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德〕罗莎·卢森堡 -> 资本积累论（1913）
第二编 本问题的历史发展
第一回论战 西斯蒙第—马尔萨斯对萨伊—里嘉图—麦克洛克
第十章 西斯蒙第的再生产论
在1815年和1818—19年英国最初的经济危机的直接影响下，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中开始对资本主义体系的神圣性发生严重的怀疑。导致危机的因素，当初还只是外部的，而且表面上带有偶然的性质：因为第一，由于拿破仑的大陆封锁，英国在某一时期，对欧洲市场的联系，被人为地阻断了；大陆各国的工业在短期内有了显著的发展；第二，大陆封镇取消以后，由于长期战乱的结果，大陆上的民穷财尽，使那里对英国生产物的需求较预期的要少。然而，这些早期的危机，仍然足以把大家认为一切社会组织中最好的一种，所包含的可怕的黑暗面，暴露出来了。一方面，市场的泛滥，商店堆满了商品而找不到购买者，无数的破产者；另一方面，劳动者大众的极度贫穷——这些事实都初次展开在那些理论家们的眼前，他们曾经宣扬资产阶级自由放任所帯来的美好的和谐，并曾以各种音调加以歌颂。当时许多商业报告、杂志、旅行家的札记，都报道英国商人所受的损失。在意大利、德国、俄国、巴西的英国人，冒四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的损失，来拍卖他们所贮存的商品。1818年，好望角的居民诉说所有商店内，欧洲商品充斥，它们虽以低于欧洲的价格出售，但仍卖不出去。同样的怨声也从加尔各答传来。整批的货物从澳洲退回英国来了。据当时有美国旅行的一位旅客目击谈：“在这片广大而富饶的大陆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没有一个城市或村庄所陈列的商品不是大大地超过购买者的能力的，尽管商人们采用了利种方法吸引顾客，如长期赊欠，各神付款的便利，分期付款，接受实物偿付等等”。
同时，英国工人阶级的激烈呼声，到处都听得见。1820年5月“爱丁堡评论”登载着诺廷汉（Nottingham）制袜工人的请愿书，其中说明如下：“我们每日劳动十四小时乃至十六小时，而每周工资不过四先令乃至七先令，以这点微薄的工资，要去养活妻子与家属。我们还要说，普通英国人食桌上稍含营养的食物，我们是吃不起的。我们只能用面包与水，或加盐的马铃薯来下餐。工作了一天之后，带着疲乏的身体回家，为了少听点饥饿的哭声，不能不常令小孩子饿着肚子去睡觉。我们要严肃地声明，在最近十八个月内，我们始终没有感受到饱腹的味道”。[1]
于是英国的欧文，法国的西斯蒙第，差不多同时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有力的控诉。俱是，欧文作为地道的英国人，最先进工业国的市民，扮演了慷慨的社会改革的代言者的角色；反之，瑞士小资产阶级的西斯蒙第，则针对着现有社会制度和古典学派经济学中的缺陷大肆抨击。在这样做时，西斯蒙第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比之欧文，提出了一个较难解答的难题。而欧文则直接对着无产阶级，进行有丰富内容的实际活动。
英国特别是英国最初的经济危机，给予西斯蒙第对现存社会的批判以很大的刺激。他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序言中，有详细的叙述：（第一版出版于1819年，第二版则在八年后问世）
“我是在英国完成准备第二版的工作的。英国产生了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他们的学说，在英国今日还是被人热心地提倡着……普遍的竞争，或努力生产愈多愈便宜的东西，久已成为英国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使英国的工业获得惊人的进步；但也时常使制造厂家陷入可怕的困境，我认为这种制度是很危险的，不得不予以抨击。在这些财富的剧烈动荡面前，我认为我应该致力于重新检查我的论点，并拿这些论点来与事实对照一下。对英国的研究证实了我在‘新原理’书中的见解。这个令人惊异的国家，似乎为了教育其他国家，正在进行一个巨大的实验。在这个国家里，我看到生产的增长和享乐的减少。这个国家的群众正和思想家差不多，似乎忘记了财富的增加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目的，而只是为全民获得幸福的手段。我想在每一个阶级里面找出这种幸福来，然而到处找不到它。