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1893.9-1899.11）
本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是罗莎·卢森堡在1893年8月—1899年11月期间写的文章、著作和研究笔记。这些文献记载了罗莎·卢森堡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两段不平凡的经历：一段是从1893年9月至1898年5月，这是她逃亡瑞土，在苏黎世大学读书期间从事革命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成长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思想领袖的经历，这一时期的文献展现了一个波兰的罗莎·卢森堡的风采；一段是从1898年6月至1899年11月，这是她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一起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迅速地
成长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袖的经历，这一时期的文献展现了一个德国的罗莎·卢森堡的风采。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到德国的罗莎·卢森堡，既是罗莎·卢森堡对她早年接受的波兰“无产阶级党”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进行理论提升的过程，又是罗莎·卢森堡走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舞台的道路。把波兰“无产阶级党”的国际主义优良传统提升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是罗莎·卢森堡走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舞台道路的思想基础。从这个思想基础中，我们可以发现罗莎·卢森堡在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赴德国参加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层原因，也可以发现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学术理路。这说明，德国的罗莎·卢森堡是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发展而来的，也是她在新的、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的发展，因此，它所展现的是一个德国工人运动舞台上的罗莎·卢森堡。基于这两段经历的联系和区别，为了更清晰地呈现罗莎·卢森堡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道路，本前言将分两个时段介绍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的文献。
一
1893年8月—1898年5月，是罗莎·卢森堡流亡瑞士的岁月，也是她成长为波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关键时期。
在流亡瑞士之前，罗莎·卢森堡在波兰参与了“第二无产阶级”党的地下活动，了解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接受了波兰无产阶级党所秉承的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主张，接触过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到工厂区对波兰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社会现状作过许多调查，这些都为她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考和解决波兰工人运动的问题奠定了经验的基础。但是，要成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仅有这些经验的积累是不够的，必须要在理论上成熟起来，而苏黎世的流亡生活恰恰给了她把在波兰获得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成长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条件。这种条件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来自于她的大学生活。罗莎·卢森堡到达苏黎世的第二年就进入了苏黎世大学社会政治学系学习。先是听哲学史、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课程，同时也学习了数学、地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课程。1892年5月7日，罗莎·卢森堡被苏黎世大学正式录取，主攻哲学。在大学期间，罗莎·卢森堡除了学习大学规定的课程之外，还系统地钻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这些学习不仅使罗莎·卢森堡获得了广博的知识，打下了扎实的研究基础，而且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还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分析波兰的历史和现实的经济、政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波兰的工人运动，提出和解答波兰工人运动中的诸多理论难题，揭示波兰革命的道路和未来前景。这些都标志着罗莎·卢森堡对波兰革命的认识已经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并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她也因此成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另一个方面来自于她在苏黎世从事的革命活动。如果说苏黎世大学的学习生活是罗莎·卢森堡成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的重要一环，那么，苏黎世的革命活动是罗莎·卢森堡成为波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重要一环。早在波兰上中学期间，罗莎·卢森堡就接触到进步思想，中学毕业后，罗莎·卢森堡参加了波兰“第二无产阶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并且是以革命者的身份流亡瑞士的。但是，无论如何，在流亡瑞士之前，罗莎·卢森堡只是参与革命活动，并未成为革命活动的组织者，到达苏黎世后，罗莎·卢森堡不再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而以一个组织者和领导人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1893年7月，罗莎·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等人共同创办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并负责该报纸的主要撰稿和组织编辑工作，在她所撰写的文章中，有阐发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思想观点的，有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介绍和评论波兰以外的工人运动的，有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有批判“波兰社会主义者国外联盟”的民族主义倾向的，等等，总之，罗莎·卢森堡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波兰工人运动的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工人事业报》杂志在推动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1893年8月，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报》杂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并向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提交了由她起草的《工人事业报》杂志给大会的报告，阐发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观点；1894年3月，罗莎·卢森堡和约吉希斯等人共同创建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896年7月27日，罗莎·卢森堡以普属波兰工人运动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第二国际伦敦代表大会；1897年底，罗莎·卢森堡开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及该党主办的《前进报》、《社会主义月刊》和《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系列论文，其中最重要的有：《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波兰的社会主义》、《逐步前进——论波兰资产阶级的历史》等。这些论文批判了波兰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民族主义倾向，阐发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波兰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治观点。这一系列的活动以及所发表的论文表明，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已经走到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前列，成为波兰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思想领袖，同时也为她进入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奠定了基础。
本卷前半部分收入的文献，集中反映了罗莎·卢森堡在苏黎世期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和革命活动的状况。这些文献可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政论文；一个部分是学术研究论文。在这两个部分的文献中，前一个部分的文献主要发表于1893年8月—1896年12月，即本卷的第1篇《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1893年8月》至第10篇《再论“东方问题”》。在这10篇文章中，只有《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和《再论“东方问题”》三篇是讨论土耳其的民族斗争问题的，其余的全是讨论波兰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除此之外，在这个时间之后发表的两篇政论文，即1897年6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在波兰民众中的鼓动》和1897年9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俄国立陶宛各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逮捕。——罢工。——历史。——工会。——五一节。——党报》，也是有关波兰工人运动问题的；第二部分的文献集中撰写于1897—1898年5月期间。在这部分的文献中，有罗莎·卢森堡攻读博士学位相关的笔试论文《国家条约》、《工资基金理论》和《工资基金理论和产业后备军理论》；有罗莎·卢森堡的博士学位论文《波兰的工业发展》；有罗莎·卢森堡以历史主义的方法考察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资产阶级历史形成的论文。这些论文的主题也都是有关波兰问题的，是对前一个部分的政治观点的科学论证。由此可见，这两个部分的文献有着内在的联系：前一部分的文献表达了罗莎·卢森堡在波兰问题、民族问题上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后一部分的文献表达了罗莎·卢森堡思考波兰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总之，这两个部分的文献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波兰的罗莎·卢森堡。
这里所说的波兰的罗莎·卢森堡，是站在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解答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基本问题的罗莎·卢森堡。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基本问题，就是波兰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存在两个派别：一派是波兰社会民主党，这是从波兰“无产阶级”党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波兰工人阶级的政党；一派是波兰社会党，这是从波兰民族主义思潮中延展出来的社会爱国主义的组织形式。这两个派别都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观点为自己的理论根据，但两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观点的理解和吸取却截然不同。波兰社会党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观点和立场上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的观点，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说法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简单地运用于19世纪90年代的波兰工人运动，强调民族问题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首要性，要求把重建独立波兰作为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从属于重建独立波兰这个任务。与之相反，波兰社会民主党则根据《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和理论框架来阐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的观点，强调阶级斗争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首要性，要求把阶级斗争作为波兰工人运动的纲领，主张波兰三个部分的工人阶级联合所属吞并国的工人阶级共同斗争，在世界革命的框架下解决波兰独立的问题。作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罗莎·卢森堡坚持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和观点，但又不满足于陈述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是力图对波兰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给予理论的论证。罗莎·卢森堡认为，是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的观点，还是在《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观点，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理论论证的问题，而这一理论论证的标准即是，哪一种理论框架在波兰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性。很显然，这一论证是不可能在经院哲学的推理中完成的，而只能在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哲学方法运用于考察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变化这一经验事实中来完成。从这一观点出发，罗莎·卢森堡对比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对待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观点的态度。
