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逐步前进[1]
罗莎·卢森堡
论波兰资产阶级的历史
沙皇访问[2]华沙以来已经几周时间过去了，而波兰和俄国报刊激动的浪潮还没有消退。“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一个新时期”、“波兰历史上新的一页”，形形色色的机关刊物都对沙皇这几天在华沙的访问发出这样的惊叹。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阵营受到的震惊最大——人们感觉波兰要发生重要的事情，而且面对这些事情时完全不知所措又群龙无首。乍看之下这种喧嚣真的难以理解。发生什么事情了？俄国在波兰的暴政采取了新的方针最近的俄罗斯化法令作出了充分的回答。资产阶级波兰的忠诚意味着“新时期”吗？出席最近一次沙皇加冕典礼的华沙的代表们向我们愤怒地谈到了俄国人让人没齿难忘的行为。还有这一次：民意—神意。事实上，波兰正在进入政治生活的一个新时期。只是不能用日常现象的狭隘眼光来看待事件的本质和意义；自俄国兼并以来，从波兰的整个政治发展的角度看，新时期的轮廓已经清晰可见。
一
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把在会议桌上的波兰[3]建立现代工业的荣誉归于波兰的自治政府，并将这个政府把资产阶级发展的福祉洒向全国的行动，称为拯救祖国的行动；如果爱国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能更好地理解波兰的历史，特别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那他们就放心地把培育现代工业的功劳让给受之无愧的俄国政府。波兰的资产阶级是将波兰与俄国捆绑在一起的意念所变成的血肉。
那时，沙皇敕令（1815—1830）[4]将外国的手工业者诱骗到波兰，打破旧贵族秩序，才得以创造现代工业的首要条件；那时，公开的变节分子、俄国的仆人和波兰的大地主，作为会议桌上的波兰的自治政府与俄国极为一致地同意发展大工业。最后，俄国为暴力和背叛的私生子提供了第一批乳汁：在最初的十多年中，俄国的销售市场确保了波兰工业的整个存在。
这个孩子没有否认自己的出身。波兰工业成了向俄国出口的工业，当时波兰还没有建立自己的内部市场，而波兰的资产阶级则成了波兰与俄国融合的代表，以后很久，他们才成为波兰内部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第一声啼哭是：滚开，波兰的完整！滚开，波兰与俄国之间的关税边界！“波兰属于俄国，两国构成一个唯一的整体。”[5]而俄国在1831年像回声一样重复道：波兰人想要独立？“没有海港，他们能成什么气候；没有俄国的销售市场，他们的工业怎么办？”[6]在起义被镇压之后[7]，坎克林的贸易保护主义派利用尼古拉一世的莫名之火，提高了俄国对波兰的关税税率，[8]导致波兰向俄国的工业出口迅速下降，但不久以后的1833年，给予优惠的沙皇敕令不断下达，并于1851年彻底消除了关税壁垒，“主要是出于政治性质的动机，……政府在寻找能使波兰和俄国稳定团结的方法。”[9]资产阶级作为俄国和波兰之间的纽带的历史使命，无论对资产阶级，还是对俄国，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
然而在19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波兰的统治一开始并没有依靠资产阶级。在自然经济的波兰，低级生产形式的代表，资产阶级在人民中没有任何追随者，因为他们都是从国外被诱惑来的，并得到政府器重的；他们本身其实是一群形形色色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可靠的存在：破产的德国手工业者、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碰运气的荷兰人、比利时的“产业天才”、出身可疑的波兰冒险家——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没有历史和传统，人生地不熟，在全国受到歧视，直到60年代在贵族的波兰都起不到任何作用。农民改革[10]以前，波兰依然是贵族的。
