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
五、上下间施恩回报关系的体制：工厂中的社会体制
中国共产党对工作单位中道德和政治教育的重视通过班组制和以“表现”为核心标准的奖励方式而得以制度化。这是共产党社会制度中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类型。但是，事实证明党极力试图在职工中培养的道德——政治观念并不牢固。以加强意识形态信念为在表达自己的奉献愿望时加进算计因素。同样重要的是，“表现”标准本身是含混模糊的。在车间基层里，对党的理想的忠诚要通过对具体党组织的忠诚来体现。原则上说，忠诚的对象应该是作为整体的党及其抽象的理想，然而在实践中，这却要体现在对车间里代表党的干部的忠诚之中。由于车间里干部与积极分子之间在工作中密切的合作关系以及二者的相互依存，这种正式的工作关系很容易便与私人关系混杂在一起。当车间干部利用他们在报酬、提升、分发奖励方面的权力来酬报自己可靠的基本群众——这是对优秀“表现”的正当奖励——时，这样的关系便具有了一些“传统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patron-clientties）的特点。
在我谈到中国特色并指出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具有向新传统式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发展的内在倾向时，我并非在论证道德——政治的奖励体系导致了这种上下关系的模式，也不是在说这种上下关系是中国模式中特有的。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存在着同样的特点，亦即道德——政治动员方式中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会发展出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的体制。这一模式是共产党社会里工厂的结构性特征所产生的结果：工人在经济上依附于企业，在政治上依附于党和行政领导，以及最重要的一条，车间领导在提升、报酬、分发物资和社会福利各方面掌握着广泛权力。关键的不在于积极分子得到大量奖励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表现的共产党道德还是出于他们自愿参加“突击队”（在Bendix（1956）和Cook（1985）研究的那段时期中，苏联与东德的奖励制度对象是这种在有限范围内较为实质性的表现）。二者都是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的体现，不过党所要求的表现内容有差别。另外，关键之处也不是原先的群众动员方式是否为工作纪律制度所取代，后者的特征在于强调个人责任和物质刺激，从而使得工厂管理变得稳定而非政治化（自从一九三二年以来，除了在二次大战期间之外，苏联实行的就是这样的制度，中国在一九七九年后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依附的形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车间领导的权力依旧，少数忠诚的积极分子继续从他们在整个结构中作为与领导关系密切的基本群众而得到种种好处。[1]在一九五七年之后的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在工业中不顾一切推行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群众动员方式，但是却没有逸出制度性的劳工依附这种与生俱来的特性。
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的原型产生于三十年代的苏联工业，当时党试图用只给挑选出来的少部分人享受工厂的福利和资源的方式的来管教劳工。苏联官方将此奉为“模范优先”原则，并将这一原则运用到了国家物质和福利供应的体制之中。三十年代早期作出的党的决议特别强调要给忠诚的工人——正式的叫法是生产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一定特权：
以高质量的劳动来证明自己是优秀劳动者的工人和技术人员（突击工人，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参加者），以及能在一个固定的企业里工作很长时间或是提出了有价值的建议或革新方案的职工，应该通过优先分房、保送上大学或技术学校、安排休假疗养……以及优先供应短缺物资的方式来对他们进行奖励。
本单位突击队员的家属在单位招工、业余进修、进厂当徒工、上大学或技术学校、进托儿所或幼儿园、内部购物、吃小灶，等等各种事情上也会得到优先考虑。这是共产党工厂中制度性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的起源。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背离这一模式，而是将特殊待遇更多地用来奖励道德和政治态度。
在本章中，我将描述共产党工厂中制度文化的三个特征，并且从比较的角度分析它们的重要性。我所描绘的模式是中国特有的。正如中国以自己特殊的方式改革了斯大林的动员方式一样，我要描绘的模式反映了中国特有的偏重点，这是中国工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传统及其革命后的经验、以及从更广阔但不那么明确的意义上看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各个方面特性的产物。目前已发表的关于苏联东欧的工厂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尽管不足以让我们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但是这些著述能够论证，这三个特征是共产党社会所共有的。这些特征区分了现代共产党社会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日本还是美国——的模式。
第一个特征是劳工队伍的纵向分裂。同以技术、工资为基础的横向分裂相比较，这种纵向分裂同样真实，甚至在工人的意识和行为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在上面一章里，我描述了区分积极的少数与消极的大众对待领导权威所采取的不同方式；在本章中，我将讨论积极分子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对积极分子的普遍敌意、以及这种敌意反映到工厂社会关系中的方式。我的目的不纯粹是描述性的，还在于试图展现出这种敌意的结构性后果：它使得积极分子与领导更加接近，从领导那里寻求个人的和道德的支持，最终促成了本来根植于这种纵向关系中的个人因素。