在《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一文中，罗莎·卢森堡分析了19世纪90年代波兰社会和波兰工人运动的新变化，指出：“波兰问题对社会主义运动来说具有了新的意义，必须从新的角度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可以不考虑社会主义世界以前对波兰独立的关注。在那种情况下，波兰独立只是无产阶级对外政策的一个要求，现在要成为对内政策的纲领，即一部分无产阶级日常斗争的纲领，因此具有一种纯粹实际的性质。以前在解决波兰问题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的外交——无产阶级除了对这个期待中的解决办法表示关注以外，暂时还不能做很多的事情。现在波兰的独立应当由波兰的无产阶级本身，由它的阶级斗争来实现。”（本卷第23页）罗莎·卢森堡这段话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世界以前对波兰独立的关注”，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说法，她说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说法“可以不考虑”，不是要否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观点，而是强调不能孤立地、单单从字面上择取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的说法，而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说法背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欧洲乃至世界革命的角度来阐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观点的历史辩证法。那么，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独立观点的历史辩证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波兰起义置于欧洲复杂的阶级斗争环境中去分析，说明波兰起义对于瓦解德国、沙俄和奥地利的反动联盟，争取欧洲民主革命胜利的意义。由于波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还处在彼此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之下，它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受着三个吞并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在这种情况下，波兰起义虽然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却没有民主革命的现代工业基础和阶级基础，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支持波兰独立只是表达了一种期望，更多的是出于建立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兄弟联盟的考虑。这就是罗莎·卢森堡所说的“以前在解决波兰问题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的外交”的含义。但是，自19世纪80年代之后，波兰逐步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机器工业的发展、交换和分工已经成为波兰与它的吞并国之间发生经济联系的纽带，在政治上，波兰工人阶级已经发展起来，但不是一个整体，而是分别与其吞并国的政治相联系的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此外，由于波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波兰问题的解决就落在了波兰工人阶级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波兰社会党主张把“波兰独立”作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要求波兰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服从于“波兰独立”的任务，实际上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独立”的说法从“外交政策”的一个要求变成为“对内政策的一个纲领”。罗莎·卢森堡认为，波兰社会党在这里所讲的波兰独立与马克思恩格斯讲的波兰独立其实并不是一回事。马克思恩格斯讲波兰独立是一个有关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波兰社会党讲波兰独立是一个有关波兰民族统一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期望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在欧洲各国工人阶级兄弟联盟的阶级基础上实现波兰独立，而波兰社会党是要求波兰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波兰独立。很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波兰独立置于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平台上，这与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基础是一致的，因而是合理的、现实的，而波兰社会党是把波兰独立置于波兰小资产阶级的愿望之上，它无视波兰的现实条件，无视波兰三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上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现实，也无视波兰的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利益与它的附属国的政府连为一体，而对波兰独立漠不关心这一事实，只是空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想在独立的波兰国家中追求民主自由，这实际上是把“重建波兰”建立在“空想”的基础上，因而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现实的。既然如此，那么，波兰社会党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民族解放理论，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而在实践上对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有害的。相比之下，社会民主党在《共产党宣言》的理论框架下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独立观点是一致的，而且在实践上是符合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的，因而是合理的和现实的。
罗莎·卢森堡批判波兰社会党的“重建波兰”的主张，并不是不赞成波兰独立，不是轻视波兰民族解放的意义，而是主张把波兰的民族解放与波兰的阶级斗争辩证地结合在一起，在现代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平台上争取波兰独立。这就是她在解决波兰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历史辩证法观点。她不仅用这个观点来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波兰独立的说法，而且用这个观点来分析波兰民族解放的现代工业基础和阶级基础，阐发波兰民族独立与阶级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道路和未来前景。
《波兰的工业发展》是罗莎·卢森堡的博士论文，也是她离开瑞士的最后一篇文献。这篇论文虽然在发表的时间上晚于这一时期的其他文献，但是，其中的主题思想早在罗莎·卢森堡在波兰从事工人状况调查时就已经形成了。不仅如此，这篇博士论文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具有总括性，是她在这一时期钻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因此，是我们了解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造的最重要文献。在这篇博士论文前言的开篇，罗莎·卢森堡就阐明了她写作这篇博士论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她写道：“虽然这篇论文的主题非常专业，但我们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对西欧的读者仍然会有不小的裨益。经济问题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精神生活的主题。人们已经认识到，它们是整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动力。如果不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及从中产生的所有社会后果，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形象与历史命运对我们而言就是一本天书。………所谓的波兰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和讨论，但是，有人认为，一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是其政治发展的关键，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只能根据波兰的经济生活及其发展趋势来解决波兰问题。我们努力在这篇论文中收集并尽可能清楚地整理解决这个问题的现有材料，同时我们还在某些段落中直接指明某些政治特性。”（本卷第130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阐发了她研究波兰问题的两个最基本的哲学观点：其一，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来分析波兰问题，强调波兰的政治问题、波兰的前途、波兰的命运必须到波兰的经济生活中去寻找；其二，以俄属波兰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为经验原型，分析波兰工业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及其对于波兰的工人运动和政治前景的决定性作用。在这两个基本的哲学观点中，前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的运用；后者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方法的运用。这两个哲学观点是马克思研究《资本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不过，《资本论》是马克思把这两个哲学观点运用于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而《波兰的工业发展》是罗莎·卢森堡将这两个哲学观点运用于考察俄属波兰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由干波兰的资本主义发展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罗莎·卢森堡笔下的资本主义论题与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论题不尽相同：英国是资本的母国，它的资本主义是从它自身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由此决定，马克思笔下的论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波兰的资本主义是在俄国沙皇颁布的系列敕令下发展起来的，因此，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沙俄的政策和俄国的市场是波兰工业发展的两大要素，决定了波兰资本主义的前景，由于这一特点，罗莎·卢森堡笔下的论题是政府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资本市场、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等等。与马克思笔下的论题相比，罗莎·卢森堡的论题既是波兰的，也是时代的。
作为波兰的论题，罗莎·卢森堡通过研究波兰工业发展的特点，揭露了民族主义的反动实质，论证了社会民主党纲领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在《波兰的工业发展》中，罗莎·卢森堡考察了波兰工业发展的历史，指出了波兰工业发展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重要特点是，波兰的工业发展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沙皇政府的政策对于波兰工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波兰的工业发展对俄国市场和俄国经济政策的依赖性。进而，罗莎·卢森堡考察了波兰的工业发展所引起的波兰工厂和俄国工厂之间的一系列竞争和冲突，分析了政府对这些竞争和冲突所持的态度，指出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是民族的对立，而是利益上的对立。这种对立既表现在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上，也表现在沙皇政府在处理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冲突的态度和方式上。在分析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上，罗莎·卢森堡考察了罗兹和莫斯科之间的斗争历史，比较了波兰和俄国的工业生产条件与经济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处在利益共同体之中，而创立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因素主要有三点：一是“生产上的分工”；二是“共同的关税边界”；三是“共同的销售市场”（本卷第194页）。这三个因素不仅引发了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竞争和冲突，而且也引发了波兰资产阶级内部和俄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竞争和冲突。由此可见，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不论何时何地出现，不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性，而恰恰是由于经济结构的同质性，并表现出同一个经济机制内的所有资本主义竞争斗争的特征”（本卷第195页）。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波兰的资本家，还是沙皇政府，在面对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时，都不是在“祖国”、“民族”的概念下，而是以利益为原则来处理问题。从波兰资本家方面看，波兰资本家在面对与俄国资本家的利益冲突时，也会使用“祖国”、“民族”之类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是非常不确定的。比如，罗兹的工厂主为了自身的利益，“极为卑躬屈膝地向俄国政府出卖索斯诺维茨区的同胞兄弟”（本卷第190页），而华沙钢铁厂的资本家为了自身利益以保护“祖国”的名义与管辖南俄铁矿区的英国人、比利时人、俄国人一起，“卑躬屈膝地向政府请愿”（本卷第190页），而这次的“祖国”指的是南俄。可见，“祖国”、“民族”之类的概念不过是波兰的资本家用以争取自身利益的一个幌子，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更不是为了争取波兰民族的权利。从沙皇政府方面看，俄国政府针对波兰经济采取的各项措施“不是为了有利于与波兰竞争的俄国工业，不是为了消灭波兰工业，而是为了有利于与波兰工业相关的俄国中间产品的生产，为了实现波兰工业的某种形态”（本卷第197页）。这些足以说明，沙皇政府并不把波兰资产阶级与俄国资产阶级的对立看作是民族之间的对立，而是当作资产阶级各个群体利益上的对立，因此，“政府在推行一般的促进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时，也必须时而优惠这个或那个资本主义群体，因而又时而迎合这个或那个群体”（本卷第197页），在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中，即便触犯了这个或那个波兰资本家群体，也绝不是为了消灭波兰的资本主义。据此，罗莎·卢森堡有力地驳斥了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指出：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将人种学意义上的‘大俄罗斯主义’的民族经济政策强加给俄国政府，是肤浅而错误的。这样的政策只存在于被表象误导的新闻记者的想象中。事实上，沙皇政府——正如当今任何其他政府一样——实行的不是民族政策，而是阶级政策，它不分波兰的和俄国的臣民，只分那些‘有地的’人或‘有产的’人和那些劳动的人。”（本卷第198页）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考察和分析，罗莎·卢森堡得出了三个结论：其一，波兰的民族主义者本质上是反对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把重建独立波兰的希望建立在俄国政府消灭波兰资本主义发展，回复到波兰专制制度下的旧经济秩序的基础上，这注定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确的观点应该是，坚持在波兰大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在与欧洲各国无产阶级联合中争取波兰的独立和解放。这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观点。这个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看待波兰问题的观点是根本一致的；其二，“波兰和俄国之间的资本主义融合进程也有重要的辩证的一面”（本卷第214页），即俄国的资本主义和波兰的资本主义是在沙皇政府的政治守护下发展起来的，但同时，这两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必然会与沙皇专制的政府产生矛盾，波兰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也会对“自己的政治守护者——专制制度感到厌倦，并将战胜沙皇”（本卷第214页），因此，波兰资本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沙皇的统治将毁灭自己开创的事业”（本卷第214页），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其三，与波兰的资产阶级和俄国的资产阶级在合力加速资本主义发展相伴的，是波兰无产阶级和俄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因此，波兰资本主义和俄国资本主义融合的最终结果是：“波兰和俄国的无产阶级联合成未来辛迪加之日，便是俄国的沙皇统治和波兰—俄国的资本统治的崩溃之时”（见本卷第214页）。这三个结论归结起来就是，波兰社会民主党是从经济的利益、从历史进步的观点来分析波兰的社会发展和工人运动的前景，而波兰的民族主义者则无视波兰资本主义发展这一事实，力图通过重建独立波兰来阻止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波兰返回到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的社会，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根本对立的。因此，在波兰目前的状况下，波兰的无产阶级不应提重建独立波兰的口号，而应该联合它所属国的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这个结论表明，罗莎·卢森堡反对民族主义的观点、反对提重建独立波兰的口号，有着十分具体的内容，有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因此，对于罗莎·卢森堡的这些观点，我们只能将其置于波兰的具体情况下来理解，而不能将其夸大为一般，运用于说明一切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作为时代论题，罗莎·卢森堡通过研究波兰工业发展的特点，揭示了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发展的新特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非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为了实现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剩余价值的生产，还需要通过不断扩大的市场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这就是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是由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产品的实现两个环节构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剩余产品的实现尚可以通过它的内部市场来完成，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剩余产品日益增多，资本主义对市场的需求也日益增大，这时，资本主义的内部市场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了，于是，资本主义就借助于政府的力量发展外部市场。到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外部市场已经成为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也是帝国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罗莎·卢森堡在《波兰的工业发展》中并没有研究帝国主义经济，但她在研究波兰工业发展的历史中、在研究波兰工业对俄国市场的依赖中，已经把外部市场、政府在调节市场中的作用等问题提出来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些都为她后来研究垄断资本主义、剖析帝国主义经济现象，作了理论上和资料上的准备。
