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波兰的社会主义
罗莎·卢森堡
波兰国家三个部分[1]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极为不同，所以各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和形式也都各不相同。尽管十分缺多公开而有力地开展阶级斗争的政治条件，但是，社会主义恰恰在俄属波兰最受关注，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表现为最独立、最有特点的波工人运动。因为在普属波兰和加利西亚，波兰的无产阶级依然只是吸收德国以及奥地利工人运动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成果，而会议桌上的波兰[2]的社会主义者则必须通过自己的经验积累，悉心整理明确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同时宁愿以俄国工人运动为榜样，借用他们的斗争武器。
俄属波兰的社会主义思想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布朗基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爱国主义。——第一个流派在1877年就在华沙的大学生青年中开始的社会主义讨论过程中逐渐形成，1882年作为社会革命党的“无产阶级”[3]登上政治舞台。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组织，它领导波兰运动多年。该组织的形式由两个不同的因素决定：一方面受享有盛名的俄国恐怖主义政党“民意党[4]”的影响，另一方面受西欧工人运动的影响。80年代的波兰社会主义者从西欧工人运动那里接受了《共产党宣言》的总则部分，尽管他们的理解是片面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的对立、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变革的客观先决条件，以及工人阶级实现这种变革的历史使命，成了该党的教条。这足够赋予运动以明显社会主义的，突出的阶级特征。波兰政党“无产阶级”和它的盟友俄国的“民意党”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民意党”将自己社会主义的未来理想寄托于有产的农民阶级.以为能够使原始的农民公有制变成俄国新社会制度的起点。
然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一般观点，还不足以勾画该党的行进路线图，还必须理解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但恰恰在这方面，该党不是立足于西欧的运动，而是立足于“民意党”，而“民意党”认为，革命的少数派的密谋是夺取国家机器的手段，并依靠人民开始进行社会革命，但是将恐怖主义视为准备密谋活动的主要手段。“无产阶级”党也认为，他们的直接任务不是从沙皇制度下实现宪法自由——相反，他们嘲讽“资产阶级的”宪政自由主义是虎头蛇尾——，而是工人阶级的专政，并在专制制度下直接争取社会革命。尽管该党的书面纲领自觉列举了所有的民主要求，但这些要求不是用作工人阶级日常斗争的准则，而是用作未来革命政府的过渡性措施。因此，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出发点，不是形成“反对党，而是形成未来占统治地位的党”。
因此，波兰的社会革命党“无产阶级”是没有政治纲领的西欧社会民主党，同时也是没有农民公社理论的俄国“民意党”，是嫁接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上的布朗基密谋理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无产阶级”的全部实践活动。
由于缺少直接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政治纲领，所以该党不可能吸引工人群众——无产阶级作为阶级参加斗争。密谋活动绝不适合群众，它总是以群众的名义把这种活动交给一小撮革命的维护者手中。如果群众自愿登上舞台，那么该党只能以自己狭隘的宗派教条——“社会革命”相敷衍，不能给群众提供任何更实际、更有用的东西。该党指责工会斗争是无用的，认为只有能造成血腥结果的罢工才具有革命的意义。鉴于此，运动必然带有宗派性质，并局限于宣扬一般的社会主义原则和恐怖主义的秘密团体的狭隘范围。
但是，另一方面，布朗基主义的策略只考虑国家机器各个中心。在充满市侩气息的小城市发起政变正如莫泊桑在《决斗》中风趣表述的——将是闹剧。当然，俄国没有发生政变。但是，“民意党”的恐怖主义，要瓦解国家机器，也只有在掌控国家政府的首都，在彼得堡才有用。因此，在波兰，虽然“无产阶级”与“民意党”在1889年结成了正式的行动联盟，但那里保留的不是恐怖主义——该党出于自卫杀死两名叛徒[5]一案撇开不谈——而是仅在宣扬恐怖主义和密谋者处理外部组织杂务时保留的“各级委员会”，“一级和二级代理人”，等等。
