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迷信不能单纯只归结为对斯大林个人。个人迷信是统治苏联的一定的制度，可以说这个制度也被移至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土壤上……其实质在于建立了各种迷信的教阶制度。每一种迷信都控制了一定的活动领域。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站在这个迷信教阶顶峰的是斯大林。站在下层的全体人民都俯首于斯大林之前。俯首贴耳地站在他面前的不仅包括苏联党的领导人和苏联国家领导人，而且也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在个人迷信阶梯中占第二位。与此同时，他们自己也披上绝对正确和英明的僧侣外衣。但是对他们的迷信仅仅在自己国家领土上起作用，在这里他们是站在个人迷信制度的民族阶梯的顶峰；这一迷信也许可以称为借用发光天体的反光，就象月亮发出的光一样。尽管如此，它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是万能的。就是这样，在每个国家里从上到下建立了个人迷信的教阶制度。被迷信的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他在自己活动的领土上决定一切，领导一切。不管他个人的知识、才能和品质如何，他一定是最有智慧的人。
　　如果迷信外衣披在具有理智和谦逊的人的身上，那么还不是大灾大祸。这样的人穿上这套衣服通常感到很不舒服。可以说，他感到羞愧、而且并不愿意穿它，但却不能完全摆脱它。这是因为党组织的任何领导人不可能按正常秩序进行工作，即使他想和整个领导机关一起实行集体领导，因为在个人迷信的政治制度下没有可能创造这样工作的条件。
　　当个人迷信大权被一个愚蠢的，笨拙的执行者或彻头彻尾的个人野心家所篡夺，事情就更糟，甚至会发展到极坏的程度。这些人是无意识地但却是很准确无误地在埋葬社会主义。在个人迷信制度条件下全党只能在服从那个主要迷信的范围内进行独立活动。如果有人试图超越出这个范围，那么他会遭到他的同志们的诅咒。如果事情牵涉到全党，那么这个党会遭到其它共产党的诅咒……
　　个人迷信制度也形成了人们的思想，党的活动家和普通党员的思想方法……这一制度践踏了民主原则和法制。在这个制度下，人的性格和良心遭到破坏，人们受到践踏，他们的人格受到唾弃。诽谤、谎言、两面三刀，甚至挑拨离间都成为篡权的工具……恐惧和道德堕落泛滥起来。在个人迷信的土壤上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它们破坏了人民政权的最深刻的含义，直至把它一笔勾销为止。”^[3]

　　“监察委员会和党委会必须注意到有人把国家资金用来布置自己的住宅……相当部分国家资金花费在布置机关的办公室和私人住宅，这使我们的苏维埃机关脱离了工农群众……非预算内的国家资金花费在布置个别干部的别墅上面……各种实物供应应该缩减，并应力求完全取消这种供给，党更应严格禁止给党员发所谓的奖金，这些奖金现在由粮食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会和其它组织发放。负责干部的必要生活水平应由较高的工资来保证，并应受到适当的财会监督……这一斗争必须击退和谴责拉私人关系和包庇自家人等不正之风。这一斗争必须把党从新经济政策的消极方面带来的不良影响及各种自私目的里面洗刷干净。”^[11]

　　“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事物总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持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14]

　　“小说《不是单靠面包》写的是一种社会现象。德罗兹多夫^[24]式的庸人组成的新等级制度还存在着……他们这样的人还有成千上万……近来我曾乘内燃机船'胜利号'到欧洲去旅行。坐二、三等舱的都是工人、工程师、演员、音乐家、作家，坐一等舱的则都是德罗兹多夫式的人物。毫无疑问，他们同二、三等舱的乘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接触。他们除了对自己的地位，对其它任何事情都抱敌对情绪，他们的愚昧无知是惊人的。他们对我国的威望和尊严的看法同我们是背道而驰的。德罗兹多夫式的人物之一站在名画‘最后的审判’前面说：‘这是对墨索里尼的审判吗？’他们中的另一个人，当他看到雅典古城堡时说：‘无产阶级怎么能允许修建这样的城堡？’第三人在听谈论地中海水的独特的美丽色彩时说：‘我们的海水难道比它不如吗？’这些凶恶的强盗、这些利欲熏心的人、无耻之徒和黑暗势力完全公开地，不知惧怕和羞耻地发表反犹太的讲话，象一些真正的希特勒分子那样。这是一批对一切都持无所谓态度的小经纪人……这些自认为自己可以代表人民讲话的卑躬屈膝之徒和叛逆是从那里来的呢？是怎么会出现的呢？这是个人迷信的产物，客观形势培养岀来的、教育了他们把人民看成是培育自己升官发财的肥料。他们的斗争方法是搞阴谋，造谣诽谤、从精神上和肉体上去消灭人，其结果是：今天，我们的会议大厅里已经没有了迈耶尔赫里德、巴别尔和阿尔焦姆·维肖雷这样的人。他们是被德罗兹多夫分子消灭了。促使他们干出这些行为的原因是为了自己想过舒适的日子。杜金采夫是唯一揭露这些可怕行为的人……应该打击经纪主义，因为它可能导致亡国。这些德罗兹多夫分子的举止行为已变为日常生活中模式，他们发表敢于冒渎神圣事物的言论，说什么他们是为人民的福利而这样作的。谁给他们代表人民的权利？杜金采夫仅仅才开始他的战斗，而我们文学的任务是把这一战斗进行到底。”

