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行动者还是受害者？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1997）

第七章　行动者还是受害者？

——可悲的国际炒家和重新变得顺应形势

　　“女士们，先生们，我早就知道，一切事物都是错综复杂的，如同我们生活和作于其中的这个世界一样。”

　　——奥地利联邦总理弗雷德·西诺瓦茨
1983年政府声明

　　防备谋杀的人身保护措施，依然像天气一样令人提心吊胆地变化无常。凡欲参加在纽约东河畔召开的举世瞩目的联合国会议的人，在经过严格询问之后，才能得到一张醒目的封在塑料膜里的证件，接着还必须在长龙似的队伍里等候令人不快的检查，最后进入联合国总部。总部是近50年前根据建筑师勒科尔比西埃的开放和令人感到亲切的设计思想建造的。人人都要扫描，每只手提袋都要透视，甚至专人检查。恐遭谋杀的心清无处不在。
　　当然，谁与秘书长有单独约见，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检查口。自报姓名就可以了，值勤人员也不查看什么证件，在总服务台打过招呼之后，便可以畅通无阻了。然后，在联合国大厦39层，迎候宾客的是平淡无奇的权力标志，一种拒绝来客的枯燥气氛和一个使人变得渺小的巨大空间，但是没有武警。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生活在随时可能受到攻击的危险之中。同许多世界知名人士一样，他本人比电视屏幕上的他要矮小和虚弱得多，持续不断的冲突由于他要在全世界进行斡旋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1996年7月22日，他从早晨三点就开始忙碌起来，他试图提醒世界共同体，以免它再一次只能对一场冲突的后果作出反应，但是他的努力失败了。他被告知，在布隆迪至少有300个胡图族人被谋杀。迹象表明还将有进一步的大屠杀。然而，法国却沉默不语，美国亦然，最终是克林顿政府忙于奥林匹亚的竞选。
　　全球化问题是一段时期以来折磨着布特罗斯一加利的主要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把自己每天15小时的工作时间又延长了一小时。“不仅是一个全球化问题，而且有许许多多的全球化问题，譬如信息全球化、毒品；传染病、环境全球化问题，当然首先是金融全球化问题。此外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因为全球化以极不相同的速度在发展”，他缓慢而温和地说道。“例如，我们上次在那不勒斯世界大会上谈到跨国犯罪，但这与犯罪全球化的速度相比，仅仅是一个非常缓慢的反应。”
　　加利说，各种各样的非同步的世界变革“使这些问题变得错综复杂，而且可能引起严重的紧张关系”。民主的前景令他忧心件件。“这是真正的危险：是一种独裁制度，还是一种民主制度将操纵全球化？我们迫切需要促进民主化的议事日程和全球计划。”这对联合国组织的各成员国及其相互关系都适用。联合国首脑警告说：“如果在一些国家维护民主。而全球系统却受独裁制度支配，从而受技术官僚的支配，这对我们有益吗？”
　　全球化的结果是，“个别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日趋微小，而国际炒家的能量例如在金融领域日益扩大而不受任何人的控制。”与加利经常保持接触的这些至关重要的政府首脑意识到这一点吗？“没有，”’联合国秘书长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们作为他们的国家的领导人，还始终认为他们支配着国家主权，可以在一国范围内来处理全球化问题。”他用外交家的口吻补充说：“我当然不怀疑政治领导人的聪明才智。”
　　然而，这位亲自总结了担任开罗政府成员达14年之久的经验的埃及人脱口而出：“政治领导人的确在许多领域不再拥有真正的决策主权。但是他们以为他们还能亲自处理一些重要问题。而我认为，他们只是幻想，想像事情大概会如此。”
　　加利认为，昔日对令人精疲力竭的日常事务妨碍政治家去思考长远问题的抱怨，今天在全世界都是合理的。“在一个很穷很穷的国家，在中非任何一个地方，可可或种子的价格变动都像下雨或不下雨那样重要。因为无人知道全球化进程。相反，在一个像德国那样致力于两德统一的那么强大的国家里，政治领导人认为，全球化可与环境问题同等对待，因为人们可以留待以后解决。”
