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两个国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九章两个国度

　　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国土上出现了一个丰裕社会。千百万美国人过着世上最好的生活。这当然是件喜事，不过也有令人忧心的一面。它的基础是一个扭曲的经济，这种经济往往使人们物欲横流，而不是满足人的需要。有的人精神空虚，倍感孤独。不过，如果有人放着饭不吃，宁愿饿着肚皮，那准是个傻瓜。至少，物质财富能让人有可能过上丰衣足食的富裕生活。
　　与此同时，美国还有一个欠发达的国度，一种贫困文化。生活在这个国度的居民，虽说日子过得不像东亚的农民或非洲的部落民那么惨，可一样陷入了贫困的泥潭，不能自拔。对他们来说，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如同浮云。
　　然而，两个新国度并存，有一大优势：贫困是如此普遍、如此严重，以至于全社会都热切期望能把贫困根除。每一种资源、每一项政策，都必须衡量其对最苦最穷的社会底层的影响。为了消除贫困，人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消除贫困成了举国上下的目标，它渗透到了每一个村庄，激励人们去实现历史性的转变。
　　不过，这个国家似乎陷入了悖论之中。由于穷人还能活下去，也由于如此多的人都过上了体面的生活，以至于世人对穷人的困苦无动于衷、熟视无睹。有些人，甚至还否认美国存在贫困问题。英国首相狄斯累利有关贫富两个国度的名言，仿佛在这儿得到了灵验。多少年来，想消除贫困的人们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当人们终于有了足够的财力物力去消除贫困时，人们却没有了消除贫困的意志。他们看不见穷人：他们也不作为。物质富足让有钱人的良心泯灭了；物质精神贫困把穷人的生活给毁了。
　　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视野的问题。富人的国度必须能穿透物质富足的高墙，看到外边的穷人。同样，人们的目标和期望也必须有新的视野：如果这个词不会让有教养的美国人听起来刺耳的话，要消除贫困，缺乏激情是不成的，因为如果没有激情，一切都于事无补。
　　本章是全书的总结，希望我至少能丰富人们的视野。为了便于人们意识到消除贫困困的可能性以及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就让我们试着把贫困理解为一个整体，就让我们去看看，如果我们对贫困放任自流，将会有什么后果。
　　我们有对穷人的描述，有对贫困的社会学分析。在我们说了那么多也做了那么多之后，决定性的时刻来了。“丰富人们视野的材料”，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看到贫困的事实之后，有人会义愤填膺、会羞愧难当，有人则无动于衷。通常情况下，穷人的命运取决于有钱人的决定。如果富人看了这些事实，并没有义愤填膺、羞愧难当，那么，二三十年后，别人还可以写一本书，描述另一个美国。其中所描述的情形，将与我所说的一模一样，甚或更糟。

一

　　从对另一个美国的描述中，人们能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贫困是一个整体，它构成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认知习惯。认识到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将决定我们该如何行动，才能消除贫困。
　　贫困的不同要素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最明显的表现是，另一个美国的各种亚文化是相辅相成的。这在老年人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对于好几百万老年人来说，老年时的贫困是因为自己穷了一辈子。如果每个美国人都能享有足够好的医疗保健，那么，老年人的日子也就不会过得那么苦。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此外，贫困的农场主与缺乏技能的工人之间也不无关联。因农业技术进步，农场主的日子过不下去了，被迫离开了土地来到城里。他离开了一种贫困文化，加入了另一种贫困文化。如果对低收入农场主采取某些措施，城市失业人数和经济底层从业人数将会立马发生变化。黑人的情况也一样。美国少数民族取得的任何进步，都将立即变成所有缺乏技能的工人的福音。社会底层的境况改善了，对其他阶层也有好处。
　　贫困是一个整体，这事实上具有一种奇特的优势。由于另一个美国在美国内部构成一个独特的系统，因此在任何关键节点上采取的任何有效行动，都将产生“乘数”效应；这种效应将扩散到整个贫困文化，最终扩散到全社会。
　　贫困系统各个部分的贫困机制，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贫困是一种文化。恶性循环是一种基本模式。虽然，对于缺乏技能的工人、对于老年人、对于黑人、对于农业工人而言，恶性循环呈现的形式各异，可背后的机理却是一样的。在丰裕社会里，有些人因为穷而穷，因为穷而穷一辈子。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看到，有好几千万美国人游离于福利国家之外。有的根本没有被社会立法所覆盖：他们没有社会保障，不享受最低工资法的保护。有的人虽然被覆盖了，可是，他们要么因为穷而不知该如何利用这些机会，要么因为这些项目的保障水平有限，起不了什么作用，生活还是老样子。
