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中国钱币革命论 一 钱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及钱币制度变革的历史『钱能通神』！『金钱万能』！——钱币这个东西在一般社会人士的目光中简直成了一个高深莫测的怪谜了。数千年来的人类都把金钱当作『神』，当作『万能』，好似上帝除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类外，又创造了金钱来供人类使用，叫人们来利用着金钱来创造这个繁荣的而又痛苦的社会。目前这个社会，凭良心说，全部的经济繁荣和进步是钱币制度造成的，但反过来则那许多贫富悬殊，生产与消费不能平衡的痛苦，却也是钱币制度造成的。 人们因为对于钱币的观念太过于神秘，以为钱币是神造的，于是人类对于钱币制度不思改进，钱币对于人类的利益一天一天消失下去，而对于人类的祸害却就一天一天增加剧烈起来了。人类在金钱之前歌哭膜拜，人类在金钱之前忧伤丧亡，金钱对于人类的权威啊，上帝的权威乃是虚构，而金钱的权威才真实在呢。 金钱的权威诚然是大极了，但在这悠久的历史经验与痛苦之下，我们不能再相信『金钱神造』，而应该相信钱币制度是为着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由人类自己在深长的经验中创造出来的。人类为什么一定要创造钱币制度，后来虽备受了金钱的痛苦而仍旧不能废除钱币制度，这中间自然有钱币制度的作用和原因。原来钱币制度的成立，它的两个最大的作用便是联络生产和节省浪费。常人往往只知道钱币是交易的中准，是市场的媒介，而把联络生产及节省浪费的两大根本作用忘记了。其实钱币作交易的中准，作市场的媒介，这只是钱币的表面作用，如果钱币只有这些表面作用而没有更进一步的作用，那钱币真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人类尽可保守着物物交换或日中为市的旧制度，大可不必有现在那样复杂严密的金融组织和金融制度啊。钱币作为交易中准，作为市场媒介，籍以便利人类消费手段的完成，这诚然是不可忽略的钱币的作用，但因为有了钱币，社会生产得以造成更大的联络与分工，使社会减少了许多无谓的浪费，社会经济由此而造成顺利发展的基础，那才真正值得我们加以严重的注意呢！ 在钱币制度没有完备的成立以前，当时的社会经济不单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其实那时候也无所谓国家，无所谓民族）的自给自足主义，甚至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原始家庭都在保持着自给自足的状态。用低劣的生产方法，生产得多便多消费一点，生产得少便少消费一点，譬如今天打到一头鹿，今天一天便会把这头鹿吃完，明天却什么都没有猎到，也许明天就会饿一天，人与人之间几乎如禽兽一样各不相顾，经济也丝毫没有什么关系。后来人类日渐开化，个人的自给自足主义渐渐打破，于是有由物物交换以至于龟贝兽皮等自然物的钱币制度出现，从此人类不单在消费方面得到了很大的便利，同时在生产方面也得到了一层保障。人们工作所得，不论是一天猎得了一头鹿或十头鹿，都可以送到市上去换得龟贝兽皮等类的自然物钱币回来，有了龟贝兽皮等的钱币放在家里，以后想要消费什么，就只要把龟贝兽皮等类再到市上去换东西好了。在这样的一个原始的经济往来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就只是这一些原始的龟贝兽皮的自然物钱币，它却已具有了三个作用： 第一，人类只要在需要的时候，便可把龟贝兽皮送到市上去换得消费的目的物回来，这是便利了人类的消费。 第二，人类开始了互易有无，生产不必再为自己的消费量所限制，打得一头鹿刚够自己一家人消费，打得五头鹿十头鹿则可以送到市上去出卖，免得像过去的打到了一头鹿便即停止工作，或将多得多的鹿置于腐坏抛弃，这是节省了人类许多无谓的浪费； 第三，人类的买卖制度成立，生产趋向于专业化，每个人从事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供个人自己的享用而是要提出供给社会去发卖，各人都以进步的分工的专业方法从事生产，各种各样的生产便大量发展，大量增加了，幸有龟贝兽皮的在社会上流转往还，用买卖的方法把各种各样的生产都联络起来，使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得籍流通而造成平衡的发展。否则孤立的生产虽进步发展到任何程度，这种与消费脱离关系的生产终究毫无价值。所以人类的分工专业能够有猛烈的进步，而各种大量的生产发展并不至陷于孤立状态，这就是因为有钱币在发生联络生产的作用。 惟其因为钱币除了作交易的中准与市场的媒介的便利人类消费的作用以外，还有节省浪费和联络生产的两个更大的作用，钱币成了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重要工具，所以钱币的本身制度也就常常有着巨大的变更和进步了。现在中国各地的苗猺民族以及世界各处的未开化民族，他们只知以钱币来便利消费，不知道钱币还有发展社会经济的作用，所以他们到现在数千年来，还是保持着自然物的钱币制度，有的以牛羊为钱币，有的以菓粟为钱币，有的以茶盐为钱币，他们的钱币制度不求改革，他们的社会经济也自然不会有什么进步了。 为了钱币制度有发展社会经济的作用，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能够带动着钱币制度的进步，因之钱币制度本身的变革也又可以分作三个时期： 一，自然物钱币时代； 二，铸金钱币时代； 三，信用钱币时代。 钱币制度的进化历史既分成三个阶段，有自然物钱币时代，铸金钱币时代，信用钱币时代的分别，一般人以为这是人类贪图便利而才发生的变革，例如金元银元比较龟贝兽皮甚至金块银块使用起来便利得多，而纸币钞票又比金元银元便利得多。但事实上，人类的贪图便利，也许是使钱币制度发生变革的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却还是由于社会经济的需要，在旧有的钱币制度不能再对当时的社会尽充分的联络生产及节省浪费的作用，旧的钱币制度便要被淘汰，另一种适合于社会经济的需要的新的钱币制度就产生出来。 