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第十四章 斯大林个人迷信对于苏联科学和文化的严重后果


一、关于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专横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二、贬低列宁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
三、关于斯大林的理论遗产和理论错误问题
四、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自然科学
五、斯大林个人迷信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斯大林的专横和对他的迷信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还不仅仅是使苏联创作知识界成百成千有才华的代表人物丧生的问题。我国领导科学文化的合理的方式方法也受到了歪曲，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在社会生活的这些领域确立了独断专行、官僚主义和唯官是从的恶习。科学、文化中许多最重要的领域的内容也受到了歪曲。
　　实际上，所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以及文学与艺术的所有形式，都毫无例外地无一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个人迷信的消极影响。但是，在本书中我们只能举出这方面的某些例证。

一、关于个人迷信和斯大林的专横对社会科学的影响


　　正如我们可以想象到的，社会科学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十九世纪的阿拉伯思想家阿卜杜尔—拉赫曼·阿里—卡瓦西比写道：“是的，专制君王的两腿是发抖的，但是（仅仅）是由于对与现实生活相关的科学的恐惧，例如理论思维、纯理性哲学、关于人民权利的科学、公民政治、历史的详细研究、演讲艺术以及其它科学……专制君王在比他博学的人的面前总是感到自己是不幸的。因此他不能容忍有天才的学者在他身边，如果他不得不有求于学者的帮助的时候……他就找一个胆小的阿谀逢承的人。”[1]
　　的确，尽管斯犬林在口头上也承认：“没有意见争论，没有批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并取得大的成就”，尽管他也谈过，在科学中不准许建立阿拉克切耶夫[2]式的军警统治制度，但是，事实上正是由于斯大林自己的干预，才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建立了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军警统治制度，实际上禁止了对科学问题的自由讨论。在个人迷信时期所举行的学术讨论会，没有一次是同志式的讨论问题的性质，所有这些讨论会通常都是以“粉碎”意见不同的人而告终的。
　　在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斯大林垄断了“发明”权和作出结论的权利，而所有其他人只能是推广普及和进行注释。由此而来的是教条主义的统治、死啃书本、停滞僵化和惰性。歌功颂德和注释性的书籍成为了苏共党史著作的基本类型。仅在1946—1952年期间，论述斯大林个别讲话和文章的书和小册子就出版了不下六百种。
　　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被认为是真理的不是那些符合实际和经过实验的东西，而是那些经过“斯大林同志”所肯定的东西才是真理。同马列主义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对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引证，而首先是对也被它称为这一学说的经典作家的斯大林著作的引证，在科学中成了对这一或那一原理的主要证据。所有这一切就必然导致了产生无数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和忽视真实情况的现象。
　　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年代、历史、特别是苏共党史所处的那种严重情况。
　　早在三十年代初期，苏联历史科学健康而迅速的发展就已经明显地缓慢下来，在历史著作中，政治空话和揭露越来越多地代替了创作和研究工作，斯大林的功劳被捧上了天。正如在一本未发表的史料研究著作里公正地指出的：“到三十年代中期，对现代历史进行学术研究的可能性已降到最低点。所公布的资料的局限范围愈来愈小，它已不能提供一幅工农业发展的科学图景。以批判态度对这些材料进行检验也成为不可能。研究人员被剥夺了有关城乡物质状况、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政治生活许多方面的资料。能够得到的档案材料也急剧地减少了。[3]同时，同‘庸俗社会主义’的斗争，同波克罗夫斯基的‘反历史主义学派’的斗争，使得研究人员不敢再进行独立的理论研究工作。理论认识和概括被一个人，即约·维·斯大林所垄断……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出版是苏联社会历史学发展中的一个最大事件。这本书极端片面和公式化的论点，归根结底是为了推崇和颂扬斯大林这一任务的，为他的所有行动提供论据并证明其正确……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成就、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剥削阶级的消灭、革新者运动和1936年通过宪法——全都记在了一个人的名下。苏联人民和共产党的这些真正卓越的胜利和成就，是以歌功颂德的精神写出来的，真是一片凯歌声，几乎不存在困难、错误和缺点。《简明教程》中关于历史进程的叙述本身就是借助引证斯大林的著作或是转述他的著作而写出来的……粉饰和抹黑、颂扬和诽谤吓人听闻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简明教程》最后几章的内容，这些章节完全反映了斯大林个人迷信思想体系的特点。这本书没有把科学阐述和解释历史进程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它是以叙述定理的形式写成的，而这些定理不需要证明，也不要求理解，而只要求牢记和背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问世，就被宣布为‘马列主义领域中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和‘提高政治警惕性的工具’。这本书被看作是唯一的和正式的‘党史指南’，‘不准作任何随意的解释’……历史科学实际上被剥夺了独立地去思考社会生活现象和创造性地去分析事实的可能性。”[4]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期苏联历史科学的几乎全部成绩，在后来一个时期中被完全抹煞了。对史料的科学价值产生了怀疑，对史料学放弃了研究。斯大林和顺从他的历史学家，在苏联历史和苏共党史中公开提倡唯意志论，任意勾消不合心意的人名并歪曲事实。
　　所有那些在三十年代成为非法镇压的牺牲品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家，在《简明教程》中都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外国间谍机关的特务，说他们潜伏“二十年”，阴谋反党和反苏维埃国家。在这里代替证据和理由的是给戴上一大堆政治帽子和谩骂的话：“托洛茨基布哈林恶棍”、“杀人犯和间谍匪帮”、“白匪的小爬虫”、“无用的垃圾”、“法西斯走狗”、“人类的败类”等等。
　　在历史和党史的著作中，粗劣的和蓄意的伪造已不是例外而是成为了准则。
　　这种伪造的样本首先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例如，《简明教程》硬说，1933年斯大林提出来的“让所有集体农庄庄员富裕起来”的口号，在1937年以前已经实现。书中说：“集体农庄已成为生活丰裕的了。建筑新谷仓和储藏室的工作已成为集体农户所注意的主要问题，因为原先那些每年只预定容纳少量产品的贮藏所，已经不能满足集体农民所增需求的十分之一了。”
　　战后时期出版的斯大林传略也是伪造历史的同样显明的例证。就是把这本篇幅不多的书中所有的歪曲事实之处简单地罗列一下都是办不到的。我们仅举一个“安排”资料的例子，它对《传略》的编纂者（格·费·亚历山大罗夫[5]、马·鲍·米丁、彼·尼·波斯佩洛夫等人）是很有代表性的。
　　《传略》中说：“从1911年下半年起，便开始了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的革命活动时期，1911年9月6日，斯大林同志从沃洛格达秘密地来到彼得堡。在彼得堡，斯大林同志同彼得堡党组织建立了联系；领导并组织反对取消派孟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分子的斗争，团结并巩固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组织。1911年9月9日，斯大林同志在彼得堡被捕，随后又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第48—49页）。很明显，斯大林9月6日离开沃洛格达，他不可能早于9月7日到达彼得堡，而在9月9日就已经被捕。就在这两天时间中，按他的传记作者的说法，他不仅来得及同彼得堡的某些同志建立了联系，而且还能“领导、巩固、团结”他们！
　　在战后年代，受到贬黜的那些民族的整个历史也受到了粗暴的篡改。十九世纪高加索人民为自己独立而进行的斗争的真正性质受到了歪曲。不但如此，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召开的苏联音乐工作者会议上批判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时候声称，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内战时期就是北高加索各民族友谊的主要障碍，说当时正是这些民族传播了民族仇恨。
　　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是如何无耻和卑鄙地伪造了我国和我党的历史。我们已经写了斯大林是怎样被宣称为有名的巴库地下印刷厂的创建人的，虽然那时他还未曾去过巴库。斯大林生活中的某些照片是低劣的剪贴。在其它一些历史性照片上，由于经过精心地修描，使得不合斯大林心意的人都消失了，而有时仅仅剩下了列宁和斯大林（某些人像甚至从底板上洗掉了）。
　　斯大林在1917年3月份的政治立场也被我们党的一些历史学家严重地歪曲和粉饰了。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在当时所犯的一切错误都记在了加米涅夫一个人的头上。在筹备和召开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十月革命的日子里，斯大林的活动也被渲染了。斯大林的所有其它错误，例如他的错误的“自治化”方案，也被掩饰了。相反，与事实情况大相迳庭的却是斯大林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在我们党的历史文献中，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也被粗暴地篡改了。与事实相反，斯大林不仅成了列宁最好的和最亲近的学生，而且还是列宁最亲密的朋友。正如С·彼得罗夫[6]在《真理报》上所写的，不仅是马克思同恩格斯的关系，而且还有列宁同斯大林的关系都“超过了古代关于人类友情的最感人的传说。”[7]这些例子还可以列出许多许多。
　　墨西哥古代一个民族——马雅人在被判处死刑的罪行中有这样一种罪：背离事实的历史学家要处死。斯大林时期实行的是另一种办法：说真话的要被处死。
　　正当顺从于斯大林的历史学家厚颜无耻地、粗暴地篡改历史的时候，斯大林却当众口说笔写地反对把历史庸俗化、简单化和涂脂抹粉而且不能把历史变坏或者变好。在我们的报刊上这几年里严厉地批判了归咎于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学派的“历史是转向过去的政治”这一论点。
