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隐形的国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迈克尔·哈灵顿《另一个美国》（1962）

第一章隐形的国度

　　世上有个人们熟悉的美国。各种讲话、电视和杂志的广告，都在为它歌功颂德。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生活水平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20世纪50年代，这个国家曾为自己的命运忧心忡忡。不过，它忧虑的也是生活富足的后遗症。有一本写得不错的书，书名叫《丰裕社会》。人们望文生义，以讹传讹，于是，这个人们熟悉的美国开始自诩为“丰裕社会”。人们对麦迪逊大道及其周边的犄角見进行了一番省思，对郊区居民为情所困的苦楚展开了讨论。人们做这些事的时候，都有一个潜在的假设，即美国已经解决了令人头痛的经济问题。根据这一理论，美国的问题不再是人的基本需要的问题，不再是衣食住行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品质的好坏问题，即如何在丰裕社会中学会体面地活着。
　　当这种讨论在继续的时候，人们忘了还有另一个美国。在这片国土上，居住着四五千万穷人。他们过去是穷人，现在还是穷人。[1]

　　[1] 相关统计数据及对贫困的定义，参见附录。

　　诚然，与世界上那些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食不果腹的穷国相比，美国的贫困并不是那个意义上的贫困，美国已经逃出了这种极端状况。但这并没有改变这一事实，即使在今天，几千万身心被摧残的美国人，依旧没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即使他们没有被饿死，也是食不果腹，或者是因为要填饱肚子成天吃廉价的食品而变得过于肥胖。他们没有足够的住房，缺乏教育，也没有医疗保健。
　　政府的各种文件已经向人们说明了这种状况对穷人的身体而言意味着什么。本书也将引用这些数据。但更为根本的是，这种贫困扭曲了人们的心灵。美国的穷人对前景悲观失望，毫无斗志，心灵的创伤对他们的打击远非郊区人所能想象。
　　本书描述的是这些人生活的世界，它说的是另一个美国。这里有缺乏劳动技能的工人，有农场的民工，有老人，有少数民族，以及其他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各色人等。这本书会用统计数据说话，诚实厚道的人可能会质疑其中的某些结论。我衷心希望读者能够以批判的眼光回应我的每个论断，不过，请别因为在统计数据上钻牛角尖而掩盖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程度，掩盖美国存在令人无法忍受的贫困的事实。因为，不论人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个事实是改变不了的，不论这个事实的准确程度究竟怎样，人们对这一事实的反应只能是愤怒。正如W.H.奥登写的那样：

　　饥饿，不允许你选择，
　　成为良民，或沦为案犯；
　　我们须团结友爱，要不然死路一条。

一

　　千千万万的美国穷人渐渐离开了人们的视线。美国的穷人多如牛毛，但要发现他们，却需要有心的才智之士费番功夫才能做到。
　　我发现这一点的方式很奇特。在我写完第一篇论述美国贫困问题的文章之后，我把所有的统计数据列在了纸上。经过论证，我得出了美国约有5000万穷人的结论。然而，我却意识到我自己竟然不相信自己的数据。在政府的各种报告里，各种冗长的统计表中的数字和百分比，都能见到穷人。然而，在我的经历中，我却没有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能够证明的确存在另一个美国，然而我却从没去过那里。
　　我当时的反应决非偶然。整个社会都在变化，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它表明我们国家已发生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另一个美国——贫困的美国——被今天的人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藏起来了。千千万万的美国穷人在我们面前隐身了。难怪会有如此多的人误解加尔布雷斯那本书的书名，想当然地以为“丰裕社会”意味着每个人都已过上了体面的生活。鉴于我国三分之二人口的生活实况，这种误读无可厚非。因此，要描述另一个美国的真实状况，就得先搞清楚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对它熟视无睹？
　　种种复杂的因素，导致了另一个美国成为一个隐形的国度。