　　20世纪30年代，社会创新突然降临这个国度。福利国家正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如前所述，福利国家的结构体现了那些在建设福利国家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的需要；中产阶级，参加了工会的工人，城市的自由主义力量，等等。就最坏的情况而言，出现了一种情形，即“对富人搞社会主义，对穷人搞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大型农场是农业项目的主要受益者，而贫困的农场主则几乎一无所获。公共资金用于资助人们建造豪华奢侈的住房，而对贫民窟则听之任之（或者为了给有钱人建房让道，使贫民窟更拥挤不堪）。
　　这样，就出现了福利国家的根本悖论：福利国家不是为最需要帮助的人建的，而是为那些原本就有能力自助的人建的。人们以为穷人在吃政府的救济，只要这种幻觉还存在，那么，另一个美国也将安然无恙地存续下去。必须明白，事实正好相反。穷人从福利国家得到的好处，要比其他任何群体都少。
　　当然，这与另一个美国的一大显著特征是密不可分的；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普遍悲观绝望。即使有福利项目想帮助穷人，悲观绝望的穷人也不懂得去利用。
　　本书将此作为穷人的“志向”问题来加以描写。像亚洲的农民一样，贫穷的美国人往往将生活看做是命运的安排，看做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谁也摆脱不了的循环。“教育教育穷人”这种用来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穷人对生活不抱希望（在很多情况下，现实让他有这样的感觉），越来越不灵了。如果一个人想从教育中获益，他首先得觉得教育会对他有好处。我觉得，在贫民窟中办一所有好师资的好学校，当然会比一所师资很差的差校烂校要好。但是，如果住区环境、家庭环境还有街道的环境都让穷人的孩子尽早辍学或是不想上学，学校办得再好也是枉然。
　　另一方面，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精神上备受煎熬。这不仅是人穷志短的问题，不仅是悲观绝望的问题，更是穷人的生活乱成一团麻的问题。酗酒成风，婚姻不稳定，以及暴力频频，不单纯是个体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群体的问题。这些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让他们不得不这样。
　　简言之，在这个国家里，贫困不仅是一个人生活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他生活的全部。从整体上看，贫困是一种文化。从家庭层面说，贫困也是一种文化。穷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缺乏教育和技能，身体不好，住房糟糕，没有远大志向，精神上很是苦恼。用社会学的语言说，穷人的家庭都是“问题重重”的家庭。穷人面临任何一种不利处境，对他的影响都要比其他人大得多，因为各种不利条件构成了一张束缚穷人的大网。如果一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却照旧，就不会有什么起色。
　　人们可以用这些事实进行道德说教。有些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纯粹是咎由自取。这些人特喜欢对穷人进行道德说教。另一个美国的穷人生活没有道德选择可言，他们深陷在贫困的泥潭中，谈不上什么自由选择。我们要做的，不是让他们成为被国家收容的人。相反，在这些人能够自助之前，社会必须给他们以帮助，使他们能够自助。

二

　　另一种有关美国贫困文化的观点认为，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贫困人口将减少一半。
　　仔细探讨一下这一理论，实有必要。首先，这一理论不是反动人士提出的。美国真正的死硬派甚至不知道穷人的存在。一旦有人开始谈论穷人的问题，就会有人给他上标签，说他是个人道主义者。有些人展望未来，认为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在未来20来年运气肯定会好转。对这些人来说，还真是这样。
　　这种观点之所以值得认真考虑，还因为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一种预测，即穷人境况的好转是不可避免的，也是自动的。该理论的支持者主张加强社会立法，以加快并深化这一过程。不过，一些自鸣得意的人，也可以用这些论点为自己的不作为辩护。
　　那么，穷人在美国有前途可言吗？
　　有的人认为，贫困即将在美国寿终正寝。在“低收入人口与经济增长”这份参众两院的联合研究报告中，罗伯特·兰普曼对这种观点做了最合理、最厚道的阐释。兰普曼估计，美国的穷人约有32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20%（我在附录中讲了我和他的分歧所在）。他写道，“可以预期，到1977~1987年间，低收入人口将约占美国人口的10%，而不是现在的20%。”
　　兰普曼这种相对乐观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假设：贫困人口自然会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减少。然而，20世纪0年代初，事情看来并不如此简单。“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经济一直在增长，这种增长一直持续20世纪50年代中期。然后，发生了经济衰退。每次经济衰退过后，经济复苏了，然而却有更多的人在经济繁荣的“正常”时期也找不到工作。而且，在失业人员中，长期失业人员也越来越多了。失业人员越来越多，失业时间越来越长。