譬如在自然物钱币的时代，龟贝兽皮菓粟茶盐等类的钱币，它们所表现的价格既不能正确，它们本身的产量又毫无标准，通行的地域也没有一定，往往龟贝通行于一个很小的地方，兽皮菓粟茶盐等则又通行于另外若干狭小的地方，这些自然物钱币的使用，在一个很小的地域内虽然可以收得若干作用，在比较广大的地域内就无法通行，更说不上什么联络生产，节省浪费的作用了。人类是智慧的动物，是政治的动物，当人类的相互交换关系扩大到了更广大的地域，人类成立了完备的统治的形式，有统领，也有类似的组织的时候，比龟贝兽皮菓粟茶盐更进步的钱币制度就被规定出来，创造出来了。 在政治制度完备的国家，钱币的行使不单依着自然的演变，并且还有着人力的律法的推进和保障，铸金钱币制度的成立，便是在这种环境下面产生的。菓粟茶盐兽皮之类的钱币，只在众人的默认与习惯之下保存其自然价值，铸金制度的钱币，却除了自然的本身的价值以外，还有着法定的绝对的价值。菓粟茶盐兽皮可以在某地通行，在另外一个地方就不通行；由法律规定出来的钱币，就只要是在同一的统治之下，不论生活习惯有何不同，交通地域有何隔离，却一概可以通行无阻。这样，铸金的钱币制度，就把在同一个统治之下的生产都联络了起来。 铸金的钱币制度，它的本身的变革当然又有一个很长久的期间，由铁币铜币银币以至于金币，这中间相隔的时期可以延长到数千年以上也可以缩短到数百年以内。如欧洲若干国家，他们因为交通便利科学进步的缘故，生产力猛速发展，很快就进步到了金币制度；中国却在周秦之后就有铜铁等类的铸币，但因为生产落后的缘故，数千年来还只是保持着银币制度，直到最近中央政府下令废两改元，银币制度才算统一了。 铸金的钱币制度到了使用金币，以黄金为铸造钱币的材料，可说是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过此以往，钱币制度为想更求发展，就只有在铸金制度以外另辟一条新道路。这一条新道路并不是于现在所炽盛的黄金本位以外另立其他更好的金属本位，乃是现在各国已在开始酝酿成长中的信用钱币制度。如现在各国各种证券债票的发行，银行纸币的通用，便是开始走入信用钱币制度的道路。证券债票虽然只是一种活动的借贷，不能直接就说它是钱币，可是银行的纸币我们却老实可以直接就称之为钱币呢。 一般人说起纸币来，以为一方面是节产贵金属在社会上流通磨损的浪费，另一方面则是金融业者想从中取利。其实这不能说是全部的理由，因为讲浪费，纸币的印刷发行也同样需要相当的费用；讲金融业者想从中取利，则只限于单方面利益的制度在社会上决计行不通。其实纸币的通行，属于私人利益的固所不免，然而最大的能够通行的理由乃在于社会的需要。原来金银的生产是有限制的，但人类生活日高，消费日增，生产随着一天一天的扩大，钱币的需要便也一天一天的激剧的加高，于是金银的铸币感到缺乏，就只好发行纸币来补充了。钱币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纽带，没有钱币，整个的社会经济将停滞起来；钱币缺少，社会经济就会发生恐慌而冻结起来。所以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了相当程度，生金银不够供给，金钱纽带感觉到紧狭，就只有以纸币为续了。 不过现在各国所通行的纸币，并不能算是完全的信用钱币制度。以现金保证发行的纸币，它的信用只是对现金而言，除了代表现金以外，纸币在法律上仍没有独立的地位。一家只发行百万元纸币的银行，他的财产虽在千万元以上，但没有百万元纸币的保证存放在金库里，这家银行的纸币就会全部变成废纸。纸币发行了，而纸币的信用还是不完全，仍旧限于现金的保证，这样的钱币还是逃不了自然物（金，银）生产量的限制，还是不能充分适合于社会的需要，结果一个社会生产发展到了某一种限度的时候，黄金作祟的信用恐慌就在各国循环出现了。 真正的信用钱币制度，真正富于伸缩性而能适应于社会需要的钱币制度，纸币的信用决不应仅限于黄金而应该普及于一般的商品，这样钱币的数量可以自由伸缩而再恢复联络社会生产的作用，使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之间再次得到平衡，并将维持永久的平衡。虽然黄金仍不妨作为「信用钱币」（纸币）的担保品，但也应与一般商品归于同等的地位；只有法定的信用的钱币，金银铸币应该绝对的离开钱币的地位。一元信用的法定钱币，它可以适应着各种商品不同的时价而定其交换物的容量，譬如银贵米贱的时候，可以定银七钱值一元，米一斗二升值一元；在银贱米贵的时候，可以定银八钱值一元，米九升值一元。如以金银为例，则金贵银贱时可以金五厘值一元，银八钱值一元，反之则可以金八厘值一元，银七钱值一元。这种绝对信用的法定主义的钱币制度，与许多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发行「能力券」「劳动券」「消费券」的思想内容相同，就是与最近在美国所发现的技术统治（Technocracy）在原则上也完全相同。现在半信用的钱币制度还紧紧的拘束着社会的经济，世界各国的钱币制度都需要有一个彻底的革命的行动，不过在方法上在时间上也许有缓急先后的不同吧。 二 中国的经济现状及必须实行钱币革命的原因提起中国的经济，我们恐怕除了一片黑暗与悲惨的感觉之外是不会再有别的什么了。在百年来帝国主义的武装侵赂与经济围攻下，加以万恶的满清专制和入民国以后的军阀官僚政治，中国实已陷于万劫不复，成为国际帝国主义共同宰割同共剥削下的十八层地狱。真正的殖民地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来侵略，民众只要供给一个强国的剥削，同时要想反抗也只要反抗一个国家，这种殖民地国家的民众生活可说要比次殖民地的中国民众来得宽松，同时民族反抗运动也容易争得胜利，试看次殖民地的中国，自五四，五卅，五七，以至现在的九一八，一二八的反抗运动，每次的运动都是悲壮热烈，再接再厉，但是每次都只是支持到了若干时候，最后总是不能达到目的而失败了。就是抵制外货，抵制英货抵制日货的运动也不止一次了，结果也只是经营外货的商人受些无名损失，经营国货及改换外货商标为国货商标的商人取得若干意外利益，最多支持个一年半载，短则一月两月，最后也是失败了。 