　　在个人迷信年代，在经济科学中也造成了严重的局面。大家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经济科学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几乎任何一个党的领导人都必须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自二十年代初期，经济科学在苏联经历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进行了有意义的和有成果的讨论，出版了许许多多学术论文和杂志。但是从三十年代初开始，这一发展越来越受到了阻碍，而后来则完全变成了向后倒退。在斯大林个人迷信全盛时期，经济科学问题而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几乎没有进行研究。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的经济规律也没有研究。有关经济问题特别是部门经济问题的书籍的出版急剧地缩减、许多以前的经济科学研究所被撤销、科学争鸣的停止，都是毫不足奇的。在长达二十年的时期中全国没有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斯大林时期，部门经济尤其受到轻视。农业经济倒退得特别严重。这一科学的基本范畴：成本和价格、经济核算和利润率、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问题、劳动报酬问题、级差地租问题等等——几乎完全没有得到研究。
　　象国民经济组织和管理学这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科学领域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结果使得国民经济的管理形式具有了官僚主义文牍主义性质。在苏联的经济管理中到处都出现了过分的集中，这种集中同经济发展水平相矛盾并阻碍着经济向前发展。对劳动者的各种鼓励和物质刺激制度也未好好研究。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为了研究科学的劳动组织的各种问题，建立了苏联的第一批科学研究中心。列宁亲自关注着这一科学领域的发展，关心着合理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在该领域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当中央劳动研究所建立时，列宁热情地支持了这一创议。他写信给财政人民委员部说：“我想帮助一下劳动研究所所长卡斯杰夫同志……请你们考虑一下，了解得更确切些并尽力设法帮他弄到一定数量的资金。这样的机关，即使我们处于困难的情况下，也还是应当给以支持的。”[8]但是在斯大林时期，对科学的劳动组织的所有重要研究工作都停止了，中央劳动研究所也被撤销。
　　在个人迷信时期，科学工作的恶劣方法也同渗入到历史学中一样，进入了经济科学中。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经济科学脱离了统计学、脱离了自然科学、脱离了计划工作的具体实践。大部分统计材料都被保了密，因而不能在科学领域中得到使用。所以经济科学同生产的联系是十分不够的，经济理论不能发展，常常是完全被指示和命令所代替。同时，非常多的经济生活部门完全停止了搜集统计资料，因此作为经济的一个部分的统计学完全被破坏了。
　　在斯大林时期，在法学科学中也形成了极不正常的情况。在法学中维辛斯基成了权力无限的独裁者和立法者，.他提出并确立了法学中一系列最有害的论点。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维辛斯基提出了关于法庭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只要有某种程度的概然性就够了）的论点、关于判断仅仅基于内心信念的证据的论点、关于法律就如同几何定理，其运用要由法官来掌握的论点等。维辛斯基甚至提出如果法律“落后”于生活就不使用它。1937年3月维辛斯基在苏联检察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说：“应当记住斯大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中，包括我国的生活，有时会有这样的时期、这样的时刻，即法律变成过时的东西，因而就应当把它们丢到一边去。”[9]
　　正是维辛斯基坚决主张，同伙必须对集团的全部活动负责，尽管他与犯罪行为无关也未表示过同意。对于国事罪行的案件，维辛斯基认为足够的证据不是各种罪证的总和而是被告一般的招供。维辛斯基厚颜无耻地主张，否认自己有罪的被告必须证明自己无罪。维辛斯基完全抛开了法制的教育和组织作用，他把它仅仅归结为强制。这样也就可以“科学”地说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全面改变监狱、集中营及其它囚禁所的制度和条件的作法是有根据的和有道理的了。
　　这样一来，本应捍卫法制和革命秩序的科学，被维辛斯基变成了披着科学外衣的斯大林专横的卫护者。不能不指出，在个人迷信年代，在我们国家还不仅仅是践踏了几乎全部苏联法律和苏联宪法，在那些年里立法制度本身在许多方面都是不正确的。只要斯大林一提议，我们的立法人员就会立即起草和批准任何一项法律，即或这项法律是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准则相矛盾的。
　　在个人迷信年代，在象哲学这样的科学中也可看到明显的退步。
　　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普及小册子被宣布为哲学思想的顶峰。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很快地被吹捧为最伟大的和经典性的著作，尽管书中包含着错误，它使真正的哲学研究延滞了许多年。确实，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的哲学家们对唯物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思维规律和科学方法等问题都几乎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在哲学史的许多方面也可看到明显的退步，几乎停止了诸如德意志古典哲学的研究。对列宁的《哲学笔记》的全部丰富材料也没有真正地领会。列宁的这部著作甚至都未编入他的全集中去。[10]
　　在个人迷信时期，几乎没有研究过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规律性。中断了各种具体的社会学研究，而代之以陈述一般化的理论公式。哲学家不分析也不研究活生生的现象和科学资料，而常常是只搞那些现成的刻板公式中准备好的实例和例证。这样一来哲学就变成了烦琐哲学。
　　在这一时期，还严重地破坏了列宁所谆谆嘱咐的辩证唯物论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许多哲学家完全歪曲了这种结合的基本含意，他们任意宣布某些不合他们心意或仅仅是他们所不理解的自然科学理论是唯心主义的或形而上学的，在解决那些只有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才能解决的问题和争论时，他们硬要充当不受欢迎的仲裁者的角色。这种对具体的自然科学流派乱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的标签的“方法”，不仅给哲学本身而且也给自然科学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许多自然科学界的代表人物不自觉地成了反动的思想体系的捍卫者和说教者，成为辩证唯物论的敌人（在个人迷信的条件下这不仅导致了许多大科学家被从科学界赶走，而且导致了大批科学界的知名人士被从肉体上消灭）。例如，一些当年是领头的哲学家把相对论、关于遗传的物理化学基础的学说和谐振论这样一些现代的自然科学理论统统宣布为唯心主义的。控制论、数学逻辑学也被宣布为假科学。所有这一切就造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之间的明显的脱节，这一情况的严重后果直到今天仍未完全克服。
　　在个人迷信期间，象教育学这样的科学也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大家知道，十月革命胜利后，在我国为了建立新的苏维埃学校和新的苏维埃教育学作了大量的工作。在确立苏维埃教育学方面二十年代这一时期具有尤为重大的意义。这一时期是制订共产主义教育基本原则的一个时期，是建立技工劳动学校、苏联学龄前教育体系、形成新型学校和国民教育新体系以及建立儿童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时期。这是在教师中进行大量的政治和教育工作的一个时期，是吸收旧社会的专家（教学法专家和理论家）参加建设新学校的一个时期，是他们同苏维埃政权和党接近的一个时期，是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认识自己的思想、丢掉唯心主义哲学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的沉重包袱的一个时期。正如前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秘书П·В·卢德涅夫在自己的评论中公正地指出的：“这是勇敢地进行创造性的寻找、实验、探索建立新的教育体系、新的教学工作方法的途径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也有其严重的错误和迷误，这对于当事人来说不是一下就能看清楚的。由此才产生了当时所进行的激烈的争论和辩论。这是苏联教育学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一个时期，是苏联教育科学和教师界中所有优秀的和创造性的力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上日益更加团结的一个时期，是在培养新的年青的教育干部、大胆提拔教师中的优秀代表到组织和教学领导工作岗位上去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党把它的优秀人物，如卢那察尔斯基、克鲁普斯卡娅、波克罗夫斯基、布勃诺夫、斯克雷普尼克及党的其他许多重要干部派到了国民教育战线。同时这一时期也创建了大批的教育和教学杂志，不仅是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哈尔科夫，而且也在全国各地（诺沃西比尔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高尔基城、罗斯托夫、伊万诺沃及其它一切地方），同时还出版了许多科学教学法书籍”。[11]
　　但是，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同“过火现象”斗争的借口下，联共（布）中央某些很有影响的人士实际上一笔勾销了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苏联学校和教育学所取得的成就。在193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教育问题的决议中也对苏联教育学的现状作了片面的和错误的评价。
　　不能不指出，在关于在国民教育领域纠正“过火现象”的叫喊声中，开始实行了缩减学生们的技工和劳动教育的政策，实际上放弃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列宁主义原则。在实践中，中学的工作甚至没有完成关于学校要实现基本技工教育化的最起码的要求，这是1931—1932年联共（布）中央关于学校的决议中所包含的内容。尽管如此，联共（布）中央直到1937年3月一次都未再讨论过基本技工教育制度和劳动教育问题，实际上取消了学校技工化的口号。与此同时，在制订1933—1934年的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和地理的标准大纲中，极端削弱了科学基础知识同其在生活和工农业中的实际运用之间的结合。同时劳动教育也越来越局限于学校的车间和实验田，急剧地缩减了学校同企业和集体农庄的结合，放弃了在生产条件下组织学生的生产劳动的尝试。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对这一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她在1937年给中央组织局写信说：

