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8日：事情就这样简单。到延安去，我们得往西走三百英里。徒步和坐骡车！得过河入陕西。到了陕西境内还得过两条大河。（当然是没有桥！）前面还有丛山。可是对于八路军的战士们，这一切都好像是平淡无奇的。
　　在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以前，我在这座空城里逛了一阵，在街上用一元四角钱买了四分之一只小猪做食品。不分昼夜，一、二十个一批的伤员陆续从前线退下来。城里已经可以很清楚地听见敌人的炮声。
　　我们跟着一个四十二辆大车的运输队离开了高显，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每辆车由三头骡子拉着。天气很晴朗。我走在运输队前面，呼吸着凉爽干燥的空气。沿途有许多城镇，但是由于日军迫近的消息，居民把城门都关上了，我们只好在野外绕过了城墙再走上大路。
　　我们第一次遇到敌人是在下午，离开高显只有四个小时。我正在第一辆大车旁走着，忽然看见离我们左边两英里的地方有两架轰炸机向南飞行。它们立刻发现了我们。四十二辆大车从前到后有四分之一英里多长，附近既没有高射炮，全省也找不出一架中国驱逐机。我们一定使他们垂涎三尺！我们好比一群鸟，坐在那儿等人打死，他们就果真下手来打我们。有一架在高空盘旋，另一架从我们头上掠过去，离地面不过五百英尺。我们的护送队里有五个大人和五个男孩，总共只有五支旧步枪。我和赶车的以及护送的人一起从车旁跑开，伏在地上，附近找不到一块石头、一棵树可以给我们一点遮掩。
　　当我们望着的时候，第一架轰炸机回来了，飞得低到我能够用一个棒球击中它。它向运输队前面投弹，但是没炸中，差着五十英尺的样子！它向最后面的车辆飞过去，又投下四颗炸弹，这次可见效了。这次我听见炸伤的人的喊叫。
　　我们一共有四个人受伤，还有十五头骡子炸死，十二头骡子炸伤。李少校立刻付现款给赶车的，赔偿所有炸死的骡子，每头赔一百块银洋。我发现这是八路军一贯的政策：从老百姓那儿无论取什么东西都要给钱。
　　我医治了受伤的人，我们把炸死的和炸伤的骡子从炸坏的大车上卸下来。我们现在只剩下二十辆车了，还不到出发时的一半。我们在满天阴云的黑夜里赶路，睡在大米包上，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震得骨头发疼。
　　3月1日：清早五点钟，我们又到了汾河岸上，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小客店。我们在硬梆梆的土炕上睡了四个小时，九点钟起来吃早点，吃的是酒酿，里面打了一个鸡蛋。
　　在我们对面远远的河岸上是绛州城。我们听说日军正在迅速地从临汾沿着铁路推进。我们现在成了后卫队的后卫了——我们和这些步行着的伤员！
　　我们渡河到绛州的时候，日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了一早晨。这儿河面有二百码宽，水很浑，有半人深，流得很急。
　　绛州在一座小山顶上。当我往山上走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法国式的天主教堂的两个尖塔。我奔向这个教堂。除了一些商人和乞丐以外，这座城整个空了。我觉得这事很有意思：只有这两等人没走——比较有钱的人和赤贫的人。这些有财产的人等候着日本人到来，心里不免有些害怕恐慌，但是他们的财产比害怕重要得多。他们宁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守着他们的财产，而不愿与他们的同胞一起争取自由。天下乌鸦一般黑！
　　在教堂里我看到一座普通常见的教会住宅，里面住满了避难教徒的家属。教堂里有一个天主教传教士，一个荷兰神父和一个法国神父。他们热忱地欢迎我，开了一瓶红酒，给了我一支很香的雪茄烟，并留我过夜。我们谈得很投机，大部分用英语，夹杂着一点法语。
　　他们预料日军会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内来到。我问他们打算怎么办。他们耸耸肩膀。日军对基督教徒不是和对中国人同样地残酷么？难道他们期望侵略者会尊重教堂尖塔上的法国国旗吗？他们承认以前发生过“不幸的”暴行，并且杀死了几个传教士，但是他们一定要和他们的教民留在一起。我佩服他们的勇气。第二天我向他们告别，感谢他们招待的时候，他们当中有一个说：“我希望我们在世上能够再见到。不然的话，就在天堂。”
　　我们等脚夫把所有的米都背过河以后，在下午一点半出发。我们离开绛州的时候，听说日军离那儿只有二十五英里，他们的骑兵离得更近。有这条河把我们和敌人隔开，使我们心里轻松得多。
　　到傍晚我们已走了六十里（二十英里），一路都是步行，然后在一个名叫岐山的小村子里过了夜。
　　3月2日：我们很早就动身。除了我们的步行的伤员以外，路上看不到一个战士。
　　我走在两辆大车前，看见前面有一个年青人不时停下来休息。等我赶上他的时候，我看出他呼吸很急促。他是个年仅十七岁的小伙子。他的褪色的蓝上衣上，有一大块变黑了的旧血渍。我强迫他停住，给他检查。他在一星期以前肺部被枪弹打穿，现在右胸上部的前胸壁上有一个正在严重溃脓的伤口。伤口从没上过药。枪弹射进了肺，又从背后穿了出去。胸腔里一直到前面第三条肋骨都有液体。心脏也往左移了三英寸。这小伙子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步行了一个星期。假若不是我亲眼看见，我是决不会相信的。我把他放到我们的大车上。当这辆骡车在那尘土飞扬、崎岖不平的路上慢慢地走着的时候，他躺在车上，很痛苦地咳嗽着。
　　今天我们只走了二十英里。我们和紧跟在后面的日军之间没有一点遮拦。这实在使人毛骨悚然！
　　3月3日：今天我们到了河津县。满城都是阎锡山将军的本省军队。我们终于追上中国军队了！我们听说美国长老会医院已在一个月前撤退。教会走了一个星期以后，从北面来了五百个伤员，而本地已没有医院给他们治疗了。
　　我在一家“店”里找到了这城里唯一的“医生”。他一身兼任医生、牙医及药剂师——其实就是一个江湖郎中。他的店里有好些伤员等着上药包扎，每人收费一元钱。我买了一小卷值五角钱的纱布，他要了我四元钱。
　　当地的部队似乎没有什么纪律。我们听说有的士兵不服从长官。据说老资格的军官还剋扣士兵的军饷，虽然他们的军饷本来就少得可怜——除了伙食和制服以外，每人六元钱一个月。我们又听说有些部队已经许多月没发饷了……一塌糊涂！