中国民众的民族反抗运动一次一次都惨遭失败，许多人都很风凉似的说中国人没有持久的抵抗性，只有「五分钟热度」。其实这都是抹煞事实的说话，讲中国民众的抵抗帝国主义，世界各处的被压迫民族也都不过如此，试看最近的淞沪长城各抗日战役，成千成万的民众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踊跃输助军饷，加入义勇军，这难道也要说中国民众是五分钟热度吗？以中国政府的懦弱，军队的幼稚，经济的贫弱，而说若干民众的各自为战的抵抗就可成功，帝国主义的国家就会让步，这实在是可笑的梦想。 一切政治，军事，科学，文化的发达进步，第一个缺少不得的条件便是经济液汁的培养。任何国家的政治，军事，科学，文化，要是在经济方面培养不足，那末不问怎样的雄心宏愿结果都会变成泡影。中国的发奋图强，以中国这样优秀的历史与伟大的民族，谁都相信是很容易的。不过在政治上没有绝对的民族精神的团结，下层民众是一盘散沙，上层领袖只知各争私立；在军事上军队是那样的幼稚，全国的军队又绝不统一，至于科学文化则更可以说是没有丝毫基础，像这样的形势，徒责民众的五分热度有什么用呢？ 抵抗须有抵抗的基础，中国的抵抗第一个便是经济问题。经济如没有独立的发展，那什么抵抗都是鬼话。中国的经济如一个贫血症的病人，帝国主义的经济控制力已使中国经济完全失去了独立性。国际帝国主义的控制中国经济，有三个是杀了人而不见血的，第一是过去用暴力所获得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是雄厚的金融资本，第三是进步的科学与技术，除了这三个以外还有最后的一个，那便是飞机大炮毒瓦斯坦克车的武装摧残。中国受着这种种残酷的摧残与束缚，中国经济自然永久不会有发展繁荣独立的希望了。 在不平等条约，金融资本与先进科学的控制下，中国唯一可以利用之以保护本国产业的关税政策不能采用，而帝国主义国家则可以在中国开设银行，攫夺矿山，把持交通，设立工厂及经营进出口贸易。可怜中国什么权利都没有，只有在金融帝国主义商人的宰割之下，走狗买办在屠刀上可以舐得一点血，又有若干人在帝国主义商人经营的余隙中创立一些小本经营。可是在这屠刀上舐得的血和在那些余隙中的小本经营，根本就说不上创立独立的中国经济基础，更说不上与帝国主义经济图谋对抗。 中国国内的帝国主义的银行，矿山，航轮，工厂，商店等等的剥削，我们暂且不去计算，并且计算也很困难，但我们为检看历年来的国外贸易，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的经济是怎样的萎缩下去。据申报年鉴所载「七十年间输出入贸易额表」：
七十年来我国的外国贸易，就只有同治三年有二百余万两的出超，此后一年一年便都是入超了。入超的数目，也只有光绪六年比较少，是四十余万两，此后就一年比一年多，由数百万两数千万两一直到三万万两四万万两以上，到了民国二十年就竟达到五万万两以上的数目了。中国本是一个穷乏的国家，再加以每年四五万万两的入超，那不是穷上加穷，只有坐待枯萎死灭下去了吗？那些巨大的数目字，国际资本主义者并不是和我们开玩笑，而要我们把灿烂发光的金子银子输送出去的啊。金子银子本是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东西，除了若干化学上工艺上的需用，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发生关系。但是现在，我们却不能妄自夸口，金子银子是铸造钱币的唯一原料，而「万能之神」的钱币又是人们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衣，食，住，行，教育，娱乐，没有一项不需用钱，一个人没有钱，他是可以马上冻死饿死，不能继续维持生命，因之世界上除了禽兽或未开化民族，就没有一个人不与金钱发生生死相依的关系。中国的金子银子每年要大批的几万万两几万万两的输送出去，那末中国的金钱也自然只有一天一天的减少下去了。 中国的金钱一天一天减少下去，直接的现象是中国民众的生活一天一天枯窘，间接的现象却就是中国经济所藉以活动的经济纽带（钱币——金融）一天一天缩狭了。金钱减少，金融寒滞，不成问题的便会发生市场萧条生产停顿的现象，因而影响到整个的经济问题，在都市里工厂停歇，商店倒闭，在农村里就农产跌价，田地荒废，而工人农民的失业，则成为都市与农村完全一致的严重问题了。现在全国人士差不多众口同声的在高喊复兴农村，发展民族资本，可是这决不是空口高喊几声就能成功的问题。现在中国还没有突然一步蹈到社会主义废止私有制度的路上去，那未复兴农村和发展民族资本，事实上还不能忽略资金这个东西。一般政客官僚，高喊口号，那是不费本钱的，复兴农村也可以，发展民族资本也可以，好在谁都不能禁止谁去呼喊的。并且贫瘠的农村，萧条的城市，广大的失业，巨大的入超，正需要利用复兴农村和发展民族资本的两个方法来解决啊。可是实行起来，复兴农村则置办耕种机要钱，购买种仔要钱，创立农民银行创立农业合作亦要钱，要发展民族资本则设立工厂要钱，设立商店要钱，购买机器原料亦要钱，没有钱，一切事情都将无从说起，我们不能尽是空口讲白话啊。中国历年外溢的金钱，一切对外的公私债务及外国的在华资本且不去说，就是最近五十年来出口的现象，据海关报告已经有六十余万万元，这还是民国十六年的统计，若在现在，恐怕又不止此数了。中国的现金，本来不够供金融流通的需用，现在又更有这巨大的出口，存金剧烈的减小，对于金融流通当然就更不够供给了。据张公权氏的计算：『全国的现货，若是算他二十二万万元，吾敢说其中可认为流通资金的不足四分之一，在六万万元左右』。试问中国土地这样广大，人口这样众多，二十二万万元的钱币本来就不够活动，复加以信用方法及金融组织的不完善，真正可以认为流通资金的又不足二十二万万元的四分之一，那就无怪乎中国金融的枯窘和产业的阻滞了。 现在谈发展中国的经济，共产主义那种机械的空想的方法根本上是行不通，若干资本主义者的保守的听天由命的方法也将是死路一条，我们为不愿在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下坐待死亡，或者听任共产主义者来代为支配，我们就应当奋起努力，奋谋经济上的独立发展，以挽救民族垂亡的生命。中国经济的独立发展，前面早说过了，金融是这样的枯窘，发行内债已无济于事，举借外债则牵掣太多，请问将从何处求得这巨大的发展经济的资金呢？