在罗莎·卢森堡看来，波兰工业的发展是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条件，除此之外，波兰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主观条件，这就是，波兰社会民主党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和领导工人阶级运动。如果说《波兰的工业发展》重在论述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条件，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则重在论述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观条件。在这篇论文中，罗莎·卢森堡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深入地研究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意识形态斗争，阐明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念和基本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的基本原理，概括起来，有三点：第一点，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1]①；第二点，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是工业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因此，社会革命不能是密谋家的活动，而应该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有机结合；第三点，政治斗争是工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工人阶级也只有在政治斗争中才能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三个观点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主张的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革命观，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区别于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点。[2]②在《波兰的社会主义》一文中，罗莎·卢森堡正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群众史观的这三个基本原理来衡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各不相同的社会主义观念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意识形态斗争。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经形成了三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一种是布朗基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一种是“无产阶级”党的社会主义观；一种是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这三种社会主义观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构成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波兰社会民主党也就是在这三种社会主义观的斗争中发展和成熟起来。在论述这三种社会主义观的意识形态斗争时，罗莎·卢森堡以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的形成和发展为主线，分析波兰社会主义观的历史演变。
首先，罗莎·卢森堡论述了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与“无产阶级”党的社会主义观的联系和区别。罗莎·卢森堡肯定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党的优良传统的继承人，并高度评价了“无产阶级”党把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原则，反对民族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但她同时指出了“无产阶级”党的不足，这就是，“无产阶级”党因受到波兰社会革命党的布朗基主义的影响，在行动纲领上宣传恐怖主义，把党的活动重心放在秘密小团体的活动上，这不仅造成了“无产阶级”党的政治纲领与行动纲领之间的矛盾，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因为“社会主义鼓动只要不超出秘密的小团体，波兰的工人运动实际上便无从谈起”（本卷第107页）。然而，若没有广泛的工人运动，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就不可能获得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与“无产阶级”党不同，社会民主党把19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系列工人群众自发的罢工运动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创造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新观念，即把组织工人的斗争与社会主义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坚持阶级斗争的政治纲领与坚持发动工人运动、唤起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行动纲领能够统一起来。这个新观念，就其完完全全地接受了《共产党宣言》的纲领而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而就其立足于波兰工人运动，把唤起波兰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自己的阶级斗争的实际内容而言，又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一事实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观的确立标志着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和在行动纲领上已经彻底地摒弃了布朗基主义，走上了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
其次，罗莎·卢森堡批判了波兰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揭露民族主义纲领的实质，指出了它对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有害性。所谓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就是强调民族问题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首要性，要求将重建独立波兰作为工人阶级的纲领，使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从属于重建独立波兰这个任务。这种社会主义观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出现过，并且受到了“无产阶级”党的奠基者们的严厉批评，但是，到19世纪90年代，这种社会主义观在波兰重新出现，并且有了自己的思想表达方式——社会爱国主义，有了自己的组织形式——波兰社会党，有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民族主义纲领。这样一来，民族主义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主义观念，而且成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派别，一个与社会民主党在社会主义观念上和在政治纲领上都尖锐对立的派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把社会爱国主义定义为“波兰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三个派别”（本卷第111页），并对这个派别的政治纲领的错误和意识形态的反动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罗莎·卢森堡指出，民族主义纲领的实质内容是“要求波兰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断绝与三个波兰资产阶级和三个附属政府的关系，凭借自己的努力，废除一切阶级国家，自己首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本卷第111页）。这就提出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在现有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是否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波兰无产阶级能不能断绝与三个波兰资本主义和三个附属政府的关系？如果不能，那么，提出“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的要求就是一种空想；如果能够，那么，提出“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的要求就是正确的、实际的。在这里，是否认清波兰的现有条件，是否坚持从波兰的现有条件出发，就成为判定一种政治纲领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标准。社会民主党和波兰社会党在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上的一系列分歧正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民主党坚持从波兰现有的条件出发，努力“在波兰自身的社会条件中寻找解决波兰问题的办法”（本卷第110页）。这里所说的“波兰自身的社会条件”，包括了波兰资本主义与波兰附属国的资本主义已经捆绑在一起的现实、波兰的资产阶级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而对波兰独立漠不关心的事实、波兰的工人运动在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在罢工运动、五一节庆祝活动中登上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舞台、获得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一社会基础。社会民主党是从这一现实出发来制定自己的政治纲领，强调波兰的工人运动必须把阶级斗争置于首位，波兰三个部分的工人运动必须与它们的所属国的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而波兰社会党则从波兰小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出发，无视波兰的现实条件，无视波兰三个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已经走上了阶级斗争道路的现实，也无视波兰的资产阶级为其经济利益与它的附属国的政府连为一体，而对波兰独立漠不关心这一事实，只是空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想在独立的波兰国家中追求民主自由”（本卷第112页）。罗莎·卢森堡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将波兰与俄国捆绑在一起的今天，波兰社会党的这一愿望，从意识形态上看，不过是“波兰那些被资本主义进程消灭的阶层——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不满情绪的意识形态表达”；从其社会特征看，“无非就是无意识地模仿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主义”；从其社会主义观看，只是“表面上掌握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术语，深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奢谈阶级利益、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发展。但是在这种革命的外表下露出来的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的马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那个本身软弱无力的阶层的利益，他们无力在自己的旗帜下捍卫自身利益”；从其政治实践看，“可以归结为全盘否定包括波兰在内现存国家的政治斗争，归结为反对在专制主义的俄国争取宪法自由的斗争”（本卷第112页）。通过上述分析，罗莎·卢森堡对波兰社会党的社会主义观作了总体性的批判。
最后，罗莎·卢森堡论述了自1890年开始，俄属波兰、奥属波兰和普属波兰的工人阶级在它们各自的附属国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下所开展的工会斗争和选举活动，证明波兰社会党在“这个国家本身并不存在”（本卷第112页）的情况下“要求波兰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断绝与三个波兰资产阶级和三个附属政府的关系，凭借自己的努力，废除一切阶级国家，自已首先建立一个新的阶级国家”（本卷第111页）的政治纲领，不仅是不现实的，而目对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是有害的。因此，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90年代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最主要任务，就是批判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纲领。
在罗莎·卢森堡那里，研究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观条件，还需要考察波兰的资产阶级。因为，波兰资产阶级是在现代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独立波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对待重建独立波兰的态度，决定了波兰民族是否具有生命力，进而关系到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如果波兰资产阶级热衷于重建独立波兰，能够成为重建独立波兰的阶级力量，就证明波兰民族是有生命力的，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就应该以重建独立波兰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正是民族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家所期望的。反之，如果波兰资产阶级不关心重建独立波兰，不能成为重建波兰的阶级力量，就证明波兰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那么，波兰的社会主义就不应该以重建独立波兰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而应该以阶级斗争为波兰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这正是社会民主党所要论证的观点。《逐步前进。论波兰资产阶级的历史》一文就是为了解决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写的。在这篇论文中，罗莎·卢森堡坚决地站在社会民主党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动态地考察波兰资产阶级对待重建独立波兰的态度，论证波兰资产阶级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不可能成为重建独立波兰的阶级力量，反而是促使波兰民族生命力衰退的力量。
对于罗莎·卢森堡的这一立场和观点，《新时代》编辑部在刊登罗莎·卢森堡的这篇论文时，专门加了这样一段注释：“我们不完全赞同作者的观点，我们对波兰民族的生命力的评价比她更高。我们已经在1895—1896年《新时代》第14年卷第2卷发表的文章《波兰灭亡了吗？》（第484页及以下几页，第513页及以下几页）中分析了我们的观点与她的观点之间的对立。但我们认为不可否认的是，波兰民族思想的基础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传统的民族政策已经过时。不管人们对卢森堡小姐的观点作怎样的思考，但无论如何她的著作都十分有助于对这个过程的考察和理解。”（本卷第114页注释【1】）这段注释向我们传导了两个信息：其一，波兰民族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当时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当时存在巨大争议的问题。这足以证明罗莎·卢森堡这篇论文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其二，罗莎·卢森堡的这篇论文最重要的不是结论，而是它的研究方法，即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这里所说的历史辩证法，具体地表现为把资本主义置于波兰的背景下进行历史地考察，把握波兰资产阶级的特殊性；这里所说的阶级分析方法，具体地表现为从资产阶级的一般特性研究波兰资产阶级的走向，发现波兰民族生命力衰退的内在逻辑。在这两种方法中，前者是历史的，后者是逻辑的。罗莎·卢森堡将这两种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波兰资产阶级对俄国政府的依附性为主线，考察了波兰资产阶级对待重建独立波兰的态度。