　　“马克思和列宁谈到了学校要把教学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必要性，谈到只有在未来的学校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原则才能真正实现，指出这是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唯一道路……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进行过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同轻视劳动的过去的中学教师进行过斗争……近几年来，学校的劳动教育已化为乌有。教什么手工业式的（学手艺的）'劳动工序'，劳动比任何时候都更多地脱离了学习……最近关于撤销学校的劳动教育和关闭学校工厂问题将在中央进行表决。不是改组劳动而是取消劳动。这个问题没有吸收工程师、农艺学家、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青年参加讨论。只吸收了旧的教师——各学科的教员参加……
　　……在通过新宪法的时刻，在社会主义在我们苏维埃国家胜利的时刻，当为了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学校要实现劳动技工教育化的遗嘱而创造了一切前提的时刻，不能通过这种决定。我们无须给反对过这一事业的人以口实，说学校需要的是学习而不是劳动，说是中央决定了废除学校中的劳动教育。
　　当然，我们的学校最终将会成为劳动化的和技工教育化的，但是现在对这件事也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12]

　　然而，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日丹诺夫对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这封信都未予置理并把它送进了档案柜。在他们的领导下，苏维埃的学校逐渐地变成了 “苏维埃式的旧中学"，说明这一点的不仅是完全取消了劳动教育，而且还渐渐恢复了三十年代初期许多已经被人遗忘的旧中学的一些特征，例如男女学生分开学习以及在部分学校教授拉丁文等。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地导致了对青年共产主义教育的基本思想和原则的歪曲。