　　贫困地区往往地处偏远。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普通游客从不会走偏僻小道，今天的他们喜欢开着车在州际高速公路上穿梭。游客不会去宾夕法尼亚的峡谷，那里的小镇看起来就像20世纪30年代电影《威尔士》中的布景。游客不会看鳞次栉比的房屋旁边的那些破房子，不会留意那些坑坑洼洼的道路（不论是在城里、镇上还是在农场，穷人的路永远都不好走），不会去看那些又黑又脏的东西。即使他偶尔路过这种地方，也不会碰上在酒吧里借酒消愁的失业男子，或是那些下班回家的不法血汗工厂里的女工。
　　美景和神话也一直掩饰着贫困。旅行者在风光秀丽的季节来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他看到的是青山绿水、郁郁葱葱，而不是穷人。或许他会瞧瞧山上那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不过，他会面对卢梭所说的意境而浮想联翩，而不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他断定“那些人”真是幸运，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不必像中产阶级那样奔波劳累、压力重重。唯一的问题在于，“那些人”，那些古雅的山野乡民，教育欠佳，权利得不到保障，缺乏医疗保健。他们正被迫告别土地，去城里谋生，沦为不适应环境的城里人。
　　正是这些一般性的、显而易见的因素，导致人们看不见穷人。这些因素影响了过去的一代人，他们还将影响下一代人。更重要的是要明白，美国社会的发展正在创造一种新的贫困隐身术。穷人正在渐渐被国人遗忘。
　　如果说，中产阶级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丑陋和贫穷，那么，他们过去至少意识到了丑陋和贫穷的存在。“跨越贫富的界限”，要走的路其实并不遥远。圣诞节快来临的时候，有人会去贫民窟慰问，不少慈善组织也与穷人保持着联系。人们去市中心工作或娱乐时，偶尔也会路过黑人贫民区或者贫民的经济公寓。
　　现在，美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穷人依旧生活在市中心破旧的房子里头，但他们与别人的联系（或碰面）却越来越少。中产阶级妇女从郊区来到这里就实属稀罕，她们在去剧院参加晚会的路上可能会瞥一眼路边的穷人，但他们的孩子却只会在郊区的学校上学。商人或者上班族可能会开车或乘公交车从贫民窟的边缘走过，但对他们来说，这种经历不值一提。失败者，缺乏技能的人，残疾人，老年人，还有少数民族裔，就在对过，近在咫尺。但是，来这里的鲜有其人。
　　简言之，美国城市的发展已经将贫困从千千万万个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中移走了。生活在郊区，很容易想当然地以为我们的社会真的是一个丰裕社会。
　　善意的忽视加重了这种新型的贫困隔离。许多好心的美国人都知道，经常有人会谈论老城区改造的话题。当他们驱车穿越城区的时候，他们猛然间发现，那熟悉的贫民窟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每每看到这种情形，欣喜和自豪感便油然而生：情况显然在好转，穷人的需要得到了满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事实与人们的观感恰恰相反（论住房那章会对此话题进行详细的阐释）。美国战后实施的各种住房项目，最终结果却是将越来越多的人挤到了其他的贫民窟。高楼大厦中的现代公寓，每个房间的房租往往都在每月40美金以上。过去15年间，政府给中高收入者的住房补贴远高于给穷人的住房补贴。
　　衣着也让人们看不见穷人：美国穷人的穿着打扮在世界上是最好的。由于各种原因，大规模生产带来的好处在穿着打扮这一领域的普及程度比其他许多领域都要更公平一些。在美国，穿着体面要比住上体面的房子、吃上像样的饭菜，找上不错的医生看病容易得多。即使是个穷光蛋，看起来也像位款爷。
　　这是导致我们看不见贫困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底特律，大大小小的公司在单位设立员工个人衣柜后，社会阶层就更难以察觉了。从那时起，在上班路上，你再也看不见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了，你看到的都是穿着休闲裤和白色衬衣的市民。举国上下的穷人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西装革履、衣着时尚，却食不果腹。这不是规划的问题，尽管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丰裕社会”把服装分发给穷人了，让他们穿着体面一些，免得他们衣衫尴楼，有碍观瞻。
　　从年龄看，许多人本不应当沦为穷人。相当部分的穷人（超过800万）是年满65岁的老人；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的数量比比这还要多。贫穷的老人往往疾病缠身，行走不便。另一些老人则在孤独落寞中走完自己的余生：他们成天呆坐在租住的房子里聊以度日，或者在那早已面目全非的街区，坐在房屋旁边发呆。事实上，贫穷老人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孤苦伶行，无人问津。