资产阶级体现的是对俄国的依赖关系和无国籍；在自己的土地上、在自己的庄园生活的贵族体现的是波兰的完整和独立。支持贵族的是天主教教权派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贵族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广大贵族对农民阶级的统治面临俄国政府阴谋的威胁，面临俄国扶持的资产阶级制度的威胁，他们被迫成为反对派。在现有的条件下，他们内部的阶级斗争必然采取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民族斗争的形式。而整个波兰的精神生活都受到了分裂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贵族和资产阶级在各个方面都势不两立。对资产阶级来说，与俄国的融合和消灭贵族的自然经济，是其发展的积极和消极的前提。对贵族来说，资产阶级的每一步发展都意味着他们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毁灭。贵族在1831年喊道：“尼古拉一世努力向我们保证过的物质繁荣，它在哪里？辉煌的华沙只能更加明显地衬托出地方的贫困。……人民群众中的农民在各种负担的重压下崩溃，取代他们的是一个得到政府支持的工厂主的特权阶级！”[11]23年后，贵族惊恐地喊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子女还会不会有仆人，或者他们自己会不会成为仆人。……”[12]
而事实上，如果外来侵略者——资产阶级，成为波兰的主人，那么波兰的旧主——贵族，就必然降格为仆人。但是，直到贵族最终垮台，直到他们被俄国的刺刀刺杀倒地，波兰的资产阶级必然在阴影下生活。
二
俄国政府砍倒了贵族民族主义的大树——波兰的领导权就像成熟的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的怀抱。
1864年的农民改革、从此引入的货币经济和波兰产品在俄国开辟的大市场，为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资产阶级成为波兰的领导阶级创造了前提。现在这伙在数量上和物质上得到加强、但仍然是半生不熟的家伙，已经有资格组成定调的阶级，并作为阶级提出一个能够团结其他阶级的纲领。
但是，资产阶级不能公开展示他们真正的阶级纲领——直截了当地坚持俄国的统治。迄今的领导阶级的全部世界观虽然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而贵族已经准备听天由命，但是记忆犹新，他们斗争的回声还在余音缭绕，而社会迄今的全部意识形态不能一下子被抛弃。因此，对资产阶级来说，在他们表达资产阶级的现实的时候，同时必须兼顾贵族的理想，也就是提出一个纲领，其中既要形式上表示继续进行民族斗争，同时又要为与俄国和解铺平道路，这个纲领既要表达一个被压迫社会的理想需要，同时又要宣扬对纯利润的崇拜，简而言之，要能够将民族的独立和俄国的兼并结合在一起。
求这个圆的政治面积的方法已经找到：70年代公布了一个所谓的有一定重要性的或基础的劳动纲领[13]。为民族独立而进行武装斗争——新的学说认为——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且只会给国家造成损害。国家必须服从，因为它软弱而不统一。波兰只有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能得救。目前，我们必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想办法，协调民族内部的统一：民族的财富、教育、各阶级的和解——这是下一个目标。但是，“社会机体”的健康只是所有器官和细胞正常运转的简单结果。因此，每一个“社会器官”——不管是商人还是医生，农民还是作家，律师还是教师——都在自己的领域和平地劳动，而波兰的物质的和民族文化的重生，它的政治重生的首要条件，是自行产生的。
纲领的最终目标——波兰的真正独立——从一开始就不断改变，这个目标的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性情，任意设想为在不久的将来或遥遥无期。为此，直接任务在纲领中的表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其核心是，建议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和平地工作，而不是进行民族的武装斗争；建议个人在本行业从事与世无争的活动，而不是服从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统一的政治意志。这是植入民族纲领中的曼彻斯特主义，政治上的通行证，在拯救祖国过程中的自由竞争。这种自由竞争在70年代波兰的具体条件下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就是资本主义。但现在看来，发展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使波兰重生的手段。纲领的结论是完全放弃任何政治行动，而且是为了政治解放而宣告放弃的。结果是与俄国统治的和解，而这个和解的目的据说是波兰的独立。
