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阿尔梅里亚停留了一个小时，足够我们去寻找一顿不容易到嘴的饭。这个小海港曾受到空中的轰炸和海上的封锁。在街上看得出城里饥饿到什么程度。一个流浪儿领我们到一家小酒店，但是那儿挤满了民兵，大家都在吃着同样的热气腾腾的杂烩汤。衣服破烂的孩子们在桌子中间穿来穿去，等着抢剩下来的食物。在城中心的一家饭店里，老板很抱歉地端上那千篇一律的一道菜：豆子。等我们又上路的时候，大街上渐渐挤满了人。关于马拉加的消息正在传开。
人们三五成群地站在那儿辩论：留下明智吗？难道法西斯军真会打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吗？
塞斯开着车经过港口，然后进入了山里。从这儿到马拉加只有一条路可走。它从阿尔梅里亚起沿着弯弯曲曲的海岸线向前延伸，绕过许多很陡的弯兜来兜去；右侧耸立着灰色的悬崖，左侧俯瞰着大海。在我们后面，阿尔梅里亚给遮得看不见了；在我们下面，地中海的激浪冲击着岩石。
走出阿尔梅里亚十英里光景。我的思绪就被一支奇异的队伍打断了。我从车前的玻璃窗诧异地向外瞧着。农民？可不是吗，他们正牵着形影不离的驴子沉重地走着。可是等到走近些，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农民了。
我们看见一个男人向我们走来。他用一根绳子牵着一头驴，拖着脚步，低着头，背着一个用披巾系住的小孩。那驴背上堆得高高的，有一床褥子，一大堆锅盘，一双鞋子，几条毯子，一个水壶。一个男孩拉着驴尾巴。他后面跟着一个怀里抱着婴儿的妇女，而她后面还有一个老头儿拄着一根棍子一拐一拐地走着，一只手牵着另一个孩子。
难民从卡车旁边走过，好像并没有看见它似的。他们疲倦地往前走，脚在坚硬的路面上一步一挪，肩搭拉着，仿佛是给拖着往前走似的，他们嘴张着，举目无神，显得精疲力竭。
再往前去，路上还有一群难民正在拐弯。他们像是跟在柩车后而送殡的人。男人戴着宽边的帽子，蹒跚地走着，妇女穿着传统的黑色棉布外套慢慢跟着走，孩子们只穿着短裤或是衬衫，半裸的身体在太阳里晒着。
第二群难民从我们旁边蹒跚地走过去，我感到一阵像刀戳似的怜悯、愤怒和急躁。我们继续往前行驶，在每一个拐弯的地方都看见更多的难民。起先他们很零散，随后就越来越密集——相隔一百码，五十码，最后就彼此紧挨着：一根细线似的行列沿着公路川流不息地移动着，上面是烈日，底下是大海。
他们当中有的全家在一起走，携带着几件不值钱的东西；有的男女看上去孤零零似的，不由自主地随着别人的步伐行进；还有一些面容显得疲倦而迷惘的孩子由大人们轮流领着。他们好像是从地下钻出来的；他们好像是一群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往哪里去的幽灵。在海浪的声音与悬崖上的回声之间，只听见他们的凉鞋和石子摩擦的窸窸声，他们费劲呼吸的嘶嘶声，以及发自裂开的嘴唇、井顺着这歪歪倒倒的行列一直传至远处才消失的呻吟声。
他们中间各种年龄的都有，可是他们脸上都带着同样疲倦不堪的神情。他们毫无表情地在我们卡车旁边一个接着一个走过去：一个看上去还不到十六岁的女孩子跨着一头驴，低头对着怀里吃奶的婴儿；一个老太婆，她那衰老的脸半遮在她的黑色披巾里，在两个男人当中很吃力地走着；一个老头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他的光脚沿路淌着血；一个年青人肩上捆缚着一堆被褥，他每走一步，肩上的皮条就勒他的皮肉一下；一个妇女捂着肚子，她的张大了的眼睛充满着恐惧——这是一群沉默的、憔悴的、苦痛万分的人和牲口，那些牲口有时不满地吼叫，那些人却像牲口一样不发怨言。
塞斯停住车。我下了车，站在路中央。他们是哪儿来的？他们要往哪儿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他们懒洋洋地斜着眼看看我。他们没有力气往前走，可是又不敢多耽搁。他们说，法西斯军就在他们后面。马拉加？对了，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马拉加已经陷落了。马拉加！全完了！他们到哪儿去？沿着公路走吧。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法西斯军已经到了马拉加，大炮隆隆响着，房子轰倒了，城市遭了殃，能够走动的人都逃出来了。他们劝告我们，回头走吧；什么都没剩下了……他们后面只有更多的难民，再往后就是法西斯军。