　　在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形形色色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方案，以便能切实解决经济落后地区与低收入行业的问题。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方案之间肯定会有差异。不过，有一个事实却很明显，那就是最终提出的法案，如政府自己所说的那样，通常是打了很大折扣的。我不是搞经济预测的，在这儿预言未来经济走势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严肃的、负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会觉得，社会的反应远不足以解决问题，这样说就足够了。
　　这造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形。1961年春经济开始复苏时，此种情形就变得很明显了。所有的经济指数都表明经济在增长：产量上去了，生产率也提高了。尽管工业生产上去了，可失业率还是老样子，依旧居高不下。本书前头所描述的“阶级失业”这种极端的形式，看来已经嵌入在经济体系中了。
　　不论如何，人们都可以说，如果问题不解决的话，另一个美国不仅会存续下去，而且还会继续扩大。因此，在我看来，这种乐观的论调有点含糊不清，因为它仓促就下结论，社会将做出穷人需要的反应。
　　然而，即使经济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持续增长，美国的贫困也未必就会自动消除。不应忘记，J.K.加尔布雷斯已经说过，“新型”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受社会进步的影响的。兰普曼在预测未来二三十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将减少一半的时候，他必须面对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因此，有必要看看兰普曼是怎么说的。
　　加尔布雷斯认为，孤岛型贫困（或经济落后地区）长期来看会让穷人的日子越来越糟。对此，兰普曼不以为然。作为例证，他引用了一项数据。由于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场，1947~1957年间，收入低于2000美元的农村家庭从330万户降至240万户。
　　如何看待这些简单的统计数据，的确是个问题。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也就是说，由农村穷人转变为城市贫民，货币收入是上升的。这主要是因为，城市贫民的货币收入要高于农村穷人。但这未必就意味着一个人的地位真的改善了，未必意味着这个人就从贫困文化中逃离出来了。就像第三章讲的那样，这些被迫离开土地的人对城市生活毫无准备。在社会对技能要求水涨船高的时候，在失业水平居高不下的时候，他们来到了城里。他们通常会进入经济底层。从统计上说，他们钱多了，也可以算有收获。从社会的角度而言，他们只是从一种贫困文化过渡到了另一种贫困文化。
　　同时，也应该指出，尽管有大量农村穷人离开农村，但贫困农场所占的比例，却没什么变化。
　　接着，兰普曼谈到了加尔布雷斯的“个别贫困”理论。加尔布雷斯认为，有些人身上的某些缺陷让他们深陷贫困的泥潭。这里有必要再次指出，加尔布雷斯本人对个别贫困还是比较乐观的。他倾向于认为，穷人身心健康欠佳，只是个体本身的问题。如果本书没写错的话，特别是本书有关穷人心灵被扭曲的描述没错的话，那么，事实并非加尔布雷斯想象的那样。穷人的苦痛是社会造成的，而不是他们自找的。只要贫困环境继续存在下去，他们还将继续遭罪。
　　然而，兰普曼却比加尔布雷斯还要乐观。他认为，个别贫困的各种不利条件（心智不健全，身体欠佳，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纪律，孩子生得太多，酗酒，缺乏教育），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缓解”。他举了教育的例子。“比如，平均教育水平未来几年将会提高，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所受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因此，随着这一代老人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教育水平低下的人将越来越少。”
　　这诚然是真的，然而如果不把这个放在社会变迁的整体环境中的话，这种说法却具有误导性。现在上过几年高中的人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要比二三十年前高多了。我在前文中说过，社会对技能水平的要求变高了，结果，教育水平的不足就更是件拖后腿的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并不等于这些人就跳出了贫困文化。这颇具有讽刺意味：美国拥有世界上教育水平最高的穷人。
　　兰普曼本人也承认，老年人不受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如果没有广泛全面的社会项目，在二三十年内，穷人数量的增长实际上会增加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数量。兰普曼还承认，妇女当家的家庭也不受普遍繁荣的“影响”，这是消除贫困文化的另一个障碍。
　　最后，兰普曼对“非白人”群体可能取得的进步，看法要远比本书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乐观得多。我不想再重复我的观点。长话短说：少数民族现在的经济进步速度慢得着实令人痛心，按这样的速度，休想指望有什么长足的进展。