二、贬低列宁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


　　在谈到个人迷信对社会科学的影响的时候，不能不讲一讲关于贬低列宁在我党历史上和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的作用问题。这种对列宁的作用和功绩的贬低一般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它是以对列宁的各种赞扬为掩护的，但同时这种贬低是多种多样的并具有全面的性质。
　　斯大林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13]的谈话中说：“至于我，我不过是列宁的学生，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做到不愧为列宁的学生。”[14]
　　这种声明对斯大林来说是惯用的假仁假义。实际上，斯大林妒嫉列宁，妒嫉列宁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妒嫉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他还不仅是妒嫉，他还千方百计企图贬低列宁抬高自己，不仅要高于党，而且要高于列宁。
　　早在1920年，斯大林在庆祝列宁诞辰五十周年讲话时，突然谈起了“还没有人谈到的”问题，即关于“列宁同志在十分重大的问题上曾承认过自己缺点的事情”。斯大林把列宁描绘成是一个不大了解国内情况的理论家，他在十月革命前夕最重要的时刻向党作了不正确的指示。斯大林混淆历史事实，硬说他，斯大林，要比列宁更清楚地看到了“我们道路上的小沟、泥坑和坎坷”。如果相信斯大林的话，那么1917年秋处于秘密状态的列宁，实际上对由“实际工作者”、而首先显然是斯大林所指导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和进行没有起什么作用。按照斯大林的说法，列宁到了斯莫尔尼宫后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是的，你是对的。”似乎列宁在对十月革命的态度上有过什么错误似的。
　　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二十六年以后，1946年，斯大林准备在自己《全集》中重印这篇讲话时所大力加强的正是讲话的这一部分——即臆造列宁的错误的这一部分。据Б·В·雅科夫列夫统计，斯大林在这篇讲话稿中改动了一百多处！[15]斯大林毫不掩饰地歪曲历史真相，在讲话稿中添上了例如这样的词句：“……我们不顾伊里奇的一切要求，没有听他的话，沿着巩固苏维埃的道路继续前进，直到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直到胜利举行起义。”
　　我们可以想一想，说列宁反对巩固苏维埃，似乎不是列宁而是斯大林及其一派（正是这个词在1920年的讲话中曾两次使用了）使党准备好进行武装起义。
　　贬低列宁还必须有关于十月革命的两个领袖的骗人理论为其效劳，同时在某些地方斯大林甚至被摆到了第一位。例如，在1937年《真理报》上公布的中央委员会庆祝十月革命二十周年的口号中，硬说彼得堡的武装起义是“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准备的。
　　1937年迎接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时出版了《历史杂志》的专号。在专号中发表的文章中，只是一般地谈到了党、列宁、工人群众。而斯大林却被摆到十月革命所有历史事件的核心地位。例如在А·福赫特的文章中说，斯大林“直接领导了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使列宁随时了解所有军事准备情况”，“积极地准备了起义”。文章中说，1917年10月24日，“斯大林同志整天都在斯莫尔尼宫领导着开始了的起义”。照А·福赫特的说法，列宁在这一天是“闷在他的秘密住所里。傍晚他给斯大林送去了自己著名的‘致中央委员会委员们的信’……”
　　М·卢里耶写的文章也是贯穿这种精神的。[16]以后，斯大林以极端歪曲的形式描绘了列宁在内战时期的作用。根据斯大林骗人的说法，似乎这个时期列宁未曾过问军事。斯大林在给拉金上校的信中公开地否定了列宁在发展军事理论和军事艺术方面的作用。与此同时，用尽一切手段制造和强调这样的印象，即红军在内战前线上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正是斯大林。在斯大林传略中对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在察里津近郊，在彼尔姆一带，在彼得堡附近，在反对邓尼金战役中，在同波兰贵族撕杀的西方战线上，在与弗兰格尔交锋的南方战线上，都是斯大林的钢铁意志和战略天才保证了革命的胜利。……斯大林善于识破并粉碎敌人最狡诈最阴险的战略计划，推翻他们的全部军事'科学'，军事‘艺术’和‘技巧’。”[17]
　　在战后时期，这种骗人的革命有“两个领袖”的理论，实际上开始适用到从准备和进行1905年革命时期起的党的各个历史时期。[18]
　　在一系列著作中都强调，正是斯大林同列宁一起创建了我们的党并一直在领导着党，声称列宁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仿佛是处于斯大林的强烈影响之下。例如，米·伊·加里宁这样写道：

　　“……斯大林同志同列宁一起创立、建设和培育了我们党。他同列宁一起领导了党，领导了革命运动和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
　　如果谈到历史上的类似情况的话，那么斯大林同志对列宁的态度很象列宁对马克思的态度，只是有一点修正，即斯大林同志直接同列宁同志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我是想以此来说明他同列宁的关系更为接近、更为亲切……毫无疑问，斯大林同志对列宁有不小的影响。”[19]

　　列宁提出来的许多看法和原理，斯大林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修改。正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的，斯大林任意决定发表列宁的什么著作或不发表什么著作。列宁的非常多的“新的”文献、书信和文章，现在在他的《全集》中公布了，这些是无须费很长时间去寻找的：这些文献就放在马列主义研究院的保险柜里，而有的是放在斯大林私人的档案材料中。
　　某些在《列宁全集》第2版或第3版中已经发表的著作，在第4版中被任意抽掉。例如，按语气和性质来说写的最有意思的列宁的一篇文章《纪念普罗相[20]同志》[21]就遭到了这种命运，下面我们还要谈到这篇文章。斯大林明显地贬低了列宁关于国家的学说，而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国家职能的学说。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国家学说的主要功劳，被记在了斯大林身上。
　　战后时期几乎所有论述列宁的著作，其中多一半的文字不是分析列宁的著作而是谈的斯大林的著作。
　　在三十年代中期，曾经停止了为科学和艺术领域中卓越的成就而授予列宁奖金的作法。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列宁奖金被换成了斯大林奖金。
　　在国内渐渐停止了发表回忆列宁的文章。在个人迷信时期，由于无数人为的障碍，使列宁的科学传记未能写出来。
　　大家知道，1938年8月5日，联共（布）中央就通过了关于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试卷》一书（第一部：《乌里扬诺夫的一家》）的决议，而在1947年8月26日中央书记处又通过了С·吉里[22]的《跟随列宁六年》一书的决议。这些决议中规定的出版有关列宁的书籍的手续不仅妨碍了出版有关列宁的回忆录、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些书被禁止岀版。（С·吉里和玛·沙吉尼扬的书只是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和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才出版的，那时，中央的上述决议已被撤销）。[23]
　　三十年代后半期和四十年代，从图书馆中被取缔的不仅是被宣布为“人民敌人”的弗·伊·涅夫斯基、弗·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А·洛莫夫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写的关于回忆列宁的书，而且还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及其他人所写的回忆。
　　列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逐步变成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计划。在五十年代初期，《共青团真理报》上发表了一首长诗，里面把关于制订著名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的倡议也说成是斯大林提出来的。
　　在阿谀奉承方面卡冈诺维奇特殊卖劲。有一次他在斯大林的别墅时说：“我们都在说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而列宁早就不在人世了。斯大林所作的事情比列宁还多，因此应当说‘斯大林主义’，列宁主义就不要再提了”。
　　在个人迷信时期，出版的斯大林的书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多九倍，比列宁的书多一倍半。
　　象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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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后时期，随着明显地贬低列宁在我党历史上的作用的同时，对斯大林的迷信却继续增大并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同时，斯大林自己也越来越多地鼓励不适当地吹捧自己。
　　我们知道，三十年代初期，斯大林曾坚决反对为自己写传记，驳回了由高尔基和雅罗斯拉夫斯基发起的写传记的倡议现在还不到写这种传记的时候”，——当时斯大林这样意味深长地表示。
　　1937年，那时对斯大林的迷信已达到了不适当的程度，儿童出版社编了一本儿童读物，书名叫《斯大林童年的故事》。这本书送交斯大林征求意见。斯大林看完清样之后给儿童出版社写了下面的信：

