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周毓英，1934年12月） 中国革命的经济政策 第一 导论一许多人，常常为中国国民党革命着急。大多数的领袖们只懂军事学，长于杀人，而缺少政治修养。比较少数的领袖们懂演讲学，长于说诳话，长于做政治骗子。大家把革命最重要最根本的经济问题丢在脑后。于是国民党革命虽然取得了政权，但因经济问题不能解决，致使六七年来的统治权，终究还在动摇不定中。『革命』在形式上虽然已经成功，取得了政权，但在实际上却已成为可怕的被民众所厌恶的名词了。 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手段，经济问题乃是革命的最后目的，如忽略了这一点，任何革命都是要失败的。革命在初步的努力是建筑理论上的基础，唤醒民众，推倒反动的统治阶级；待到掌握了政权，便须立即努力于发展社会经济的任务。民众所需要于革命的，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若一个政党在其未上台前以解除民众痛苦为号召，既上台后，而把先前所号石的话完全抛弃了，迟早是要倒台的。 我们深信孙中山先生在理论上在行动上从没有放弃社会经济问题的任务，但我们对于现在的国民党只承认只剩下国民党的躯壳，已失去了国民党的精髓，不能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尤其不能继承在经济方面所负担的使命了。 国民党自十三年改组到现在，因为随着社会的惰性作用的转移，组织上存留了不少的买办土豪劣绅和大小军阀，走上了封建性的绝路，没有转变，便很难在革命的大道上再移动一步。但其它所谓国家主义派，所谓社会民主党，所谓中国共产党等等，却是更加不合实际，不能完成中国革命。完成中国革命的，将仍然是中国国民党。但这里的所谓国民党，必须是能够负担发展社会经济使命的国民党；像陈公博所倡导的『走向资本主义之路』以繁荣中国，也只是一个空中楼阁，万万不能实现。资本主义世界已到了没落时期，而犹希望资本主义能在中国复兴，这不是梦话吗？ 目前有所谓宪政运动，只是一班士大夫阶级对革命失望的情绪的表现，是国民党在军权笼罩下民众所有的反感，宪政运动的结果只能亡党，绝不能使党「复兴」。宪政实现后，充其量也不过做到曹锟那样，——说不定还一蟹不如一蟹——仍旧不能发展中国经济，不能对中国革命有丝毫的帮助。 目前中国的革命，已陷在极大的危机中，国外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封建势力的复兴，以及由于饥荒所酿成的共产党暴乱，都已到了极点：而在革命的本身，则民生凋敝，革命力量涣散。这一切，都是铁的事实，我们无法否认。在这革命遇到了危机的情势下，我们将用什么方法挽救革命呢？社会的事实是早已决定了我们的行动了，挽救革命的方法，唯一是决定全国一致的革命的经济政策，发展社会经济完成革命的根本任务。 决定和实行革命的经济政策，这在革命是根本重要的任务。革命在未取得政权以前，所谓经济政策只还是一个口头宣传的理论，待取得政权以后，必须立即把这理论转变成行动。国民党在孙中山先生存在的当时，在几次北伐的时候，关于经济方面的宣传，都叫得震天价响。但等民国十六年政权夺到了手里——因为国民党革命的领导权才从共产党篡窃的手中夺回来，又陷入自相排斥分崩离析的局面中，致使过去所宣传所号召的经济政策丝毫都未实现，于是民生问题不得解决，民生主义不得实现，国民党革命在民众方面失掉了信用，湘鄂赣豫皖等十几省的共产党得到机会便建树起势力来了，国民政府调动了几十师大兵，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以至于十几次的围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功。 单凭杀伐的手段去希望剿灭共产党，恐怕一辈子也不能成功。从解决经济问题和失业问题方面着手，那解决共产党是很容易的。民生主义一实现，共产党任凭有天花乱坠的理论，有进步的新式的红军，也决不能促起中国民众的暴动。如果民生主义不实现，民众的痛苦不解决，那末不论共产党的理论怎样幼稚，共产党的军队怎样恶劣，而那些在三民主义下挣扎着仍旧不能得到生路的民众，都会很轻易的成为共产党了，自国共分裂后，大家都感觉到共产党越杀越多，事实并不是越杀越多，只是一方面虽然在杀，另一方面新生长出来的却比杀掉的还来得快啊。我们如把共产党生长的根本原因解除掉了，那末共产党不等我们去杀去剿，也是要绝迹的。 共产党生长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衰落民生凋疲，解决这根本原因的方法当然是发展经济，繁荣民生。要发展经济，繁荣民生，在目前的情势下，唯一的方法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除了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外，非但整个的国民党得不到出路，就是整个的中国革命，整个的中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都得不到出路。 孙中山先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同时他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他的『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实实在在是限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以实现民生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我们如不是丧心病狂，或是瞎了眼睛，决不会承认『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 二讲到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提倡过，但都只把它当做口头上宣传的理论，一到行动的时候，便连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都忘记了。过去周佛海在『三民主义的理论的体系』中似乎提起过，改组派也有一个时期主张过国家资本主义，可是一遇到实际，要行动的时候，例如陈公博做到了实业部长，使大声喊着『走向资本主义之路』，把所谓国家资本主义丢在毛厕里了。 陈公博向来是以熟悉经济号召国人的，这次出长实业部正可说是适材用于适所。但真不幸得很，陈公博不相信自己是个空虚的经济学者，只会炫耀名词，大着胆子去做实业部长；做了实业部长，他得意的『大作』第一部是发行公债五千万，第二部是筹借外债×千万，第三部是提拨庚款×千万，陈公博这样的东借债，西借债，以为这样就算是筹设发展国家经济的资本，就算是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就算是实行民生主义了。其实真可怜，陈公博这个『空架子』能否借得到钱做国家的资本是第一个问题，借到了钱能否真正用在发展实业上是第二个问题，这几千万几千万的小数目是否真正有理论发展中国产业是第三个问题。陈公博的实业计划既蕴藏着这样多的问题，还说什么国家资本主义，还说什么民生主义呢？陈公博在南京实业部的作为，老老实实便是没落的资本主义者的作家，或许一个起码的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的手段还比陈部长高明得许多，一个起码的企业家还能自由借债，并且多少也能够使他的事业实现一部分或全部分，陈公博这个口头的资本主义的实业计划却亳无实现的可能。 三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怎样的东西，孙中山先生早在民国元年的「救亡策」——钱币革命论——的初期著作中已经显现了端倪，后来的民生主义的演讲稿和节制资本及平均地权的经济政策，则更确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孙中山先生不满意资本主义，但同时又反对共产主义，就必然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而走上民生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词，一直等到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才在苏俄革命的导师列宁的口中特别严重而有意义地叫了出来。 国家资本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唯一必经的路线，不单是生产落后如中国和苏俄那样的国家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阶段，就是欧美产业发达的国家，恐怕也不能跳过这个阶段，而一脚跨上社会主义的社会。所以中国人不必存着恐怖的心理说国家资本主义是第三国际共产党的办法，尽可依着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既成路线放胆走去。同时国家资本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早已建立下了的经济基础，共产主义的人不必担忧三民主义政权下不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革命是为着全中国的民众求生存是为着全世界的人类求出路，并不是为着共产党，也不是为着国民党，列宁在提倡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既不惜『牺牲一切的主义』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以求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那末为什么共产党员还要紧守着马克斯的半空想的社会主义的死路呢。 为全世界人类的利益，服从真理，并且拥护和执行真理，那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者。如若坚执先入之见，迷信着一个非真理的思想，结果必走上个人主义的末路。试想，革命而不能服从真理，不能忠实于全国民众和全世界人类的利益，而至死不悟的忠实于一个党，迷信着一个半空想的马克斯主义的思想，我们虽不敢冒昧说这样的人仍旧没有脱掉个人主义的劣根性，但可以大胆说这样的人乃是愚蠢的宗教的信徒，绝不是一个革命的信徒。 