第二个结构性特征是车间领导（有时也包括工厂某些部门的干部）与积极分子之间关系的牢固性。我已经描述过积极分子与领导之间的工作关系，也提到了成功的积极分子能得到的奖励和回报。在本章中，我将深入仔细地探讨造成这种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的各个因素，特别是在日后以忠诚来博取好处的交易，双方关系的私人层面，以及工人中用革命前形容上下关系的语言来形容这种关系的倾向。这一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模式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工厂中“非正式”人际网络里的私人关系与官方正式规定个人担当的角色并存，而在于共产党的工厂制度创造出了一个上下间的施恩回报体系，在这一体系里，那种无所不在的私人关系形成了一套网络，而这套网络又是作为组织结构的规定角色中的一部分而得到官方支持的。领导们通过施恩回报关系来行使权力，所以它是制度的核心内容，而不是制度的偶然的或辅助的部分。[2]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将描述两类集团或派别：它们存在于正式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之中或之外。它们的组成完全是出于个人忠诚，其作用类似于非正式的组织。
工厂制度文化的第三点特征是实用性私人关系网络，工人——主要是非积极分子——作为个人通过这种网络设法影响领导上的决定，以获得他们自身的利益。这类私人关系包括从某位有长期良好私人关系的工厂干部那里得点关照，在给干部喜庆送礼时分额要比纯粹礼仪性要求的大一些，等等不一。这种实用性的私人关系充满了整个中国（以及苏联）的社会关系，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而渗透了人们的整个生活，特别是在设法购买便宜货物或与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时最为常用。在最近这些年里，这种私人关系成了中国新闻界和讽刺作品经常报导与批评的对象。但是，在数十年里它们早已在人民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我将把注意力集中在工厂中的私人关系上，特别是工人与掌握着能给人们带来好处的权力的那些人的关系上，例如车间主任、厂医、主管分房部门的干部，等等。[3]这些关系是企业的非正式组织的一部分。尽管官方对此表示非难，它们依旧迅速繁茂起来，因为工作单位在分配物质和福利、在作出左右工人生活的决定上具有的权力，也因为在这些事务上车间领导和其他有关干部有非常大的个人决定权。这种行使权力的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非积极分子寻求自身的利益留下了一条通道，让非积极分子们感到自己能够“克服”或是“掌握”这个制度，甚至有时能“超越”那些本来有优先权的积极分子。更重要的另一点是，这种方式大大地促使了工人们采取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行动来争取自身利益。实际上，工人之间相互攀比，看谁能有本事向领导申请到有限的供应。
工人队伍的分裂作为一种社会事实
【译注：“社会事实”是社会学创造人之一Emil Durkheim用来区分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的一个术语。与自然界中的事实不一样的是，“社会事实”并不完全客观，其产生过程卷入了大量人类的主观心理因素。】
通过将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区别看作是一种“社会事实”（social fact），我指出了工人之中这种身份地位的差异：它与其它国家的工人中任何基于技术、工资、种族的差异是同样切身的现实。在共产党社会的工厂里，这种差异大约是最具政治重要性的社会结构性分野。在工作的车间和业余生活里，标志着这种社会分野的是普遍对积极分子的不满与敌视，在普通工人中，他们被孤立了起来。[4]显然，这与美国工厂中工人对“卖命干活的人”（rate-busters）的仇视和不断施加的集体压力不但相似，而且有着本质上的相通。就工业中人际关系进行的许多著名的研究已经描述过了上述现象。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这一层次去理解中国的现象，便有可能流于浅薄。关键的差别在于，共产党工厂中的这一现象并不意味着同伴中的集体压力（peer pressures），而是表明了工人队伍中两个不同集团的相互敌视。对积极分子的敌意反映了更深一层的社会现实，亦即积极分子在政治上已经同党和行政领导站在一面，与党在单位中的代表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不断地与整个工人集体的利益作对，并且他们自己最终也会当上领导。
工人们敌视积极分子的最直接原因是他们经常在领导的鼓励下给别人打小报告。
普通工人对大多数积极分子都避之唯恐不及。我们不想同他们碰上。他们总是向上报告诸如别人说了什么话，夜班睡大觉，等等。人人都恨积极分子，因为他们讨好领导和党组织。……他们背后给领导打报告，所以遭人痛恨。尽管小报告是秘密的，你还是心里有数，因为在会上领导会表现出他们已经知道下面的情况了。（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令人感兴趣的是，对积极分子的敌意的一件副产品，是工人将敌意的目标从党和行政领导那里转移到了工人队伍中的另一部分人身上。自然，这并不完全在掌权者的意料之外。我已经描述过了班组制度如何通过让组内工人在奖励上进行竞争来将冲突限制在班组之内。这是“分而治之”方式的广泛采用。在进行采访以及后来仔细阅读采访记录时，令我感到非常吃惊的是，采访对象们经常反复表达他们对积极分子的敌意，而很少对班组之上的各级领导表达同样的不满和愤恨。有一位采访进行得比较晚的人(第七十二号)自己得出了与我在经过早先的采访已经得出的同样结论，他说：“在现实中，工人们最恨的不是党领导，而是那些打他们小报告的积极分子。”
但不是每个积极分子被人讨厌的程度都相同。在第四章里，我描绘了几种类型的积极分子。毫不奇怪，特别令人痛恨的是那些被看作是有野心、专门与领导拉关系的人。他们也是最爱打小报告的积极分子。
积极分子有各种各样的，他们与普通工人的关系也彼此有差别。最招人痛恨的是那些同领导拉关系的人。用这种方式从领导那里得好处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如果一个人工作好得了提升，大家便愿意接受。不过大家还是不喜欢那些想当官的积极分子。（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体现出对积极分子的敌意的最普遍状况便是他们在人群中的孤立。“当大家离开工厂回家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明显了。普通工人自己成群结队边走边说。到了汽车站，没人跟积极分子说话。当然，积极分子也不那么想和普通工人说话。彼此都有这样的感觉”(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正如这段话所显示的那样，积极分子的孤立不完全出于普通工人对他们的敌意。积极分子自己也设法同工人中的活动保持距离。“你如果看到某个积极分子当工人站在一起咒骂领导的时候也混在其中，那么就是他已经不再当积极分子了”（同上）。普通工人和积极分子双方的相互隔绝和不信任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即使一个人不再当积极分子而回到普通工人之中，那种隔绝和不信任依旧很难免除。“有的积极分子经一段时间的努力没有成效后，就不再作努力了。但是一般地说，他们基本上不可能再成为普通工人和普通群众。你已经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了。人们对你的印象已经形成了”（同上）。