事实上，上流的英国贵族的财富与奢侈，已经达到了在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程度。可是，它们自身并未享受到那些显然由于牺牲其他阶级获得的财富。没有安全，而在每个家庭里多数人忍受着匮乏，而没有享受到富足。……在具有头衔的贵族和没有头衔的贵族之下，我看到商业占着显著的地位，他们的企业遍布全世界，他们的代理人勇敢地和积极地与冰雪和赤道的炎热作斗争，而每一个商界领导人在交易所见面时，都可以支配成千上万财富，同时在伦敦及英国其他大城市的街头，商店都陈列着足够全世界消费那样多的商品。但是，这些财富曾否给英国商人带来应有的幸福吗？没有！没有一个国家这样经常发生破产。也没有一处可以找到这样巨额财富，其数目之大，足以供应一笔公债维持一个王国或共和国，而这种王国或是共和国又同样可以迅速地被推翻。无论什么人都埋怨营业少，困难多，而且赚不到钱。在几年内，已经发生了两次可怕的危机，使一部分银行家破产，在全部工厂间传播倒闭的浪潮。同时，另一次危机又毁灭了农业企业家，而小零售商也受到影响。在另一方面，商业的范风虽然很广，但不能给青年人以职业。所有的职位不管社会的上层或下层，都已有人占据了。更多的人要求做工，没有成功，因为他们不能获得工资。
“那种使入注目的物质进步，那种全国富饶的情况，究竟对贫民有没有利益呢？没有。将来的安全也好，现在的舒适也好，对英国人民来说，都是无从得到的。农村早已是一个自耕农都不存在了。他们被迫变成日佣劳动者。在城市里，手工业者和独立的小企业家也差不多一个都没有了，只有工厂主在那里。至于在这种制度下所造成的职工，他们虽然获得了职业，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意义。他们只是赚工资，而工资也并不一年到头很够用，因之，每年不得不求助于救贫基金的补助。
这个富裕的国度认为把所有的黄金积白银出售，用纸币流通来代替硬币，是更为经济。它于是自愿抛弃了硬币的优点中最有价值的一点，即价值的稳定性。持有地方银行钞票的人们每日冒着因频繁地、带有流行病似的银行破产而遭受损失的凤险。倘若外敌的侵入及革命的骚动，动摇了全国银行的信用，那么，全国一切财产关系，都会被那极度的动荡所袭击。英国国民认为更为经济的，是放弃那种需要许多手工劳动的耕作方法。把居住在农村中的耕作者的半数放逐出去。英国国民发现用蒸汽机代替工人，更为经济。它也解雇了城市里的职工，而为机器织布机所代替的织工现已陷入饥饿的状态中了。英国国民也认为更为经济的：是使无产阶级的劳动者接受仅足赖以生存的最低限度的工资。这些劳动者既然成为社会上最低的阶层，他们也不怕生儿育女使他们陷入更深的愁苦之境。他们又认为更为经济的，是以马铃薯养爱尔兰人，让他们穿褴褛的衣服。现在每一邮船装来整队的爱尔兰人，他们以较英格兰人低廉得多的工资做工，从而在每一就业部门中把英格兰人排挤出去。这些莫大的财富积累的结果是什么呢？那除了把忧患、匮乏和完全毁灭的危险分给每一阶级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吗？英国不正是为了物而忘掉了人，从而也是为了手段而忘却了目的吗？”
[2]
“奢侈只有在以他人的劳动去购买它时，才有可能；只有那些要求获得生活必需品，而不是装饰品的人，才从事紧张而无休息的劳动”。
[3]
“尽管发明提高人的能力的机器，对人类说来是一种幸福；但这种幸福却因分配不当，而变成对穷人的一种灾难”。
[4]
“企业家的利润，不外是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他之所以能够获得利润，并非由于他的企业生产得比成本多，而是由于他没有支付所有的成本。换言之，就是他对劳动者不给与相当于工作的报酬。象这种的产业，乃是社会的罪恶，因为它使劳动者陷于极度的贫困，从而保证那些企业主获得通常的资本利润”。
[5]
“在分享国民收入的各阶层中，某些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而取得新的权利；另一些人则靠一种基本的力量已经获得了永久的权利，而这种基本的力量使一年的劳动变得更为有利”。
[6]
“在应用力学中每一个发明，使劳动人数减少，这是无可防止的事实。劳动人口经常受着这个危险的威胁，而社会不能提供补救的办法”。
[7]
“将来会到达一个时代，那时我们的子孙会把我们看成野蛮人，因为我们没有给工人阶级以安全保证，正如我们自己把那些使工人阶级成为奴隶的民族看成野蛮人一样”。
[8]
西斯蒙第看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与由此决定的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均衡。由此，他就进入了我们现在所关心的积累问题中来了。