　　3月4日：今天是我的生日——四十八岁。去年在马德里，今年在中国的河津。我给伤员们的手和胳臂上药包扎，借以庆祝一下。我发现所有这儿的伤员都只有些被忽略了的轻伤，其余的伤员都在路上死掉了。我还在城里逛了一趟看看“景致”——鱼贩子木桶里的活鲤鱼，摇晃着大耳朵的黑猪，不叫唤的狗，窗户上糊着白纸的房屋，满是虱子的炕。
　　3月5日：今天我们离开河津到黄河东岸的小村子。动身以前，我们听说日军已经把我们在三十六个小时以前走过的那些村子烧成了一片焦土。
　　我们很迟才出发。晚上九点，我们在一片漆黑中走向河岸。到了那儿，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景象。岸上有十来处生着火，有五千人带着卡车、骡马、野炮和大堆的军用品囤集在那儿，都在等着过河去陕西。这片营地附近像墙一般陡峭的山坡上闪耀着反射的火光。在两岸高耸的悬崖之间，河水在翻腾咆哮。巨大的冰块汹涌地滚滚而下，在远处黑黑的河面上发出撞击的声音。这是一片惊心动魄的奇景。
　　3月6日：我们到半夜才睡，就躺在河边的大米包上。清早五点我们就起来了，天很冷，阴云密布。过河的沙船一共只有四条，这样至少要用四天工夫。我们听说日军离这儿只有十英里了。
　　3月7日：负责渡河的中国军官把我们放在最先离岸的那条沙船上。这船有五十英尺长，二十五英尺宽，上面载着一百个人，还有野炮、骡子和行李。我们一下子就被向下冲了半英里，冲过了岸上有上千名伤员聚集的地方，后来还是一个光着身子的男孩子跳到水里，用一根竹竿做锚使船慢了下来。随后船夫就竭力使船离开奔腾的急流，慢慢地渡到对岸。
　　西岸防御得很坚固，有许多部队，有很好的战壕和地洞。我看见了好几队野炮。士兵看上去很精神。他们表现出有秩序、有纪律、有效率。他们穿着沾满尘土的褪了色的制服，颜色和那沾污了他们多少个日月的泥土一样。他们的装备看起来也还好，有许多自动步枪、轻重机关枪、手榴弹。
　　我们走到附近一个村子，找了一所空房子住下。我开了两听罐头牛肉片给大家当午饭。我记得最后看到的引人注目的东西是朱德将军的枣红色骏马。他曾把它借给在不久以前访问晋北战场的美国陆军武官伊万斯·卡尔逊中校。卡尔逊把这匹马交给了我们的队长，托他还给朱德将军……
　　我们听说日军在我们离开河津一天以后就到了那儿。我们总算抢在他们前面走了……可是，河水正在上涨，如果日军明天到达东岸，我担心那儿会有许多人被俘。河津离这儿只有五英里。我们预料岸上会有战事。天下着雨，很冷。
　　3月8日：我们的担心是有根据的。昨天下午四点，日本骑兵到了东岸。我领着一伙人到河岸去搬我们还没有运走的物资，就在这时，敌人向我们发射机关枪，宣布他们已经到了对岸。枪弹在一百码以外落到河里。我们从河岸爬进一条战壕，从那儿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我们决定从一块没有遮拦的空地上跑过去。他们又对着那儿向我们开火。我们扑倒在地上，枪弹把泥土打得乱飞，近得使人胆寒。等我抬头一看，我吓坏了，原来我们正伏在五十英尺外我们自己的一座野炮前面。我们赶忙爬开，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日军枪打得很准……
　　我们听说，对岸有两万名日军，包括四、五百名骑兵，几队野炮，以及步兵。我们的物资大部分已经运过河了。我给许多伤员上了药。我还没有看见一个军医。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发现国民党军队各个师的医官只给他本师的人治疗，此外一概不管。简直是疯狂！
　　这是这些天来最冷的一夜，地上有二英寸厚的雪。我们给自己找着一个洞，又舒服，又暖和，但是我可怜那些躺在雪地上，一点遮蔽都没有的士兵。村子里除了小米以外没别的东西吃。
　　日军的炮队在不久以前到达了对岸，现在正在一刻不停地向我们轰击。我们的炮队也在还击。爆炸声在群山中此起彼伏地发出奇异的回响。一颗日本炮弹把三百英尺以外的一所房屋的屋顶给轰掉了，但是敌人却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洞在山腰里，深入地下四十英尺。
　　我发现了一批药品，这是一个混帐医官遗弃在这里的，其中有好多瓶樟脑化合物溶液、毛地黄、肾上腺素、外科手术用的丝缝线、注射器和好多瓶古柯碱。
　　3月9日：今天早上一醒，就听见我们的中国士兵里有一个在唱《马赛曲》。在黄河岸上这真是一个奇怪的起身号。上午有一个小孩得了惊风症，他的母亲跑出洞去大声喊叫孩子的名字，以招回他的灵魂（她相信他的灵魂暂时离开了他的身体）。邪魔和《马赛曲》在一起！
　　3月10日：今天我们出发步行到二百二十英里以外的西安去。李真是惊人。他还不到三十二岁，过去曾经在上海拉黄包车，后来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他的两条腿就像树一样。当我们到达韩城的时候，他的精神仍然相当饱满。
　　今天是个行路的好天气。这儿的田野看着很不错，麦子已经有四英寸高了。
　　我们一直在河的左岸走，路上碰到了许多临汾大学的学生。他们有三千人被日军赶得七零八落的，向着南面和西面奔逃，其中有的被俘获杀害了，有的在山里冻死了。我们所遇见的学生中有许多一心想投奔八路军在延安设立的抗大。
　　下午五点钟我们到达韩城，城墙很高，我们是从西门进去的。至少我很高兴我们到了这儿。
　　3月22日：忙得焦头烂额，没时间动笔。我们在韩城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等候从西安派来的卡车。多么紧张的一星期！我给许多伤员治病，同时又有许多患病的老百姓包围着我。我所治的病有肺结核，有卵巢炎，有胃溃疡，什么病都有。我在一个设在一座庙里的部队后方医院工作了几天以后，那儿的外科主任和全体护士都要跟我到延安去。当然我们是不能带他们去的。3月19日，卡车终于来了，我们随即出发去二百英里外的西安，路上走了两天，现在我们在这儿了。已会见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她是一个杰出的妇女。她一直在尽力设法给延安的各医院运去医疗器械。我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是到浴室去。一次热水澡的难以形容的快感——这是我一个月内第一次洗澡！
　　再过四天我们就出发到延安去。

