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二十六章 资本的再生产及其社会环境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不能说明资本积累过程实际上如何进行以及历史上如何完成，其原因何在呢？我们说，在于图式的前提本身。这个图式是试图在资本家与工人是社会消费的唯一代表者的前提下，来说明资本积累过程的。我们在资本论全部三卷中看出，马克思的分析的理论前提，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占着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图式中当然看不到资本家及工人以外的阶级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上的第三者，官吏，自由职业者，僧侣等作为消费者，是应当计算在两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之内的。这个前提，乃是理论上的权宜之计。现实上，从来没有过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唯一支配之下的自给自足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前提，如果只是作为论证纯粹形态的问题之助，而不变更问题的条件，那么，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允许的理论上的权宜方法。这里适用的场合就是分析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里，问题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假定上：即在以资本主义方法生产的社会，也就是在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里，全部剩余价值，是由其占有者即资本家来消费的。这样假定的目的，就是要在此种条件下，表述社会生产及再生产的形态。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就意味着生产余开资本家与工人以外，不知有其他消费者，从而，它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占着普遍的、唯一的统治地位。所以，这两者的假定具有同一的涵义。同样地，正如资本论第一卷上所给的假定一样，在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把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作为前提，也是可以的。个人资本的再生产，是社会总再生产的要素，但这个要素有着独立的进程，它和其他要素的运动相矛盾的。所以，社会资本的总运动，不是资本的各个运动的机械的总和，它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譬如，个人资本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的价值总额，虽与社会总资本、及其组成的两部分和总剩余价值的价值大小相一致，但社会生产物在各个部分上的价值大小之物的表现，就与个人资本在价值关系上的物的具体化完全不同。这样，个人资本的再生产关系，在其物质形态上，相互之间不一致，与总资本的再生产关系也不一致。在正常的流通条件下，个人资本完全依靠自己力量，进行流通或积累，只有当它为自己的生产物找寻市场和供自己特殊活动需要而寻找生产资料的时候，才依赖其他的资本。提供这种市场和必要的生产资料的阶层是否资本主义生产者，就个人资本看来，是无关重要的事，尽管在理论上，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最适当的前提，就是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是这个过程的唯一环境，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已达到了普遍的、唯一的统治地位。[1]
　　现在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个人资本的基本前提，是否对总资本也可适用呢？
　　马克思事实上是把总资本的积累条件与个人资本的积累条件看作同一的，下面就是他的证明。

　　“问题必须取得如下的形式：假设有普遍的积累，那就是假设在一切生产部门都有多少的积累——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是资本家之资本家的冲动，象蓄积货币（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成立的先决条件）是货币贮藏家的冲动一样——我们要问，这种普遍的蓄积分解起来，是以一些什么事为条件？”

　　他的答复是这样的：“所以资本蓄积的条件，和资本最初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是完全相同的。这些条件是：用货币一部分购买劳动，用货币别一部分购买商品（原料机械等）……”“所以，新资本的蓄积，只能和既有资本的再生产，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2]
　　实际上，总资本积累的现实条件，是与个人资本及简单再生产的情况，完全有别。问题在于：如果在剩余价值中愈来愈大的一部分，不是由资本家消费掉，而是充作扩大生产之用，那么，社会再生产成什么样子呢？社会生产物，除了补偿不变资本外，所剩下的，根据前提，不能消耗在工人与资本家的消费中（这就是问题的主要因素），同时，工人和资本家自己也不能实现总生产物。他们只能实现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中被消耗掉的部分以及剩余价值的可消费部分，但在这样做时，他们只不过保证生产以过去的规模进行更新而已。至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就不可能由工人和资本家来实现。从而，在那种只由工人和资本家所构成的社会里，为积累而实现剩余价值，就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令人奇怪的，所有分析积累问题的理论家，从里嘉图、西斯蒙第起，到马克思止，都正好是从不能解决问题的前提出发。为得要实现剩余价值，“第三者”——即除工人和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是有必要的。这在直觉上意会到的一点使得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的逃避方法：例如，马尔萨斯所说的封建地主，伏隆佐夫所说的军国主义，司徒卢威所说的“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体现为资本家阶级的随从者等等人物的“不生产消费”；更有，从西斯蒙第到尼古拉昂一切资本积累的怀疑派，所带来的作为安全瓣而起着很重大作用的国外贸易。另一方面，问题既得不到解决，于是，象基尔希曼，洛贝尔图那样，索性撇开资本积累不谈；或者，象西斯蒙第及俄国“民粹派”那样，尽可能设法防止资本积累。
