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老贫民窟、新贫民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八章老贫民窟、新贫民窟

　　1949年，住房法授权政府4年内新建81万套廉价住房。12年后的1961年，美国劳联一产联提出，新的住房法应规定，再新建40万套住房，以便使廉价住房的总数达到1949年法案规定的81万套。肯尼迪政府要求国会授权新建10万套。
　　这是战后美国国内的一大丑闻。相关统计数据都没什么可挑剔的；人人都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不时有文章预言，如果政府再不采取行动，灾难将很快降临。然而，政府啥都没做，穷人的住房问题依然是另一个美国最重大的事实之一。在这里，美国建设了贫困文化的环境。
　　因此，根据1960年的人口普查（初步统计数据），在美国5800万套有人居住的住房中，有1560万套没达到规定的标准。这相当于全国住房总数的27%。其中，有300万套是棚屋、茅舍和经济公寓。另有830万套住房状况正在“恶化”，430万套的结构虽然没什么问题，煤气、暖气、自来水等管道设施要么有待完善，要么根本没有。此外，这些数据并没有考虑到那些条件还“不错”却拥挤得吓人的住房。
　　如劳联-产联的权益部所言，“看来可以确定，美国现在有30%的家庭住的房子都未达到规定的标准。”对那些喜欢搞历史对比的人而言，这相当于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住房状况欠佳。
　　对这一问题，最夸张的说法也许来自全美住房官员协会主席查尔斯·L·法里斯：20世纪50年代末，居住在贫民窟的美国人要比住在农村的美国人多。
　　这些数据只适用于“老”贫民窟，贫民的经济公寓和年久失修的房子。然而，新的公共住房项目本身也成了一个大问题。其中许多成了低收入贫民区，成了青少年流氓团伙的中心，成了社会解体制度化后的现代贫民农场。此外，拆除老贫民区，给公共住房项目Ⅰ号项目让路，导致大量贫民流离失所。新的公共住房项目并没有为这些因为拆迁而被驱逐出来的人留出足够的住房。新住房项目创造了新贫民窟，同时给老贫民窟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民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
　　此类残酷的事情罄竹难书，然而即使这样，还是没有考虑到美国贫民窟的一大问题。住房问题涉及的不仅是住房的实体结构。比如，1950年的人口普查对“坍塌”的界定是：“住房毁损或年久失修，或设计时原本就有问题，以至于它不能遮风挡雨，给人提供足够的保护，或是危及居民的安全。”这个定义文绉绉的，却忽视了贫民窟的本质。
　　贫民窟不仅只是一些破房子构成的区域，它是一个社会事实。有的居民区虽然房屋破旧，其居民却并不像另一个美国的穷人那样无欲无求。通常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社区生活都充满活力，他们有自己的民族文化或宗教信仰。在纽约市，唐人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只有当贫民窟成为贫困文化的环境、成为居民灵魂深处的一种现实、成为一个破烂的区域时，贫民窟才成了真正的毒药。当它成为犯罪与邪恶的温床，成为让人们迷失自我、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定位的造物主时，它就是毒药。
　　因此，在美国，有建筑物破烂不堪的老贫民窟；也有现代化的住房被贫困文化笼罩的新贫民窟。两者都是另一个美国的一部分。

一

　　首先看由经济公寓和棚屋构成的贫民窟。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贫民窟，在20世纪60年代，是悲观绝望和软弱无助的土壤。
　　事实上，“老”贫民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的。曾几何时，在美国社会里，贫民窟是个大熔炉，一个驿站，一个激发天才的地方。那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实行了移民配额制度，大规模的移民潮结束了，不过，少数民族群体的传统却继续流传了二三十年。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新移民住过的简陋房屋是中产阶阶级盖的，而在中产阶级觉得这些房屋过于简陋后，也并没有把他们拆除。虽然居民区居住密集，房屋简陋，可人们并没有被环境所击倒。人们生活在一起，有理想、有追求。