　　虽然延安是全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它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汉口，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混乱，和优柔寡断、昏庸无能的官僚政治的种种令人灰心的现象。而延安的行政部门却表现出有信心和有目的。我一路上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看惯了半封建社会的种种景象——肮脏的住房、污秽的街道、衣服褴褛的人们。可是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来来往往的人们好像都知道自己是为什么目的而奔忙。这里没有下水道，可是显然有一个有组织的处置污水的办法。
　　和中国其他的地方正相反，边区的行政当局正在推行一个全面的计划，将社会改革与组织区内的一切抗战力量的工作配合起来。这里有一个大学，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成千上万的学生。还有一个新成立的卫生学校，为部队培训医务人员。又有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医院，医院的设备虽然简陋，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医疗的制度！

　　我在那间没有陈设的房间里和毛泽东同志对面坐着，倾听着他的从容不迫的言谈的时候，我回想到长征，想到毛泽东和朱德在那伟大的行军中怎样领着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从南方到了西北丛山里的黄土地带。由于他们当年的战略经验，使得他们今天能够以游击战来困扰日军，使侵略者的优越武器失去效力，从而挽救了中国。我现在明白为什么毛泽东那样感动每一个和他见面的人。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离开延安几个小时以后（白求恩写道）就到了山里，路陡了起来。在一个叫作延平的小城，我们路过两口石油井。再往前走，我们看见路旁有高级无烟煤的露天煤层。将来有一天工业化了以后，这儿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我们现在正在贺家川工作，这是一个有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这个村庄在黄河以西二十华里（约六又四分之一英里），长城以南约七十五英里的地方。这儿是一片荒凉的山野。我们从米脂（卡车通行的大路的终点）步行到这儿，器材由十三头骡子驮着。走得最快的时候，我们一天走了二十五英里。我们一共走了六天。路过的地方多半一棵树也没有，只是山洼子里有几棵柳树。
　　这儿有一百七十五个伤员，分住在老百姓家里。这就是这儿的所谓“医院”。看见这些伤员会使你心碎。他们躺在炕上，下面只铺着一点干草。一部分人没有被单，没有一个人有毯子。这地方夜间冷极了，我们队里的人都庆幸自己有鸭绒睡袋可睡。
　　伤员们浑身都是虱子。他们只有身上穿的那套制服，而且由于九个月的战斗所留下来的积垢脏得一塌糊涂。他们的绷带洗了又洗，已经成了肮脏的破布条。有三个人，其中一个因为冻疮变成了坏疽而失去双脚，什么衣服也没有，只有一条被单。他们的食物是小米粥，没别的。所有的人都贫血，营养不良。大多数都因为饥饿和脓毒病而在慢慢地死去。许多人有肺结核。
　　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他们是为拯救中国和解放亚洲而作战的战士。我们是否能筹一笔款子，使医疗队不成为经济困难的八路军的负担呢？我估计我们的医疗队每月需要一千二百五十元（国币）的经费。按最近的汇兑率折合，这还不到四百美元。

　　军事形势恶劣。倒不是在这个地区，而是在中国其他的地方。这儿大家都相信汉口至迟在一两个月内一定会陷落。
　　我收到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拍来的电报，要我给他们写几篇文章。好极了！我们可以用这笔稿费来购买药品器材。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腾出时间来写文章——我似乎连给马大夫和毛泽东写报告的时间都找不出来。但是我必须挤出时间来！

　　这个完全被日军包围的地区在中国北方的内部，面积有十万平方英里，地势崎岖不平，人口一千三百万。在这个地区里，所有的铁路和主要交通线都被日军占领了。中国第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就在这里。因为这个政府预示着中国将来的发展，因此让人们知道它的历史和成立的经过就成为极其重要的事情。
　　在日军入侵华北，大规模的中日战争于1937年7月7日开始以后，冀东和北平就沦陷了。敌人向西向南进攻，他们不久就先后占领了河北、察哈尔和山西等省的主要铁路线。这几省的地方军队或是战败了，或是退却了。各省政府和市政府的官员不久也逃之夭夭了。他们的权力也随着消失了。平津、平石、平同和同太等铁路线上的所有主要城市都落入了敌人的手中。
　　日军当时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他们宣布已经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他们进攻华北的战役好像是成功了。他们掌握着大多数的主要城市，所有的铁路中心点，所有的公路中心点。他们在所有的大城市里驻了兵，同时继续向南推进，大有所向无敌的神气。他们公然蔑视中国军队，大摇大摆地闯过陷落了的中国城市。
　　1937年秋天，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中国军队只是一些极为分散的独立作战的部队，总共约有二万五千人。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部。也没有人去组织农民，发动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不久聂荣臻将军率领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进入了山西东部和河北西部。聂将军是共产党最出色的战略家之一。他把他的司令部设在五台山里，它的雄伟的主脉就是现在的晋察冀军区。他派他属下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去动员群众组织游击队，在敌人后方和两侧作战，以配合部队的活动。
　　不久以后，这儿的八路军就能给日军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了。聂将军先让日军向南推进，占领了许多城市和铁路中心点，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然后八路军和它所集合的其他部队在山西平型关附近从敌后突然向敌人猛攻。结果日军狼狈败退。这是中国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它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随后聂将军就和这儿留下的政府官员接洽，要求他们合作来为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他建议这个政府应该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府，建立在战败日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共同目标之下。
　　于是在1937年12月29日成立了一个由五个人组成的代表委员会来筹建这样一个政府。这个委员会决定召集这个地区（山西、河北和察哈尔）所有的人民团体和部队开一个会议。这个著名的会议是1938年1月10日在阜平召开的。
　　在这儿，省政府及国民党的官员，中央军及八路军的军事首长，工人、群众组织、农会、妇女会和青年组织的代表，以及共产党的代表，大家坐在一起商谈。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到会的一共有一百四十六名代表。这是一个真正民主的议会。以往总是由少数几个人来决定一千三百万人民的命运，现在一切由人民自己决定了。与会的那些群众组织一共代表着三百万人。
　　这个会议选出了一个九人行政委员会，负责治理这个命名为晋察冀的地区。这个行政委员会实际上是个内阁，包括教育、内政、农业、工业以及其他各部门的部长。委员会里有两个军事代表，聂将军和吕将军。聂将军被选为最高军事司令员，在九个委员之中，只有聂和吕是共产党员。
　　晋察冀的游击队和部队的武器是怎样来的呢？这场战争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中国人主要是以从日军那儿缴获来的武器和物资跟日军作战。我本人的装备就是一个例子。我的皮帽、战马和皮靴都是日军的。
　　现在要为十二万五千名到十七万五千名官兵——其中包括各式各样的军队、游击队和自卫队——提供武器、服装、粮食，以及医治伤病员。虽然如此，这里的行政费用恐怕是中国行政史上最低的。举例来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以前是山西省的一个国民党高级官员），现在每月薪金只有二十元。战士和游击队员每人每月一元。聂将军是每月五元……而国民党官员的月薪是从二百五十元到二千元不等（还不包括他们贪污受贿的收入，这项收入仿佛已成为许多国民党官员生活里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晋察冀没有贪污受贿！
　　 游击队员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穿上军服的劳动者。他平时是个农民，身体强壮结实，能吃苦耐劳，惯于在长时间里吃得很少或者甚至什么也不吃。他从小就在外面风吹日晒，所以天气冷热对他都是无所谓的。从那些还没有受到日本飞机、枪炮或刺刀蹂躏的村庄口口相传而来的消息，他知道了祖国所遭受的危难。人们告诉他，他怎样可以为祖国出力，同时把这场战争以及一切战争的起因都给他解释清楚，最后劝他和他的同胞联合起来。他于是加入一个群众组织，并且开始学习识字和写字。
　　他可以加入自卫队，领一支旧步枪或者一根粗陋的长矛，被派去巡查道路，守护桥梁，监视有汉奸嫌疑的人。
　　他若是加入了自卫队，就不能离开他住的地区。他甚至可以用一部分时间劳动。他也可以直接加入一个游击队，在队里受军事训练，领一套制服和武器。他对于制服的态度是和所有的游击队战士们一样的。命令他穿，他就穿上。命令他脱，他就脱下——这样，看上去就和普通的农民一样，可以混进敌人的防线。他的饷和正规军队的战士一样，虽然他的任务不同……
　　日军现在掌握着晋察冀四周的二十五个大小城市，但是游击队一直使得他们不能利用乡间的物资。
　　在晋察冀，人民通过学习了解他们的斗争对于全中国以及对于全世界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在所有的群众组织大会上以及在游击队和八路军部队定期举行的大会上，都有人对于全面的战略加以说明。晋察冀现在是全中国最有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军的力量在这里耗尽了，他们征服全中国的计划就无法实现。
　　晋察冀的各种群众运动都是根据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起来的。因此，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未进入一个地方以前，一定先请求当地政府及国民党和他们合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1927年以来就被国民党放弃了，在晋察冀它却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纲领的基础。民权、民族、民生三个主义现在真正实行起来了。封建制度正在被消灭。减低租税。扫除文盲。不没收任何人（除了给日军当傀儡的军阀和汉奸地主）的财产，也不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不是目前的口号，而是将来的口号。共产党主张必须首先击败敌人和消灭封建势力……
　　这时候日军决定了一个新的策略。他们成立了一个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指挥分散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的部队。由于他们的正面进攻，以及他们所抄袭的游击队战术都一一失败了，他们现在开始对八路军在晋察冀的主要根据地五台山区进行全面包围。
　　晋察冀边区现在是与中国其他的地方隔绝了。但是在这儿，坚决抗日的火焰却在人民的心中燃烧，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新的民主的共和国的远景，终于从帝国主义和国内腐朽的反动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新中国。这个地区就是未来中国的希望和雏型。