工人队伍分裂的表现不仅仅是积极分子的孤立，对他们公开的敌意甚至是暴力的威胁也时有出现：
他们将你看作是党组织的奴才走狗，让你感到很孤独。有时积极分子压力下难过得直哭。工人们对他们处处为难，会对他们说：“马屁精！干吗不让你老婆和支书睡觉？！”等等。有一次我碰到这种情况，那挨骂的人哭了。（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在工人中，对积极分子搞恶作剧的情况很普遍。我们拿他们开心。说风凉话是经常的。比如，我们会对某个积极分子说：“喂！老三睡觉了！快告诉工段长去吧！”还有，一些较壮的人会威吓他们，拍拍脑袋，欺辱一下，等等。……农工们常常会拿走他们的衣服烧掉，砸烂他们的柜子，同他们打架。这种事农民干得最多。他们是直肠子，身体又棒。我们倒不做这类事，乐得袖手旁观。有时我们也会替积极分子难过。不是总能说清楚谁对谁错的。多数欺负人的事做得太过分。烧衣服的确不好，因为布是定量的，还很贵。而且归根结底，积极分子不过是在按照什么是对的来做，他们并不总是坏蛋。（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欺负积极分子的程度不能太过分，但远远谈不上严格禁止。界钱在于是否动了武，因为若是动手伤人的诂，车间领导就要管了。不过，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伤人不严重，对动手的人也不会有严厉的惩罚。“如果有谁将哪个积极分子打得鼻青脸肿，他们就会开会来批评这个人。……不过这不见得总管用，……因为工人在私下里会把那人当成英雄。……所以对积极分子有时会欺负得很厉害，而且也不会受到严厉惩罚”（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所有这些打击积极分子的事情针对的主要是年轻的积极分子，也就是那些还没有爬上领导岗位的人。已经当上了班组长、共青团或工会干部的积极分子地位要高一些，并且由于他们与领导直接的关系，能得到更多的保护。如果某人入了党，那么对他动武甚至仅仅是讽刺挖苦就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了，因为这被看成是向党的领导挑战。打击党员是不行的。这就将年轻的积极分子置于非常不利的环境之中，成了工人发泄敌意的唯一对象。除了偶尔会开批评会或是《工人日报》上有一阵时间会批评这种现象之外，工厂的干部普遍对此持无关痛痒的态度。[5]也许，人们默认这是所有想入党的人都必须经受的仪式，属于“困难考验”和“艰苦斗争”的一部分，而党的发展对象会从这样的考验中产生。看到积极分子如何被要求在他们自己与其他工人之间“划清界线”的时候，人们的确会想到这一切大概是党组织有意操纵造成的。
无论党领导是否有意去造成上述状况，这种社会隔绝和敌视的模式使得积极分子更加与车间领导靠近。一旦走上了这条路，积极分子便高度依赖车间领导以个人身份来给予他们精神支持。“作为一个积极分子，你得在是向着党组织还是向着其他工人之间作选择。这样，你对其他工人就不再有信任或感情了。……但是车间主任总是会支持积极分子，设法让他们感到顺心一些。他们在会上告诉工人不要再去打击中伤积极分子”（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这是成功的积极分子与领导之间个人关系的起源：一旦某个人的工友们不再给予他友谊与信任，这种情感上的支持便自然会来自积极分子所投靠的上级。
如果你受到党组织的信任，你就会觉得愉快，尽管别的人可能痛恨你。这是心理上的。你会感到自己的重要，像是个人物。如果你得不到党组织的信任，你也就得不到国家的信任。如果党组织不信任你，你就觉得孤单。（而要是党信任你，）你就会感到高兴。你说话的声音也会浑厚一些，会显得自信、强壮、腰杆直，……总之，你觉得骄傲。尽管群众会拿你开心，会给你散布谣言，会找你打架，你心里明白那类人都是些傻瓜。你知道党在支持你。（同上）
这仅仅是在积极分子与车间领导之间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中的一个方面，亦即信任和情感的支持。在讨论这种关系的其它方面之前，我首先要强调的是这一关系与工人队伍分裂的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来自社会的敌意使得积极分子对他们的上级更加接近，更加忠诚。
正式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
在人们的分析中，领导和积极分子的关系一般都被归类于“领导方式”，而很少被看作是构成了共产党社会结构中核心因素的一种稳定关系。事实上这类关系无论从精神还是物质角度都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迄今为止人们对它还不甚了解。它产生了一套从党委自上而下，由混杂着个人忠诚、制度角色、物质利益各种因素组成的交织密集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
这种关系中最显而易见的是积极分子为领导做的工作。积极分子与班组长和工段长紧密合作。他们不仅响应领导的各种号召，按照领导的意图行事，而且还帮助上面写报告、记录出勤率、订原材料和工具。没有他们的帮助，班组长就很难把工作做好，也就很难得到他们上面的车间和党支部的好评。“班组长知道谁是组里的骨干，他们依赖这些骨干。这些都是工作态度好的人，可能还是党团员。对于班组长来说他们都靠得住，也容易相处。班组长向他们征求意见，请他们帮助安排组里的工作”（采访对象第四十一号）。
当过班组长的人将积极分子称为“靠得住”的骨干，是他们可以“信任”的人。在下班后长时间的义务劳动中，积极分子也获得了同车间领导——不光是主任和党支书，还有负责共青团、宣传、工会的干部——接触的机会。在共同工作中，许多人最终与一个或一批干部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人关系。那些表现出在组织工作——车间里这类工作并不多——既非常肯干又有能力的人会被介绍给工厂各党政部门的干部。工厂的工会、共青团、宣传部门尤其依赖这类能干的积极分子的义务工作。班后义务劳动最后会导致个人之间的熟悉。很快，厂部办公室的干部就会跟车间主任在上班时间内“借调”这个工人，最后将这个工人正式调到办公室去工作（升到车间办公室的过程也与此相同）。从一开始相识到最终的提升往往要经过数年时间，在这段期间里，这位积极分子同该部门的领导保持着特殊的关系。
因此，这种关系是带有交易性质的。班组长、工段长、车间领导、某些党政部门完成生产任务和开好政治会议都非常依赖积极分子的支持；积极分子作为“骨干”获得回报，包括“表现”总能得到好评，以及随之而来的奖励。一位当过工厂行政人员的采访对象（第五十五号）描述了从上层角度看的奖励制度：
当然，（评工资）是在班组里进行的，政治是主要条件。不过这种所谓班组评定不过是表面上的。真正的决定由厂长在同党组织和车间领导商量之后作出。他们根据限定的百分比作出决定。在班组里，是那些骨干分子、积极分子在提工资时会得到好的评语。决定实际上已经作出了，组里的人也知道。只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可以长工资，人人都知道。所以班组讨论只是走走过场。