　　这个灾难性的战略的见证人和受害者是克劳斯·托普费尔。他曾多年担任德国的环境部长，现任联邦建筑部长。“我们至多事后评头论足，而且乐于在可疑的情况下视而不见，因为我们害怕这项艰巨的工作。”他于7／的一天下午在波恩，在他直接从柏林返回之后和直飞纽约之前作如是说。“我们也许是下意识地视而不见，因为我们想解决的这一切问题几乎是太难了。”
　　托普费尔干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大会上以南北之间调解人而令人敬仰并因此出名。美国政府在这段时期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冷战中“练就的在双边谈判中与对方周旋的方法”（托普费尔语）突然对它不起作用了，否则美国政府在国际争论中总是占上风的。在这位国际谈判者施展了他的令人惊叹不已的里约高招（这一高招甚至使这位德国部长得到了《纽约时报》的赞扬），四年之后，如今也只好摇着头来评论摆在他面前的这难烂摊子。
　　1996年春，他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森林中的名牌大学——达特茅斯大学远留了一段时期。这位昔日的大学教授说：“我不想灰心丧气地说，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令人难以置信的印象，这就是那里的大学生，甚至教授和讲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说在即将来临的气候变暖的情况下有两种可能：或者科学预测有误，那么就万事大吉了战者科学预测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不是因为公民们从心理上不能接受这笔费用而不能阻止这些后果的发生。因此，从政治和社会两个方面来看，为防止这些后果所必不可少的经济结构改革是不可能进行到底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代年轻科学家和未来的领导力量带着这种自私自利的或许还不是那么玩世不恭的态度，开始进入21世纪。基督教民主联盟最有名望的政治家托普费尔以他自己的全部经历“感到惊讶不已，问题的全球性竟会如此之快地发展成为最迫切的任务，发展成为一种挑战。对于这种挑战，人们只是刚刚着手去解决，不然就不存在问题了。我认为，里约热内卢会议的结果具有较大的预防危机能力。然而所有这些条约和协议很快便扔进箱子，箱上写着：待经济状况良好时再打开”。
　　伟大的政治家们闭上眼睛。没有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什么都办不成，然而在美国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关于能源税讨论的这段苦难历程依然历历在目”，托普费尔指出并分析了比尔·克林顿及其全体有关人员在1993年春着手进行的有关生态税的草率尝试。阿尔·戈尔1992在里约热内卢应邀以美国参议员的身份踏上科帕卡巴纳时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带来希望的人，他作为副总统，依然应该对他在自己的畅销书里宣传的“通往平衡之路”全面负责。在像人民党一样行动的克林顿一戈尔班子（这位知识渊博的副总统必须自己很快在这个班子里树立形象，以便在2000年被选到最高的位子上）在最近的竞选中获胜后，托普费尔还悲观地说：“我不相信，在美国一个人表现出生态方面的明显倾向会是他获得总统职位的良好开端。”
　　与此同时，还在1994年9月，恰恰是柏林墙倒塌5年之后，在具有5000年历史的古老开罗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口会议期间，就显露出了令人振奋的新的世界前景。那时，阿尔·戈尔面对来自155个国家的代表慷慨激昂地（美国人通常只是在为自己的国家欢呼时沉浸在这种激情之中）赞扬印度南部喀拉拉邦推行的谨慎周密的保健制度。就在这里，仇视美国制度的人统治了这个联邦国家达几十年之久，他们简直就是共产主义者。
　　“结果，人口增长率几乎下降到零”，这位美国副总统惊讶地说。他甚至自我批评地承认，对像喀拉拉邦那样的结果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见解注意得太不够了”。他想现在就“消除界限”。空话！
　　聚集起来开会的世界共同体只倾听，但沉默不语。当戈尔像个爱激动的小伙子那样向大会讲述四年前某个星期天的早晨时，他终于得到了热情洋溢的掌声。在那个早晨，他与自己最小的儿子出神地坐在电视机前，共同享受“勇敢而又有远见的纳尔逊·曼德拉”——他也是一个被长期排斥的共产主义者——获释的欢乐。