　　“1938年2月16 日。我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的故事》一书。书中很多事实不确，有很多错误、夸大之处和不应有的颂扬。作者被爱说故事、爱说瞎话的人（可能是好心肠的说瞎话的人）和拍马屁的人引入了迷途。我可怜作者，但事实毕竟是事实。但这一点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本书有意向苏联人民（以及所有的人）的意识中灌输对领袖和永不犯错误的英雄的个人迷信。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人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英雄造人民，把他们由群氓变成人民’——社会革命党人这样说。‘人民造英雄’——这是布尔什维克这样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这本书助长社会革命党人的声势，将会危害我们共同的布尔什维克事业。我建议烧掉这本书。约·斯大林。”[24]

　　但是在战后时期，斯大林甚至连这些虚伪的托词也抛得一干二净了。在四十年代末，斯大林不仅支持岀版他的传记，而且很关心这本书的写作情况，在原稿上亲笔添上许多词句和评价，特别是在对他的功劳似乎还颂扬得不够的地方。下面我们举岀斯大林亲笔加在《传略》中的几个句子，这是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斯大林同志是党和国家的领导者……和引路人”，“斯大林巧妙地执行着党和人民的领袖的职责，博得全体苏联人民的一致拥护，但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却丝毫也没有表现过自满、自骄、自夸的心理”。“斯大林不愧为列宁事业的继承者，或者象我们党内常说的，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描写自己说：“斯大林同志进一步发展了先进的苏联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规定了关于经常因素能决定战争命运的原理，关于积极防御与反攻进攻法则，现代战争中各个兵种与作战技术配合动作，大量坦克飞机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以及炮兵是最强大兵种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上，斯大林凭靠他的天才始终都能找到充分考虑到战局特点的正确办法。”……“斯大林同志凭靠他的天才洞察力始终都能识破敌人计谋，并击破之，斯大林同志领导苏联军队进行的历次战斗，都表现出作战艺术的典范"等等。
　　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活动空前隆重。1949年12月，我国的一位大作家在《真理报》上写道，未来的人们将会把斯大林时代称为“正义的时代”，而在可能成为新纪元起始的日期中，这些人们可能要选定斯大林的寿辰之日，把这一天命名为“感恩日”。[25]
　　几个月以后，另一位作家也在该报上著文：

　　“……如果你在斗争中或工作中遇到了困难，一下子对自己的力量产生了怀疑，——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立即就会获得必要的信心。你假如在不该疲劳的时候感到了疲劳，——那么你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可以顺利地完成工作。假如你想找到一个正确的决定，——你就想一想他，想一想斯大林，你就会找到这一决定……斯大林说什么，就意味着人民在想什么。人民说的，就意味着是斯大林想过的。”[26]

　　正如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谈到的，斯大林本人认为最好的那个苏联国歌歌词中，一字未提共产党，但却对斯大林有下面这样史无前例的颂扬：“斯大林培育了我们，让我们忠于人民，热爱劳动，鼓舞我们去建树功勋。”大家知道，莫斯科革命博物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变成了展出斯大林礼品的博物馆（后来这些礼品被移到伏尔洪克造型艺术博物馆）。
　　还在斯大林生前，就在全国各地陆续地建立起了新的斯大林纪念像。特别能说明问题的是，1951年7月2日，斯大林自己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的一项决议，其中决定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建造一座宏伟的斯大林塑像，同年9月4日，为修筑这座宏伟塑像，他下令调拨三十三吨铜。
　　随着斯大林的权力和对他的颂扬的增长，他的伟人狂也在膨胀。一个在三十年代整天故作姿态地穿着普通战士大衣的人，现在却身不离元帅服了。战后，他还被授予了大元帅的称号，有这种称号的大概在我国历史上只有三个人：亚·缅施科夫、А·勃劳恩格什维格斯基和亚·瓦·苏沃罗夫[27]。（在斯大林生前，在国外能够自吹有大元帅称号的只有蒋介石和佛朗哥。）

三、关于斯大林的理论遗产和理论错误问题]


　　斯大林不准许任何人（甚至是其它共产党内的人）发展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警惕地把持着解释和发展这一学说的垄断权，觊觎着马列主义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经典作家的角色，但作为列宁逝世后在三十年的期间中领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对于历史赋予他的理论使命是明显不能胜任的。
　　今天，当我们批判性地评价斯大林的理论遗产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份遗产是极其微不足道的。由斯大林解决的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发展了的理论问题的名单是很长的。但另一方面，那些本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解决但在“斯大林时代”未能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也是数不胜数的。
　　斯大林在他整个一生中都未能写出一部著作是能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著作那怕是稍稍可以相比的。
　　斯大林的全部理论著作，我们认为可以把它分成三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可以包括例如《论列宁主义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这样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基本上是在普及马克思主义，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众所共知的真理作了通俗叙述。
　　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自己的独创的思想很少，其中大部分篇幅是对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的一些话进行注释。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思想被斯大林给简化了、公式化了。斯大林抽掉了这些思想的精华并阉割了它们。[28]更为甚者，斯大林在注释和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思想和原理时，在许多情况下显然不是自己的思想，而是求助于从他同时代的作品和小册子中广泛地抄用（自然是没有引证原始资料）。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是斯大林在1913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篇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在个人迷信时期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献中最重要的奠基性的著作，而斯大林本人则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始人。
　　我们知道列宁对斯大林的这篇文章给予了肯定的评价。1913年2月25日列宁逋报说：“特罗扬诺夫斯基[29]由于科巴给《教育》杂志的文章挑起了一场类似无原则纠纷的争眇……这篇文章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具有战斗性，因为我们在反对崩得匪帮的原则立场方面是丝毫也不能退让的。”[30]这一评价是与1913年斯大林是最先对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文化自治派的错误观点提出批评的一个人有关。在这一时期，列宁对其它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譬如О·Н·洛拉（斯切潘纽克）和彼·伊·斯图奇卡（维切尔纳）所写的文章也给予了同样肯定的评价。然而，列宁从未给人任何借口来吹捧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
　　现在苏联历史科学已经非常令人信服地表明，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在革命前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所占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的。在这方面还揭露了斯大林的许多错误的和不准确的论点，斯大林从其他作者那里抄录来的许多东西包括“民族”这一概念的定义在内也逐渐清楚了。[31]

