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共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М.伏龙芝）

在俄共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二五年三月三日）

М.伏龙芝

　　编者按：本文选自波隆斯基《革命时期文学运动概论（1917-1927）》，第265-269页首次发表于《在文学岗位上》杂志1926年第50期，后收入《伏龙芝文集》第3卷，国家出版社1927年版。伏龙芝当时任俄共（布）中央文学委员会主席，他的这次讲话为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定下了基调。

　　在文学问题上，我认为自己是个门外汉，不过，我还是要讲话，因为，首先，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仅具有艺术上的意义，而且也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了，其次，因为现在你们作为文学活动家感到兴趣的问题，是同苏联建设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密切相关的。

　　哪怕就拿我们的军事来说，情况也不例外。我应该说，你们现在所体验到的东西，我们在军事上先于你们体验过了。你们之中如果不是所有的人，那也有许多人大概知道，我在几年前就提出过所谓的“统一军事理论”。我的意见的实质是什么呢？实质是：从无产阶级观点的角度重新审查军事科学和作战艺术的全部间题，确定无产阶级战争学说的原理。我的这一意图遭到了托洛茨基同志的激烈反对。当时我没有展开广泛的斗争。现在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没有这样做的原因。

　　我同列宁同志的一次谈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列宁，他也象答复布哈林同志那样答复我说。“你们（共产党员、军人）在这方面是不对的。从远景上看，你们的观点当然是正确的。不用说，你们现在应准备去完成完全掌握军事的任务，并进行相应的工作。你们学习吧，提拔年轻的力量吧。如果你们现在就提出无产阶级军事艺术理论的话，你们就有犯共产党员妄自尊大错误的危险。我认为，我们共产党员军人要想领导全部军事，现在还不够成熟。”

　　这就是当时列宁同志对我说的大概意思。

　　至于谈到文学，我应当说，我个人在文学问题上大致持布哈林同志现在所发挥的那种观点^[1]。这里在座的普列特涅夫同志应该是记得很清楚的。我同样也可以证实布哈林同志这里谈到的关于列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这方面是不可能有任何怀疑的。列宁同志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文化看作是今天的实际任务的理论。

　　我们的军事方面的问题后来怎么样呢？我在表述军事学说的基本原理时所提出来的任务，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完成了。如果不是百分之百完成了的话，那么至少也完成了百分之七十五。军事上的一切基本阵地我们都牢牢地掌握在手里。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红色总参谋部。但是在理论上，建立无产阶级战争学说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只有在现在，如你们所看到的，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工作并取得了巨大的实际成就之后，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若干理论著作，但这还仅仅是开端。在这方面我们以后还有庞大的工作要做，在工作中我们要同一些按其基本观点来说常常即使不是敌对的，那么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是和我们完全一致的人合作共事。而且，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使用这些人，因为我认为，在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因此，从问题的一般提法的观点上看，我们认为，坚持无产阶级文化观点的同志们是正确的。应当提出建立这种文化的课题。我们在文学领域里，也象在所有艺术领域里一样，无疑应当努力使无产阶级争得牢固的地位。这一原则性的路线我认为是正确的，并且子以支持。不过，我觉得，现在意见分歧的实质，与其说在原则方面，毋宁说在工人阶级掌握文学艺术领城中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的方法策略方面。在这里，我和岗位派的同志们有分歧。我认为，他们所持的是一种在政治上有害的和危险的立场。

　　尽管瓦尔金同志坚持文学领域中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必要性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对我们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国家里这一事实缺乏明确的和充分的估计。在这个国家里，无产阶级实现着政治领导和一切其它的领导，对一切负有责任。在这种形势下，强调阶级矛盾于我们常常是完全没有好处的。相反，不是加剧而是缓和这些矛盾才是有利的。

　　我所说的矛盾是指发生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基本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关系中的矛盾。关于这一点布哈林同志在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而且令人信服。在我们与我们的同路人之间，也就是在工人阶级与农民之间，裂缝自然是有的；这裂缝有时裂得是够大的。我们很明白，工人阶级的基本立场应该是怎么样的。从这一事实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考虑下面一个事实，即农民是同盟者，他们要求我们特别善于对待他们，所以，在文学领域里，过分突出我们的无产阶级口号，决不能使我们接近农民，而是相反，使我们离开他们。

　　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许多其他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存在：如教师、医生、工程师、技术员等等。

　　不久前举行了一系列这些劳动阶层的代表大会。这些代表大会的举行在政治上意味着工人阶级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它们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在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得到了巩固。

　　这些阶层能不能、该不该在我们的苏联文学艺术中找到自己的反映呢？当然是应读的。在文学和整个艺术领域里推行那种使这些集团脱离我们的路线，对我们是绝对没有好处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做到这样：在保持我们的充分的思想领导权的条件下，使这些集团也象农民群众一样越来越紧密地跟着我们走。