　　过去一个月在日军后方晋察冀军区和游击队一起工作。平均每天十次手术。迫切需要款项及药品器材。目前大城市中尚能买到医药器材。请即电汇毛泽东一千美元。

　　你想纽约方面收得到电报吗？你或许应该把这些电报转给孙夫人。她可能有点办法。我需要帮助。布朗走了，我要想念他的。他是个非常好的医生，和他谈话也非常有趣。
　　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名字叫赫尔多·汉森，刚从北平来到这里。他就要南下去采访朱德。我告诉他我们工作的情况，以及我们如何需要药品器材。我写了一篇很长的关于这整个地区的文章，已经交给汉森，托他到汉口后给我寄出。
　　聂给我派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翻译，姓董，他的英语相当别致，我少不了他。我已经学会了一点汉语。我从来也没学会过一种外语，可是这次仿佛一见汉语就有缘似的！你能给我寄一本汉语字典和一些报章杂志吗？
　　三个月来从没有读过什么报章杂志（不论美国的还是英国的）。不知到过什么没有？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大事？西班牙战争有什么变化？你得到过什么消息？
　　我今天做了八次手术……我很累，可是心里非常痛快……看样子我必须在这儿开办一个卫生班，从最初的东西讲起。我必须在输血方面做点工作。为了把事情办好，我现在是哭、笑、嚷嚷一齐全来。
　　我需要一个助手！不多写了。我们是在一条血泪冲洗着的道路上前进。

　　他们的肥胖的脸，圆滑的态度，以及那一副多余的卑躬屈节的样子，使我每次看了都有一种厌恶的感觉。
　　他们每天念三次经，一面念一面敲打着铃锣。我一嗅空气，闻到那种把花香压下去的熏人的气味，就知道他们是在烧香拜佛了。当我下马的时候，战士们忽然唱起一首爱国的歌曲来：

　　没有枪，
　　没有炮，
　　敌人给我们造……

　　和尚在唱他们如何信佛，战士在唱他们如何信另外的神。我走进院子里，看见满院花卉盛开，心中感到极大的喜悦。大朵的粉红色荷花，有如那些被一顿丰盛的午餐撑得有点透不过气来的贵妇，大如足球的花盘，沉甸甸地低垂在青陶花盆的边沿。天竺葵、玫瑰花、蓝色的喇叭花和夹竹桃围绕着漆得很富丽的门洞。洗净的一小块一小块纱布挂在低矮的橘树上晾着，好像一朵一朵皱缩了的木兰花。小庙的台阶上坐着几个休养员，缠着绷带的胳臂和腿显得那么的不灵活。护士们跑来跑去，有时候跨过了睡在地上的狗或猪的身子。金光耀眼的长空中回荡着鸽子的唧唧咕咕的叫声、山底下潺潺的溪流声以及林间簌簌的风声。光线黯淡的病房门对着院子，这儿以前是和尚的斋房和客房。

　　请每月付白求恩大夫一百元。白求恩报告称松岩口医院建设需款。请令该院照其计划执行。同意任白求恩为军区卫生顾问。对其意见和能力完全信任。一切请视伤员需要斟酌办理。毛泽东。

　　陕西延安八路军军事委员会毛泽东，来电敬复如下：
　　第一，我谢绝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等一切均已供给。该款如系由美国或加拿大汇给我个人的，请留作烟草费，专供伤员购置烟草及纸烟之用。我本人若需少许款项，当随时向此间司令部支取。
　　第二，我批准给各后方医院的经费约计一千五百元，系改建此间医院为晋察冀军区模范医院工料费用……将来每月约需一千元。
　　第三，目前需要五千元的各类药品。这些药品可以在北平购得。
　　第四，请随时将加拿大和美国汇来的款项示知，以便明了经济状况。
　　第五，以上并不包括建立一个永久性医院的计划，该项工程规模较大，约需五万元。永久性医院计划不久即可送呈。目下工作系利用现有材料进行改建工程。

　　如果这本手册成功，我要再写一套关于公共卫生、预防医学等等的小册子，现已着手写一本二百页的更详细更基本的医学教科书，希望在两个月内完成。

　　这个字是“脾气大”。我的“化身”，董，没想到这个字，可是我一想就想出来了。每逢工作进行得不顺利，或者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他们做事没效率，他们说我总是脾气大。他们每人都说，以后我发觉他们做错了事的时候，请我讲话放和气一点。我答应了。难道我永远不会改过吗？我答应了——可是十五分钟以后，我就因为一个护士给伤员换药时粗心而对他摆出了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他请董提醒我不要忘记了我的诺言。
　　我回答说：“我没忘记。可是也提醒他，他做事马马虎虎要影响人命的。”
　　不过我说话的态度是平和的，我接着又对这个护士说：“你换药粗心，不能由我原谅你，只能由这个受伤的战士原谅你。”
　　那个战士（胳臂重伤——榴弹碎片）仰头望着他，很认真地说：“我原谅你。”
　　这个护士几乎哭了出来。我想我以后用不着再对他发脾气了。而且我想我以后也再不愿发脾气了。

　　对于我们所不了解的事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总是害怕的。他们和我以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克服恐惧，最主要的，是靠了解和知识。当他们看见我如何抽出自己的血，而对我自己并无副作用时，他们就不再觉得有什么神秘不可解的东西值得他们害怕了。然后他们看见那个伤员救活了过来，看出了这与输血之间的关系，他们就觉得羞愧。至于我对他们大发脾气，那就和他们害怕输血一样地毫无根据。毛泽东对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说过：“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多么深刻而贴切的话……要做一个更好的先生，必得先做一个更好的学生……

　　这儿是一个八路军的战士。他昨天在前线受了伤。我们的不怕辛苦的同志们爬山越岭，走了一天一夜，把他抬到了这儿，一路上敌人加在他身上的创伤一直敞着口，流着血。你们瞧瞧他。他躺在这儿一动也不动，好像一个死人，你们说像不像？如果我们不给他想办法，他的眼睛就永远不会再睁开了。