　　因此，我赞同加尔布雷斯的观点。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贫困的特征使得穷人难以面对丰裕社会。正如本书详细描述和论证的那样，有许多特殊因素，使得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少数民族、农村穷人以及老年人陷入了贫困的泥潭之中。如果想给这些人出路，就得靠人的行动，靠政治变迁，而不是指望什么必然发生的进程。
　　末了，假设兰普曼说的每一点都不错，结果又会怎样呢？假定美国经济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持续增长，政府也推行各项社会立法，那么，到1987年的时候，美国的穷人将“只占人口总数的10%。另一方面，如果全方位的反贫困项目能够加速这一发展，甚至在二三十年内消除贫困的话，又有什么理由踌躇不前呢？在一个不需要贫困的社会里，贫困是件如此令人憎恶的事，任何事，只要是能做的，就得做。
　　虽然如此，我并不想把罗伯特·兰普曼写成穷人的敌人。严格说起来，他写这个主题，本身就让他增光不少：他有社会眼光，社会上有很多人都缺乏这种视野。其次，兰普曼提出了一个“加快消除贫困的项目”，因为他真的是关心穷人。我同他的争论，争的不是动机纯不纯，或者对穷人是否尽心尽力。我只是认为，他的理论把消除贫困这件事想得太简单了，他并不知道另一个美国的树有多大，根有多深。
　　不论如何，也不论从何种角度看，我们肩负的道德责任很明确：我们必须进行一场反贫困的运动。

三

　　如果本研究已经说明美国有必要开展一场反贫困运动的话，也就说明了美国需要什么样的反贫困项目。
　　首先，任何根除贫困的努力，都必须致力于消除另一个美国弥漫的悲观情绪和宿命论思想。通过给这些人以实实在在的机会，改变让他们产生消极绝望的想法的社会现实，能部分消除穷人的悲观绝望情绪。但除此而外（穷人的恐惧本身并非无源之水，就业机会的多寡也并非他们恐惧的根源》，还应当向世人表明，穷人有精气神，有股子干劲。
　　如果美国人怀着管理人员的心态，很不情愿地来到另一个美国，跟穷人说“行，我们会帮你们的。”那么，情形可能会有所改观，可穷人的境况却依旧低微。花多少钱，返还的还是多少钱，意义不大。然而，如果人们抱着这样一种态度，即社会将从消除贫困中获益的话，如果人们能积极努力，以便让好几百万穷人能为美国做出自己的贡献的话，那么，情形将大为改观。反贫困运动的那股精气神，不用花一分钱。它是个眼光的问题，也是个人们敏感不敏感的问题。
　　为了让大家对此有更直观的感受，我举个例子。在蒙特哥玛利市抵制公交车的运动中，该城市的黑人社区只有一个目标：公交车不再搞种族隔离。没有人提及犯罪或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不过，还是有报道说，蒙特哥玛利市黑人的犯罪率降低了。成千上万的人有了生活的目标，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也感受到了自身的尊严。没有人督促他们，他们自己就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他们成了不同的人。如果另一个美国有同样的干劲，也将出现类似的结果。
　　其次，本书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即贫困构成一种文化，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事实一再表明，人们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改变贫困的基本结构，而只是孤立地处理贫困的不同组成部分。因此，反贫困必须是一场全方位的运动。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光看到贫困的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而应着眼于建立全新的社区，营造一个人道的环境，取代以前那个不人道的环境。
　　这里，住房也许是基本的出发点。如果有资金，有想象力，去开展一场终结美国贫民窟的运动，我们就能把大部分的反贫困措施整合起来。这就是上一章谈过的视野：促进穷人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整合。必须把我们国家中的第二个国度，穷人的国度，与主流社会融为一体。
　　为此，需要有规划。美国人对贫困了解很多，对穷人的境况也做了不少调查，可美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却做得如此之少，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实施一项全方位的反贫困项目所需的材料已准备好了。在国会的报告和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中，都有这方面的材料。现在需要做的，是社会合理地、系统地利用好这些知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有人提议政府设立一个城市事务部（本书出版时，这可能成为现实）。这样一个机构，可以作为反贫困运动的指挥协调中心。不论如何，如果没有规划，任何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都无法取得成功，至少不可能取得圆满成功。
　　有些事情，做起来会相对容易一些，比如扩大现有的机构和项目规模等。每个美国人都应享有社会保障，社会保障的待遇水平足以让老年人过上体面的生活。这些原则早就有了。现在要做的，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使社会保障惠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最低工资法也是这样。把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人排除在最低工资法的适用范围之外，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真能扩大最低工资法的适用范围，那么，就迈出了消除贫困的一大步。