领导及其忠诚可靠的追随者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不但给后者带来正式渠道上的奖金、加工资、提升等好处，还带来通过非正式途径分配的各种物资（这种分配方式是企业自然经济【译注：这里所说的“自然经济”是与“市场经济”相对言，指不经过商品市场，以自产自用或以物易物的方式获得的物资。】的特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上述纵向关系与传统的上下关系最为相似：
个人义气能给那些当官的或者同官员有关系的人以种种好处。你地位越高，得到的好处就越多。对于还没有入党的普通积极分子来说好处不算多。但班组长就能得到不少好处。例如住房。每个车间和工段都有一定分房的名额，每一级都先给自己的人分。……到了工段一级之后，就分到班组长那里。如果他们不需要，就给积极分子。通常，党支书对工段长建议将房子分给哪个人。如果班组长不需要，书记就会建议分给某个和他有哥们义气的人，一般都是他的积极分子。分房的事不常有，更多的是在分配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票券这类事上这么做。……许许多多东西都是这么分掉的，我都无从说起。像工作服。每年一度他们都会弄到一批工作服免费分给部分人。还有木材。木材很值钱，又很难买到。你用木材做家具，贵得很……还有手表、床头柜、沙发、床、衣柜，等等，都由工厂来分配。市场上买不到，至少那时还买不到。你要有票券才能买到所有这些东西，或者用票券买好牌子的自行车，像“飞鸽牌”。……当然大部分的是领导得了去。地位越高的人得到的越多。不过有部分也到了积极分子和工人手中。（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除了这种以个人关系为准则的非正式“层层递减”的分配方式之外，干部们有时还以上级保护人的身份替他们的下级到厂方活动：
如果你和党组织的关系好，支书便会让总务部门的人认真考虑给你分房的问题。当然，总务部门的头头要认真对待，因为他也想和支书保持良好关系。这样，支书要做的不过是说上几句话，事情就解决了。如果你和他关系好，什么都好办。（采访对象第七十六号）
上下关系也有一定的限度。并非所有项目都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分配的。限制之一，是公然太偏向什么人会在车间里引起冲突。如果领导上发觉某项东西的分配有可能在车间里造成极大矛盾，他们就会根据需要或用抽签的方式来分配：
工厂会收到一定数量的手表票，每个车间给上两三张，让车间自己看情况分配。车间会问有谁需要，当然大家都会说自己需要。有时这会造成冲突。有时由工段长或班组长来决定。有时他们得跟那个没分到的人谈话。有时工人会跟班组长拉近乎，让他分给自己。还有争吵打架的事情，跟领导没完直到他们放弃已经作出的决定。通常，班组长看谁的表现好来决定。有时大家轮流。……在像自行车这样真正短缺的物品上，事情会闹得特别严重。人人都需要，如果不是给自己，也要给亲戚。（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另外一种限制是自愿的。许多积极分子真心相信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会一再拒绝拿好处。他们也会考虑到自己和其它工人的关系，试图通过给其它人留下物资来缓解别人的敌意：
的确，积极分子能优先分到东西，但他们经常不愿意接受，因为他们应该表现出不自私、为人民服务。所以有时他们会出于道德上的原因而推让。他们也会替组里别人的需要着想。……有些积极分子在自己能得到优先考虑的情况下也退出竞争，因为他们想保持无私的积极分子的形象。（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表现无私的程度同样受到限制。真心实意的积极分子自己可能不想要东西，但是如果家里人有急需，那么他也很难违背家庭的意思。无论积极分子在多少次物质分配时推让，从长远看来，当他们在等级和特权的阶梯上逐步上升的过程中，他们总能得到比别人更多。现在推掉的将来都能再得回。
甚至在入党的过程中也充满了这种上下关系的色彩。积极分子要入党必须有两个党员详细的个人推荐。这两个人通常是申请人的顶头上司和资格较老的党员干部，他们能够保证申请人的品质。在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党支部会指派某位党员负责去教育“发展”这位申请人：
有时他们会推荐共青团的积极分子入党。入党的手续是，你先向党委写申请。之后他们专门派个人来当你的“教父”，每星期至少有一次跟你谈心，你则要向党交心。你必须告诉这人你真正的思想。他是党员，有时还是团支部书记。这个人你早认识了。他也许会介绍你入党。……他同你非常接近。对这个人你得送礼。（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最后，这种关系中的私人成分从采访对象进行描述所用的语言上也反映了出来。在采访中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有几个词反复出现：感情、义气、人情。这些词在分析的层次上无法使用，因为它们经常被用在不同的意义上。不是人人都用这些词，而且每个用的人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它们能够显示人们认为这种关系所具有的含义。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所有这些字眼都被用来形容传统的上下之间的关系（traditional parton-client ties）。其中的“感情”一词特别重要，因为Morton Fried（1953）在他对一九四九年之前一段时间某个县城里政治组织和经济形态中的上下关系的研究里，对“感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我的采访对象使用这个字眼时的含义与Fried研究中所指出的基本上相同。
尽管今日中国工厂中的纵向关系与传统的上下关系具有同样的文化特征，但是现今的制度却远不等于是传统的制度。现在的关系网虽然有个人的因素，然而，这些个人因素却与现代列宁主义政党的非个人化道德信念以及正式的制度角色混杂在一起。上下的施恩回报关系是直接由共产党组织的政策和实践所培育出来的，尽管当初的意图并不是要创造出一套新传统式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体系。
小团体与派别
象征着党在工厂中的统治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是正式与非正式的——或者说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事物的混合。在那里，个人之间的义气与对党及其原则的忠诚掺杂在一起。对于一个以这种上下关系为派系基础的机构来说，这是关键的因素。但是，这也不同于我们通常说的“派别”或“小集团”，因为纵向的个人忠诚网络与其它形式的网络是相互冲突的。这是一种独特的现象。在任何机构中的非正式组织里，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派别或小集团。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某种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式的方式来进行统治，中国工厂正式的上下网络中特别容易出现派性：只要工厂的干部相互之间严重不满，他们便会各自拉山头，争资源争利益，由此导致几乎是公开的斗争。[6]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派系斗争最为激烈。在那段时期，党中央领导的分裂推进了下层的派系斗争。但是，无论其多么重要，中国环境下产生的派系从社会学角度看远不似中国制度性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体系那样独具特色。