孙中山先生在民国元年的时候，发表的『钱币革命』通电，这里就正好指示给我们一条平坦大道了。 『钱币为何』？在人民个人保有钱币的目的上讲，诚如孙先生所说：『不过交换之中准，而财货之代表耳』。在其参加流通的过程中，又得以发生便利消费，联络生产，节省浪费的作用，然而在它的本身却寒不能衣饥不能食，可说一无用处啊。孙中山先生钱币革命的主张正是将钱币原有的作用保存而扩大起来，另将钱币的无用的部份置之有用之地。经济上所需要的流通的钱币以纸币来代替，且可自由伸缩增多发行，而将现金现银都节省下来，使之还原为普通的商品，向外国去交换机器及发展各种生产上所必需的用品。或者偿还各种急须清债的外债。 中国实行了钱币革命，真可以说是在一举手之间，对内根本解决了一切金融问题，从此中国经济可以得到自由发展的平坦大道；对外则一切购买机械购买原料的资金都不成问题。甚至在这恐慌的世界，中国还简直要成为世界的救星，因为中国的钱币革命如实行有效，世界各国也跟着仿效起来，那末全世界的黄金都将回复到商品的原位去了。世界常常为了黄金发生争执，发生战争，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黄金作祟，现在正酝酿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黄金作祟，现在我们实行对钱币发动大革命，将有限制的黄金白银都离开钱币的地位，黄金不能再作祟，那就不单是中国的胜利，世界和平也从此加增了一层保障了。 三 刘冕执方案批判孙中山先生提出钱币革命的主张，实是危亡之秋的中国的对症良药，而且是中国唯一可以走得通的大路。不幸孙中山先生因困于种种急须应付的革命问题如政治，军事，党的本身组织训练等等，在辛勤繁忙之中未及规定出详尽的实行方案。同时又因为当时全国人士目光短浅，对孙先生的主张很少响应，所以民元通电之后，在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中及三民主义的讲演中，虽也常常提到钱币革命的问题，但终究没有能够见诸实行，这对整个的中国革命说，也许是一个最大的损失吧。 刘冕执先生本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提出能力主义和钱币革命实行的方案，并公表能力主义与能力本位制和钱币革命实行方案汇览两部大著。在这主义遗教束之高阁，口喊「总理」便膺禄位的时代，刘先生能具老当益壮独挽狂流的精神，将国人十数年来所早已忘记得干干净净的钱币革命的主张重行具体的提出来，鼓吹宣传不遗余力，这种坚毅勇敢，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精神，实在是值得我们钦佩敬仰的。 刘先生的主张，刘先生阐扬孙中山先生钱币革命的理论，我们真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信仰到十二万分。不过我们为了佩服与信仰的诚意，希望钱币革命的主张，也可说是希望刘先生的主张的立即实现，不得不在钱币革命实行的方法上有所献议。愚者千虑或有一得，这也许是刘先生所乐于接纳的吧？ 一切社会制度的改革，第一须要注意的是思想内容和主观力量，第二须要注意的是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思想是进步的，主张上的力量也有了，但如忽略了历史，忽略了现实，这种改革的运动，结果必仍归于失败。钱币革命既是一种社会制度的改革，显然也不能逃此规律。我们仔细研习刘先生所规定的方案，我们深觉刘先生对于上述必须注意的两点忽略得太利害了。刘先生似乎太过深信了自己的主张，以为只要是进步的思想，一定能够求得实行，于是一切历史条件，现实基础，甚至主观上的力量等等都不去注意。其实『知难行易』『能知必能行』在革命的历程上是指一般社会法则而言，并不是一个人『知』了就全部社会都可以实行。否则伟大的三民主义在四十多年前早已被革命的导师孙中山先生所明白知道，为什么还要到四十余年以后，到了民国十六年才开始得到成功呢？这老实就是进步的思想必须得到多数人的信仰，组织成功主观上的力量，而后更适应着本国的历史和现实，实行发动革命，最后才能得到成功。刘先生的主张，孙中山先生早已创之于前，现在我们实无理由可以非议，可是刘先生那种但凭主观的方案，却不得不大胆提出商讨。 刘先生在十九年提交全国工商会议的提案上所提的办法，谓： 『本案办法有三大要点：其一钞券由政府印刷，（例与邮票归政府印刷相同）管理由政府设局，（例与邮政由政府设局相同）无论何人，皆可发券，（按此系吾国旧有习惯）但均须向管理局请领，不得私印私发；其二由政府颁布保证委员会条例，（按与议会选举法相同》人民按照条例，推选保证委员，（按推选比较投票选举容易）经管理局认可，给以证书，（按与议员当选证书相同）领券时由保证委员署名盖章，（按与普通一切债权借务契约租佃雇佣及法庭诉讼等保证相同）政府及地方公益机关发行额，至多以岁入十分之五为限，（按银行钞票仍可照旧发行，惟不愿再发钞票而愿发代用券者，亦可照公益机关例额发行，则利益比较钞票尤大，至政府与地方机关所发行者，正与公债社债及国库券流通券军用券等略同）人民发行额，至多以财产价值或工作收入十分之一为限；（按此系大概标准，可以略有出入）其三每券通用十二个月，发行人至期满时，以同额之券，缴还于原发行局，免除兑现手续，（按此与商家之拨兑抵销，及外国手形交换相同，不过政府管理其拨抵手续而已，缴还即与已往兑现无异）其缴还之券，不必拘于本人所发行，亦不必拘于本局所发行，无论何人及何局发行者均可。持券人遇期满之券，亦可向所在地之管理局，兑换未满期之券。（按如此则无论何人所发行之券，均可流通全国）其方法之要点已尽于此。至于详细办法，特拟订国币代用券条例草案，国币代用券发行局条例草案，国币代用券发行局保证委员会条例草案三种）。