孙中山先生既首先在钱币革命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政策中立下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在晚年施行新经济政策时代，则不惜『牺牲一切的主义』服从国家资本主义，那末国家资本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必经的阶段，是社会革命的唯一的真理，毫无疑义了。又列宁常说苏俄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否能够成功，这与占世界人口绝对多数的中国革命和印度革命有极大的关系，苏俄必须时刻注意和帮助中国及印度的革命。中国与印度，同处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地位上，中国与印度如欲脱出帝国主义的经济囚笼，希望反帝的革命成功，便必须实行国家资本主义。苏俄如希望中国革命印度革命成功，便必须帮助中国和印度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以来，苏俄一心扶助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这实在是幼稚的错误的策略。数年来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把中国中部富庶之区的农村社会都市社会的秩序完全扰乱了，食粮和茶纸等的生产完全停顿了。过去中国的食粮和茶叶可以大宗出口，现在中国却已成为帝国主义者销售食粮的主要市场，这不是承共产党世界革命的赏赐吗？帮助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扩展市场，削弱中国在经济上反帝的力量，这那里是帮助中国革命，促进世界革命，老实是在开倒车，破坏世界革命罢了。 中国与苏俄，实在是世界革命过程中两个唇齿相依的同盟国，并且，孙中山先生和列宁两个领袖一个是中国革命的导师，一个是苏俄革命的导师，这两个导师在国家资本主义方面的主张既完全相同，那末凡是孙中山先生和列宁的信徒，都应该拥护而执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若怀着偏私的见识，怀疑国家资本主义的重要性，致使世界革命延缓下来，这样的人非但不配做孙中山先生和列宁的信徒，事实上这些挂羊头卖狗肉的主义贩子，倒是他们的叛徒呢。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和列宁是一时一刻都系念着世界革命的利益，所以当初苏俄与中国的携手，以及共产党的加入国民党革命，这都是他们在布置世界革命的行程上所应有的表现，待两大导师相继弃世，由于一些叛徒们的作弄，同时因为人类个人主义的劣根性终难肃清，于是共产党惟恐国民党革命成功，国民党也惟恐共产党形成势力，积不相下，就互相攻击内斗起来了。我们如站在孙中山先生和列宁世界主义的立场上去了解世界革命，我们便不得不赤诚地接受孙中山先生和列宁所亲手厘定的计划和方法，尽所有的力量，努力促成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使中国能在经济上形成反抗帝国主义的势力，中国只要在经济上有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那末此外的政治侵略和经济侵略的问题足很容易解决的。 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功，就是中国的革命成功，在中国革命成功的时候，世界革命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大半了。所以中国的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不论苏俄，不论第三国际，不论在中国的共产党，假如他们正确是列宁主义者，正确是社会主义者，便都须积极起来帮助。否则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实际社会所需要，第三国际共产党纵使下了绝大的决心从中破坏和捣乱，结果也徒劳无功。 四记得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国民党第一步工作是推倒满清皇朝，第二步便是铲除曹吴等军阀。辛亥革命，满清已被推倒了，十六年北伐，曹吴等军阀也已经铲除了。现在要实行第三步工作，这便是繁荣社会经济，发展国内生产力，施行国家资本主义，实现民生主义，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革命在取得政权以前，它当前的任务是围攻敌人，推倒统治阶级，既取得政权以后，它当前的任务使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在过去，在未取得政权以前不过是口头号召的理论，现在国民党已取得政权，国民党已成了中国的统治阶级，那末过去所口头号召的民生主义的理论，必须开始转变为手头实施的行动了，革命如单凭口去鼓吹而不用手去实行，这不就成了革命骗子？ 中国革命现在要打倒的对像，皇帝和军阀这两个大敌都消除了，现在第三个敌人便是「饥荒」。国民党从来对于皇帝，对于军阀都是举国一致，拼死进攻的，但对于「饥荒」却不能一致进攻，这实是严重的错误。我们应该知道饥荒对于革命的危害，实在比军阀比皇帝要严重，军阀和皇帝已经失去时代性和社会性，迟早要死亡，饥荒则有一定的规律性，从社会最下层最多数的民众中生长出来，力量极端伟大，而且充满着爆裂性，它能够摧毁革命的基础，它能够使革命功败垂成。目前共产党红军的无法消灭，致使整个的中国混乱鼎沸，无法自拔，便是建筑在这饥荒的基础上的。 苏俄革命为着扑灭饥荒，列宁「不惜牺牲一切的主义」，要全国一致实行新经济政策。苏俄因为有列宁的指导，全国一致的向饥荒进攻，拼命实行五年经济计划，于是苏俄的社会才能稳定繁荣起来，连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都比不上了。全世界都为饥荒这个恶魔蹂躏着。黄金国家的美国尚且有失业人口一千万，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就更不必提，可是苏俄恰恰相反，大革命后几千万的失业人口都已有了职业，连体力薄弱的女子也都有职业了。 苏俄革命，因为是走的马克斯的不完全的路线，中途遇到饥荒，逼得要「牺牲主义」以实行新经济政策。何况在中国，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用民生主义的方法去扑灭饥荒，是孙中山先生早已规定了的路线呢？民族主义叫我们去打倒满清皇帝，打倒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叫我们去打倒跋扈的军阀，打倒无耻的政客，最后的民生主义则很明白的叫我们去打倒饥荒。而且孙中山先生又亲自规定了打倒饥荒的方法，从钱币革命论（下文尚须详细说明）起到实业计划，以及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这都是孙中山先生一贯的打倒饥荒的路线。我们既一致自承为中山主义者，矢志要完成中国革命，那末我们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完善正确的主张应如何坚决执行呢？ 革命才走到半途，同志们便就把革命根本重要的任务忘掉，把民生问题弃置不顾，惟个人权位是争，各执着半截枪杆子互相殴杀，这痛心的现象，我们不敢骂谁是孙中山先生的叛徒，批判谁是反革命谁是不革命，但我们可以正确明了的断定，历史的车轮将要把这些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辗为粉碎了。 第二 银行政策一中国要消灭饥荒，解决民生问题，只有从发展生产，解决普遍的失业现象着手。但讲到发展生产，当前最困难的问题便是资本，没有资本是什么事都不能做的。 在社会经济落后的时代，资本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有了劳力，土地，原料，便可以从事生产。但自从社会脱离了封建经济制度，脱离了自给自足的经济以后，这个资本二字所代表的便不是劳力土地原料，而是在代表货币了。现在人们谈起缺少资本的话，便是指缺少货币，决不是指缺少劳力土地，也不是缺少原料。 现在的中国，生产落后到万分了，可是说到劳力土地原料的话，却还是很丰富。四万万的人口中，有一万万以上的人在赋闲着，那就是中国现在有一万万人以上的劳力在废置着。至于土地，则至少有数百万数十万方里的土地在荒废着。原料则中国处在温带和邻近热带上，植物多，矿藏亦多，原料真是丰富得很。中国既有这样多的劳力土地原料闲置着，那末为什么还说发展生产没有资本呢。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货币去联络它们，不能使它们互相发生关系，于是虽有着众多的劳力，广大的土地，丰富的原料，但终不能从事生产，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有这许多劳力土地原料的生产条件，但因为没有货币这个经济纽带，于是生产被限制着，一步都不能发展了。 货币本是政治性的经济产物，是应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的劳动的分工」完成了坚强的基础，社会开始走入商品经济制度，便必然有货币出现。从古代物物交换起，到现代严密的金融制度止，这其间，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货币变迁的历史。人类最早的货币是龟贝兽皮以及其它各种全属器具，其次是各种铸成定型的金属物，最后则有纸币出现。我们如欲把货币的历史划分出阶段来，那末可指龟贝兽皮以及金属器具为自然物货币时代，各种铸成定型的金属物为铸金货币时代，纸币流通为信用货币时代。 货币是社会经济的纽带，社会上有了这个纽带在作用着，于是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才能平衡发展，社会的经济组织才能顺利地进步。在自然物货币时代，每一个经济组织只狭小地限于一个部落成一个地域，水泽的捕鱼都落以龟贝为经济纽带，高原的兽猎部落以兽皮为经济纽带，这些部落中的劳动，因为有龟贝兽皮的流通作用存在，分工便渐渐精密，而生产工具及生产技术也得有进步了。不过以自然物质为货币的时代，货币的交换价值寄存于货币的自身，很少人为的拘束。待人类的政治组织到相当完备的时代，人们觉得自然物货币的流通诸多不便，便有铸金货币出现。铸金货币时代的社会经济组织，比较自然物货币时代的社会经济组织，范围当然扩大得多了。