派别与小集团跟党的制度网络之间的差别相当于对美国工业的研究中指出的非正式组织与正式组织（formal/informal organization）的差别。一位工程师用下面的方式描绘了这类关系的功能：
派性是工厂里的常态。……一个人实际上的权力要看他的这类关系。有一位从别处调到我们厂里来的副厂长说话没有人听，因为他在这里没有关系。他用了很长时间来建立这种关系，之后人们才会听他的指挥。友谊能推动人们去接受他的命令，也就是人们用听从的方式来帮朋友的忙。这被称作某个人的“班子”，或是非正式的朋友圈。如果圈内的人需要，比起执行圈外人的要求来，人们的动作会更快。（采访对象第二号）
由于派系的网络是以互相之间的义气帮忙为基础的，其功能之一便是保证奖励能到达“应该到的人”手中。一位当过厂长秘书的人对提升的过程非常清楚，他以这种方式作出了描述：“当然关系和友谊会起作用，因为人人都要拉扯自己的人。否则什么事都难以办成。有时，当群众看到不太合格的人被提升去做某项工作，也能猜到几分其中的奥妙。……领导上要的当然是那些听他们话的人”（采访对象第四十四号）。
群众实际上知道的要比这多得多。他们普遍认为，这样的派系关系是往上升的主要渠道。一位青年工人（采访对象第三十三号）解释道：“这种关系影响到谁能得到好工种、能升级、能到公司坐办公室。派系主要是落实到用人上。上面无论哪个派系都要提拔自己的人。”一位机械绘图员（采访对象第二十五号）也有类似说法：“属于某一派的年轻人在提拔中会被优先考虑。……一般说来，获得提拔、好工种等等的原因主要是这类关系而不是能力。”一位机械技工的话（采访对象第三十四号）也反映了工人的知情：“到了提级或调工作的时候，你就知道关系的重要了。”
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六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中，这类派系会公然组成对立派别相互斗争。不过，在公开冲突之前与之后，派系始终存在，尽管那时它们并不将自己挂在哪条政治路线上。采访对象们不是根据政治信念，而是根据相互关照与彼此提携的共同利益来指认派系的。
在七十年代，尽管在思想上还有派，但在组织上却已经没有了。一方面各派在自己的人中建立了友谊和关系网，另一方面派与派之间有鸿沟，相互讨厌。这对一个人被提升到什么职务上以及他是否能升上领导岗位都有影响。……这种派性关系在七十年代里处处都能体现出来，直到今天还存在。它体现在班组内的工作分派、提级、奖金等问题上。在上层领导那里，意味着提拔你自己的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很难说这些派系是因为政治观点不同产生的。它们都是从共同的利益关系出发。（采访对象第八号）
文革前已经存在的派系在文革中卷入了公开的派性斗争。但是据许多采访对象认为，以及根据大量中国的当代文学作品（例如蒋子龙一九七九年的作品），这期间的冲突使得对立派系之间的敌意在这以后的七十年代里变得更严重。
这些派系代表了制度性的上下关系网中的非制度部分。而当派性冲突发生时，则表现了这一关系网的破裂。但是，工厂中还有另外一些与制度性的上下关系网完全不相干的个人关系。在为数不多的工厂里，一些技术非常好的老工人带出了大批学徒，从而赢得了众多的跟随者。这些老工人往往是四十或五十年代便开始工作，一般拿的是最高那一级的工资，技术极为熟练。他们在车间里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都不是党员。对于他们这把年纪的人来说，表现得像个积极分子是丢面子的事。他们在多年中带出了大批学徒，有不少早已被升为班组长、工段长，甚至车间主任了。他们已经有了高工资，多数人的子女也已经离开家庭谋生，所以他们对企业并没有急需的要求。由于资格老技术高，当过许多工人甚至某些领导的“师傅”，以及在经济上的独立性，他们便能相对远离政治。他们具有强烈的个人尊严感。据我的采访对象中跟过这类师傅的人说，他们总是让周围的人感到他们是一种道德上的权威。
这些师傅们在现今和过去的徒弟中发展出一批自己的人，并对后者具有慈祥父辈般的权威。（成了积极分子或领导的徒弟对他们会采取宽容态度，但是这些过去的徒弟现在有新的忠诚对象了，所以师傅们不会太信任这些人。）像这样的关系基本上完全是个人的感情联系，因为师傅们并不给什么报酬奖励，而只是以传统的师徒感情为基础。师傅将徒弟请到家里吃饭，帮助徒弟解决与他人的争端或是婚姻中的冲突，为徒弟的需要向车间领导提出申请和要求，关心徒弟的个人生活，给徒弟介绍对象。
老师傅因为道德好，也因为像长辈一样关心徒弟，所以他们有权威。他照顾自己的徒弟，在领导那里为他们打抱不平。例如，如果有哪个工人因为早退出了麻烦，之后又因此和班组长吵架，师傅就会帮他解决争端。师傅会走过来说：“够了！够了！”让班组长冷静下来，请他抽支烟，告诉他坐下喘口气。之后他会替徒弟圆谎，再说“如果你想批评什么人，就批评我得了。”即使你在对班组长撒谎——比如你实际上是赌博去了——也不要紧，师傅会给你帮忙。也许过后他会问你到底到哪里去了。所以工人当然支持这些师傅。（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作为回报，师傅基本不会受到批评，人们给予他以相当的尊重和“面子”，并且经常有人在节假日给他送点小礼物，这些礼物上表达出来的尊重比实际价值要重要得多。
由于他们的权威，那些被大批人围绕着的师傅是车间里不可忽视的力量。车间的领导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认真做师傅的工作，想办法取得他们的合作，以保证自己的指示能够得到听从。
老师傅能够控制他们的工人。……师傅无论叫他们做什么工人都会去做。但对党组织的领导就不一定了。所以党领导对师傅们都很客气尊重，总是向他们征求意见。……每个师傅都有自己的人，有自己的派。……每个师傅对自己的技术和领导手下人的能力都很骄傲。有时他们相互之间进行攀比。……能干的支书都明白下面的情形，为了管住下面，总是拉一派打一派。……如果你足够聪明，就能通过这种办法控制他们。（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非正式的小集团与Melville Dalton（1959）和Cole（1971）所描述的一样，相当于在其它社会的工业组织研究中被准确地称为“非正式组织”的纯粹形态。对于本书来说，其重要性在于这些组织在分析中与党的制度性的上下网络形成了鲜明对照，从而加强了我的论点：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的施恩间报关系（party-clientelism）远不只是非正式组织的问题，而是结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的一种特殊的结构。
实用性的私人关系
工厂制度文化中最后一个特征，是个人关系网下形成的非正式“自然经济”，工人（以及所有其他职工）通过它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在中国，这普遍被称作“关系”。在字面上看，这指的是人们的社会联系，但是在这里所指的特定情况下，它的含义是实用性的目标和个人感情混杂在一起的一种交换性关系。这一概念绝不是独特文化的产物。苏联的blat和海地的pratik指的也是同样的实用性私人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关系”不是一个含义明确的术语。在通常的用法中，它指的是包括了从高度的个人间的忠诚到礼节性的贿赂等种种实用性私人关系。