　　卡里亚金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粗野的'、'原始的’、‘本能的'、‘平均主义的’、‘未经考虑的、‘禁欲主义的’、‘营房式的'伪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不仅是以宗派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策略，而且是一整套观点的体系，这是特殊的世界观，其主要象征是‘关于某种最低限度的观点’，是‘具有一定限度的尺度’。这种尺度把自己狭隘世界观作为创立世界的规律强加给世界，把自己最低限度这个天花板当成天。然后在这‘天’上安插上自己的‘太阳’，然后自己的上帝再爬到‘天’上去，幸亏不需要爬得太高……这是把社会进步标准，把包括经济、政治、思想和道德标准总的共产主义标准极大降低下来。这是用主观的随心所欲的标准代替客观标准。否定个性——这是‘营房式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终点。这就是他的真正信条，这是他的目标和方法，这是他的理想和达到这一理想的途径。”
　　卡里亚金继续说道：“……伪共产主义的典型特征——否定个性，产生着嫉妒心理和力图消灭差异，千篇一律和中庸之道，好战而愚昧无知和对‘有教养的人’持愚蠢的愤恨态度，把平等的伟大民主要求变成为按最低水平和中等水平向所有‘普通人’看齐，专横代替科学政策，某种世俗宗教去代替‘纯粹’的宗教，这时，给与信徒的‘真理’只是上级的发现，是对他们的美好的恩赐，但是他们更经常得到的是要求无条件服从的命令。民主主义的词句被组织对真理即命令的热烈赞许包装起来。”^[45]

　　“从整个历史来看，斯大林的制度可以看成是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离开社会主义的曲折……但是斯大林的制度不单纯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曲折，不单纯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没有成功的方案——这些政策在许多实质性的方面背离了社会主义，背离了社会主义最实质的东西。斯大林的制度从资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恐怖手段那里学会了一套愚昧无知、官僚主义和反人道的方法，并用这些方法控制十月革命后几代苏联人民为社会主义用自己的劳动，才能和英雄行为而争得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巨大成就，不让这些成就去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制度用这种方法把一个经济和文化上正在向上发展的国家，把一个增长着各种可能性和需要也日益增长着的国家引向远离社会主义的道路，可是他又同时告诉人民说：他们不仅在建设，甚至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信念，即构成斯大林领导苏维埃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基础的一切因素都是社会主义的，然而我们看到的这些因素乃是：国家的神圣化等级服从，当权派的专横和人民的无权，各种等级的特权和宗教式的伪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营房制，压制个性利根除独立思考，恐惧和怀疑一切的坏境，人们互不来往以及所谓的‘警惕性’，不受监督的强制行为，还有受法律保护的惨无人道的行为。自从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编造的许多诽谤社会主义社会的文章不正是写的这些内容吗？……斯大林制度如敌人对社会主义的诬陷诽谤变成了现实。当斯大林的制度能够寄生在被十月革命发动起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我国人民的伟大劳动的上面，寄生在我国人民对列宁的社会主义最终能取得胜利的伟大信念和为实现这一胜利而准备做出最大牺牲的忍耐力上面的时候，它才有可能达到这一点的。……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最大悲剧，也许是人类的全部历史上的最大悲剧，就在于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来败坏和践踏社会主义的名誉，而且是在人类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在那个第一次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它应该成为后来其他国家的榜样的国家里发生的，同时它还利用了列宁的名字（用这个名字作为它的外衣），当时全世界人民把这一名字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和理想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这是对革命的社会主义事业及马克思列宁式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背叛，是真正地败坏列宁马克思恩格斯式的社会主义的名誉。这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效劳，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决定性的战斗的时代社会主义的任何敌人都没有能够为世界资本主义做出的效劳行为，是斯大林和他所建立的整个制度对我国各民族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乃至整个人类历史的最严重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