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志愿军——在西班牙与法西斯作战的经历
同志的审讯
麦克·里德说：“那儿的一群人在一起挨得太紧了。派一个人去叫他们散开吧。”他不安地向火车站周围瞟了一眼。“特务比阴沟里的老鼠，还多些，我们得小心些。”
那一群人中要动身的一共有25个人，乔埃·达莱特是队长。其中有些人在我开来的那艘船上见过——例如，乔埃在俄亥俄州就认识的几个伙伴们，曾经在会议上说话的那个有棕色胡子的人，还有在会议上看到过的一两个熟识的面孔。别的人我以前没看见过，但是可以认出。我们五个人一群地分散在火车站的周围。这些美国旅行家们大部分都是20岁左右，戴着平底软帽，没有携带行李。都是些优雅的旅行家啊。我们四处站着，即是扭捏不安，又是不舒服，很显眼地打算作出不显眼的样子，大家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同时一律在注意着乔埃。我能和乔埃一同动身，感到非常高兴。更高兴的是：在巴黎耽搁四天以后就向着边界移动了。
火车报告员叫喊道：“Du chemin pour（这列火车开往）——这个，那个——A镇——！”A镇是麦克给我的车票上所提到的那座市镇。麦克说：“对啦！第十四条铁路线！好运气！好运气！乔埃，你现在把一切都弄清楚了吗？你该知道怎样料理吧？好了，再会吧！我不久就要到那里跟你在一起了。”
在乔埃的指示下，这些“旅行家们”神经紧张地跳动起来，开始向火车冲去。他们服从早先的指示，都分散在各个车厢中，两三个人坐在一间车厢内，很少有五个人在一起的。乔埃跟我找到了一个坐在一起的地方，靠近火车的中段。乔埃心理充满了兴奋和责任感，又是笑嘻嘻的，又是绷着脸。他一纵身坐在一个位置上，微笑地望着我。“喂，哥们儿，我们已经在路上啦！”他兴高采烈地说；马上他又站起来说：“我得去把伙伴们查对一下，火车太挤了。喂，你来帮助我。我打这儿走去。你到前面的几个车厢去。”
我找着了我们这一队的四个人，乔埃找着了十九个人，连我们一共是25个人，一切安排妥当。我们向着西班牙进发了。
那一天大家都没有睡好。大伙儿不断彼此叮咛着应该好好地睡一夜，一边走起山路来能够精神饱满，因为每一个人都相信第二天夜里会越过比利牛斯山。可是他们总是兴奋的不能入睡。他们玩着纸牌，聊着天。这一天夜里，那位荷兰老同志格雷兹跑来对乔埃愤愤地嚷起来。
“我拿一个车厢里的那些家伙们闹得一塌糊涂，”他嘴里溅起唾沫咕哝着说。“弄一瓶威士忌酒，在那儿又是喝，又是唱——任凭我对他们说什么，他们完全当着耳边风。乔埃，你跟他们讲讲去。”
乔埃跳了起来，怒气冲冲地喊了一声，便匆匆地跑去。一会儿他回来了，脸上若有所思的样子。“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他们一共只喝了半品脱的酒……以前加拿大的警察赖斯利和他的好朋友墨菲，以及一个从俄亥俄州来的叫做波勒的伙伴。他们说他们并没有胡闹，只是想玩一会儿。他们马上就知道格雷茨已经告了他们一状。我说我不过来产看一下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安排得很好，可是他们不相信我。我想一切都会好的。”
“波勒是你们一队的人吗？”
“不，他是一个叫做惠蒂·波拉凯斯来的队员的朋友。因为惠蒂来，他也来了。……惠蒂是一个很好的家伙。我了解他的家庭。”
天亮时，乔埃看见一个农家女人在火车停下的一个车站的月台上卖牛奶。他和她谈好价钱，然后拿着她的全部牛奶，满了一大半的一只两加仑容量的瓦罐得意洋洋地回到车厢里来了。这是他突然想起一件糟糕的事情。“史迪夫，谁都回晓得我一个人不能喝这么多的牛奶！我的天，我把马脚一股脑儿露出来了！”
那个棕色胡子的人——已经被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教授”的——极力鼓舞他。“哦，来吧，老大。没有关系。我看到另外一个车厢里有几个瓶子。让我去把它们拿来。”
把瓶子洗过，装上牛奶，然后分给那些“旅行家们”。半个钟头以内，他们把牛奶都分完了。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到了A站，我们下车了，可是下错了车门。我们焦灼不安地等着火车开出车站，不敢再爬上火车穿到车站的月台上去，因为我们深怕火车突然开走，把我们中间几个人留在车上。伙伴们都挺兴奋，他们分成五人一小队地聚在一起，看上去像一群士兵一样。乔埃和我从这一堆跑到那一堆，叫他们“分散开”！火车开出站了。