　　年轻的穷人相比而言更容易进入人们的视线，不过，他们也很少走出自己居住的街区。有时候，耸人听闻的新闻报道会说，又有流氓团伙杀人放火了，这种报道会把他们的贫穷公之于众。但一般而言，他们并不会扰乱中产阶级街区的安宁。
　　最后，穷人在政治上也是隐身的。在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中，社会底层无法表达自己的声音，这真是个莫大的讽刺。美国的穷人基本上都没参加工会、兄弟会或者政党。他们没有自己的游说活动，他们不曾提出任何法律提案。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被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原子。他们没有尊严，没有自己的声音。
　　过去，一些势利眼还有考虑穷人需要的政治动机，今天，甚至连这种政治动机都已经没有了。因为贫民窟不再是强势政治组织的中心，政客们没必要把居民的需要当回事。对中产阶级来说，那种为生活困难的人维权的理想主义冲动早过去了，贫民窟也从他们的视线中消失了。只有一些社会机构还在跟穷人打交道，但他们却没什么政治影响力。
　　如果非得说穷人在美国的生活中有个代言人的话，这个代言人就是劳工运动。工会有自己的理想主义，即关爱他人的意识形态。而且，工会也明白，大量无组织的廉价劳动力的存在，会对各行各业的工资水平和劳动条件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工会提出的许多立法提案（比如扩大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的适用范围，将农场的民工组织起来）都表达了穷人的需要。
　　穷人隐身了，这是与穷人相关的最重要的事实。穷人不仅只是在改革的花言巧语中被人忽视、被人遗忘了；更糟糕的是，穷人压根儿就不在人们的视线中。
　　不妨把乔治·艾利奥特的《幸福的小树林》里的两段话作为本书的要旨：

　　牧场已被奶牛弄得寸草不生，远古时期的挤奶女工不得已跟随着部落四处流浪。自那时起，所有的私人生活都由公共生活决定着。在一间温室里，年轻高贵的菠萝爱上了美貌的卡梅利娅。即使在那里，他们俩也不用担心外头的雪雨风霜。温室的地下有个热水管装置，当园丁罢工或燃煤不足的时候，管子里就会流出易于冷却的热水。
　　我们将要回顾的生灵，不是活在溫室中的那些生灵。他们活在这个尘世上，饱经风霜。

　　四五千万美国人越来越遁于无形。这令人震惊。不过，另一件与贫困相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也同样重要：一个人要是投错了胎，出生在穷人家里，那么他最好选准时机，选一个大家都很穷的时间。
　　在《丰裕社会》一书中，J.K.加尔布雷斯详尽阐释了上述想法，他界定了当代美国贫困类型的“新颖性”。他写道，过去穷，是大家都穷。全社会的生活条件都好不到哪儿去，至少绝大多数既没有特殊技能又没有家庭背景的人生活条件不会好。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与今天的穷人不同，二三十年前，官员们还挺关切穷人的境况（如果有点势利眼的话）。移民聚集的贫民窟有选票；这些贫民窟为劳工组织提供了活动基地；在政治冲突时，他们都可以成为强大的力量。同时，新技术的发展需要技能娴熟、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劳动力，这为成百上千万的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最能说明穷人多数有力量的事，也许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产业工会联合会在几年间，组织了好几百万的工人群众。这个原本江河日下的专门面向高级技工的劳工组织，转眼间吸收了大量基础产业的员工。它借此向政府施压，而“新政”也在瓦格纳法等法律中将他们争取来的一些权益列入了法典。虽然这并没有根本改变美国的体制，却的确改变了美国产业工人的生活。
　　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进步，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当时，费不着你去写书谈失业和贫困问题。失业和贫困对全社会来说都有切肤之痛，卖苹果的甚至还侵占了华尔街。中产阶级的改革家对此深表同情，人们因为严重的危机而锐气进发、愈挫愈奋。
　　在20世纪30年代那些过上好日子的人当中，有些人靠的是自己得天独厚的个人天赋。但对大多数老百姓而言，他们靠的是天时地利，顺势而为，共同奋斗。有些人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们缺乏抓住新机遇的意愿。而绝大部分穷人之所以没跟上时代、脱贫致富，则是因为他们在错误的时刻站错了地方。
