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1910）

第三篇 金融资本和对自由竞争的限制


第十一章 利润率平均化的障碍及其克服



　　资本主义的生产旨在获取利润。获得最大利润是每个资本家的动机，也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必然产生出来的经济行为的指导原则。每个资本家只有在不断跟上并且超过他的竞争对手时，才能生存；而只有在成功地把自己的利润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并由此而获得超额利润时，才能做到这一点。[1]
　　然而，刺激各个资本家去获得最大利润的主观努力所达到的客观结果，却是为一切资本创造相同的平均利润率的趋势。[2]
　　要达到这种结果，必须通过争取投资领域的竞争，通过资本不断流向那些高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和离开那些低于平均利润率的领域。然而，资本的这种不停流动却遇到了障碍，这种障碍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技术的进步，表现为等量活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的日益增加。在经济上，这个过程反映为资本有机构成的增加，反映为总资本中不变资本额比可变资本额的增长。[3]C∶V比例中的这一变化表现了从工场手工业和早期资本主义工厂到现代工厂的情景变化：前者是处于狭小的劳动空间和拥挤在几台小机器周围的工人：后者是在庞大的自动化机器后面的少量的、有时几乎看不到的工人，而且他们似乎越来越少见了。
　　但是，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了不变资本组成部分内部的变化。固定资本组成部分比流动资本组成部分增长更迅速。下列情况说明了这一点：
　　“冶炼过程的技术进步，必然造成企业规模的日益扩大和资本积聚的日益加强。据吕尔曼（《50年来高炉生产的发展》，杜塞尔多夫1902年版）说，自1852年以来高炉的容积增长48倍，每个高炉的生产能力增长333倍，高炉容积每吨的生产能力增长7倍。1750年，西里西亚14个烧木炭的高炉共生产12 500吨生铁；1799年，柯尼希许特尔的两个烧焦炭的高炉的设计年产量为2 000吨生铁。1852年，厄切尔霍伊泽尔夸口它每日生产50 000到60 000普鲁士磅。每个高炉每日生产的最新记录是：德意志帝国矿业联合公司（蒂森）达518吨；俄亥俄钢铁公司第三号炉达806吨。换句话说，美国每个高炉大约30小时的生产量与以前一个西里西亚高炉一年的生产量相等，美国每个高炉36小时的产量相当于150年前14个个西里西亚高炉每年的产量。
　　然而，每个高炉的建设费用大大地提高了。上述的柯尼希许特尔高炉总造价估计达4万塔勒。这使日产1吨的投资达2万马克左右。根据韦丁的计算，1887年，在每座高炉的建设费用差不多100万马克的条件下，日产1吨的投资额下降到5 400和6 000马克之间。然而，最近由于使用许多新设备和彻底排除手工劳动，日产1吨的费用又上升到大约1万马克。这就是说，现在在鲁尔区，建一座250吨的高炉要花费250万马克，而巨大的美国高炉的造价估计已经达到600万马克。
　　除了在西格兰德和上西里西亚以外，德国现在几乎没有日产能力低于100吨的高炉。一个要新建的高炉最低年产量至少在3万到4万吨之间，但是，拥有多座高炉的企业具有很大优越性，因此出现各冶炼企业不断增加高炉数量的努力。正像一般费用（管理、实验室、工程师）一样，必要的后备机器的费用（鼓风机、热风炉）分摊在更多的产品上。然后，人们才能在多座高炉相结合的情况下，用一座高炉年年生产同一种生铁。因此，首先，高炉从生产一种生铁转换为生产另一种生铁的这一棘手问题就不再存在了。其次，使高炉的构造按所要生产的生铁种类实行专门化成为可能。最后，只有在高额生产指标和许多高炉的情况下，利用现代发明（合理地运送原料、铸造机、搅拌机、高炉煤气机）才能在经济上成为合理的。”（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第13页以下）
　　拿一个使用机器同样达到很高程度但由于技术条件不同而有机构成相当低的产业领域，与这个有机构成最高的领域相比较，是颇为有趣的。“制鞋业所需的资本量，可以举一个日产量为600—800双鞋子（这些鞋子一半是缝的，一半是钉的）的工厂为例：

厂房10万马克
场地5万马克
蒸汽机（50马力）2.1万马克
电力设备2万马克
制鞋机器和其他设备8万马克
楦子2.5万马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固定资本29.6万马克

　　如果我们假定流动（经营）资本一年周转两次，我们就会得到下列数字：

6个月的原料35万马克
6个月的工资10万马克
6个月的其他费用9万马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流动资本54万马克

　　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大约3万马克的固定资本外，还需要5万马克的流动资本，即是说，对这个雇用180到200个工人的工厂来说，需要大约8万马克的总资本。”（卡尔·雷埃：《德国制鞋大工业》，耶拿1908年版，第54页）
　　相反地，“例如，一个按托马斯法进行生产并具有3万~4万吨生产能力的大型联合工厂，应在西部德国新建起来，并且必须购买矿山和土地。现在，它的总费用至少需要：

铁矿山1 000公顷1 000万马克
鲁尔区的6个煤田300万马克
包括炼焦厂在内的具有100万吨开采量的煤矿1 200万马克
高炉设备1 000万马克
炼钢和轧钢厂1 500万马克
钢铁厂的场地、铁路支线、工人住房等500万马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总计5 500万马克