在某一种政治势力所达到的地方，某一种铸金货币便也流通到这个地方；不论地域有若何阻隔，生活有若何的差异，在一个政治势力统治之下的地方，总是流通着一种货币。 铸金货币流通了一个长时期后，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力已极度发展，消费力也增高了，另一方面则人类经济组织的范围扩大，由一个国家以内扩大到一个国家以外；货币需要的数量激增起来，但自然界所能供给的金属物质却极有限，于是根据信用的原理，而有纸币出现了。纸币只是一张纸，它的本身毫无一点价值，它比不上一块金子，比不上一块银子，甚至也比不上一张兽皮，一个贝壳，但因为信用的关系，这印着花纹的纸头却可以在市场上兑换货物。以纸币为社会的经济纽带，那便是信用货币时代了。 货币由自然物货币进展为铸金货币，更由铸金货币进展为信用货币，这些变迁都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出现的，并没有什么上帝在暗中主持，也没有什么鬼神在其间播弄。倒是人类如不能随着社会的需要把经济纽带——货币——时时改变以求适应，人类的经济反要发生混乱的现象呢。 自从『产业革命』以后，机器的生产工具出现，『社会的劳动的分工』日趋精密，生产力突飞猛进，商品经济张开血盆大口把整个的地球都吞下了，于是铸金货币这个经济纽带因受物质的限制，再也维持不下这广漠无边的市场，铸金货币不足以供需要，便走上信用货币制度，以纸币为流通工具了。可是现代纸币的信用建筑在现金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物品的基础上，因之社会的商品价值与货币价值相差过于悬殊的时候，信用恐慌仍不可免的要出现，经济秩序就仍要发生混乱了。现在世界各国大都以金为主币，各国的商品当然都以金价计算，商品在各国是日夜不息地在赶造出来，但金矿的开采却很少了；这样，商品的产量很快的上升到一百一千以至于一万的数量，而金子的产量则始终徘徊在一百的数量上，这样数量相差悬殊的金子，大家还硬把它当作流通商品的经济纽带，还会不发生恐慌或混乱吗？一尺长的纱带去围二尺粗的物体，纱带尚不免于断裂，何况以一寸的金子纽带去约束一丈以上的商品，这纽带会不断裂而现出恐慌来吗？ 在这『资本主义第三期』的世界，要免除恐慌，只有彻底实行信用货币制度。依着社会经济的需要，以商品（黄金和白银也作为商品）作保证发行充分的纸币，俾货币这经济纽带能够发生充分的作用。否则就使苏俄，五年或十年以后也仍要闹着激烈的经济恐慌呢。 作者因说到『中国有这许多劳力土地原料的生产条件，但因为没有货币这个经济纽带，于是生产被限制着，一步都不能发展了』，便把货币的原理冗长地叙述了一下，现在可以把话头拉回来了。中国既有劳力，有土地，有原料，生产条件可说完全具备了，但为什么还闹着经济衰弱，物质不足的饥荒呢？说中国『没有货币这个经济纽带』，那实在是冤枉，中国不是同样流通着货币，不是同样使用着货币吗？『经济纽带』是有的，不过太脆弱，太微细，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太不充分罢了。 中国货币在制度上既没有统一，「两」与「元」并用，「大洋」「小洋」「铜元」早晚市价各有上落；在地域上则更不统一，北方有老头票，南方有香港票，老头票与香港票都比中国票通行；云南的币制与四川不同，四川与广东不同，广东与上海又不同，西藏蒙古则简直不要说起，币制纷乱到这般田地，我们慨愤地说中国没有货币也可以。前面说过了，货币是社会经济的纽带，是发展生产的要素，中国要解决社会经济，要发展生产，第一步必先解决货币问题。货币问题，中国早已有很多人注意了，但因认识的模糊，谁都拿不出具体实行的办法。「废两改元」咧，「金本位」咧，「万国复本位咧」，闹得乌烟瘴气，眼花撩乱，可是这始终是闹闹而已。任凭马寅初李权时口齿灵利，笔头生花，但理论是理论，事实还是事实。国民党政府为了币制问题，还特别聘请了几个外国顾问，但外国顾问也没有三头六臂，货币问题仍是解决不了。 孙中山先生在「钱币革命」中说：「钱币之革命者何？现在全融恐慌，常人必以为我国今日必较昔日穷乏，其实不然，我之财力如故，而出产有加，其所以成此穷困之现象者，钱币之不足也。钱币为何？不过交易之中准，而货财之代表耳。而代表之物，在工商业发达之国，财货溢于金银之千万倍，多以纸票代之矣。然则纸票者，将必尽夺金银之用而为未来之钱币，如金银之夺往昔布帛刀贝之用而为钱币也。此天然之进化，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今欲以人事速其进行，是谓之革命，此钱币革命之理也。其法为何？即以国家法令所制定之纸币为钱币，而悉贬金银为货物，国家收支，市场交易，悉用纸币，严禁金银。其现作钱币之金银，只准向纸币发行局兑换纸币，不准在市面流行。如此，则纸币一出，必立得畅行无滞，财用可通矣。」 这里，我们可以明了孙中山先生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法，他没有斤斤于「元」「两」之争「本位」之争，直截痛快的就是主张打消铸金货币制度，实行信用货币制度。一切元两问题，本位问题，都只是皮相的争论，只有彻底实行信用货币制度，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法。 刘有莘在中央半月刊第十六十七两期发表『革命与币制』一文，他说：『如果我们要想根本改革现行货币制度，第一要使用一种永远不受物质生产量的支配的东西，来做真正交易中准的货币本位，将现有的制度一律废除，第二，便是要把交通运输大宗生产分配和消费及调剂需要与供给的事件，都给国家去管理指导或支配。要是这样，才有办法，才使币制合乎币制原理与国民经济的要求。』 刘氏第一的主张是明显地主张实行信用货币制度，第二的主张则是明显地主张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不实行信用货币制度，币制便不能『不受物质生产量的支配』，不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健全的信用货币制度便无从开始，无从成立。同时不实行信用货币制度，国家资本主义也只是一个空名词，因为资本既无从调集，那末国家发展生产的话不是『纸上谈兵』吗？ 二对于一个新制度的产生，我们绝不能认为是一纸命令或几句空话所能成功。尤其货币问题是经济方面的任务，完全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上，决非政治权力所可一手包办，更非单纯的政治权力所能支配。货币是经济方面的东西。经济方面的东西自然非用经济的权力去支配不可。直接用政治权力去支配货币，社会徒然惹起纷扰，结果一无所成。虽然货币是政治性的经济产物，但我们相信在政治未握有充分的经济权力以前，政治万万没有权力去干涉或支配经济。中国币制的混乱和幼稚是有目共赌老幼咸知的事实，国民政府对此也未尝不想改革，但终以国民政府的经济权力太薄弱，虽欲加以支配干涉，改革，而事实上不可能啊。 既不能直接用政治权力去支配，而改革货币制度，那末用什么方法实现信用货币制度呢？关于这个，我们仍得从货币本身的历史和中国的经济现状去检讨。最初的货币只用作交换工具，在原始经济时代，在封建经济时代，货币唯一重要的作用是作交换工具，作为调剂生产与消费的经济纽带，待转入商品经济时代，转入现代的金融经济时代，则货币兼任做生产资本了。在前一时期，货币只是消费资本，在后一时期，货币兼作生产资本了。社会经济愈进步，社会的财富愈增高，货币的任务便愈扩大了，其数量的需要也愈澎涨了。社会的货财价值超过货币价值几十倍以至几千百倍以上，社会感觉货币的缺乏，经济不便流通，便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信用制度，如借贷，抵押，赊欠，期票等等，这些信用制度都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出现的。随着信用制度的出现，社会便跟着成立了许多特别的经济机关如当铺，钱庄，银行等类。当铺，钱庄，银行不是生产机关，也不是商品运输或分配机关，更不是什么国家的政治机关或教育机关，而是一种调剂金融的信用机关。我们如说国家的政府组织是政治权力所寄托的机关，那末这些当铺钱庄银行的信用组织便是经济权力所寄托的机关了。刚才说政治权力不能直接干涉改革币制，现在发现了这些有经济权力的信用机关，对于解决货币问题便有了线索了。 当铺是农工小商人的信用机关，钱庄是小中资本家及地主的信用机关，银行则是大资本家及金融资本家的信用机关。中国这三种信用机关，钱庄银行处于互相抗衡的地位，当铺只是一种从属的信用机关而已。当铺对下虽有力量各自去支配一部分农工小商人，但在整个的经济权力上讲，则当铺的权力却是很微弱，必须依附于银行或钱庄。 钱庄至今还能和银行抗衡，这很明显的证明了中国的封建经济还自有其根深蒂固的基础。钱庄放款的利息并不低，再经过两与元的往返折合，简直与高利贷者差不多，但一般中小企业者因资本短少，除向钱庄告贷外实无他法。钱庄放款的利率既高，其吸收存款的利率自然也比较的高，因之钱庄在营业上仍旧可与银行有竞存的余地。许多银行垂涎而要沾染高利贷的利益，还与钱庄暗中联合呢。 中国的银行制度现在还极幼稚，虽有政治上及经营上的各种便利，如特许发行纸币经营债券等等，但终因客观条件的产业落后和其主观条件的组织不普及与资力薄弱的关系，还未能形成巨大的经济权力。在国际间不能与各外国银行竞争，在国内也不能和钱庄银号竞争，在生产上更说不到什么集中管理或支配的话了。本来银行的基础完全建筑在信用制度上，银行离开信用便一天都不能立足，非马上倒闭不可。可是中国的信用制度并没有完全为银行所利用，第一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外商运用可怕的巨大的资本在中国开设银行，一方面吸收了多量的存款，一方面又发出多量的外国纸币，差不多把中国的信用制度利用了十分之五以上；第二因为国内经济的封建势力的残留，高利贷的钱庄当铺仍占优势；第三因为政治混乱，军阀横行，产业衰弱，交通阻塞，银行事业更随在遇着障碍；所以现在中国的银行所能运用的信用力量，非但不到十分之一，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一呢。中国的银行如能够充分地运用信用的力量。那末它的经济权力毫无问题的可以统御全国，并在国际间占得重要的地位。 要改革货币制度，必须有统一而强大的经济权力，有了一个统一而强大的经济权力的机关，那末由这个机关去实行改革的计划，国家制定货币的法律，从旁用政治权力去帮助，改革币制便很容易实现了。中国现在这样的经济权力的机关还没有，钱庄当铺是行将没落的东西，银行则都很幼稚，如要创造这样的统一而强大的经济权力机关，并且要这机关将来不违背民众的利益而常常受着国家和民意的支配，须从整理现存各银行及各信用机关入手： A 用科学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监督之下，实行银行统一政策。 