罗莎·卢森堡认为，波兰资产阶级对俄国政府的依附性是由波兰现代工业发展的特点决定的。从19世纪初开始，波兰工业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俄国政府的政策与法令。19世纪初，波兰现代工业的兴起得益于沙皇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敕令，“将外国的手工业者诱骗到波兰，打破旧贵族秩序，才得以创造现代工业的首要条件；那时，公开的变节分子、俄国的仆人和波兰的大地主，作为会议桌上的波兰的自治政府与俄国极为一致地同意发展大工业。最后，俄国为暴力和背叛的私生子提供了第一批乳汁：在最初的十多年中，俄国的销售市场确保了波兰工业的整个存在。”（本书第115页）也正因为如此，不仅波兰的现代工业，而且波兰的资产阶级，都表现出对俄国的依赖关系。就波兰的资产阶级而言，在19世纪初，是“一群形形色色的来自各个国家的不可靠的存在：破产的德国手工业者、放高利贷的犹太人、碰运气的荷兰人、比利时的‘产业天才’、出身可疑的波兰冒险家——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没有历史和传统，人生地不熟，在全国受到歧视”（本卷第116页）。这个时期的波兰资产阶级只是充当“波兰与俄国融合的代表”（本卷第115页），并没有进入波兰的内部生活，成为波兰内部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支持波兰独立的阶级力量。罗莎·卢森堡形象地表达了第一批波兰资产阶级对待波兰独立的态度：“滚开，波兰的完整！滚开，波兰与俄国之间的关税边界！‘波兰属于俄国，两国构成一个唯一的整体。’”（本卷第115页）波兰资产阶级对待波兰独立的这一态度似乎在19世纪中叶有了改变。“1864年的农民改革、从此引入的货币经济和波兰产品在俄国开辟的大市场，为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形式、资产阶级成为波兰的领导阶级创造了前提”（本卷第117页）。在这个时期，波兰资产阶级进入了波兰的内部生活，但并没有完全成熟起来，波兰贵族还在波兰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波兰的内部阶级正处在变革之中。面对这一现实，波兰资产阶级不得不向波兰贵族妥协。1876年7月由知识分子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表公布的“有一定重要性的或基础的劳动纲领”（本卷第117—118页）就是资产阶级向贵族妥协的结果。这个纲领把波兰独立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但这个最终目标“一开始就不断改变，这个目标的实现，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性情，任意设想为在不久的将来或遥遥无期”（本卷第118页），而在纲领中得到明确表述的则是直接的任务，“其核心是，建议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和平地工作，而不是进行民族的武装斗争；建议个人在本行业从事与世无争的活动，而不是一切服从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统一的政治意志”（本卷第118页）。罗莎·卢森堡指出，这实质上是“植入民族纲领中的曼彻斯特主义，政治上的通行证，在拯救祖国过程中的自由竞争。这种自由竞争在70年代波兰的具体条件下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就是资本主义。”（本卷第118页）总之，这个纲领是在借助重建波兰的口号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而当波兰内部的阶级关系变革一旦完成，资产阶级就不再借助重建波兰这个口号，而直截了当地把致富当作口号，并公开地接受俄国的专制统治。据此，罗莎·卢森堡描述了波兰资产阶级对待波兰独立的态度：“在第一个时期，贵族以波兰的名义领导与俄国作斗争，而资产阶级——外来的，而且人数较少——则公开表现他们对俄国的友好。在第二个时期，资产阶级接管了国家的领导权，将民族分裂主义转化为政治禁欲，并用民族的谎话使贵族社会接受资本主义。在谎话消散、资本主义自己得出政治结果之后，资产阶级以发展的形式回归他们原来的纲领，不仅支持兼并，而且支持专制制度，但这一次回归不是与波兰相对立，而是以波兰的名义回归。”（本卷第125页）这个过程表明，波兰的资产阶级从来就不是波兰民族的生命力，相反，它是不断瓦解波兰民族生命力、迫使波兰在经济上依附于俄国市场、在政治上接受俄国政治奴役的阶级力量。既然如此，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不能把重建波兰作为自己的纲领，而应该把阶级斗争作为自己的纲领，与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共同的专制制度，并在帝国争取宪法自由”（本卷第127页）。
由此可见，罗莎·卢森堡提出波兰民族不具有生命力的观点，是她运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分析波兰资产阶级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得出的科学结论，它表达了有关波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从阐发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波兰民族解放的基本原理到考察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工业基础和阶级基础，罗莎·卢森堡提出了解决波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问题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把《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理与波兰19世纪80—90年代的工业发展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以阶级斗争为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与三个吞并国的工人阶级结合起来，共同斗争，争取波兰独立和波兰民族解放。这个理论框架既是罗莎·卢森堡有关波兰民族独立和波兰民族解放的理论，也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波兰独立和波兰民族解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写的政论文就是阐明社会民主党是如何将自己的这一立场、观点和理论付诸工人运动的实践的。
《在1893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是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给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罗莎·卢森堡向大会报道了俄属波兰的社会民主党在19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三个方面的工作成就：第一，在思想上，对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有了明确的认识。这个认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消除波兰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布朗基主义，“目标明确地领导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斗争”（本卷第3页）；其二，社会民主党必不可少的一件工作，是“培养工人阶级中最优秀和最有活动能力的分子”和“培养目标明确的鼓动家和带领工人阶级完成自己的一切任务和进行一切斗争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强调，这是“为了劳动阶级的日常利益而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斗争、为了民主政体而进行的斗争”，进行这样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在有能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以前非进不可的学校”（本卷第3页）。这两点认识表明，波兰社会民主党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组织，而且是成熟的波兰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第二，在实践上，波兰社会民主党扎根于工人运动之中，掌握了波兰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罗莎·卢森堡向大会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在1890—1893年的四年间在组织罢工、庆祝五一节的活动、群众示威活动及其在群众中产生的广泛的和积极的影响，报道了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期间从事工会工作、设立图书馆和读书会等工作的成就。她指出，正是这些活动，使“波兰王国的工人运动逐渐成为我们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现象”（本卷第6页），社会民主党也由此而“逐渐成为工人运动的实际领袖，在广大群众中赢得了声望和信任”（本卷第4页）。第三，在政治思想上，揭露社会爱国主义思潮对工人运动的有害性，阐发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及其现实基础。罗莎·卢森堡分析了19世纪90年代社会爱国主义的新思潮，指出，19世纪90年代波兰工人运动的发展，使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唯一进行反对活动的要素”（本卷第6页），也成为爱国主义者努力争取的阶级力量，于是，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尝试把重建独立的波兰王国的纲领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社会爱国主义的合题”（本卷第6页），使工人阶级能够成为他们思想的载体，使工人运动能够接受他们的爱国主义纲领。针对爱国主义者的这一行径，社会民主党不仅在理论上对爱国主义的政治纲领进行了批判，揭露了它的反动性和对波兰工人运动的危害性，而且要求波兰三个部分的工人政党结合现存的政治形式，提出实际斗争的要求。在罗莎·卢森堡看来，由于波兰三个部分所处附属国的情况不同，波兰的无产阶级运动必然面对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提出重建一个独立波兰的纲领不具有现实性，即便是要求制定一个统一的最低纲领去统一波兰三个部分的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也是不现实的。正确的做法是，波兰三个部分的工人政党应该在最高纲领的指导下，结合所属国的政治、经济的具体情况，制定一种适合现存的政治形式的最低纲领，领导该地区的无产阶级进行政治斗争。今天的波兰三个部分的无产阶级斗争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在奥属波兰，加利西亚的无产阶级“和整个奥地利的无产阶级共同进行的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就是这样一种以现实情况为依据的政治行动”；在普属波兰，波兹南和西里西亚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就是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采取共同行动；在俄属波兰，波兰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既是“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情况相适应的口号，也是俄国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口号；推翻专制制度。”（本卷第7页）罗莎·卢森堡强调，波兰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在彻底消除一切压迫的同时，消除对波兰民族的奴役，使一切文化压迫失去基础”（本卷第7—8页）。可见，罗莎·卢森堡并不是绝对地排斥波兰的民族解放，而是强调波兰的民族解放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的框架下才是可能的。具体地说，波兰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不可能由波兰的资产阶级，而只能由波兰的无产阶级来完成；它的现实路径只能是：波兰的无产阶级与波兰三个部分所属国的无产阶级共同行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灭阶级压迫，才能铲除波兰民族压迫的土壤，使波兰民族获得解放。这样一来，波兰的民族解放就被置于现代工业的基础上，置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之中，而不是回复到宗法式的农民经济，埋葬在沙皇制度的物质条件下。这就是社会民主党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观，也是社会民主党与爱国主义者在波兰民族解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在报告的结尾处，罗莎·卢森堡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斗争目标：“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利益力图争取一种新的政治形式，他们具有高尚的觉悟，意识到他们是在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而发挥作用，通过夺取欧洲反动势力最强大的堡垒，将有效地促成伟大目标的实现，而这些目标今天正在用一种思想和一种情感将全世界成千上万的同志团结起来。”（本卷第8页）
波兰社会民主党在短短的四年中，虽然在自身思想的认识上、在领导波兰工人运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舞台上并没有战胜波兰的社会爱国主义思潮。一个很明显的例子，罗莎·卢森堡以《工人事业报》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起草的给第二国际苏黎世代表大会的这个报告并没有为这次大会所接受，罗莎·卢森堡也没有获得正式的代表资格。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只有尤·马尔赫列夫斯基一人获得了代表资格，而以伊·达申斯基为首的波兰社会党人占了上风。这就使批驳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论点成了当时波兰社会民主党进行政治思想斗争的主要任务。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发表的政论文《辟谣》、《波兰社会民主党与民族性（答复）》、《波兰工人运动的奠基者：追忆》、《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波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在波兰民众中的鼓动》、《俄国立陶宛各省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等，都是围绕批驳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论点而展开的。在这些政论文中，罗莎·卢森堡剖析了波兰社会党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肢解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指出，波兰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观点的方法论弊端在于，机械地看待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之间的关系，以波兰的民族解放来否定已经发展起来的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了彻底地驳倒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观点，罗莎·卢森堡阐发了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之间的辩证关系。罗莎·卢森堡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是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而民族解放是各民族的特殊利益，民族的特殊利益只有在争取普遍利益的斗争中才能实现，这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与民族解放并不矛盾，相反，它是民族解放的前提，如果舍弃这个前提，民族解放不过是空中楼阁。她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首先是政治斗争。工人们在其中生活和受苦的共同的政治制度，共同的国家领域决定社会主义者共同属于一个政党。民族差别不能成为这方面的隔阂，因为民族差别只在很小程度上对阶级状况产生影响。在同一国家疆域的各种无产阶级团体的特殊意图，绝不能为建立特殊的社会党创造基础。相反，只有通过共同的政治组织联合国家中的所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进行统一的共同的政治斗争，无产阶级各个部分的特殊的合理意图才能得以实现。”（本卷第13页）初看上去，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观点过于强调阶级斗争，而轻视民族解放斗争的意义，有机械论的倾向，但是，如果仔细地读一下罗莎·卢森堡对这个观点的具体内容的阐释，立即就会看到罗莎·卢森堡的辩证法的丰富性。罗莎·卢森堡的解释是，就波兰目前的情况看，波兰三个部分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微不足道的，相反，波兰三个部分的各个部分的经济生活受着其吞并国的经济的支配，并与其吞并国的政治生活相融合，这也就是说，波兰三个部分的无产阶级是生活在具有根本不同的政治制度下的三个不同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用一个纲领将这三个部分的无产阶级统一起来，而只能考虑当前的情况，“提出三个不同的纲领，并且必须由三个不同的斗争组织来领导。如果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当前能够在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下把所有三个部分的波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那么这个纲领是显然不能适应其中任何一个部分的，也就是说，它必须干脆无视所有三个部分的政治环境。这同人们打算以一个共同的纲领把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的整个无产阶级联合在唯一的一个党内是一回事。这种做法的荒谬一目了然。”（本卷第29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是把民族解放与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的关系置于波兰无产阶级斗争的现实基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高度——加以阐释。由于这一阐释，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辩证法就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公式，而具有了十分具体而现实的内容，成了波兰无产阶级革命的辩证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莎·卢森堡指出，波兰社会党把波兰的民族解放与波兰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对立起来，要求建立特殊的独立组织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