　　此外，需要1万个工人。在美国，对具有两倍于这样生产能力（日产2 500吨）的钢铁厂来说，投资2 000万～3 000万美元，被认为是必要的。”相反，1852年，投在整个拿骚钢铁工业中的资本是123.5万佛罗林。（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第26页）
　　然而，固定资本的这种巨大膨胀意味着：资本一旦投放出去，其转移就变得日益困难了。流动资本在每一次周转期间结束之后再转化为货币，以便能投入其他生产部门；而固定资本在一连串更长的周转期间里都被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它的价值逐渐地转移到产品中去，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流回。总资本的周转时间延长了。固定资本越大，它的数额越多，它在投资中的比重也就越大，占总资本的份额也就越大，不遭受巨大损失而实现其中包含的价值，并在以后把这一资本转移到更为有利的领域中去，也就越困难。争夺投资场所的资本竞争因此而发生变化。代替中世纪监护的古老的法律限制，阻碍资本自由转移的新的经济限制产生了。当然，这种限制只涉及已经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资本，而不涉及新投资的资本。第二个限制在于，技术的发展同时扩大了生产规模；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量的膨胀，要求一个绝对的越来越大的资本额，以便能够相应地扩大生产或建立新的企业。由剩余价值逐渐积累起来的数额，在长时期内不足以转化为独立的资本。由此可以想象，新资本的流入是不充足的或迟缓的。然而，资本的自由转移是形成平均利润率的一个条件。如果资本的流进流出不能畅通无阻地进行，这种平均化就会受到破坏。既然利润平均化的趋势首先是个别资本家对尽可能高的利润的追求，那么，这个阻碍也必须首先由个别资本家来消除。这是通过资本动员来实现的。
　　创造资本结合，就足以使资本集中。但是，资本动员也同时扩大了能够结合的资本的范围，因为它使产业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在内）向货币资本的不断再转化而最大限度地独立起来，不受固定资本应执行职能的周转期间之后实际回流的束缚。当然，这种再转化在社会规模上是不可能的，而仅仅适用于一定数量的不断换位的资本家。但是，这种向货币的不断再转化的能力，赋予了资本以借贷资本的回收方式。借贷资本是这样一种货币资本，它在一段时间内被预付出去，然后作为增加了利息的货币额收回。这样，它使货币额适合于产业投资领域；否则，这一货币额就不能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
　　对所有者来说，这些货币额必须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闲置起来，或者作为纯粹的借贷资本暂时投放出去。这些货币额不断变换自己的构成，进行收缩和膨胀，但是一定数量暂时闲置的货币额总是存在的。这些货币额可以转化为产业资本，从而被固定下来。这种货币额的不断变换，在股票所有权的不断变换中表现出来。当然，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仅仅发生一次，并且是彻底完成的。闲置资本最终转化为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又转化为生产资本。由这种闲置的货币基金中汇流而成的新的货币额，执行股票购买手段的职能，现在仅仅充当股票交易的流通手段。但是，这些新的货币额尽力为最初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的所有者收回他们的货币。这些货币在此期间为他们执行资本职能之后，现在又可以被他们用于其他目的。应该附带说明，随着股票市价的提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ceteris paribus），股票交易所必要的货币必须增加，这时比原来转化为产业资本的更多的货币可以进入流通。这里应该注意，股票市价通常要比由货币转化而来的产业资本的价值高。当然，资本的动员同生产过程无关。它仅仅涉及所有权，仅仅创造执行职能的资本主义所有权的转移形式，即作为资本、作为产生利润的货币额的资本的转移形式。既然资本的动员不牵涉生产，那么，这种转移实际上只不过是对利润的所有权证书的转移。资本家关心的仅仅是利润。至于利润是从哪个领域里生产出来，对他是无关紧要的。资本家不为生产商品，而是为从商品中谋取利润。
　　因此，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如果一张股票同另一张股票带来相同的利润，那么，它们也就一样。因此，每一种股票的价值都是根据它带来的利润进行估价的。购买股票的资本家，用同任何其他资本家同样的货币额，购买了同样大小的利润份额。因此，对个人来说，资本的动员为每个个别资本家实现了利润率的平等。但是，这也仅仅对个人才是这样，因为对他来说，在他购买股票时，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被消除了。事实上，这种不平等依然存在，就像它的平均化趋势依然存在一样。
　　实际上，资本的动员并不影响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的实际运动。资本家追求尽可能大的利润的努力依然如故。这种利润现在表现为更大的股息和更加提高的股票市场价格。这样，便为新投的资本指明了道路。所获得利润的水平，从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秘密，现在却或多或少地在股息水平上适当表现出来，从而易于为寻求投资场所的资本决定应转向哪些生产部门。例如，如果在具有10亿资本的钢铁工业中获得2亿利润，而在具有同量资本的另一工业中只获得1亿利润，那么，在假定5％的资本化的条件下，钢铁股票的市场价格就是40亿，而另一种股票的市场价格就是20亿。因此，对个别所有者来说，差别就消失了。但是，这并不妨碍新的资本在钢铁工业中寻求投资，在那里它能获得平均水平以上的利润。正是股份制度使资本流入这些部门变得容易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不仅因为由资本量所产生的障碍因此而比较容易被克服，而且还因为这个部门的超额利润的资本化约定了特别高的创业利润，刺激银行参与这个生产部门。在这里，利润率的差别表现为创业利润的不同水平；这种利润率的差别，由于新积累的剩余价值量流到那些具有最高创业利润的领域而平均化了。
　　同样，资本的动员也不影响那些阻碍利润率平均化的困难。相反地，与资本的动员同时发展的资本结合，消除了由新投的资本量中产生的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增长，由于货币额的集结，企业的规模不再是企业经营的障碍。因此，只有使新的资本进入那些利润率高于平均水平的领域，利润率的平均化才日益成为可能，而要从那些有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部门移出资本却是极其困难的。这里，资本的减少只能通过旧设备的逐渐磨损或通过在破产情况下的资本的消灭而实现。
　　同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还产生了另一个困难。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领域中，新建企业必须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巨大的规模，它的建立会立刻大大增加这个领域的生产。技术的规则不允许那种也许是市场的吸收能力所要求的生产提高的渐进性。生产的显著增加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利润率的影响。如果说利润率以前高于平均水平，那么，它现在却降到平均水平以下。
　　因此，利润率平均化趋势的障碍就出现了，这些障碍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加。这些障碍按资本的构成，特别是按固定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大小，对不同领域发生不同强度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领域中，即在重工业中，这种影响最强。这里，固定资本起着极大的作用，资本一经投入，流出便十分困难。
　　那么，上述因素对这些领域中的利润率产生什么影响呢？下述论证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些产业中，极大的创办资本是必要的，而占有如此巨大的创办资本的人是有限的，因此，在这些领域中，竞争较小，利润较高。这种论证忽略了，这只是在资本还是执行个别资本职能的时期才是正确的。资本结合的可能性轻易地克服了这种障碍。资本量大并不是筹措它的障碍。相反地，通过资本流出实现平均化在这里几乎被排除了，消灭资本在这里也同样十分困难。这些发达的产业同时也是这样的产业，在这些产业中，竞争极为迅速地淘汰了小企业，或这种小企业根本就不存在（如在许多电力工业部门中）。不仅大企业占统治地位，而且这些资本强大的企业也彼此越来越势均力敌，因为那些给它们中的某些企业提供竞争优势的技术的和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小。这里不是强者和弱者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弱者被摧毁，从而该领域中的资本过剩被消除——而是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长期不能决定胜负，斗争各方都遭到同样的牺牲。所有这些企业都不得不努力坚持斗争，否则，渗透到每个个别企业中的全部巨大资本便发生贬值。因此，通过消灭资本来减轻该领域的负担是极其困难的。同时，在这里，每一个新的企业由于它从一开始就必须具有很大的生产能力，所以对供给产生很大影响。正是在这些领域，很容易形成利润率较长时间地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情况。平均利润率越低，这种情况就越危险。随着伴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利润率的降低，生产在其中还有利可图的余地越来越窄。如果现在利润率只有20％，而从前曾一度是40％，那么，由价格产生的细微压力就已经足以使利润完全消失，使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落空。因此，正是这些拥有自己大量固定资本的产业，对竞争和由此而造成的利润率下降越来越敏感；而同时，对它们来说，改变已经作出的资本配置也越来越困难。因此，正是在这些产业中，可以很容易产生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这种利润率只有通过停止新资本流入和通过随人口而增长的消费逐渐提高，才能渐渐地平均化。这种趋势还可以由下述事实而加强：新的资本（股份资本）从一开始就能以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来计算。
　　另一方面，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在那些个别资本仍然占优势和资本的需要量相对较小的领域中，占统治地位。那些在发达的领域中不再有竞争能力、而其较小的量不允许其所有者把它们当作带来利息或股息的资本来投资的资本，便涌向这里。它们是些零售商业和小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在这里竞争激烈，其旧资本不断毁灭并立即又为新资本所代替）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充满了总有一只脚踩在无产阶级中的分子，对他们来说，破产是经常的现象；其中只有很少一些人才渐渐发展成大资本家。这些生产部门以极不相同的形式，日益陷入对大资本的间接隶属之中。
　　除了这些生产部门的充斥之外，还有另一个使这里的利润率降低的情况。到处都在进行争夺销路的残酷竞争，而为了打赢这场竞争，不惜耗费巨额开支以加速周转和扩大销路。进行大量的广告宣传和派出大批推销员。十个推销员为了每一个顾客而相争。所有这些都需要货币，而货币又使这些领域中的资本膨胀。但是，由于货币不被生产性地使用，因而也就不增加利润，而利润率由于现在必须以这种增大的资本来计算而下降了。
　　因此，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上，利润率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趋势是怎样由完全不同的原因产生出来。在资本力量足够强大的地方，这种趋势现在又唤起克服自己的相反趋势。这种相反的趋势最终导致自由竞争的消除，从而导致长期形成利润率不平均的趋势，直至最后这种不平均本身由于生产领域分离的消除而消除。[4]
　　在产业资本内部，恰恰是在它的发达的领域中所产生的趋势，受到银行资本利益的促进。
　　我们已经看到，产业的积聚同时造成了银行的积聚，而银行的积聚还由于银行业务自身的发展条件而加强。我们还看到，银行资本如何通过股份制度来扩大产业信用，如何受创业利润的前景所引导，对金融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利益。但是，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创业利润依赖于利润水平。因此，银行资本对利润水平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随着银行的积聚，银行作为信用提供者和金融机构参与的产业企业的范围也同时扩大了。
　　享有技术或经济优势的产业企业，有希望在竞争战胜利之后，保持住市场，扩大自己的销售，以及在排挤对手之后较长时期地获得超额利润（这一超额利润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竞争战的损失）。但是，银行的考虑不同。这个企业的胜利就是其他企业的失败，而银行对后者同样有利益关系。这些其他企业曾占用大量信用，被借贷的资本现在遇到了危险。竞争本身给所有的企业带来损失。在这一时期，银行不得不削减自己的信用，放弃有利可图的金融业务。一个企业的胜利绝不可能补偿银行的这些损失。这样一个强大的企业是一个对手，银行从这一对手身上不能获取很多。只要进行竞争的工厂是银行的顾客，银行从它们的竞争中所能期待的就只不过是损失。因此，银行对排除它所参与的那些工厂之间的竞争所作的努力是绝对的。但是，每个银行也都对尽可能高的利润有利益关系。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在一个产业部门内的竞争被完全排除时，这种利润又达到顶点。这就是银行力求建立垄断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消除竞争的趋势是一致的。同时，银行资本也获得了实现这一目的的越来越大的力量，即使违背了个别凭借自己特别有利的设备有时还宁愿进行竞争的企业的意志。因此，如果在没有银行资本参与而自由竞争还继续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便排除了竞争，产业资本应该为此而感谢银行资本的支持。[5]
　　除了这些限制竞争的一般趋势之外，由产业周期的一定阶段中产生的趋势也在发挥作用。首先应该指出，在萧条时期，增加利润的动机特别强烈。在繁荣时期，需求超过供给。这一点从下述事实中已经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产品在它生产出来以前很久就被销售出去。[6]
　　应当顺便指出，在这一时期，需求往往具有投机的性质。人们在预期价格还将继续上涨时进行购买。限制消费需求的价格上涨，相反地却刺激了投机需求。但是，如果需求超过供给，市场价格就由那些在最差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企业所决定。那些在较好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企业实现了超额利润。即使没有缔结协定，企业家们也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相反地，在萧条时期，每个人都力求靠自己拯救还可以拯救的东西，每个人都无情地进行反对其他人的活动。“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出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体来同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么，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么，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人不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市场价值。只有各方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好处，他们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自己这一方变成劣势的一方，而每个人都力图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其次，只要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好像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每个人就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顾他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到他所有的同伙。”[7]
　　于是，便出现一个矛盾：当最没必要限制竞争的时候（因为协定仅仅认可现存状态），即在繁荣时期，限制竞争最容易达到。相反，在萧条时期，当限制竞争最必不可少时，缔结协定却最困难。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卡特尔在繁荣时期或至少在萧条时期被克服之后更容易形成，而在萧条时期（特别是在它没有紧密组织起来的时候）却常常崩溃。[8]
　　垄断联合对市场的控制在景气时期比在萧条时期要有效得多，这一点也是很清楚的。[9]
　　除了造成利润率及其平均水平长期下降并且只有通过消除其原因即竞争才能加以克服的趋势外，还有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率由于另一个产业部门的利润上升而造成的下降。如果说前者是由长期发生作用的原因产生的，那么，后者则是由产业周期的条件产生的。如果说前者最终出现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那么，后者却仅仅影响一定的生产部门。最后，如果说前者是由一个产业部门内的竞争引起的，那么，后者则产生于一个为另一个提供原料的诸产业部门的关系之中。
　　在繁荣时期，生产扩张了。在资本比较小、生产扩张能在较短时间里和在许多方面进行的地方，这种扩张最迅速。在某种程度上，生产的迅速提高抑制了价格的上涨。大部分制造成品的产业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相反地，在采掘工业中，生产却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扩张。打好一口新的矿井，安装新的高炉，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10]在繁荣的最初阶段，需求的增长由更集约地使用原有生产能力而得到满足。但是，在高度繁荣时期，制造成品的工业的需求比采掘工业的生产增长得更迅速。因此，原料价格比那些成品的价格上升得更迅速。所以，采掘工业的利润率是以牺牲加工工业而提高的，而加工工业在利用景气时期方面，可能还要受到原料短缺的阻碍。
　　在萧条时期，情况却相反。在供给原料的一些部门中，资本的外流和生产的缩减比在生产成品的领域中更困难，亏损也更大。因此，在供给原料的一些部门中，利润率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仍然低于平均水平；这一因素有助于使加工工业的利润率恢复到正常水平，而原料生产部门中的萧条却更持久、更严重。