　　不过，由于马克思对总生产过程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并以确切的图式形式来作例证，尤其是他对单纯再生产问题的天才说明，才开始暴露出积累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过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作各种尝试中的弱点。但马克思不能立即提供一个解答，这一方面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刚刚开始，就搁下来了，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当时致力于驳斥亚当·斯密的错误分析，不免忽略了这个主要问题。事实上，马克思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已占统治地位，这毋宁增加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但是，在马克思对简单再生产的全面分析和对资本主义总过程的特征的阐述（这个阐述表明了资本主义总过程的各种内在矛盾和这些矛盾的发展，见“资本论”第三卷）中，已暗含着对积累问题的解答，而这个解答是与马克思学说的其他部分相协调的，也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与日常实践相协调的。因此，图式中的缺陷是可以补救的。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一下扩大再生产图式，由于图式中所有的一切关系不完整，它表明了需要某种较纯粹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更进一步的结构。
　　迄今为止，我们只考察了扩大再生产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剩余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为止，吸引了怀疑论者的全部注意力。剩余价值的实现，无疑地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把资本家的消费基金存而不论，那末，剩余价值实现的第一条件，是要求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以外的购买者阶层。我们是说购买者，而不说消费者，因为，剩余价值的实现，最初就不是指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而言。超决定性作用的一点是在于，剩余价值既不能由工人，也不能由资本家来实现，而是由那种属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阶层或社会结构来实现的。这里，可以设想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资本主义生产供给超过自身需要（工人与资本家）以上的消费资料，其购买者是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国家。例如：英国的棉业，在十九世纪最初六十年间（部分地直到现在），以棉织品供给欧洲大陆的农民及都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印度、美洲和非洲等的农民。在此种情况下，那些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就为英国棉业的繁荣扩大，建立了基础。[3]为棉业供给纺锤、机台的大规模机器工业，以及金属工业及煤炭工业，都在英国发达起来。这样，第二部类（生产消费资料部类）就可以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阶层，实现更多的生产物。由于他们自己的资本积累，增大了对国内第一部类（生产生产资料部类）生产物的需要，帮助了这部类实现剩余价值和增大资本积累。
　　其次，从相反方面看，资本主义生产提供超越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并从非资本主义国家中找到购买者。例如，英国工业在十九世纪前半期，供给美洲澳洲诸国建设铁路的材料。铁路建设的本身，还不能认为是一个国家受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统治的证据。事实上，铁路那个东西，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侵入的主要前提之一。又如德国化学工业，供给亚洲及非洲等非资本主义国家大量的象颜料那样的生产资料。[4]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部类，就在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中，实现了它的生产物。由此发生的第一部类递增的扩大，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的国家中，相应地引起了第二部类的扩大，因为第二部类要以消费资料供给第一部类中日益增加的工人。