这个“有一定重要性的劳动”的学说就像咒语一样把社会从僵化中解救出来，当时由于僵化，社会在70年代的突变[14]结束后的第一时间，还处在祭坛和众神的废墟之中。后来，人们不顾压迫者的残酷镇压，又找到了一种模式，同时找到了一个为资产阶级发展大开方便之门的理想借口。贵族可以安心地与资产阶级的利益一起接受俄国的枷锁，因为二者现在都贴上了“为了祖国”的标签。知识分子可以献身于现在叫作“民族文化工作”的自由职业。这种“基础性工作”，也就是教育农民阶级，遏制了“不安分子”的行动渴望。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是波兰一个热心培植科学的时代——特别是达尔文主义、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是一个与“小农”和谐相处的时代——入选乡镇政府机关是荣幸，动人的“农民小说”如雨后春笋——，是一个新闻出版蓬勃发展的时代，而尽管如此——仍然是一个创办工业的时代。
这项事业已经完成。资产阶级成了社会、文学和新闻出版的领导者，此外还真诚地信仰自己的理想主义。这个以前的外国灰姑娘成了国内的主人公。而资产者作为真正的新贵没有一点兴趣庆祝他们对傲慢的贵族老爷的胜利：没落的小贵族对资产阶级的新波兰感到无所适从，每走一步都显得滑稽可笑，成了70—80年代幽默小报的讽刺的固定形象和主要调味品，他们最后被某位波兰的奥芬巴赫[15]搬入轻歌剧《华沙之旅》中进行挖苦和嘲讽，引得市民们开心地狂笑不已。
只需几年，就足以能使“有一定重要性的劳动”纲领成为整个有产阶级波兰的福音书。但也只需15年，就足以能把这个纲领移到废物间。即使向民族主义妥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难以开启，因为妥协的熔炉已经彻底改变各个阶级的本质，并使这种妥协本身完全成为多余的。贵族社会不久便立足于资产阶级关系的基础之上，他们与过去联系的桥梁已经断裂。国民军以前的主要军团——贵族，成了占有土地的有产者。人们现在可以在波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的观点经历了巨大的发展。……对波兰农业最强大最有利的保护者莫过于半个世纪前还为人所不齿的、对陌生和险恶的东西十分反感的工业，这是明摆着的事实。”[16]贵族寄希望于“农业的工业”，而工业一旦强大，“人们”——这里透露出对俄国的战争计划——“就会想占领……外国的销售市场，与帝国偏远地区做种子和牲畜生意。”[17]
小资产阶级原来是国家军队的尾巴，如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有较强生命力的分子，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小资产阶级中的没落部分依然忠实于民族主义。但是由于国家军队的尾巴成了整体，民族纲领本身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兵力，不得不缩减成一个可怜的小尾巴。这个小尾巴日益感染一种消极的反对派情绪，一个纯粹的现代的特征——反犹太主义——在其中占上风。小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行动纲领，只能向天主教会求救。但是天主教会给他们的回答，即利奥十三世的通谕（1894年）[18]充满了嘲讽，说什么人们在天国也已经放弃重建波兰的所有希望，俄国的暴力统治现在是上帝在波兰的真正代表。资产阶级不需要重视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族情绪。这个阶层——是资产阶级肉中的肉，血中的血[19]）——不久便完成了将早期分裂主义的民族主义转化为它们的直接对立面。他们把民族主义归结为反对俄罗斯化和排挤国家机关中的波兰人，所以这个阶层声称，对他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废除俄国的统治，而是在俄国统治下完善内部设施，即毫无阻碍地利用波兰资产阶级的发展。
因此，内部阶级关系的变革已经完成。“有一定重要性的工作”的纲领完成了它的使命，可以隐退了。现在，资本主义通过俄国市场的致富不再表现为重建波兰的手段，而是表现为本身的目的。现在，饲料、萝卜和烧酒本身也足够诱人。现在，即80年代末，毫无顾忌直截了当地致富，才成为口号。因此，整个社会的外在面貌都发生了变化。在农村因使用权争论而激化的关系扫除了阶级调和的闹剧。原来对实证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满怀热情，现在对所有科学，只要不赚钱就表现出愚蠢又自满的冷漠——社会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再需要关心“物种起源”[20]。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是文化的载体，现在就只有赤裸裸的名利欲。人们试图用来隐瞒事情的全部象征性语言都被搁置在一旁。工厂如今只是工厂，而不再是“济贫机构”；医生就是医生，而不再是“进步的旗手”。农民如今是贱民，而不再是“小农”。在70年代，资产阶级还满腔热情地按自身的形象改造社会，到了90年代，这种热情在资产阶级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完成了伟大的杰作，正在享受他们第七日的休息。