　　如果我现在对你们住在松岩口的任何一个人说，你只要做一件简单的事就能救活这个伤员，你会怎么回答？你一定会回答：“我愿意做。”这正是我想做给你们看的——你们可以把他救活过来。他的眼睛闭上了，他看上去几乎连呼吸也停止了，他离死不远了。这不单单是因为他受了伤，而且是因为他受伤后失血过多。在这儿医院里，我们能够治他的伤，但是他身体里若没有血，他等不及我们把他治好就会死的。土里没有种子就不会长小米。身体里没有血，就不会有生命。因此我们必须把他所失去的血补还给他。这样，我们才能治好他的伤。这样，他才能够再去和敌人打仗。我们怎样才能补充他所失去的血呢？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取。从一个健康的人身上取点血，对于他的身体没有损害，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很快就给自己补充上血了。

　　我很累，可是我想我有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而且请瞧瞧，我的财富包括些什么！我有重要的工作，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这里需要我。而且尤其能满足我的资产阶级虚荣心的，是他们表示了需要我。
　　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可是我万分幸运，能够来到这些人中间，在他们中间工作。对于他们，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说一套或想一套。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又简单，又深刻，像膝关节颤动一样的反射动作，像肺呼吸一样用不着思索，像心脏跳动一样完全出于自动。他们的仇恨是不共戴天的，他们的爱能包容全世界。
　　还说什么不懂感情的中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最富于人性的同志们。他们遭遇过残酷，可是懂得什么是仁慈；他们尝受过苦痛，可是知道怎么笑；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依旧保持着他们的耐性、乐观精神和静谧的智慧。我已经爱上他们了；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同志们，战斗员们，松岩口的老乡们，今天你们亲眼看到了我们在“五星期运动”中为我们的伤员建立起来的新医院。
　　这在晋察冀军区，在我们全体人民，都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从现在起，我们的伤员可以有更多的复原的机会。从现在起，死在敌人手里的战斗员的人数可以减少。
　　是什么使这个模范医院成为可能的呢？这当然是由于我们大家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由于边区政府给我们支持，由于群众帮助我们完成了艰巨的改建工程。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这个重要因素，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新医院。这个重要因素就是我们的同志，白求恩大夫。建设这个医院的计划是白求恩想出来的。白求恩指导我们，督促我们，告诉我们这个医院是如何必需，而且如何才能把它建立起来。他教导我们，他批评我们，他永远不让我们懈怠。他以他自己的工作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孜孜不倦的榜样。
白求恩同志，为了你的工作，和你对于我国人民的忘我的忠诚，我们要在这里深深地感谢你。但是，除了那些我们所富有的东西：艰苦、牺牲、解放全中国的决心，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送人。因此，我们备了一点我们自己做的礼物来送给你。我们希望这点礼物能表示我们全区的军民对你的敬爱。