我回到卡车上。塞斯把他的照相机准备好了。他从路旁边和卡车顶上照相，我黯然地在一旁看着。我想到马拉加：一个令人震惊的败仗：是怎么搞的呢？但是现在去想那个也没有什么用处了。重要的是在那陷落了的城市这边某个地方政府军队一定正在整编吧。在某个地方一定会有新的、而且要更苦守的防线吧。在这条公路前面某个地方一定正在进行着战斗，至少有后卫战吧，那么也必定有受伤垂死的人正需要我们从马德里带来的血液。
我们现在把车开得更快。到了路陡峭起来的地方，难民的行列就比原来的密了。随后路就突然拐弯，离开了海岸，慢慢上升，骤然间我们面对着一座小山，山底下是一大片平原。塞斯猛然踩住了煞车，吃惊地哼了一声。卡车颠簸着在一大群难民和牲口的前面停了下来。他们像一座颤动着的墙似的，把整条路全堵住了。妇女尖声叫喊，驴子惊得站了起来，无数张脸向我们挤过来。等我们到达山头，就又有密得像一堵墙的难民在卡车周围走动着。
但是让我们惊讶得说不出活来的是山下的景象。
这片平原一直伸展到视线以外。在这片平原上面，在那本该是公路的地方，现在遍地都是难民，他们的队伍足有二十英里长，像一条巨大的毛虫似地蠕动着，它的无数的脚扬起了一片尘土，在慢慢地、笨重地移动者，从地平线以外的地方起，穿过干旱的平坦的原野，一直到山麓的小丘。
我跳到车旁的踏脚板上，用手遮着眼向下眺望平原。什么地方也看不出道路来，它完全被难民遮住了。他们成千上万的人挤在一起，像蜂房里的蜜蜂似的，也像蜜蜂一般使整个平原都充满了一片闹哄哄的话声、喊声、哭声，以及牲口发出的怪声。
我们开始慢慢地下山，塞斯不停地按着喇叭。我在踏脚板上挥手让难民们躲开。他们不理会我的喊叫声和喇叭声；她们一个接一个垂头丧气地从车旁走过，有时撞着车身，随后就在路上散开，落在车后面了。
如果他们是从马拉加来的，他们就至少已经走了五天五夜了。这可能吗？那个腿上生着溃疡的老太大——她能在野外路上走五天五夜还照旧活着吗？可是她居然就在这里，她的外套在尘土里拖曳着，一转眼就被吞没在卡车后面的人堆里了。还有那些孩子……各种年龄的都有，大多数都光脚——他们怎么也能依旧活着呢？孩子太多了！只要你对眼前的路望上一眼，心里就感到一阵说不出的难过。五英里的蠕动的人群，其中有成千上万的孩子！
我们的卡车从掉了队的难民身旁开过去，他们在路旁休息着，男男女女挤在一起，睡在什么也没有的地上；我们通过了居民撤退一空的凄惨的村庄；我们从炸弹坑和烧成瓦砾的农舍旁边驶过。随后这沉重地走着的人群就不知不觉地变了，像骤然掺上污泥的泉水似的。我低声咒骂着：怎么回事，民兵！起初只有几个在难民当中，可是再往前一英里就有成百的，随后就有成千的。他们的制服破破烂烂，他们的武器不见了，他们的脸上长满了胡子，他们的眼睛陷了下去，一副吃了败仗的样子。他们跑到难民当中干什么？他们是政治上不负责任的人吗？逃兵吗？我还来不及寻思，这些民兵的后面就来了一队队的骑兵。马和人都精疲力尽。有些骑兵无精打彩地走着，脖子上挂着靴子，手里牵着马，妇女或孩子则紧抱着马鞍。他们已经不成为骑兵了：他们也是难民，和其余的人一样，哭丧着脸，不声不响地逃跑。
……那一天西班牙的太阳和法西斯军同样地残酷无情。那份炎热简直成了一个有形的、可恨的敌人。公路现在拐弯，又靠近海边了，我们重新听见了海浪冲击岸边岩石的声音，在难民的嘈杂声中，浪声像是远处传来的鼓声。
现在我们看见更多惊惶和慌乱的现象。我们得绕过坏了的大车和被抛弃的卡车慢慢地行驶，垂死的小毛驴被推到下面的海岸上，那儿精疲力尽的人们摊开身子躺着，他们的肿胀的舌头挂在皱起来的嘴外面。更多的孩子，更多的民兵，更多的撤退一空的衬庄。我们因路上有障碍物而暂时停住了车，没想到立刻就被呼吁求怜的难民围住，有的伸手讨点水喝，有的要求搭车到阿尔梅里亚。我把我的水壶从车窗扔了出去，随后我们就继续前进。
我们超越一辆空的公共汽车，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民兵。在我们超越的时候，这个民兵把头伸出窗外，挥舞着双手，喊道，“汽油……”塞斯摇摇头，大声回答说，“上前线去！”那公共汽车后面有一个小女孩独自蹲在路旁嚎哭，嘴里衔着大拇指。我看见难民中有一个民兵伸出一只手，把她举到后背上。这个民兵身旁有一个农民，背着一个妇女，好像扛着一袋马铃薯似的。