　　在1874～1878年之间，美国的钢铁工业的危机表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这种萧条的情况会是多么严重和持久。在1873年以后，费拉德尔非亚的生铁价格从42.75美元最后下降到1878年的17.36美元。[11]
　　在产业周期过程中，价格的巨大波动也可以通过下列数字来说明（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一般来说，这一时期的生铁生产成本是下跌的）：
　　贝氏炼钢炉用的一号赤铁矿石的价格，从1890年的6美元逐年下降到1895年的2.90美元。1894年，贝氏炼钢炉用的铁矿石的售价为2.25美元，而非贝氏炼钢炉用的铁矿石的售价为1.85美元。后来，出现了钢铁工业的一个短暂的高涨时期……上述铁矿石的价格立即分别地上升为4美元、3.25美元和2.40美元。[12]在匹兹堡，贝氏炉用的生铁按美元计价为：1887年为2.37，1897年为10.13，1902年为20.67，1904年为13.76。英国最好的生铁，1888年为10.86，1895年为11.30，1900年为20.13，1903年为13.02。[13]
　　列维[14]为经济周期下降时期的原料和制成品生铁的价格关系的形成提供了下列具有启发性的“图表：

年份2 240磅贝氏炉
生铁的价格（美元）		2 240磅莱克优质
矿石的价格（美元）		2 000磅焦炭的
价格（美元）		41 22磅矿石加2 423磅
焦炭的价格（美元）		生铁价格与矿石加焦炭
费用之间的差额（美元）
189018.872 56.00 2.083 313.56 5.31
189115.950 04.75 1.875 011.01 4.94
189214.3666 74.50 1.808 310.47 3.90
189312.869 24.00 1.479 29.15 3.72
189411.377 52.75 1.058 36.34 5.04
189512.716 72.90 1.325 06.94 5.78
189612.140 04.00 1.87509.63 2.51
189710.125 82.65 1.616 76.84 3.29