　　Ю·И·谢苗诺夫[32]写道：“列宁在从理论上论证布尔什维克在民族问题上的纲领的时候，从来不是从研究民族本身而只是从研究民族运动开始。他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唯一正确的……但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另一种态度。斯大林在着手研究民族问题时，不是从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情况入手，而是试图以列举民族特征的办法来首先确定民族本身。所有这些特征以及差异在民族问题的文献中早就研究过了，考茨基在其著作中就指出作为一个民族的最重要的特征首先是语言的共同性，其次是地域的共同性，同时强调指出，民族产生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在以前独立的生产业务领域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并结合成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在斯大林的著作中，民族的特征也完全是这样叙述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最后是共同的经济生活……上面列举了构成民族的三个特征，斯大林增加了第四个特征，这次是从奥·鲍威尔[33]著作中抄袭来的，即共同的民族性格，他喜欢称之为在共同文化中表现出的民族心理素质。斯大林在分别研究了民族的每个特征之后，就以下述形式形成了它的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4]

　　在这方面更为典型的是斯大林写作象《论列宁主义基础》这样的讲义的历史，在随后的年代中这本书被宣布为经典性著作。
　　我们知道，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是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里讲的。在4—5月份，这些讲义被刊登在《真理报》上。正好在这个时候，斯大林手上有一份弗·克谢诺丰托夫的送审手稿《列宁关于革命的学说》，其中也研究了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特点的问题。斯大林在看过克谢诺丰托夫这本书的原稿之后不久，这位在理论问题上帮助过斯大林的克谢诺丰托夫就被流放到塔什干去工作。曾有传闻，说克谢诺丰托夫抗议斯大林使用了他在自己原稿中首次表达的许多思想和定义。
　　这些传闻很快被证实了。1925年在莫斯科出版了（没有标明出版社）弗·克谢诺丰托夫的《列宁关于革命的学说》一书。在此书的前言中说：“作者着手写这本书时早在1923年的10月到11月份还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时候。这本书之所以出版的比较晚，是因为原稿最初在马·尼·利亚多夫[35]同志处审阅，而后来又在斯大林同志处（4—6月）作最后审阅……”（重点是我们加的。——罗·麦· ）
　　这篇前言是1925年1月写的。但是为了强调书中没有采用斯大林的意见，而是按作者原来的思想写的，作者在书后写上了完成本书的日期——1924年3月13 日。
　　把克谢诺丰托夫的书和斯大林的书作一简单的对照，就可以看明白，这两本书无论是在结构方面、在基本材料的讲述方面、还是在主要定义方面，都极为相似。

　　例如，克谢诺丰托夫写道：“列宁不是同马克思对立的。列宁主义不是‘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是‘48年马克思主义革命因素的复活’，列宁主义不是‘俄国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所有这些定义都仅仅谈到了列宁主义的个别方面。这些定义都包括不了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关于工人阶级革命政策科学，也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36]