海岸又离开公路了，我们在两片甘蔗地中间行驶。甘蔗的顶端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晃。绿色的叶子飘落在路上并在光脚底下被踩过。在另外一辆抛锚的公共汽车旁边有一群民兵摆手叫我们开回去。我们从车窗里还是喊着，“上前线去！”
我们又来到海岸边，这时候太阳正开始西沉。天上一片霞光，火焰似的光芒在地中海海面上颤动着。然后天就骤然黑了。我们感觉到周围的难民加快了脚步。塞斯打开了卡车的前灯，立刻我们就听见忿怒的喊声：“关灯！”在那些被围困的城市里，孩子们在成长，却不知道人类早就征服了黑暗；在这儿，当年陶醉过游客的景色优美的海岸上，灯火也是一种威胁，只有在黑夜中才有安全。
不开前灯，车是几乎不能行驶了。我们按喇叭，我们大声嚷嚷，可是都没有用处。在一个小时里，我们只走了很短的距离，随后我们就停住了。我们坐在卡车驾驶室里想主意，这时候有一群民兵走了过来，样子很狼狈，可是似乎还保持着纪律。他们向我们要证件看，很仔细地检查了一番，敬了个礼，然后把他们后面的情况报告给我们。他们说，法西斯军正在迅速地向东推进。下一个城是摩特里，大概已经落到敌人手里了，或者不久就要陷落。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前线；阿尔梅里亚这一边的地方根本没有进行任何抵抗。这不是败退——这是崩溃，南方沿海的地区像一个熟了的梅子落到佛朗哥的外国军队手里。
卡车门忽然开了。黑暗中有一个男人用肩膀顶住门，他的张大的眼睛注视着我，怀里抱着一个五岁的孩子。他把孩子举到我们面前，瘦弱得不像样子，并且因为发烧而在浑身发抖。随后他就讲起话来，他说得非常快，一个字接着一个字从他嘴里飞出来，一开始声音发哑，随后就高昂起来，到后来就好像一只孤独的火鹤的哀啼。我用不着翻译；他的话是通用的，用任何语言说都会听得懂的：“我的孩子病得厉害……等不到我把他带到阿尔梅里亚他就会死的……我自己愿意留在后面……我只替他求情……请你们把他带走——把他搁在一个有医院的地方……告诉他们我随后就来……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叫胡昂·勃拉斯，我不久就来找他。”
我接过那孩子，轻轻地把他放到座位上。那西班牙人很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在我胸前画十字。对着那个陌生人，那些从黑夜和骚乱里显露出来的脸，那些在我周围因恐惧而扭动的脸，那些像暴风中的树林一样伸出来的胳臂，那些恳求我的声音，我即使会讲西班牙语，也不能表达由衷之情。
“同志……做做好事……救救我们，”他们喊道，我用不着听懂他们的话就能明白他们的吁求。
“把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带走……法西斯军快追上我们了……”
“可怜我们吧，同志，救救我们，请看在上帝份上……”
“让我们搭你的车走，我们走不动了……”
“同志，孩子啊，救救孩子们……”
我跳到踏脚板上。他们围住我，拉着我的衣服。我心里燃起了满腔愤恨：他们今晚到哪里去了，那些以执行基督教的上帝的意旨为己任的人们，那些给世间带来神的爱和救赎的人们——他们到哪里去了，怎么他们就听不见这些在向上帝求救的众生？人的爱又被赶进什么黑暗的洞穴里去了呢？在这个病态的世界上，怜悯和良心哪里去了？
空话——啐！到处都是像洪水一般滔滔不绝的空话，而这洪水淹没了马拉加公路上这些人间地狱里的人们。假若我有一千双手，每只手里有一千支杀人的枪，每支枪有一千发子弹，每粒子弹都对着一个杀害儿童的刽子手——那我就知道如何来表明我的愤恨了！我要用每只手上的每支枪来宣布这些败类的死亡，我要用天使加伯列
[29]的号音在这个昏睡的世界的耳旁大吼，压倒那些仍在世上信口开河的蠢人和骗子的叫嚣。我要用加伯列的号音般的呼声，来唤醒被侵犯的西班牙国境以外的那些漠不关心的亿万人们：“你们的手上沾满无辜的人们的鲜血，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安然熟睡的人们！假若你们对于今天晚上马拉加公路上可耻的惨剧漠视无睹，你们的城市就要成为索多玛和俄摩拉
[30]了！你们的孩子将要同样地在死亡和恐怖的荒野里飘荡，所有你们这些今天晚上听见西班牙的痛苦呻吟而默不作声的人们！”