　　我们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1890年以后，那些完全依靠购买煤炭和矿石的企业已经陷入何等境地。1890年以后，原料价格虽然大大下降，但原料费用和成品价格之间的差额下降更大，以致原料使用者的状况极大地恶化了。生铁价格比原料价格更快和更大地下降的趋势，如我们已经阐明的，导致企业实行联合制。”
　　这种利润率的差别必须加以克服，也只能通过采掘工业和加工工业的联合即通过联合制来加以克服。
　　按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实行联合制的动因也是不同的。在繁荣时期，这种动因来自加工工厂，加工工厂以此克服原料的高价甚或短缺。在萧条时期，原料生产者为了避免原料以低于生产价格出售，而把加工工厂建入自己的企业之中。自己对原料进行加工，在成品上实现较高的利润。概括来说，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即盈利较差的生产部门将盈利较多的生产部门并入自身之中。[15]
　　因此，可以根据联合制形成的方式和方法，作如下的区分：向上的联合制，例如轧钢厂将高炉和煤矿并入自身；向下的联合制，例如煤矿购进高炉和轧钢厂；混合的联合制，例如钢厂将煤矿和轧钢厂并入自身。
　　因此，利润率的差别引起了联合制。对实行联合制的工厂来说，利润率的波动被消除了，而单独的工厂却由于其他工厂而减少了自己的利润。
　　联合制的另一个优点来自商业利润的节约。商业利润可以消除，而产业利润增加了与商业利润相应的数额。
　　积聚的发展使商业利润的消除成为可能。商业把分散于各个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能集中起来并因此而能够使其他产业资本家按照他们相应的数量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职能，现在已不再是必要的了。一个织布业者宁可从纱线商那里满足具有不同质和量的各种规格的纱线，也不愿同一大批纺纱业者缔结交易。同样，纺纱者也宁可把全部产品一次卖给一个商人，而不愿卖给一大批织布业者。因此，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节省了，准备资本也减少了。
　　在涉及生产同种商品（批量商品）的巨大集中的企业以及在一个企业的生产满足另一个企业需要的场合，情况就不同了。这里，商业变成多余的了。商人及其利润可以被消除，并且商人也实际因这些企业实行联合制而被消除了。商业利润的这种消除是联合制的固有特点，它与同类企业的联合不同，在那里，当然不存在商业关系。然而，商业利润只不过是总利润的一部分。因此，商业利润的消失相应地提高了产业利润。只要联合制工厂同单独的工厂进行竞争，提高了的利润就会给联合制工厂以竞争上的优势。
　　如果两个工厂的利润率相同，而且等于平均利润率，那么，联合制最初并不意味着有什么优势，因为总是只能实现平均利润率。但是，第一，联合制使行情差异持平，从而为联合制工厂提供了更为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商业的消除。第三，联合制造成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从而与单纯工厂相比获得超额利润。第四，在严重的萧条时期，当原料价格降低与成品价格降低不同步时，联合制加强了联合制工厂对单纯工厂竞争中的地位。
　　联合制意味着对社会分工的限制，同时又给新的总企业内部的分工（也越来越包括管理劳动）以新的刺激。联合制从一开始就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作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结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钢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16]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近阶段，联合制的巨大进展归因于由经济原因特别是由卡特尔化所产生的强大推动力。而这同时又包括，由经济原因产生的联合制很快便为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改良提供了机会。例如，可以想象，只有高炉和加工的结合才能合理地利用高炉废气作为动力。这些技术的利益一经产生，就会在单纯的经济原因还不能造成联合制的地方，反过来成为实现联合制的一种动机。
　　因此，我们所说的联合制，是指一个为另一个提供原材料的资本主义企业的结合；我们还把由不同产业领域中利润率的差别引起的这种结合，和同一产业部门的企业联合区别开来。后者是以通过消除竞争来提高该产业部门的低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为目的而形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联合之前所属的产业部门的利润率不发生变化。利润率的差别继续存在，仅仅对联合制企业消失了。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期待利润率在该产业部门中由于竞争的减少而提高。从理论上来说，这种情况在两个企业联合的时候已经发生，不管是由于竞争的消除只对这两个企业有效，还是由于联合的企业大到足以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并以此来抬高价格，从而也缩小竞争对其他企业的影响。当然，也可能产生这种情况：联合的企业首先利用它们的强大地位击败竞争对手，在这一目的达到之后，利润率的提高才出现。
　　企业的联合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发生。企业可以保持自己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只是通过协定来规定它们的共同行动。我们这时涉及的是利益共同体。而如果各企业融合为一个新的企业，这就叫做兼并。
　　利益共同体和兼并既可以是局部的（这时自由竞争在有关产业部门中继续存在），也可以是垄断的。[17]
　　尽可能地囊括所有企业、旨在通过尽可能完全地排除竞争来提高价格从而提高利润的利益共同体，就是卡特尔。因此，卡特尔是一种垄断的利益共同体。
　　通过同样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目的的兼并，就是托拉斯。因此，托拉斯是一种垄断的兼并。[18]
　　而且，利益共同体和兼并，既可以是同种的即包括同一生产部门的企业，也可以是联合制式的即包括互相衔接的生产部门的企业。因此，我们说局部的、同种的或联合制式的兼并和利益共同体，同种的或联合制式的卡特尔和托拉斯。这里应该注意，利益共同体现在往往不是通过正式的协定产生的，而是通过通常表现了资本主义依赖关系的个人联合而产生的。兼并和利益共同体不仅在工业领域中是可能的，而且在商业、银行中也同样是可能的。所有这些结合发生在同一领域内，我们把它们称作同质联合。但是，例如一个商业企业同一家银行结成的联合，也可以建立起来。在银行建立商品销售部或在百货公司开设储蓄银行时，情况也是这样。同样，工业企业也可以建立商业企业；例如，制鞋厂常常在大城市建立鞋店，直接向最终消费者销售。这时，我们所说的就是异质联合。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正像自然界中的物种一样，产业中的不同部门也不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一般所想象的联合制，只是由以前被分开的部门结合成一个综合的产业部门。很容易设想，钢铁工业将形成为一个唯一的产业部门，这个部门也包括煤炭和铁矿石的开采，正像包括钢轨和钢丝的制造一样。因为每个钢铁厂都包括所有这些种类的生产，单一的工厂消失了。于是，在这样的产业部门中，从利益共同体到托拉斯的所有削弱竞争的方式都是可能的。
　　无论是在利益共同体形式中还是在兼并形式中，局部联合制都不限制竞争，而仅仅加强了联合制工厂对单独工厂的竞争力量。相反地，同种的联合，在它是局部联合时，总是导致竞争的削弱；在它是完全联合时，总是导致竞争的消除。除了提供经济上的好处之外，联合制、兼并和托拉斯也提供与小企业相比大企业所固有的技术上的好处。这些好处按照企业和产业部门的性质而有所不同。
　　仅仅这种技术上的好处本身就足以导致联合制和兼并，而利益共同体和卡特尔则只能由纯粹经济上的好处而产生。