　　在美国的许多城市，你仍可以乘公交或坐地铁去这些老移民区，看看美国的过去。克雷·派奇，犹太人区，小意大利，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贫民窟，现在都还留着。不过，就像有些已消亡的文明留下的考古遗迹一样，他们正在被大都市埋没。然而，即使在今天，在少数民族的老聚居区，还是能感觉到一种独特的生命力。密集的人群带来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孩子们成天在大街上嬉闹追逐，从早到晚。但他们却不会结成犯罪团伙。居民区是很嘈杂，可也生机勃勃；居民区是有点像传统乡村，可它是通往新天地的驿站。
　　20世纪50年代初，我搬到了纽约城东南的一个犹太人居民区。住那儿的头一天，我去附近的一家杂货铺买东西。我付完钱后，柜台后的那人跟我说：“你住740号，是吧？”社区是自我解密的；它了解每个人，能在24小时内弄清楚陌生人的住址。每到周六，大街上空空荡荡，人们都休息去了；到了星期天，大街上就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
　　从某个角度说，这些移民区都不富裕，是穷人聚集的地方，因此没必要刻意美化他们。然而，乔治·奥维尔说的好，他说，一个美好的社会应将某个老移民区保留下来，之所以这样做，不是为了告诉世人过去的日子有多苦，而是为了让人们明白，尽管这些移民区有这样那样的不是，它还是很不错的。这一点也可以用地道的社会学语言来说。正如奥斯卡·哈德林在《新来的》中写道的那样，“少数民族社区给了社区成员以社会规范和价值观，以及精英的领导。”贫民区的简陋房屋并不会跟人过不去。
　　少数民族贫民聚居区的这种奇遇，具有美国式的传奇色彩，令人难以置信。现在，它即将走向尽头。有些过来人还是落在后头。这些人有纽约南布朗克斯的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威廉斯伯格的犹太人，以及南村的意大利人。他们有的是老人，无法从过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有的是失败者，他们没能跨越贫民窟的社会经济藩篱，一辈子穷困潦倒。有位在布鲁克林工作的社会工作者说，有些人被迫从贫民窟搬出来后，会搬到长岛地区，在那儿买房子。有位在布鲁克斯的梅尔洛斯教区任职的神父说，爱尔兰裔和德国商贫民会到教区来求助，以便能让孩子们穿上像样的衣服去参加第一次圣餐仪式。
　　然而，与他们的前辈相比，现在落在后头的这些人还面临着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他们远离了拼搏进取的文化，那个美好的时代早就一去不复返了。贫民窟对他们的子女而言，弊远远大于利。孩子的周围，尽是些失败者，尽是些永远不可能有什么起色的人。
　　在“老”贫民区那片土地上，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贫民窟。这些新贫民窟的居民是从美国其他地方迁来的移民，有黑人，有农场来的贫穷白人，有波多黎各人。他们加入了老贫民区失败者的行列，构成了一个与老贫民区完全不同的居民区。对其中许多人而言，最大的问题是肤色。因为肤色，贫民区的高墙变得更难逾越了。他们在住房紧缺的时候来到贫民区（20世纪30年代刚开始提议搞公共住房项目时，贫民区有四分之一的房屋无人居住），因此，即使他们收入高了，也还是难以逃离贫民区。不过，最重要的是这些人缺乏拼搏进取的精神，而拼搏进取正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生命力的所在。
　　上面举的绝大多数都是纽约的例子。在美国，纽约很难说是一个有代表性的城市。它更像一座熔炉；它有多种多样的住所（“经济公寓”的委婉说法）；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差别。然而，纽约所发生的那些事，全美国都在不断重复。在芝加哥，有黑人；在圣路易斯，有白人佃农；在洛杉矶，有墨西哥裔美国人。不论在哪里，那些从美国其他地方迁来的移民，与老贫民区的失败者和那些因循守旧的人，合流了。