他批判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论点是：资本主义生产受到无限扩大的鼓励，而完全不顾及消费，但消费是由收入决定的。他说：“近代所有经济学者，事实上都承认公共财富是由私人财富构成的，因而公共财富的发生、增加、分配和消灭，具有与各个私人财富相同的过程。他们都知道，在私人的财富中，要考虑的最主要事实是收入，而消费或开支必须受收入的控制，否则资本便将毁灭。但在公共财富上，某人的资本成为他人的收入，因此，要决定哪个是资本，哪个是收入，这些经济学家感到非常困惑不解，较简单的方法，就是把这一点完全不考虑进去。由于忽视了一个必须决定的数量，萨伊与里嘉图就得出了这种结论：消费似乎是一个无限制的力量，或者至少，除了生产以外，它是无限制的；但事实上，它是受收入所限制。……他们声言不管社会财富生产得如何多，总是可以找到消费者的。他们鼓励生产者造成市场的泛滥，以致酿成今日文明世界的灾难，而实际上他们应该警告生产者，只能把具有收入的消费者计算进去”。[10]
西斯蒙第以一种收入理论作为他既主张的基础。什么是收入？什么是资本？他对于这两种概念的区别是非常注意的。他认为这种区别是“政治经济学中最抽象、最困难的问题”。“新原理”第二卷，第四章，主要就讨论这个问题。西斯蒙第照例以引用鲁滨逊故事来开始他的研究。对鲁滨逊而言，资本与收入的区别，“仍然是混淆的”；只是，对于社会而言，这个区别才成为必要。然而，即使在社会上，这个区别仍有困难，这是大部分由于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一个神话所致：这个神话说：对某一种人是资本，对另一种人则又是收入；反之亦然。亚当·斯密要负这个混乱的责任，萨伊把它提高到作为一条公理来为自己的思想惰性和浅薄性辩护。西斯蒙第忠实地接受了这种混乱看法。他说：“资本的性质与收入的性质，不断混淆在我们的思想之中。我们看见有些东西对某人是收入，对另一个人又是资本；而且同一物体在转手之间，常常接连地获得千差万别的称号；价值，当它脱离了所消费的对象物时，表现为一个无形的数量：这个数量有人把它支出去，另有人把它交换；对某一个人，它和对象物一道消灭，而对另一个人，它获得更新，并在流通期间持久不灭”。[11]他作了这一大有希望的绪论后，就进一步探究那个困难问题，他说：一切财富都是劳动的产物、收入是财富的一部分、从而也不能不具有同一的源泉。可是，普通都承认三种收入，即地租、利润和工资，它们是从“土地、资本和劳动”三种不同的源泉所产生的。关于第一个命题，西斯蒙第显然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所谓“财富”者，在社会意义上是意味着有用的对象物，也就是使用价值的总额。但它不单纯是劳动生产物，它也包括那些提供原料，并为支持人类劳动提供工具的自然产物。另一方面，“收入”是一个价值概念，即是指，一个人乃至许多人，对于财富或社会总生产物的一部分所能处理的数量。西斯蒙第把社会收入当作社会财富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他所理解的社会收入就是社会上每年实际消费的基金。倘若如是，那么，财富中剩下的未消费部分，就是社会的资本。这样解释，虽然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但总算接近了我们所寻求的在社会基础上资本与收入的区别吧。然而，西斯蒙第转瞬之间又接受了“流行”的收入三类区分法，这三类收入中，只有一类是由“积累的资本”所产生，而在其他两类中，土地和劳动是与资本相结合的。这样一来，资本的概念，就又模糊起来。现在我们更进一步看一看，对于足以表明社会基础破裂的这三类收入的源泉，西斯蒙第说了些什么话。他以劳动生产率的一定发展程度作为出发点，这是对的。这即是说：“由于人类借以征服自然力量的若干精神和科学知识已有相当的发展，每个劳动者可以每日生产出比他消费所需要的要多得多的产品。”于是西斯蒙第正确地强调把劳动生产率作为在历史基础上剥削的必要条件。但他对于剥削的实际根源，提出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他说：“但是，即使劳动者的劳动创造出财富，倘若让劳动者享受这种财富，那么，财富就会使他越来越不适宜于劳动。此外，财富决不会停留在那种人的手中，即为谋生而亲自劳动的那种人手中。”[12]因此，他与里嘉图和马尔萨斯的门徒们相同，以剥削与阶级对立作为生产必不可少的刺激物，但他接着剥削的真正原因，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分离。他说：“通常，劳动者是不能保持其土地的。然而，土地具有生产能力，这个生产能力由人类劳动驾驭来为人类服务，那块进行劳动的土地的主人保留在他的土地参与下所获得的劳动果实的一部分，作为土地生产能力所提供的利益的报酬。”[13]这就是地租。其次：