“关系”，范畴中的一端可以被归入“任人唯亲”式（particularism），这指的是对有个人关系的人特别优待。在这种关系里，个人的感情因素是主要的动因。经常被用在稳定的上下关系上的“感情”一词，也被用在这种非常个人化的关系上。这类关系是为道德行为准则所支配的，其中主要的一条准则是对某人有感情便意味着你希望能为他做点什么，对方也一样。实用的和私人感情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相互融合在一起。如果一个人不能帮朋友的忙，那么他在社会上就会受人嘲笑，会丢面子。这一道德行为准则的因素极其重要，因为给别人好处的人并不直接从那里面得到利益。
“关系”范畴的另一端相当于礼节性的贿赂。这包括物质换取帮忙或相互帮忙的直接交易，极少卷入个人感情的因素，通常都是些不太有个人感情色彩的交易。这里主要的动因是实用性的直接交换。这类关系不受道德行为准则的支配，虽然礼节上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交易上赤裸裸的实用性质。帮忙的那个人马上直接得到回报，通常甚至是在帮忙之前。这种情况与公布的贪污腐败现象的唯一区别，在于双方交易的价值比较小。在工厂内部有关工人的事物中，卷入的价值一般总不太大。但是从原则上看，这与法律上定义的贪污腐败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
在上面两种极端的类型之间的，是大约可以被称作“目标算计”式的关系。在这类关系中，人们有计划地发展与他人的关系，因为后者所处的地位能给前者带来好处。关系的发展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期间，前者通过少量送礼、日常帮忙来推进这一关系。至少在这期间内，前者并不期待从后者那里得到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与对方熟悉、发展私人感情，但这一切为的都是将来的利益。这类关系的情感的与实用的两个方面比较前两种极端类型相对要平衡。虽然交易不是马上直接进行的，但最终双方得到的好处都差不多。在这种关系上是有规则的，因为一个人若是从别人那里不断接受礼物和帮忙，便逐渐背上了对那人的社会义务。不过，实用性的交易在这类关系中比较平衡，因此也是双方都具备的动因。在工厂工人中最常见的是这类关系。
分析起来，所有这些实用性私人关系的类型与制度性的上下关系并不相同。从党的官方角度来看，所有实用性私人关系都算得上是贪污腐化，是无原则的任人唯亲。干部们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利用职权。党不断警告人们不得“以感情代替政策”。然而，将积极分子与党组织联结在一起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却被看作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它经常体现了强烈的个人忠诚。这种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是党政部门在领导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它们是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下的奖励体系的结果。如果说，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意味着公与私、官方与个人的混合的话，那么“关系”则纯粹是私下的个人联系。尽管“感情”既可用在完全实用性的类型上，也可用在具有上下间的施恩回报性质的类型上，但这些纯粹私人性质的关系具有完全不同的重要性。
实用性的私人关系与具有上下间的施恩回报性质的关系相比较不那么稳定。实用性关系并不取代以党支部为核心的领导。这种关系也可以产生于相互不具有上下级身份的人或者仅仅是熟人之间。这是中国人口头说的“拉关系”或“搞关系”。当关系起作用时，人们会说这个人替他们“走后门”或“开后门”。这种说法显然表示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不合法的。人们不会说一个人当了积极分子是因为他同上级“拉关系”，因为积极分子所得到的优待是正式公开的奖励制度的结果，也是他们常年的积极行为的结果——这种积极行为是由官方鼓励的。另外，积极分子不需要采取非积极分子的方式去发展关系。只有发生在制度之外的施恩回报行为才会被说成是“走后门”。对于那些采取了自我保护的行为方式的人们，这类关系是他们在工厂中追求自身利益的重要途径。有些积极分子也会去发展实用性的私人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与他们同自己直接领导之间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性质是不同的。
发展关系的对象包括车间主任、工厂各部门的头头，食堂工作人员、厂医、总务部门干部，等等，基本上是所有能够帮人办事，有权批准假期、上学进修、结婚等事项的人。
利用人情这类事很普遍。……人情影响一切，包括升工资、发奖金、提级。因为在够格的条件中总是包括“政治思想”和“态度”，所以人情就能在这里起作用了。中国人关于这点有两句话：“人情大于证明”，和“一个老乡等于三个图章”。这是非常准确的。（采访对象第三十五号）
在七十年代中，发展关系的重要对象之一是厂医。厂医有权给工人开病休假条，病休期最长可达六个月。
在工厂工作八年后，你的病假就可以有全工资了，也没有时间限制。如果你和医务室的大夫关系好，他就能给你签字开假条休息。所以医生在中国过得很好，许多人给他们送礼。人家都想和他们搞好关系，甚至给他们做家务、修理东西等各种劳动，给他们送吃的穿的。有人帮忙干活很重要，因为在中国你得自己打家具、搬煤等等。因此，人们愿意给医生做些木工之类的活。医生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尽管他们的工资跟技术员差不多。[7]（采访对象第七号）
有好几位厂医都证明了上面这种拉关系方式的存在，他们还指出了这里面各种“关系”之间在性质上微妙的差别。有的关系是通过长时间来发展的，往往在这过程中个人间产生了感情。其它关系的时间要短一些，其实用性直截了当，拉关系时的目的与后来得到的好处大概不相上下。帮忙与礼物之间的价值差距越大，关系之中就越带有感情因素，在送礼那方就越不那么带有冷冰冰的实用色彩，而帮忙的那方也不那么腐化得厉害。
如果一个人同医生有很好的关系，他在一开始时就会告诉医生说他需要休息，家里有事之类。……这种办法一般管用，因为他同医生关系好，所以医生对他有感情。（采访对象第四十六号）
人们会利用个人关系没病也去搞上几天病假。如果有好朋友在当医生，你甚至不用去看病也能拿到假条。不过你得和医生关系特别好才能做到这样。有时要给医生送点礼，但不能专门为了某件事去送礼求人。送礼的多少和种类要看自己有多大能力。如果你有个亲戚在乡下，就可以送鸡蛋、蔬菜；如果你是技工，就提出给他家里干活，像油漆粉刷、维修木工等等。不过医生只从他们比较熟悉的人那里收礼，因此每个工人都想找个医生交朋友。人人都对医生好。（采访对象第六十一号）
送礼的办法经常并不是送钱或礼物，而是帮医生开后门。这意味着医生得到特别的好处，以后再帮你的忙。例如，如果你有哪个亲戚在百货公司工作，你得设法保证让医生优先买到难买的书籍、食品、日用品。（采访对象第十四号）