《土耳其的民族斗争和社会民主党》、《论<前进报>的东方政策》和《再论“东方问题”》三篇论文表达了罗莎·卢森堡对东方问题的关注及其基本态度。在这些论文中，罗莎·卢森堡就政治和民族运动与经济原因之间的联系、东方政策等问题与威·李卜克内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开展辩论。这些都增加了罗莎·卢森堡在第二国际的影响力。
本卷收入的《国家条约》和《工资基金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公开发表的罗莎·卢森堡在读大学期间的笔试论文。这两篇论文表明，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已经开始钻研国际法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研究，无论是对她完成博士论文，还是日后开展帝国主义理论研究，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开展的科学研究工作和进行的理论论战连同她在瑞士从事的革命活动一起，为她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赴德国从事革命活动提供了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
二
1898年5月，获得了博士学位的罗莎·卢森堡踏上了德国的土地，开始了她人生中的一段新的斗争征程。当时的德国，正值工业高速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稳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废除反社会党人的“非常法”后得到了快速增长，工会活动、国会党团空前活跃，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工作。在这种环境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滋生了机会主义的思想。1896年10月至1898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家和理论家爱德华·伯恩施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理论杂志《新时代》上相继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公开发表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宣称现代信用制度的建立、邮政、电报、客运、货运等交通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企业家联合组织的扩展等新机能的出现，能够使资本主义克服自身的危机，并逐步生长出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也使得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都变得不再适用了，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会和社会改良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这组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社会民主党内的激烈争论。在1898年10月3—8日举行的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对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批驳。作为对自己观点的辩解，伯恩施坦于1899年1月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修正主义观点。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9年、1901年、1902年、1903年相继在汉诺威、吕贝克、慕尼黑和德累斯顿举行党代表大会，就伯恩施坦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除慕尼黑代表大会外，其他三次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案。这些论战构成了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主线。罗莎·卢森堡进入德国后，积极投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战斗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前沿，写了《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英国眼镜》、《被蛀空的核桃》等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名篇，她也由此而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人物和杰出的理论家。从这时起，罗莎·卢森堡获得了她作为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第二个身份：德国的罗莎·卢森堡。
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它需要批判者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透彻地了解资本主义在19世纪末发生的新变化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二是要有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基础，尤其是要系统和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还要有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勇气，即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分析世界历史的新变化，创造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卷收入的这一时期的文献充分地展示了罗莎·卢森堡在这三个方面所作的艰苦努力。
研究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及其对工人运动的影响，是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整个计划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7月2日给约吉希斯的信中写道：关于批判伯恩施坦，“我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我感到这不是更好的，因为我又碰到了一些难题。我拟定了一个极好的提纲，其中包括了两个难点：（1）写出有关危机的观点；（2）要确凿地证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要证明这一点，就意味着要为科学社会主义写一个新的、简明的论据。”[3]①在罗莎·卢森堡那里，把这个极好的提纲变成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论著，阐发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观点，与她在这一时期大量地研究19世纪末的工人运动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新变化是同步展开的，两者分别从理论批判和经验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罗莎·卢森堡在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活动。
在19世纪末的欧洲工人运动中，工会斗争成了工人争取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主要形式。于是，如何看待工会运动、如何对待工人阶级参加竞选的问题、如何理解工会斗争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就成了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主要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罗莎·卢森堡不仅积极地参与和组织普属波兰的工会斗争，而且还广泛地研究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会斗争。罗莎·卢森堡参与和组织普属波兰的工会斗争，是她进入德国后的第一件工作。罗莎·卢森堡初入德国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正忙于竞选活动，并不关心普属波兰的工人运动，这与普属波兰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废除非常法之后进展缓慢不无关系。面对这种情况，罗莎·卢森堡决定去普属波兰区域的上西里西亚和波兹南开展工作。在那里，罗莎·卢森堡先是同波兰社会党波兹南地区组织的著名活动家马·卡斯普沙克建立了联系。马·卡斯普沙克因为拒绝谴责罗莎·卢森堡在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而被开除出党。罗莎·卢森堡与他建立联系，是为了共同支持和团结波兰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者，在普属波兰宣传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主张。紧接着，罗莎·卢森堡遍访了上西里西亚的各工业中心，与该地区的工人积极分子建立联系，发表演说、组织该地区的工人群众参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打开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在普属波兰地区的工作局面。本卷收入的《上西里西亚的选举》、《波兹南消息》就记载了罗莎·卢森堡初入德国的工作成就。这些成就表明，罗莎·卢森堡对波兰问题的研究和她领导波兰工人运动的地区已经从俄属波兰扩大到普属波兰。不仅如此，她在这一时期领导波兰工人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从原先的领导罢工运动转变为领导工会斗争。除此之外，罗莎·卢森堡还研究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会运动，尤其关注法国的工人运动。从本卷收入的相关文献看，仅来自法国的消息就多达28篇。在这些文章中，罗莎·卢森堡分析了德雷福斯事件对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分析了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派别的分歧。本卷收入的《意大利社会党人在市镇参议会选举中的“胜利”》、《意大利的社会主义报纸重新出版》、《关于意大利人民贫困状况的例证》、《比利时工商业仲裁法庭工人陪审员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比利时的工会运动》、《英国女工厂视察员1897年年度报告》等文章，不仅表明了罗莎·卢森堡对意大利、比利时和英国工会运动的关注，而且表明罗莎·卢森堡已经充分认识到工会运动在工人运动中的重要性。这些研究为她从理论上弄清楚工人的日常斗争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之间的关系、社会改良与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提供了经验材料。
在研究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新变化方面，罗莎·卢森堡十分重视统计资料。她认为，统计资料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础，她本人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也是以当时的统计资料为根据的。但她绝不把统计资料和统计资料的运用看作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数字的计算工作，而视为一项分析现代社会的变化，“为工人阶级本身提供其经济斗争的全貌和在这种斗争中组织的有用性的数字证明”（本卷第403页）的工作。从这一观点出发，她从哲学的高度审视统计资料的方法，强调统计资料工作的价值取向。她在1898年12月写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的第九节中，批评了德意志帝国在统计资料上的价值取向。她指出，德意志帝国把统计资料变成了地方警察机关的专职，其目的是收集“诉讼材料，用于反对现代工人运动，支持反动计划，剥夺人民的权利”（本卷第404页），因此，德意志帝国的统计工作“一开始就带有片面的，甚至直接偏袒的性质”（本卷第 404 页），其统计出来的数据必然是错误的和片面的。她强调，正确的统计资料的方法应该是本着“为社会改革，为有利于工人的措施收集材料”（本卷第404页），其收集材料的范围包括“工会的报纸报道，劳工局驻各大工业中心的兼职通讯员的报告，特别是通过向企业主和工人以及工人组织发放问卷而查证的材料”（本卷第404页）。不仅如此，她还进一步强调，在采用现代企业发展的数据时，不应该只看数量的变化，而应该引进质的观念，要从数量的变化中去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给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质变。她在1898年12月至1899年1月发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中，批评了奥托·维德费尔特在其著作《1720—1890年柏林工业发展史统计研究》中使用的统计方法。罗莎·卢森堡认为，奥托·维德费尔特对手工业和大工业的状况只作数量上的统计，或“机械地根据企业数量的统计”说明手工业受到大工业的全面排挤和打压。或“只考虑企业及其雇员的表面统计”就界定企业大小的性质（本卷第422页），是非常不科学的，他以此为基础提出的理论也存在巨大的错误，因为“中小型企业的社会史，从本质来看，绝不能用统计数字来表示，至少不能用一直给予考虑的两个数字——工人的数量和在企业中从业的工人的数量——来表示”（本卷第423页）。比如，在现代社会中，大企业的数量虽然少，但它在市场上的销售比例上却大得惊人，小企业的数量虽多，但它只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极小部分；还有，企业大小的性质也不能由雇用工人的数量来确定，“因为雇用八名或十名帮工的五金作坊总归还是一个手工业企业，而雇用四名职员的银行却绝不是手工业企业。如果只考虑企业及其雇员的表面统计，那么，只能得出一个与其说是完全相反的，倒不如说是有利于小企业的结论。”（本卷第422页）很显然，这个结论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完全不相符的。从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评价中，可以看到，在统计方法上，罗莎·卢森堡重视的是质，而不是量。她所说的统计中的质，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从数据中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新变化，即从资本主义企业的增长中发现资本主义正在经历由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转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世界市场的发展；二是要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工人阶级财富增长之间的比率中揭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状况，在此基础上，制定工人阶级斗争的目标和组织形式。
正是因为对统计资料进行了哲学方法论的审视，所以，在对统计资料的提取与采用上、在评论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每一个新的变化上，罗莎·卢森堡都得出了与伯恩施坦相反的结论。伯恩施坦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象层面上看待股份公司的出现、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垄断组织的建立等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提出了“资本主义适应”论的结论，断言资本主义将不再发生危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都不再适用了、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工会和社会改良的方式实行社会主义。与之相反，罗莎·卢森堡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层面上分析股份公司的实质、交通运输的迅速发展和工业垄断组织的建立所造成的世界市场竞争，揭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内在机制，指出资本主义新机能的出现只不过是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绝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相反，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只会在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所造成的世界市场的日益缩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中日益加深，直到走向最终的崩溃。不仅如此，罗莎·卢森堡还以大量的数据，包括《德意志帝国统计》季刊公布的1897年少年男工和女工的惊人数据、巴黎社会资助公布的工人贫困化状况的数据，来驳斥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证明：“《宣言》中所说的话至今仍完全符合事实，工人阶级中许多人的贫困化一如既往地继续存在”（本卷第443页）。罗莎·卢森堡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崩溃的预言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并没有过时，“阶级斗争将在工人阶级的上层发展，最后必将埋葬资本主义及其所有典型形象”（本卷第444页）。本卷收入的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12月至1899年3月在《萨克森工人报》上发表的四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以及同期在《莱比锡人民报》上发表的《一次胜利的代价》、《沙皇的又一个通告》、《船舶制造业的变革》等文章清晰地展现了罗莎·卢森堡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科学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分析股票买卖及其相应的股份公司建立这一现象时，罗莎·卢森堡肯定股票的买卖及其相应的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新形式，但她同时指出，股票买卖不过是一种投机活动，股份公司的运作充满了欺骗性。她在1898年12月写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第一节“资本主义的骗局”中，以柏林的艾德思股份公司为例，分析这种新的经济形式的实质，指出，股票买卖是一种“自己不动一根手指，甚至还不直接让其他人劳动，也不与现行法律发生冲突——就能获得财富”（本卷第395页）的经济形式，而以这种经济形式为主业的现代保险股份公司“就是必须千方百计地筹钱，而股票就是为此向公众出售的。……明确地说，面向公众运营的保险股份公司的目的无非是用别人的钱来偿还土地所有者的债务”（本卷第395页），而投资股票的小资产者所获得的“不是实际存在的、所生产的财富的一部分，而是外债的一部分”（本卷第395页）。由此可见，股票买卖与企业主通过工业资本来积累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不过比之后者更具有欺骗性。