我弯下身子，隔着那孩子的发抖的身体去瞧塞斯。“他们说得对，”我说。“现在再往前走是毫无意义了。只有一件事是我们能做的——尽量设法把这些人带到阿尔梅里亚，能带多少就带多少。我们得把车后面装的东西都卸下来，腾出地方，这些东西交给头一辆过路的救护车带走。我们只带孩子……”
我们在这狭窄的路上把卡车掉过头来，卸下器械和储藏的血液，随后我就打开卡车的后门。一阵兴奋传遍我眼前的难民，他们都在等候这个机会，可是没有一个敢希望轮到这个机会。我仔细地看了看卡车，估计一下能容纳多少人，随后就跳到地上。“只带孩子！”我宣布道，但是在那乱糟糟的喧嚷声中我的话没人听见，而我却被涌上来的人们推到后面去了。现在，走向安全的门户打开了，每个难民都仿佛认为错过眼前的机会，就再也不能得救了。在他们的疯狂的进攻之下，我一面往后退，一面甩开胳臂挡住了开着的车门。“只带孩子！”我拦住他们，愤怒地喊道。“孩子！只带孩子！”塞斯急忙跑到我身旁来帮助我。
“我们怎么办好呢？”塞斯气咻咻地，往后推那来回转动的群众。“他们会急疯的——那些被丢在后边的人！”
“不许成年人上，”在这一片哀求和啼哭声中，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是冷酷的。“我们只能带孩子，没有别的办法。我把他们递给你——不要让别人上来，即使必须用武力也得拦住他们。”
我不慌不忙地挤到这些歇斯底里的难民的行列中间，嘴里喊着，“孩子！——只带孩子！”现在来决定让谁走，让谁留下，实在太可怕了，比当一个束手无策的旁观者更让人难受。“你，”我喊道，指着人堆里的一个妇女，她怀里有一个婴儿搂着他的脖子。“我们可以带你的孩子！”一双双心甘情愿的人把她推了过来。过一会我就在人堆里走到了她身旁。“我们可以带这孩子，”我重说一遍，可是这母亲只抬起头，以她那又大又黑的陷下去的眼睛望着我，把孩子抱得更紧。也许她没有听明白？我伸出胳臂，但是她仍然没有任何动作，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只抬头看着我，这时候我才看出来孩子太小，不能离开母亲。我突然感到难过，不知如何是好。“只带孩子”，这话说来容易，可是这个妇女陷下去的黑眼睛似乎在回答：“你若是只带我的孩子，你就使我们母子俩都活不成了。”我用胳臂保护着她，给她开路，把她送到卡车旁边黑曾的手里。“两个都带走，”我说，随后就又挤回人堆里。
我来回地走着，下命令，安慰这些妇女，选择年纪最小的孩子，硬着心肠拒绝成年人上车，把被挑中的孩子一个一个抱到车旁。当我往车上送人的时候，痛苦的声音追随着我。我听见人们在叫唤黑夜里走散的家人。自己的孩子已经在车上的母亲们站在车旁边，低声说些安慰和鼓励的话。男人们一声不响地看着，等到车上快装满了，他们就绝望地走开了，躺到附近的地上。“我凭什么在这儿决定他们的命运？”我问我自己。
“还能装几个？”我对塞斯喊道。
“硬挤一下的话——两个。”
我觉得有人碰我的胳臂。我转过头去，看见一张苍老的脸，伛偻的背，眼泪，以及泪眼里无言的哀求。我望着这个老头儿，等到我喘过气来，我就慢慢地摇摇头。“朋友，我以后做梦也忘不了你的脸，”我心里想，可是我把那只手从我袖子上推开了——一个老年人伸出来向我求援的手，就像一个孩子似的。
车上只能再带两个人了——这些等候着的难民一明白了这个情形，全楞住了，突然寂静了下来：这种寂静是在监狱的院子里，在那绞刑吏把绞索套在犯人脖子上，旁观的人们硬起头皮来看这难以相信的酷刑的时候，才会有的。但是这儿没有旁观者。这儿全是犯人，都觉得绞索在各人自己的脖子上套得越来越紧。
我从一个五十岁模样的妇女面前走过，她未老先衰，可是死去究竟还太年青。她几乎不能站直了。她的腿粗大得惊人，肿胀的血管在黑暗中都看得出来，筋络盘曲着，像酷刑用的九尾鞭，血往下流，渗入她的布鞋的鞋面。我回到她面前。假若这是我自己的母亲——我将怎么决定呢？我站在她面前，用手摸着她的骨瘦如柴的肩膀。我自己的母亲？虽然不是我自己的，总是另外一个人的——一个西班牙人的母亲，因此也就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扶住她的摇摇晃晃的肩膀，但是她平静地把脸转了过去，仿佛她一无所求。