　　所有这些情况，都和马克思的图式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第二部类的生产物，超过了以两部类的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来计算的需要。在第二种情况下，第一部类的产物，超过了两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总量，虽然这个总量已经考虑到生产的扩大而增加了。在这两种情况之下，剩余价值并不以那种物质形态出现，这种形态足以使两部类的任何一个部类的剩余价值资本化成为可能和必要。——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类型的情况，相互交错，相互补足，并混合起来。
　　有一点看起来还不很明了。例如，倘若过剩的消费资料——例如棉织物——能够在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卖出去，那末，大家可以看出来，这种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的棉织物，不仅表现了剩余价值，而且也包含着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把出售给资本主义社会阶层以外的商品当作除了代表剩余价值以外，不能代表其他东西，这似乎是相当武断的。另一方面，其他部类（第一部类）不仅实现了剩余价值，而且还积累起来，而它的生产物不必出卖到资本主义生产的两部类以外的市场上去。然而这两点反对论调只触及表面现象。我们只要记住，总生产物的每一组成部分代表着总价值的一部分，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不仅总生产物包含了剩余价值，各个商品也都同样包含了剩余价值。可是，这种事实，并不阻止个别资本家作这样的打算，把出售他的特定商品所得，首先用来补偿他的不变资本，其此收回他的可变资本（或者，不严格地说，但与现实生活相符的，它首先必须补偿固定资本，其次补偿流动资本）所剩下来的，才成为利润。同样地，我们可以把社会总生产物区别为三个比例部分，这三个部分，表现为价值，即相当于社会上所消耗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榨取的剩余价值。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总生产物的物质形态，也和它的价值比例一致：即不变资本表现为生产资料形态，可变资本表现为工人的生活资料形态，剩余价值表现为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形态。可是，简单再生产概念（在剩余价值全部为资本家所消费的场合），我们认为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至于扩大再生产（即积累），马克思的图式，在此处也规定了社会生产物的价值构成与其物质形态之间的严格的比例。那就是，剩余价值中被指定为资本化的部分，从开始就按一定的比例——这是和已定的技术基础上的生产扩大相适应的——采取了物质生产资料与工人的生活资料的形态。然而，这种立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自足性与孤立性上的见解，我们认为不能解决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我们如果假定剩余价值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以外实现的，那末，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是和帮助它们实现的那些非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相适应的。换言之，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按不同的情况，可以表现为消费资料的形态，如棉纺物；或生产资料的形态，如铁路器材。如果某一部类通过输出它的生产物来实现它的剩余价值，此后在扩大生产时帮助了其他部类实现剩余价值，那么，这一情况，不会改变作为全体的社会的剩余价值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在这两部类以外得到实现的事实。同样的道理使个别资本家也能实现他的剩余价值，即令他的全部商品，只能补偿其他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或不变资本。
　　但剩余价值的实现，并不是再生产的唯一关键问题。假定第一部类向两部类之外出卖了剩余价值，从而开始积累的过程；再假定第一部类预期非资本主义阶层的需求有新的增长；单有这两点，只不过获得了刚刚一半的积累条件。唇与杯之间还有许多距离呢！积累的第二个前提是要有机会获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我们既然已经把第二部类的剩余生产物，作为生产资料，卖给非资本主义阶层，而使之变为货币，那么，我们从什么地方拿回这些物质形态的东西呢？那些帮助我们实现剩余价值的贸易，彷佛又通过另一张门，把被实现的剩余价值变为生产资本形态的可能性，从我们手中夺去了。于是，我们就好象想避雨又碰着雨滴了。让我们再详细来考察一下：
　　此处把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C，好象当作生产的不变资本全部，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单单为了把图式简单化，我们没有顾到图式中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C只是社会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就是在一年期内在生产周期中消耗掉而转移到生产物中的那部分。如果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其他方式的生产亦是如此），在每一生产周期内，消耗了不变资本的全部，并每次再重新生产出来，那是极不合理的。相反地，我们假定在图式所显示的生产的背后，存在着全部的生产资料，而图式所提供的是每年周期地更新的那部分，也就是被消耗后而加以更新的那部分。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大及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生产资料的全部容量有绝对的增长，而且相对于每次生产上所消耗的部分，也有增长。同时，不变资本的效率，也有相应的提高。扩大生产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对这一部分的不变资本，增加使用的强度，不管它的价值有多少的增加。