如果人们同那个他们需要的人还没有“关系”，那么他们便会设法——有时甚至极其主动——以帮忙送礼或是托人的方式赶快去建立起关系来。
走后门有不少办法。如果你自己不认识医生，就让认识医生的朋友帮忙。这个朋友能替你引见，之后你们就可以去搞好关系了。医生从工人那里得好处的事情非常普遍，像苹果、橘子、糖果等等小东西，一般不超过两三块钱。工人们还会替医生到家里去修理东西。有时，工人还会送粮票，不过医生不一定会需要。……我自己拿这些东西没用。有人送来时，我便拒绝。但人们会坚持让你收下，将东西送到家里去。有的医生收的礼物几乎跟领导干部一样多。（采访对象第四十六号）
拉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对象是总务部门管分房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非积极分子，甚至包括那些被车间领导一口否决了的人，有可能通过“走后门”来绕过车间这一关：
如果车间领导不批你的申请，你通过走后门还是能有办法。有个工人因为表现不好被车间领导否决了。这个人很知道怎么去送礼走后门。他很快就得到了房子，而且比车间批准的另外两个工人的房子要好得多。……（所以，）不是总跟表现挂钩的。你给那些管事的干部送礼。送香烟，好烟。送糖。因为当时（七十年代）经济情况太糟糕，人们用自己的票证去给干部买东西，包括煤油、麻油、甚至自行车。所有这些东西都很短缺。人们就往房屋部门的干部那里送。还有篮球票和京剧票。这都是公开的。你走到办公室去问分房的情况，那个干部就会说：“哦，等房子的人太多了，我能干什么？”你就说：“看，很快会有篮球赛了，你想要票吗？”他就回答：“要，要两张！”之后，你再给他带点麻油。他当然不会直说为这个给你房子，但是过了一阵子后，他会突然找出一套空房来，把钥匙交给你，然后将你从排队名单上去掉。想得房子，你非这么干不可。排队名单不管用。我有个朋友太老实了，从来不给干部送东西。我们在背后都笑话他，说他是大傻瓜。等了三年了房子还没等到！（采访对象第七十二号）
不是人人都能采用这种办法的。只有那些具有某种特定的个性和相当程度的社会自信的人才能做到。许多工人看不上这种做法，不愿意降低自己的人格。还有许多人胆小害羞，或是根本不知道怎么拉关系。[8]成功地同干部发展关系需要有办法和技巧：
这是需要经过仔细考虑的。你得想法让它看起来不像贿赂。这是一种高超的艺术。你得说：“我不再需要这个了，就留在你的办公室一段时间吧。”这件东西实际上是贿赂，但表面看上去却不是。这里面是非常微妙细致的。……这是部分预付款，使得这人有义务去为你办事，否则就要丢面子了。……当然许多人认为这不对，但还是照样。[9]（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
实用性的私人关系甚至在车间内部也在发展，尽管在车间里拉关系的程度有限，因为车间领导要优先照顾积极分子。因此，这里进行的一般只是些短期的、以实用性交易为主的拉关系：“想要不参加政治学习或车间会议，你需要得到班组长的同意。不参加车间会议还需要得到车间主任的许可。这样，如果请班组长抽上几支烟，得到批准的机会就大一些。到了工段或车间一级，烟就不管用了，得送礼”（采访对象第七十一号）。这类拉关系的行为上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局限：一般只有找对了具体管事的人才能有效。升工资、发奖金、提级等基本都属于整个委员会作决定，或者必须经过工厂内逐级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人帮你的忙并不够（尤其因为对党组织的忠诚是挑选的重要条件）。因此，拉关系集中在那些由个人控制的工厂里物资和社会福利分配上。
工厂制度文化中的这一层面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一份重要的党内整风文件特别将分房和单位的其它分配中的“走后门”现象作为人民士气低落、对党组织缺乏信心的主要原因。一位模范厂长写了篇文章，号召制止这种现象。在他厂里，人们对于通过关系来获得高奖金、升工资、大面积住房等等已经是习以为常。这伤害了大家的士气，使得他们不愿意去努力工作。另一位厂长由于送还了所有在春节期间下面送来的礼物而受到表扬。《工人日报》在一九八一年举办了一次专题讨论，请读者用来信方式发表他们的意见，看究竟是因为物资短缺还是由于公共道德衰落才造成了这种现象。[10]
无论党想尽什么样的办法来制止这种破坏制度的现象，除非重新改造制度本身，否则问题根本无法解决。实用性的私人关系或许表现了人民中道德感的衰落，但这与其说是原因，不如说是结果。只要企业依旧负责分配如此大量的物资和福利，只要还存在短缺，只要工人还必须依赖工厂的供应，只要工厂干部在这些决定上还有如此大的个人权力，这种方兴未艾的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就无法消灭。
尽管党表示反对制度文化的这一层面，但这类关系实际上有助于巩固现有的权力结构。普通工人得不到积极分子所享受的优待，但也有不受查究的途径去追求自身的利益，而且这种方式从一般意义上说并不向政府的权威挑战。虽然这样的社会行动属于“腐化”，但是党对它们的注意远不似对工人中有组织的活动那样盯得紧，因为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对政权产生严重威胁。工人们可以在貌似服从的自我保护方式“克服制度”，同时也可以悄悄地在私下里追求个人利益。这种长期存在的利用后门的机会加强了多数工人被动服从的姿态，并且进一步强化了工人中采取个人的而不是集体的行动的倾向。
简略比较
一切社会组织，无论是在中国、苏联、日本、还是美国，内部都同时存在着非正式的一套。这套非正式的组织方式与该组织正式的角色结构之间是有差别的。这点多年以来早已为社会学的组织研究所公认。所以，本章中采用的材料之重要性不在于所谓“共产党社会的组织机构不按照其规定的方式运作”，因为这适用于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组织机构。从比较的角度看，这些模式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揭示了共产党社会工厂中的权力关系的独特性。我考查的两种模式——工人队伍的分裂与实用性私人关系的亚文化——显然具有非正式组织的特点。另一种模式——制度性的上下施恩回报关系网——通常会被认为是属于正式与非正式组织结构的混合物。
工人队伍分裂成为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的情况在美国工业中也有相应的现象，亦即工人中对“卖命干活的人”以及与厂方站在一边的人施加的集体压力。但是如果仅仅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中国的现象便有流于浅薄的危险。任何其它工业的管理方针都不像中国那样有意识地制造工人中的分裂，没有如此广泛而明确地将奖励与驯服合作联系在一起，也没有工人将他们中的分裂如此公开地在会议和班后工作中表现出来，更没有政权有计划地鼓励工人中的分裂并以此作为政治的方式。在共产党社会的工厂中，这种社会分裂的显著程度及其产生的敌意程度与其它国家中基于技术、工资、种族上的工人队伍分裂的显著程度与敌意程度是不相上下的。事实上，这是一种与共产党社会中的权力运作直接相关的重要社会地位划分。