西欧国家资产阶级的情况也相当不好。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之笛，吹奏出一曲一切尘世之事皆易逝的歌。但是他们经历过暴力斗争，并能缅怀往事。波兰的资产阶级是幸运的，能够把波兰的斗争交给外来占领者，而自己只管“人间的财富”。“有一定重要性的工作”的时期是唯一短暂的时期，那时“有一定重要性的工作”提出某种类似意识形态的东西。但这也不是一个在斗争中激励英雄气概的上升阶级的，而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因为后者必须对自己和社会隐瞒它的胜利的恶劣后果。波兰有产阶级最后的幻想破灭之后，她的精神生活就像“凯旋的恶棍之歌”。而这是资产阶级波兰必然降低到的程度，因此，像9月1日接待沙皇的场景得以在华沙的城墙上演。
三
随着“有一定重要性的工作”这个无害的纲领的通过，波兰社会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了魔鬼。预期的波兰“重生”原来是最平常的资本主义的再生，为波兰独立而准备的行动原来是最简单的政治禁欲。而在社会看似已经完成转型的今天，魔鬼，即资产阶级带着调皮的微笑向社会宣告，亲爱的！如果你们以为，我的全部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在你们惬意的社会中安睡于政治禁欲的泥潭，那么，你们就大错特错了。当过去的民族愚蠢还在你们头脑中作祟的时候，这样做是不错的，而今天你们已经觉醒。善始必善终。如果你们觉得喜欢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方面，那么，现在也要欢欢喜喜地接受政治后果。
政治后果是什么？波兰社会应该做什么呢？答案就是在华沙接待沙皇。对认真阅读最近几年的波兰报刊的读者来说，波兰资产阶级正在准备采取新的行动，这一直不是秘密。在过去的10年中，波兰的大工业再次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自1885年起，波兰工业的市场一步步地扩展到了整个俄罗斯帝国，从立陶宛到俄国中部、到高加索、伏尔加河地区、西伯利亚及中亚。资产阶级利益的重心日益东移，向俄国腹地推进。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激发了波兰资产阶级巨大的胃口和希望；有人已经在波兰的报刊上表示担心，“德国人”会不会夺走一部分预期的利益，并梦想着使华沙成为两个大洋之间的世界贸易新航线上的中心。在中亚，在波斯，波兰的销售市场走在俄国贸易的前列。另一方面，由于俄国的关税政策，波兰的一大批工业部门将原来使用的外国原材料，现在改用俄国的原材料。总而言之，波兰与俄国的经济的并生，在70年代是决定性的趋势，在90年代则成了决定性的事实。因此，波兰资产阶级对涉及帝国经济的每个规定、每个意见和每个项目都极感兴趣。
资产阶级早已在决定直接涉及波兰的各种经济政策问题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并指定他们的代表到各个相关的委员会或部门任职。但是，这在目前的条件下已经不够了。现在，波兰资本主义的利益不是各自为政的集团，它们到处都相互渗透。对资产阶级来说，它现在必须占据新的位置：成为共同参与整个帝国经济政策的一个因素，能够不仅对波兰的，而且对俄国的行政管理施加压力。
另一方面，贵族绝没有感觉到已经实现自己希望的最高目标。虽然他们发誓完全放弃过去，但拿自己的状况与俄国贵族的情况相比，发现他们最终的所得少得可怜。在俄国，将拯救没落贵族的地产提升为首要的国家任务，所有费用通过一系列专门机构，如贵族银行、粮食信贷的发放机构、提高粮食价格委员会等等计入国库账户；俄国的贵族有自己的常设利益代表机构，有农村自治，甚至行政区领导个人对农民享有动用司法警察的权力，而波兰的贵族现在就只能依靠“自助”。他们不仅要忍受自己反动的变节行为的损失，而且要忍受自己变节行为不完整的损失。因为他们一方面已经放弃了波兰政府，另一方面还不能说俄国政府是自己的。近年来，波兰贵族要求国家帮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为了享有他们发誓放弃一切的果实，他们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设法接近沙皇政府，与俄国贵族平起平坐。