“在现代文明状态下，在工人找到他的劳动力的买主之前，他不可能把他进行劳动时赖以生活的充足数量的消费品看作自己的。而他不再占有原料，他所赖以劳动的原料是从远处来的。那些使劳动容易，并可无限地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复杂而昂贵机器，他更不会有了。而占有消费品、原料和机器的富翁，可以不从事劳动，只要把所有这些东西交给工人，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为劳动的主人了。他直接支取了工人的劳动果实的大部分，作为他交给工人支配的各种利益的报酬”。
[14]这就是资本的利润。财富中由地主与资本家两次扣除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劳动工资——即工人的收入。西斯蒙第再补充说：“工人能够把它消费掉，而不复再生产了。”
[15]因此，西斯蒙第把不复再生产（工资与地租同样），作为收入与资本区别的标志的。然而，这种标志，只有关于地租和资本利润的被消费部分，才算正确。至于在社会生产物中当作工资的被消费部分，事实上是在再生产自己，它成为工资劳动者的劳动力，在劳动者自身看来，这是为了生活而当作商品出售的，他可以再三带到市场来出售；而就社会看来，这是可变资本的物质形态，为了使再生产不蒙受损失，它必须反复出现于年总再生产中。
这些话可以称之为胡说八道。西斯蒙第在这里以种秄为比拟，把生产资料和资本等同起来了。这样解释包含两点：第一，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仅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成为资本；第二，资本的概念不只包括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连同西斯蒙第所抽象掉的一切条件——生产资料不过是资本的一部分，即不变资本。
在这里，西斯蒙第之所以迷失方向，是因他企图在资本概念和社会再生产的物质方面之间建立一个联系。如上所述，当他着眼在个人资本家身上时，他认为在资本的构成部分中，除了生产资料以外，还得加算工人的生活资料——这从个人资本的再生产的物质方面看来，也是不妥当的。但当他企图把社会再生产的物质基础集中起来，并在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之间建立正确的区别时，资本的概念在他的手中消失了。
然而，西斯蒙第也感觉到单单是生产资料并不能进行生产与剥削。不错，他也有这样的正当看法：他认为剥削关系的中心，正是活劳动的交换。他刚刚把资本全部简化为不变资本，但立刻又把它完全简化为可变资本。他说：
“当农业家把他认为直到下一收获期为止所需要的谷物贮备起来时，他知道利用剩余谷物的好办法：他将把他所剩余的谷物，养活为他耕种土地、生产新谷物的人及为他纺织亚麻和羊毛的人等等。”“通过这种活动，农业家就把他的收入的一部分变为资本。实际上，这就是新的资本借以形成的道路……他所收获的谷物，除了维持自己劳动所必需的数量和为了保持旧规模经营的播种数量外，其超过部分就形成一种财富。这部分财富他可以施舍给别人、浪费掉、或任意消费掉，而不会较前贫穷。这些财富是收入；但如果他用来维持能创造新物的劳动者，或者，以之和他的手工劳动者、织布工、矿工的劳动果实相交换，则此时的财富具有永恒的价值，它只有增加，不会消失，这就是资本”。
[17]
不管怎样，我们在资本与收入的区别上，并没有很大的进展。现在，西斯蒙第试图以社会总生产物的相应部分来代表生产和收入的各个不同要素。他说：“企业家和农业家一样，并不把他们所生产的财富全部用之于播种。而是将其一部分充作建筑物、机器及工具，以便减轻劳动负担，增加劳动生产率，这正如农业家把他的一部分财富，投向于能够使其土地肥沃的永久工程上一样。这样，我们就看到了种种财富如何发生及以后如何逐渐区别开来。社会积聚的财富一部分，被每个财富的所有者用之于慢性的消费，借以提高劳动的效率，并促使盲目的自然力负担着人类的工作。这一部分的财富叫作固定资本，它包括垦荒、灌溉、工厂及各种行业的工具，各种样式的机器等。财富的另一部分，是用来立即消费的，它在其完成工作中实现自己再生产，并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尽管它的价值没有改变，这部分叫作流动资本，它包括种籽、加工原料和工资。最后，财富的第三部分，是从第二部分出来的：这是完工的制成品在价值上超过各项垫支额的部分。这部分叫作资本收入。它不再进行再生产而用之于消费的。”[19]