　　在另一个美国的贫困亚文化中，疾病是导致贫困持续的最重要因素。每年圣诞节的时候，《纽约时报》都会刊登一个“急需帮助的个案”名单。1960年，该报所报道的急需帮助的案例中，多数人之所以陷入了困境，起因都是因为患病。如果有足够的医疗保健，这种慈善活动就没必要搞了。
　　现在围绕医疗保健的争论，都以老年人为中心。事实上，老年人的确是最需要医疗保健的人。不过，如果认为只有等人们满了65岁后，社会才开始承担责任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在前面已经多次指出，老年人的苦痛，其病根往往是早年时种下的。一项全面的、让每个美国人都能享有像样的医疗保健的医疗项目，实际上将降低照顾老年人的成本。当然，这只是从实际的角度论证全民医疗保健项目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该项目还能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活得像个人。
　　最后，必须记住，如果美国不消除种族歧视的话，上述所有目标都将落空。黑人及其他少数民族虽然只占穷人总数的25%，然而他们的境况恶化，却是维系整个贫困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只要有大量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存在，贫困的白人就得俯首就范。在这个意义上，民权立法对于任何反贫困运动而言，无疑都是必不可少的。
　　简言之，现在给中上层美国人带来好处的福利项目，应当惠及穷人，把穷人纳入覆盖范围。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反贫困项目来消除贫困文化的一个个病根，只要能给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以适当的激励，鼓励他们利用好眼前的机会，融入社会。
　　但谁来开展这项运动呢？
　　能够行动起来，消除贫困的，只有一家机构，那就是联邦政府。这样说的时候，我高兴不起来，因为集权会使得反贫困项目官僚味有余，而人情味不足。要跟穷人打交道，必须有人文关怀，而这恰恰是集权化的项目所不具备的。我说反贫困只能靠联邦政府，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因为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
　　城市现在无法解决贫困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的能力会越来越弱。由于中产阶级逃离城市中心区，也由于各行业的分散经营，美国大都市的税基萎缩了。与此同时，城市必须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却有增无减。于是，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一个大城市有能力靠一己之力消除贫困，反倒是贫困带来的高昂成本让城市的状况愈来愈糟。
　　美国各州的州政府有一个明显的政治特性，这使得他们也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大部分州政府都被保守的农场主所控制。一个州如果有大量工业人口，善于在选举分区上做手脚的人，就会让农村的保守势力每人手中有两三张选票。因此，州议会从问题地区拿走的钱，通常要比他们返还的钱多。因此，州政府在当铁公鸡方面，在对数百万城市贫民的苦痛无动于衷方面，可是臭名昭著的。
　　形形色色的私营机构，都缺钱，无法解决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即使是工会谈判争来的“附加福利”，也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首先，附加福利惠及的是参加了工会、有讨价还价能力的工人，而不是穷人。其次，附加福利也不足以满足那些被其覆盖的人的需要。
　　有人说，私人通过慈善捐款承担起道德责任，应作为反贫困的主要手段。这种说法有贵族情结。唯一的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并不管用。
　　运用排除法，我们可以发现，要消除贫困，只能靠联邦政府。事实上，即使有别的替代选择，华盛顿还是得发挥重要作用，以便搞好全方位的项目，做好全国规划。不论是什么情形，要消除贫困只能靠联邦政府，这是没有争议的，因为现实可能性只有一种：只有联邦政府有消除贫困的能力。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我就主张完全由中央政府来掌管反贫困运动。远不是这样的。联邦政府在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首先，联邦政府提供反贫困运动所需的大量资金；其次，联邦政府可以做好协调工作，搞好规划，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反贫困项目的实际实施可以由众多机构负责，这些机构越是接近基层民众，结果就越好。我在前文已经说过，公共住房管理人员，福利工作人员，以及有奉献精神、有眼光的城市规划人员，这些人都工作在基层，资金不足往往令他们备受挫折。实际上，我们可以信任他们，让他们去实施全国性反贫困的项目。他们现在缺的是钱，缺的是美国人的支持。