　　“在采掘工业，例如在采矿业上，原料不构成资本垫支的部分。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生产物，如金属、矿物、煤炭、石材等等，都是自然不要报酬赐予的。在这里，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劳动手段构成。此种劳动手段，很能够负担起增加的劳动量（例如劳动者昼夜换班）。但假设其他一切情形不变，生产物的量及其价值，就会与所使用的劳动为正比例的增加。在这里，正象在最初一日的生产上一样，各种原始的生产物形成要素，也即资本物质要素的形成要素，人与自然是一起进行着。赖有劳动力的伸缩性，积累的领域，虽然没有不变资本的先行的扩大，还是可以增加。在农业上，没有种子及肥料上面的追加的垫支，耕地是不能扩大的。但那种垫支一旦实行，土地上面的纯机械的加工，也就会在生产物的量的增大上，发生奇异的影响。只要同数劳动者支出了较大的劳动量，那就使不在劳动手段上作新的资本垫支，丰度也会增进。这又是人对于自然的直接作用。无须有新资本的介入作用，那也会成为增大的积累之直接的源泉。最后，在狭义的工业上，每一度在劳动上面作追加的支出，虽然必须相应地在原料上面作追加的支出，但不一定也要在劳动手段上作追加的支出。并且，因为采掘工业和农业会为制造工业供给原料和它所用的劳动手段的原料，所以前者不用追加资本垫支，已经可以造出的追加生产物，当然也于后者有利。
　　总的结论是：劳动力与土地，是财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资本一经与这两者合为一体，它就获得了一种伸张力。这种力，允许它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大到那个表面上象是由它自身的大小，由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资本就是在这里面有它的存在）的价值与量设定的限界以外。”[5]

　　然而更加不了解的是，为什么必要的生产资料及消费资料，都必须是资本主义生产呢？这个假定，正是马克思资本积累命题的基础。但它与资本的日常实践和历史，以及这个生产方法的特质，并不符合。19世纪前半期英国的剩余价值，大部分是以棉织物形态从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可是，这些剩余价值用来资本化的物质要素，乃是表现为美国蓄奴各州所生产的原棉，或者表现为农奴制俄国田地生产出来的谷物（这是英国劳动者的生活资料）——这些东西确实是剩余生产物，但决不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积累，如何依存于非资本去义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由美国南北战争时植棉中断的结果所惹起的英国棉花危机，或俄土战争时农奴制俄国亚麻输出中断的结果所惹起的欧洲麻织业的危机，就可以证明。此外，我们要知道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事实上，如何依靠非资本主义的社会，只须回想一下，为要养活欧洲工业劳动者大众（即可变资本的要素），输入农民用非资本主义方法所生产的谷物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就够了。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以其本身性质而言，决不允许只限于用资本主义方法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个别资本家想达到提高利润率的欲望，有一个重要的手段，那就是竭力把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压低。另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大，是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最重要的方法，而不断增大劳动生产率的首要条件是对自然与土地所提供的一切材料和便利进行无限制的利用。在这方面容忍任何的限制是与资本的本质及其存在方式不相容的。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到今日还不过在全世界总生产中占一小部分。即令在小小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已成为主流，但还没有征服生产的所有部门，例如小农的农业经营及独立的手工业。同样也没有征服北美大部分及世界其他大陆的各个地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迄今大体上，只限于温带国家的产业，而在东方与南方，它的进展比较不大。从这些理由上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如果只依赖于在这样狭隘的限界所能获得的生产要素，那末，它想达到现在的高度是不可能的，甚至一般的进展，也不可能得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态和规律从最初就致力于囊括全世界，把全世界作为生产力的蓄积之处。资本以剥削为目的而企图占有各种生产力，它搜索全世界，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觅取生产资料，必要时从一切文化阶段和一切社会形态那里用武力来夺取这些生产资料。资本积累的物质要素问题，远没有从资本主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物质形态中得到解决，它转变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了使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在生产上得到使用起见，资本有必要愈来愈向全世界发展，以求取得无论在量上或质上，能够进行无限制选择的生产资料。