然而，我们，用恩格斯的话说，听凭那些政治上的小商人去琢磨波兰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可笑的幻想”[6]，为自己清醒的思维方式沾沾自喜。其实，“无产阶级”党已经为波兰工人阶级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它首先以一个宗派的全部无畏和果敢，宣告波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利益对立，全力以赴地进行政治斗争，虽然不清楚政治斗争的正面目标；它通过大量的传单、宣传册、社会主义杂志和自己于1883年和1884年在华沙的秘密印刷所创办的刊物[7]唤醒了工人阶级，同样，通过1885年轰动一时的社会党人审判案，使资产阶级的波兰和沙皇政府对红色幽灵产生了应有的恐惧。
然而，“无产阶级”党对波兰工人阶级最持久的贡献，是在民族问题上的明确表态。民族问题是波兰社会主义者研究的第一个课题，这并非偶然。波兰工人不能参加政治斗争，不能对政府表明任何态度——因为政府是外来的政府——，当然也不能与这个事实上的外来统治有任何关系。此外，社会主义者还必须与在这个政治社会作祟的民族传统作斗争。“无产阶级”党的创始人早在有自己的党组织之前，就已在工人运动和民族主义之间作了了断。“无产阶级”党后继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瓦棱斯基在1881年写道：“提出这样一个纲领，不管清楚与否，对于主义者在活动中必须考虑的任务，清晰或模糊地对于波兰所有三个部分，对于其中的每一个单独部分也好，对社会党人在其活动中必须考虑的那些任务都是有害的。社会党人为资本的日常斗争提出直接的政治纲领，目的不是‘重建波兰’，而是扩大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为群众组织与资产阶级这个政治和社会的阶级进行斗争提供方便。”这样，波兰问题在理论上虽然尚未解决，但社会主义者针对这个问题的实际态度已经表达得极为清晰。这段引文的末尾所反映的瓦棱斯基关于政治斗争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对于他这个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证明的最智慧人物来说是典型的。可惜这种观点在“无产阶级”党内没有再发挥作用，而运动——上面已经说过——全面接受布朗基主义的影响。然而，“无产阶级”党千方百计反对民族主义，并且始终认为，所谓民族主义的追求就是那些只能使工人阶级偏离其实际目标的追求。
1883年和1884年，党的中坚力量被捕。1885年，著名的社会党人审判案在华沙军事法庭进行审理，当时“无产阶级”党的21名党员被判6—20年的强制劳役，4名党员——库尼茨基、巴多夫斯基、奥索夫斯基和彼得鲁辛斯基——被判处绞刑，英勇就义。运动的灵魂瓦棱斯基被判处16年强制劳役，被关押在施吕瑟尔堡要塞，在那里他不堪病痛的折磨而告别人世。1885年审判案之后，运动名存实亡：幸存的党员自1889年起逐渐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而流亡国外的前“无产阶级”党员则于1893年皈依社会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鼓动只要不超出秘密的小团体，波兰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便无从谈起，而寻找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来解释当时任何一种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做无用功。但是，1888年，社会主义者的观念开始复苏，也就是受到了工人群众自发兴起的运动的强烈推动。“民意党”与沙皇制度的暴力斗争步步后退，80年代下半期，“无产阶级”党的恐怖主义宣传也随之失灵，它寄予直接爆发社会革命的希望也随之落空，同时，波兰的资本主义在被80%—100%的红利陶醉之后，首次遭受挫折；它收敛了一段时间，解雇了大量“剩余”的工人，使他们变成了赤贫。而被赶出去的劳动力——作为阶级斗争的幽灵——像班柯[8]的灵魂一样回来了。我们这次说的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秘密鼓动，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激烈爆发的工会工人的斗争。1885年，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发出了第一声雷鸣——华沙的失业者示威游行，随后，1887年和1888年爆发了一系列自发的罢工。社会主义者已经明确地知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9]——鉴于社会革命的时机，人们常说的这句话——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只有工人阶级在为眼前利益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的活动本身，能够教育工人阶级，在最终的解放时刻发挥自己的作用。现在已经与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密谋者的理论实行决裂，“大声朗诵，齐声合唱”的时刻已经到来。新一代社会主义者站在工会运动的前列，以便根据群众的物质需求及其与资本优势的日常冲突，向劳动人民说明他们的阶级利益。