B 设立普遍全国的银行网。 C 确立信用制度，实行信用货币制度。 D 银行管理并监督交通运输生产及分配机关，实行国家在社会经济及发展生产方面的任务，并助理国家财政事业及公共事业。 上述四项，都是决定银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骨干，缺少了任何一项，银行就不能成为社会的经济权力的机关，就不能充分的调剂金融发展生产了。现在再逐项加以补充，说明于下： A 「用科学的合理化的方法，在政府管理监督之下，实行银行统一政策」。 调剂金融，这原是关系整个社会利害的事业，像交通事业的邮电铁路一样，照理是应由国家专营的。但因为习惯的关系，现在各国除苏俄外，银行都准许人民私营，中国是产业后起的国家，对于银行许人民私营的事当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银行由私人经营，有两个最大的弊病：第一，私人经营的目的专于牟利，很少适应社会的需要；第二，私人经营，必然造成多头竞争的无政府的状态，同一事业分割着许多机关（上海有银行钱庄二百家）执行，徒然多费开支。一九三○年世界经济恐慌出现，美国银行经不起打击而倒闭的有二千余家。最近美国经济恐慌，全国银行都奉命暂行停业。上海近年来颇盛行银行热，银行银公司风起云涌的成立起来，这投机潮迟早总要引起大混乱。为银行本身的前途打算，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打算，中国的银行必须实行合理化，归并各钱庄银号银公司及银行为一个大银行，实行统一银行组织，成立一个总行，这大银行便作为国家银行。将现有各银行各银号一律作为国家银行的分行。国家银行除规定由国家拨入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的股本外，其余均由人民投资，但银行业务所得的纯益，须以国家为主题。人民的股份除支付官息外，红利规定以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为限，多余的纯利即作为国家的收入或扩充为国家在银行中的股本。国家银行的董事十分之二或三由政府委银行专家及经济学专家充任外，其余当然由股东会选出。中国成立统一的国家银行，如按照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需要，其股本至少须五十万万元，五十万万元的股本或有人惊为太大，担忧集合不起来，其实中国虽穷，只归并各银行庄号的股本，也许就已经超过此数了。中国有此雄厚资力，对内既可有充分的力量调剂金融发展生产，对外也可以免强和帝国主义的金融势力抗御了。 B 「设立普遍全国的银行网络」。 银行是调剂社会经济的金融机关，它的工作是便利人类的经济生活，那末为社会人群的福利计，为银行业务的发展计，银行必须随着人类足迹所达到的地方设立分事务所。中国在目前，因为政治混乱关系，银行几乎完全集中在上海，广州天津这几个地方，此外如新疆，青海，西藏，蒙古等省简直就和外国的荒岛一样，一个银行都没有。试想，银行是经济的中心机关，没有银行的地方，产业会发达吗？英国是资本主义较老的国家，英国银行的分行数目在一九一〇年就有七千一百五十一个，现在当然更多了。中国的人口比英国多几十倍，土地也大几十倍，那末分行的数目至少也要和英国相等。中国有二千多县城，加上各重要市镇及通商口岸，国家银行设立银行网，成立五千个分行实是最低限度的数目。中国现在内地人口过庶，急欲移民边疆，对于边疆各地的银行网就更为重要，因为资本的足迹所到的地方，人口总是随着涌过去的。浅见的银行家常以为荒疆无利可图，殊不知把荒疆变成熟土，获利才真大的无可计算。香港是个人烟绝迹的荒岛，但英帝国主义把香港开辟成熟土，把香港变成繁华的市场，谁能计算得清英国人在香港所得的利益呢？银行在人口庶密的地方所获得的只是蝇头微利，在巨荒绝域的地方才能获得无限的宝藏。所以中国国家银行不设立银行网则已，如欲设立银行网，设立边疆的分行是不可忽略的。又全国设立五千个分行，骤然看去似乎惊其太多而不易成功，但事实上把各地钱庄归并起来，决当超过此数，国家银行除添设若干边疆的分行外，在内地只要把各钱庄银号改造一下就好了。 C 「确立信用制度，实行信用货币制度」。 银行的基础是信用，最要的任务便是调剂金融，发展生产，作支付的中人，把不活动的货币资本变为活动的货币资本，把不活动的生产条件（劳力，土地，原料）变为活动的生产条件，使社会上一切无价值的东西变为有价值的东西，不生产的东西变为生产的东西。银行的机能是很伟大的，但视我们巧妙地运用而已。中国号称穷乏的国家，国富总数三八，二八九百万元，每人平均不到百元，是世界上最枯窘的国家，连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一三八元）都比不上。如能确立信用制度，使国家银行得尽量发挥其机能，国民经济得尽量发展，那末不要几年，中国的国富一定能上升几倍。中国确立信用制度的办法，在国家方面是清理债务，确定预算，划一税制，在人民方面是消灭高利贷，国家银行设立普遍的低利的当铺，厉行生产合作消费合作。不过，确立信用制度要点在于国家银行，国家银行根本的信用机能又在发行纸币。中国要骤然完全用纸币去流通市面，取缔一切的现金，骤然实行信用货币制度，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国家银行要实行信用货币制度，第一步是确定十进制（照数学原理，则十二进制就更好）。分，角，元，「孙」的币制，取消「两」及其它小洋铜元等杂币的流通；这事件的实行，是一方面由国家制定公布币制的法律，银行则依社会的需要发行一分的铜币，一角一元的银币，一「孙」五「孙」十「孙」的金币，和五分一角五角一元五元一「孙」五「孙」「及十孙」的纸币。金银铜币及纸币的印造，当然由银行自己去执行，政府和人民只有监督的权限。币制统一以后，待社会行使便利而发生了信用，那时再由国家改订货币的法律取消金属货币，行使纸币，而实行信用货币制度，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 D 「银行管理并监督交通运输生产及分配机关，执行国家在社会经济及发展生产方面的任务，并助理国家财政事业及公共事业」。 社会是由两种组织的交互错综而构造成功的，一种是政治组织，一种是经济组织，前者如教育机关伦理机关公安机关而国家为其总枢纽，后者如生产机关运输机关分配机关而银行为其总枢纽。政治组织是着重于人类精神生活方面的组织，经济组织则是着重于人类物质生活方面的组织，社会的这两个组织是交相为用，并行不背的。国家的组织须有政治基础，同时也须有经济基础，但历来的国家都有一种错误倾向，就是专重政治而把经济忽略了。作社会运动的人因愤于人类物质生活的没有保障，迁怒于国家，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主张不要国家，共产主义者则主张国家逐渐衰落而死亡，其实这都错误了，人类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只有愈趋愈严密，而国家的基础也是愈趋愈巩固的，除非地球消毁了，国家的组织才不得不消灭。中国革命无疑义的是社会主义的革命，那末中国的国家无疑义的便须兼负起社会经济方面的任务，走上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中国现在的国家骤然要管理社会的经济组织，显然不可能，如用政治权力去强行干涉经济事务，也徒然惹起骚扰，无补于事，但用银行去管理经济事务，用银行去管理各种经济机关，那却是轻便简捷的道路。一切经济事务都需要资本，银行正是资本的渊源，一切经济机关逃不了金融的支配，银行正是金融的中心机关。银行自有历史以来，就无时不站在管理并监督社会经济组织的地位上了，更明显的例子，则是欧美各金融资本主义的国家，政府并没有授与银行管理社会经济机关的权力，但事实上少数银行巨头已经利用其金融势力支配着全国的生产机关了。银行的管理社会经济组织，就和国家的管理社会政治组织一样，已成为不可逃避的事实。同时，银行与生产也是相依为命的，银行离了生产便不能发挥机能，便不能生存；生产没有银行，便不能发展，便不能进步。中国是产业最落后的国家，要想把中国从大饥荒中救出来，自非利用银行这个伟大的机关去发展生产不可。 近年来中国困于天灾人祸，产业衰弱到极点，各地都在闹着大饥荒，于是很多的先生们羡慕着苏俄的新经济政策，乱纷纷的三年计划五年计划六年计划以至于十年计划简直充满了耳鼓，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可是没有资本，这些计划都成了画饼充饥，纸上谈兵。又有些人抄袭了孙中山先生经济主张的后半段——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要大借外债来发展生产。可是这梦想的不能实现，就如天上美丽的繁星不能移植到地上来一样，永远是个梦想，永远救不得中国！ 第三 交通政策一社会上一切的文化与经济的流通，都靠着有各种交通机关。交通机关的对于社会，就如筋络的对于人的身体一样，筋络发生阻碍，血液便不能畅流，人体便不能强健；交通有了缺点，文化与经济便不能顺利流通，社会便不能发达了。现代的社会，一切都离不了组织，在组织的原理上讲，离了交通，组织就谈不到了。社会没有各种的交通机关，社会的一切将都成为绝缘体，人与人以及集团与集团之间不论在文化上在经济上不能互相沟通，一切的社会组织都将土崩瓦解，社会就只有死亡了。尤其是在社会的经济组织方面，没有健全的交通机关。产业的发展便会受着意外的损失和阻障，生产与消费之间不能发生平衡的调剂作用。中国的云南和东三省边境等地力，有因无法消纳而把粮食焚毁或当作肥料的，可是另外却有因灾荒而食粮飞涨无法购买，整千整万的人民坐待饿毙，凡这种种怪异而惨酷的现象，在交通便利的国家是没有的事，在中国则因为交通腐败的缘故，已成为习见的平常的故事了。 交通的腐收和幼稚，实在是中国经济衰弱不能进步的大原因。中国要发展生产，其第一个问题必须解决的是资本问题，可是有了资本，没有便利的交通机关去供给运输，生产仍旧不能发展的。中国号称贫乏的国家，然仍有大批游资趸集在上海，银价低落，而洋厘则更低落，这实在是交通阻塞，产业难于发展的象征啊！历年的内战除直接摧毁了许多产业外，对于交通方面铁路及江河航轮等的损失更难于计算。平汉津浦等路除内战所毁坏者外，尚有一千数百余辆的机客货车被张学良劫夺出关，现在则为日本南满铁道所有了。革命成功则现在六七年了。政府不能乘机起来兴筑什么交通干线，旧有干线反任其腐败毁坏，产业焉得不衰弱呢？ 二中国谈交通，各铁路及道路的建筑规划固然重要，但各种江河航运也是很重要的。航运一方面与水利有关，同时是发展农业商品的主要工具。 孙中山先生在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书中规定『运输交通之开发』为六项： 甲 铁道一十万英里。 乙 铺石马路一百万英里。 丙 修浚现有运河。 （子）杭州天津间运河 （丑）西江扬子江间运河 丁 新开运河。 （子）辽河松花江间运河 （丑）其它运河。 戊 治河。 （子）扬子江筑堤，浚水路，起汉口，迄于海，以便航洋船直达该港，无问冬夏。 （丑）黄河筑堤，浚水路，以免洪水之泛滥。 （寅）导西江。 （卯）导淮河。 （辰）导其他河流。 已 增设电报线电话及无线电（邮政局）等，使普遍全国。 孙中山先生对于运输交通的规划，在实业计划中有具体的解说，我们无须多掺杂意见，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实在太伟大了，如全部估算所需的资本，数目字之大恐怕大得难于计算。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资本太大而畏缩不前，在口头上带着封建观念『总理，总理』喊不绝口，而在行动上把孙先生的一切主张和计划都无期搁置下来。 孙中山先生全部计划所需的资本数目虽然甚大，中国有不能举办之势，但我们如审察缓急轻重，估计资本力量，逐渐去实行，那是很容易的。在绥急轻重上讲，国防的交通线与经济的交通线是并重的，绝不可专注内地而忽于边疆。在资本方面讲，为避免垄断起见，当然以国营为原则，不过在财政困难举债度日的现状下要拿出这样巨大的资本来，实是不可能，不得不利用外资和允许私人经营。不过没有政府的具体设计和领导提倡，而希望外国来投资，希望私人来经营，那是梦想！ 中国发展交通，比如铺石马路和修浚运河及治河等类，除了新开运河及扬子江黄河的开浚以外，大都可以由中央设计而交由地方政府去执行。与水利有关的河道与省县村市等的交通要道，地方政府去开浚和建筑，原是不可推诿的义务。电报邮政则中国现在已有基础，将来的发展可以没有困难。唯一困难的，那是建筑铁道。依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全中国建筑铁路十万英里，实在不能说是太多，中国土地之广和人口之众，十万英里的铁道原是最低限度的数目。不过十万英里的铁路，如任其自然的发展，恐怕五十年一百年都不能完成，必须由政府定好整个的计划，分期策动，才能实现。 在孙中山先生所规划的十万英里铁路中，国防线占极少数，经济线差不多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经济线大都有利可图，政府只须有完美的设计，外国和私人一定乐于投资经营，所以对于经济线的铁路的建筑和经营，应完全开放，任外国投资或私人经营，但在政府与经营者订立的合同上规定国家应享的权利，规定不得妨碍国家在经济上的发展，并不得有垄断或妨碍社会福利的行为。至于国防线，大多数经过荒疆绝域，毫无近利可图，私人和外国一定不愿意经营的。虽然在若干年后殖边成熟，国防线也能变成经济线，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外国和私人决不肯投下这久远的资本，同时为国防的安全计和转移国内军人对内（内争）发展的目标转向对外，国防线铁路的建筑，不得不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合作经营。国防线交给私人或外国经营，事实上既不能实现，而且就使实现了，也于国防有损无益，所以经济线可以采取开放政策，国防线则须打断依赖的妄想，坚决采取国营政策。 三在统一全国金融机关的银行政策实现后，发展交通当然也是国家银行的重要任务之一，对于铁道及其它交通要具的设计和资本的筹集，国家银行当能尽巨大的领导作用。例如设立造船厂，设立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设立大规模的轮船局发展外洋及江河航线，这些在国家银行的领导下。都是不难实现的。 浚导江河及建筑一百万英里的石马路，可以利用裁兵从事建设。中国有兵二百万人，照人口比例或不能嫌其太多，但这些国防不足内争有余的军队，不努力裁汰，中国真是不能得救的。为国防计，中国应实行征兵制，为澄清政治消弭内乱计，中国必须裁汰老弱及腐败军队。但裁兵有两个主要的难题，一是裁兵的经费，二是兵士被裁后怎样不使其沦落失业流为盗匪，如中央与地方政府合作，编练被裁士兵去从事筑路和浚河，一方面士兵被裁后既不致失业，而经费也不难解决了。 四交通是一切经济文化及国防的基础工具，凡是交通便利的地方资本与人口都必然的会繁殖起来，社会的经济与文化也自然会发展的。交通不便利的地方，任你有巨大的资本，有繁庶的人口，但这一块与社会与世界绝缘的土地，始终无从开发。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的地方，便是世界各国的交通都已极便利，而中国的交通则至今仍极隔绝，外人都在向外开拓富源了，中国则连本身的富源都无从发展。外国因为交通已经很发达，所以在解决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少提到发展交通，但在中国，交通还是和原始时代一样，如不求得根本解决的方法，什么政治经济文化国防都无从谈起。 第四 农业政策一目前一般人谈起中国的经济问题来，总是斤斤于土地问题，好像土地问题得到解决，其它的经济问题都不难解决了。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目前中国的农村经济的日趋破产，农村社会的日趋混乱，并不是土地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外来的袭击。外来的袭击除内战灾荒外，第一因为世界经济的恐慌的关系，各国都发生普遍的农业恐慌，中国所仅有的少量的农产品，其价格也不得不大跌特跌；第二因为国内交通阻塞的关系，过庶的人口被困于故土，无法移植，驯至失业增加，盗匪遍地，农村社会便陷入暴乱状态中去了。所以目前解决农村经济的主要点，第一是整顿全国的金融，避免恐慌的袭击，第二是开发全国的交通，俾得便利移民。确定了整个的银行政策和交通政策以后，那时才提到农业政策，解决农民问题。这里并不是说土地问题农村问题不重要，不过在金融问题交通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任何三头六臂的大神怪，也没有能力解决土地问题，解决农村经济问题。 中国土地制度的复杂，简直是世界的缩影，至于浓厚的封建色彩和原始色彩，更是世界所无的。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既各地不同，就在同一地方，也有差别。在宗族观念较深的社会，土地所有权十分之五甚至十分之七以上操在各姓祠堂手里，租种祠堂土地的则又大半是本姓子孙，在这种情形下，佃户与地主（祠堂）之间的关系，当然糊模到了万分。而且这些佃户大都握有若干半自由的主权。祠堂既不纯然是藉剥削地租谋生的地主，而各祠子孙也不纯然是藉种租田谋生的佃户，这样，中国的地主与佃户之间正面的关系简直无法确定了。同时因为人口过庶，一部份农民求种租田而不可得，只得出外帮工。可是雇用帮工的又未必全是自耕农和地主，却大部份是佃户兼自耕农的大农中农及富农。这些大农中农富农在经济较好的时候自然可以多用帮工，但在不景气的时候就不得不少用帮工甚至不用帮工了。因之在不景气到来的时代，占乡村人口大部份的贫农与雇农只有坐待饿毙，若更加以灾荒的侵袭，那就连中农小农甚至富农也加入饥民的队伍中去了。 拯救中国的农村，决非单纯的改革土地制度所能解决，中国有人口过庶的熟土，同时更有大批的无人耕种的土地，『土地国有』也好，『土地私有』也好，都没有什么问题。你说要土地国有吗，荒废了的土地尽多着，不说边疆，就是在内地人口过庶的地带，『官荒』及「无主废地」就已经不可计数了；国家如需要土地，这些『官荒』『无主废地』及边疆无人耕种的土地，尽够收用了。你说要土地私有吗，现在就是行的土地私有制度，垦熟的土地虽然不够耕种，但大批的『官荒』只要农民出很微细的手续费去认领，但农民都观望不前。农民最富于保守性，又富于私有观念，不把有利的事实放在他们面前，空空洞洞的去改革制度，那对革命毫无帮助，徒然惹起纠纷而已。苏俄十月革命后和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土地政策，其失败与成功，可以作中国土地问题的龟鉴。中国的土地矛盾远不如沙皇时代的俄国，俄国地主与农奴的冲突是有历史性的，以这样的基础去施行共产党的土地国有政策。农民仍不免于普遍的怠工，那末在土地制度这样复杂土地矛盾这样模糊的中国，希望以改革制度来救济农村，那不是梦想吗？ 二革命的根本任务在于救人而不在于杀人，如革命徒以找导『对象』施行杀伐为任务，那革命就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现象，而不是为人类求取出路了。虽然在大多数人民被困压于凶残的偶像和吃人的制度下的时候，革命必须以扑灭这些偶像和制度为急务，可是中国的农村，目前并没有一致的明显的反动的偶像和制度，但广大的农民群众仍困在饥寒之中，那我们去扑灭什么呢？革命当然不能以无可扑灭的『对象』而停滞或怠工，——中国一般自命革命的统治者，怠工已多年了。——中国的农村虽没有什么反动的偶像和制度可供我们去扑灭，但仍有一个明显而全国一致的革命的对象放在我们面前，那便是横扫全中国的『饥荒』。打退了『饥荒』，把二万万以上嗷嗷垂毙的农民救出来，这不是伟大的革命工作吗？ 在原则上，孙中山先生及晚年的列宁（新经济政策以后）所厘定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是无可改变的，我们如要在孙中山列宁以外去寻觅什么农业政策，去另外创造什么土地制度，那不单是多事，也是徒劳无功，白费精力。列宁对于俄国所定的农业政策，由于斯太林及其党人的努力，已逐渐实现而走上胜利的前途，现在苏联的国家资本已成立了根深蒂固的基础，土地国有制度的实行将来是没有什么障碍了。可怜的只是中国，国民党虽成立了六年的统治，但党的取得政权只是完成了少数人的升官发财，以及党人的自相杀伐，把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解放中国农民的土地政策农业政策无期搁置下来了。现在中国的农民问题是越弄越糟了。中部各省整千整万的农民被逼诱着加入共产党，使共产党很轻易地成立了红军，国民政府调了数十师军队去围剿，结果仍没有消灭的希望。土地革命如长此怠工下去，那末中国的农业危机和『饥荒』只有一天一天的扩大开来，由中部扩大到南部北部，扩大到扬子江的上游下游，那时领袖们纵再欲争夺权位，恐怕也无权位可争了。 现在，中国的农业危机和『饥荒』已成了深入的普遍的灾象，农村基础与孙中山先生当时所见到的远不相同了，但我们说这样的话并不是要放弃孙中山先生所定的土地制度和政策，而是要追求补救的方法，为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建筑一个巩固的永久的基础。所谓补救的方法，便是打倒『饥荒』，扑灭危害革命的『饥荒』。 三应付目前土地革命的补救方法，在对象方面是打倒『饥荒』扑灭『饥荒』，在方法方面则可分为： 一 成立国家农场。 