　　资本积累的过程尽管带有伸缩性和间歇性，但当从旧有的来源输入原料已告中断或社会需要突然增加，它必然要求有进入新的原料区域的便利。南北战争时美国棉花对英输出的中断，造成了兰开夏地方有名的“棉花饥荒”，那时候在埃及就在极短时间内，好象魔术家念咒那样，出现大规模的棉花栽植。埃及是一个带有古代奴役制度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它为欧洲的资本开辟了一个活动场所。只有那些自己具备技术资源的资本，才能在极短时间内，进行这样奇迹般的变革。但是，那种情况，只有在原始的社会关系下，在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为完成这种奇迹所必需的支配地位。关于这种情况的另一例子，是世界橡胶消费的大规模增加。（1912年）要求有每年值十亿马克的生橡胶供应。这种原料生产的经济基础，是欧洲的资本，在非洲殖民地及美洲所实行的原始剥削制度，这种制度是奴隶制与奴役关系的各种形式的结合体。[6]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倘若我们照上面那样假定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只能在非资本主义的地区内实现它们的剩余生产物，那末，我们认为这是检验马克思图式的最适当的场合，因为它指出再生产关系的纯粹性。但是，现实情况不能使我们假定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一部分都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外部相应部门的生产物上实现出来。以后，生产的扩大及部分地在物质形态上所消耗的生产要素的更新，也有可能通过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物来进行。由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及与之相应的资本主义生产物量的部分，至少在资本主义社会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资本主义外部，无条件地通过非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阶层及社会形态，才能找到购买者。
　　于是，就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与随后的资本积累时期之间，发生了两个不同的交易——剩余价值的实现，也就是向纯粹的价值形态的转化和这个纯粹的价值形态再向生产资本形态的转化。这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与周围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交易。所以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及不变资本物质要素的取得两方面来看，国际贸易，一开始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存在的首要条件。因为国际贸易，在实际的情况下，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与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之间的交易。
　　到现在为止，我们仅仅从剩余价值及不变资本的角度上来考察资本积累。而积累的第三个要素，是可变资本。积累进展了，可变资本也随着增大。在马克思的图式上，社会生产物包含越来越多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就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的表现。然而，现实的可变资本，并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活劳动（为了活劳动的再生产才需要这些生活资料）。因此，资本积累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活劳动的供应，而这种活劳动，为了满足积累的需要，能为资本动员起来的。在有利条件下，这个供应量是可以增加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加劳动强度，——但只能达到某种限度。但是这些增加供应量的方法并没有增加可变资本，或者，只增加少许（例如作为加班的工资）。而且，这两种方法，只限于自然和社会原因，不可能超越这个范围。因此，随伴积累而来的可变资本的不断增大，就必定表现被雇用的劳动数量的不断增大。那么，这种追加的劳动从哪里来呢？
　　马克思在分析个人资本的积累时，对这个问题，作了如下的答复：“但要让这些成分事实上当作资本来发生机能，资本家阶级还需有追加的劳动。如果已经被使用的劳动者的剥削，不复能在外延方面或在强度方面增加，那就不能不用追加的劳动力。关于这种事体，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经先有安排了，因为它会把劳动者阶级当作依赖于工资的阶级再生产出来；他们通常的工资，不但够维持他们的生存，且还够他们去繁殖他们的种属。资本不过要把劳动者阶级每年供给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和那种已经包含在年生产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7]在这里，可变资本的增加就完全而且直接地归因于工人阶级（已经受资本支配的）的自然繁殖。这是完全符合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这个图式只承认资本家与工人两个社会阶级，并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唯一的、绝对的。在这些前提下，工人阶级的自然增殖，就成为资本支配下增加劳动供应量的唯一源泉了。可是，这种看法，与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相矛盾。工人的自然繁殖，无论在时间上，在数量上，都不和积累资本的要求相适应。马克思自己曾经出色地指出，自然的繁殖不能与资本突然扩大的要求相协调。如果自然繁殖是资本发展的唯一基础，那么，积累周期地在紧张与疲劳间摇摆中，是不可能持续的，生产领域的飞跃扩张也是不可能的，这样，积累的进行也成为不可能了。由此可知，积累的进行，不管是对可变资本的增大，或对不变资本的要素，都需要无限制的自由运动，从而，也需要对劳动力的供应具有无限制的支配能力。马克思认为这一点可以通过“劳动者的产业后备军”来达到。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式，显然没有承认这一后备军的存在，同时，也没有给它留一点余地，因为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者的自然繁殖不能形成一个产业后备军。