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1]
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
1893年8月
同志们！来自被俄国征服的那一部分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参加你们的代表大会，这是第一次。
华沙和罗兹的工人是从实行政治专制主义的黑暗国家和顽固的反动堡垒派遣他们的代表（同时也是我们的代表）参加这个两大陆的工人议会的。
我们向你们表示兄弟般的祝贺并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在我们那里也已扎根。尽管有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使用残暴的警察力量对我们进行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这面旗帜已经成为波兰工人群众进行解放斗争的指路明灯。当你们在西方取得节节胜利之时，我们坚持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在东方同俄国的专制制度，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最后、最强大的堡垒，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完全不同的政治条件迫使我们采取另一种斗争形式。我们不得不在秘密状态下坚持不懈地进行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自由和生命经常受到威胁，因此我们不能像你们那样完全公开地进行活动，目前只有在像五一节那种个别情况下才能采取和你们相同的斗争方式。不言而喻，甚至这一斗争的形式和方法也必须有所不同。因此，你们在重要和富有成果的讨论中，就是说，在你们考虑使两大陆的无产阶级达到崇高目的，即取得社会主义思想胜利的方法和道路时作出的那些决议，只有少数是适合我们情况的。
所谓会议桌上的波兰[2]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有15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一运动直到四年以前都还谈不上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3]。革命的“无产阶级”党[4]③的伟大功绩，是它代表了第一批社会主义思潮，并把它们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且领导这个运动直至1889年。它虽然在形式上承认《共产党宣言》所表述的一般原则，但是要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政治情况与西欧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家的新的条件下，那的确不容易。这个党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不过也应当看到，俄国的革命政党“民意党”[5]④的英勇斗争必然会对我们的运动产生影响。要知道，革命者同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的这一英勇无畏的决战，已经使整个欧洲感到十分钦佩，并且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希望。因此，如果说波兰社会党从与俄国革命者共同进行斗争这一正确的立场出发，使自己深受那个党的影响，这是不足为奇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无产阶级”党的实际行动和策略同正式的纲领相矛盾，表现出空想的、密谋的布朗基主义。
那时的革命者认为，推翻沙皇制度会与社会革命同时发生。那时的革命者像他们的兄弟党“民意党”一样曾经确信，只要有一批坚定的、机警的和目标明确的密谋家，就能进行社会革命。只要求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支持社会主义密谋家。
根据这一前提，党的鼓动工作几乎全是为了一个目的：通过宣言和恐怖行动来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人想到提高工人群众在现存制度下的精神和物质水平。各国的工人党都把迫使当前国家作出社会的和政治的暂时让步视为最近目标，而这个党却完全没有这样做，它只限于争取某些个人，——这件事有助于后来的社会民主党顺利开展鼓动工作——另一方面，就是激起群众对暴政和现存社会制度的仇恨。由于它处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因此它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直接进行社会革命。这个党曾经不得不多次支持群众中自发的、争取经济或政治目标的暴动，尽管这些暴动与它的整个活动的性质相矛盾，但它也曾参加1890年的五一节庆祝活动。
然而，社会主义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并真正体现工人的阶级斗争，就必须最终同布朗基主义的传统实行决裂，必须以西欧的工人运动为基础。社会党人这一观点和策略上的转变是从1889年开始的，而且最终导致了一种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人们终于认识到，社会民主党的作用在于目标明确地领导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为了劳动阶级的日常利益而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斗争、为了民主政体而进行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在有能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以前非进不可的学校。新的组织在进行活动时始终坚持这种观点。
我们这里的社会民主党像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一样，曾经努力培养工人阶级中最优秀和最有活动能力的分子，并使他们聚集在自己的周围；但同时，它的着眼点不是要造就即将发生的革命的领导人，而是要培养目标明确的鼓动家和带领工人阶级完成自己的一切任务和进行一切斗争的领袖。
波兰工人受到的剥削极为严重，物质状况极为恶劣，因而必然会使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经济斗争；社会民主党人站在这一斗争的最前列，为这一斗争制定统一的计划，建立组织，并设法使这一斗争具有明确的目标。
最近三年中，大约举行了30次罢工，几乎涉及30个同业公会。[6]这些罢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基本成功的，这都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积极领导的结果。这些数字在西欧几乎不值一提，但在我们这里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里的罢工同任何地方的罢工相比，都更加是唤醒漠不关心的群众，并吸引他们去进行反抗的一种卓越手段。这些就是我们的第一批实际成果，它们明确无误地证实了团结一致的阶级觉悟的意义，揭露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原则对立，揭示了政府的阶级性质，指出了同资产阶级和政府作斗争的绝对必要性。为了掌握和顺利地进行这场斗争，社会民主党必须创立相应的组织，于是建立了行业工会，它们追求直接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为社会主义鼓动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还设立了图书馆和读书会。