　　在威廉斯伯格，从马西街地铁站出来后，你会听到西班牙语歌曲，看见西班牙语的电影海报，还有街道两旁西班牙人开的店铺。走过波多黎各移民区后，你能看到一些犹太人商店，橱窗上有希伯来语。再往前走，就是以前的德国人聚居区了。在那里，有“民族融合”——有的房子住着黑人，有的住着波多黎各人，有的住着白人。但这种融合，只是穷人的融合，是无根的漂泊者的融合，是天涯沦落人之间的融合。
　　在圣特里尼蒂一位神父的眼中，他教区的居民有两种，一种是吃救济的，一种是工资待遇低的工人，其中不少在服装厂打工。每家有三四个小孩（美国典型的贫困家庭一般有7口人，甚至更多）。但在老德国移民区，邻里之间却并没有共同的社会生活。那么多人却没几个俱乐部，教堂是社区生活的中心。神父接着说，这里的人成天忧心忡忡的，因为I号项目很快就要在这个地区实施了，他们到时就得滚蛋。
　　街的尽头是社区中心，有位社会工作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说，过去几年间，从这里迁出去的有6000人。这些迁走的人中，穷人去了别的贫民窟，而富人则搬到郊区去了（纽约的每个贫民窟，都有一群人，他们收入相当不错，却依旧呆在贫民窟里，他们住在那里，参加那儿的教会，子女在那上学）。1955年以来，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源源不断地迁了进来。这些人的到来，形成了不同种族间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环境，也带来了“阎王爷”、“阴间火炉”等黑帮组织。附近有个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项目，不过，在居民中很有影响力的头面人物都被驱逐出去了，因为他们的收入增长太快，超过了法律规定的收入上限。
　　转型带来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也许要数青少年犯罪了。哈里森·萨里斯伯利在研究纽约黑帮时，曾引用过警方的数据。根据警方的估计，积极参与反社会的暴力行为的年轻人有8000名，另有10万人活在黑社会的边缘，这些人有时涉黑，有时又遵纪守法。值得重视的是，萨里斯伯利所说的这些黑帮往往没有种族之分，因为这些转型社区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不同种族混居在一块。
　　这就是老贫民窟的新变种。老贫民窟虽然说起来是狭隘的，它只有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可它至少还在鼓励人们走出来，走向外面的世界。然而，这种新贫民窟却把失败者，把那些没有根基的人，那些生错了时代的人，那些人错了行的人，还有少数民族，聚集在了一起。在很多时候，新贫民窟是“种族融合”的，然而这种融合却是对平等理念的莫大嘲弄：那些最穷最可怜的人，不分种族、信仰、肤色，统统被孤立起来了。他们几乎与世隔绝了。
　　当然，这些贫民区都有一个稳固的经济基础——穷。在理解贫民区居民的文化和心理时，必须时刻记住这一点。
　　比如在纽约市，约有30万人是老吃政府救济的“骨干”。有精神病患者，有老年人，有病人，还有这些人的子女。不论经济萧条还是繁荣，这些人一直都在吃救济，住在贫民窟或是政府的公共住房里。在出现像1958年的经济衰退时，那些没有多少盼头的经济边缘人群会立马加入他们的行列，使他们的人数增加10万左右。但这群人仅仅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根据纽约州低收入问题多部门联动委员会的统计，这些人还不到救助对象总数的四分之一。换句话说，缺乏“基本生活必需品”（吃，住，最起码的医疗保健）且符合公共救助条件的人，有120万。
　　20世纪50年代后期，纽约市领取公共救助的家庭中，有26%都生活在带家具的屋子里。这些人大部分都不会去工作。住在他们旁边的还有另一群人：血汗工厂的劳工。1959年，纽约城市俱乐部主席I.D.罗宾斯在纽约州政府运转委员会前作证说，在纽约市，约有30万名家长在自己住的居民区里打工，每小时赚1美元（如果干满1年的话，能挣2000美元多一点）。他估计，纽约市可能有四分之一的预算（福利费，医院，矫正，消防，卫生，以及学校）都可归功于“大量住在这里的穷人”。