一个穿着黄色绒线衫的人站在月台上，这是麦克·里德事前关照过的。乔埃瞪了两只眼望着这个人，用手抓住他的大衣右边的翻领。这个人看到这个暗号以后点了点头，漫不经心地招呼了一下就走开了。乔埃跟着穿黄色绒线衫的人，我跟着乔埃，“教授”跟着我，然后一个跟着一个。25个人拉直成一行，每个人只怕看不见走在前面的人。这些人走在法国的一个寂静的小市镇的街道上，看上去很是叫人奇怪。我们马上就觉得我们正在暴露自己。于是我们分成两三个人一小群，若无其事地在街道上慢慢地溜达着。
穿黄色绒线衫的人领我们到这座城市的另外一头，在那儿一条小小的溪流旁边有一座古老的石砌的房屋。他突然钻进门内，我们也跟在他的后面走进去，这时一阵另人喜爱的炖菜的香味扑进了我们鼻内。乔埃和穿黄色绒线衫的人在一起说着法国语。乔埃说：“一个人拿一个盘子，拿一块面包和一瓶酒，到厨房去拿炖菜。我们在这儿的期间由这位同志负责我们的伙食。他说：有什么埋怨的话都可以对他讲出来。”
没有人埋怨。我们是我们法国同志的来宾，这一点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的口粮是面包和水，我们也是不会埋怨的，何况炖菜又非常可口呢？乔埃在我们吃饭时继续和穿黄色绒线衫的人谈话，并且把他听到的话传达到队里。“这里过去是一所贫民院，最近空了，我们的同志就接收过来，把我们安顿在这里。这里的镇长是我们的一位同志。这座小镇除了照料所有的志愿军通过以外，已经收容了75位西班牙难民，并且照料他们。瞧，这里的同志们要替我们花多少钱哪，所有这些钱都是从他们自己的腰包里掏出来的！”
他又对那个法国人说话。“喂，同志们！这里已经有50个美国人啦！在巷子对面的仓房里，我们要到那里去”——说到这里他的话在嘴里停顿了一下——“睡觉”。
“睡觉！这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要我们停在这里吗？今天夜里我们不爬过山去吗？”
“我不知道。别着急。别的伙伴们已经在这里呆了四天啦。”
大家都表示反对。乔埃说：“喂，听我说。他们会尽快地让我们爬过山去的。倘若我们不得不等上一两天的话，那是因为非如此不可。在这件事上发牢骚毫无用处。”
我们通过巷子走到一所庞大的房屋前面，而这所房屋下面是用石头砌的，二层楼有护墙板。楼下是一个马厩。我们爬上摇摇晃晃的宽大楼梯到了顶楼，后来成为国际纵队交通员的柳·布朗列出来迎接我们。“喂，同志们！欢迎你们到反法西斯饭店来。”
“老资格们”都围拢来欢迎新来的人，并把这地方的摆设指点给我们看。在顶楼的两边各有一个圆肚子火炉，于是一个人说：“你们得当心火烛。这地方会像火药一样爆炸起来，这里都是草。”风冷飕飕地从护墙板的宽大裂缝中吹进来，于是又有一个人说：“夜里风可冷透顶了，我讲老实话。”一捆一捆的草靠墙堆着，于是又有一个人说：“请随便把草弄来作垫子。墙拐有毛毯，每人一条，也可以把它摺起。这地方没有灯，天黑了我们就睡觉。”
最初来到的人们已经建立了生活的常规，便立刻举行了一个联席会议，由柳把规则说明。他说：“喂，伙计们，我们总得极力适应这个环境。我们终归要碰到比这还要棘手的事情呢。我希望大家不要埋怨……你们会发现住在像这样的一个地方会有很多事情要做。为了让事情进行得顺利些，我们选出了一个三人的房屋管理委员会。我提议你们大家也选出三个人参加那个委员会。”
三个人被推举出来了。于是召集了委员会联席会议，会上除了提出其他事情以外，还提议准许一次五个人请假外出，由各队轮换着，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市上去逛逛。主席说：“今晚准许第二队的赖斯利、墨菲、波勒、朗迪斯和史密斯的假，好不？”
前四个人都是新来的，这是首先叫他们外出的一个理由。朗迪斯和史密斯都是年轻小伙子，他们两人是好朋友。乔埃估计墨菲和波勒是有弱点的；他派赖斯利和他们两人一同出去。因为赖斯利是年纪较大而有经验的一个人——据他说，他曾经参加过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而乔埃希望赖斯利能够叫另外两个人循规蹈矩。