　　这位能干的美国副总统刚刚动身，克林顿的亲信蒂莫西·沃思就接过美国代表团的指挥权。这位哈佛和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在总统于1993年任命他为美国第一国务秘书掌管“全球事务”前，就是国会自由派代表之一。沃思在开罗热情洋溢地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而且对“奇特的联盟”报之一笑。他兴高采烈地谈起与美国的敌对国伊朗政府代表的会晤，说：“现在伊朗完全支持我们在计划生育方面的立场。”
　　与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相比几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如果说乔治·布什的共和党人以作为愚昧无知的阻碍进步者而沾沾自喜，那么克林顿的民主党人则在尼罗河畔把自己塑造成灵活的促进者。看来，他们几乎是轻而易举地适应了这个新的但混乱不堪的不结盟世界。他们论证说，人口政策必须有利于大家，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这听起来是那么令人信服，那么有说服力，以致连本地的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者都不再能得到他们的埃及同胞的支持。
　　这些长期遭人憎恨的美国人突然变了，他们在人类问题上显示出与变化了的现实相适应的合格的、自由的“领导能力”。戈尔和沃思两人都是老练的全球活动家，他们放弃了幕前的大国姿态，但是，无人能够摆脱他们的扭力，避开他们的诡计。“人们长期否定这样一点，即‘放眼全球，着手本国’这一警句已明显地变为现实。”人们渐渐会产生这种感觉：可以通过新的国际机构而不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来统治人民。沃思说：“世界新秩序是在这样的联合国会议上勾画出来的。”而像波斯尼亚或卢旺达等国中的行动不过是“投入消防队”而已。
　　几个月过后，几乎没有一个有识之士比戈尔更清楚地说明了沃思：美国政府从机会主义立场出发，面对着它的不可靠的选民，把不管什么样的看风使舵的人推举出来。金里奇的激进派共和党人在1994年11月大会上竞选获胜后，沃思在1995年1月哥本哈根世界社会福利首脑会谈中大为逊色。他无精打采地颤动着薄嘴唇，严厉拒绝各种团体的建议，不断提到“美国国会中共和党的多数派，他们把我们的国际义务搞得难以履行”——这纯粹是顺应形势的态度，而不是勇敢的但同样也是易被攻击的领导了。
　　沃思以新国会执政者的风度宣布仪式结束，“而每次在联合国会议最后一天的午夜，桌上总是放一大堆钱，用来分发”，但这是“旧思想”。因此，克林顿政府在1996年针对联合国进行了一场有失体面的宣传运动，无缘无故地换掉布特罗斯一加利，以便在自己的不了解内情的、敌视联合国的选民中争取选票。
　　国际活动家评论说：不是慎重行事，而是匆匆忙忙地作出反应，不是谨慎地防止错误发展，而是慷慨地补救，这些做法在重大政策中已不再可能了。米歇尔·康德苏作为华盛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是政界和金融市场领域之间的中间人。他强调说：‘我们必须懂得，无论我们采取行动，还是不采取行动，总会产生世界性的结果。”他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付基金中拿出1亿8千万美元，准备解决21世纪的第一场危机。他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他在1995年三月的墨西哥黑夜行动辩解。康德苏还有这种信念：“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已经不能再不顺乎潮流了”。他不容别人怀疑，华尔街及其基金公司的经理就是如此，他们说：“世界掌握在这些家伙手中。”
　　“这些家伙”——正像康德苏用英语称呼他们那样——直截了当地驳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的评论。他们论证说，不，他们也没有坐在驾驶台上，也没有责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不是我们有权，而是市场有权”——从刚在纽约派克大街为瑞士银行联合会建立了赫奇基金会，即风险很大的投资基金会的迈克尔·斯诺，到华盛顿的几十亿美元投机家史蒂夫·特伦特都这样说。从特伦特高雅的鹊巢式办公室一眼望去，白宫犹如一座不起眼的简易房屋。
