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罗莎·卢森堡 ->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1898—1899）
四 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
在伯恩施坦看来，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二个前提是国家发展成为社会。今天的国家是阶级国家，这已经是常识。但是，在我们看来，这个命题与资本主义社会有关的所有一切命题一样，不能固定地、绝对地去理解，而要在流动的发展中去理解。
随着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胜利，国家就成了资产阶级国家。当然，资本主义发展本身使国家的本质有了重大的改变，因为它不断扩大国家的作用范围，不断赋予国家新的职能，特别是经济生活方面使国家的干预和监督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它为将来的国家同社会的溶合，即所谓国家职能归还社会逐渐准备了条件。从这一角度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国家在向社会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劳动保护是“社会”对于它的社会生活过程的第一次有意识的干预，伯恩施坦也引过这句话，毫无疑问，这句话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这一发展，国家的本质发生了另一种变化。首先，今天的国家是属于统治地位的资本家阶级的一个组织。如果国家为了社会发展的利益担负了各种具有共同利益的职能，那只是因为这些利益和社会发展同整个统治阶级的一般利益是相符合的。而只有在这个限度内，国家才能担负这样的职能。例如，劳动保护对于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来说，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一样，都是同样有直接的利益。但是，这种协调只继续到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为止。如果发展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就同经济进步的利益甚至在资本主义意义上也开始分离了。我们相信这一阶段已经到了，这一点表现在今天社会生活的两个极重要的现象上：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军国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起过不可缺少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起过进步的、革命的作用。在一些国家里，如果没有保护关税，大工业的兴起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情况不同了。今天，保护关税不是用来扶植年轻工业使其成长，而是用来人为地保持过时的生产形式。〔在一切最重要的国家，特别是恰恰在那些极力推行关税政策的国家，资本主义生产的水平几乎是一样的。〕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来看，也就是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究竟德国向英国多出口商品还是英国向德国多出口商品，都是一样的。从这一发展的观点出发，摩尔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他可以走了。而且他必须走了。现在各工业部门是互相依赖的，对某些产品征收关税，就会抬高国内其他商品的生产价值，也就是说，工业发展又受到束缚。但是，从资本家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是这样了。工业为了自己的发展不需要关税保护，但企业主却需要关税来保护他们的销售。这就是说，关税在今天已经不再是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对抗更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保护手段，而是成了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用来反对另一个民族资本集团的斗争手段。其次，关税作为形成和征服国内市场的工业保护手段已经不再有必要了，它倒成为工业卡特尔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也就是说，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者同消费者的社会进行斗争的不可缺少的手段。最后，最鲜明地表现出今天关税政策特征的事实的，现在在关税政策中到处决定作用的根本不是工业，而是农业，也就是说，关税政策已经变成将封建利益注入资本主义形式并且用来表现封建利益的手段了。
军国主义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如果我们不是用本来可以怎样或应该怎样的眼光看历史，而是根据它事实上怎样来看历史，那么我们必须承认，战争曾经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美国和德国、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俄国和波兰，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从战争中获得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或推动的，不管它们胜利或失败，情况都一样。只要有这样的国家，其国内还有分裂状态或者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需要克服，军国主义也就是起着资本主义意义上的革命作用。今天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同了。〔军国主义已经不再有地盘为资本主义开拓了。〕如果世界政策已经变成可怕的冲突舞台，那么，问题与其说在于为资本主义开拓新的国家，不如说在于把现成的欧洲对立移植到世界其他部分并在那里暴露出来而已。今天无论在欧洲或世界其他部分，手持武器互相对抗的，不是一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自然经济的国家，而恰恰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达到同样高的水平而迫使发生冲突的那些国家。对于这种发展本身来说，这一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就自然只能具有致命的意义，因为它将〔在这一次完全无目的地〕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带来深刻的震动和变革。但是，从资本家阶级的观点来看，事情并非如此。今天，军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正在竞争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的斗争手段；第二，它无论对于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第三，它是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切利益同资本主义方式进步本身是毫无关系的。而最好地暴露今天军国主义的这一特殊性质的，首先是军国主义在一切国家中因竞赛而普遍高涨，即所谓受本身内在的机械动力的推动而普遍高涨。这是一、二十年前还没有的现象。其次是日益临近的爆发的不可避免的性质，命定的性质，但同时它的原因、首先涉及的国家、争执的对象及其他详情却还完全不能确定，军国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动力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疾病。
在前面所说的社会发展同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冲突中，国家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国家同资产阶级一样，在政策上同社会发展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它日益丧失整个社会代表的性质，在同一程度上，它日益变成纯粹的阶级国家，或者说得确切些，国家的两种特性彼此分离了，矛盾尖锐化了，日益发展成为国家本质内部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将越来越尖锐化。因为，一方面，国家的一般职能、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监督”增长了。但是，另一方面，它的阶级性质总是迫使它把它的活动重点和力量手段放在只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用而对社会只有消极意义的领域，即放在军国主义、关税政策和殖民政策上。其次，由于这种情况，它的“社会监督”也就越来越为阶级性质所渗透和支配（可以看看〔除英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劳动保护措施）。
上面所说的国家本质方面的变动，同伯恩施坦当作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手段的民主主义并不矛盾，不如说，倒是完全符合的。
康拉德·施米特说过，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甚至是社会的这种逐步社会化的直接道路。毫无疑问，政治生活的民主形式是最清楚地表明国家向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在这个限度内，它构成了走向社会主义变革的一个阶段。但是，我们上面描述过的资本主义国家本质中的那种矛盾却极其鲜明地表现在现代议会制中。固然，从形式上看，议会制是用来在国家组织中表现整个社会的利益的。但是，另一方面，它所表现的仍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利益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因此，就形式说是民主组织，就内容说变成了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这一点极其明显地表现在下述事实上：只要民主制一有否定阶级性质、变成事实上的人民利益工具的倾向，民主形式本身就会被资产阶级和它的国家代表所牺牲。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思想就是完全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作出的一种盘算，只考虑到民主的形式上的一面，而完全忽视了它的另一面即它的实在内容。议会制整个说来不像伯恩施坦所设想的那样，是逐渐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相反，它是使资本主义的对立趋于成熟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阶级国家的一种特殊手段。
由于国家的这种客观发展，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关于“社会监督”的发展会直接带来社会主义的信条，就成了与现实日益矛盾的空话。
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归结起来就是逐步以社会主义精神对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国家进行改良。可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客观进程，这两者恰恰是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的。生产过程越来越社会化，而国家对这个生产过程的干预和监督越来越广泛。但是与此同时，私有制越来越变成对别人劳动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国家监督越来越为排他的阶级利益所渗透。因此，国家即资本主义的政治组织和所有权关系即资本主义的权利组织，随着发展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的，而不是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的。它们向逐步实行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
傅立叶想用他的法伦斯泰尔[1]制度把地上的海水〔一下子〕变成柠檬汁，真是异想天开。但是，伯恩施坦想把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无逊色。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越来越走向社会主义，而它的政治关系和权利关系则相反，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之间筑起了一堵越来越高的墙。这堵墙靠社会改良和民主的发展是打不通的，相反，它会因此更牢固更结实。要打垮这堵墙，只有靠革命的铁锤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1] 按照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傅立叶的学说，这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消费协作社的成员工作和居住的地方。——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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