二 厉行农业合作制度及保险制度。 三 厉行农业信用制度。 四 造林及发展渔业； 五 发展矿业。 有了这五项扑灭『饥荒』的土地革命的基础，同时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政策，这样，走上土地国有制度便毫无困难了，兹逐项解说于下： 一，成立国家农场 中国现在有两个严重的问题，第一是一万万以上的农村失业人口，第二是食粮及衣料缺乏，去年外货入超达六万万两，衣料食粮却占大多数。中国号称以农立国，照理要有巨额的食粮及农料供给外国，现在反而仰求于外国，这不是国本根本动摇了吗？如果让这情形继续下去，外国虽然不出兵来亡中国，中国已等于灭亡了。因为农村失业，红军和土匪遍地开展，食料及衣料缺乏，帝国主义的经济铁锤把中国每一寸土地都敲打遍了。中国要解决这两个严重的现象，除了国家自己起来经营农业成立农场以外，一切空口的号召甜蜜的煽动都是泡影，在历史之前奋兴狂欢，在历史之后垂头丧气，共产党不合实际的左倾的土地革命，其结果比过去的国民党怠工的土地革命并不高明多少。 国家农场需要大批的农业工人，这是解决农村失业人口的生力军；国家农场经过短期的垦种以后，便可收获相当的农业产品如食粮棉花之类，那对于食粮衣料的缺乏多少也有解救了。中国如能决心开辟国家农场，如以九方里或二十方里为一个农场面积单位，每农场容纳五百或二千以上的农业工人，其出产每年当在五万两或十万两以上，那末全国每年平均成立五百个农场，每年便可减少数百万的农村失业人口，增加数万万两以上的农产品，只要五年或十年以后，中国的土地革命便可以成立巩固的基础了。 成立国家农场 的基本条件是农业工人，土地，耕种工具和流动资本四种。中国有一万万（？）以上的失业农民，农业工人的招用当然不成问题。全国十八万万（？）亩的耕地面积，只合全国土地面积百分之二十左右，如用新式的方法去垦种，至少还可得到二十万万亩左右的耕地，那末土地也不成问题了。至于耕种工具，本国原有的加以改良外，可向美国或苏俄各国现购或赊购各种农业的机械，更由本国设立新式的农具厂，耕种工具可以不难解决。至于流动资本，那在银行政策实现国家银行成立以后，筹集的时候决不致发生困难。 二，厉行农业合作制度及保险制度。 成立国家农场，只把已经破产的雇农佃农贫农和一部分小农吸纳了进去，换句话说就是国家农场只解放了雇农佃农贫农和一部份小农的痛苦，而富农中农及一部份不愿意离开故土的小农则被革命放弃了，富农虽然手头或有若干资本可以免强维持下去，但困疲的中农和小农则简直一无办法，只好坐待淘汰。革命对于任何民众的痛苦都不能坐视不顾，中农小农和富农自然也要积极与以授助。援助的办法便是由政府的帮助和党的领导，中农小农——富农自然也可以——一律参加生产合作消费合作的组织成立合作农场，由国家赊购耕种的机械并发给种籽。合作农场的土地除社员所自有的以外，地主（自己不耕种者）的土地一律由国家收买，或强迫低价租给合作农场。 合作制度以外，保险制度也是必须的。农民经济力量软弱，因为怕遭失败的缘故，常常不敢经营较大的事业和添置巨价的工具，政府必须有完善的保险制度，如牲畜保险，住宅保险，仓库保险，风灾水灾及种植保险，耕种机器保险，完善的保险制度实行起来。农民就可以放胆去发展农业了。 三，厉行农业信用制度。 中国农村自有历史以来，从来就是辗转困顿在高利贷的压迫下面的。禁止高利贷，表面上虽是帮助农民的办法，可是实际上只是割断了农民信用活动的生命，高利贷的制度，不过由公开转变为秘密罢了。禁止或取缔高利贷，于农民有损无益，真正与农民有利益的，乃是政府设法去抵制高利贷，使农民有活动金融的机关，不必再去仰求于高利贷者。确定农业信用制皮的方法，那便是国家银行成立普遍全国深入农村的银行网，但国家银行当然不能在每一个农村都去设立一个分行，但国家银行各县分行可以有担保的放款给合作农场以及各信用合作社。各县分行更可应事实的需要，在各农村中心的市镇设立当铺，以月息一分左右的低利典押借款于中小农民。 四，造林及发展渔业。 中国每年的外国进口货，不单食粮衣料及工业品有可惊的数目字，就是木材，纸和海货也是进口的大宗。木材和纸，须从造林入手。收回海货进口的利权则须从发展渔业入手。在这造林与渔业两方面，经济上既可有巨大的发展，而对于社会上也可以减少很大的失业人口的数目字。中国海岸线虽不长，但渔业充分发展后，自给自足是有余的，目前闽浙苏鲁一带渔权尽被日人偷窃，实在很可惜。造林是防止水旱风灾的根本事业，近年来中国各地年年都闹着水灾旱灾，这便是森林衰落的严重象征。要免除水灾旱灾，除治标方法的浚河筑堤以外，根本办法便是造林。造林除消灭水旱风灾外，其本身也是有厚利可获的东西。如松衫是造纸的原料，白杨是制火柴的原料，此外建筑及交通方面需用的木材更多。中国充分造林以后，所挽回的利权每年至少当在数万万两以上。至于造林的办法，在内地附近国家农场或合作农场的荒山瘠地，这些地方的造林尽可作为附近农场的副业。如在边荒或附近沙漠地带，则可作为畜牲场或植棉麻农场的副业。其余没有附近农场可以依赖的林场，而可以广植白杨松杉或菓林的，可设立国有林场或私家林场。至于防灾及治安的森林，当然由国家管理比较相宜。但重要的事情，便是一切林场均须有经常负资管理保护的人，森林才有造成的希望。近数年来国民政府提倡的造林，每年在植树节日举行一次造林运动，上至国府主席，下至县长警察，都慎重手植一株树苗，官吏们的树苗既植得不多，但这不多的树苗也在两天或三天以后就被人践蹈或枯死了。这样的造林，是没出息的官僚们玩的把戏，真正造林不是这样的一曝十寒，只见运动不见事实！ 五，发展矿业 发展矿业，是应当在工业政策中提出的。但发展矿业有两点和农民问题及农业政策相关联：第一，发展矿业需用大批的矿工，这对于解决农民失业问题是一个不小的帮助，因为矿工大都是由失业的农民去补充的。第二，煤铁矿的廉价开采和廉价供给，这对于交通的发展和农村机械化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帮助。否则煤铁价格高昂，兼且产量不足，中国不能自制耕种的机械，长久仰赖外国供给，那是很危险的事情。既然发展矿业，第一可以帮助农民失业的解决，第二可以巩固将来农业发展的基础，我们在讨论农业政策的时候，自然不能不加注意，但详细的解说，还是留待工业政策中讨论罢。 四中国现在社会经济问题最严重的是失业和饥荒，在这失业和饥荒之前的两个严重问题是金融枯塞和交通阻滞，中国如不能同时解决这四个问题，那末中国在目前这激烈的国际战场中，除灭亡外简直一无办法。但我们又相信，中国如有决心力求自拔，那末中国非但可以自救并且还可以救世界。——中国农业政策的实行，在本国的价值不必说，对于世界的贡献，虽未必能够永远扑灭世界的经济恐慌，但这尖锐到了极度的世界经济恐慌得到中国农业政策的援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至少可以移后十年了。中国的农业政策实行，中国农村的产业将普遍而根深蒂固的发展起来，根本肃清封建的经济势力。中国社会能逐渐铲除经济的封建势力，国际间对这个广大渊博的农场的开发，恐怕十年也还开发不完吧。 第五 工业政策一从来的人讨论社会经济问题的时侯，总是集中其注意力在工业问题上，好似只要工业上没有矛盾，其余的一切社会经济问题就都解决了。其实这样的观察是错误了，工业组织只是社会经济机构中的一个环，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单只有工业一个部门很发达，而没有其它的农业交通商业等经济部门作辅助的基础，这样的国家或社会，他的经济组织便很少独立性。虽然现代的许多工业畸形发达的国家如英日等等，不论经济上政治上在国际间都很占优势，这是因为有强大的军备在作各种侵略——政治的和经济的——的工具；如果英国或日本失去了那强大的军备，那就会一败涂地，政治失了优势，经济便必然走上被动的地位，而不能再继续操纵或垄断了。 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的基础，而单只有一个畸形发展的工业部门，这种国家虽可以工业的国家或资本主义的国家自豪，然而因其本身组织脆弱的关系，其自身固不时的要暴露出恐慌的破绽来。若万一与一个矛盾的对手国发生冲突，对手国不要用武力来抵抗，只需实行经济封锁的政策，这个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的基础的国家便有根本崩溃而瓦解的危险了，一九一四年前的德意志总算是英雄一世独霸全球的强国了，可是自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各国在军备上在武器上虽然敌不过德国，但因为各国厉行经济封锁的关系，挣持了四年工夫。终究因为各种经济恐慌的重重发生，尤其是普遍全国的『饥荒』的现象，不得不向对手的协约国求和了。 社会主义的革命唯一的目的是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以政治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可是无论用怎样巧妙的手段，单只注意于工业部门，单只去煽动劳动阶级起来夺取政权，这种方法虽然在政治上或者可以侥幸获得胜利，但在经济上的胜利则毫无希望。苏俄的十月革命，夺得政权的前锋队伍虽然是工人，但如没有集体农场的成功，获得广大农民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没有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成功，获得金融统制的巩固基础，那末谁都不能担保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列宁是唯一的马克斯主义的承继者，可是在苏俄革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的时候，也逼得大声疾呼，『不惜牺牲一切的主义』积极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了。新经济政策的作用，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平衡作用。新经济政策对于直接发展工业的效用并不显明，可是新经济政策立下了平衡的发展经济的基础，这对于工业部门的发展却收到了极大的效果。 像中国这样生产落后的国家，只有少数几个通商大埠稍具有工业经济的雏形，大部份的地方都还停留在原始经济时代或封建经济时代，工业经济的形态可说还没有完成。革命对于社会的经济问题有两个任务，一是削除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制度的矛盾，二是削除人类对于自然间生产力量的矛盾。目前这个革命的经济任务，改革经济制度当然是重要任务之一，但更重要的则是改革生产方法。人与人之间唯一的经济矛盾是『恐慌』，人与自然之间的经济矛盾却是那可怖的『饥荒』，『恐慌』的袭击固然可怕，但『饥荒』的袭击却更可怕！现在的这个，『恐慌』的现象很清淡，但『饥荒』的现象却已普遍全国，成为唯一严重的经济问题了。 