　　“比方说，请你们想想比利时或奥地利，”特伦特说，“的确有一些国内的投资者带着自己的钱到处流动，因而在各自的国家造成问题。假如风险少，预期收益高，奥地利和比利时的保险公司和银行就会把越来越多的积蓄从自己的国家投到例如阿根廷。那么，它们为何那么做呢？它们是为奥地利投资者和它们的奥地利顾客办事。为自己作出最佳决策的不是美国的金融机构，而是一些个别的决策人。但是这时您不会要求我们作为全球投机公司对由此产生的国内货币贬值或大规模资金外流负责。我们至多在一些大国的市场上运作或用一些有影响的货币经营。”
　　纽约的穆迪投资者服务部副经理文森特·特鲁格亚的辩解②编排得更简单。“我们的咨询服务部以自己的三个A成了市场的比喻。要知道，我们不会巴结个别国家或公司。我在自己的工作中只想到那些把自己的钱投入基金的老祖母。她们指望获取尽量高的利率。不管是因为她们除了这一指望以外没有正式养老金，还是仅仅因为她们的子孙们只能靠这笔资金的收益上一所好大学，而这样的大学的收费是很高的。假如我帮助了这些老祖母，我就是帮助了所有投资的人。”
　　奥地利经济学家费迪南德·拉齐纳在1995年4月退出政府的政治生涯时是欧洲最有经验的财政部长，他亲眼目睹了下述情况，来自基金会和工业方面的投资者们在世界范围内的新的独断专横，可以对一个小国产生何等影响。“投资基金的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过问政治的，”拉齐纳评论说，“市场的自由化仍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不时发现，“所有口头上拥护竞争的人，很快便认为，一旦发生真正的竞争，市场就受到破坏，就需要国家资助和补助”。
　　虽然在欧洲联盟内部补贴是禁忌的，“但是现在照样有许多税收优惠。某个投资者在挑选投资地或某个工业企业在建一个新工厂之前，投资者或企业就会明确地提出问题，税收螺丝是否会拧得更紧，会对谁拧紧”。企业在以前例如建立一个炼钢厂需要几十年时间并创造了几千个工作岗位，而这些决策的实施在微电子时代，在西门子那里“往往只不过几年就行了，而且只能创造出几百个工作岗位”。具有“越来越大的压力”的全球化，大大削弱了一国的主权，拉齐纳现在主管奥地利储蓄划汇信贷银行，他承认说：“哪个政治家会乐于承认他实际上是为形势所迫而无所作为呢？”“
　　在柏林墙倒塌之际向无边界的市场打开了世界的这个最后三分之一地区的大门的人，肯定不是始终不渝地相信自己会重新上台相信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信心十足地享受1995年9月他在费尔蒙特大饭店那个值得纪念的大会上博得的掌声。加利福尼亚也许是注意到东方的根本变革的最后一个至关重要的大州，而现在它是戈尔巴乔夫在那里依然作为英雄受到颂扬的世界上最后一个地区。“国际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位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苏联总统在美国资助者为他租用的费尔蒙特的套房里叫道。““政治跟在事件后面跑。我们犹如消防队在欧洲和世界救火。我们大家行动得为时太晚。”
　　这位传奇人物犹如一头凶猛的、准备出猎的美洲虎，鼓足劲工作，但自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以来就感到若有所失，他抨击“正在形成的社会两极分化，将导致分裂，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出现阶级斗争。这不是我们的需要，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合作和互助”。
　　美国媒体巨季特德·特纳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在费尔蒙特下榻时也对合作这一口号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特纳洋洋自得地指出，他的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除了引起轰动的时事外，也给长远的决定性的论题腾出许多播送时间，从而发掘了“一片天地”。譬如1994年在开罗召开世界人口会议时他表明了他十分关注节育问题。他的全球节目激励这个会议成为“历史事件”。任何一个谈判节目，由于加上了一个投入百万预算制作出来的关于全球人口过剩问题的特别节目，而不再让人感到枯燥乏味。