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人小组开了一个头，它于1889年灵机一动，想设立一个总的罢工基金，为罢工者提供帮助。这个想法很快就变成工会运动的重点，而社会主义者掌握了对群众的领导权。他们站在斗争的前列，提出了斗争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他们取得的一个成果就是认识到，专制制度是阶级斗争的巨大障碍，不能直接以社会革命为目标，而是必须首先争取一部政治宪法。在波兰，改善物质状况、劳工保护和政治自由首次成为口号。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政党花了一年的时间。1890年成立了波兰工人同盟，这是社会民主党1893年以前的称呼，在华沙、罗兹、日拉尔杜夫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拥护者。党通过工会斗争越来越广泛地接触群众，并利用这种接触成立秘密的教育、宣传和鼓动小组。1887年起，波兰的工业有了新的发展，这确保工人斗争在工会组织下取得一系列胜利，并促进了社会民主党的发展。继华沙后，在罗兹也设立了罢工基金。正式的罢工热[10]席卷全国，工人阶级的热情普遍高涨，在这一年所做的社会主义的鼓动工作比“无产阶级”党的互不联系的宣传小组八年所做的还要多。1889—1892年是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真正的春天，阶级意识生根发芽；这种激情在1892年5月罗兹的80000名工人总罢工中达到了高潮。
但是，最能唤醒波兰无产阶级的是五一节庆祝活动。对群众来说，第一次有办法在专制制度下，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社会民主同盟很善于利用这一点。1890年，约有10000名工人停工庆祝，1891年有25000—30000人，1892年，仅在罗兹就有80000人庆祝。（五一节庆祝活动是普遍罢工的信号）在每次庆祝活动中，除了八小时工作日外，消灭专制制度和政治自由是五一节传单的口号。
可见，这是同盟首次吸收工人阶级参加斗争，为他们提出直接的政治纲领，创建工会组织，通过五一节庆祝活动发动政治性的群众运动，并使阶级斗争在波兰成为事实。同盟的创始人是两个纯朴的工人，钳工让·雷德和排字工维尔科谢夫斯基——两人都死于无产者病，这是长期被监禁的结果。1891年底，沙皇政府开始对同盟进行无限制的攻讦，并持续整个1892年。运动因此一度瘫痪，但只是短暂间歇后又重整旗鼓。1893年，同盟与“无产阶级”党的残余——他们1890年起独立开展社会民主主义的活动，设立了自己的罢工基金，积极参加五月节示威游行——联合为一个党。[11]该党在经过民族主义分子（必须将其清除出党）引起的短期内部摩擦之后，于1893年7月定名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运动又阔步前进。
波兰工人同盟在四年中完成了社会民主主义斗争的实践，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面临的任务是在原则和理论的方面发展提高。党的文献和1894年3月10—11日在华沙第一次召开的秘密党代表大会（彻底讨论了纲领问题）有助于它完成这个任务。
政治纲领和民族问题是这两个流派都关注的重点。两个流派都否定民族问题，都反对将重建波兰作为工人阶级的纲领。但它们之间的差别很大。“无产阶级”党期望通过“社会革命”实现普遍解放，认为民族斗争根本是多余的。这些波兰的空想主义者与德国的空想主义者“真正的”卡尔·格律恩的观点一样，后者说：“人类的自由会有的，但不会是波兰人的。如果能够拥有全部，还要这个限制干什么？”[12]社会民主党不是在自己对未来的千年王国的理解中，不是在自己的头脑中，而是在波兰自身的社会条件中寻找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他们发现，波兰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解决波兰问题，即在消极的意义上解决的，因为波兰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关系与俄国捆绑在一起，而对波兰统治阶级来说，依附于俄国是他们的生存条件，所以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波兰外来统治的稳固支柱。因此，通过无产阶级的力量将波兰重建为一个阶级国家的努力，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不可行的，是空想的。
社会民主党也是根据同一个过程提出了波兰工人阶级积极的政治纲领。波兰的资本主义发展使波兰经济上与俄国融为一体，结果也在另一方面逐步削弱了俄国的专制政权。而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可能使波兰的民族解放挡住资本主义发展的洪流；同样，它的直接的阶级使命是与俄国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去争取包括波兰的自治自由在内的俄罗斯帝国的宪法自由。
波兰工人同盟从一开始就将政治自由列为纲领要求，并因此干脆摒弃民族主义；现在，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对这个纲领作了科学论证，也就是基于对波兰社会发展的同样的分析摒弃了民族主义的纲领。此外，俄属波兰社会民主党做得比同盟更出色的，也是明确强调政治斗争，而同盟第一次面对毫无准备的群众，迫不得已只能主要强调经济方面。然而，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忽视工会斗争，甚至还于1894年以正规的专业团体的形式有了更加稳固的组织，不像同盟那样只有两个总的罢工基金和专业组织的萌芽。自1893年起，社会民主党还加强了社会主义鼓动，使党的活动的原则性更加鲜明。五一节庆祝活动从来没有像1894年这样带有如此清晰的社会主义印记，这一年有15000名工人罢工。