这个后备军是从资本主义领域以外的社会储藏库中招募得来的——它只是在需要时被吸引到工资无产阶级中来。资本主义的生产，只有从非资本主义阶层及非资本主义国家中，不断汲取这些追加的劳动力。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四节分析产业后备军的时候，只考虑到下列情况：1.机器驱逐成年劳动者，2.农业上资本主义生产支配的结果，农村劳动者流入城市，3.脱离产业从事不规则工作的劳动力，4.最后，当作相对过剩人口底层的剩余部分——贫民。这些范畴的本身，已经表现着种种形态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残滓，表现着在各种形态上被使用的过剩的工资劳动者。那些不断流入都市的农业劳动者，马克思认为也是工资劳动者——他们过去已经受农业资本的支配，今后也完全要受工业资本的支配。这里，马克思很显然是只着眼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英国情况。但马克思漠视了一个对欧洲大陆上情况极关重要的问题，即都市及农村无产阶级从何处不断流进来的问题：农村及都市中间阶层随着农村经济及手工业小经营的没落而变为无产阶级的不断过程，也就是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继续的崩溃和解体中所排挤出来的劳动力如何不断从非资本主义情况过渡到资本主义情况的过程。属于这种情况的不仅是欧洲的农业及手工业的没落，欧洲以外国家的种种原始的生产形态和社会机构的崩溃，亦是如此。
　　既然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侵入一切地带与气候，才能充分发展，它就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温带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上，它也不能只使用白种人的劳动力。资本需要其他人种来开发白种人所不堪劳动的土地。资本必须能够无限制地动员全世界的劳动力以便在生产剩余价值所允许的范围内，利用地球上所有的生产力。但是，这些劳动力，如果要想把它编入到资本的活动队伍中去，首先就需要从传统的前资本主义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劳动力从原始社会关系解放出来，被吸收到资本主义工资制中去，这是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历史基础之一。对于第一个真正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即英国棉织工业而会，没有北美联邦南部诸州的棉花，固然不可能发展；同样，没有几百万非洲黑人——他们是作植棉的劳动力而移殖到美洲去的，后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自由无产阶级，他们被编入工资劳动者阶级内——也不可能发展。[8]为了从非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必要的劳动力，所谓劳动问题对于在殖民地的资本，愈来愈显得重要了。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用各种可能的“温和的强制”方法，尽力把隶属于其他社会制度的劳动解放出来，以听命于资本的支配。由于这种努力，在殖民地国家便产生了近代工资制度与原始统治关系的极其奇特的混合形态[9]。由此可知，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其他社会结构的劳动力，就一步也走不通。
　　固然，马克思对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获得过程以及农民向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转化过程，已经详细地讨论过。“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关于英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农业资本主义的租地农业家阶级及工业资本的发生的叙述，就是一个证明。在这个叙述中，马克思特别着重强调欧洲资本对殖民地国家的掠夺。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从所谓“原始积累”的角度来分析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过程是附带发生的，只是说明资本的发生史即资本在世界上的最初出现情况。它们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从封建社会母胎内出生时的痛苦过程。当马克思进入资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分析时，他又重新申述了他的前提，即资本主义生产占普遍而唯一的统治地位。
　　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在它十分成熟时期，依然在一切方面依存于与它并存的非资本主义的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这不仅仅是“过剩生产物”的销售市场那样单纯的问题，象西斯蒙第和后来对资本主义积累进行批评和抱怀疑论者所提出的那样。资本的积累过程，是通过它的一切价值关系及物质关系——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而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结合着。这种非资本主义生产形态，成为这一过程的特定的历史背景。既然资本的积累，没有非资本主义环境，在任何场合下，是不可能的，那么，假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唯一的，绝对的统治地位，是不能提供一个正确的图景的。西斯蒙第及其学派，把他们的困难完全归之于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在这样做时，他们确实表明他们对资本积累的主要条件具有正确的感觉。