在分析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这一现象时，罗莎·卢森堡指出了这一事实：资本主义国家兴建大型的交通运输设施是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利益和军事利益，为了增加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就决定了大型交通运输设施的兴建一开始就具有世界性的特点，是服务于世界市场竞争的。罗莎·卢森堡在1898年12月发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的第四节“美国的水利建设”和1899年2月发表的《船舶制造业的变革》中，考察了美国当时正在修建的两大水利工程：即“拓宽伊利—休伦湖之间的河道”和“修建一条通过尼加拉瓜湖的运河”（本卷第398页）的目的和后果，考察了造船业的发展及其趋势。她指出，大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和世界市场的竞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趋势：一是世界市场的扩大，使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也由此而成为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二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集中与技术变革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能得出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的结论，恰恰相反，它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变得越来狭小了【按上下文推断，此处应为“越来越狭小”之误。——录入者注】。在1898年12月发表的《经济和社会评论》的第五、六、七、十一节中，罗莎·卢森堡分析了英国、德国和美国向亚洲和非洲倾销商品以及由此而引起世界市场争夺及其变化的情况，得出了三个结论：其一，殖民国家的趋势是大力修建铁路、运河等交通线，而铁路、运河的修建带来的“交通的便利，特别是殖民军的机动，只会使欧洲强国之间在亚洲和非洲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最后，正因为如此，还因为贸易的增长，这些新的交通线会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加速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本卷第402页）；其二，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竞争是恶意的竞争，这种恶意竞争的后果只可能是“世界市场变得越来越狭窄，发达的生产力日益超过市场的容纳能力，竞争斗争越来越激烈，而多少带有普遍性的贸易冲突，作为不可避免的后果，迟早会动摇资本主义国家。”（本卷第401页）其三，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竞争势必翻开工人阶级斗争的新篇章。在第十一节中，她研究了英国在与德国和美国竞争世界市场中日渐衰落的趋势。她认为，英国在世界贸易上的倒退会打破英国国内“资本与劳动的和谐”的假象，使英国阶级斗争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因此，英国的工人阶级“没有理由对英国商业的衰落感到遗憾”（本卷第407页）。在《船舶制造业的变革》中，她指出运输业中的技术变革使劳动变得越来越简化了，这就“抹杀了职业中的专业化和个人因素，把工人从一个人和艺术家贬低为无差别劳动力的非个人的载体”（本卷第465页）。总之，从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中，是得不出“资本主义适应性”的结论的。
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垄断这一现象时，罗莎·卢森堡考察了美国和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主联盟的形成及其在工业和银行业中的发展，揭示了企业主联盟的本质及其特点。在考察工业企业主联盟的形成及其发展时，罗莎·卢森堡研究了俄国钢铁工业快速发展的原因，研究了美国的工业卡特尔的形成和组织，揭示了企业主联盟的本质。她指出，企业主联盟是工业的集中，但是，这种集中绝不是单纯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国家政策干预的结果。俄国钢铁工业在1896—1897年获得惊人的发展是“俄国政府在最近几年坚持奉行的保护关税政策的直接结果”（本卷第397页）。同样，美国的工业卡特尔的惊人发展也是许多人为的因素干预的结果。她赞同保罗·德罗西埃在《美国的垄断化工业（托拉斯）》一书中提出的观点：美国工业卡特尔的普遍化是美国的“铁路政策、关税政策、私人经营公共服务——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这些因素，卡特尔就不可能形成和持续存在”（本卷第451—452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从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上阐发了企业主联盟的本质，指出企业主联盟是资本主义国家特有的经济垄断形式，而这种经济垄断的形成又是国家干预的结果，它体现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发展趋势。罗莎·卢森堡也按照这一思路研究了德意志帝国的银行法案。她指出，德意志帝国的银行法案是基于工商业的巨大发展和汇兑、信贷业务的集中化趋势，而德意志帝国银行的汇票贴现的大幅增长证明了这一事实：“工业在发展，用于创办企业和经商等的货币需求在扩大。而贷款利息的高低，可以直接决定国内工业和商业活动的难易”（本卷第454页）。从这些研究中，她得出的结论是：垄断是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集中，但垄断既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也不能减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只会加剧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激化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唤起有觉悟的工人阶级起来抵制卡特尔的形成。这个结论表明，罗莎·卢森堡从资本主义企业主联盟组织的普遍化中看到的，不是“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而是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日益加深、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日益加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必然为统一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所代替。这就是她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普遍发展的基本观点。她把这个观点完整地表述为：“无政府状态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领域蔓延到另一个领域；私人利益的自由支配，私人利润的无限支配，被宣告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和福音，这在发展的一定阶段证明是不可能的、不可持续的，甚至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是不相容的。制定统一的计划，列出整个经济的一览表，由同样自然形成的中央对经营活动的管理——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独特的结果。因此，这个结果的最终结果——将是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其无政府状态最终将无法维持，必须把计划和统一管理引入整个社会经济，也就是实行整个生产和交换机制的社会化。”（本卷第455页）
罗莎·卢森堡不仅在分析19世纪末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中得出了反对伯恩施坦的“资本主义适应”论的结论，而且还从理论上揭露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错误。罗莎·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致命错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是曲解和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而这个错误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论调是完全一致的。在1899年2月发表的《经济和政治评论》的第三节中，罗莎·卢森堡驳斥了法国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朗博在他的《经济学说史》中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种种曲解，指出，“如果看看里昂天主教派法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在上面证明马克思发展理论的错误的那些报纸，那么，人们乍一看会误以为手中拿的是伯恩施坦发表在《新时代》上的《社会主义问题》。伯恩施坦反对‘崩溃论’，而资产阶级天主教派教授反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他们完全是一脉相承。”（本卷第471—472页）。
上述的经验研究与理论批判表明，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是建立在她对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深入研究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透彻理解之上的，她的目的是通过深入研究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新变化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当代有效性。她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就是她在这一时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剖析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变化，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的核心观点，证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当代有效性的杰作。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由三组评论文章合编而成。第一组文章写于1898年6—9月间，是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发表在1896—1897年《新时代》上总标题为“社会主义问题”的一组文章的评论。文章完成后，罗莎·卢森堡送交《莱比锡人民报》，得到报纸编辑布·舍恩兰克的极高评价，并立即付印，从1898年9月21—28日，以《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为总标题连载。第二组文章是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1899年2月底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评论，在1899年4月的《莱比锡人民报》上连载。这组评论文章刊出后，受到极大的重视。于是，编辑部根据社会民主党内同志们的多次建议，将这两组文章以同名《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编辑成册出版。出版时，编辑部又将罗莎·卢森堡发表在1899年2月《莱比锡人民报》上的关于民军和军国主义的文章作为附录一并收入。这就构成了《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的结构。其中，第一组文章编为第一部分，第二组文章编为第二部分，第三组文章编为附录。这一结构生动地展示了罗莎·卢森堡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历史过程和逻辑进路。从历史过程上看，《社会改良还是革命？》汇集了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在1896—1899年间发表的两个重要文本——《社会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批判性文献，表明，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其间既有理论的批判，又有经验的研究（这一经验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这期间发表的《经济和社会政治评论》中），是一个理论批判与经验研究交错展开的过程；从逻辑进路看，《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中的两个部分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体现了罗莎·卢森堡与伯恩施坦之间的论战史。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第一部分是对伯恩施坦1896—1897年在“社会主义问题”这个总题目下发表的他的修正主义观点的系列文章的评论。罗莎·卢森堡在评论伯恩施坦的这组文章时，不是在现象层面上一一评论伯恩施坦的某一个具体的论点，而是把它提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高度，从分析伯恩施坦的方法入手，指出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点中隐藏的实质性的理论问题。罗沙·卢森堡指出，伯恩施用以资本主义的信用体系的建立、交通运输的改进和企业主联盟组织的出现为根据，提出“资本主义适应”论，力图以社会改良取代社会革命，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是提出了“工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本卷第482页），从更深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看，是提出了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本身，以及同这个发展进程有关的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问题”（本卷第485页）。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观：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坚持马克思的崩溃论，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内在矛盾的层面上。运用危机的方法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揭示隐藏在资本主义经济新形式背后的危机和资本主义不可消除的内在矛盾，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一种是伯恩施坦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反对马克思的崩溃论，从资本主义的外在形式的层面上，运用“适应工具”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形式，论证资本主义经济新形式的出现“能防止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让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并消除它的矛盾”（本卷第487—488页）。罗莎·卢森堡认为，这两种哲学观的对立，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源于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不同理解。从总体上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在本质层面上探究资本主义的“普遍的、毁灭性的危机”（本卷第485页），即资本主义内在的结构性危机；一个是在现象层面上预言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发生的时间，如10年或20年一个周期等。这两个层面的内容中，前者讲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它所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崩溃的内在必然性；后者讲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外部形式，它所考察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偶然原因，因而是“非本质的、次要的东西”（本卷第485页）。伯恩施坦在方法论上的错误就在于，他机械地理解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每10年发生一次周期性危机的预言当作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全部内容，又以近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没有爆发震荡性危机来否认马克思的崩溃论，断言资本主义因其建立了信用制度、改善了交通工具、形成了企业主联盟组织而具有了适应机能，不会再发生危机了。