中国是一个世界无比的穷国，据张公权氏估计全国只有二十二万万现货，照刘先生的办法实行起来，『政府及地方公益机关发行额至多以岁入十分之五为限』，『人民发行额至多以财产价值或工作收入十分之一为限』，那末全国公私机关及人民发行起来，顷刻之间弄出四五千万万元的现货是不成问题了。由二十二万万元的现货立刻增加到了有四五千万万元的现货，在我们这些穷花了眼睛的老百姓看来那是何等可喜而又可惊啊。可是刘先生这种突然致富的办法，我们觉得离开现实太远了。本来孙中山先生的所谓『非常之方』，原是用之以应『非常之变』，在其通电中也只说『其法当设两机关，一专司纸币之发行，一专司纸币之收毁』，绝对没有规定一切公私机关，人民个人，都可自由发行。其后孙先生在广东成立革命政府，孙先生本人也并没有把先前钱币革命的主张完全忘记，孙先生在执行大元帅职权时代也并不是不能实行钱币革命，不过鉴于当时的环境，把钱币革命另外用一个形式来实行，不可那便是中央银行的成立了。孙先生未尝不希望钱币革命立刻见诸实行，但因为种种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所限，顽固执行一定没有好结果，所以就只从金融制度从银行本身组织中去进行整理了。（附注）所有括号内之按语，均系原作者自加。』 以中国产业的凋零和金融的紊乱，世界各国都因生产过剩闹恐慌，中国却因生产不足闹饥寒，在这种基础上，外国的通货膨胀政策（并非实行钱币革命）自可挽救困难于一时，但中国也跟着来这么一套变相的膨胀通货，难道是为着替外国人推销货物吗？刘先生的主张，国币代用券政府可以发行，地方公益机关可以发行，人民私人也可以发行，这种分散的自由的发行方法所得的现货——国币代用券——大多数将流之于消费之途，置之于生产的将是绝对少数，试问这样的自由主义气味浓厚的钱币革命，对中国实际的经济问题会有什么帮助呢？恐怕没有实行刘先生方案以前的中国是金银太少现货枯竭，实行刘先生方案以后的中国将是金银绝迹，一切财富也消费完了。 刘先生主张国币代用券由政府设局管理，无论何人皆可发行，这是刘先生的方案根本将钱币的发行脱离了现社会原有的金融机关金融组织。世界各国的先例，不论纸币或金银币的发行都须借手于社会的金融组织。现在刘先生于社会原有金融组织金融机关之外，另行成立发行机关，另行成立一种国币代用券的流通组织，请问这是合于经济原理，是可以施之于事实的吗？ 其次保证委员会的制度，施之于固定的契约或一般债务关系，执行上尚不免时有流弊，抑且烦琐不堪，现在更施之于流动的国币代用券，这难道又是可以行得通的吗？ 据『国币代用券条例草案』第二条：『发行局设总局一所，其余分局，列为四等：凡券额在千元以上者至一等局请领之，千元以下百元以上者至二等局请领之，百元以下十元以上者至三等局请领之，十元以下者至四等局请领之』。照刘先生这样的组织规模，总局虽然只有一所，然而其下的一二三四等的分局却多得可怕。譬如四等局一项，够领十元以下券额资格的恐怕就是一个普通的村镇中也有百十来个，那是每一个村镇中便应该有一个四等分局，推而上之，每一个大镇市中又必有若干四等分局和一个三等分局甚至还有一个二等分局，若在大小县城以至通商口岸中心都市，那就必至大大小小的发行局节比林立，蔚成巨观了。中国本患消费机关太多而生产机关太少，国币代用券的本身并不能生产一根毛，那末我们为什么弄那样多如牛毛的消费机关来加重民众的负担呢？ 又刘先生的方案最引为自豪的，那是发行上的保护委员会的制度。国币券的发行是否要以任何个人来担保，担保是否有效，这在事实上本是一极大问题。但我们对未来的事实都不去问，先想全国四万万人口，每四人中有一人可颁发国币券，则全国当有一万万人颁发国币券；每一百发券人如须一保证委员，则全国又当有一百万保证委员。做保证委员的人大概都□有相当的资望和能力，老实就是中国的优秀份子。中国因为教育文化的幼稚，有资望有能力的国民实在太少了，却是刘先生为了要发行国币券，需要人来做保证委员，于是一百万的优秀国民，为着要做国币代用券的保证工作，别的生产工作就只好放弃了。社会上有靠诉讼吃饭的律师，有靠查账过活的会计师，刘先生的方案实行后，中国社会又将凭空添出百数十万靠保证国币券吃饭的保证委员了。中国的律师会计师现在最多也不过数万人，保证委员一来便是数十万百余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流弊所及，也许刘先生做梦都不会想到吧？ 『国币代用券发行局保证委员会条例草案』第二十一条刘先生规定保证委员是有薪俸的：『保证委员之薪俸，每届保证券额期满缴还后给发，其一等委员薪俸按照保证额千分之五支给；二等委员之薪俸，按照保证额千分之十支给，三等委员之薪俸，按照千分之十五支给；四等委员之薪俸，按照保证额千分之二十支给』。——在中国，我们相信一定是领发十元以下或百元以下国币券的人民占百分之七十或八十以上，我们可以大胆地估定保证委员的平均薪俸为保证额的百分之十五。其次我们再预计国币券的总数，据申报年鉴载中国国富总额为一〇六三五二百万元，每人平均为二二四元，按十分之一发行国币券，则人民方面的国币券额为一〇六三五百万元，此外国家政府公益机关银行工厂商号以及人民中以收入为标准所发行的券额又当与上述数目相等，然则全国总发行额至少当在三百万万元左右。三百万万元的总额，照千分之十五的保证委员薪俸计算，则总计薪俸当有四万五千万元。保证委员们的总薪俸要四万五千万元，加上全国林立的各发行分局的经费，就算与保证委员们的薪水相等，（事实上是要超过的）那末两笔数目相加起来就有九万万元。我们屈指计算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度的岁出预算，经常的六万六千万余元，临时的是二万四千万余元，两共总数还只有八万九千万余元。一个政府的经费只有八万九千万元，刘冕执先生的国币券经费却要九万万元，刘先生的方案一实行，中国的民众无故又增加了一个政府经费的负担，可怕哉！ 刘先生制定方案的始意，我们相信他的目的一定是为了救济中国民众的疾苦，发展中国衰落的经济，但结果分散的自由的国币券发定方法，只利于消费而不利于生产，对中国经济发展前途非但无益而反有害；繁费不堪的保证委员制度非但不能使民众享受到丝毫的经济利益，却徒然使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加了两个政府经费的负担，这样祸国害民的钱币革命，有何可贵呢。 四 对于焦秦争论的意见最近上海钱业领袖秦润卿和中委兼立法委员焦易堂为了刘冕执方案，用函牍的形式在报纸新闻上大发表其意见。刚刚凑巧的是焦秦两位先生这相□的意见□□代表了两个不同的立场，秦先生是钱业领袖，也可以说是钱业中的帝皇，在经济□□□□着莫大的既成势力，焦先生却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是国民党的中委，是立法院法制委员长，在经济上不感痛痒，但他却热烈的希望中国经济有办法，所以就饥不择食的拼命拥护刘冕执方案了。