但增大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的条件是与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有区别的。资本如果没有全地球的生产资料与劳动力，那是不成的。为得要使积累运动顺利进展，必需要地球上一切地带的自然财富及劳动力。绝大部分的资源和劳动力，事实上还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的范围内，——这是资本积累的历史环境——因此，资本就必须热烈要求统治这些领土和社会组织。例如，在印度按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的橡胶种植，当然没有理由不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服务。可是，对某些国家的某些非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事实上的支配，必然会为导致资本的扩张，因而发生了力图把那些国家和社会，置于资本支配之下的现象。事实上，在原始的社会关系里，可以采取较大的强迫力量和更无情的措施，而这些在纯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是不能忍受的。
　　剩余价值的实现，则与此不同。它确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因此，剩余价值的非资本主义的购买者之存在，乃是资本及其积累的直接的生存条件。而且，在这个限度内，又是资本积累问题的决定性力量。
　　总之，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资本积累，不管它的理论如何，在一切方面是依存于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及社会结构形态的。
　　因此，在将近一世纪来这个成为经济理论上论争中心的问题，其解答是处在两极之间：一面是小资产阶级的怀疑论者，如西斯蒙第，吉尔希曼，伏隆佐夫，尼古拉·昂等等，他们认为资本积累是不可能的；另一面是粗糙的乐观主义者，如里嘉图，萨伊，图冈·巴拉诺夫斯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有无限的自我繁殖能力，而由此所得的逻辑上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永恒性。问题的解答，根据马克思学说来看是在辩证法的矛盾中，一方面资本主义需要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才能使资本主义的积累能够继续不断进行；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又在前进中不断同化那些条件，而正是这些条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本身的存在。
　　这里，我们应该修正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这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在关于积累问题的争论中是很重要的。内外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确实起着很大的，但完全不同的作用。可是，它们并不是政治地理上的概念，而是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上看时，国内市场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是它自己的生产物的购买者及其自身的生产要素的供应者。国外市场是吸收资本主义的生产物并供给资本以生产要素及劳动力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从这个观点来看，即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德国与英国在相互交换商品上，主要构成了国内市场，即资本主义市场。但德国工此与德国农民间的交换，就德国的资本上看，表现为国外市场的关系。正如从马克思再生产图式中可以看到的，这些概念是严格而不含糊的。国内资本主义的交易，至多只能实现社会总生产物一定的价值部分，即被耗用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反之，剩余价值的资本化部分，就不能不靠外部来消费。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是生产的本来的目的，是促进生产的动机，而另一方面，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更新（及剩余价值的消费部分），则是剩余价值资本化的广泛基础，是前提条件。与资本主义的国际发展同时，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变为更加迫切，更加不稳定，而不变资本及可变资本的根基将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混合体，绝对地，并相对地（相对于剩余价值），日益加大。因此，旧的资本主义诸国，相互间提供日益扩大的市场，并日益增加彼此间的信赖性。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又相互间在与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关系上，又成为日益剧烈的竞争者。[10]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条件与总资本更新的条件，相互更加矛盾。而这种矛盾，不过是利润率下降规律所包含的矛盾的一个反映而已。



[1] 马克思：“资本越是大，劳动生产力越是发展，一般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越是发展，则在由生产到消费（个人的消费和产业的消费）的进程中，在流通中，出现在市场上的商品量会越是大，从而，每一个特别资本越是有把握可以在市场上，寻到各种现成的再生产的条件。”（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4页。）

[2]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82—585页。重点是马克思本人加的。