车上只剩下一点宝贵的地方了，最后上车的那个孩子是我从一个妇女怀里夺过来的。她紧搂着孩子，又哭又叫，随后在哀呼中撒手了，就仿佛孩子是再度在血污和产痛中从她子宫里生出来似的。我抱着这孩子——一个小女孩——从一声不响的人群中走向卡车。这时候有一个妇女突然跑到我前面，抓住车门的侧柱，钻进卡车里。我在半空中抓住她的脚踝，嘴里骂了一句，但是她把脚蹬开了，在那极窄的地方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下去！”我命令她，同时把那孩子举到她的跟前。“你要上，孩子就不能上！你明白吗？你肯占孩子的地方吗？”
她是个年青的妇女。她的长长的黑发披在她那苍白的脸的两边；她睁着惊恐的眼睛看着我，随后就解开她的大衣，把她的棉布衬衫高高地撩起来。她原来是个大腹便便的孕妇。
我们俩面面相觑了一会，我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她肚里则怀着一个孩子。她在她占的那块极小的地方挤着坐了下去，大肚子夹在两个膝盖中间，她对着我笑，并伸出了她的胳臂。她的眼睛、她的胳臂以及她的笑容都仿佛在说：“你瞧，我来抱孩子，这等于我不在这儿，等于我没占任何人的地方。”她把那个女孩子放在膝盖上，让孩子的头靠在她的肩上。
现在这事算完了。四十个孩子和两个妇女紧紧地挤入了卡车和驾驶室。有一半人坐在地上。其余的人只有站的地方。不管好坏，这件事总算完了。
我使劲把车门关上，命令塞斯把他们一直送到阿尔梅里亚的医院，一路上不要为任何人任何事停车。假若他能在路上找几个武装民兵站在踏脚板上把守，不让别人上车，那就更好。他要让他们确实得到食物和医疗，随后向省长办公厅报告这儿的情况，告诉省长必须立刻派运输工具来，不然，死于饥饿和疲乏的人就会比死于敌人枪炮下的还要多。然后他要把油箱灌满汽油，把车开回来再运一批人。他转过身去，一直走到驾驶室，头也没回就爬了进去，踩了油门
[31]……
卡车开走了。妇女们有些因孩子走掉哭了起来，有些因看着孩子没走掉哭了起来。男人们扛起行李，继续前进，怕敌人追上的恐惧像一股热风吹在他们的脖子上。
我在路旁找到了那腿上流血的老妇人。她坐在地上，头枕着膝盖。她抬起了头，憔悴的脸上仍旧带着那副平静的听天由命的表情。我从医药箱里取出一管药膏和绷带，把她的脚包扎了。“起来吧，”我说，“到阿尔梅里亚还远着呢。我们再走一会儿，等到了安全的地方你再歇息。”我说的话，她一句都不懂，可是她把手伸了给我。我轻轻扶起她来，用她从未听过的奇怪语言跟她谈话。
我们俩一起加入了公路上的难民的行列，她的头靠在我的肩上。我们步履艰难地向阿尔梅里亚进发，背后跟着别的难民……
……我跟着这群川流不息的难民走，我看了看我的夜明表。才十二点吗？我只走了四个小时吗？这四个小时仿佛是没完没了的，而其他的人至少已经走了四天！
我是在两个小时以前和那位老妇人分手的。那时她实在走不动了，我只好在田野里给她找了块地方，让她躺下，她四周还有好些别的难民，他们都是除了身体下面那块土地以外就什么也没有的。我心里想，也许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会把她带走；也许法西斯军会先赶上她。
我已经用完了最后的一包绷带，给人吃了最后的一粒药丸，送掉了最后的一块巧克力，吸了最后的一支香烟，并且扔掉了我的空医药箱。我现在只剩下一双空空的手，在急躁地等候黑曾回来。他回来了又该怎么样呢？再继续运难民？那无异于想用顶针来淘干大海。
……路上忽然骚乱起来。我看出是我们的卡车在爬行着，车灯很暗。塞斯从车上跳下来，面目憔悴，可是情绪饱满……
一连四天四夜，我们往返穿梭，拚命忙着撤退整个城市的剩下的居民。一连四十八小时，塞斯没离开司机的座位，而我则停留在公路上，集合着下一批要运走的人。由于缺乏睡眠，我们的脸色变得苍白。我们忘记了时间。我们生活在留下的人的悲伤和到达安全地带的人的疲倦的喜悦之中。我们在忙着，可是心里在想，每一趟都可能成为最后的一趟，唯恐那些离城最远的难民会落到法西斯军手里。
每次到阿尔梅里亚，塞斯都在省长办公厅那儿停车，嚷着要求派卡车、大车或任何能转动的东西来加速撤退难民的工作。但是在这城里什么样的车辆都没有了。
到了第二天，我决定不能再单运孩子了：那些与儿女分离的父母的惨状太叫人难受了。我们开始运起全家来，给那些有孩子的人家以优先权。就在第二天，我们尝到了其他人已经尝了五天的滋味——饥饿。在阿尔梅里亚，现在是哪里都找不到食物了。
仿佛是来和我们的饥饿开玩笑似的，一个不知从哪里来的人突然在路上出现，推着一手车橘子，高声叫卖着。在战争、逃难、死亡之中，一个日常的街头小贩！我把这一车橘子全部买下来，自己留了一个，其余的都分了。