但是占据新的位置是有条件的。资产阶级的波兰要参与对俄国国库的共同治理和共同劫掠，不能通过立宪造反。相反，在专制制度下，进行统治意味着卑躬屈膝，一个社会阶级想要利用专制制度，只能从一开始就成为专制制度的仆人。可见，波兰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面临的任务，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彻底改革波兰与俄国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尽管同俄国有一切经济上的联系，波兰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仍然是一个古怪的整体。分裂主义的倾向已经被消除，并转化为政治禁欲。但是政治禁欲本身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放弃民族主义，而另一方面同时也放弃参与帝国的政治生活。在俄国，整个新闻界和现存的各阶级利用特殊机构，使俄国的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的需要，通过协商、请愿、利益代表机构、社团组织与内阁的直接交往，积极参加政府行动，而波兰对帝国的政策至今表现得相当消极和冷漠。只有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波兰社会和俄国政府之间的活的纽带，但是他们好像没有社会的参与就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人们在波兰的报刊上很少看到有关俄国社会生活的内容，总体上说，正是由于新闻界完全缺乏政治主动性和一定程度的过分的慎重，使波兰仍然保留自成一体的最后一点假象。另一方面，波兰的这种慎重使俄国的爬虫报刊[21]得以长期怀疑有“波兰阴谋”，并责备资产阶级说，波兰只能受穷，而不能忍受俄国统治的内在欲望。
现在该有一个了结了。如果资产阶级完全成为俄国政治的一个因素，而贵族成为政府的奴才，那么波兰必然成为沙皇俄国的一部分。如果俄国允许波兰资产阶级参与帝国事务，那么，波兰就必须说明，它将这些事务看作自己的事务。另一方面，如果沙皇制度不再只把波兰资产阶级当作自己在波兰的傀儡，而是看作在俄国的一股力量，那么，波兰资产阶级必须说明，它在波兰的价值不再归功于俄国的优待，而是要自力更生，即使面对沙皇制度，它在必要时也能以波兰社会为依托。自从尼古拉二世登基以来，波兰的两个统治阶级都在全力以赴地朝这个方向努力，要做的只是使这些准备步骤更加完善。波兰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同一性和二者作为积极的支持者服务于专制制度的意愿，应该说已经预先用实际行动向俄国展示了，而9月1日和2日在华沙接待沙皇也是这方面的一次展示。
每一次沙皇访问波兰，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将会见安排得意义深远，独具匠心，各等级都穿着盛装，配有徽章和乐队，每个乐队都围在自己的凯旋门周围，波兰王公、犹太的交易所投机者和德国的制皂工人、穿着燕尾服的资产者、穿着民族服装并带配剑的乡绅、各个行会都举着自己的旗帜、穿着黑色绸缎长袍的犹太拉比、穿着白色法袍的天主教修士、穿着乡村服装的农民、以歌咏协会编组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铁路部门官员、游艇俱乐部、摩托车骑手，所有人排成整齐的方阵，在华沙的街道上冒着汗，耐心等待几个小时，所有乐队齐声演奏《神佑沙皇》，声音震耳欲聋，城市用灯光、鲜花、彩旗和方尖柱装扮得十分迷人，5000名穿着燕尾服的礼兵组成仪仗队，20万人从各地赶到华沙参加游行，在沙皇宫殿的窗前唱着译成波兰语的赞歌《神佑沙皇》，有数十万人参与认购公债，总额达100万卢布，要用于设立一项纪念基金，波兰所有的报刊上都刊登着热情洋溢的欢迎文章——大家都在奴才们燃放的冲天烟火中迎接尼古拉二世。资产阶级让整个波兰的有产者在沙皇面前列队通过，并向他呼喊：我就是波兰！整个波兰跟着我，而且整个波兰都准备在我的召唤下跪倒在您的宝座的台阶前。在欢迎沙皇时，波兰代表团的欢迎词是，“我们的千百万颗心就是送给您的礼物，整个波兰在您大度的独裁统治中（！），在内心的平和（！）与帝国的外部力量中看到了自己光明的未来（！），并愿意在幸运和不幸中都忠实地为您效劳，他深爱的君主。……”这时从郊区布拉加的城墙上隐隐传来一声叹息：“他深爱的君主”，要知道，这里现在是迎接沙皇的火车站，而100年前则是苏沃洛夫进行大屠杀[22]的地方。
“光明的未来”——“独裁统治的宽宏大量”——这是一个懂得为自己的要求穿上专制政权的合法外衣的阶级的官方语言，是官方的诗歌。一天前，这个代表团用朴实的散文诗，向华沙市长简明扼要地表述了游行的目的：“但愿我们到了成为有机统一的帝国整体的一个更有利的因素的时候了。”这次接待沙皇只是对活生生的图像所作的注解。幻想的翅膀是多么有力，远远超出了这种幻想的波兰专利人和俄国公众的所有预期。整个官方的和资产阶级的俄国惊讶不已，它对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虽然有所准备，但仍然紧张地关注着游行的过程。《新闻报》叫道：“波兰生活中的新的一页开始了”，《星期周报》重复道：“目前这个时刻是波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圣彼得堡新闻》补充道，波兰“想要加强它与帝国之间的联系”，最后，卡特柯夫[23]曾主编过的煽动性周报《莫斯科新闻》也不怀好意地总结说：“可见，波兰即将在政治关系方面成为俄国人”。甚至连最不妥协的爬虫报刊也都偃旗息鼓。根据专制制度的政治机构——只是还没有得到独裁统治者的批准——批复下来了：“期待的承诺只字未提”。尼古拉二世给资产阶级的华沙的答复是：“我完全相信你们的感情是真诚的。”暴力统治欣然接受了下面的建议，向波兰保证一个“光明的未来”，并向波兰社会出具了证明书，证明它已经完全成熟，可以成为沙皇制度的支持者。这就是这个历史事件的结果。