　　有线新闻电视网的同仁们面对明显的操纵这一批评，总是用一个危险的理由即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一“非常美好的事业”来应付。在联合国组织发出正式邀请的场合，特纳的亲信醉心于同老练的有线新闻电视网的女监制者们竞争，看谁把“特德”和他的奥斯卡金奖得主“简·方达”夫人引上真正的绿色航线。被《福布斯》杂志视为地球上400个最富裕的人之一的这位男子汉，在他同别人的私人谈话中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他已明白今天的危险是什么。“这些亿万大富翁们忙于将他们的中层管理人员在他们向公司提出养老金要求之前把他们解雇。我们在这里，就像在墨西哥和巴西。那里的富翁与好莱坞的一样，都生活在高墙深院里。我的许多朋友因害怕被绑架而雇用了一批保镖。”
　　这些超级富翁们每年用于社会和生态的捐助远远少于普通的百万富翁。这位古板的白手起家的亿万富翁在亚特兰大防卫简单的有线新闻电视网中心对此表示愤愤不平。“这是闻所未闻的，”特纳说道，“联邦政府无支付能力，各联邦州政府无支付能力，市政府也无支付能力。所有的钱都在这些少数富翁手里，而他们这些人都一毛不拔。这对他们、对国家来说是有危害的。我们或许会经历一场新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另一位夫人笛法尔格一边不停地编结一边观看：是什么样的人在小牛车上被拉到市区广场上，‘咋嚎’一声，他们的头就掉了。”
　　这位有线电视无知为捐助一些大学和发起环境保护，于1994年割舍了2亿美元，因而心情沉重。“我签署汇票时，手直发抖，因为我知道，我这样做就从争夺美国首富的竞争中退了出来。”不是他乐于施舍，而是担心社会会倒退，这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尽管是违反常情的。特纳是当运动员时才出名的，他认为，“《福布斯》杂志列出的400人名单毁了我们的国家，因为新的超级富翁并不会因此就打开他们的一捆捆钱。”他想提出创议，即把最慷慨的捐赠者重新排名，同时实施一项削减财富协议。“如果我们每人都放弃一个亿，我们大家在名单中的顺序就会一起往后挪。”
　　特纳在这次施舍事件之后的顺序排列仍居高不下，他在亚特兰大和好莱坞的生意红红火火，他很快就做到了通过美国HBO电视公司的有线频道转播消息和文献片。这是一笔新的超级生意，这笔生意是1996年7月于亚特兰大奥运会妇女自行车竞赛赛道旁的转播站里苦思冥想出来的。当然，特纳也关心他的媒体王国的前途，因为预先确定的前进步伐对他的快乐的孩子们来说是太大了。市场获胜了，这对大家是好事，其他一切事情只是顺应形势的问题。
　　“当然，只有当我们意识到变革的必然性时，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多年的会长特尔·内克尔在欧洲作了让步。海尔曼·弗兰茨是西门子公司13年的董事会成员和该康采恩监事会的现任领导，在世界市场竞争的海洋里他也站在企业这艘航船的指挥台上。这家跨国企业年复一年地宣布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利润，1995年它在世界上利润为12．7亿美元，比1994年多18．8O。然而，这个拥有38二3万名职工的德国第五大的世界康采恩却在进一步裁减劳动力。
　　“你们看看，”佛兰茨在座落于慕尼黑维特斯巴赫广场旁公司中央的巴罗克式大厅里说，“在纽伦堡，一个妇女为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电缆杆，我们要为她的每小时工作付费45马克。而在立陶宛还不到1马克50芬尼，而且还免费为我们提供车间。因为我们确实也必须为大众汽车公司着想，生产的东西要尽可能物美价廉。”o看来，对这个新的社会问题的顾虑和不安，苦苦地折磨着西门于公司的这位前任领导，他总算还预见到，它面前将“出现阻力”，不过他马上又补充说：“当然工业对此不负责任。”于是，弗兰茨本人成了他自己亲手编织起来的这张网中的囚犯。他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分裂的加速，并且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世界市场规律的忠实执行者。西门子公司是一个在全球活动的企业，它虽然在德国有自己的总部，“但是我们对世界各地的我们的所有员工都负有责任”。假如欧洲联盟想分裂的话，这个康采恩就得——尽管是心情沉重的——把自己的总部迁移到美国或远东。首先在东部有新的机遇，国际炒家将会蜂拥而至。弗兰茨在1993年就预言德国是一个将进行根本变革的国家：“我们大家都必须知道，在我们这里劳动太贵，尽管许多雇员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同时，弗兰茨说，“我们将告别在德国的许多单纯的工业活动。越来越多的有血肉之躯的人的劳动必定再次代替银行和咖啡馆的自动装置”，与之相应的是降低工资，顶多也许是领取非常低的工资。
