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五 修正主义的实际结论和一般性质
我们在第一章想说明，伯恩施坦的理论是要把社会主义纲领从物质基础上举起来放到唯心主义基础上去。这是涉及理论根据的问题。那么这个理论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又是怎样的呢？最初看来，在形式上它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迄今为止的通常的实际工作并无区别。工会、争取社会改良和政治设施民主化的斗争，这也就是通常构成社会民主党活动形式上的内容。因此，区别不在干什么，而在于怎么干。从现在的实际情况看，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被看作是逐步引导和教育无产阶级走向夺取政权的手段。按照修正主义的见解，既然夺取政权没有可能、没有益处，这种斗争应该只是为了取得直接的结果，也就是说，为了提高工人的物质生活，为了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和扩大社会监督。如果我们把直接提高工人生活这一目的撇开不谈（因为在这点上党内的普通观点和修正主义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全部区别可以归结为：按照普通的观点，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社会主义意义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把无产阶级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因素准备好。按照伯恩施坦的观点，它们的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逐步限制资本主义剥削本身，去掉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赋予它社会主义性质，一句话，在客观的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变革。仔细观察一下，这两种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党内普通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通过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深信，通过这些斗争从根本上改变它的状况是不可能的，最后夺取政权则是不可避免的。用伯恩施坦的观点来看，夺取政权是不可能的，从这一前提出发，通过单纯的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可以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因此，在伯恩施坦看来，工会斗争和议会斗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于相信它们对资本主义经济逐步社会主义化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正像我们力图说明过的那样，在事业上纯粹是幻想，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国家制度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但是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的日常实际斗争归根到底也就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了。工会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伟大社会主义意义在于它们使无产阶级的认识和意识社会主义化，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组织起来。当人们把它们理解为直接使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化的手段时，它们不仅丧失了它们所捏造的作用，同时也丧失了其他〔唯一可能的社会〕意义，即它们不再是教育工人阶级去实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手段了。
因此，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自己安慰自己说，即使把全部斗争局限于社会改良和工会斗争方面，也不会使工人运动丧失最终目的，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引出后一步，所以社会主义目的作为一种趋势也包含在运动本身之内。这种说法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理解之上的。就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策略来说，如果在进行工会斗争和社会改良斗争之前有一个夺取政权的自觉的坚定的意图作为指路明灯的话，这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如果人们把这种预先确定了的意图同运动分离，首先把社会改良当做目的本身，那么，〔事实上〕社会改良不仅不能导致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且还会达到相反的结果。康拉德·施米特单纯地相信所谓一发不能自止的机械运动，他以“越吃越想吃”这个简单的谚语为依据，认为工人阶级不完成社会主义变革就决不会对改良心满足。后面的这一假设当然是对的，而且资本主义社会改良本身的缺陷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在能够创造一个链条般的连续不断的、日益发展的社会改良把今天的社会制度直接引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由此得出的结论才是正确的。然而这是一种空想。这个链条按照事物的本质很快就要断了，到那时运动从这一点出发所采取的途径就会是多种多样的。
到那时，最直接最可能的结果是在策略上作一些改变，以便用一切办法实现斗争的实际成果即社会改良。一旦直接的实际结果成为主要目的，那种只对致力于夺取政权有意义的不调和的、严峻的阶级立场就会越来越变成一种单纯的障碍。因此，下一步就是“补偿政策”（用正确的德语说是贿赂政策）和调和让步的政治家的明智态度。但是，在这种条件下，运动也不可能长久停留。因为社会改良既然在资本主义世界始终是而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空壳，那么不管人们采取什么策略，下一步在逻辑上就会是对社会改良产生失望了。这也就是说，对教授之流[1]正在停泊的避风港失望了。他们在社会改良的大海上漫游之后，已经决定让一切听天由命[2]。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决不是在任何环境下自发地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产生是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结果，也是工人阶级认识到绝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来消灭这些矛盾的结果。如果像修正主义那样，不承认前者，又拒绝后者，那么工人运动就会起先降低为简单的工会活动和社会改良活动，并且由于本身的重力最后落到放弃阶级立场的地步。
如果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看修正主义理论，并且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观点的一般性质是什么？那么上述那些结论也是很清楚的。伯恩施坦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不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道否认资本主义的矛盾的。相反，他在理论上也和马克思的观点一样，是以这种矛盾的存在为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的依据不是认为消灭这些矛盾要通过自己本身的彻底发展。这一点是他的观点的一般核心，也是同迄今为止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观点的根本分歧所在。
他的理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他不愿意〔让〕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完全成熟，通过革命的突变在矛盾的尖端消灭矛盾，而是宁愿折断矛盾的尖端，缓和矛盾。因此，〔按照他的理论〕，危机的终止和企业主联合组织的建立应该缓和生产与交换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状况的改善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应该缓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社会监督的发展和民主制的发展应该缓和阶级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