　　不难想象，在纽约市的贫民窟中，有很多少数民族。20世纪50年代的公共救助对象中，31.3%是白人，40%是黑人，还有28.7%是波多黎各人。纽约市区估计有200万黑人和波多黎各人，因此，要看少数民族参与贫民窟文化的情况，纽约比大多数城市都要更合适。然而，除南方的城市之外，几乎每个城市都受到了黑人北迁的影响（贫穷的白人农场主，在纽约可能不怎么起眼，可在中西部及西南部的许多城市，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收入是反映贫民窟居民状况的一项指标；另一项指标是健康。根据纽约州卫生署的报告，在1959年，贫民窟与婴儿死亡率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在哈勒姆中心地区这一被卫生署认为“最糟糕的地方”，婴儿死亡率是最好地区的3倍，而且自1958年以来，该地区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幅度还超过了5个百分点。
　　收入低下，住房破旧，健康糟糕。不过，现在有必要去寻根溯源，看看是哪些因素让贫民区的居民悲观绝望的？与老贫民区相比，新贫民窟悲观绝望，这是区别之所在。
　　这些贫民窟周围有一堵新出现的高墙：郊区。1959年，民权委员会主席报告说，将郊区划分为不同片区的法律把廉价住房排除在外，迫使穷人继续呆在日渐凋敝的城市中心区。因此，大都市区的发展，往往会关上穷人外出的大门，
　　如果知道肤色在新贫民窟中有多重要的话，就更能明白这个因素的影响了。在美国社会中，再没有什么别的因素，比种族偏见更伤人的了。它是压制别人的最有效工具。在这种背景下，贫民窟的居民不再像以前的居民那样积极向上，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他们把美国社会看透了：与老贫民窟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现在的机会少了。即使他们并不会一语中的，可他们心知肚明。
　　少数民族贫民窟的家庭生活通常是稳定的。在20世纪60年代，贫民窟的模式是“接二连三的一夫一妻制”。一位妇女，与一位男子生活一段时间，帮他生孩子，然后嫁给另一个男人。在全美教育协会做的一项研究中，沃尔特.B.米勒估计，有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美国城市家庭都是“女的当家”。在贫民窟中，尤其是这样。
　　就此而言，米勒及其同事威廉.C.卡瓦雷索斯谈到了美国的下层文化，下层占美国人口总数的40%~60%。他们并非全是贫民，也并非全都住在贫民窟。不过，他们都与美国社会的中产阶级规范貌合神离。
　　诚然，老贫民窟也有暴力，也有黑帮势力。然而他们的家庭模式，他们的价值体系，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使得他们有了强大的力量，去与环境的退化抗争。在新贫民窟中，这些制衡力量并没有如此强大，而贫困文化则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在。
　　最后，20世纪60年代住在贫民窟里的那些人，往往被官僚们搞得居无定所（这是福利国家“颠倒”的又一个例子，福利国家给最需要帮助的人帮助最少）。住房项目，尤其是50年代中后期的城区改造，导致了城市内部的移民。比如1959年，圣路易斯的米尔克利克地区在老城区改造时就被清除了。在黑人贫民区那块地方，盖了一批面向中等收入者的住房。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被赶出来的人都不得不去尚未被拆迁的黑人贫民区找住房，使得这些黑人贫民区更拥挤了（在圣路易斯，50%的拆迁户都从当局的眼前消失了；那些还知道去处的人，只有14%住进了面向低收入者的住房中）。
　　这种持续不断的运动，使得这些贫民窟很难发展成社区。1958年在纽约做的一项调查中，有位转型社区的老居民的呼吁，可谓切中要害：“没有人能躲开这里的烦心事，就算是天使也办不到！太多太多的人不关心社区，不以社区为荣！太多太多的人都只是匆匆过客！我真为孩子们难过——他们从不知道像样的居民区是什么样子！”

二

　　廉价住房工程是现今的美国人对贫民窟问题的解答。这种政策开路的理论基础开始着眼于消除贫困文化：政府承担责任，为人们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