那两个家伙是那样的激动和害怕，简直难以从他们嘴里问明什么，可是乔埃终于把事情问清楚了。那三个人在外边装了满肚子的酒，便乱丢起酒瓶来，警察跑过来制止他们，墨菲便用一种柔术抓住了那个警察，把他的手指头折断了三根；于是警察拔出他的枪对准那三个闹事的人，把他们抓到监牢里去。
顶楼上所有的人都围拢在一起听着。柳·布朗列一队的人非常愤慨。柳忿忿地说：“他妈的！我们已经在这儿过了一个星期，可是从没出过一点岔子，你们这一伙人来到的第一天晚上就搞出这么大的麻烦！”
但是没有一个人感到像乔埃那样的难过。
A镇的党书记到了。他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这时候已经到了扯头发叹气的程度。他和乔埃谈了很久，可是毫无办法；党书记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认为赖斯利和波勒会被释放出来，墨菲得留在那里受审，这样所有的报纸上都要把这个消息发表出来了。他只盼望那位警察是一个同志。可是谁也不会愿意让他的手指头被一个醉汉折断啊！
约莫两点钟的时候；赖斯利和波勒来了，两个人都喝得半醉。他们打算解释。赖斯利说：“乔埃，我们已经尽全力区管束那家伙了。可是，我跟你讲，他真疯了！没有一个人能对付得了他。”乔埃咬牙切齿，张大了眼睛望着他们，说：“你们这一伙自私自立的猪猡——以后再和你们算这笔帐！”
吃过早饭不久，由乔比·杜甘率领的又一批50个美国人来到了。乔比马上做了指导委员会的委员。他听到了墨菲招来的麻烦。他对这件事并不觉得怎么惊奇；他在巴黎曾经遇到过赖斯利、墨菲和波勒三个人，他早已把他们看透了。
十点钟的时候，党书记笑嘻嘻地回来。警察同志已同意不坚持要起诉。墨菲将被释放出来。
过了几点钟以后，墨菲来了，警察和镇长跟他一道走来的。墨菲脸上露出了一副神经质似的浮夸的神气。他喊出来说：“嗨，哈，同伴们，”一走进顶楼，就向四下里弹着他的烟灰。乔埃一队的队员都挤在乔埃的周围，听他向镇长和警察说他们对这件事感到何等的遗憾。他们拍着警察同志的肩膀，和镇长同志握手。“乔埃，对他们两人说，他们真是好同志。对他们两人说，我们无论如何绝不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告诉他们，乔埃！”
乔埃告诉了他们两人，他们两人在一阵点头招呼和互相表示敬意的中间辞别了。
人人都躲开墨菲。当他挨近每一队时，就受到一阵叱骂：“给我滚开，你这肮脏的老鼠！”
“还没有人管我叫过肮脏的老鼠而不挨揍的呢！”墨菲咆哮起来。他开始脱去他的大衣。他绷着脸，眼睛肿起来，变成了紫色；这是被警察揍过的痕迹。赖斯利跳到他的面前，叫道：“墨菲，你这个该死的混蛋！”他鼓起全副力气对他喊叫着：“墨菲，老实说，即使你是我的顶要好的朋友，不等你动手去打别人我就非得要先揍你一顿不可！”
乔比·杜甘也是一个爱尔兰人。在他长大的那个煤镇上，许多人都还说着爱尔兰的土腔。“听我说！”他咆哮说。“你们是一对猴子，你们两个人，要是不停住你们的猫叫，老实不客气要我亲手把你们的笨脑瓜砸的粉碎，赶快闭住嘴，不准再讲话！”
乔埃说：“墨菲，赖斯利，要是你们想用你们的拳头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你们两人都错了，……我提议马上召集一个会议，把墨菲放在众人面前审问。”
全体一致赞成这个提议。墨菲吃了一惊，马上就着了慌。他还想说话，可是乔埃又接着说下去：“首先让我们来推举一位主席。”
大家推举乔比。乔比接受了下来，于是他在一阵掌声中当选了。乔埃·达赖特向墨菲说：
“墨菲，大概你从来没听过吧，可是这一次你要受到同志的审讯了。你不是在一个正规军队里；这里没有军事法庭，没有军法官，没有繁杂的条规和军律。但是这里照样是有纪律的。在这个团体里面，全体都是反法西斯分子，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为了个人的投机到西班牙去的。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我们共同信仰的一个主义；那一个主义没有民族的界限。这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你是爱尔兰人，或者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黑人，或者是一个罗马尼亚人；你既不比别人的地位高，也不比别人的地位低。你在这儿受到我们全体的裁判，倘若我们决定要处罚你，你也只得接受。”