一连四天四夜就这样过去了。白天，我们在飞扬的尘土里，在把皮肤晒得起泡的烈日底下工作，我们的眼圈红肿，我们的肚子饿得直叫。夜间，冷得使人受不了，我们又渴望白天的酷热。
一片死沉沉的寂静笼罩着难民。其中饿得快死的躺在田野里，已经进入麻木状态，只是在咬野草时才略微动一动。快渴死的坐在岩石上发抖，或者漫无目的地东歪西倒地走着，眼睛里露出那种病态的迷惑、狂乱的神情。死了的人和病倒的人混杂在一起，目不转睛地望着太阳。接着飞机从头上掠过——发着闪光的银色意大利战斗机和好几队德国亨克尔式飞机。它们大摇大摆地向着公路俯冲下来，就像在作射击演习一样，用机关枪在奔跑的难民周围编织着错综复杂的几何图案……
我看见卡车又回来了。我们能塞进多少就塞进多少。这一次我也上去了。一个孩子坐在我腿上，他呻吟着，发高烧的眼睛注视着我。多半是脑膜炎。过了一会儿，他看着像是不再痛苦了。这是个不好的症状。我希望我们能及时把他送到阿尔梅里亚。他大约有七八岁。
我打了个瞌睡，醒来时发觉卡车正在慢慢地往下坡走。这看来好像是最后的一英里了。但是多么可怕的一英里呀！从西阿拉山
[32]到城里，成千上万的难民队伍活像一根弯弯曲曲的大口细杆的烟囱。他们布满在山上、路上、海岸上，有的为了早点到城里，涉着海水走。
一到城边，卡车就只能跟随那些挤成一团的难民一寸一寸地前进。我们似乎抛锚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我们前面的难民才向前，涌进，我们也终于到阿尔梅里亚了。
在四天之内，这个城市已变成了一个广阔的营地。街上挤满了无家可归、无处可投的难民。有好几千人露宿在主要的广场上。人们很疲倦地从街上站立起来，让我们通过。
红色救济会指点我们到一座古老的建筑物，那里临时设了一个医院和儿童收容所。我们把我们带来的难民送进去，又把那个害病的孩子交托给一个医生。然后我找到一张帆布床，瘫了下来……
我突然醒了，身上觉得不舒服。有一阵子，我以为我是在山里露宿，躺在公路旁边，可是我的手从粗糙的地板上滑过，于是我想起这里已不是公路，而是阿尔梅里亚了。我诧异我耳朵里为什么有响声。从我昏昏沉沉的状态，我猜想我大约睡着了一个小时。
把我吵醒的是空袭警报的汽笛声。我匆忙爬了起来，可是头一颗炸弹爆炸的时候，我又跪倒了。那爆炸好像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铁掌深深地打入地里……我能够听见孩子们的惨不忍闻的号叫。人们在走廊里乱跑乱喊。我重新爬了起来，脚底下地板还在颤动。随即有更多的爆炸声，有的近，有的远。
我连奔带跑地穿过了黑暗的走廊，一路上冲撞着满处乱跑的人们。在宿舍里，孩子们吓得直哭。我摸索着到了街上，一口气跑到市中心区。
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飞过，街上只听见发动机的声音响成一片，我的耳膜都似乎要震破了。接着炸弹下来了，落在我前面的地方。
我瞥见一架轰炸机以优美的姿势在月光中倾斜着低飞，不屑于在高处或黑暗中躲藏。这些混蛋确实用不着着急啊！零星的高射炮火只不过像烟火似地点缀天空。
几分钟以后，我走到了城里人口稠密的地区。在这儿，街上已经不黑了。被燃烧弹炸中的建筑物的骨架冒着大片的火焰。在燃烧着的建筑物所发出的强烈的火光里，一眼望去只看见一大群一大群的人在狂奔乱跑，有的在躲炸弹，有的让塌下来的墙压倒，有的在爬，有的掉进弹坑里，而在他们消失的时候，有的在惨叫，有的用手在空中乱抓。
从港口那个方向没有传来炸弹爆炸的声音。这些轰炸机对于港口没有兴趣！它们所追逐的牺牲品是人。它们所追逐的是从马拉加逃出来的那十万人，这些人不愿在法西斯统治下生活，但是在这儿，他们拥塞在一起，成了一个理想的目标。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没来侵犯阿尔梅里亚。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它们准备着。现在难民从马拉加走到了这儿，现在难民被困在城里几条街上，屠杀他们只需要最少的炸弹——现在佛朗哥来满足他的复仇的欲望了。对于港口，他是不在意的。一个海港既不能思想，又不能反抗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流血。只有人才有思想、感情、勇气。杀死他们，把他们弄成残废，让他们瞧瞧法西斯无情的魔掌的厉害吧……