在苦心地试将社会的总生产物分割为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及剩余价值的几个不可比较的范畴之后，西斯蒙第就立刻透露出一点不含糊的迹象；这些迹象表明当他提到固定资本时，他意味着不变资本；提到流动资本时，他意味着可变资本。因为，“一切造出来的东西”，都是充人类消费用的。但是，固定资本是被间接消费掉的，而流动资本则变为“以工资形态供工人消费的基金”。[20]这样，我们就稍微接近把总生产物分割为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可变资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及剩余价值（资本家的生活资料）三部分的区分法了。但是，到此为止，西斯蒙第对他自己看作根本性的题目，没有说得特别明确。在这种混乱上，至少我们不能看到超越亚当·斯密的“思想断片”而有任何的进步。
西斯蒙第自己已经感觉到，并愿意用最简单的方法来澄清这个问题。他叹息说：“财富的这种运动，完全是抽象的。要理解它，需要巨大的思想集中能力。”[21]于是他把我们再度引到了鲁滨逊那里，但是鲁滨逊在此时已经改变了，他已有了家庭，而且是殖民政策的前驱者。
“在遥远的殖民地，沿着荒地边缘，有一个孤独的农夫，他一年间收获了百袋谷物。但附近，并无市场可以出卖。因为谷物对农夫是有价值的，所以他不能在一年之内把谷物自己消费掉。然而，这个农夫，即使全家都来消费，也不过食三十袋。这就是他的支出，也就是他的收入所交换来的东西。这三十袋谷，没有为任何人再生产。于是，他就拉来一些工人，开辟森林、涸干近邻沼泽、垦拓荒地的一部分。这些工人，就会消费掉他另外三十袋谷物。这是他们的开支，他们有能力以他们收入的代价，也就是他们劳动的代价来支付这笔费用。就农夫方面看，那是交换，他把此三十袋谷，转化为固定资本。（在这里，西斯蒙第是将可变资本完全变为固定资本！他说代替工人所得的三十袋谷的工资，农夫也就能够制造出可以使用于扩大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农夫现在还剩下四十袋谷。他去年播种约用二十袋，今年则增加为四十袋。这就是他的流动资本，它现在已加倍了。如是，他的百袋谷物全部消耗尽了。然而，其中有七十袋是他实际的投资：一部分至下次收获期，另一部分至更下一次收获期，都将显著地有所增加。我们若把例中的农夫孤立地考察，那么，就可更好地认识这种活动的限界。如果，他在自己所收获的百袋谷物中，今年仅仅消费六十袋，那么，由于播种的增加而获得的二百袋谷物，到第二年有什么人去吃呢？人们会这样回答说：那是将由他的家族增加的人口去消费。不错，但人口的增殖，并没有食物的增加那样快。倘若农夫每年有充分的劳动力来重复这个过程，则谷物的收获量，将每年加倍。但是，他的家族至多每二十五年才得加倍。”
[22]
在这里，西斯蒙第企图重新说明社会总生产物的组成部分问题。他说：“从这个观点上看，国民收入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第一，包括在年生产物中，它是从财富所生的利润；第二，从生活所产生的劳动能力。在这里，我们可以把财富理解为土地的占有和资本；把利润理解为土地所有者的纯收入及资本家的利润”。因此，全部生产资料，就与当作财富的“国民收入”区别开来了。而“国民收入”，分解为剩余价值及劳动力，更精确地说，即可变资本的等价物。于是，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表示得不十分明确）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割了。可是，转瞬之间，西斯蒙第又把“国民收入”理解为社会年总生产物。他说：“年生产或总的年劳动成果，同样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由财富产生的利润，另一部分是劳动能力，这一部分劳动能力我们设想是等于与之相交换的那部分财富，或工人的生活资料。”[23]在这里，社会总生产物，从价值上说，只分解为可变资本及剩余价值两部分，而不变资本却不见了。于是我们到达斯密的教条上来了：即一切商品价格，分解为v+m（或者说由v+m所构成），换言之，总生产物，只是由工人及资本家的消费资料所构成。