当然，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也不是说人们等待资本主义矛盾发展到极端并且到那时才发生突变。相反，我们只是依据已经认识的发展方向，但是要在政治斗争中使它的后果发展到极端，〔人们预见到这种发展，人们可以说是打折扣预支进一步的客观发展，并且在任何时候都站在使发展了的矛盾完全成熟的基地上，〕这是任何革命策略一般具有的本质。因此，例如对于关税和军国主义来说，社会民主党即使在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中还起着革命作用的时候也要与之斗争[3]。但是，伯恩施坦的策略根本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尖锐化上面，而是建立在矛盾的缓和上面。他在谈到资本主义经济的“适应”时对于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这种观点什么时候才会是正确的呢？今天的社会的一切矛盾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我们假定这种生产方式还要继续朝着迄今已知的方向发展，那么，它的一切后果必然会不可分割地同它一起向前发展，也就是说，矛盾将会尖锐化而不是缓和。因此，反过来说，矛盾的缓和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遇到阻碍为前提的。总之，伯恩施坦理论的最一般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停止。
但是这样一来，这个理论也就自己对自己作了判决，而且这种判决有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方面，这个理论暴露出空想性质（显然，发展停滞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引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我们对于这个理论的实际结论所作的说明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从资本主义事实上在迅速发展来看，这个理论暴露了它的反动性质。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是这样的，那么怎样解释，或者也可以说，怎样说明伯恩施坦理论观点的特征呢？
伯恩施坦在他对于今天社会关系的分析中用来作为出发点的经济前提，即他的资本主义“适应”论，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我们相信在第一章中已经说清楚了。我们看到，不论信用制度还是卡特尔，都不能作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不论危机的暂时停止和中间阶层的继续存在，都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的适应性象征。但是，上面所说的适应论的一切细节（姑且不论它们的直接错误），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为基础的。这个理论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经济生活现象，不是放在它们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有机部分去理解，不是放在它们同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机构的关联上去理解，而是把它们从这些联系中割裂开来，当作独立的存在，当作一部死机器的拆散的零件。例如，对于信用的适应作用的理解就是这样。如果人们把信用看作是交换的一个自然发展的更高阶段，而且同资本主义交换所固有的一切矛盾有联系，那就不可能把信用看作似乎是什么处于交换过程之外的机械的“适应手段”。正像不能把货币本身、商品和资本看作资本主义的“适应手段”一样。但是，信用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的有机的一环，在这一点上，它毫不亚于货币、商品和资本。在这个阶段上，它也同它们一样，既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器中的一个齿轮，也是一个破坏工具，因为它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
对于卡特尔和完善的交通工具来说，情况也是一样。
伯恩施坦把危机的停止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适应”的征候，这同样表现出他的机械的、非辩证的理解方法。在他看来，危机不过是经济机器中的故障，如果危机停止了，这部机器就可以正常地运转。但是，危机事实上不是平常意义上的“故障”，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故障，但没有它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就无法进行。危机，简单说来，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因此它是周期地解决生产的无限扩展能力和销售市场的狭小的框子之间的矛盾的完全正常的方法，只要这是事实，那么，危机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现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无故障”的进程中反倒存在着一种比危机本身更大的危险。这就是利润率的不断下降。它不是由生产与交换的矛盾产生的，而是由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本身造成的。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有一个最危险的趋势，就是它使一切中小资本的生产成为不可能，因而限制了新的投资的形成和进步。在这同一过程中作为另一个结果产生出来的危机，由于它周期地使资本贬值，由于它使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使一部分活动中的资本停顿下来，恰恰是它反倒起了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因而为生产中新的投资和新的进步开辟了地盘。所以危机好像是使资本主义发展之火重新旺盛起来的一个手段，而危机的停止（如果不仅是在世界市场成长中的一定时期停止，而是根本不出现危机）就会不是像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不久会使资本主义经济兴旺发达，而会把它直接带到泥潭中去。构成整个适应论的特色的机械的理解方法，使伯恩施坦既看不到危机是不可缺少的，也看不到中小资本周期性的不断增长的投资也是不可缺少的。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小资本的不断复活是资本主义停滞的标志，而不是事实上的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当然，有这样一个观点，按照这个观点，上面所讲的一切现象实际上就像“适应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单个资本家的观点，他们了解的经济生活的各种事实是被竞争规律所歪曲了的。单个资本家首先事实上把经济整体中的每个有机组成部分看作完全独立的东西。其次，他只是从对他，即对个别资本家发生作用的那一面来看，因此把它看成单纯的“故障”或单纯的“适应手段”。对于个别资本家来说，危机实际上只是故障，而危机的停止可能保证资本家延长寿命；对他来说，信用同样是他不充分的生产力“适应”市场需要的手段；对他来说，他所参加的卡特尔实际上也消除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总之，伯恩施坦的适应论不过是单个资本家的理解方法的理论概括。但是，难道这种理解方法在理论表述上没有表现出庸俗经济学的实质的特点吗？这个学派在经济学上的一切错误，正是建立在把个别资本家眼中的竞争现象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整体现象的错误的理解上。例如，正像伯恩施坦把信用看作“适应手段”一样，庸俗经济学也把货币当作对市场需要的巧妙的“适应手段”一样，它也是从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身寻找治疗资本主义病症的解毒药，它同伯恩施坦一样，也相信调节资本主义经济的可能性，最后，归根到底，它也同伯恩施坦的理论一样，总是想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给资本主义的伤口贴膏药。换句话说，它采取的是反动的而不是革命的方法，因此是一种空想。
因此，修正主义的全部理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论。
[1] 指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纳和路·布伦坦诺。他们都是讲坛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编者注
[2] 1872年，瓦格纳、施穆勒、布伦坦诺等教授在爱森纳赫召开了一次大会，大张旗鼓地宣布他们的目的是实行社会改良以保护工人阶级。这些被自由党人奥本海姆讽刺地称为“讲坛社会主义”的先生们不久之后建立了“社会改良同盟”。几年后，在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斗争尖锐化的时候，这些“讲坛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以议员资格投票拥护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期限。此外，这个同盟的全部活动就是常年开大会。在会上以各种题目宣读一些学术性报告。其中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著已由该同盟出版了100多部。这个同盟最后连社会改良也放弃了，而从事研究危机、卡特尔之类的问题去了。
[3] 二版改为“社会民主党在任何时候都要进行斗争，不是等到它们的反动性质完全暴露时再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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