随着沙皇的访问，开启了波兰政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在第一个时期，贵族以波兰的名义领导与俄国作斗争，而资产阶级——外来的，而且人数较少——则公开表现他们对俄国的友好。在第二个时期，资产阶级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将民族分裂主义转化为政治禁欲，并用民族的谎话使贵族社会接受资本主义。在谎话消散、资本主义自己得出政治结果之后，资产阶级以发展的形式回归他们原来的纲领，不仅支持兼并，而且支持专制制度，但这一次回归不是与波兰相对立，而是以波兰的名义回归。
波兰的两个统治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因为自60年代以来生活在阴影下的贵族再次走上前台。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俄国的专制制度只是它的政治统治的一个受历史制约的，虽然暂时是完全合适的替代品，而贵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注定是一个支持专制制度的阶级。但是，必然的结果是，贵族先是在与专制制度的斗争中败下阵来，随后否认历史赋予自己的形象，接受那个曾经是自已敌人的阶级——资产阶级，并在政治上资产阶级化就是为了今天再次穿上贵族的外衣，且认为支持王座是自己的社会职能。俄国最反动的半官方报纸《莫斯科新闻》已经要求，在波兰计划实行农村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时候，应该将自治机关交给最可靠的等级——贵族。而取消农民对地主财产的使用权的方案证明，专制制度认为从现在起用农民胁迫贵族是多余的，相反，贵族表明更合适代表专制制度控制农民。
波兰的政治志向的历史同时也是波兰民族主义的历史。9月1日，统治阶级第一次敢于以整个波兰的名义与俄国独裁者当面说话。要是在七年前，当面与俄国独裁者说话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情况只有在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进行了最近几次力量比试之后才可能发生：1891年5月3日的宪法百年庆典，1893年的“全国哀悼日”和1894年的柯斯丘什科[24]纪念日。一群没有主见的大学生都因自己的冒险行为而惊慌失措，他们就是从国民军中剩下的全部。爱国主义留下的最后一点形象如此可怜，以致整个波兰新闻界都称他们为“没有头脑的街头混混”。因此，资产阶级和贵族可以肆无忌惮了，而民族主义者再次对他们表示认同。在接待沙皇的时候，对所有重建波兰的拥护者来说，是说话的最后期限，哪怕极其微弱的民族主义不和谐音都会使整个仪式泡汤，然而他们却一声不吭。不仅如此，爱国主义的部分小资产者和知识分子默默地站着，看着所有行会和新闻界的知名代表如何以他们的名义参加游行。
看来历史还想给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没落一个合理的表现。早在沙皇访问之前，俄国就已经开始对波兰作出小小的让步：取消了自上一次起义以来在农村征收的特别税，报刊获准可以讨论俄波关系，而最大的让步是沙皇政府允许在华沙为歌颂波兰自由的最伟大的歌手密茨凯维奇建立纪念碑。在爱国者和革命家密茨凯维奇失去全部影响以后，波兰可以向诗人密茨凯维奇致以崇高的敬意。而现在，波兰资产阶级指着他的纪念碑叫道：这是我们的政策的成果！如果我们政治上成为俄国人，那么，人家就会允许我们在文化上保留波兰。波兰的报刊在沙皇访问之后异口同声地重复说：“我们可以是一个善良的波兰人，同时也可以是一个善良的俄国臣民。”
这样，历史的发展就将波兰问题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政治独立的问题和民族文化的问题——并使两者彼此对立。在第一个时期，二者还联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贵族通过反对政治奴役的斗争维护波兰文化。在第二个时期贵族说，让我们通过和平的工作内部团结起来，不顾政治奴役，我们保持我们的文化。今天它说：只有忍气吞声地服从，俄国才会给我们作出民族的让步。只有接受政治的奴役才能拯救民族文化。俄国宪兵是波兰文化的保卫者——这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说的最后一句话。[25]