我从密集的人群中使劲挤过去，一路喊着：“我是医生！我是医生！”但是，我的声音为汽笛声、爆炸声以及被扭曲的铁栏杆戳穿了肚子的驴子的惨叫声所淹没。
随后轰炸骤然停止了，飞机的吼声渐渐在天空消失。燃烧着的建筑物照亮了男男女女的脸，他们似乎已经没有感觉了，吓呆了。
现在空袭过去了。在寂静中我觉得耳朵疼痛。寂静？不是。现在轰炸完了，我能够听见人的声音了……空袭是过去了，可是死了的人和垂死的人还在这儿。
我从受伤的人们的衬衫上扯下布条子来，把他们的伤口包好。在一座内部完全烧毁了的房子里，我发现一个小女孩在一堆沉重的横梁底下呜咽。她大约有三岁。我拉开了横梁，把她抱在怀里带走。后来碰到一辆急救车，我就把她放在担架上，心里想她还不如死了的好，因为即使她的残废的身体能活下去，她的小眼睛已经显示出她的神志是永远不会正常了。
在市中心区，我看见一圈沉默的男女。圈子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弹坑，坑里面有炸弯了的排水管、衣服的破片和一堆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的身体觉得像那些死人一样的沉重，可是又觉得空虚。我胸中燃烧着仇恨的烈焰。
对于西班牙人民，对于曾亲眼看见西班牙的任何人，形势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它是如此之清楚，以致于佛朗哥和他的法西斯后台老板迫切地需要一个转移人们视线的借口，以掩盖他们的侵略，这正像满嘴“不干涉”废话的保守党人需要一片遮羞叶来掩饰他们可耻的政策的赤裸裸的马脚一样。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这使他们双方都感到宽慰。这无非是那个奥地利裱糊匠和那个意大利叛徒两人的私生子。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威胁！”
十四年前，墨索里尼坐着一辆特等客车被运进了罗马，就任新职——摧毁“共产主义的威胁”。他随即以他的神圣使命的名义，摧毁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最近，无疑地是作为这个神圣使命的一部分，他已经使意大利军国主义化，并且使阿比西尼亚陷入了法西斯和大屠杀的魔掌。
短短的四年前，在德国，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也是为了把德国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下拯救出来。大家一定记得，他干得比那位“领袖”更麻利。以抵抗布尔什维主义的“神圣战争”为名，他对德国的所有的民主集团，不管是共产主义的还是反共的，进行了非神圣的战争，毁灭和屠杀了“非亚利安人”；他赶跑了本世纪的有数的天才；他使整个德国充满了集中营的恐怖和残忍；他把世界上闻所未闻的可怕的暴政强加在人民身上。“希特勒先生”仍在谩骂“共产主义的威胁”，但是他的新军队的炮口已经在对准着欧洲各主要非共产主义政府的领土了。
而现在，佛朗哥和他的摩尔人以及他的德意后台老板，又在唱着同样的老调：他们也是在把西班牙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解救出来。同时在唐宁街，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在博学的美国参议员们中间，也表示着这样贤明的意见：西班牙的形势诚然令人遗憾，但终归是“赤党”在背后捣乱，因此目前的战斗无非是一种反抗莫斯科的阴谋的爱国行为。
今天晚上我对于讨论共产主义的纲领和哲学的优劣得失没有丝毫兴趣。如果西班牙人民愿意要共产主义，那得由他们自己而不能由其他任何人来决定他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来实行。但是我认为，那种把侵略西班牙描绘成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下拯救那个国家的十字军的企图不仅是卑鄙的谎言，而且是蓄意的、恶毒的疯狂行为。