　　这些没跟上时代的人，就是那些没法组织工会的行业的员工，那些在南方打工的人，那些少数民族的劳动力，那些靠剥削劳动力生存的短命工厂的员工。他们中的有些人，当他们有机会融入经济主流时（比如，产业工会联合会就曾帮一些黑人找到了不错的工作），他们的表现并不逊色于任何人。作为一个群体，那些依旧穷困潦倒的美国人之所以贫困，主要原因并不是个人的失败。相反，他们全都是一个冷冰冰的进程的牺牲品，这个冷冰冰的过程让某些人享受进步，而让其他人遭受歧视。
　　福利国家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大规模的贫困孕育了福利国家，而福利国家给穷人的帮助却少得可怜。失业补偿法、瓦格纳法之类的法令，还有各式各样的农场项目，针对的都是城市的中间阶层，是工会员工，是上层人物，是大农场主。如果一个人的工资太低，他甚至不会被社会保障或其他福利项目覆盖。如果他被解雇了，他获得的失业补偿金会根据他的收入水平相应调低。
　　作为一项重要法案，社会保障法旨在覆盖每个人，不论是贫是富。但是，即便这样，穷人还是遭受社会保障法的歧视。多年来，社会保障待遇的水平甚至没法维持温饱。除了联邦政府的养老金外，中产阶级还可以通过参加工会争取来的私人养老金计划，通过参加蓝十字之类的医疗保险，获得补充保障。穷人却没法这样做。他们的生活充满辛酸，年老时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事实上，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从福利国家获得的好处最少，这一悖论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在另一个美国，此类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如，即使油水最终滴到了穷人的碗中，即使在穷人的街区建了学校，穷人还是遭受着剥夺。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无法抓住新的机遇。父母急着让孩子去工作；学生则像坐牢一样，盼着从学校“刑满释放”。
　　简言之，今天的穷人错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进展和社会进步。正如加尔布雷斯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历史上最早的少数派穷人，最早隐身的穷人，最早被政治家置之度外的穷人。
　　当千百万民众游离于社会进步之外时，也就迈出了走向新型贫困的第一步。那不是个别人的失败的问题，而是社会的产物。然而，历史事件一旦发生，它就开始决定个人的命运。
　　另一个美国新出现的穷人看着其他人走在自己的前头。他们继续住在破落的街区，人也往往变得萎靡不振。譬如在西弗吉尼亚的一些小镇，经常可以看见整片整片的社区破落不堪、死气沉沉。年轻一点的，有点闯劲的，都去城里了。留在镇上的，都是些走不动或是缺乏闯劲的人。整个社区都弥漫着失败的气息，结果把大公司都给吓跑了。
　　事实上，新型贫困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人们无法用简单的统计术语对它进行界定。一个关键术语贯穿本书的始终：志向。如果一个群体生机盎然，富有活力，有坚定的意志（如果他们有志向的话），那么，即使他们身居陋室，饥寒交迫，生活拮据，他们也不会山穷水尽。因此，正是在移民的贫民窟里，我们看到了美国梦的最佳展现。移民虽身在贫民窟，却志向远大，他们的心通向贫民窟以外的世界。
　　然而，新型贫困就是为磨灭人的斗志而来的。它是一堵将希望拒之门外的铜墙铁壁。另一个美国缺乏闯劲，没有开拓精神。那里住着的，有失败者，有背井离乡、在城市茫然不知所措的移民，有在孤独和贫困中苦苦挣扎的老人，还有被人瞧不起的少数民族。
　　过去，当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普遍都穷的时候，穷人是打成一片的。那些前程似锦、即将摆脱贫困进入主流社会的人，和那些前景暗淡、依旧穷困潦倒的人，都是住一块的街坊邻居。中产阶级兴起之日，也就是这种社区消亡之时。另一个美国这个隐形的国度，整个都成了一个贫民区，一个救济那些被社会抛弃的可怜虫、那些被经济大潮淘汰的失败者的现代济贫农场。
　　中产阶级再也不会想到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贫困，这对于改革及穷人的政治希望来说，都是一种打击。但更重要的是，穷人正在失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如果统计学家和社会学家真能测量像孤独那样细微的感受的话（下文将引用他们的某些成果，那么在另一个美国里，无依无靠的孤家寡人越来越多。他们脱离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他们信教的越来越少；他们不属于任何工会组织或俱乐部。外面的世界看不见他们，他们也因此而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他们的视野越来越狭隘；他们面面相觑，也就意味着他们看不到任何希望。