　　请看斯大林在其关于列宁主义的书中是怎么写的：“有些人说，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环境的特殊条件下的应用……另一些人说，列宁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因素的复活。……列宁主义究竟是什么呢？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37]
　　请看克谢诺丰托夫关于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是怎么写的：“民族问题在列宁看来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只能是通过解决总的问题、根本问题，即推翻资本主义政权和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的办法才能得到解决”……“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问题列宁是这样解决的：不仅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同本国的农民战争结合起来，而且要和东方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战争及民族解放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宗主国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同反对共同敌人——帝国主义的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联盟和统一战线。”[38]
　　我们再看斯大林写的关于列宁如何理解民族问题的一段话：“列宁主义已经证明……西方革命必须同殖民地和附属国反帝解放运动结成革命的联盟才能取得胜利。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要求把这两种革命运动结合成一条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的战线。”[39]
　　斯大林和克谢诺丰托夫的书中，在叙述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叙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国家形式的苏维埃政权问题上以及其它问题上都可发现有极大的相似之处。1924年7月，斯大林在给克谢诺丰托夫的一封私人信件中，部分地承认了在他写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克谢诺丰托夫对他有过帮助。但是，1926年底当克谢诺丰托夫要求斯大林允许他在同沙茨金的论战中引用这封信时，斯大林却禁止他这样作。
　　同样不能不指岀的是，克谢诺丰托夫同斯大林在对列宁主义的许多方面和特点的定义上谁具有优先权的问题上的争论，是以典型的“斯大林式”的办法而结束的——1937年克谢诺丰托夫被捕，还未等到出庭受审，就在审讯中被打死了。[40]
　　斯大林的第二部分著作应当包括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的一些问题和某些理论问题所写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论述了以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未遇到过的一些问题。但是即使在这些文章中，斯大林的大部分论点和讲述也都未显出有独创性。斯大林的许多论点后来被个人迷信的宣传家们冒充为伟大的发现，其实是最陈腐的真理。然而必须承认，没有任何人能比斯大林更善于把这些陈腐的真理当作某种重要的和特殊的东西拿出来。斯大林在其第二部分著作中所谈到的许多似乎是独创的思想，实际上又是他从同时代的许多著作和文章中借用来的，这些思想在斯大林之前早就有许多理论家论述过了。斯大林只不过是在他的书中在同样的情况下重复了他人的论点而已，但是在后来引用这些思想时只能说是引证斯大林的“著作”。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列宁主义阶段的提出和解决以及批判苏联某些哲学家的机械论和唯心主义观点，在一个长时期内都一直归功于斯大林。但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在讲话中提岀极简单的批评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理论辩论之后，在辩论中，我们某些哲学家的机械论的和半唯心主义的理论早已在哲学刊物上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例如，我们知道，斯大林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问题的著名的六条，他基本上只不过是概括了经济工作者座谈会上讨论的结果。所有这六条，不管是全部在一起还是其中的每一条，都有许多经济工作者在座谈会上和一系列文件中阐述过了（例如在中央一个视察了莫斯科郊区的工业企业的委员会的简要报告中就谈了这些问题）。
　　关于由斯大林所“发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也是这种情况。正如Ю·鲍列夫在他著的书中写道，探索一个新的科学术语确实是一项“集体的”事业，在二十年代后半期和三十年代初期，许多苏联文化界人士都投入了这一事业。某些作家建议把我们文学的创作方法定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马雅可夫斯基建议把我们的基本创作方法看作是“倾向性现实主义”……在三十年代，作家们越来越趋向一致，把创作方法定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方法。早在斯大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著名谈话半年以前，1932年5月29日的《文学报》上就发表了一篇《开始工作！》的社论，其中谈到：“群众要求艺术家在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时，要有诚实性、真实性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许多民族共和国的作家们也同样表述了类似的思想（如И·库利克[41]等人）。
　　Ю·鲍列夫继续说，阿·马·高尔基召开的座谈会上（1932年10月26日）出席了大约四十五人。会上，许多作家和批评家还在斯大林的讲话之前就谈到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是具体存在着的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只是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表现手法。因此，斯大林在座谈会的结束语中重复地把我们的文学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并不是这一方法的“首创者”，因为这一美学范畴是巨大的理论探索和热烈的辩论所产生的结果，这些活动是许多苏联作家和评论家都参加了的。[42]
　　斯大林对科学院院士马尔[43]的庸俗观点的批判显然也不是新颖的而是过了时的。斯大林在他关于语言学的文章中所谈的大部分思想（而且这些思想远不是在各方面都正确的），早就在马尔的论敌、一些苏联语言学家的讲话和文章中说过和写过。同时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在准备发表象《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样的斯大林著作的过程中，科学院院士维诺格拉多夫[44]是给了斯大林以很大的帮助的。我们还可以指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虽然是由一个专门班子写成的，但后来谈到这本书时都说是斯大林的著作。在这方面，下面的一段插曲是颇耐人寻味的。1938年，革命博物馆馆长老布尔什维克М·萨莫伊洛夫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寄给他那怕是几页《简明教程》的手稿，以便在博物馆展出。斯大林就在萨莫伊洛夫的这封信上斜着写了下面的回答：“萨莫伊洛夫同志。没想到，你在晚年还要搞这些琐事。既然这本书已出版了几百万册，你还要手稿作什么呢？为了让你别再操心，我已把全部手稿烧掉了。约·斯大林”。这就是说，斯大林宣布烧掉了不存在的手稿。
　　被宣布为“斯大林宪法”的1936年宪法的起草人也不是斯大林。制订宪法的条文的是一个很大的集体，同时在宪法最后定稿中，起了重大作用的是后来被斯大林从肉体上消灭了的布哈林和雅科夫列夫。制订农业劳动组合标准章程的是一个人数很多的委员会，但这个章程后来也毫无例外地被称为“斯大林章程”。
　　据В·诺沃勃兰茨作证，被竭力吹捧为最伟大的发现的斯犬林关于战争中经常起作用的和暂时起作用的因素的理论，是同萨莫欣将军的论断极为相似的，后者在战争初期在大本营工作，并受斯大林委托，对德国和苏联的军事政治潜力进行过比较分析。萨莫欣把自己的作品定名为《经常起作用的战争因素》。类似的事例我们还可以举不胜举。
　　最后，斯大林的第三部分著作中应包括这样一些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斯大林毕竟说了一些其他理论家从前从未说过的独创的思想。斯大林这一类的作品是很少的，要比列宁其他著名的战友少得多。同时，大多数这类作品都是三十年代以前一个时期的。当然，如果仅仅因为这些作品是斯大林写的而否定这些理论文章和论点，那是不对的。（同样也不能否定布哈林和反对派其他前领导人的许多宝贵的理论著作。）但是必须记住，斯大林在其为数不多的有独创思想的著作中不仅说了一些正确的论点，而且还说了更多的不正确的和错误的理论观点。因此现在我们看到，如果说，说明斯大林理论成就的清单是极其微不足道的话，那么说明这个人的理论错误的清单却是洋洋可观的。
　　斯大林的理论错误是由于许多原因产生的。这些错误常常是由于他的基础差、理论修养不够又孤陋寡闻以及斯大林所特有的喜欢公式化、机械化和简单化地对待实际等原因所致。在许多情况下，斯大林错误地把列宁的某些原理绝对化，这些原理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是正确的，但在另一种政治、历史的情况下就不能适用。实际上，斯大林对待理论的态度本身就是不正确的。斯大林主要地不是从现实情况中引伸出某一原理，而是强使理论迎合主观愿望，让理论去服从另外的情况，把理论政治化。此外，斯大林既在党的干部中，也在科学工作者中培植了一种奴隶主义的对待理论的态度。除了斯大林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任何理论观点提出异议或进行修正，尤为甚者，对待斯大林本人提出的原理也要这样对待。对这些原理只能奴隶式地遵循，而不许偏离半步。这样一来，在个人迷信条件下，斯大林的许多不正确的论点也很快被宣布是英明的和不许任何人批评的，这些理论被变成了教条，并成了我们前进的阻力。
　　下面我们仅就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理论观点举几个例子，这些观点无疑值得更加详细地专门地加以探讨。
　　例如，关于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期限和速度的问题，斯大林没有弄清楚。早在1936年，还在苏联开始在经济方面追赶资本主义国家之前很久，斯大林就宣称在我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剩下需要完成的已是“大为容易的任务”——完成这一经济基础的相应的上层建筑。然而我们知道，建立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包括社会主义道德这样的上层建筑，是一项非常艰巨和长期的任务，甚至比没收资本家的工厂和地主的土地还要艰巨。过了三年，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宣布，在我国已完全建成了社会主义。显然，在1938—1939年的条件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这种冒进的提法是危险的。
　　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硬说，正是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十八次代表大会这一时期是苏联的文化革命时期，这一说法也是不对的。正如Л·М·札克在自己的学位论文中所公正地指出的，文化革命时期的范围的缩小，这本身就具有某种倾向性：把对我国的基本文化改造的领导归功于斯大林个人。
　　斯大林歪曲了列宁关于苏联的阶级斗争的许多原理。一方面，斯大林在1934年提出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在我国消灭阶级的任务。关于在我国消灭阶级的问题，斯大林于1936年在同美国记者罗依·格瓦尔特谈话中也宣布过。另一方面，斯大林提出了关于阶级斗争将随着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日益尖锐化的完全错误的论点。实际上，以前所理解的那种阶级斗争，在我国应当逐渐走向熄灭，那怕是仅仅因为，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就意味着在苏联完全消灭剥削阶级。
　　斯大林同样也混淆了苏维埃国家的发展阶段和职能的问题。按照斯大林制订的简单化的公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苏维埃国家经济一组织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在我们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似乎没有得到重要的发展，而保卫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职能，一般说仅仅是在第二阶段才出现。实际上所有这些职能就是在苏维埃国家发展的第一阶段也是基本的职能。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苏维埃国家的对外职能仅仅是在军事上保卫国家，防止外来的进犯。斯大林没有指出这样一些最重要的对外职能，如争取和平、平等和主权、巩固和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等。
　　斯大林不正确地解释和运用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某些论点。

　　列宁说：“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专政就是（请立宪民主党的先生们永远记着）不受限制的、凭借暴力而不是凭借法律的政权。在国内战争时期，任何获得了胜利的政权都只有实行专政。”[45]