在两个主要工业中心，我们设立了一些有几百名工人参加的正规的罢工储金会。这些储金会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直接服务于工人的日常物质利益，因此受到了最厂大的阶层的拥护，而且单是它们的行政管理工作就使它们的成员能够持续不断地行动起来。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了进行社会主义鼓动的极好的联络点。
社会民主党就这样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实际领袖，在广大群众中赢得了声望和信任。
工人采取的这种坚决态度迫使资产阶级和政府作出了某些让步；在有些地方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工作日缩短了，而政府不得不扮演劳工保护者的角色，监督极其必需的劳工保护立法的实施，从而至少消除了某些地方的触目惊心的弊病；工厂视察的范围和视察人员的数量也扩大了。当然，在这里，也像在实行“来自上面的社会政策”的所有国家一样，主要是装饰门面，并没有采取什么彻底的改进措施。
无产阶级由于政府在经济问题上的态度，不得不进行政治斗争。因为一方面，这一劳工保护政策装模作样，为无产阶级提供微不足道的治标条件，其中大部分还是纸上空谈；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企图用粗暴的警察手段镇压被剥削阶级的任何独立的斗争；通过特别的法令，禁止罢工，如果还是发生罢工，那么警察和军队就立即前去镇压。工人联合会和工人储金会同样遭到禁止，一旦被发现，参加者就要被判长期监禁。这类事情对于工人来说都是一个个新的实际教训，说明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并且证明社会民主党的学说是正确的。因为这些事情都十分清楚地表明，专制制度是个障碍，它阻碍劳动阶级的现状得到任何改善；而对于整个社会主义目标来说，它同样是一个障碍。无产阶级必须全力消除这个障碍，应当调动一切力量向沙皇政府争得一个民主的宪法。社会民主党的这一口号，即政治斗争，为劳动人民争取权利和自由的斗争，在五一节那一天发出了最响亮的声音。
五一节庆祝活动对于我们这里的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890年，就有将近10000名工人，主要是华沙的工人，同全世界的工人一道参加了庆祝活动。189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25000—30000人，除了华沙之外，齐拉尔多夫和罗兹两个工业中心的工人也参加了庆祝活动。1892年五一节，仅仅罗兹就有80000名工人停止工作，由于警察进行挑衅，节日活动以流血而告终，以致引起了整个欧洲的注意。也是在这一年，虽然党由于许多党员被捕而遭到严重损失，虽然政府采取狡猾的严厉控制的办法和进行特务活动，但还是有数千人举起了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日的旗帜；只是由于布置了大量兵力才使几个工厂城市得以“保持平静”。
五一节的性质和意义，在我们这里和在奥地利是最为接近的；但是五一节对于我们来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公开举行群众示威的唯一机会。五一节震动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使他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由于我们的处境，示威在我们这里无法采取除停工以外的其他形式。只有采取这种具体的、引人注目的示威方式，才能鼓舞人心和产生影响；像在奥地利一样，这种示威方式带有某种政治示威的性质。在完全缺乏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情况下，这一示威既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又提出了普选权、集会权和结社权以及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等要求。所有乘此机会刊印的宣传材料都包括这些要求。最后，五一节是使我们的群众明显地看到国际声援的唯一的具体形式，是使无产阶级感到自己是强大的国际工人大军中的一员，并以这种身份进行活动的几乎唯一的机会。
最近四年来，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情况就是这样。它依据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原则，始终不渝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它每跨出一步，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短短的四年中，有几百名同志失去了自由；在四次五一节活动中，有两次像在富尔米[7]一样，是以与军队发生流血冲突而告终的。1891年，工人们像各地一样平静而严肃地举行庆祝活动，军队仍袭击了他们并且挑起了流血冲突。1892年，罗兹有80000名工人同残暴的士兵正式打了一仗，这次也是由警察方面挑起的。我们的战土队伍中几乎每一天都有同志被捕；华沙的“要塞”经常人满为患，关不下那么多的犯人。尽管要付出这样的牺牲，但斗争仍然在顽强地进行。最近，社会民主党在国外出版的工人杂志《工人事业报》为这场斗争提供了新的武器。
波兰王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现象。我们的资产阶级毫无任何历史传统，只知道拼命追逐利润，为了争取政府保护他们的物质方面的蝇头小利而寡廉鲜耻地出卖一切爱国和政治的意向。俄国的销售市场能使资产阶级实现它从波兰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价值，所以使资产阶级成了“王位和祭坛”的忠实支柱。它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波兰的小资产阶级很早以前就具有爱国主义的革命传统。它的利益同因波兰与俄国的政治结盟而发展起来的大工业相对立，所以它满怀爱国主义情绪，并且渴望实现波兰的独立。但是，小资产阶级同大资产阶级一样不能独立进行活动。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唯一进行反对活动的要素。当然，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任何一种反对活动都在努力争取工人阶级成为自己的载体。此外，还有我们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社会领域不自觉地代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目前也正在努力使工人运动接受爱国主义的影响。因此，最近几年这些“知识分子”尝试把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合题。今年，他们作了第一次实际的尝试，硬要使五一节具有半爱国主义的性质，但是这一尝试在遇到社会民主党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后失败了。