　　产业企业的所有这些联合，通常都是由把银行同企业连结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所促成的。例如，对一个煤矿有强大的利益关系的银行，就会利用它对铁厂的影响使之成为这个煤矿的顾客。这是联合制的萌芽。或者银行对两个在不同市场上进行剧烈竞争的同类企业的利益关系，促使银行进行使两者达成谅解的尝试。这就为同种的利益共同体和兼并铺平了道路。
　　这种银行的干预加快和促进了向产业集中方向的发展过程。但是，银行的干预是通过不同的手段来实现这一点的。竞争的结果是事先就料到的。因此，一方面，生产力有害的破坏和浪费现象被避免了；而另一方面，作为竞争斗争结果的最初的财产集中就不会发生了。其他工厂的所有者没有被剥夺。这是没有财产集中的生产集中或企业集中。正像交易所里发生的是没有生产集中的纯粹财产集中一样，产业中现在所发生的是没有财产集中的生产集中；这是下述事实的显著表现：所有权职能同生产职能日益分离。
　　相反地，对于银行来说，中介上述过程意味着：首先，它所贷出的资本有了更大的保证；其次，是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即股票买卖和发行新股票等等的机会。实际上，这些企业的联合意味着它们利润的提高。这种被提高的利润中的一部分，被银行资本化和占有。因此，银行不仅作为信用机构，而且首先作为金融机构，对联合过程有了利益关系。
　　增长的集中同时也成为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一些企业越大、越强和越是同种类型的，一个企业能够通过在竞争中击败其他企业而扩大自己的希望也就越小。同时，低利润率水平，对由于生产增加而使本来就被压低的价格再进一步降低的担心，阻止了一般出于技术上考虑也许是值得追求的扩大。但是，在受压抑的市场状况下，生产扩大的好处是不可缺少的。这里的出路在于，通过以前被分开的企业的联合即兼并，创造更大规模的企业。
　　为了能够控制市场价格，垄断联合占全部生产的份额必须多大呢？关于这个问题，不可能有适合于一切生产部门的一般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前面提到的竞争者在景气和不景气时期的不同行为的话，便为寻求答案获得了一个支点。在景气时，需求超过供给，产品价格原是尽可能高的；在这一时期，局外企业卖价高于而不是低于卡特尔的价格。在供给超过需求的不景气时期，情况就不同了。这时，垄断联合是否控制了市场，必然会显示出来。只有在它的生产对市场供应是绝对必要的时候，它才控制了市场。只有在它的价格被接受时，它才能卖得出去；这种价格之所以必须被接受，是因为卡特尔的供给恰恰是市场所必不可少的。卡特尔可以按这种价格卖掉市场上所缺少的商品量。但是，它这时必须大大缩减生产，达到不使市场负担过重，而局外企业也能够卖掉他们的全部产品。这样一种价格政策在以下两种场合是极为可能的。首先是在那些生产的缩减没有招致过于严重牺牲的生产部门里，特别是在那些活劳动构成主要款项而不变资本的损耗不起太大作用的生产部门里。在采掘工业中，两者的情况就是如此。矿石和煤炭不损毁，活劳动起很大作用。其次是在那些不景气时期消费的缩减很小的生产部门里。
　　然而，在上述两种场合都不存在时，卡特尔要维持自己的销路，就不得不对局外企业作出价格上的让步。于是，这样的时刻便到来了：不再支配整个生产的卡特尔失去了对市场的控制，自由竞争又重新发生。
　　因此，缩减生产从而提高被减少的产品的生产成本和降低利润率的必然性，便抑制了反映对市场控制的维持萧条期间的价格的趋势。不过，如果卡特尔仅仅满足平均需求，并把满足随周期而变化的需求留给局外企业，那么，它能够避免这种对生产的缩减。但是，这只有在下述场合才是可能的：首先，局外企业的生产不能超过景气时期追加的需求所要求的水平（否则就会出现限制卡特尔销售的危险）；其次，这些局外企业按高于卡特尔的费用进行生产。因为只有这时，对卡特尔仍然有利可图的价格构成才能把这些竞争对手驱出市场，并保证卡特尔的销售。换句话说，由行情波动产生的全部负担基本上转嫁到局外企业身上。卡特尔在高涨时期，实现了大量的超额利润；在萧条时期，实现了正常利润，而竞争者被排除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完全阻止局外企业的存在，是完全符合垄断联合的利益的，尽管垄断联合由于自己的优势常常有力量这样做。
　　但是，局外企业在不利条件下进行生产所必要的条件何时能够出现呢？当垄断联合的规模和技术设备确保了它的这种优势时，这些条件可能就已经出现。但是，这种优势往往是暂时的或者不够强大。而当有关的卡特尔支配了更有利的自然生产条件，从而在经济垄断之外又拥有自然垄断时，情况就不同了。例如，当卡特尔为自己保证了特别有利的煤矿和铁矿或瀑布时就是这样，而局外企业就处于不利条件之中。这时，第一，局外企业扩大生产一般不能达到使卡特尔无法销售自己产品的程度；第二，只有在高度繁荣时期的高价格使局外企业能够按较高的成本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进行生产。
　　钢铁托拉斯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公司能够轻易地提高自己的生产。但为了不致在萧条时期必须承担生产过剩的重担，它没有这样做。“在生铁工业中的联合制大企业看来，有一个总是能找到销路的生产基本额是值得追求的。为了达到这一点，在需求活跃时期，它们允许非联合制的、生产成本高的局外企业稳步地扩大生产，甚至还通过增加购买帮助它们。现在，落后企业又由于提高价格变得有利可图了，投机热导致了新的非联合制企业的建立，简言之，生产以同先前最低水平相比的较高生产成本进行扩大。这一直持续到增加了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价格又下降时为止。现在，在高度繁荣时期投入生产的高炉，就它们在生产成本高的条件下进行生产而言，它们作为卖者便从市场上消灭了，因为它们很快就不能获得利润。只有那些以最低生产成本进行生产的企业存留下来，因为它们的生产还能够有些利润；这些企业首先是托拉斯、大联合企业和具有某种特别有利的‘精密’高炉的企业。
　　因此，那些由于自己的巨大规模而能在不景气时期也像景气时期一样获得利润并找到销路的大企业，首先是公司，构成生产的基本额。在景气时期，局外企业竞争的加强并不会使公司受到伤害，因为它能满足增长了的需求本身；在需求减退时，它固然会更强烈地感受到生产过剩的切肤之痛，而这时首先遭到打击的却是局外企业。”[19]
　　例如，莱茵—威斯特伐伦煤业辛迪加的情况就有些不同。这里，局外企业没有多大意义。1900年，在多特蒙德矿山管理局地区，辛迪加煤矿占总生产的份额为87％，非辛迪加煤矿的份额为13％。因此，辛迪加控制了市场和价格。这就是它宁可在1901年危机期间维持1900年高度繁荣时期的价格并缩减生产的原因。结果，局外企业在1901年和1902年多少还能够增加自己的开采量，而更重视维持高价格的辛迪加的开采量却减少了。[20]
　　但是，在生产的扩大不受自然垄断的限制、从而生产能远远超过景气时期追加的需求量而扩大以及这种扩大在成本相同甚至更低时也能进行的场合，垄断联合政策的形成必然不同。当然，这时对市场的控制基本上取决于垄断联合是否控制了生产的绝大部分；否则，不景气就会使卡特尔对它的参与者无益，或许会摧毁卡特尔。
　　因此，自然垄断存在与否，对价格的形成和生产成本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而也对垄断联合的存续以及对市场控制力量的大小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垄断联合为了能够统治市场而必须掌握的生产份额。
　　保持对市场控制的可靠程度可以是不同的。在经济垄断可以通过自然垄断成功地加以保证的场合，可靠程度更大。同时，一经形成垄断联合，便会具有强大的优势，因为它的巨大资本力量使它能够把异常巨大的资金较长时间地固定下来。生产原料的辛迪加的加强，主要是建立在它们对生产的自然条件垄断的基础上；此外，矿山法规也极大地促进了这些辛迪加的垄断。
　　专利权的占有为垄断联合提供了作为经济垄断支柱的法律垄断。这里，垄断联合由于自己较大的资本力量，也就能比单独竞争者更容易获得新的专利，从而加强自己的垄断地位。[21]
　　自然的、法律的垄断和纯粹经济的垄断之间的中间阶段，是对运输手段的垄断。因此，托拉斯努力要获得对陆路和水路运输的控制。运输手段的国有化削弱了垄断的稳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企业和财产集中的缓慢化。
　　为建立一个新企业所必要的资本越大，银行和垄断联合的联系越紧密（因为如果没有银行的帮助或者甚至违反银行的意志，大产业企业现在就几乎没有生存的能力），经济垄断本身也就越巩固。