　　但现实远远落后于期望。如前所述，对此深表关切的公民看见刺眼的破房子被夷为平地，很是欣慰。他们并不明白，新盖的住房数量并不等于被拆除的住房数量。比如在纽约，1954年时，每7.1个符合条件的新家庭，就有1套房子，而到了1956年，每10.4个符合条件的新家庭，才有1套房子。全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有的地方，想住廉价住房的人并没有住廉价住房。有些人不愿住廉价住房，要么是因为廉价住房区暴力事件频发臭名远扬，要么是因为廉价住房摘种族混居。有些人是黑户，他们害怕与公共机构打交道——他们不敢跟公共机构打交道，倒不一定是因为犯罪，有时也可能是因为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还有一些人，根据纽约哈德森行会的汤姆·沃尔夫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可以申请廉价住房这回事。他们在另一个美国生活久了，以为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没有人会来帮他们，他们消失了。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在美国被拆迁安置的人中，超过一半的人都是“地址不明”。
　　因此，首要的问题是公共住房不足。不过，近年来，还是有好几十万人住进了公共住房。与那些迁居别处的人相比，他们的经历也许更有意义。
　　公共住房项目最失败的地方，也是经常见诸报端的地方，就是廉价住房常常暴力事件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频发。哈里森·萨里斯伯利的《剧变的一代》，对纽约黑帮作了深入研究，该书围绕的也是政府的住房工程。下面是一段栩栩如生的描述，从中可以看出，贫困文化是如何在新房子里扎下根来的：

　　他们的（黑帮的）世界，是一个年轻人的世界，这些年轻人被严酷的现实——贫困、饥饿、生活困苦、危险、被迫移居别处、疾病和剥夺——打击得伤痕累累。深受暴力困扰的他们，躲进了幻想的世界，他们幻想着辉煌，做着专制独裁的白日梦，对虐待他人心醉神迷，沉迷于枪支不能自拔。

　　1959年12月，圣路易斯的大陪审团发现，他们那里的住房工程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般而言，”陪审团在谈到住房工程时写道：“谋杀、强奸、抢劫以及故意伤害，这些对人的犯罪的犯罪率，约为城市平均水平的2.5倍。”“根据我们得到的证据，外面的青少年无赖已将廉价住房作为赌博、饮酒作乐及其他轻微刑事犯罪的场所。在租户看来，对这些刑事犯罪，城市法院要么不会理会，要么缺乏有效的制裁措施。”
　　所有这些事实都是真实的，也是重要的。不过，这些事实都太简单化。有的住房工程并没有黑帮（下文将简要提及其中的一处）。然而，即使是这些没有黑帮的地方，还是有不同种族的隔离。在理解美国对贫民窟的反应时，这也许是更重要也更微妙的一点。
　　这些住房工程，不论是否存在青少年犯罪的问题，往往都大而无当，环境也是冷冰冰的，官僚习气很浓。对那些从贫民社区迁来的人来说，这往往令他们不知所措。在写到纽约东南部的住房开发项目时，年轻的社会学家迈克尔·米勒描述了人们与循规蹈矩的管理部门打交道的方式。管理部门离得远，可他们手中又有很大的权力。他们出台了很多规定，时不时来检查居民是否违规。官场的俗套，他们一应俱全。米勒指出，有一家子是波多黎各人，看到要把他们全家赶出去的通知时（如果未在规定的日期前交房租，告示就会自动发出），不知如何是好，给吓坏了。他们不知道，收到通知只是第一步，他们还有权住在那里，离被赶出去还远着呢。他们的民族文化更不正规，整个事件对他们来说显得很离奇（很多观察者指出，“收租女孩”有点类似社会工作者和收税员的结合体，曾是人们与管理方打交道的重要中介）。
　　结果是把住户搞得不知所措，成天提心吊胆。他怎么与这个离他很远而又很有权力的部门打交道？他怎么在这个庞然大物里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从人来人往的穷街陋巷，一下子来到这个被现代化管理的地方，变化实在太大了。事实上，有些住户刚看到房子里的新设施时，还给吓坏了。在圣路易斯，有位社会工作者跟我说，有不少家庭因为搞不懂现代化的抽水马桶，都便秘了。
　　穷人有鼻子，中产阶级没有鼻子。贫民窟的一大特征，就是它会散发出某种味道：做饭的香味，人挤人的汗臭味，还有马桶的恶臭。然而，有些住房工程终于有了良好的卫生设施时，大厅里、电梯上，还是很吵闹，还是有类臭和尿臊味。旧的贫困文化在全新的卫生环境中存活下来了，这就是铁证。