在焦秦两先生的本身利害及其思想途径上说，我们真敢相信秦润卿先生将成为反对钱币革命的急先锋，而焦易堂先生自应始终矢忠孙中山先生钱币革命的主张，并进而掩护刘冕执的方案。不过我们所可以深信的，革命绝不为任何个人的私利所变易，同时一个社会的首领也绝不应以个人的私利去蒙蔽自己的思想和意识。若是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出路设想，如秦先生焦先生等领导群伦的人，一定会放弃了个人私利而为国家社会努力的。 对于焦秦争论的意见，因为时间所限来不及详细写尽，我想把下面比较重要的结论接上，就使本文暂告结束。好在钱币革命的确是中国的『根本大问题』，将来一定会有一个足够的磋商时期，讨论的机会正多着。急就的方案既不能使钱币革命马上成功，盲目的反对也未必就会把钱币革命的事实打击下去呢。 五 结论——中国究应怎样实施钱币革命中国的钱币革命既是势所必行的事实，那末究将怎样开始实施当然是我们急须知道的。作者在前两年曾有中国革命的经济政策的写作，其中第二章的「银行政策」，便整个的是以实施钱币革命为中心的政策，作者至今仍未改变此项主张，为免重行复述起见，特转引其末一节于下： 『对于一个新制度的产生，我们绝不能认为是一纸命令或几句空话所能成功。尤其货币问题是经济方面的任务，完全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上，决非政治权力所可一手包办，更非单纯的政治权力所能支配。货币是经济方面的东西，经济方面的东西自然非用经济的权力去支配不可。直接用政治权力去支配货币，社会徒然惹起纷扰，结果一无所成。虽然货币是政治性的经济产物，但我们相信在政治未握有充分的经济权力以前，政治万万没有权力去干涉或支配经济。中国币制的混乱和幼稚是有目共睹老幼咸知的事实，国民政府对此也未尝不想改革，但终以国民政府的经济权力太薄弱，虽欲加以支配，干涉，改革，而事实上不可能啊。』
既不能直接用政治权力去支配而改革货币制度，那末用什么方法实现信用货币制度呢？关于这个，我们仍得从货币本身的历史和中国的经济现状去检讨。最初的货币只用作交换工具，在原始经济时代，在封建经济时代，货币唯一重要的作用是作交换工具，作为调济生产与消费的经济纽带，待转入商品经济时代，转入现代的金融经济时代，则货币兼任做生产资本了。在前一时期，货币只是消费资本，在后一时期，货币兼作生产资本了。社会经济愈进步，社会的财富愈增高，货币的任务便愈扩大，其数量的需要也愈澎涨了。社会的货财价值超过货币价值几十倍以至几千百倍以上，社会感觉货币的缺乏，经济不便流通，便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信用制度，如借款，抵押，赊欠，期票等等，这些信用制度都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出现的。随着信用制度的出现，社会便跟着成立了许多特别的经济机关如当铺，钱庄，银行等类。当铺，钱庄，银行不是生产机关，也不是商品运输或分配机关，更不是什么国家的政治机关或教育机关，而是一种调剂金融的信用机关。我们如说国家的政府组织是政治权力所寄托的机关，那末这些当铺钱庄银行的信用组织便是经济权力所寄托的机关了。刚才说政治权力不能直接干涉改革币制，现在发现了这些有经济权力的信用机关，对于解决货币问题便有了线索了。当铺是农工小商人的信用机关，钱庄是小中资本家及地主的信用机关，银行则是大资本家及金融资本家的信用机关，中国这三种信用机关，钱庄银行处于互相抗衡的地位，当铺只是一种从属的信用机关而已，当铺对下虽有力量各自去支配一部分农工小商人，但在整个的经济权力上讲，则当铺的权力却是很微弱，必须依附于银行或钱庄。 钱庄至今还能和银行抗衡，这很明显的说明了中国的封建经济还向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础。钱庄放款的利息并不低，再经过两与元的往返折合，简直与高利贷者差不多，但一般中小企业者因资本短少，除向钱庄告贷外实无他法。钱庄放款的利息既高，其吸收存款的利息自然也比较的高，因之钱庄在营业上仍旧可与银行有竞存的余地。许多银行垂涎而要沾染高利贷的利益，还与钱庄暗中联合呢。 中国的银行制度现在还极幼稚，虽有政治上及经营上的各种便利，如特许发行纸币经营债券等等，但终因客观条件的产业落后和其主观条件的组织不普及与资力薄弱的关系，还未能形成巨大的经济权力。在国际间不能与各外国银行竞争，在国内也不能和钱庄银号竞争，在生产上更说不到什么集中管理或支配的话了。本来银行的基础完全建筑在信用制度上，银行离开信用便一天都不能立足，非马上倒闭不可。可是中国的信用制度并没有完全为银行所利用，第一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外商运用可怕的巨大的资本在中国开设银行，一方面吸收了多量的存款，一方面又发出多量的外国纸票，差不多把中国的信用制度利用了十分之五以上；第二因为国内经济的封建势力的残留，高利贷的钱庄当铺仍占优势；第三因为政治混乱，军阀横行，产业衰弱，交通阻塞，银行事业更在在遇着障碍；所以现在中国的银行所能运用的信用力量，非但不到十分之一，也许还不到百之一呢。中国的银行如能够充分地运用信用的力量，那末它的经济权力毫无问题的可以统御全国，并在国际间占得重要的地位。 要改革货币制度，必须有统一而强大的经济权力，有了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经济权力的机关，那末由这个机关去实行改革的计划，国家制定货币的法律，从旁用政治权力去帮助，改革币制便很容易实现了。中国现在这样的经济权力的机关还没有，钱庄当铺是行将没落的东西，银行则都很幼稚，如要创造这样的统一而强大的经济权力机关，并且要这机关将来不违背民众的利益而常常受着国家和民意的支配，须从整理现存各银行及各信用机关入手： A 科学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监督之下，实行银行统一政策； B 设立普遍全国的银行网； C 确立信用制度，实行信用货币制度； D 银行管理并监督交通运输生产及分配机关，实行国家在社会经济及发展生产方面的任务，并助理国家财政事业及公共事业。 