[3] 棉业在英国输出的重要性，从下列数字中可以看出来：
1893年——工业制品总输出额为5,540,000,000马克，其中棉制商品为1,280,000,000马克，即23%，铁及其他金属商品，不到17%。
1898年——工业制品总输出额为4,668,000,000马克，其中棉制商品为1,300，000,000马克，即28%，铁及其他金属商品，不到22%。
拿德意志帝国的数字与英国比较：
1898年——总输出额4,010,000,000马克，其中棉制商品为231,900,000马克，即5.75%。1898年输出棉布的长度为5,250,000,000码，其中2,250,000,000码输往印度。（爱·约飞：“英国棉织工业与输出贸易的组织”，“施莫勒年鉴”，第24卷，第1033页）1908年英国的输出，单单棉纱一项，就达262,000,000马克。（“德意志帝国年鉴”，1910年）

[4] 德国的苯胺颜料的五分之一，靛蓝的一半，输往中国、日本、英领印度、埃及、亚洲土耳其、巴西、墨西哥等国。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56—758页。

[6] 据英国最近的蓝皮书所揭露的关于普土马佑（putumayo）的秘鲁阿马逊公司的实况，证明了在自由的秘鲁共和国领搣内，即使没有殖民统治的政治形态，国际资本，事实上，把当地土人引入到接近奴隶制的关系，这样它就占有原始乡村里的生产资料，以进行大规模的掠夺。自1900年以来，这家由英国及其他外国资本家投资的公司，掠夺了将近4,000吨普土马佑橡胶，在伦敦市场上抛售。在这期间，三万个土人被杀害，剩下的一万人之中，大多数被殴打成为残废。

[7]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727页。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话：“最先，剩余价值一部分，并且在生活资料形态上与剩余价值相当的剩余生产物一部分，要转化为可变资本，用来购买新劳动。这件事，在如下的情形下，才有可能的：即劳动者的人数增加了，或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延长了。后一种情形，在劳动人口一部分（比方说）原只有半分的职业或三分之二的职业时，就会发生；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那还会由必须有给付的劳动日的绝对延长引起，但这并不能说是蓄积之不变的手段。劳动人口，在向来的不生产劳动者转为生产劳动者，或向来不从事劳动的人口部分（如妇女和儿童，待救济的贫民）被拉入生产过程时，也能增加起来。这一点，我们且在这里搁起来。最后，劳动人口又会在一般人口增加时，绝对增加起来。如果蓄积累进地不断地进行，人口的绝对增加（虽然和所用资本相对而言是减少）是条件。把蓄积当作一个不断的过程，人口的增加，好象是蓄积的基础。这又以下述一件事为条件：平均工资允许劳动人口不只再生产，并且不断增加。”（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577页。）

[8] 前所发表的一个统计表列举关于蓄奴各州的年产值及其使用奴隶的数量如下，其中大多数是从事于棉花的栽培：

年次棉花生产额
（单位一百万美元）		使用奴隶数
18005.2893,041
181015.11,191,364
182026.31,543,688
183034.12,009,053
184074.62,487,255
1850101.83,179,509
1851137.33,200,000
（西蒙士：“美国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新时代”杂志，附刊，第七号，第39页）


[9] 这种混合形态的典型例子，可以参看英国前大臣布莱士关于南非洲的金刚石矿的叙述：“在庆伯利（南非洲一个城市，那里盛产金刚石——译者）地方最足令人注目的现象是有两个所谓围地（compaund），那里幽闭着许多矿山上所使用的土人。宅地周围有很大的围栏，无屋顶，但是盖了一个铁丝网，任何人都无法跳出去，有一地下道通往邻近的矿山。一天三次每次八小时轮流作业，因此，矿工继续八小时的时间集结在地下。围栏内侧设有小房，供土人休息与睡眠。围中有病院，还有一个学校供矿工休息时学习识字。不准卖酒。——每一入口处严格地加以看守，不管是白人或土人，都不许进去访问。生活资料由围地内公司所属之商店供给。德·伯尔矿（Da Beers）的围地，在我访问的时候，有包括各族土人2,600人住在那里，因此，从南非的纳达尔及潘多兰到遥远的北部的坦干依喀湖，所有各类型的土人标本，都可以看到。在高工资——通常每周十八到三十马克——的引诱下他们从各方面来到这里，工作三个月或三个月以上，有时，还停留较长的时间……在这种广阔的四角的围地里，可以看到纳达尔的楚鲁人，芬哥人，潘多人，邓甫人，巴左多人，伯叔安那人，葡领干干哈那的臣民，一些马达伯人，马卡拉卡人，以及住在赞伯西河两岸的各族青年等等。在南非没有一处地方能看到象这样的一个活的种族展览会。还有一些布西曼人或者至少是出自布西曼族的土人。他们和平地共同生活，用各种方法来消磨他们的休息时间。除了赌博之外，他们还玩类似英国的‘狐与鹅’那种以石头放在木板上面的游戏。音乐方面，也是使用两种原始乐器：一种叫所谓‘卡芬琴’（Kaffernklavier），用不同长短的铁片，并排绑在一个木架子内，拨之使发声；一种是所谓天然的乐器（Kunstlossren instrument），用几根很长的坚韧的木片做的，击之可发出种种的声音，而且能奏鸣旋律的基础音。还有少数人正在阅信或写信；其他人自己做饭，或聊天。有些种族的人不停地指东说西。如果我们从一堆人中走到另一堆人中，可以在这个奇特的黑人的混合场所听到十二种语言。”黑人劳动了几个月之后，拿着他们的贮蓄的工资，离开矿山，回到自己的家乡，以金钱买一个老婆，回复到原来传统的生活，这是常见的事情。（詹姆士布莱士：“南非洲印象记”，1897年，第242页起）这里面可以看出对于南非洲解决“劳动问题”方法的生动的描述。这本书还告诉我们，黑人被强迫在那些地方，如庆伯利，威提瓦特兰，纳达尔，马达伯尔兰的矿山和种植园劳动，他们被夺去了一切土地，一切家畜，即一切生活资料，使他们变为无产阶级。用酒精麻醉他们。（以后，等到他们已经走上了资本的‘圈套’，那个时候，刚刚养成饮酒习惯的他们，又被严禁“饮酒”。因为对于剥削的对象，不能不保持可以继续使用的状态。）最后，通过赤裸裸地使用强力，牢狱，鞭笞，他们被推入到资本的“工资制度”中了。

[10] 德国与英国的关系是一个典型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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