他停住了话，于是乔比接着说：“同志们，在我们开始以前，我要提出一个建议：把墨菲从我们这个团体内开除出去，把他送回他的本土加拿大去。”
一阵掌声欢迎这个建议；但有一个生意说道：“喂，乔比，你不是违反开会程序了吗？你是一个主席，你不能提出建议呀！”
“对，一点也不错。请原谅我。我们在这儿也得有一个真正的议事规则。”于是他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来，说道：“好，有人提出建议来吗？”
他听到有人热烈地重复了他自己的建议，接着是一阵附议的声音。墨菲的罪行又被人重复说了一遍。柳·布朗列指出：在墨菲来这里引起一场纠纷以前，他们在A镇从没有惹出什么乱子。
乔比说：“那么有人替墨菲说话吗？”全场一片沉默。于是乔比转向被告。“喂，墨菲，这应该给你一个教训了——这儿竟没有一个人替你说一句好话！甚至你的朋友赖斯利也不。”
大家都朝赖斯利望着。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汉子，在他的秃头周围有一圈淡红色的头发。他满脸通红，忐忑不安地舔着他的嘴唇。他的伶俐的口才现在不管事了，只是两只眼睛还在狠狠地瞪着墨菲。
一个叫做麦克的从多伦多来的加拿大青年说：“因为这个人是我的同胞，我愿意说一说我自己对这件事的感想。你们说到他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他叫我感到可耻。但是——再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吧。”
群众喊出了一片抗议的声音，都叫“把他赶出去”！乔比大声对他们叫喊着说：“安静些！主席是你们选出来的呀！现在把你们的粗鲁的话停住，开一个有秩序的会议吧！”他转过身去对墨菲说：“喂，你不要替自己辩护吗？”
墨菲拉一拉他的裤子，揉一揉他的受伤的眼睛。顶楼上非常冷，可是他的身上还在出汗；你可以看见汗水在他的脸上发出光来。他把他的两只手插进衣袋里，眼盯着屋檐，又盯着地板。他说：“喂，朋友们，受这样的罪看来叫人比经过一场残酷的战争还难受。”他停住了话，咬一咬他的嘴唇。“唉，我能够讲出来的只是：我收到这样的对待是我罪有应得的。我知道你们的感受。要是你们和我一样关在家里，一关就是两星期，看不见一个姑娘，没有一滴酒喝，当你们得到第一个机会时，你们也会飞快跑出去，在在外面惹出乱子来的。我不让一个法国人抓住我，特别是一个警察，我也不管他是一种什么警察。……朋友们，现在我对你们说啦，我也不是想扫你们的兴——”
乔埃制止了他的话。乔埃说：“主席同志，这家伙显然不知道我们在谈什么事。他以为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没有请假外出的机会。墨菲，你心里顶重要的事情就是女人和酒。我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那些事情，墨菲。我们也不愿意你来挖苦我们的法国朋友。你究竟把事情弄错了。”
格雷茨忿忿的说：“他是一个坏蛋。我们坐在火车上一路受到他们的麻烦。喂喂，把他们赶出去！”
最后由柳出来结束了这个局势。他说：“主席同志，我提议把墨菲判处缓刑，剥夺他的一切权利、一切利益，把他交给一个强有力的队长，这位队长须能亲自注意到他的认识和发展。要是以后他的行为还是不能令人满意，那么我们就永远把他驱逐出去。”
这个提议通过了。
两天以后，乔埃的一队移动了。我们乘汽车到了更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另一座小市镇去。乔埃，赖斯利，墨菲，波勒和我，都住在一个法国木匠——一位同志的家里，他的老婆把我们当做儿子一样招待。他们对于从美国来的同志们非常慷慨。我们大家一致感激他们的好意。
但是我们要到西班牙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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