爱国主义思潮，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王国的理想，都不可能争取到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阶级。原来波兰王国的三个部分的社会经济历史，已经把这三个部分有机地并入三个进行兼并的大国，并且使每一个部分都有特殊的意向形势和政治利益。在世界市场商品持续过剩的情况下，今天会议桌上的波兰的大工业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只是依靠它同俄国在政治上的共存，由这一共存产生了两国间的经济联系。俄国政府通过阴险的政策，还在不断加强这种经济联系，总的来说，它部分是为了俄罗斯化的利益而为自己争取资本家阶级，部分是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而促进波兰的工业。鉴于这种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无法克服的逻辑的经济联系，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的波兰国家的愿望缺乏任何的现实基础。面对这一事实，爱国主义就成了这样一个纲领，它以制定者的主观愿望为根据，并且把发生欧洲战争的种种无法预料的偶然性作为实现愿望的手段。我们的爱国主义者指望获得欧洲民主派的支持，但是这一支持尽管具有巨大的道义价值，却无法弥补纲领贫乏的物质基础。
重建一个独立的波兰的纲领，由于没有考虑实际情况，所以无法指导与无产阶级的需要相适应的政治活动。波兰的这三个部分，其中的一个享有相对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普选权；第二个享有一些微不足道的政治权利，普选权却还有待争取；第三个则完全处于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因此这三个部分的工人阶级制定共同的最低政治纲领在今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政党的政治活动必须与现存政治形式相适应。如果今天把那个纲领当作一个政治纲领，那就等于打算放弃任何政治活动。但是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活动，而要争取工人阶级，就必须提出现实的要求，而且要以真正的、迫切的和重大的需要为名，提出在今天就会引起实际斗争的要求。今天对于加利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和整个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是这样一种以现实情况为依据的政治行动。对于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无产阶级来说，政治纲领就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行动；对于俄属波兰的无产阶级来说，政治纲领就是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况相适应的口号，也是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口号：推翻专制制度。这一纲领既是从他们的日常经济斗争的需要中产生的，也是从他们的整个社会主义意图中产生的。同时，这一纲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一方面把争取那些最能符合它的局部利益的政治权利作为自己的目标，同时又不致受政府的俄罗斯化政策的影响。最后，这一纲领引导工人阶级通过直接行动的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时也使他们接近这样的时刻：在彻底消除一切压迫的同时，消除对波兰民族的奴役，使一切文化压迫失去基础。
在实现以推翻沙皇制度为最近政治任务的纲领时，不能指望欧洲政治中的偶然性变革，这个纲领也不依个别【人物】和没落阶级的愿望和理想而存在。确切地说，这个纲领的形成是由于这样的客观历史过程：这个过程瓦解了宗法式的农民经济，从而埋葬了沙皇制度的物质条件，同时发展了资本主义，从而造就了推翻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无产阶级。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力图争取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具有高尚的觉悟，意识到他们是在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而发挥作用，通过夺取欧洲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堡垒，将有效地促成伟大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今天正在用一种思想和一种情感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起来。
《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无出版地点和年代
[1] 这是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给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编者注
[2] 1815年由维也纳会议建立的波兰王国被称为会议桌上的波兰。它一直存在到1915年，实行合一君主制，俄国沙皇也就是波兰国王。——编者注
[3] 1889年，社会民主党人尤·马赫列夫斯基和扬·莱德尔在华沙建立了波兰工人联盟。这一联盟首先注重经济斗争，在无产阶级中做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并要求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结盟；1893年，这一联盟同“第二无产阶级”党的一部分一起建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4] 1882年路·瓦棱斯基建立了波兰王国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工人党，这个党被称为“第一无产阶级”或“大无产阶级”。1886年在大搜捕浪潮中被镇压。
1888年马·卡斯普沙克建立了“第二无产阶级”党或称“小无产阶级”党，该党活动至1893年。——编者注
[5]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1879年8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新闻出版、集会等自由和广泛的公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编者注
[6] 从1890年5月1日起，罢工运动的规模日益扩大，华沙的金属加工业和化学工业、罗兹的纺织工业、栋布罗瓦的煤炭和冶金工业，以及齐拉尔多夫的纺织业等等大多数行业都参加了罢工。1892年5月5日约有80000罢工者参加了罗兹暴动，使罢工运动达到了高潮。——编者注
[7] 富尔米是法国的一个小城市。1891年5月1日，军队在这里向游行示威者开枪打死10人，其中有一个12岁的男孩，打伤36人。——编者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