西斯蒙第于是接着讨论总生产物的实现问题。一方面，一个社会的收入总额，是由工资、资本利润与地租所构成，以v+m表示之；他方面，社会总生产物，从价值上说，同样分解为v+m，“因此，国民收入和年生产，相互平衡（并表现为相同的数值）”。也就是必须在价值上相等。“年总生产物，每年完全被消费掉。而其中一部分是由那些以劳动相交换的工人来消费，而这些工人就把它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再生产出来；另外一部分，由那些以收入相交换的资本家来消费并消灭了它”。“年收入的全部，势必与年生产物的全部相交换”。由此，西斯蒙第就在“新原理”第二卷第六章“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决定”中，提出了再生产的明确规律如下：“支付今年的生产的不能不是去年的收入”。如果这样，那么，资本主义的积累又如何发生呢？假定总生产物必须被工人和资本家完全消费掉，一点也没有剩余，那么，很明显地我们停留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积累问题就无法解决了。事实上，西斯蒙第的理论，等于否认了积累的可能性。既然一切社会需要，是由工人的工资总额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组成的，那么，在扩大再生产的场合下，什么人购买那些剩余生产物呢？在这点上，西斯蒙第争辩道，积累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他说：“结果，实际所发生的总是这样：我们把本年生产的全部，与上年生产物全部相交换。倘若生产逐渐增大，则在交换中，每年势必引起小额的损失，这样同时，就改进了将来的条件。”换言之，积累在生产物全部都实现的时候，就不能不产生出每年无法出卖的剩余。西斯蒙第不愿意得出这最后的结论，他宁愿采取“中间路线”，从而不得不求助于相当难懂的遁辞，他说：“倘若损失不大，而且分配得当，每个人宁愿负担下来，而不致为自己的收入诉苦。国民经济正是这样成立起来的。一系列的小牺牲，反足以增加资本与公共财产。”[24]另一方面，如果积累肆无忌惮地进行，那么，不能卖出的剩余就会增大，酿成大众的灾难，结果，危机必然上门。这样，小资产阶级的逃避方法就成为西斯蒙第的解决途径：这就是压低积累的速度。他对主张生产力无限制发展和生产无限制扩张的古典学派不断进行论战。他的全部著作不外是对无限制热望、积累所引起的不幸后果，敲起警钟。
西斯蒙第的分析，证明他不能把再生产过程作为整体来把握。由于他从社会观点试图区别资本与收入这两个范畴，没有获得成功，他的再生产理论也蒙受了从斯密那里继承过来的根本错误的损害：——即认为年总生产物，都给个人消费完结，不剩下任何的价值部分以供社会不变资本更新之用；而积累只包含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的可变资本。后来的西斯蒙第的批判家，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伊林[25]，指出了在分析总生产物中的这个根本错误，从而痛快地把西斯蒙第的积累论一笔勾销，认为全部是不恰当的，“谬误的”。然而，这样的态度只足以证明，他们自己对西斯蒙第真正关心的事情、对西斯蒙第的最后问题缺乏敏感。其后，马克思的分析初次指出了亚当·斯密的重大的谬误，这个分析证明：如果只考虑总生产物中，相当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积累问题决不算是得到解决。这一点在西斯蒙第理论的实际发展中，更突出地得到证明。为着支持他的见解，他和古典学派的代表者及传播者里嘉图、萨伊、麦克洛克进行了很激烈的论战。这论战的两方面，代表着两个对立的见解：西斯蒙第认为积累决不可能；而里嘉图、萨伊及麦克洛克，则支持积累无限可能性的见解。但关于斯密的某些错误见解，两方面都是相同的：西斯蒙第的反对者，也同样忽视了再生产中的不变资本，特别是萨伊，他把斯密关于总生产物分解为v+m的混乱理论当作无可非难的教条而企图永远保存下来。