　　米勒描述了三种“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代表的是住在纽约东南部住房工程的居民的反应。一些人采取的策略是完全退出社区，不论住房工程建了什么社区，概不参与。他们把自己孤立起来，成天呆在自己的房子里，要不然就是与以前的老邻居保持某种联系。结果，当他们在家的时候，与外界就彻底隔绝了。从最好的角度想，他们要到别处，才会有朋友、有社会生活，从最不利的角度看，他们隐姓埋名了。
　　另一些人在住房工程内部寻找自己的民族或宗教认同。米勒描述了纽约东南部住房工程里的“长凳文化”：南边，是犹太人的长凳；对面是波多黎各人的长凳；正面是黑人的长凳。很自然地，这种形势造成了不同种族之间的对立，使得社区建设举步维艰。也使得租户联合会很难代表租户与管理方打交道。贫民区内部出现了小贫民区，新老贫民窟里最糟糕的那些东西，都浮出水面且被制度化了。
　　米勒认为，还有一些人，他们与租户联合会联手。他们人数不多，在住房工程那片小天地里如鱼得水。由于他们收入增长比其他居民快、一不小心就超过了法定的收入上限，他们成了管理方驱逐的出头鸟，这是对官僚做法的莫大讽刺。这些活跃分子本人能过上相当富裕的生活。有一对在另一个住房工程里租过房的夫妻，他俩不无伤感地指出，这些活跃分子常常会互相攀谈，形成某种精英共同体。他们没有资源，并不能战胜环境。
　　因此，团伙暴力只是一个表象，它反映的是住房工程的深层次问题：未能让项目居民融合为一个社区，或未能让项目居民和周边的居民区形成一个统一的社区（这更为重要）。这些高高矗立的房屋只改变了贫困文化的一个因素。住房不再破旧不堪。然而，贫民窟的长期熏陶，已经让这些人不愿迎接好日子的到来；贫困文化的其他方面依旧；新生活的官僚习气促成了人与人的隔离，使人们无牵无挂。简言之，另一个美国以全新的面貌存活下来了。
　　这些例子，大部分都取材于有重大问题的住房工程。不过，曼哈顿西边有个住房开发项目，这个项目往往被视为成功的典范，值得在这里提一提。
　　这个项目一个最明显的优势，也许是它有一个哈德森行会。哈德森行会是一个广受居民认可的老社区中心。该行会在搭建连接新来的居民和老居民之间的桥梁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也有一些争议）。行会反对“项目社区”的观念，认为这种提法是种族隔离的一种形式。因此，它的工作理念是把整个居民区都考虑进来。它同时还搞了闭路电视，试图让项目居民用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沟通交流。不过，这种试验并不成功：行会认为，失败的原因是项目没规划好；根据一些项目居民的看法，失败的原因在于闭路电视干扰了商业频道的正常播出。
　　与大部分搞住房项目的地区相比，项目周边地区的种族构成要更混杂一些。离项目地区不远，有一个大型的中产阶级公寓。里头住着很多爱尔兰裔工人和意大利裔工人。这些人住在根据“旧法”盖的经济公寓里，政府对公寓实行房租控制，每月只需交纳45或50美元的租金。有些老房子被改造了，一些新中产阶层搬了进来。不久以后，服装工人工会将在这里搞个合作社，这会进一步扩大社区的基础。
　　总而言之，这些因素都对项目居民相当有利。住房开发本身很注意种族融合（居民中，波多黎各人占45%，黑人占25%，白人占30%）。跟我聊过的居民，都说他们没见过米勒所说的那种“板凳文化”。在项目周边地区，也没有以项目地区为活动基地的暴力团伙。这里曾经发生一起暴力案件，令切尔西的居民大为震惊。暴力在这极为罕见，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所有这些，都似乎不足以摧毁贫困的影响，不足以让人摆脱过去的重负。哈德森行会办的一家幼儿园，很难把项目居民的子女吸引过来，可项目周边地区的中产阶级却看中了这里的设施，乐意把孩子送进来。这种在贫困文化里司空见惯的现象，又一次有力地说明：人必须有一定的进取心，才能把握住近在眼前的机会。
　　租户联合会的一些活跃分子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一家有钱人的事。这家人住在廉租房里，哈德森行会等团体给他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然而这家人对教育的态度，家庭的氛围，还有那套老掉牙的习惯，真是又臭又硬。孩子们对上学不感兴趣，怕老师，在学校混日子，一直到他们放学回家，回到那个贫穷的世界里。