然而，如果转换一个视角，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本质方面来分析，人们就会对近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普遍表现出来的萧条过程作另种解释，即资本主义在1825年、1836年、1847年爆发的危机都不过是“资本主义幼稚的表现”，并不是“马克思用公式分析的资本主义的老年危机”（本卷第493页），而近20年来资本主义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短期的繁荣与长期的萧条交替出现”（本卷第495页）的现象则使人们看到了信用制度是如何“复制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主要矛盾，把它们引向荒谬绝伦的地步，……加快它走向自己灭亡的（崩溃）的速度”（本卷第490页），也看到了“卡特尔及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终影响，不仅不是消除资本主义矛盾的‘适应手段’，反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的加剧它固有的无政府状态、暴露它内含的矛盾、加速它灭亡的一个手段”（本卷第492页）。这些正好说明，“我们正在不断地接近末日的开端，即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时期”（本卷第495页），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并没有过时，它依然是人们分析现阶段资本主义危机现象的方法论。据此，罗莎·卢森堡得出结论：伯恩施坦的错误在于，用机械论的、非辩证的方法来解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把危机的停滞视为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征候”（本卷第511页），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适应”论这个结论。从这个结论出发，伯恩施坦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谈论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以为“这种斗争能对资本主义经济逐步产生社会主义的影响”，这“其实纯粹是想象”（本卷第507页）。最后，罗莎·卢森堡把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本卷第513页）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所作的这一系列的哲学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批判，逼迫伯恩施坦不得不从哲学理论的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系统地阐发他的修正主义理论。这就构成了伯恩施坦写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理论背景。在这本书中，伯恩施坦指责罗莎·卢森堡对他的“资本主义适应”论和社会改良主张的批判是在玩弄马克思的“辩证法的规律”。他提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绝不只有辩证法规律的一面，还有肯定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创造能力的一面，因此，问题不在于马克思的一般社会主义文献本身，而在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文献中的哪一方面“正确地表达了今天的情况”[4]。伯恩施坦的观点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辩证法的规律”一面已经不能正确地表达今天的情况了，只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肯定资本主义生产和创造能力的一面才能表达今天的情况，所以，他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要按照后一面来评论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力图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变得适合于他的修正主义理论。这又构成了罗莎·卢森堡写作《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二部分的理论背景。罗莎·卢森堡认为，伯恩施坦为自己所作的理论辩解，使社会民主党与伯恩施坦的讨论“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式的争论”（本卷第541页）。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的第二部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高度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分析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与伯恩施坦的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进而揭示这两种理论体系的思维方式，以此证明伯恩施坦的理论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机械论的世界观，“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本卷第543页）。罗莎·卢森堡认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与伯恩施坦的理论体系之间的对立首先体现在两者的逻辑前提上：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的逻辑前提是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中发现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而伯恩施坦的逻辑前提是“否认在现代社会中存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前提”（本卷第514页），代之以法的前提。罗莎·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用发行股票这种经济现象来证明“资本家”这个范畴已经发生了变化，即不再是指资本家个人，而是指的持有股票的集体，是指拥有大大小小股权的集体。于是，在伯恩施坦那里，“资本家”不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一个生产的范畴，而是一个所有权的范畴，不是一个经济单位，而是一个税务政策的单位”；资本也不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一个生产的整体，而是一个简单的货币财产”（本卷第516页）。在这一解释中，伯恩施坦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概念偷换成了法的概念，将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偷换成了法的关系和所有权的关系。这样一来，伯恩施坦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置于资本主义法律体系下加以解释，这就构造了一种与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体系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前提为根据，从肯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出发，建构的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思维方式”（本卷第545页）。在这一思维方式下，社会民主党用马克思的历史的观点、社会主义的观点来剖析资本主义新形式中隐藏的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得出了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工人运动的最高目标只能是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而伯恩施坦的理论以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为根据，从否定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崩溃论出发，建构的是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这一思维方式下。伯恩施田逐一地修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各个基本原理，最后毁掉了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罗莎·卢森堡在第二部分的第四节中描述了伯恩施坦是如何在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下一步一步地毁掉马克思的整个理论体系而滑入机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她指出，伯恩施坦从抛弃资本主义的崩溃论开始，“没有资本主义的崩溃，就不可能剥夺资本家阶级，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剥夺，把逐步实行‘合作社原则’作为工人运动的目标。但是，合作社原则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是行不通的，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生产社会化，着手改良商业，发展消费合作社。但是，消费合作社，哪怕与工会一起来改造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的物质发展不相容，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伯恩施坦关于经济发展进程的观点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规律不相容，于是他就放弃剩余价值规律和价值规律，从而放弃卡尔·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但是，没有确定的最终目标，没有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不能进行，于是伯恩施坦就放弃阶级斗争，声明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好。但是，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一个十分自然而又不可避免的现象，于是伯恩施坦就在进一步的结论中甚至否认我们社会中存在阶级斗争。……但是，如果没有阶级斗争的经济基础，并且根本没有阶级，那么，不仅不可能有无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的未来斗争，而且也不可能有它们迄今为止的斗争，社会民主党本身及其成果也就无法理解。或者说，如果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也只是来自政府方面的政治压力的结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合乎规律的结果，而是霍亨索伦方针的偶然产物；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的儿子，而是反动派的私生子。这样一来，伯恩施坦就极为合乎逻辑地从唯物主义历史观转到了《法兰克福报》和《福斯报》的立场。在否定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社会主义批判以后，剩下的基本上就是满足于现状了。就这样，伯恩施坦完全合乎逻辑地从头走到尾。为了运动，他以放弃最终目标为起点，但是，由于没有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真的没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所以他必然也是以放弃运动本身而告终。这样一来，伯恩施坦的全部社会主义观点就崩溃了。雄伟、对称和神奇的马克思体系的建筑物，在他那里现在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认为各种体系的碎片，所有大小思想家的思想片断，在这里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本卷第537—538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揭示了伯恩施坦理论体系的资产阶级法律体系的逻辑前提与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与机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同时也证明，伯恩施坦主张合法改良的实质“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仅仅是改良资本主义制度，不是要为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为了多少减缓剥削，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本身。”（本卷第531页）这样，罗莎·卢森堡就从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上阐明了社会民主党与伯恩施坦在世界观、阶级立场和社会形式上的对立：社会民主党在哲学的世界观上坚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前提，建构“革命无产阶级的思维方式”，与它在实践上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立场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形式是一致的，而伯恩施坦在哲学的世界观上坚持资产阶级的法律体系，建构改良主义的思维方式，与他在实践上强调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立场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是一致的。从另一方面看，罗莎·卢森堡对待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没有采取机械论的态度，将两者绝对对立起来，而是将其置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中来阐发两者的辩证关系。罗莎·卢森堡认为，合法改良在资产阶级法律体系下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而当它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框架下进行的时候，就成为社会主义斗争的一部分，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了。从这一观点出发，罗莎·卢森堡阐发了社会革命与合法改良之间的辩证关系。罗莎·卢森堡指出，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人们在历史过程中的两种不同的活动方式：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为了实现经济形态变革的目的而发动的政治行动，即是“阶级历史上的政治创举”（本卷第530页）；合法改良是一定社会为解决人们的权利关系而进行的立法活动，即是“社会在政治上维持生存的手段”（本卷第530页）。这两种活动，由于其性质不同，对于历史进步的意义也各不相同；社会革命发生在社会形态更替、社会制度变革的阶段，是推动社会发生质变的力量，而合法改良只是在一定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起作用，是社会变化的量的积累过程。这往往是一个阶级刚刚夺取了政权，处在上升时期所采取的方式，如果一个阶级要推翻旧的阶级，要取得政权，开始新的社会制度的建设，就必须采取社会革命的方式。这就意味着，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历史进步中的两个必不可少的、不可相互替代的因素，它们在哪一个时期起主导作用以及起作用的方式，都是由社会历史进程决定的。伯恩施坦的错误在于，他不是把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放到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而是把它们抽象出来、对立起来，以为它们是可以供人们任意挑选的实现社会进步的方式，于是，他就用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来评判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强调合法改良是比社会革命更好的方面，以此取消社会革命。针对伯恩施坦的这一错误，罗莎·卢森堡指出：“立法和革命不是历史进步的不同方法，——不能像在历史的食堂里那样任人挑选热炒和冷盘——，而是阶级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要素，既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同时又像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相互排斥。”（本卷第530页）罗莎·卢森堡在社会革命的框架下阐发社会革命与合法改良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她解决工会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日常斗争与工人运动的最终目标的关系提供了理论的和方法论的根据。
《附录：民军和军国主义》是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分子席佩耳的文章的答复，也是对席佩耳有关军国主义问题观点的批判。其中，罗莎·卢森堡特别驳斥了席佩耳把他对军国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发展的理解与恩格斯的历史观等同起来的说法，指出，席佩耳的军国主义的观点绝不是恩格斯的历史观的运用，而是伯恩施坦的历史观的运用。这一批判表明，对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罗莎·卢森堡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同时展开的。在她看来，机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危害性，一点也不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害性低。基于这一认识，罗莎·卢森堡在完成《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后，又写了一系列文章，分析和批判了伯恩施坦在工会运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和议会等实践方面的机会主义观点。