在前篇『农业政策』中，我们已把『饥荒』的问题有了相当的解决。但有一点我们必需注意，就是中国农业是否将永远保存手工生产的方法，抑是必需要努力走上农业机械化的前途。本来工业的作用是改变农业所生产的原料为各种各样的供给人类的消费品，可是农业机械化完全成熟以后，农业与工业的分界便很淡薄，到了那时候，可说农业也已变做工业了。 我们在这里的说话，并不是主张中国革命不需要发展工业，但对于社会经济不能平衡发展的工业，畸形的单独发达的工业，则中国非但没有这样的需要，也没有这样的可能。在目前的世界，各国为了争夺原料，争夺市场，大战随时都有一触即发之势，中国在这潮流中也想来畸形的发展工业，希望与英日等帝国主义来争夺原料，争夺市场，这实在是梦想。工业的畸形发展，这正是帝国主义成长的先天性的经济基础，因为工业畸形发达的国家如强行抑制着不向外国施行侵略政策，那末畸形发达的工业非但要立即萎败，结果连整个的国家组织也要根本崩溃呢。中国革命是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不需要步英日法美的后尘做帝国主义者，当然也不需要畸形的来发展工业，不需要这样的工业来作对外经济侵略的工具。至于在经济地理上的优点，把本国的生产品与外国相交换，那是为了人类生活上的需要，不能说它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经济侵略。 二在目前激烈的世界经济恐慌的漩涡中，在各帝国主义的倾销政策的包围下，也许有人担忧中国的工业没有发展的可能，这实在是杞人忧天了。中国如企图步资本帝国主义的后尘来发展工业，那无疑是不可能的；但如中国以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的方法来走入社会主义的前途，组织了全国的经济能力来发展工业，那就是轻而易举。中国虽然穷窘，可是因为矿藏和各种工业原料的丰富，劳动力的廉价和众多，土地的广大和适宜于种植，发展工业的自然条件极充分，只要向外国购买若干机器和训练若干新式技术的工业人才，中国的工业便可以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 煤和铁是主要的近代发展工业的自然条件，而中国对于煤铁的矿藏却特别丰富。据美国德拉克的估计，我国的煤矿储藏量如下：
铁矿的储藏量据前北京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调查的结果，全国各省的储藏量如下：
煤藏占世界第二位，铁占世界第五位，石油储量至少亦可敌美国总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此外如锡，锑，金，银，铅，汞，锌等等工业必需品的矿储量也都十分丰富。中国有这样多的矿藏，所以中国要努力制造机器，，发展农业的国家为工业的国家，那是有充分的基础的。 至于工业原料方面，丝，棉，豆，麦，羊毛等类的出产在世界各国从来就占很重要的地位，不过近年来因为国内政治混乱和世界经济恐慌的关系，有许多原料品的生产比率都或急或缓的下降了。 三中国的矿藏和工业原料品既这样的丰富，那末创立五金工业，创立重工业的工厂，创立生活必需品如衣食住行等的制造厂，就都没有困难。比较困难而必须讨论的，那是经济制度和经营方式的问题。在经济制度方面，比较有现实性的可分两种：一种是自由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国家资本主义。前者完全是个人主义的没有组织性的经济制度，不论生产分配运输等经济行动，都陷在无政府的状态中。后者则是较近于集团主义，而是有整个统制计划的经济制度，不论生产分配运输等等，一切人类在经济方面的行为，都成为有组织的活动。 在经营方式方面，可分为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准许外人经营三种。这三种经营方式，不论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或在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下都能存在，其不同的一点，只是生产资本的存在，前者以国家为主体，而后者则以私人为主体。在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国营事业只是辅助私人资本的发展；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容许私人经营或外人经营，那却是辅助国家资本的发展了。有许多人鉴于私人资本主义制度下官营事业的腐败，常常把国家资本主义和官营事业混合在一起，以为国家资本主义不能成立。其实国家资本主义和官营事业是绝然不同的两个东西，国家资本主义以发展国家资本为手段，而以解决人类生活走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前途为目的；官营事业则是为维持私人资本主义的秩序防止独占及调和私人竞争，这是毫无前途的。 中国生产落后，资产薄弱；用自由资本主义的方式来发展工业，因为主观力量的薄弱，万不能抵抗环绕四周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经济上只有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但如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严密国内的金融组织，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来发展工业，对内固然有了雄厚的资本，对外亦可以作抵抗了。以一个幼稚的中国资本家的力量来和一个外国资本家抗争，那是以卵投石，中国资本家必碎无疑，若以广大的全中国的经济力量来和一个外国资本家抗争，外国的资本家反而会变作卵一样的脆弱，不能抵御中国，不能再向中国进行侵略了。 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为生产发展的顺利起见，其初期经营生产的方式将仍和私人资本主义时代一样，保存着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外国投资的三种形态。其不同的地方，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经营和外国投资的事业须受国家最高经济设计机关——最高经济委员会或最高经济计划委员会的统制，绝对不许作不合理的自由竞争的行为，国家必须绝对有权力去统制全国的工业。 第六 商业政策商业在社会经济组织中占怎样的地位，现在还有许多人在各持成见，争论不决。有人说商业是不生产的，但有人则说商业是生产的。其实社会现象不能有绝对的永远不变的真理，商业对于社会的经济组织是否有价值，是否能有生产的作用，这要观察各时代不同的环境而决定。在原始时代，人类生产幼稚，欲望简单，一个人所生产的物品刚够一个人自己消费，同时一个人的欲望也决会超过一个人的生产量以上，在这样的时代，人们都是自给自足当然无需乎商业。但经过相当时期以后，由于生产的进步，每个人的生产的自给自足，外还可以有剩余，另一方面新的欲望也增添了出来，在这样的时代，商业制度便必然要出现，成为社会经济组织中必需的部门了。 我们试看社会经济的流通程序：农业部门成功了各种各样的原料，原料经过加功而成为供给消费的物品，可是堆积在工厂货栈中的物品不能直接就供人类消费，必须经过商业的运输和分配作用，这些物品才能成为有价值的消费品。如果工厂中的物品是日夜不息地生产出来，没有各种商业机关把这巨量的物品运输而分配到社会各阶层去，那末这些物品将长期存放在货栈中霉烂，结果变成无价值的东西了。 当然，商业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可以有种种不同的形态：有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形态，有封建的行会制度的形态，有产业革命后自由贸易的形态，有近代资本主义完全成熟以后的独占性的形态，将来社会经济更发展下去，商业或要归国家专营，渐渐形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商业基础。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社会的劳动的分工』当然只有更进步，生产的分工制度既然不能消灭，那末「有无相通」「交互欲望」的商业制度当然也仍旧要存在的。不论商业的形态如何，其所处的时代如何，各有其流弊，而且也各有其作用，一定的经济时代必然产生一定的商业制度，那是无可推翻的事实。 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一般的商业形态可说完全是封建性的，甚至原始式的物物交换的地方也很多。定期的『赶集』『赶场』固然是常时农村间主要的商业方式，而城镇的『商行』则是以『贱买贵卖』的目的，使农村与都市发生经济的联系。比较发达的都市，才有专门经营商业的店铺，才有专门制造手工艺品的工匠，商业组织中心则操在所谓『同业公会』『同行公会』的手里。这些同业公会同行公会除了各奉有一个神而以神庙为会所外，其组织与规律等等与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可说完全相像，凡加入行会的铺户，才可以向各地城镇经办货物，并以之销售于各大都市。可是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各产业先进的国家挟其雄厚的经济势力涌入中国，于是中国各种固有的商业形式便逐渐被破坏了。 中国封建性的商业制度的破坏，并不是像欧洲产业革命那样产生了新的制度，旧的制度才被淘汰了。中国社会自身并没有产生新的商业制度，只是因为外来的经济侵略的关系，旧的经济制度根本被摧毁，新的制度无从成长起来，于是中国社会的经济便陷入飘泊无依的形态中，现在则简直成为金融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属物了。在帝国主义的经济铁蹄下，中国将永远做帝国主义国家排泄过剩生产物的尾闾，中国民族资本将永远不能抬头，中国民众的生活也只有一天苦似一天，永远陷在饥寒的牢狱中。 半殖民地的中国，要想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求得一光明的出路，必先求解放商业制度的束缚。工业以市场为生命，没有市场，工业便不能发展，所以中国要想发展工业，要想发展民族资本，夺取市场和解决商业上的矛盾实是唯一要着。说到夺取市场，说到解决商业矛盾，便须看商业政策如何决定了。 