上述四项，都是决定银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骨干，缺少了任何一项，银行就不能成为社会的经济权力的机关，就不能充分的调剂金融发展生产了。现在再逐项加以补充，说明于下： A 用科学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监督之下，实行银行统一政策 调剂金融，这原是关系整个社会利害的事业，像交通事业的邮电铁路一样，照理是应由国家专营的。但因为习惯的关系，现在各国除苏俄外，银行都准许人民私营，中国是产业后起的国家，对于银行许人民私营的事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银行由私人经营，有两个最大的弊病：第一，私人经营的目的专于牟利，很少适应社会的需要；第二，私人经营，必然造成多头竞争的无政府的状态，同一事业分割着许多机关（上海有银行钱庄二百家）执行，徒然多费开支。一九三〇年世界经济恐慌出现，美国银行经不起打击而倒闭的有二千余家，最近美国经济恐慌，全国银行都奉命暂行停业。上海近年来颇盛行银行热，银行银公司风起云涌的成立起来，这投机潮迟早总要引起大混乱。为银行本身的前途打算，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打算，中国的银行必须实行合理化，归并各钱庄银号银公司及银行为一个大银行，实行统一银行组织，成立一个总行，这大银行便作为国家银行，将现有各银行各银号一律作为国家银行的分行。国家银行除规定由国家拨入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股本外，其余均由人民投资，但银行业务所得的纯益，须以国家为主体。人民的股份除支付官息外，红利规定以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为限，多余的纯利即作为国家的收入或扩充为国家在银行中的股本。国家银行的董事十分之二或三由政府委派银行专家及经济学专家充任外，其余当然由股东会选出。中国成立统一的国家银行，如按照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需要，其股本至少需五十万万元；五十万万元的股本或有人惊为太大，担忧集合不起来，其实中国虽穷，只归并各银行庄号的股本，也许就已经超过此数了。中国有此雄厚资力，对内既可有充分的力量调剂金融发展生产，对外也可以列强和帝国主义的金融势力抗御了。 B 设立普遍全国的银行网 银行是调剂社会经济的金融机关，它的工作便是便利人类的经济生活，那末为社会人群的福利计，为银行业务的发展计，银行必须随着人类足迹所达到的地方设立分事务所。中国在目前因为政治混乱关系，银行几乎完全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这几个地方，此外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等省简直就和外国的荒岛一样，一个银行都没有。试想，银行是经济的中心机关，没有银行的地方，产业会发达吗？英国是资本主义较老的国家，英国银行的分行数目在一九一〇年就有七千一百五十一个，现在当然更多了。中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几十倍，土地也大几十倍，那末分行的数目至少也要和英国相等。中国有二千多县城，加上各重要市镇及通商口岸，国家银行设立银行网，成立五千个分行实是最低限度的数目。中国现在内地人口过庶急欲移民边疆，对于边疆各地的银行网就更为重要，因为资本的足迹所到的地方，人口总是随着涌过去的。浅见的银行家常以为荒疆无利可图，殊不知把荒疆变成熟土，获利才真大得无可计算。香港是个人烟绝迹的荒岛，但英帝国主义把香港开辟成熟土，把香港变成繁华的市场，谁能计算得清英国人在香港所得的利益呢？银行在人口庶密的地方所获得的只是蝇头微利，在巨荒绝域的地方才能获得无限的宝藏。所以中国国家银行不设立银行网则已，如欲设立银行网，则设立边疆的分行，是不可忽略的。又全国设立五千个分行，骤然看去似乎惊其太多而不易成功，但事实上把各地钱庄归并起来，决当超过此数，国家银行除添设若干边疆的分行外，在内地只要把各钱庄银号改造一下就好了。 C 确立信用制度，实行信用货币制度 银行的基础是信用，最要的任务使是调济金融，发展生产，作支付的中人，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货币资本，把不活动的生产条件（劳力，土地，原料）变为活动的生产条件，使社会上一切无价值的东西变为有价值的东西，不生产的东西变为生产的东西。银行的机能是很伟大的，但视我们巧妙地运用而已。中国号称穷乏的国家，国富总数三八，二八九百万元，每人平均不到百元，是世界上最枯窘的国家，连英国的殖民地印皮（一三八元）都比不上。如能确立信用制度，使国家银行得尽量发挥其机能，国民经济得尽量发展，那未不要几年，中国的国富一定能上升几倍。中国确立信用制度的办法，在国家方面是清理债务，确定预算，划一税制，在人民方面是消灭高利贷，国家银行设立普遍的低利的当铺。厉行生产合作消费合作。不过，确立信用制度要点在于国家银行，国家银行根本的信用机能又在发行纸币。中国要骤然完全用纸币去流通市面，取缔一切的现金，骤然实行信用货币制度，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国家银行要实行信用货币制度，第一步是确定十进位（照数学原理，则十二进位就更好）。分，角，元，「孙」的币制，取消「两」及其它小洋铜元等杂币的流通。这事件的实行是一方面由国家制定公布币制的法律，银行则依社会的需要发行一分的铜币，一角一元的银币，一「孙」五「孙」十「孙」的金币，和五分一角五角一元五元一「孙」五「孙」及十「孙」的纸币。金银铜币及纸币的印造，当然由银行自己去执行，政府和人民只有监督的权限。币制统一以后，待社会行使便利而成立了坚强的基础，那时再由国家改订货币的法律取消金属货币，行使纸币，而实行信用货币制度，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D 银行管理并监督交通运输生产及分配机关，实行国家在社会经济及发展生产方面的任务，并助理国家财政事业及公共事业 社会是由两种组织的交互错综而构造成功的，一种是政治组织，一种是经济组织，前者如教育机关伦理机关公安机关而国家为其总枢纽，后者如生产机关运输机关分配机关而银行为其总枢纽。