如果这种疯狂行为得逞的话，它势必会给共产主义者以及非共产主义者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以致命的打击，难道这还不清楚吗？因为如果你不自由，就像西班牙人曾经不自由那样，而你要保卫你的自由，那么你就会被当作共产主义者受到迫害。如果你挨饿，就像西班牙人曾经挨饿那样，在你要求面包的时候，你就会被“共产主义的威胁”的呼声所压倒。如果你渴望一种起码的、衣食温饱的和平生活，也像西班牙人民那样，你就得遭受那些装上了刺刀在地球上扫荡共产主义污毒的人们的报复。一切诚恳的话，一切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一切对非正义的行为的抗议，一切改良一个不完善的世界的要求，都将是可疑的，危险的，会招致报复，会被当作大逆不道而予以镇压。
当然喽，有人这样辩论：苏联正在援助民主政权，西班牙国内外的共产主义者也正在支持西班牙政府。这个论证据说可以证明西班牙存在着“共产主义的威胁”，因此就使民主方面失去了合法的地位。我不理解这种逻辑。我也不理解这样的论证：因为苏联或是别处的共产主义者赞成一件事，这就证明那必然是件坏事。我更不能接受这种意见：因为法西斯和他们到处都有的“中立的”保守党朋友们说一件事是好的，所以那事就不可能太坏。
是的，苏联已经在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墨西哥也同样做了，那可并不是共产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难道这也是西班牙的耻辱吗？我倒觉得这问题应该反过来才对。我觉得应该说：这是苏联和墨西哥的光荣，因为它们履行了对西班牙政府的义务，而那个政府代表着西班牙人民。苏联和墨西哥通过给与西班牙政府以它的合法权利，正在援助着人民自己选举的和拥护的政府。而西方列强，由于对民主方面实行禁运，同时假装不见从意大利和德国源源不断地运给佛朗哥的军火和军队，正在支持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那些利用人民的贫困而发财的西班牙财阀和封建集团所选中的人。
那么让我们不要再上“反对共产主义”这个骗局的当吧。它给帮了大忙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而不是被奴役的德国和意大利人民。它或许在保守派的耳朵里听起来很悦耳，也或许安慰了某些老处女似的英国劳工领袖的良心，但它仍然是最可耻的欺骗。这是我们这一代的弥天大谎。这是反动派最后的手段，因为他们的政治武库空了，他们的世界破产了，而他们的主子们对权力的欲望是穷凶极恶、有增无减的。这是西班牙给我们的教训之一。我希望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个教训。
西班牙能够成为法西斯主义的坟墓。历史有一天会给那些背弃它的人以无情的报复。
今天我在换乘火车的时候买了几份加拿大报纸。我发现一条消息挤在后面几页当中，报道了在温哥华码头上举行的反对装运废铁到日本去的一次示威游行。好极了，任何正直的人都会那么想。但是有没有一位内阁大臣在那儿称赞他们，向他们保证加拿大的物资不会拿去制造武器用来杀害中国人呢？没有。只有警察在那儿冲散和殴打示威的群众。愚蠢！但是多么血腥而恶毒的愚蠢！而我仍然在空谈……
不行，我可不能放过这种说法！是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那是我个人的信仰和个人所决定的问题。如果现在我说喝牛奶对儿童有好处的话，难道反共的人们因此就能说牛奶不好吗？如果我说人民需要面包的话，难道就仅仅因为说这话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最公正、最崇高的政治和道德形式，而说他们不需要吗？
我的可怜的受骗的朋友……为什么是一个莫斯科的雇佣呢？为什么不是一个英国的雇佣呢？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俄国革命六十年以前在伦敦发表的。如果俄国明天从地球上消失，难道你以为那样就会铲除共产主义了吗？我相信，如果基督再出现在地球上，宣扬人类的博爱，他也不免会被扣上一顶“莫斯科的雇佣”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