　　加尔布雷是最早著书描述当代新型贫困的作家之一，这一点值得肯定。不过，即便是他，也还是低估了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基于这一原因，看看他是怎么界定贫困的，实属必要。
　　加尔布雷斯认为，新型贫困主要包括两类：个别贫困与孤岛型贫困。个别贫困指的是个别人由于肢体残疾或精神残疾，无法与社会一同进步而遭受的贫困。孤岛型贫困存在于那些经济凋敝的地区，比如阿巴拉契亚山脉或西弗吉尼亚的煤矿区。
　　的确，身心残疾是美国贫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穷人的身体欠佳，精神不好。但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一个个别的“病例”，或是谁触了什么霉头。疾病、酗酒、智商低下，凡此种种，都是生活方式造成的。他们主要是环境的产物，而不是个别人倒了霉运。由于这一原因，靠应急救助是解决不了新型贫困问题的。如果要彻底解决另一个美国的贫困问题，就必须彻底铲除贫困产生的环境，而不是只对个别人进行救济。
　　然而，与个别贫困的想法相比，“孤岛型”贫困的想法或许还更要命。提起穷人的“孤岛”（或用更通俗的话说，“小块贫困地区”），意味着贫困只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无关紧要的小问题。这一概念很难描述美国四五千万穷人的现实。即使我们的生产在发展，即使我们创建了福利国家，这些人还是穷困潦倒。这足以说明美国贫困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即使在这些点上我们并不赞同加尔布雷斯的看法，加尔布雷斯的成就还是有目共睹的。他是最早了解这一现实的几个人之一，即美国穷人的数量虽然足以形成贫困亚文化，但这么多穷人却不足以挑战美国人的良知，不足以挑战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想象。
　　最后，人们或许会用一句话来概括当代贫困的新特点：穷人就是那些与社会进步脱节的人。但事实甚至比这还要残酷。五花八门的发明和机器提高了其他人的生活水平，却让穷人沦为牺牲品。穷人在国民经济中的位置是颠倒的，对他们来说，生产率提得越高，工作就越糟；农业产量上去了，肚子却填不饱了。
　　乐观派认为，技术进步会造福于人类。他们说，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将改善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事实上，对于美国的中间阶层和上流社会而言，情况也的确是这样。过去20年间，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显著的提高。这导致人们容易夸大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人们的斗争所起的作用（美国产联是有利害冲突的人组织起来的，而不是顺着经济发展的趋势自发产生的）。不过，对于那些能够紧跟技术进步潮流的幸运儿来说，这种说法也不无几分道理。
　　但是，如果你把这一理论告诉穷人，他们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会说：进步就等于贫困。
　　随着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受教育水平高、懂得如何操作机器的熟练工，地位获得了提升。但那些一开始就输在起跑线上的人，将发现自己又一次身陷逆境。二三十年前，在美国，大多数工人都没有上过高中。那时，工业生产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要求还很低。职场就像一个连续体：小伙子可以在16岁初中毕业后去当熟练工的助手，边干边学，逐渐掌握技术。
　　今天，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要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有高学历，必须一开始就技高一筹。如果没有高中学历，会被打入冷宫——去工资少得可怜的服务业当服务员，去破落的工厂当工人，去做清洁工和看门的。如果说，二三十年前，现在这些穷人的父母因为自己缺乏教育而受到惩罚的话，那么，他们的子女以后只会更遭罪。生产率的提高给其他人带来了更多的财富、更好的劳动条件，却威胁着穷人的生存。