　　描绘美国反贫困战争的蓝图，或是详述反贫困的机制和机构，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已经为行动搜集了足够的信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缺的就是政治意志。
　　因此，关于贫困，人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难题是：政治意志来自何方？在美国政府中，代表另一个美国的穷人并为他们说话的人很少。穷人实际上还没法为自己说话。即使在政治领域，穷人也总是沦为别人照顾可怜的对象（黑人是个例外，近年来，黑人在组织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作为这种局面的结果，美国的贫困问题实际上并不可能获得解决，除非美国出现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进入另一个政治创新时期。在变化缓慢或止步不前的时期，在国会议事大厅里牺牲的总是穷人。比如，1961年，作为与保守派势力交易的结果，洗衣工人被排除在最低工资法的适用范围之外。正是因为这些人穷的一塌糊涂，正是因为他们遭受着残酷的剥削，所以根本不必担心这些人会闹事。只有在美国出现一场活力迸发、不可阻挡的运动，不再需要退让时，他们这些穷人才会获得福利国家的保护。
　　在这方面，穷人的敌人要远比朋友多。
　　美国社会的保守势力都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给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提供帮助。右派思想家反对救助穷人，因为要救助穷人，就得扩张福利国家。经济底层的存在，对小商人有利。大型农场希望能继续推行那些帮富不帮贫的农业项目。
　　现在，南方的势力也越来越多地与穷人作对。在新政时期，南方民主党人往往会投票支持各种社会立法。毫无保留地支持公共住房项目的波尔内特·梅班克，是一位来自南卡罗来纳的参议员。一方面，南方人有种反对华尔街、反对大企业的传统；南方农场主对铁路、对大城市的奢华淫靡充满敌意。另一方面，新政时期的立法并没有对南方的种族隔离制度构成挑战。
　　但在战后，情况发生变化了。随着南方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政治力量，反对最低工资法等社会立法，反对在南方组织工会，反对其他方面的社会变革。当地的头面人物，把落后状况作为一种竞争优势。他们可以用廉价的、没有参加工会的劳动力，吸引企业投资。从落后中渔利，是他们的利益所在。
　　结果，是南方民主党人与北方保守的共和党人之间的联盟越来越稳固。北方保守党人跟南方民主党人一道，反对民权立法。南方民主党人则投票反对搞社会变革。在肯尼迪政府执政之初，漫天要价的正是这个强大的联盟。很多原本有利于穷人的政策提案，一开始就被这个联盟删掉了，而在随后的立法斗争中，又作出了很多让步。因此，在美国，一些有钱有势的强大力量在维系着贫困。
　　另一方面，穷人的朋友，来自于美国劳工运动，来自于中产阶级自由派人士。二战结束以后，工会失去了他们30年代有的那股子干劲。然而在社会立法问题上，工会依然是最有影响力的群众力量，他们致力于推进社会变迁，特别是改善穷人的境遇。在住房、医疗保健、最低工资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上，劳工运动都发出了最有力的声音，为穷人说话。
　　然而劳工和自由派人士却被美国荒唐的党派政治体系给套牢了。这对另一个美国的穷人是极为不利的。工会分子和他们的自由主义盟友投靠了民主党，他们与南方的保守势力联合起来了。通常情况下，民主党依靠那些关注社会变迁的人贏得选举。而在同时，它又把保守势力送到了国会常设委员会的位置上，让他们可以呼风唤雨。
　　实际上，穷人之所以在美国的生活中隐身了，部分也归咎于美国的这种党派结构。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大党党派内部的差别往往大于党派之间的差别，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往往缺乏明确的议题。既然没人讨论社会话题，穷人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机会。只有当选举旨在给人们带来新信息，以便唤醒国人站起来挑战现实、采取行动的时候，穷人才可能获益。
　　只要这种状况不改变，那么，就不太可能有真正的反贫困行动。因为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所作出的各种妥协和退让，是不可能解决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的。好几百万穷人被一堵悲观绝望的高墙包围着，要穿透这堵高墙，需要有股精气神和视野，而在这种情况下，那股精气神和视野是不可能产生的。
　　如果要消除贫困，就需要重兴政治辩论之风，需要重构美国的党派政治体系。这样，美国人就会有明确的选择，形成一种全新的社会理想主义氛围。
　　这些穷人，是人类历史上最陌生的穷人。
　　他们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社会中。当多数国民在大谈特谈美国社会是一个“丰裕社会”、为郊区人的心理疾病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他们还是继续过着困苦的生活。就这样，成百上千万美国人隐身了。他们远离了人们的视线，无人关心他们的死活，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声音。
　　其实大可不必这样。我们有现成的办法去实现古老的梦想：现在可以根除贫困了。我们究竟还要忽略这个欠发达的国度多久？当我们的同胞还在受苦受罪的时候，我们却佯装不知，这种状况到底还要持续多久？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