事态在波兰的最新变化对工人阶级的斗争来说，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整个资产阶级波兰转向积极的俄国政策，可以说是将专制制度移植到波兰。直到现在，由于政治禁欲和波兰社会的消极态度，专制制度落户波兰纯属偶然，根本原因在于兼并的条件。因为资产阶级波兰在政治方面是俄国式的，而波兰社会可以说习惯于专制制度，所以专制制度不再只是俄国的，它也将是波兰的专制制度。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在政治斗争方面的宣传鼓动就方便多了：为推翻共同的专制制度，并在帝国争取宪法自由，波兰无产阶级与俄国无产阶级必须开展共同的斗争，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波兰贵族热烈欢迎沙皇制度，将产生另一个重要后果。政府不能对贵族表示半点偏爱，同时不能——现有的计划已经说明——伤害农民阶级。但是，如果贵族有朝一日开始以沙皇制度的名义虐待农民，那么，“沙皇——农民的解放者”这个古老的寓言就将在波兰消失。新的贵族经济只需几年就能将因错误相信而产生的全部怨恨，变成对沙皇的狂热仇恨，并且或许还能将今天对独裁统治的支持，变成对战斗的无产阶级的有力支持。
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悲惨结局，同样有利于工人阶级。对于无产阶级完全现代的朝气蓬勃的阶级斗争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早已衰落的斗争残余和先辈们的半死不活的各种遗训是灾难性的。最近发生的事件给波兰的民族主义造成致命伤害以后，至今还在徒劳地钻研旧传统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摆脱了旧的传统，并转向无产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在现有条件下很难拯救民族主义于灭亡，很难解放现在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受制于俄国的波兰，就像工人阶级不能阻止例如小企业的灭亡和资本主义过程的其他后果一样。但是，既然它要为波兰的自治自由而斗争，那同时也要维护波兰的文化，并从历史的洪流中拯救能够拯救的一切。
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可以从容地关注波兰的变革。阻止变革的进程是不可能的。但是能够而且必须要做的是——展示事件的革命的一面，并在阶级斗争中实现这一个方面。
1897—1898年《新时代》（斯图加特）第16年卷第1卷第164—176页
[1] 我们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我们对波兰民族的生命力的评价比她更高。我们已经在1895—1896年《新时代》第14年卷第2卷发表的文章《波兰灭亡了吗？》（第484页及以下几页，第513页及以下几页）中分析了我们的观点与她的观点之间的对立。但我们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波兰民族思想的基础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传统的民族政策已经过时。不管人们对卢森堡小姐的观点作怎样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她的著作都十分有助于对这个过程的考察和理解。
当然，《新时代》也发表了不代表编辑部观点的文章，编辑部保证每一个撰稿人都有充分发表意见的自由，只要这些意见有根有据，而且适合于推进我们的事业。我们认为，在这里没有必要再一次特别强调这一点。要是我们的一些波兰朋友在民族事务上不十分敏感，那就好了，当然这对一个被压迫的、为生存而斗争的民族成员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编者注【此处的“编者”不是指本书的编者，而是指《新时代》的编者——录入者注】
[2] 1897年8月30日，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到华沙观摩军事演习。——编者注
[3] 见本卷第45页脚注【1】【即《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第二节的第一个脚注。——录入者注】。——编者注
[4] 见本卷第133—136页。【即本卷的《波兰的工业发展》——录入者注】——编者注
[5] 波兰财政部长卢贝茨基于1826年向俄国政府提出了有关波兰工业利益的申请。见洛基申斯基《波兰关税税则的历史》1886年圣彼得堡版第220页。——作者注
[6] 这是尼古拉一世对耶齐尔斯基伯爵说的话。见1831年2月9日《信使报》第54号。——作者注