政治组织是着重于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组织，经济组织则是着重于人类物质生活方面的组织，社会的这两个组织是交相为用，并行不背的。国家的组织须有政治基础，同时也须有经济基础，但历来的国家都有一种错误倾向，就是专重政治而把经济忽略了，作社会运动的人因愤于人类物质生活的没有保障，迁怒于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主张不要国家，共产主义者则主张国家逐渐衰落而死亡，其实这都错误了，人类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只有愈趋愈严密，而国家的基础也是愈趋愈巩固的，除非地球消毁了，国家的组织才不得不消灭。中国革命无疑义的是社会主义的革命，那末中国的国家无疑义的便须兼负起社会经济方面的任务，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现在的国家骤然要管理社会的经济组织，显然不可能，如用政治权力去强行干涉经济事务，也徒然惹起骚扰，无补于事，但用银行去管理经济事务，用银行去管理各种经济机关，那却是轻便简捷的道路。一切经济事务都需要资本，银行正是资本的渊源，一切经济机关逃不了金融的支配，银行正是金融的中心机关。银行自有历史以来，就无时不在管理并监督社会经济组织的地位上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欧美各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并没有授与银行管理社会经济机关的权力，但事实上少数银行巨头已经利用其金融势力支配着全国的生产机关了。银行的管理社会经济组织，就和国家的管理社会政治组织一样，已成为不可逃避的事实。同时，银行与生产也是相依为命的，银行离了生产便不能发挥机能，便不能生存；生产没有银行，便不能发展，便不能进步。中国是产业最落后的国家，要想把中国从大饥荒中救出来，自非利用银行这个伟大的机关去发展生产不可。 近年来中国困于天灾人祸，产业衰弱到极点，各地都在闹着大饥荒，于是很多的先生们羡慕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乱纷纷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六年计划以至于十年计划，简直充满了耳鼓，大有应接不瑕之势，可是没有资本，这些计划都成了画饼充饥，纸上谈兵。又有些人抄袭了孙中山先生经济主张的后半段——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要大借外债来发展生产。可是这梦想的不能实现，就如天上美丽的繁星不能移植到地上来一样，永这是个梦想，永远救不得中国！ 我们对于钱币革命，主张在如上所述的ABCD的四项方法去求得实现。盖钱币革命，绝不能像刘冕执先生的方案那样可以脱离一切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而孤独地执行起来。尤其不能擅行脱离银行组织的关系，脱离了社会现存的金融机关；否则钱币革命非但没有获得成功的希望，根本上就是一个无法动手的空想主义。 刘先生在『国币代用券暂行条例草案说明书』中恣意发挥着忽视银行的作用的言辞，说『银行之在今日，已成强弩之末。况吾国银行，本无一定之组织，既不采英法日意之中央银行制度，复不采美国之国民银行制度。其准备之不依法则，尤属骇人听闻。今即欲改革而筹设最完善之银行，于事实上亦有最大之难关，甚难补救。盖银行必须发券，发券必须准备，准备必须现金，固非可全恃保证为准备者也。』 我们真不知刘先生是什么见解，为什么中国一定不能采用中央银行制度？为什么银行发券的准备一定要现金？为什么像刘先生那样的国币代用券不能由银行去发行，而一定要节外生枝，宁可耗费了九万万元的民众的血汗去制造遍国林立的发行局，弄出多如牛毛的保证委员呢？这里，我们相信刘先生非但忽略了银行组织金融组织的作用，甚至连一点普通的社会经济的现象都没有注意到。历史上钱币制度的产生，根本上是为了便利消费，联络生产和节省浪费的三个作用，钱币是靠着社会经济的存在而存在，靠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钱币本身并不能有独立存在的条件，也没有独立发展的可能，所以我们所主张的银行政策，主张： 『用科学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监督之下，实现银行统一政策』； 『设立普遍全国的银行网』； 『确立信用制度，实行信用货币制度』； 『银行管理并监督交通运输生产及分配机关，实行国家在社会经济及发展生产方面的任务，并助理国家财政事业及公共事业』。 我们这样的主张，就是要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的进步中，同时更在社会金融制度金融组织的健全成长之中，求得钱币革命的美满的成功。银行政策的成功，既可以帮助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可以很经济的去推行刘先生那样的国币代用券，这是平庸易行的方法，而且也一定是成功的方法啊。不过我们这里的所谓方法，还只是提出了几点原理原则，或者可说是一些极模糊的模型。至于最后到了实行的时候，所需用的什么规例条例，什么章程细则，什么统筹计划，那应该到了实行的时候再说。中央如果真有执行孙中山先生的钱币革命的决心，不好意思再延长民众的痛苦日子，当然会召集什么「金融代表会议」，成立什么「钱币革命委员会」，那时候人多才众，具有真实价值的章则条例自然会产生出来。若杜造了一个方案而求人必行，掮着羊肉当狗肉卖，那就不是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而老实只是给孙先生以一种污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