[1] 霍布斯对这种努力作了如下概括：人类的普遍倾向是“得其一思其死而后已、永无休止的权势欲。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并不永远是人们得陇望蜀，希望获得比现已取得的快乐更大的快乐，也不是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权势，而是因为他不事多求就会连现有的权势以及取得美好生活的手段也保不住。”（《利维坦》，商务印书馆版，第72页。）
　　把社会范畴人格化的大师左拉，使资本主义的动机（为利润而利润）在贡德尔曼身上体现出来。贡德尔曼的全部消费需要已经缩减到只喝牛奶了，但他不顾这些，总是积极进取。因此，他对萨卡尔（贡德尔曼和萨卡尔是法国著名作家左拉的小说《金钱》中的两个主要人物。——译者）的胜利也就是资本主义原则的胜利。在萨卡尔身上，利润欲被同资本相异的杂质即权力欲、文化理念和个人奢侈的需要弄得浑浊不清了。在贡德尔曼身上，资本家的最不合理的形式即放债者、交易所投机家被作了最好的概括，比易卜生在《约翰·盖贝尔·布克曼》中的描写（在这里，社会需要被资本主义所抑制）要正确得多。因为布克曼的出发点不是利润利益，而是社会需要，即与资本家相反的动机。在关于资本家的戏剧中，这种社会利益和利润利益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悲剧的动机，它们的非现实主义的效果常常由此而来。真正的资本家（他与守财奴不同，守财奴的个人不幸有时还能产生悲剧效果）不是戏剧的角色，而只是小说中的一段插曲。