1894年底，沙皇政府开始疯狂地迫害社会民主党人。200多人被捕，接受了无穷无尽的调查。几个月前才在彼得堡对他们作出判决。许多人跑到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一些人被处以五年的流放，另外一些人根本就没等到判决，就直接死在了监狱。而波兰社会主义者坐牢和早逝已经是家常便饭。运动再度衰弱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经过两三年的活跃活动之后总要规律性地出现一次衰弱似的。但幸运的是，这种规律性也说明，在专制制度下每次退潮之后总能再度迎来涨潮。运动的火焰在一些层面上看似渐渐熄灭，而在另一些层面上则烽烟再起。过去的一年半成果喜人：华沙犹太无产阶级完全独立地开展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立陶宛，也完全独立地组成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他们用立陶宛语和波兰语进行鼓动，组织一系列的工会，并出版了胶版印刷的党报。
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个派别——“社会爱国主义”是最年轻的：它于1893年成立，名为波兰社会党。当然，社会民族主义的纲领——前面已经说过——早在8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遭到了瓦棱斯基及其拥护者的毁灭性批判。然而，才进入1893年，就有人试图将重建波兰表述为工人的一项特殊阶级利益，也就是突发奇想，认为俄国的社会落后，所以一个可能独立的波兰可能争取的宪法会比可能的俄国宪法更民主，因而对工人阶级来说也更有利。我作为这个流派的反对者，觉得没有资格在这里汇报他们的活动和凭借上述论据在波兰取得的实际成果；因此，仅限于简单描述社会民主党与它之间的关系的特征。
社会民主党本来就没有必要特别研究这种幼稚的无理要求，即要求波兰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断绝与三个波兰资产阶级和三个附属政府的关系，凭借自己的努力，废除一切阶级国家，自己首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由于历史过程是它自身矛盾的逻辑发展，而不是某一个纲领的矛盾的逻辑发展，所以可以安心地让历史去跟最新的民族主义空想算账。但这种要求在实践上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社会爱国主义的全部最低纲领——无论是政治要求还是劳工保护的要求——是指首先要建立波兰国家；这个纲领原则上反对向沙皇俄国提出民主的要求。因此有必要认真分析这个纲领，并揭示隐藏在社会民族主义者的愿望中、而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社会内核。
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将波兰与俄国捆绑在一起，使以前民族自由的捍卫者、贵族和天主教僧侣同资产阶级一起成了外来统治的堡垒，此后，只能认为，民族主义是波兰那些被资本主义进程消灭的阶层——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的意识形态表达。因此，从社会爱国主义者的社会特征看，他们的愿望无非就是无意识地模仿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社会爱国主义者表面上掌握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术语，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侈谈阶级利益、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在这种革命的外表下露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马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那个本身软弱无力的阶层的利益，他们无力在自己的旗帜下捍卫自身利益。
其实，社会爱国主义想在独立的波兰国家中追求民主自由。但是，这个国家本身并不存在，所以它的政治实践可以归结为全盘否定包括波兰在内现存国家的政治斗争，归结为反对在专制主义的俄国争取宪法自由的斗争。反动派的空想——纲领反映了它的社会基础和实践——每天都遭到革命现实的迎头痛击：波兰小资产阶级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分化，俄国工人阶级最近几年出色开展的斗争，同时削弱了那个产生波兰的民族空想的阶层，打破了关于俄国政治僵化的幻想，而反动派的空想的主要论据就是源自这种幻想。
在奥属波兰，1890年开始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运动，五一节庆祝活动在加利西亚以及整个奥地利是取得选举权以前最重要的政治斗争武器，是每年数万名工人参与的原因。我们主要想提醒读者注意波兰社会主义的思想工作，所以在这里不能详细探讨加利西亚运动的实践的一面。至于加利西亚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和策略，那么，它与整个奥地利党采取共同的立场，像奥地利其他民族的政党一样，成为奥地利党的一部分。它有许多组织严密的工会，多家党的机关刊物，甚至是最强大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它在上次帝国国会选举中的胜利依然令人记忆犹新。