[7] 1830年11月29日在华沙爆发的军人暴动演变成一场反对沙皇外来统治的人民起义。1831年9月7日沙皇军队占领华沙，镇压了起义。——编者注
[8] 叶·弗·坎克林1823—1844年是俄国财政大臣，在关税政策方面主张贸易保护主义，要求通过贸易保护来弥补封建国家预算中的周期性赤字，从而抵制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编者注
[9] 洛基申斯基《波兰关税税则的历史》1886年圣彼得堡版第245页。——编者注
[10] 沙皇政府被迫于1864年3月2日废除波兰的农奴制，从而保证了波兰农民在1863—1864年的斗争中赢得的权利。——编者注
[11] 1831年3月20日《信使报》第93号。——编者注
[12] K.科兹米安《回忆录》1865年克拉科夫版第3卷第623页。——编者注
[13] “有一定重要性的劳动纲领”于1876年7月由知识分子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公布。（有一定重要性的，原文是“organisch”，意为“有机的”，或“器官的”。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个器官，而每一个器官在社会上发挥的作用不一样，比如贵族原来是社会的主宰，但时代变了，他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变了，但还没有失去他们的全部作用，在某些方面还起着一定的作用。）——编者注
[14] 1860—1861年的农民起义浪潮导致1863年1月22日在波兰王国、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没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而于1863—1864年遭到血腥镇压。——编者注
[15] 雅·奥芬巴赫（1819—1880）——法国作曲家，古典轻歌剧的创始人之一，这里指波兰的某位小编剧。——编者注
[16] 1894年《每周评论》（华沙）第50期。——编者注
[17] 参看小资产阶级的民族系列丛书《从今天起》第7辑。——编者注
[18] 教皇利奥十三世1894年3月19日的通谕《我们的爱与关切》表达了天主教会对波兰民族问题的态度，要求波兰人民向他们的统治者，特别是俄国沙皇表达顺从、爱和忠诚，而不是为民族独立而斗争。——编者注
[19] 参看《圣经·创世记》第2章第23节。——编者注
[20] 即查·达尔文《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编者注
[21] 爬虫报刊是指得到政府资助的反动报刊。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下院发表演说时在另一种意义上使用了这一用语。当时俾斯麦把政府的反对者称为爬虫。但是后来这一用语却恰好被人们用来指那些卖身投靠政府并为其效劳的记者。俾斯麦本人于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演说时不得不承认“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已在德国广为流传这一事实。——编者注
[22] 亚·瓦·苏沃洛夫自1794年8月起在镇压波兰的解放斗争中任沙皇军队总司令，并于1794年10月24日的大举进攻中占领了华沙郊区布拉加。——编者注
[23] 米·尼·卡特柯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起初是温和的贵族自由派的拥护者，曾主编《莫斯科新闻》（1851—1855、1863—1887）。——编者注
[24] 塔·波·柯斯丘什科（1746—1817）——波兰将军和政治家，因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和领导波兰全国起义而享有盛名。——编者注
[25] 加利西亚的部分资产阶级报刊对沙皇访问华沙期间的接待礼仪的极度奢华感到震惊，试图将这种奢华归因于上述俄国对波兰民族感情的可怜让步。大张旗鼓地放弃民族主义本身就只能是一种“民族的感情冲动”的结果！民族主义者没有发现，俄国作出让步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而他们想接受那些附带条件，借口只能是表达忠诚的感情爆发，并想按他们的设计拯救民族主义，只是实际上没有通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是通过俄国总理府的大笔一挥让它灭亡。是的，不仅如此，他们没有注意到，对民族感情本身作出让步，只是因为俄国已经不再认为“民族感情”有任何政治意义。——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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