　　这是引人注目的命题，尤其在德国，会给人们以刻骨铭心的感觉。因为在欧洲共和国的一些管理者中有一种奇怪的。模糊的恐惧感在作祟。而且他们越来越频繁地在小范围和知心朋友中考虑这个不可估计的风险，他们在新的全球性的“卡西诺一资本主义”（英国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语）中冒这个风险，或者宁可认为是不得不冒这个风险。必须开辟中国、南朝鲜、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所有这些有希望的市场，一些工业界头面人物公开说道，不然就会错过增加销售和提高利润的机遇。再也不可在近东和亚洲的冒险中高枕无忧了。
　　“主要问题是这个世界的文化体制截然不同”，总经理安东·施奈德这样开始他的分析。施奈德是一个“高山牧场上的牧民”，布雷根茨森林奶酪厂奶酪师傅的儿子。他与七个兄弟姐妹一起在瑞一奥一德三国的三角地长大，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左翼工会经济学家，他从波士顿国际工业咨询公司的咨询人开始发迹，于1995年被推上科隆的奄奄一息的克洛克纳尔一洪堡一多伊莎康采恩主管人的交椅。
　　“一些人叫做公平竞赛或公平对待的东西，对另一些人从文化角度来看是根本不可理解的。例如，一个朝鲜人毫不思索地推行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并对世界说，这就是公平竞争，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想像的。而沙特阿拉伯人的确令人震惊，他们是新的国际贸易组织的成员，而且还受到美国人的良好保护，然而他们却有另外的价值标准。这是这个计划，即创立一个在世界范围内融合成一体的市场的计划的根本性错误。”
　　施奈德说，欧洲西北部和美国在200年中实现了比较纯正的新教资本主义和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我们原则上坚持这种市场经济。在天主教领域内人们也许更能违反教规，但也更能忏悔。相反，在亚洲的佛教领域内并不特别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教规，在那里，这样的国家和家庭为数不少。
　　全球化把所有公司和国家的竞赛者聚集到一起，就像在足球世界冠军赛中那样，打个比喻，这就是说，在重大的经济决策领域里尚无共同的比赛规则，更谈不上秉公执法的裁判员了。“确实如此”，克洛克纳尔一洪堡一多伊获康采恩的主管人说。“许多种文化带来完全不同的比赛规则。我根本不想评价这一点，不管这些比赛规则现在是好是坏。总之，许多新的竞赛者和球队根本不知道也不理解，什么是公平竞争。”
　　施奈德总结说：“我相信，几乎所有的欧洲大公司都被理解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或者有人会真的相信，欧洲的任何一个大康采恩的投资在中国？一个也没有，因为人人都知道，那里没有任何保护我们的权利的法律制度。当然，这不只是中国的情况。没有投资保护，没有知识保护，人们可以把这一切统统忘掉。每个已签约的合资企业最长寿命是30年，然后这一切都归中国人所有。”
　　那么，为什么要承担这个世界范围内的义务呢？“我们必须那么做，”这位工业界头面人物回答说，“我们想参与这些市场，而且正是借助它们提供给我们的条件闯进去。我们必须进入这些市场。因为我在这些市场上是竞争者。这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也许谁也不会那么认为。”
　　当然，恐惧——这些首席经理就像民间的传说那样了解这一点——是一个拙劣的忠告者。我们一如既往地采取这种态度：重大错误看来是难免的。如果谁身为主管者把面对当前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的忧虑加以隐瞒或者无限扩大，那么很快就会传播开这样的危险：采取过分的改组、外移和缩小，与其说会起到挽救作用，不如说会起到破坏作用。但是，大凡逃避新时代，或只是小心谨慎地试图尽量不犯错误的人，几乎把一切都搞错了。
　　那么他们又是什么呢，这些政治、金融、媒体和经济的国际炒家：仅仅是被驱使的追随者还是蓄意的行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