在普属波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参与下，1890年同样开始了有组织的运动。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成立后不久就以爱尔福特纲领[13]为基础。在1893年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党的候选人获得了6295张选票。波兰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活动，因为一方面，普属波兰各省落后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警察的野蛮行径给它制造了巨大障碍。[14]
1897年《社会主义月刊》（柏林）第1年卷第10期第547—556页
[1] 1772、1793和1795年波兰被三次瓜分的结果是，西部地区归普鲁士，加利西亚归奥地利，而会议桌上的波兰则于1815年与俄国组成君合国。——编者注
[2] 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波兰王国被称为会议桌上的波兰。它一直存在到1915年，实行合一君主制，俄国沙皇也就是波兰国王。——编者注
[3] 1882年路·瓦棱斯基建立了波兰王国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工人党，这个党被称为“第一无产阶级”或“大无产阶级”。1886年在大搜捕浪潮中被镇压。1888年马尔钦·卡斯普沙克建立了“第二无产阶级”党或称“小无产阶级”党，该党的活动至1893年为止。——编者注
[4]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公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编者注
[5] 1883年根据“无产阶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兹盖日处决了弗·海尔斯泽尔和斯雷姆斯基，在华沙处决了斯克雷茨斯基。——编者注
[6]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页。——编者注
[7] 指“第一无产阶级”党出版的刊物《无产阶级》。——编者注
[8] 班柯——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佩斯》中的人物。他被麦克佩斯下令杀死，他死后鬼魂显灵，使麦克佩斯暴露自己的罪行。———编者注
[9] “鉴于：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226页）——编者注
[10] 从1890年5月1日起，罢工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华沙的金属加工业和化学工业、罗兹的纺织工业、栋布罗瓦的煤炭和冶金工业以及齐拉尔多夫的织造业等等的大多数部门都参加了罢工。1892年5月5日约有80000名罢工者参加了罗兹暴动，使罢工运动达到了高潮。——编者注
[11] 列·维尼亚尔斯基（《新时代》第10年卷第1卷《俄属波兰的社会主义》）在描述“无产阶级”党的性质时似乎只关注它的活动的最后时期，并且从这个角度以偏概全。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90年代的“无产阶级”党已经完全超越了他们以前的纲领。——作者注
[12] 卡·格律恩《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1845年达姆施塔特版第72页。——编者注
[13] 在1891年10月14—20日于爱尔福特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纲领。——编者注
[14]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根据社会民族主义的观点匿名出版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史》（施特格曼博士和胡果博士的社会主义手册）。其中——为了抹杀波兰工人社会民主同盟的功绩——将俄属波兰开展工会运动的第一次尝试挪到了根本没有开展运动的波兰社会主义的前史时期。此外，为了隐瞒同盟反民族主义的政治纲领，就否认纲领的每一个政治特征。老“无产阶级”党反对民族主义的原则立场被归结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并为此目的，模糊“无产阶级”党的整个原则形象。最后，作者让这两个反民族主义的党派——“无产阶级”党和同盟——联合成一个社会民族主义政党，这样一来，这个社会民族主义政党有幸成为波兰社会主义15年发展的令人欣喜的结果。总之，整部历史写得很真实，如果非要让米凯尔撰写40年代的德国社会主义史，那么，他也会这么真实地将普鲁士财政部描述成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直接继续。——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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