　　同志们：感谢你们送我的美丽的旗子，以及对我所说的恳切的话。我觉得，而且我知道你们也一定觉得，今天是我们大家生命里一个重要的日子。它在我们一心一意要走的道路上添了一个新的哩程碑（我实在应该说，“里”程碑）。
　　千百万爱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眼睛都遥望着东方，怀着钦佩的心情注视着正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光荣的斗争的中国。这个医院的设备是你们的外国同志所提供的^[5]。我被派来作他们的代表，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为什么在三万里以外地球那一边和你们一样的人要帮助你们。你们和我们都是国际主义者；没有任何种族、肤色、语言、国界能把我们分开。日本和战争贩子们在威胁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击败他们。他们正在阻碍人类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运动。正因为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工人以及抱着同情的自由主义者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现在帮助中国来保卫这个美丽可爱的国家。
　　我来到晋察冀军区，在这个医院里和你们一起工作，才不过几个月的工夫。我起初总觉得这是“你们的”医院，现在我却觉得这是“我们的”医院了。因为它是我们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互相影响，使彼此都改变了，是不是？我或许可以说，我们彼此之间辩证地起了反应；我们使彼此都有了改变；我们起了变化的关系所产生的结果，就是今天开幕的这个顶刮刮的新医院。我从你们那儿得到了许多宝贵的教益。你们教给了我忘我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克服困难的精神，我感谢你们给我这些教益。我唯一的报答，就是我也许曾多少教过你们如何去掌握技术。
　　运用技术，培养领导人才，是达到胜利的道路。日本用不到五十年的工夫，从一个第十等的落后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由于它采用了西方的技术。技术掌握在日本金融资本的独裁者手里，结果使日本成为全世界的公敌。技术掌握在中国劳动人民的手里，一定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促进世界和平的强国。那么中国必须模仿日本么？是的，在许多方面都要模仿。我们必须向我们的敌人学习；我们必须在掌握技术方面效法他们，并且超过他们。我们必须运用技术去增进亿万人的幸福，而不是去增加少数人的财富。
　　在卫生事业上运用技术，就是学习着用技术去治疗我们受伤的同志，他们为我们打仗，我们为回答他们，也必须替他们打仗。我们要打的敌人是死亡、疾病和残废。技术虽然不能战胜所有这些敌人，却能战胜其中的大多数。
　　技术这个名词，一般说是用来形容对于材料和方法的掌握的。它就是最进步、最有效率的做事方法。它意味着我们控制自然，而不为自然所控制。因此我们可以说扫地的技术，组织医院的技术，上药的技术，动手术的技术，给病人洗澡的技术，扶起病人来的技术，以及使病人舒适的技术。所有这些工作以及无数的其他工作，每一种都有正确的做法，也有错误的做法。正确的方法叫做“好的技术”，错误的方法叫做“坏的技术”。我们必须学习好的技术。
　　我们为什么必须学习好的技术呢？因为好的内外科技术能使伤病员好得快，减少他们的痛苦，减少死亡、疾病和残废。这些事都是我们份内的工作。倘使在前方作战的同志们问我们：“你们在抗日战争中干了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理由可说。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医治伤病员。”他们也许要接着问：“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吗？”我们说：“我们在尽我们的力量。”但是，最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在心里仔细想想……“我们确实是在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吗？”
　　一个医生，一个护士，一个护理员的责任是什么？只有一个责任。那责任是什么？那责任就是使我们的病人快乐，帮助他们恢复健康，恢复力量。你必须把每一个病人看作是你的兄弟，你的父亲，因为，实在说，他们比父兄还亲——他是你的同志。在一切的事情当中，要把他放在最前头。倘若你不把他看得重于自己，那么你就不配在卫生部工作，其实，也简直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
　　在英国，医院里有句老话：“医生要有一颗狮子的心，一双妇女的手。”这意思就是说，他必须胆大、坚强、敏捷、果断，但是，同时也得和蔼、仁慈、对人体贴。这句话适用于每一个从事救治伤病员工作的人——医生、护士、护理员。因此，你要时时刻刻想着伤病员，时时刻刻问自己：“我还能多帮助他们么？”你要想方设法去改进你的工作，掌握你的技术。
　　一开始你们需要教导，需要监督，因此你们需要领导人。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养成时刻得有人监督的习惯。那只是暂时的，当你还在学习的时候。你最后必须要能够监督自己的工作。倘使你是个护理员，你应该去找领导你的护士长、大夫或者护士，跟他们说：“我下面还做什么？告诉我做什么。我这么做对吗？”等到把交给你的工作做完了以后，你再到他那儿去跟他说：“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过不久，他对于你的纠缠不清就会觉得腻烦，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护士。等到你做了护士，你又去找你那个单位的大夫，找领导你的人，跟他说：“请你教给我怎么做这工作。我药上得对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为什么要这样做？请你再给我些工作。”这样，他迟早也要对于你的纠缠不清腻烦透了，为了打发你，他就把你提升做一个跟他一样的大夫。等到你当上了大夫，你要照旧讨人嫌，到处找事做，忙得天翻地覆。你一个人要做两三个大夫的事情，时刻研究怎样提高你的技术，时刻想着你的伤病员的舒适和福利。倘使别的大夫每天去看他们的伤病员一次，或者隔一天一次，你就每天去看他们两三次。这样，过不久，聂将军就会听到你，并把你提升做一个军分区的主任大夫。你在那里要和从前一样，时刻不满意自己和自己的工作，时刻计划怎样改善伤病员的情况，时刻教导别人。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会听到你，想提升你做整个八路军的卫生部部长。到那时候，聂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之间就要展开一场友谊的争夺，看谁能抢到你，因为聂同志一定不愿意让你离开他的军区！
　　同志们，我们不但需要技术，同时还需要领导人才来运用技术。我们的理想是要有一个有训练的、有责任心的、有技术的领导者。这样的一个领导者必须具备什么品质呢？他必须具备：第一，组织的能力，第二，教导的能力，第三，监督的能力。组织意味着计划——全面的计划和详细的计划。教导意味着把这个计划传给别人，把正确的技术教给别人。监督意味着经常检查计划的进展，纠正错误，以及通过实践来修正理论。最后，最重要的是工作，工作，工作。
　　我们的军队迫切地需要领导人才。每一个部门都在找领导人才。我们需要领导人才，甚于需要枪支和粮食。
　　我们这个医院有一项任务就是培养领导人才。当我谈到领导人才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我想的只是将军、上校和边区主席。不，我所想的是这整个军队和这整个军区，从那在所谓上头的大领导人到那在所谓下头的小领导人。但是，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上头和下头。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的组织不像一所房屋——固定的、静止的、不动的。它好像一个行星一一圆形的、流动的、活动的、能动的。它好像一滴水，由于各部分的凝聚和合作而结合在一起。因此，当我想到领导，我所想的主要是小单位的“小”领导人，而不是大单位的大领导人。要想进行革命，把人类社会改造成有主动性、有社会意识的人群，就必须从培养“小”领导人做起。等到那个工作完成以后，领导人（像国家一样）就将逐渐消灭。因此，虽然你们在现在，以及在很远的将来，都需要领导人，你们却必须学习着不依赖你们的领导人（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养成过分依靠领导人的习惯）。你自己就该做领导人，虽然你只领导你自己，因为每一个领导人都是先从领导自己做起的。
　　我们这些由于有点经验而领导着你们的人，我们是在费尽心机要让位给你们。我们急切地盼望你们来担当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责任。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坐下来休息，并且来赞美你们这些胜过我们的人（当然是怀着友善的嫉妒）。
　　我们需要领导人，尤其是小领导人，作为起萌芽作用的核心，去深入广大的人民群众，唤醒他们，让他们认清现实，并且向他们指出摆脱贫困、愚昧和苦难的道路。正因为缺乏这类小领导人，所以才有独裁者，才有那些自以为我们应该佩服、崇拜，并且像羔羊一般地服从的所谓“伟大人物”、“伟大英雄”。
　　现在让我回到本题，谈我们的本位工作。大夫们，你们要教导并监督你们手下的小大夫、护士和护理员。领导他们；给他们树立一个精神饱满、不顾自己、体贴别人的榜样。护士们，你们要指导你们手下的护理员，领导并监督他们；做事要勤快，要多做事，少说话；当你们自己还不懂的时候，不要太轻易地互相提供意见。要练习独立工作，而不需要六七个人帮忙。自己能做的事情不要找别人做。
　　至于会议，它们是必需的而且是有用的，但是跟着要有行动才真正有用。说话不能代替行动。人类发明了语言是用来描写行动的。我们要在原来的意义上使用它们。
　　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预定要做的工作，这就是实现五星期计划，使这个医院成为八路军的最好的医院。我认为它确实是八路军中最好的，因为其他的医院大多数我都见过。但是我们却不能就此停留在这儿。我们必须继续计划和工作，使这个医院成为全中国军队中的最好的医院。这是我们必须订下的目标。可是我告诉你们，这可不止需要五星期的时间！这事能办到吗？我相信一定能办得到。怎么才能办到呢？全仗着每个同志积极工作，必须大家合作，拿出精神，拿出热情，才能办得到。你们有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热情——把它应用到这个伟大的任务上面去吧。没有任何工作是琐碎的，没有任何工作是不重要的。
　　倘使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尽职，结果大家都要遭殃；倘使有一个人的工作特别好呢，结果大家就全有好处。最后，我还有几句忠告。我们要提高警惕，千万不要由于目前的成功而乱打如意算盘；不要欺骗自己；不要把主观愿望和实际成就混为一谈。因此，我们在批评当中要毫不留情，要狠狠地批评一切个人虚荣心，不要管年纪、地位和资历，倘使它们阻碍我们前进。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理论都拿到实践的阳光中去检验。唯有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反映现实。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为建造这个我们大家引以自豪的好医院出过力的人们。我感谢木匠们，他们辛辛苦苦地修盖了这些房屋，做了改建工程，制造了病房的家具。我感谢做托马氏夹板的铁匠。我要表扬各位大夫、护士和护理员，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出色，尤其应该表扬的是那些义务护士，他们中间有许多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对于伤员的爱护是每天摆在我们大家眼前的忠心耿耿的榜样。村里的老百姓，无论男女，都乐于和我们合作，在他们家里安插了这样多的伤员和工作人员，而且往往给他们自己造成了很多不便。我要感谢我们的管理科和勤务班。如果让我提名字，我可以提出十几个应该受表扬的人，但是我在这儿只提出两个。一个是刘同志，我们的政治指导员，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工作。另一个是董同志，我的化身、助手兼翻译，要是没有他的耐性，他的好脾气和他的聪明，我一定是要不知所措的。

　　在结束我的话以前，我要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伤员的勇敢以及他们从无怨言的精神表示钦佩。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用我们最大的体贴、爱护和技术，才能报答他们为了我们而受到的痛苦和牺牲。因为他们打仗，不仅是为了挽救今日的中国，而且是为了实现明天的伟大、自由、没有阶级的、民主的中国，那个新中国，他们和我们不一定能活着看到了。不管他们和我们是否能活着看到那个和平和繁荣的无产者的共和国，主要的是，他们和我们都在用自己今天的行动，帮助它诞生，使那新共和国成为可能的了。但是，它之能否诞生，取决于我们今天和明天的行动。它不是必然的，它自己是不会产生出来的。它必须用我们大家的鲜血和工作去创造——我们这些对于未来，对于人类，以及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伟大命运具有信心的人们。唯有这样，它才能成为必然的。现在，让我们提高声音，让那些躺在病房里不能行动的人也都听见我们。同志们，我们向你们致敬！我们要以我们的爱护来报答你们的苦痛。在那些英勇牺牲了的、我们未能救活的战士的墓前，让我们说：我们一定牢记死者的牺牲。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个他们为之牺牲的自由的中国。为着纪念他们，为着忠诚于我们的伟大事业，让活下去的人和可能要死的人共同保证我们的同志友爱。无论在斗争中或牺牲中，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样，我们就会战无不胜了。那样，我们就可以确信，即使我们不能活到胜利的那一天，那些后来人将有一天会聚集在这里，像我们今天一样，不只是来庆祝一个模范医院的成立，而是来庆祝解放了的中国人民的伟大民主共和国的成立。