　　在代表大会工作中表现出来的这些阶层的政治立场的变化决不是偶然的。我国经济的增长以及一般地我们的政治上的巩固对这些代表大会的工作性质产生了影响。苏维埃农村建设问题，农业经济体制问题以及农业发展的途径问题等等——是现在我国对内政策的基本问题。关于在一定的限度内容许农村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性问题，目前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从直线式的社会主义观点来者，这似乎是歪曲了我们的政策，但这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在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因此，现在在运用策略方面比过去要自由得多。行政压制的路线可以而且应当让位给国家通过国营经济和合作社施加经济影响的做法。现在我们在一切方面都可以比过去更少地使用强制手段。

　　从这一观点出发来对待文学同题，首先就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即岗位派对待所谓的文学同路人的立场是错误的。他们所推行的实际上是行政强制的路线，是通过打击的途径把文学抓到自己手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不对的。通过这样的途径是不能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倒是有损于无产阶级的政策。瓦尔金同志说，《红色处女地》以其活动使同路人离开了无产阶级阵营，成为（按他的说法）变节者的中转站。这是不对的。根据军事方面的类似情况我知道，吓跑同路人的与其说是《红色处女地》，毋宁说是《在岗位上》杂志所宣传的那套策略和那些方法。

　　我根据自己的军事经验知道，青年军人过分突出意识形态等领城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因素，对于我们的非党专家以及甚至一般的非党军人起着多么有害的影响。我们也经常犯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所犯的同样性质的错误。

　　在对待非党人士上，必须表现出更大的宽容，对他们采取更巧妙的方法。在这些场合我个人总是坚决地和断然地纠正我们那些易受诱惑的青年军人。批评当然应该有，但是，这种批评应当有一定的界限。

　　我们的文学策略应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那些还要在长时期里在文学中起巨大作用的同路人的策略，另一方面是对无产阶级作家，对所有正在从下层自发地成长起来的青年的策略。

　　我认为，沃隆斯基同志现在对于我国正在成长的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估计是正确的。但是我认为，在实践上，在对待他们的态度上，他却犯了错误。实质不在于，瓦普联合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作家，事实是它团结了这些作家，团结了几百几千人。

　　对这一过程袖手旁观，更有甚者，把瓦普看成是敌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瓦普群众对沃隆斯基同志所推行的路线充满敌意，这一情况我认为就是沃隆斯基犯了某种错误的毋庸置疑的证明。我看，这些错误在于沃隆斯基的不正确的组织路线，他必须改正这些错误。

　　同“面向农村”的口号一样，我认为，沃隆斯基同志需要完全面向无产阶级青年，另一方面，我们的岗位派则必须面向同路人。在这里，两头都必需加以纠正。这样才能使我们党在掌握文学的事业中同心协力。经常被采用的激烈的派别斗争的方法，现在应当受到我们的坚决谴责和唾弃。

　　我们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全力地制止这种趋向。

　　关于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问题说几句。我仔细地听了“锻冶场”代表的宣言，并认为，这个宣言就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表现。

　　宣言中说的是什么呢？“锻冶场”的同志宣称，年轻的无产阶级作家根本没有什么可向同路人学习的，并且说，谁要是不这样看，谁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这种立场我认为是十分错误的。这就是共产党员妄自尊大的表现。怎么我们没有什么可学呢？我们每个人在浏览新书，翻阅我国的杂志时，都会看到，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成果是何等的少。当我们有时间读点书时，却不由自主地或者是去找古典作家，或者恰好就是去找象列昂诺夫这样的文学同路人。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列昂诺夫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大作家。他也还需要学习，他正在成长，如果我们不把他毁了的话，他将来会成为一个著名的大文学家。其他许多人，乃至皮里尼亚克，也都是这样。我个人不是他的崇拜者。我不喜欢他的写作风格。但无疑也可以从他身上学到某些东西。马雅可夫斯基所领导的那个流派，我在理智和心灵上都不大理解。我更多地喜欢现实主义的方法。但我认为马雅可夫斯基那个流派在苏联文学中也是一种完全合法的色度，我没有在这个流派中发现任何反共产主义的东西。我认为，这个流派的错误在于它过分地把形式提到首位，而把内容推到后面。

　　（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形式，而是生产。）

　　生产与形式是相联系的。

　　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恰恰必需突出内容。那些敌视我们的文学集团的代表们可以提供很美的形式，但是他们的作品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却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些作品中，革命是得不到反映的。我宁可要具有我们的内容的作品，尽管在形式上还有缺陷。自然，这并不排尽严厉地批评这些形式上的缺点的必要性。我们大家有责任这样做。但不管怎么样，这样的内容——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一点起着重大的作用。

　　我们今后的任务就在于把形式同内容结合起来。这也将是我们的成绩的桂冠。

　　这就是我想说的一些意见。

　　在原则方面我是完全以布哈林同志在这里的讲话的观点为依据的，这些观点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

李辉凡译

^[1] 指布哈林1925年2月在俄共（布）中央文学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