　　有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项目住户中，有一家子带着孩子和他们的小伙伴去了海滩。这对于纽约人来说，并不是件难事，花钱也不多。可他们回来后，人们对他们的冒险经历是又惊又喜。很多人坐趟地铁就能到海边，可活了大半辈子也没去看过大海，他们的子女也一样。去趟海滩，只要买张地铁票，花一个下午的时间，可却能改变他们的价值观，一辈子都没变的价值观。
　　听完这家人跟我讲的这个故事后，我想起了小说《冷酷的世界》写的一段内容。有位黑人卖淫女加入了流氓团伙，她一直渴望着能去看看太平洋。她的男朋友告诉她说，纽约的家门口就有海洋，名叫大西洋，她起初还以为他是在骗她。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心想，这难免也太夸张了吧。我现在明白了，这描述的是贫困文化的深层次问题。这种深层次问题，不是单靠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就能扫除的。
　　简言之，大部分的公共住房工程，即使是最好的住房工程，都没能解决贫民窟的问题，尤其是贫民窟居民的心理问题。有些住房项目的收益微乎其微，因为这些项目虽然改善了居住条件（希望还能带来健康的改善），可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甚至引发了暴力。不过，也许最最关键的是，美国的住房政策寻求的是穷人与穷人的融合，也就是说，将另一个美国的穷人与主流社会隔离开来。

三

　　有些人拿公共住房项目不成功说事，反对政府介入贫民窟问题，这种推导是错误的，也是灾难性的。
　　尽管政府的住房工程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有一点是清楚的，在美国，要想根除贫民窟、根治贫民窟心理，只能靠一个机构：联邦政府。事实一再表明，私营开发商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如果联邦政府撒手不管贫民窟，这将等于政府决定扩大美国的贫民窟。要解决贫民窟问题，需要人们下大决心，需要富有想象力的政策，而不是后退。
　　要全力解决贫民窟问题，成本是可以测算的。1955年，时任纽约州住房委员会委员的约瑟夫.F.麦克默雷（现任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主席）曾在众议院住房小组委员会上作过证。他估计，要在25年内消除贫民窟，政府和民间需要投入1250亿美元。他说，这要求政府搞一个大项目，其规模要比原有的项目大5倍。这明显是烧钱的买卖，显然是不可能的。
　　1961年，曾任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列昂·科伊泽林估计，如果想真正解决贫民窟问题，那么在1962~1965年的4年间，每年需建造200万套住房。其中，120万套住房由中高收入家庭自行筹资解决；50万套面向中低收入家庭（政府提供一定的补贴）；30万套面向包括老年人在内的低收入家庭，经费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分摊。
　　不难预料，华盛顿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计划要远远低于上述估算。肯尼迪政府提出新建10万套廉价住房（这意味着，美国的廉价住房总数仍低于1949年提出的4年住房建设规划设定的目标），并给7.5万户中收入家庭提供住房补贴。
　　其次，在目前的条件下，深受城市改造之苦的，是穷人。1959年，查尔斯·亚伯拉姆斯对参议院小组委员会说，公共住房项目已经“被搞得支离破碎，方向也搞偏了，而且项目规模也大幅缩水了……成了那些享受政府补贴的私人城市改造项目的一个附属品。此城市改造项目也一样，虽然它确实有助于城市消除贫民窟，却也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为了给高房租住房让道，它把穷人从他们立脚的地方赶了出来，而这些高房租住房建起来后，这些被赶出来的穷人又租不起。因此，低收入家庭依然是被人遗忘的家庭，尽管在美国的众多家庭中，他们最需要住房。”