　　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县的几个优点。我们现有的武器和队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在过去两个星期的战斗中，我们的人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死伤的数目因此也减少了。我们的主要武器是手榴弹。因此我们得打交手仗。这对我们很合适：我们战士的勇敢达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
　　政府一直在领导着人民；它并没有撤退。因此，人民对于政府的信心是坚强的。敌人进攻的时候，人民在没有得到政府的命令以前决不撤退，这个事实表现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群众组织协助部队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村里的民兵——人民自卫队——的活动把敌人搞得焦头烂额。现在，在好些村子里，每逢日军的扫荡部队人数比较少的时候，村里的自卫队就积极地担负起保卫本村的任务。
　　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加强在人民中间的宣传工作，让他们明白这场战争的真相。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与基层干部取得联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去更广泛地动员人民来参加斗争。我们必须扩充我们的游击队。我们必须扩大我们抗战的范围。

　　我们是一个被压迫的民族，
　　我们必须抵抗压迫我们的人们。
　　只有抵抗才能得到解放，
　　只有斗争才能继续生存。
　　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
　　中国人民！武装起来——前进。
　　把日寇赶出我们的国境，
　　只有用我们的鲜血才能给祖国赢得和平。

　　今天当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为了把人类从贫困、愚昧中解放出来而斗争着的人们。我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正像你们一样，也都渴望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孙能过和平而庄严的生活。我特别骄傲地想起那些坚强的西班牙同志们，他们以和他们的中国同志一样的英勇，在为同一个伟大的事业进行斗争。因此我要给你们唱一个西班牙战争中的歌。它是国际纵队中反纳粹的德国人所唱的歌。它是台尔曼营的战歌。

　　西班牙天空放出灿烂的星光，
　　高悬在原野里我们的战壕之上。
　　从远方传来黎明的呼声，
　　召唤我们重新走上战场。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象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敲战鼓，上刺刀！
　　前进，胜利将是我们的报偿。
　　在我们的旗帜下面粉碎他们的纵队。
　　塔洛莽营——准备，前进！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董和我离开其他代表的时候，天空的黑幕上正闪耀着无数的繁星。天气寒冷而清爽，一点声音都没有，这种深沉的寂静是中国的夜晚所特有的。在一所烧掉了的房屋的秃墙上，我们手里的电筒照出了一句用黑色的大字写的标语：“抗战是唯一的生路。”这句话把这一天充分地描写了出来。

　　听到了吉西大夫动身来这儿帮助我的消息。这消息太好了。但是对于西班牙，它意味着什么呢？那边的情形究竟怎么样？从西班牙传来的消息一直都是很坏的……
　　吉西到这儿来！而马写信说有一个叫柯棣华^[6]的大夫（受过高深的训练）也已经从印度启程了。马警告我说，国民党的封锁是非常紧的！听说蒋的部队已经和南面的新四军发生过冲突。
　　马说广州没有抵抗就沦陷了，汉口在猛烈的轰炸以后也陷落了。
　　等我回北方到王将军那一旅去工作的时候，游大夫和王大夫要跟我一同去。我们的药品器材很缺乏。我们需要刀子、夹血管的钳子、外科用的剪子、羊肠线和丝缚线。如果没有任何器材能通过蒋的封锁线，我们就得通过日军的封锁线去运来！目前只有绷带、药棉和纱布还够用的。防腐剂存得很少。麻醉药也一样。我为战地医院装备设计了一种新式的运输工具，以便运载一个手术室、一个换药室和一个药房所必需的一切用品。这全部的装备足够做一百次手术，上五百次药，配五百个药方，只要用两匹骡子就都可以装载了。这装备包括一个可以折叠的手术台、外科用的器械、胳臂和腿的夹板、麻醉药、防腐剂、消毒纱布，等等。我打算在各处表演它的使用方法。所有我们的医疗队都应采用这种运输工具。

　　卫生部的领导干部希望把一封给你个人的信交给你亲收，并叫我把它译成英文。因为你就要离开，所以他们给你这封送行的信。我现在把它念给你听，好让你知道他们对于和你在一起工作，以及对于你的离开，都是怎样想法。

　　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白求恩大夫
　　亲爱的白求恩大夫：
　　首先我们要感谢你在教导我们以及在指导我们医院的工作方面所尽的力量。你不但提高了我们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而且改善了我们医院的组织，又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计划来改进这些医院，使得很多的伤员能够得到治疗，恢复健康，前线作战的兵力也能够增加。我们卫生部和各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都愿意并且诚恳地接受你的批评和意见。
　　但是我们很惭愧，我们没有好好招待你，这是我们要恳切地请求你原谅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对我们的好意和指导。
　　其次，我们要深深感谢的是，你把你每月一百元的津贴捐给我们的伤员，作为购置烟叶和纸烟的特别费用。你这份深厚的好意说明了你关切我们的伤病员是这样无微不至，而却忘了你自己。不但那些躺在炕上的伤病员要感谢你，而且医院的工作人员也要向你表示敬意。你真正是一个拯救世界和平的人，一个为世界和平民主奋斗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现在用你的钱给我们的伤病员买了许多纸烟和美味的食物。在分送这些礼物的时候，我们希望你来看看他们，并对他们讲几句话。
　　我们听说你将要动身到其他的军分区，去给伤病员做手术并提高医生和护士的技术水平。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希望你很快就回来，再给这儿卫生部和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以更多的教导和训练。
　　我们向你致最热烈的同志的敬礼！
　　叶大夫、游大夫、肖大夫、林大夫、王大夫