商业政策的决定，可分对内与对外两种，对外是国际贸易，对内是国内贸易，现在试与这两个问题，分述于下： 一 国际贸易政策社会经济组织发展到现代，已经冲破了一切人为的天然的界限，——民族的界限，地域的界限等——整个的世界被纳入一个系统中了。经济本来没有国界，但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人类自私心的发展形成了吃人的帝国主义的恶魔，结果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国界的存在成了发展世界经济的障碍物。在以谋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下，个人与个人之间固存在着剥削关系，而产业先进国家对于产业落后国家的剥削关系则更为明显。产业先进国家凭藉着雄厚的军备用武力征服了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或则造成宗主国的地位，或则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成立了侵略的基础，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经济便永无抬头之日了。 中国在闭关时代，直目空一切，以所谓『夷狄』对待外国。鸦片战争，义和团战争和中日战争等失败以后，于是失地，赔款，缔结不平等条约等等，一切产业先进国侵略殖民地国家的条件都先后成立了。 外国货品输入中国只准抽轻税，中国货品输入外国则须抽重税，这样，中国非但不能在外国取得市场，连本国的市场也保不牢。加以国内的封建势力至今不能肃清，本国产品因苛捐杂税的拖累，本国货的成本比外国货的成本反要大数倍，苛虐的厘金名目上虽已取消，但特税畅销税等等新名目的繁兴，实比厘金还要繁重，外货进口只抽单一税，本国货的流通则捐税重重叠叠，结果外货在中国的市场，因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封建势力的作祟，立下了根深蒂固的基础。中国民族资本陷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中国的商业当然要变成帝国主义经济的附庸了。 因欧洲大战及历年来的『排货』运动的刺激，中国货品得了一些恢复市场的机会。可惜这些外来的偶然的刺激，自身并没有巩固的基础，所以民族资本屡次步入萌芽时期，又屡次被摧毁而回头了。帝国主义者摧毁中国刚刚萌芽的民族资本，第一步利用不平等条约的非法权利，第二步用跌价竞争或制造中国内乱——军阀战争——的方法，第一第二两个步骤不能收到美满的成功，便不惜第三步用炮舰政策来实行轰毁中国新兴的产业了。最近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的爆发，便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白热化的经济恐慌中，作最后一次的挣扎，希望藉这次的暴行，从根本上摧毁中国的产业，占有中国的市场而维护其商业的侵略政策。 中国的经济革命除对内肃清封建势力，建立坚强的革命政权外，对外的反帝的任务更是万分迫急。中国革命不实行彻底的反帝的工作，中国将永远不能摆脱国际间政治的和经济的束缚，革命的现象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不是革命被反动力量所扑灭，便是革命的团结陷入于腐化反动。革命的经济基础不巩固，革命的势力也就不能长久保持了。反帝主要的工作是取消不平等条约，取消不平等条约本是孙中山先生生平所极力主张的。可惜国民党取得政权以后，历年的内战，灾荒，和共祸竞累得把反帝的工作完全搁置了。 商业是一切经济侵略的前锋，工业和农业尚只是经济战的后营而已。虽然后营的工业农业不稳固，前锋的商业也不能得到胜利，但中国如不能先抵御着帝国主义者的经济前锋队，争取一部份市场，那末后营方面工业和农业的巩固便根本是梦想。讲到争取市场，讲到抵御帝国主义的商业战线，其具体的现实，便是整个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决定了。 国际贸易是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大本营，也是经济侵略的前锋队，中国必须在这方面筑成坚强的防御线，本国被束缚着的产业才有抒展发达的可能。所谓国际商业的防御线，积极的方法是增高进口税率，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消极的方法是抵制外货，鼓起民众的爱国观念为本国产品获得市场。但因中国的积弱，关税自主不能马上成功，而排货运动则是一时的感情作用，不能持久。关税自由是独立国家的主权之一，排货运动能相当帮助本国产业的发展，这两者，我们当然是不能放弃的，可是这仍旧不能成立国际商业的防御线，必须实行国家专营的国际贸易政策，进口出口事业一律归国家专营。国际贸易归国家专营，那末对外可以利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调动和集中国内的农产品与工业品，作有组织有计划的出口事业，这样中国在外国的市场便可以得到相当的扩大。至于对内，因商业制度的改革，外货进口必须经过政府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政府便很容易加以适当的操纵和支配，对于压迫中国产业的外货，可依事实的需要抬高其价格或竞拒绝采办。这样，帝国主义者便不能继续运用不平等条约，便不能继续霸占中国的市场了。 自帝国主义者运用其坚利的炮舰政策和优势的经济力量冲破了中国的城壁，非但国内市场为帝国主义者所垄断，即各种土产输出的机会也都为帝国主义者剥削干净了。外商在中国设立银行，拥有巨大的银行资本——五四三、〇〇〇、〇〇〇日金；一一，〇〇〇、〇〇〇金镑；一三、〇〇〇、〇〇〇两；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美金；一八二、〇〇〇、〇〇〇戈尔登——这巨大的外国银行的资本，远远超过于本国银行资本的总数十倍以上，外商藉这些银行资本的作用，于是一切采购原料，开发矿产，建筑铁路，发展航线，设立工厂，都可以得心应手操纵自如了。如限制国际贸易归国家专营，那末出口货的利权可以收回，而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疯狂行为也将失却凭籍。 实行国家专营的国际贸易政策，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的镣铐将完全失去效用，巨大的外银行的资本也再不容许有发狂的投机的侵略行为了。 二 国内商业政策中国因受了国际资本主义的影响，商业经济已渐具雏形。不过这些雏形的商业的成长，并没有给中国的社会经济以良好的影响，只做着国际帝国主义商业前锋队的附庸品罢了。在世界经济好况的时候，中国得承些许余沥，商业一时兴盛起来。世界经济刚有点不景气的气象，中国商业便立即退向萎谢的道路。加以苛捐杂税和高利贷制度的继续存在，中国商业对外虽受到国际资本主义的提携，在国内却常要遇到一些封建势力的摧残，不能有基础的成长起来。二十年来的军阀混战连年不息，交通破坏，田产荡然，民生凋疲，财源枯竭，中国的商业更如风雨残烛，时时刻刻都有溃败的危险。 年来帝国主义者的商品，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大到每一个都市，每一个城镇，小到三家村的穷乡僻壤，深山绝域，都已拥挤着洋货的足迹，烙上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印鉴。外货能够普遍地深入中国每一块土地，外商自己并没有在中国内地设立大小的商业机关，倒是中国的大小商店做了替外商推广和贩运货品的商业机关。我们如调查一下本国各种大小商店的营业统计，那末洋货至少当占全数的十分之五以上。这样看来，中国人的商店不是中国货品的经销机关，倒是外国货品的经销机关罢了。中国商店专做外国货的经销机关。财富一天一天向外流，结果中国的社会一天穷一天，市场一天狭一天，商业也就只有一天一天消沉下去了。 商业的兴盛有两个必要条化，一是发展生产，一是发展民众的生活欲望，由这两个条件的平衡发展，商业的兴盛便毫无问题了。中国现在的生产事业只有一天一天衰弱，而民众生活的欲望却受着国际资本主装的刺激，一天一天向上伸展，外货拥进金银外流，中国的社会经济成了无底洞，只有去路，没有来路，商业当然不能兴盛了。中国除了帝国主义的商业侵略外，同时封建剥削的商业制度去蕴藏着很多的矛盾，贱买贵卖，买入的价格几乎要比卖出的价格小得几倍，根本上形成一种社会剥削的基础。其次无政府的盲目的自由竞争，单以市场的变迁去限制生产，而不以消费的需要来调剂生产；商业上多头竞争的繁兴，这实是社会经济行为上的一种浪费。革命后的中国商业，当然要以调剂生产与消费为目的，未来的商业制度当然不能再建筑在封建的或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要建筑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了。在『国家专营国际贸易政策』之下，中国对外已成立了反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商业防御线，帝国主义者不能再继续侵削中国，那末只要设法消灭国内的自相剥削的关系，完成调剂生产与消费的基础，中国的商业便可以走入永久繁荣的前途了。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国家不单在对外的商业上要努力，就在对内的商业上也应当要努力的。中国国家目前在对内商业上的努力，可以分为下述三点，一是统一商业机关，二是厉行消费合作制度，三是厉行生产合作制度。 1．统一商业机关，这可以免除多头的自由竞争的浪费，成立稳固的繁荣的基础。并且商业机关统一后，社会可以有一个具体组织的伟大力量去调剂生产与消费，永远保持生产与消费之间平衡发展的关系。至于统一的方法，除各产业部门成立各种社会主义性的托拉斯的组织外，更可以成立各级国家批发所，由国家采办了各种商品，然后再普遍地有组织地分发给各商业机关去销售，去供给消费；遇到必要或可能的时候，国家还可以择地设立省县市镇各级大规模的百货商店呢。 2．厉行消费合作制度，可以使民众得以便宜的金钱去按照批发的价格购得商品，不致再受旧式商店『贵卖』的损失。同时消费合作制度普遍的成立了后，一方面是有组织的去供给消费，另一方面则正是有组织的去开辟市场发展生产呢。 3．厉行生产合作制度，可以免除私人操纵经济的流弊，平民的小资本的生产者不致再因急求脱售而把物品价格尽量降低，遭受旧式封建商行『贱买』的损失。并且实行生产合作制度以后。生产因得了合作的基础，生产的发展更加猛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