[2] 从经济主体的行为动机（这本身又是由经济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中，只能推断出形成经济条件平均化的趋势：同量商品具有相同的价格，等量资本具有等量利润，等量劳动具有等量工资和等量的剥削率。但是，我绝不能以这种方式从主观动机出发得出量的关系本身。相反地，为了能够找出各个部分的量的规定性，我必须事先了解社会总产品的数量（上述平均化的趋势在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中发生作用）。一定的量的结论决不能由心理因素推导出来。

[3] 在现代的轧钢厂中，活劳动份额被压低到何种程度，可以由下述情况来说明：
　　“在钢轨碾压中，仅仅升降机装置就使从业人数从15—17人压缩到4—5人。在美国，每吨产品的工资（用美分表示）下降如下：

[4] 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对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和价值规律作为运动规律的作用方式，是重要的。因为价值规律并不直接支配个别的交换活动，而只是支配交换活动的总体，其中个别的交换活动仅仅是受总体制约的一个部分。另一方面，个人利润的不平等，对总利润的分配，对积累和集中以及最后对联合、兼并、卡特尔和托拉斯，都是重要的。

[5] 毋庸置疑，英国银行制度所经历的不同发展（这种银行制度使银行对产业的影响甚微），是造成英国卡特尔化困难以及英国卡特尔即使形成也只成为松散的价格协定的一个原因。这些卡特尔在景气时期实现特别高的价格，而在萧条时期便发生崩溃。（见亨利·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63页以下为这种崩溃所提供的大量实例）英国产业组织的改进，特别是近年来联合制的扩大，应该归因于美国和德国的竞争。对世界市场的垄断使英国产业落后，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内竞争必要性的最好证明。
　　此外，英国银行的发展也还显示出另外一个现象。在德国和美国，大部分由银行董事通过个人联合体现利益共同体。而在英国，这只起很小的作用；在那里，个人联合是由产业股份公司的董事实现的。