　　巴巴眼，望望天……
　　快活似神仙……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像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12月8日：回到杨家庄。
　　董略好，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所做的工作结果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里只死了一个！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的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能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顺便记一句，日军对我们的战士使用了催泪弹和喷嚏弹。）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伤后十八个小时……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
　　在战斗暂时停止的时候，战地医疗队可以在后方医院工作。在伤员过多，随军的军医应付不了的时候，他们应该随时上前线。而有二百人以上参加的战斗通常总是这种情况。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12月9日：
　　亲爱的马：我对于收不到你的信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天，我只有这样！到现在足有两个月了。延安医疗队是11月25日到的^[7]。我一直在盼望这个医疗队来，不单因为它来了对于卫生工作有帮助，而且因为我希望收到一些书籍、报章、杂志——以及一些关于外界的消息。
　　他们带来了一套没有发电机或直立器（铁）的爱克斯光设备，因此不能用。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糖、一听可可粉和一管刮脸膏。我现在留了胡子，用不着刮脸膏。其他的东西是我所欢迎的，但是我情愿把它们都拿去换一份报纸，或者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我有半年多没见着英文报纸了，除了绝无仅有的一份四月十八日的《日本新闻》，这是退却的日军留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我也没有收音机，于是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倘使我没有足够的工作把一天十八个小时填得满满的，我一定会腻烦透了。
　　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只此一件？每月给我寄三本书、几份报纸和杂志。我想知道一些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的总统吗？现在谁是英国首相？人民阵线的政府还在法国当政吗？西班牙情况如何？
　　你和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联系吗？加拿大或者美国是否在派更多的医生或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吉西大夫出了什么事？柯棣华大夫呢？他们全让截住了吗？难道封锁就真有那么厉害吗？
　　药品材料的情况相当严重了。我一共只剩下二十七管羊肠线。等这用完了以后，我就得发明新的东西来缝伤口了！我只剩下半磅石炭酸。我自己只有一把刀和六个动脉钳——其余的我都分散了。我只剩下两磅半哥罗芳。等这点用完了以后，我们动手术时就只好不用麻醉药了！
　　这个月很忙。走了八百五十五里路，做了一百一十三个手术……倘使你觉得我以上有些话里有怨天尤人的意思，我现在必须辩解恰恰是相反……这儿生活相当苦，而且有时候非常艰难。但是我过得很快乐。这北部地区使我想起我在安大略省北部未开垦地带的早年生活。这儿的村庄像所有中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一片用泥土或石头盖的平房，分成好些院落。三四所互相对着的房屋圈在一个院落里面。院子里有猪、驴、狗，等等。我们初来时，这儿一切——人、房子、孩子们——都脏得可怕。我们医疗队立刻开始扫除，今天，一个离开了这儿几个星期的人会不认识这个地方的。
　　我在这儿一个人住一所房子。这房子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少不了的炕、我的行军床和桌子。我自己做了一个洋铁炉子，烧的是煤和木柴。唯一的窗户是用白纸糊的。墙和地都是压硬了的黄土。
　　除了在小山沟里，这个地区是没有树木的。天气已经暖和一些了——白天差不多是冰点以上二十到三十度，晚上是冰点以上十度。刺骨的狂风从西北面的戈壁沙漠吹来，带来旋风似的尘土和雪。
　　我们现在在灵邱南面约六十五里（二十二英里）的地方。我们四面全是日军——西面的同太铁路上、北面、东面和南面。在南面，他们正在铺设宽轨的铁道以代替原先的窄轨的铁道。游击队又添了工作了！
　　我们和绥远省的东北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优秀的战士。
　　聂将军相信日军的计划是沿着陇海铁路向南进攻西安，再向西进攻甘肃省的兰州。北面的攻势将向西推进，通过绥远省和内蒙，然后也到兰州或那条从兰州向西北到新疆的交通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苏联供给中国的物资全是从那条公路运来的。
　　倘使日军像以上所说的那样发动攻势，这儿战事一定会很频繁……吉西和柯棣华现在在哪儿？
　　倘使别的办法都行不通，我想去北平一次，买些药品器材。我们的人通过日军的防线在北平进进出出是相当容易的！
　　好了，我现在不多写了。圣诞节快来了，说老实话，我忽然有点想家！纽约、多伦多、蒙特利尔的种种回忆！要不是实在太忙的话，我很可以找着充足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假期。
　　我现在正准备再到各处巡视一次，多搞出几个战地医疗队，给意料中的激烈战斗作准备。不要忘记给我寄几本书来，不要忘记回答我的问题！

白求恩

　　我遇见了一个天使……郝尔小姐，这儿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她将上北平买药品器材，并且把它们带回她的布道所——为我们！倘使她不是个天使，这个字又该怎么讲呢？

　　这儿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十九岁到二十二岁的“医生”，其中没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或是进过一个现代化医院或医科学校。护士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农村男孩子。但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材料，而我们必须尽量善加利用。他们很想学习，把自己提高。他们不断要求批评他们的工作。我虽然常常因为他们的迟钝和医学知识的缺乏而生气，但他们的单纯、他们对学习的热诚、他们中间真正的同志关系和忘我精神最终使我息气……

　　国民政府使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自从汉口陷落，政府在重庆建立以来，政局日益恶化。一个实质上独裁专制的政权又一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了。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况，信中还附着那张像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支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亲爱的白大夫：
　　你们走了第二天，我按着计划去北平了。去的时候，和每次一样，都很顺利的。两天之后，我便在这座东方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里了。可惜你没有来，不然，我可以担任你的向导，到各处名胜的地方去游玩，你一定会很愉快的，我想。
　　到北平的第二天早上，我拿着你的药单子，到王府井大街一家大药房去买，他们看我买这许多药，都不肯卖。因为敌人防止占领区的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流到这儿来，其中包括药品，没有敌人当局的证明都不准卖。零买是可以的。但是，我如果一点点零碎买来，买到你所要的数量，至少要半年时间。
　　幸好，我这儿有一个开医院的朋友，他是我们北平的教徒，请他用医院的名义开了单子，我又到王府井那家药房去，才算买来了，不过有几样东西没买到，现在缺货……那几样东西我第二天在哈德门买到了，那儿有一家德国拜耳药房……跑了两天，我实在太累了，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听到我把你所要买的都弄到了。对你能有些帮助，我是很高兴的。
　　第三天我才开始办教堂里的事，请你不要笑话我，我知道，你一定又会说，我买这些药品和器械就是教堂的事，就是给上帝做事。我不反对你这种说法。我算是被你说服了。这就算是教会事业的一部分吧……
　　你要我去找的那几个朋友，我都去了。他们知道你在这边的消息，开始是惊诧，继而是喜悦，最后是想能够见到你，谈一谈，甚至詹姆士还想跟我一块来，他想参加你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我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同意，这边也没有准备，我答应他下次来北平的时候，再带他进来。

　　三分区派人来问，药品是不是可以先交他们转给你，我本来想亲自点给你，告诉你经过情形，可是你东西南北跑得那么远，那么快，要找你是很不容易的，教堂里的事也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时间离开。就写这封信给你。附上药品的清单……
　　我想我已渐渐了解你的工作的意义。因此，我很乐意分担你工作的一部分。这是神圣的工作。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事，我情愿多做。让那些法西斯卑污的灵魂，早点受到上帝的惩罚。诚如你所说的，这样才是耶和华真正赐给他的子民的福。
　　今天晚上，我在上帝面前为你祝福。

你的忠仆郝尔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国民政府和国外的援助？
　　想想看：这儿有二十万军队，有二千五百名伤员经常住在医院里，去年一年打了一千多场仗！而要应付这一切，却没有药品器材，仅有的只是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五十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

　　我发现在一个肮脏的小庙里，背后有一尊二十英尺高的没有表情的佛像盯着我，我也能够做手术，就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有漂亮的绿瓷砖墙，有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

　　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好像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一定经历了许多事情。我确实经历了不少事情。过去一、二十个月——很快就要两年了——过得很丰富，丰富得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希望在我写给你们的那些信里你们至少收到一封……我猜想你们从来也没有收到过我的信……
　　邮件到得非常没准。信到了中国以后，再到我手中，至少还要五个月。我估计每二十五封信中，我只收到一封。我对于这，现在多少也认为命该如此了。
　　我有时候向往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啊，鲜美无比的食物的幻景！……书籍……现在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演奏音乐吗？你们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软绵绵的床上的干净被单是什么样的滋味？女人还爱人家去爱她们吗？
　　所有这些东西会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一点也不觉得惊异，这实在让人伤心……
　　我正在打算回国一行，预计年底可以到加拿大。我希望从美洲回来的时候带着五万美元，那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的全部机构（医院、学校等等）五年。这儿他们需要我。这儿是我的领域。这些人是我的人民。不多写了。亲爱的朋友。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