很显明的，如果我们单单依靠马克思的分析，认为社会总生产物，除了供工人及资本家消费的生活资料（v+m）以外，还包含作更新之用的生产资料（c），从而，积累不仅由可变资本的增大，而且也由不变资本的增大所构成的。那么，积累问题，正如这一系列赏心悦目的事情的发生所证实的，到底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样强调再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的份额，在积累理论产生了新的谬误。目前，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即顺从斯密关于总资本再生产的错误，并不是西斯蒙第理论上所特有的缺点，它无宁是最初关于积累问题论战的共同的基础。从上述的事实上看，仅仅产生如下的结果：即资产阶级经济学，连简单再生产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就突进到更复杂的积累问题上去了。这就恰如在其他领域一样，科学的研究循着非常曲折的道路前进，它常常在基础未奠定之前，就着手建筑上层的楼房。总之，在西斯蒙第的推理中，尽管存在着显明的、难于克服的弱点；但是他的反对者对他却束手无策，由此可见西斯蒙第在他的积累论的批判中无疑地给资产阶级经济学提出了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
[1] 1820年伦敦前议会议员所写的“关于外国贸易限制的有害结果的考察”一文的评论中，可以找到很有趣味的记录摘要。这篇有自由贸易主义倾向的论文，大体上是以最阴惨的语调，描述英国工人的地位，其中，引用了下面的事实：“……大不列颠的工业劳动者阶级，从富庶与繁荣的顶点，突然陷入贫困与悲惨的极端，在上届议会会议期间的某次讨论中，曾述及格拉斯哥与其近郊的织工工资，最高时期，平均为每周约25先令乃至27先令；但到1816年，即降为10先令，1819年又降到5先令6辨士或6先令那样小得可怜的数目。近来，工资实质上也并未有所提高。”根据同一证据，在兰开夏，织工的每周工资，只达到6先令到12先令左右，而每天须劳动十五小时。“半饥饿的小孩们”，一周想获得2先令或3先令，必须每天工作十二时到十六时。约克夏的贫困状态，恐怕更为厉害。关于诺廷汉制袜工人的申诉，著者曾说，根据他自己亲身调查的结果，工人们的声明，一点也没有夸张。（“爱丁堡评论”，1820年5月，第66卷，第331—332页）
[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罗伯特·普拉格译，柏林版，1901年，第一卷，序言，第13页。
[3]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79页。
[4] 同上书，第一卷，序言，第21页。
[5] 同上书，第一卷，第71页。
[6]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第111—112页。
[7] 同上书，第二卷，第258页。
[8] 同上书，第337页。
[9] 同上书，第358页。
[10]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一卷，序言，第19页。
[11] 同上书，第二版，第一卷，第84页。
[12]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5页。
[13]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6页。
[14] 同上书，第86—87页。
[15] 同上书，第87页。
[16]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7—88页。
[17]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88—89页。
[18] 同上书，第108—109页。
[19]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93—94页。
[20] 同上书，第95页。
[21]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第二版，第一卷，第185页。
[22] 同上书，第95—96页。
[23]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05页。
[2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二版，第一卷，第121页。
[25] 乌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经济学研究与论集”，圣彼得堡，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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