　　如果筹资问题不解决的话，如果美国并没有消除城市贫民窟的意志的话，那么，想再多也是空想。但如果有了这种意志，如果有了拨款，那就迫切需要调整公共住房政策的方向。
　　公共住房不止是单纯提供吃喝拉撒的容身之所。它还是城市创造社区生活的重要机体。首先，公共住房避免把穷人挤到街角旮旯里。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那样，那是“现代贫困农场的心态。“公共住房项目以及政府提供补贴的住房，应位于居民区内，以便不同收入阶层、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能够住在一块。
　　为实现这个目标，很多住房专家已经提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则（不缺愿景；缺的只是意志）。例如，圣路易斯的查尔斯.L.法里斯提出了具体的步骤：廉价住房和面向中等收入者的住房应当相互穿插，并设法将公共住房居民区与已有的居民区整合起来。公共住房的建筑规模也应有所限制（法里斯建议8家）以免造成一种没有人情味的、官僚化的环境。对留下来的私人住房，也应加以适当改造。
　　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私有产权是一大神话——半数美国人都没有或无法拥有自己的房子。1959年，查尔斯·亚伯拉姆斯估计，美国家庭如果要考虑买房的话，年收入得在6000美元以上，例如，1957年，购买联邦住房署提供的新房的人中，收入在4200美元以下的家庭不到6%。换句话说，这个项目的好处，94%都被中高收入阶层拿走了，那些最需要住房的人仅获得了6%。
　　如果美国将居者有其屋列为国家政策的目标，无疑是好得不能再好了。迄今为止，穷人完全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即使是中产阶级，也有相当大的困难。
　　在搞了公共住房工程的地方（必需强调，这里指的不是大而无当的高楼贫民区，而是一种新型的公共住房），应当给社会工作安排足够的预算资金。多年来，老式贫民窟的残酷现实教育了穷人，扭曲了他们的心灵。因此，把这些人从老式贫民窟带出来并把他们安置在公共住房后，幻想这些人会像中产阶级那样温文尔雅、文质彬彬，是不现实的。从老式贫民窟到新型公共住房的过渡期，是一个关键时刻。如果听之任之，任其发展，他们很可能会将贫困文化带进公共住房。如果有人帮他们一把，如果有人真的用心去建设居民共同生活的社区，就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形。
　　许多公共住房的管理者，都是诚实厚道，很有想象力的公务员。然而，政府迟迟没有做出建设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环境的实际承诺，以及资金的不足，却让他们屡受挫折。
　　成本如何？这一点刚才已经说过了，但有必要再说一说：在美国，我们已经为贫困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贫困导致了社会骚乱，让警察维持治安、以免骚乱失控破坏有钱人的安宁，也需要花钱。用冷冰冰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交易行话说，如果美国能消除贫民窟的话，长期是可以获利的。用人道的话说，这种行动将意味着，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将回归社会，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写到这里，不免有点伤心，因为要想搞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消除数以百万计生活在简陋住房中的穷人的困苦，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所有的数据都摸清了；报告也提交了，前进方向也明确了。然而，到20世纪60世纪初，美国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政治意志。
　　因此，老贫民窟的新变种还将继续存在；公共住房政策的缺陷和悲剧，还将与我们同在；而贫困文化这一有顽强生命力的机体，还将在城里腐朽堕落的地方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