工会运动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一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提出，德国工人运动应当以英国工会运动为榜样，通过工会运动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工会运动本身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对于这个问题，罗莎·卢森堡的答案是，工会运动本身并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工会运动只有纳入阶级斗争的框架下，通过政治行动追求社会主义目标的时候，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反之，在资产阶级的框架下，完全致力于日常要求，放弃社会主义的目标的工会运动，就只能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了。在《英国眼镜》一文中，罗莎·卢森堡考察了英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分析了英国工会运动在19世纪50年代前后的变化，指出，在19世纪50年代前，英国的宪章运动、欧文主义运动都是在阶级斗争的观点下进行的，都是通过政治行动追求社会主义的目标，在这些斗争中，工会的任务是“进行阶级团结教育的活动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活动”（本卷第573页），由此决定，这一时期的英国工会运动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然而，自50年代初开始，在宪章运动和欧文主义运动失败后，英国的工人运动放弃了社会主义的目标，英国的工会运动“变成了交易活动，工会成为一个特别复杂的机构，一所为长期生活布置得舒适的住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所有工人存在‘一种谨慎的、纵然有些狭隘的政客思想’”（本卷第573页）。通过考察英国工联运动的历史，罗莎·卢森堡得出的结论是：英国的工会运动本身还丝毫不是社会主义的，相反，“在德国和整个大陆，工会一开始就是在阶级斗争，也就是在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上形成的，简直可以说是社会民主党的产物，是它的产儿”（本卷第578页），因此，德国的工会运动比英国的工会运动更先进。伯恩施坦推荐英国的例子，“等于建议德国工会放弃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基础，而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基础”（本卷第578页）。据此，罗莎·卢森堡提出了与伯恩施坦相反的主张：“为了有助于社会主义事业，不是德国工会应当效法英国工会，而是相反，英国工会应当效法德国工会”（本卷第578页），因为“英国眼镜之所以不适合德国，并不是因为英国的情况比德国先进，而是因为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它落后于德国”（本卷第578页）。罗莎·卢森堡强调德国工会的先进性，是建立在她对工人运动的这一观点之上的：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获得了政治权力，才能真正获得自己的经济权力，如果没有政治权力，“工人的‘经济权力’是一个幻想”（本卷第594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德国工会运动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问题。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进入资产阶级的政府或议会、参加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现象。那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如何对待社会改良活动呢？这是德国工人运动面临的又一大问题。罗莎·卢森堡于1899年7月写的《一个策略问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解答。罗莎·卢森堡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首先提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的观念问题，即是在伯恩施坦主张的“社会主义逐步长入资产阶级社会”（本卷第583页）观念的主导下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还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下参与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改良活动？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主导下的社会改良活动，其性质和斗争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在伯恩施坦主张的“社会主义逐步长入资产阶级社会”观念主导下的社会改良活动，本质上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作为政府的成员，“实际上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充其量压缩为资产阶级民主或资产阶级的工人政策”（本卷第585页）。相反，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主导下的社会改良，是工人阶级为寻求自身解放的一种策略，其本质上是服务于“夺取政府并把它变成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的政府”（本卷第585页）这一最高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无论是进入政府，还是进入议会，都会在试图实行社会改良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立法和整个资产阶级政府（在否决预算时极为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从而使他们争取资产阶级改良的斗争具有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性质，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性质”（本卷第584—585页）。从这一分析中，罗莎·卢森堡得出了两个结论：其一，“社会民主党的斗争首先不在于争取什么，而是怎样争取”（本卷第584页）；其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民主党按照其性质来说，只能扮演反对党的角色，它只有在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才能表现为执政党”（本卷第585页）。这两个结论，归结起来，就是社会民主党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或议会不过是进行阶级斗争的策略，它的目的是把社会改良变成整个社会革命中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使其服务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人阶级自己的国家的最终目标。这就构成了罗莎·卢森堡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改良实践问题的解答。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危机是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出场的前提。当时，德国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把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们鼓吹的“马克思学说过时”论和“马克思主义危机”论移植到社会民主党的阵营中来，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出现了危机，要求以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理论取代马克思的革命学说，作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这样一来，“马克思学说过时”论和“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就成为改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进而削弱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影响力的基础性问题。为此，罗莎·卢森堡写了《被蛀空的核桃》一文，驳斥了“马克思主义危机”论。她指出，“马克思主义危机”论是近25年来德国资产阶级教授们向马克思射出来的毒箭，其实质是用空洞的社会理想来否定马克思“对经济现象的客观的研究”（本卷第588页）和对资本主义社会运动规律及其灭亡的揭示，否定马克思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继承而来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特别是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证明马克思的学说是错误的、已经过时的理论。然而，“形式上的社会理想”（本卷第589页）是永远不能实现的，因此，马克思的学说也是不可战胜的；那些鼓吹“社会民主党危机”论的讲坛社会主义的教授们所做的一切，除了能够带给资产阶级“自我安慰，或至少能够自我麻醉”（本卷第590页）外，什么也做不了，当然也不可能带来“马克思主义的城墙”的“倒塌”（本卷第591页）。这样，罗莎·卢森堡就通过驳斥“马克思主义危机”论，论证了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基础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罗莎·卢森堡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展开的犀利的理论批判和透彻的实践分析，得到了蔡特金、倍倍尔等社会民主党左派的支持，也吸引了社会民主党内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反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斗争。1899年10月1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汉诺威召开代表大会，大会的主题是批判伯恩施坦对社会民主党的基本观点和策略的攻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倍倍尔亲自出面主持和组织这次会议。为了配合倍倍尔的主题报告，也是为了保证这次会议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罗莎·卢森堡在1899年9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针对当时社会民主党内的大多数人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上的种种模糊认识，阐发了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原则。在阐发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时，罗莎·卢森堡强调：“社会民主党不是一个清谈馆，而是一个战斗的党。它应该有权呼吁自己的党员，如果你们想改变立场，那好吧，你们就与同道者为伍，与他们保持一致；如果你们想与我们为伍，与我们并肩战斗，那就站到我们的立场上。”（本卷第606—607页）在阐发社会民主党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原则时，她指出，社会民主党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绝不是单纯的理论争论，而是关系到社会民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社会民主党绝不能允许借“科学研究”、“保护批评自由”之名来攻击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策略。在《关于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一文中，罗莎·卢森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民主党对待批评的原则：“我们党内的自我批评只有顺着我们斗争的方向，它才能达到为发展服务的目的，因此才会受到欢迎。所有的批评，只要能使我们为实现最终目标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更有力、更彻底、目标更明确，都应当受到由衷的感激。但是，如果批评是旨在拉我们的后腿，让我们完全背离阶级斗争和放弃最终目标，那这样的批评已不再是前进和发展的因素，而是崩溃和瓦解的因素。”（本卷第621页）在这里，罗莎·卢森堡把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提升到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和生死存亡的高度。她强调，汉诺威大会的主题，绝不是学术的和理论的问题，而是“一系列关于党的基本原则和策略的纯粹实践的问题”（本卷第622页），因此，“党代表大会的口号必须是：批评的自由要受到充分尊重，‘科学研究’的神圣性不可侵犯。但是，正是在伯恩施坦集团长期和畅行无阻地运用了‘批评’之后，为了揭露这个集团的内在特性及其倾向，现在是时候了，党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必须对这种批评的后果表明态度并宣布：这种批评是一种堕落的理论，它在我们的队伍中已经没有容身之地。”（本卷第624页）她大声疾呼，伯恩施坦绝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机会主义思潮的理论的诠释者，他的理论对社会民主党的不断侵蚀，必将会像倍倍尔所说的那样，迟早会打断“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脊梁”（本卷第627页）。因此，社会民主党在伯恩施坦分子的批评面前，不能作任何的让步，尤其是不能在原则上妥协。这些思想构成了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大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伯恩施坦没有出席汉诺威大会，但伯恩施坦分子爱·大卫出席了会议，并针对倍倍尔的主题报告中列举的伯恩施坦理论的种种错误进行逐一的辩护，再次陈述了伯恩施坦有关经济权力的观点。针对爱·大卫的发言，罗莎·卢森堡在理论上重点驳斥了伯恩施坦及其拥护者的所谓经济权力理论，在实践上重申了她在社会民主党对待“党内自由批评”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并批评了伯恩施坦分子席佩耳在他的发言中为军国主义辩护的言论。罗莎·卢森堡为汉诺威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所作的理论准备以及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表明，此时的罗莎·卢森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的斗争中，都已经融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由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名理论新兵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袖。至此，罗莎·卢森堡实现了她人生中的一次重大的身份转换，从波兰的罗莎·卢森堡转换成了德国的罗莎·卢森堡。
本卷收入的文献出自于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第1卷上册和第6卷。在收入这些文献时，本课题组根据中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的编辑思路和编辑原则进行了重新编辑，对其中的文献进行了辨识，将那些不是罗莎·卢森堡本人亲笔撰写，而是由报纸报道的罗莎·卢森堡观点的文章提取出来，作为附录发表。我们认为，把这些不是罗莎·卢森堡亲笔撰写的文章编入正文，从文献学上看，是不妥当的，但这些文章比较准确地报道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同时又反映了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是我们了解罗莎·卢森堡思想的一个窗口，也是我们研究罗莎·卢森堡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把这些文献以附录的形式发表出来，是十分恰当的。
最后，值得说明的是，收入本卷的文献中，仅有16篇曾被译成中文发表，其中有些还只是摘译，并没有全文译出。译出的16篇文献中，《在1899年苏黎世第三次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1889—1893年俄属波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形势和过程的报告》、《普属和奥属波兰的社会主义运动新思潮》、《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英国眼镜》、《一个策略问题》、《关于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我们的起指导作用的中央机关报》，以及在189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等，虽然是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文献，但单单阅读这些文献，要想全面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尤其是想把握罗莎·卢森堡思想的精髓，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阅读了这一时期的全部文献，才能了解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的历史背景，并从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思想创造的历史过程中领会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内容及其对于波兰社会民主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斗争的重要性。本卷收入的文献有助于读者从历史深处把握罗莎·卢森堡这一时期理论创造的思想脉络，了解罗莎·卢森堡的历史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她的民族理论和工人运动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和工人运动理论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何萍
2021年3月5日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2] 见《共产党宣言》第三节《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4页。
[3] Comrade and Lover:Rosa Luxemburg’s Letter to Leo Jogiches,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Elzbieta Et-tinger,MIT Press,1979,p.53.
[4] 《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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