　　技术革命甚至有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它会增加穷人的数量，使穷人更加软弱无力。虽然现在下这种定论还为时尚早，不过，我们却看到了一些很明显的危险信号。好几百万美国人靠吃救济为生。经济衰退时，他们都成为政府救济的对象（经济一不景气，纽约的福利开支立马跟着就上去了）。如果自动化技术继续像以往那样惩罚非熟练工和半熟练工，那么，美国的贫困人口还将持续增多。
　　更具破坏性的是，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分享了技术进步成果的人，有可能再次掉进贫困的泥潭。工会能发挥作用的都是些搞批量生产的行业，而现在这些行业正日浙萎缩。一个个工作岗位正在被人们摧毁。在这一进程中，那些工资水平还过得去的工人，那些工作条件还不错的店员，忽然发现自己竟然也成了穷光蛋。这对于40多岁的人来说，或者对少数民族的工人而言，尤其如此。一旦他们下岗了，他们想再找到一份类似的工作，机会相当渺茫。
　　这种现象是不是暂时的，是不是会殃及美国更多的穷人，现在做结论还为时尚早。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所做出的政治反应。如果不动真格的，不采取大规模的行动，那么，有朝一日，福利国家出现前的贫困状况又将再次成为美国穷人的真实写照。
　　20世纪60年代的贫困既是隐形的，也是新型的。这两个因素使得贫困更加难以消除。与过去的穷人相比，今天的穷人势单力薄。美国的贫困颇具有讽刺意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许多穷人把技术进步视为眼中钉，视为对自己生活的威胁。如果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来应对自动化带来的挑战，那么，美国的贫困问题在60年代还将继续恶化。

二

　　强大的传统势力和经济力量使得穷人俯首帖耳；许多人无意间也成了帮凶。人们之所以看不见贫困，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种种误解和偏见也让人们对贫困熟视无睹。有志之士如果想让世人注意到穷人的存在，那么，就必须先了解这些误解和偏见。
　　世人对贫困知之甚少，人们经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穷人之所以穷，因为他们好吃懒做。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有车。如果他们像我（或者我的父亲、爷爷）那样，他们也能养家糊口。但他们偏偏喜欢吃救济，骗纳税人。”
　　这种论调，通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但它却是导致穷人没法养家糊口的罪魁祸首之一。按照这种论调，有些美国人是因为好吃懒做而选择了穷困潦倒（我是这样写了，但我并不认为真的是这样）。穷人之所以像今天这个样子，真正的原因在于他们认错了爹娘，生错了地方，入错了行，长错了肤色。一旦犯了那种错误，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会成为有志者事竟成的道德楷模，但绝大多数人甚至连脱贫的机会都没有，终生贫困潦倒。
　　对此，有两种说法：穷人被恶性循环缠住了；或者，穷人在贫困文化中苟且偷生。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界定美国当代的穷人：由于个人无法控制的原因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决定一个人能否成功的所有关键因素，都在跟他们作对，他们生来就注定要走下坡路，大多数一直贫困潦倒。他们是牺牲品，生活的沉重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最常见的贫困恶性循环是这样的。穷人比其他人都容易得病。这是因为，穷人住在贫民窟里，拥挤不堪，卫生条件恶劣；他们填不饱肚子，缺乏像样的医疗保健。生病以后，他们卧病在床的时间比其他人都要长。由于他们老是生病、生病后老是久治不愈，工作受影响，难以稳定就业，收入减少。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住不起好房子，吃不好饭，生病时请不起好医生。在这一恶性循环的任何一点上，尤其是当得了大病以后，穷人的境况会变得更糟，然后开始又一轮恶性循环，如此循环反复，每况愈下。
　　这只是恶性循环的一个例子。对于贫困的恶性循环，美国的穷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而这些体验也将在本书的各部分详细以描述。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不论贫困恶性循环的表现形式怎么变，其模式却是基本一样的。