[6] 例如在1907年6月中旬，德国和英国的纺纱厂常常已经把1908年第一季度的产品预卖出去了。1907年1月，德国的煤炭消费者已同煤炭辛迪加签订了到1908年3月也就是15个月之后的固定契约（1907年7月16日《法兰克福报》）。

[7]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16页。
　　马克思接着引用的段落也是颇有特色的，我这里把它翻译如下（马克思下面的引文在《资本论》中是英文。——译者）：“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每个人从来不能在总的收益和财产中取得多于一定部分或相应部分的东西，他就愿意联合起来去提高这个收益（只要供求关系许可，他就这样做）：这就是垄断。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05页。）
　　在繁荣时期，份额是一定的，它等于单个企业家能够生产的全部产品。而在萧条时期，它就必须为争取自己的销路而斗争。

[8] “经验告诉我们，即使卡特尔被描述为‘必然的产物’，尽管同业者联合的努力大都在经济活动衰落或危机时期有其最肥沃的土壤，但由于保持有利价格的希望同强大的需求连在一起而使卡特尔的形成在经营状况有利和高度繁荣时期最容易，都是共同利益联合的最强大的动机。相反地，为以任何价格，甚至是最低价格获得订货并从竞争者那里把它们夺走的努力，则阻碍共同行动。”（弗尔克尔博士关于德国印刷纸生产者协会的报告，载《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另参见海因里希·库诺夫关于卡特尔历史的叙述：《卡特尔的理论和实践》，载《新时代》第22卷第2期第210页。）

[9] 例如，列维指出，美国从1901年5月到1905年夏天，不顾世界市场价格和原料价格的一切波动，钢轨价格总是保持28美元不变。此后，他还指出：“似乎这种联营的组织，总是在不景气时期失去力量，而在景气时期又重新赢得它。”
　　“例如，1892年价格一下降，钢轨联营便由于它的两个主要成员卡内基钢铁公司和伊利诺伊斯钢铁公司的冲突而崩溃了。同样，在1896年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第二个联营又于1897年崩溃了。接踵而至的是市场状况的普遍低落，这又使生产者在1898年年底采取共同的措施即建立新的钢轨卡特尔。”（海尔曼·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201页）

[10] 在鲁尔矿区，建立矿山需要5—7年。在美国建成单独的钢厂和轧钢厂需要两年；如果附带高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1905年柏林版，第221页）。
　　这里所描述的过程是一种纯粹的竞争现象。因此，对这种现象的分析便不再是《资本论》研究的范围。然而，马克思还是在另一种联系上顺便指出过类似的现象：“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像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为前两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35—136页）这里所描述的差异是周转时间长短不同的结果。如果说这种差异在有机原料方面是由自然的原因产生的，那么，它在无机材料方面就是由资本量，特别是其固定资本部分的量产生的。

[11] 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31页。

[12] 同上书，第98页。

[13] 同上书，第121页。

[14] 同上书，第136页。

[15] 海曼：《德国大钢铁工业中的混合工厂》第223页。
　　在美国，铁路的需要（它本身又取决于收获的结果）决定在其初期发展阶段上的钢铁工业的行情状况。在美国，经济周期过程中价格的急剧变化和巨大的波动幅度，以及对实行联合制的较早的冲动，即是由此而来（参见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77页）。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5—386页。

[17] 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如果联合对市场的价格决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这就已经是一种垄断的联合了。此外，还存在一些独立企业。它们在价格上总是遵从联合的价格规定。这种情况并不改变在经济理论意义上的自由竞争在这一生产部门中不再存在的事实。但是，为了不破坏学究们的思虑，我不把这种联合称作完全的利益共同体或兼并，而是称作垄断的联合（见利夫曼：《卡特尔和托拉斯》，1905年斯图加特版，第12页）。

[18] 同上书，第13页。

[19] 列维：《美国钢铁工业》第156页以下。
　　列维用生铁生产的下列数字对上述说法作了说明。当然，这些数字中也包括铸铁和搅炼铁的生产，公司对这些生产只有最低限的参与。但是，它们作为上述说法的例证，是有说服力的。生铁生产量如下：
　　因此，1903年同1902年相比，公司的生产降低了，而局外企业的生产却有很大增加，以致公司在总生产中所占的份额从44.3％下降到39.9％。但是，在萧条的1904年，公司的生产仍稍有增长，而局外企业的生产却下跌了14万吨之巨，从而降到1902年的生产水平以下。
　　顺便提一下，那种把卡特尔之外的每个人都看作是精神上的怪物和经济上的罪犯的观点是何等的浅薄。即使从卡特尔的利润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也是荒谬的，更不必说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因为完全撇开消费者的利益不论，正是局外企业的竞争可以对垄断联合的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价值。

[20] 见《关于德国卡特尔的纠纷案》第Ⅰ册（1903年柏林版）第80页上的基尔多尔夫的陈述。

[21] 另一方面，如果通过占有专利获得的超额利润大到足以使维持竞争成为有利的话，那么，占有专利就又会在一定情况下使联合变得困难。
　　“纺织机械工业的每一个部门只包括很少几个企业。兰开夏的八大公司制造棉花机器，不仅垄断了国内市场，而且每年还出口45万英镑以上的价值。虽然反复提出过利益融合的建议，但它们总是遭到失败。机械工业很容易导致发明；这些发明如果获得专利，就造成许多年的垄断；而只要专利还有效，它就是反对联合的论据。不愿意将一个举世闻名的名字（特别是在它是由于个人的进取心和首创精神创造的时候）牺牲于非个人的匿名的联合，同样必然被看作是有效的威慑手段。”（麦克罗斯蒂：《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第48页）
　　这里，小垄断是大垄断的敌手。然而，也正是交换专利的欲望，提供了结成利益共同体的动因。德国化学工业的协定，德国通用电力公司和美国威斯汀豪斯公司之间的协定就属于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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