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将积极分子与党政领导联结在一起。这种形式同样是美国或日本不存在的。确切地说，美国工厂中存在着小集团，而日本的公司里经常会在工人和顶头上司之间产生一种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oyabun-kobun）。这些是基于个人之间忠诚的非正式社会关系。在中国与这些关系对应的是我在本章中讨论过的以个人追随为基础的派别与小集团。然而，制度性的或正式的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并非产生自个人感情，而是标准的列宁主义的组织方针，这些方针是原先的意识形态信仰中流传下来的。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制度是党正式宣布的政策。根据这一政策，党不断地培养并奖励自己忠诚的基本群众。在这其中可能会产生个人关系，但是这些个人关系完全融化到了官方正式的制度性的组织网络之中，而该网络则本来便是建立在更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忠诚以及对党、党的原则、党的目标、党员身份的集体感情上的。事实在于，以平等对待原则与个人情感中立为内容的正式组织，同以个人关系和情感为内容的非正式组织之间的区别，与上述正式的制度性组织网络并不相干。人们可以争辩道，上下间的施恩回报网络融合了正式与非正式，不过更准确的说法大约应该是，这种网络既不属于正式也不属于非正式，而是一种特殊的结构。对于这种结构来说，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分并不相干，正如Parsons的模式变项无法包括“意识形态联结”一样。
许多研究苏联的学者描绘了渗透着苏联社会的实用性私人关系亚文化，[11]在美国和日本的工业中却没有相应的现象。在市场经济的美国与日本，企业并不直接满足职工的多种要求，也不具备各种社会政治功能。日本大企业与普通的美国企业相比，要直接满足更多一些职工的需求。但是日本的车间和工厂管理人员并不具有中国（和苏联）的管理人员所具有的个人权力。市场经济不支持这种亚文化，因为像日本和美国的情况那样，市场经济下商品供应充足，人们缺少的是金钱。中国和苏联的实用性私人关系网络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然经济，这种自然经济一般说来是与前资本主义的以物易物经济、较低的技术发展水平、以及不发达的交通和信息网络相联系的。可以肯定，中国的“关系”一词所代表的交换关系类型存在于所有社会环境之中，但是在共产党社会的工厂中获得物资和福利的关键途径是关系，而由这类关系组成的自然经济是这种环境的独有的特征。
这类关系在我们看来可能属于传统式，但是我们不能将它们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依附关系混为一谈。工业中的依附关系——特别是一度被包工头控制的雇用与报酬上——在本世纪初曾普遍存在。[12]所有国家的工业发展早期都曾经有过这类个人依附关系。中国模式中引人注意之处在于，在这种传统的个人依附形式被消灭后，新的依附形式在现代企业中又被制造了出来。在美国以及许多西方工业国家里，任人唯亲、个人情感、非专门化等因素在工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向现代社会角色要求的平等对待、个人感情中立、专门化的方向发展（当然并不是完全能做到）。在中国，工人的依附形式对工头个人的依附变成了今日对企业和党政合一国家的全面性依附。任人唯亲以及其它传统的社会角色的特点被移植到了现代企业之中。由于这类模式是以一种特殊的现代类型的经济与政治组织为基础，而不是经济早期阶级（段）的结果，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假定随着中国在其它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这些模式就会逐渐消失。
【注释】
[1] 我将在第七章中探讨毛去世后的变化，届时会再回到这一题目上来。
[2] 在这点上我与Eisenstadt和Roniger（1984）的观点有所不同，他们将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作为本质上纯粹是个人关系的制度性关系因素。这对本书中的“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并不适用。并且其相对的重要性也不在于个人关系与正式的领导关系缠绕在—起。
[3] 我在这里不打算讨论白领职员与领导和不同级别的干部之间的关系，也不讨论工人间存在的实用性私人关系，因为这些与本书中讨论的权力结构没有太直接的联系。
[4] Bendix对东德五十年代工业的研究中，首先分析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积极分子的孤立”。
[5] 最近《工人日报》上也出现过这样一阵批评。
[6] 作家蒋子龙（1979）在他的短篇中对工厂的派系斗争有非常生动的描写。他原先是个技术工人。
[7] 显然，在匈牙利义务帮忙也是这类关系中的重要成分。Haraszti附带提到，他的工段中有一位工人经常替工头个人修车（在东欧，汽车修理和配件服务特别糟糕）。作为交换，这位工人的妻子在工段中得到了工资很高的检查员职位。
[8] 在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犯规》中，主人公的家庭在住房拥挤的条件：下面争吵不堪，弄得四分五裂。他非常悔恨自己没能拉关系，而且受到一位令人讨厌的朋友的讥笑，后者利用别人来为自己搞到了大面积住房。
[9] 在《水浒传》的书中以找到一个几乎一模一样的例子。
[10] 这一专题讨论的建议是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在后来的两个月里，该报登载了一系列有关短文和群众来信。有时讨论占了整个版面。最有意思的一次讨论试图指出这种现象的社会基础。
[11] 例如，Henry Morton这样描写道：“苏联是个‘关系社会’。你的相识中包括什么人很可能就决定了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品，穿什么样的衣服，用什么样的耐用消费品（从高质量的录音机到冰箱等等）。这不单是个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因为有那么多的商品和服务光用钱是买不到的，而是必须要通过他人帮忙去买。这样买来的东西或是立即付款，或是等将来再偿还。
[12] 在Honig笔下，革命前的工人与工头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类似于我说的实用性私人关系。希望受雇的人先通过给工头送礼或做家务的方式与工头建立关系，由此得到雇用机会。在成为工人后，为了保住工作，工人们在新年或其它节日里以及工头的生日时给工头送礼。有的人认工头当干爹干妈。通过这种方式，工人能保证不丢工作，也能得到较好待遇。这类上下关系与革命后的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施恩回报关系不同，是工人由下至上与工头拉关系造成的。党领导及其基本群众间的施恩回报关系是由上至下建立的。尽管它也有个人化的一面，但并不认可这类腐败性的交易，也不将基础建立在这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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