　　个人通常无法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穷人群体也打破不了这种恶性循环，因为穷人群体缺乏社会能量和政治力量去将自己的苦难变成正义的事业。只有依靠社会的力量，动用各种社会资源，才可能真正帮助这些穷人自助。然而，那些能够扭转乾坤的人，却往往因为他们的无知和自以为是的道德论调而拒不采取行动。他们把贫困的后果——首先是贫困造成的穷人心灵的扭曲——当成穷人的主动选择。要打破这种偏见，就须了解贫困的恶性循环。
　　美国的贫困是一种文化，一种机制，一种生活方式。对于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人们的描述手法甚至还要丰富。
　　海明威和S.司科特·菲茨杰拉德有一段轶闻。据说菲茨杰拉德曾对海明威说，“富人是不一样的”。海明威答道：“没错，他们有钱。”在这次交锋中，菲茨杰拉德要胜出一筹。他明白，有钱不是一个像银行存款那样简单的事实，相反，有钱是一种看现实的方式，是一系列为人处事的态度，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富人是这样，穷人更是这样。贫穷渗透到了穷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牙齿的好坏，他们相爱的方式，等等。这对于海明威那样的美国中产阶级而言，有时是很难理解的。
　　比如，穷人的家庭结构就与众不同。在穷人中，单亲家庭、未婚同居、早孕的比率很高；而根据金西的统计分析结果，穷人对性的态度也迥然不同。由于上述种种因素，数以十万计（或许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穷人子女，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家庭稳定，什么叫“正常的”父爱、母爱。
　　警察或许是个更好的例子。对中产阶级来说，警察保护着人们的财产，给人指路，还时常帮帮老太太。但如果你是城里的穷人，那么，警察就是来抓你的。在警察眼里，几乎所有的贫民窟都在蓄谋于违法乱纪的勾当。如果有人走上前来说要找某个人，大家都会说没听过有这个人，即使这个人就住在隔壁。对于贫民窟的人来说，局外人包括“警察”，收税的，侦探（在黑人街区，人们将这些人戏称为“那人”）。
　　在我写这本书期间，我曾因为参加民权示威而被捕入狱。我被关进一间牢房里，待了一夜。这次经历让我切身体会到：城市的监狱是美国穷人经常光顾的去处。我在牢房里碰见的那些人，几乎全是穷人：住在贫民区的白人，黑人，波多黎各人。警察之所以先把他们逮起来再说，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穷（如果一个人穿着体面，文质彬彬，貌似有些势力，警察在逮捕他前会好好掂量掂量）。他们没钱交保释金，没钱请律师。或许最重要的是，他们会逆来顺受，像个木偶似的等着警察提审。他们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结果或许还真能“心想事成。
　　简言之，穷人有穷人的语言，穷人的心理，穷人的世界观。贫困，意味着你是一个外人，在一种与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中长大。人们可以用统计数字来描述贫困，也可以把穷人作为一个群体来分析。但如果我们要把他们看清楚的话，除了社会学家之外，我们还需要小说家。他们需要一个美国的狄更斯，来记录他们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不是狄更斯。然而在本书中，我还是试着去描述统计数字背后的一张张脸，告诉人们美国穷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为了叙述的方便，我先从大群体谈起：被剥夺的工人，少数民族，农村的穷人，以及老年人。接着，谈一下三个案例，这几个案例反应的贫困相对而言没那么普遍，其中一个还有点搞笑的意味。最后，我会谈一下贫民窟，谈谈穷人的心理。
　　贯穿本书的是我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无法用官方的数据来验证，甚至也无法用人们对美国穷人的印象来印证。它是一个伦理命题，简单说起来就是：在一个技术水平能让每个人都过上体面生活的国度里，出现这种贫困是一大丑闻，是伤天害理的。只有从这一假设出发，人们才可能透过表象，看到四五千万隐身的美国人，看到另一个美国。我们必须用心观察，才能消除我们对穷人熟视无睹的毛病。对事实，人们可以狡辩，找找借口也就过去了；在我们国家，有那么多人没有尊严地活着，却是说不过去的。
　　当我们看见穷人的时候，我们该怎么跟他们说呢？我们是否应该跟他们说，你们过得比印度的穷人好，比意大利的穷人好，比俄罗斯的穷人好？这种话虽可以说，但太没心没肺了。我会换种说法。我会告诉每个衣食无忧的美国人，在我们国家里，本可以让人人享福，然而现实中却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遭罪，身心受到摧残，这是不能容忍的。我比较的标准不是过去的情况有多糟糕，而是如果我们采取行动的话，他们的境况会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