绝响应动员的那一部分无产阶级摒弃在校门之外。由于国家代替了雇主，工人遭到双重的奴役，因为他不但被卡住了肚子，而且被卡住了脖子。关闭的工场用敞开大门的监狱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更不必说国家由于毋需担心破产，在工人阶级坚持它的要求时从经济上考虑没有让步的理由。”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决不应该竭力要求建立新的公用事业，而是应该坚决鼓吹遏制现有的公用事业。哈佛和罗昂的两次代表大会这样决定以后，就在劳工党的纲领里写上下面一条：国营工厂应交由在厂工作的工人管理。
让俾斯麦之流和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相反地拼命增加他们所谓的公用事业吧；他们扮演了他们应扮的角色。那些机会主义领袖也是如此，因为他们钻进社会主义运动的内部来利用这个运动为自己捞取好处，始终只是把它看作迎奉资产阶级和为自己钻营政治地位的迂回道路；可是劳工党，即我们无产阶级有阶级觉悟的党，却将自始至终忠实于它的口号：
“首先是实行革命，也就是说，要从政治和经济上剥夺资产阶级；此后才举办公用事业，因为只有在把几个阶级合并成一个阶级即生产者阶级以后，真正公用的事业才有可能出现。”
十分明显，这样表述的社会主义是和国家统治主义截然不同的。
它决不促进在目前形式下的国家的某些机关和职能，而是反对把私营垄断企业变为国营垄断企业的任何措施，反对在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扩展公用事业；即使在今天，我们还看到盖德主义者和一般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仍旧或多或少忠实于这个行为方针。
例如，追随茹尔·盖德的法国社会主义者在一九○九年正式宣布反对赎买西部国家铁路。
但是，至少在各民主国家，各社会党大部分已经抛弃了或者有迹象就要抛弃它们原有的毫不妥协的态度。
它们赞成立即实行某些工业部门的垄断化或国有化。它们竭力主张夺取铁路、矿山、炼糖厂或炼油厂。它们已经不再等待在开始扩大集体产业以前首先应该完成的革命，并且从此以后，人们大可以反躬自问，是否还会有谈论社会主义反对国家的问题——是否人们不应该一反常态，承认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在滑过一条危险道路的过程中正在逐渐变成国家社会主义。
我们打算考察的，正是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根据下面两个基本论点，探究一下原始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为形势所逼，在什么程度上正在被修正或必须被修正：
1．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2．把现社会变成一个“通过生产手段的社会化而组织起来的庞大经济合作社。”
[1] 公元前六世紀的巴比伦王。——译者注
[2] 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66—167页。——译者注
[3]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79页。——译者注
[4]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89—491页。—一译者注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第163页。——译者注
[6] 《改《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réformiste”，第27页。
[7]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490页。其中用黑体字表示的着重号是王德威尔得标的。——译者注
[8] 《法国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Le socialisme réformiste FranCais》），第32页。
[9] 关于这个问题，請参看拉加德尔在《社会主义运动》（《Mouvement Socialiste》） —ont face="宋体">九○九年十一—十二月号上发表的论述法国工团主义起源的文章。
[10] 阿列曼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领导的“工人社会革命党”素称为阿列曼派，带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性质。——译者注
[11] 《社会党和劳工总同盟》，第39页。
[12] 盖德：《社会主义与公用事业》（《Le socialisme et les services publics》），第20页。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