　　严格说来，列宁的这些论点，如果不同他的其它论述联系起来看，就不是恰当的和完美无缺的。当然，对社会主义敌人直接使用暴力对于这一革命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有不小的作用的。但是，关于这一专政“绝对不受任何规定的限制”的提法是错误的，所以列宁自己首先就没有按照这一提法去作。这一口号同为了革命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的口号，也即“目的可以允许任何手段”的口号是一样的。我们在第十一章中已经说明，马克思主义不接受这种口号，同时也拒绝革命的极端主义。大家知道，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最复杂的情况下，列宁和真正的列宁主义者布尔什维克，都从来没有使自己绝对不受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所有规则的约束，特别是执行我党所规定的党内生活的准则。
　　还必须指出，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不受限制的、依靠暴力而不依靠法律的时候，通常强调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是指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律和规则而言，不破坏这些东西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列宁写道：“使用资产阶级制订的法制的时代，被最伟大的革命大决战的时代所代替，同时，这种决战，就其实质而论,是要破坏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制，破坏整个资产阶级的制度的……”[46]同时列宁经常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新的、苏维埃的法律，无产阶级专政在其同敌人的斗争中正是应当依靠这些法律。例如，十月革命一年之后，列宁为第六届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决议写了一份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在列宁起草的提纲的第一款中写道：“必须提高法制观念（或者说要得到最严格地遵守），因为俄罗斯联邦的基本法业已确立”。[47]列宁还说：“必须遵守最严格的革命秩序，必须遵守苏维埃政权的神圣法令，而且要监督所有人加以执行……些微的违法行为，对苏维埃秩序的丝毫破坏，都已经是劳动人民的敌人要立即加以利用的漏洞”。**
　　当然，在内战的条件下，对于苏维埃政权所通过的新法律，在个别情况下也不得不有所偏离，对此列宁是很了解的。但是列宁强调，这只能是在个别情况下和仅仅是在公开的内战条件下。列宁写道：“同反革命进行战争的紧急措施是不应当受法律限制的。”同时列宁还指出，允许采取越出法律界限的非常措施只能是在下列条件下：“（1）有关的苏维埃机构或负责人的认真的和正式的声明，说明内战和同反革命斗争的紧急条件要求越出法律界限；（2）立即将这种声明用书面形式通知人民委员会，并抄报地方政府和有关当局”。[48]
　　斯大林违背列宁这些明确的指示，随心所欲地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这一论点扩展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时期，扩展到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这样一来，按照斯大林的看法，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典型的特征不是革命的法制，而是无法无天。而我们也知道，斯大林确实未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拒绝执行的正是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支柱的那些苏维埃的法律。
　　斯大林使得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大为减色，按照斯大林的说法，这一理论的内容主要地可归纳为社会主义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取胜的原理被斯大林宣布为是一项新的“完整的”革命理论，并用这一观点把列宁同马克思割裂开来，为这一理论的发展设置了极限。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所谈的论点也是错误的，他说，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岀来的一个新的问题”，说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未曾提岀过”。
　　斯大林由于提出了强制植造集体农庄的理论，因而他不是把列宁的合作化计划向前发展了，而是歪曲和曲解了。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和党史方面，斯大林也发表了大量不正确的论点。例如，斯大林对于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轻藐的态度。斯大林根本怀疑在马克思之前是否有过共产主义理想。（从这种忽视空想社会主义的态度中产生了斯大林或多或少地忽视作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态度。）斯大林不正确地评价了民粹派和民粹主义的作用。在《联共（布）党史》中，所有民粹派分子都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尽管第一批民粹分子活动时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还没有出现。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评价完全相反，《简明教程》中对俄国的革命民粹主义的评价，仅仅去挑剔这一政治思潮的错误和缺陷。斯大林以一种极端庸俗和歪曲的形式叙述了民粹派对恐怖手段和个入同群众的相互关系的观点。斯大林激烈地批评“民意党”时在《简明教程》中说，这个组织的活动给我国革命运动带来的只是危害，因此实际上所有民粹派都被看成是与革命事业相敌对的。斯大林对普列汉诺夫的理论遗产的评价也是极端片面的和有偏见的。
　　正如К·Л·谢列兹涅夫公正地指出的，斯大林在阐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的历史方面也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在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方面的遗产时，斯大林没有谈到这一理论的某些重要部分（例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关于工人阶级争取和平、反对战争和战争危险的斗争的理论），几乎没有谈到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实质、对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以及对共产主义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等的论述。那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遗产仅仅是一些“基本的概述”的评价也是不完全公正的。在斯大林的某些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他对恩格斯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作用估计不足以及对恩格斯的许多论述的无根据的批评。[49]
　　斯大林说我们党在1917年以前主要是、而且仅仅是对俄国有影响的一种民族力量是完全不正确的。斯大林说布尔什维主义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作为一个政党存在，只是在1912年布拉格代表会议之后的事，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正如列宁不止一次写过的那样，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从1903年起就已经存在了。
　　对于斯大林说农业集体化按其后果而言是同十月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一个转折点，这种说法也是无论如何不能苟同的。
　　在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同第二国际各党的机会主义的斗争的评价上，斯大林也犯了严重的错误。正如В·А·杜纳耶夫斯基公正地指出的那样，[50]这些错误中最重要的是，企图把列宁说成是从布尔什维克开始从事自己的活动时起，就有意在国际舞台上分裂社会主义运动。然而事实上，直到1915年中期列宁还不同意在建立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之前，布尔什维克就脱离第二国际的那种想法。斯大林在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评价中，同列宁对他们的评价大相径庭。大家知道，斯大林毫无根据地把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51]创立的不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卢森堡首创的。正如历史学家В·В·契斯加科夫所说明的那样，在这一时期的罗莎·卢森堡的著作中，不仅丝毫没有谈到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而且恰恰相反，她所发挥的正是同“不断革命”明显相反的思想。[52]
　　斯大林对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批评是完全片面的，他几乎只字未谈他们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功绩。实际上，他们的一切成就都被一笔抹煞了。В·А·杜纳耶夫斯基写道：“斯大林特别注意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真正的和似是而非的错误、并把机会主义完全控制了第二国际这一说法当作定理，因而他对第二国际的全部活动都作了错误的理解，并从而贬低了参加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特别是这些党的左翼）。[53]这种态度是同列宁的立场相违背的，列宁认为第二国际在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最初期准备把最分散的社会主义力量组织起来，在这方面完成了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54]
　　关于联共（布）党史中斯大林的观点的一般特征还需要说几句（虽然有许多作者参加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编写工作，但该书的主要精神毫无疑问是属于斯大林的）。我们已经谈到了在这本《党史》书中包含着许多有意的伪造。可是它的另一个特点，却是同该书的伪造本质紧密相联系的，即教条主义和公式化。
　　正如苏联历史学家М·格弗切尔在他的一次发言中所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对于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正是而且仅仅是结果，是能够把某项原则变成构思的出发点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不言自明这一特点对于《简明教程》来说是多么的典型。活的事实只是为了说明某些思想论点（早已预先规定好了的）是真理而另外某些思想论点（也是事先早规定好了的）是谬误的例证；在事情的开头就已提出了结局，因而历史发展被披上了各种已经预先被规定好了的特点：即只能是这样，而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М·格弗切尔继续说：“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它关于历史是有规律运动的理论具有非常丰富的辩证思想）变成了斯大林‘铁的’官僚主义化了的观点，这是一个特殊的题目。显而易见的是：这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我们才能对被称之为蜕变形式的这一理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给理论本身以及接受这一理论的新一代所带来的危害作岀估价。人们对真正创造性的新事物逐渐丧失了感受力和理解力，而这种新事物感乃是列宁思想和布尔什维主义思想在它诞生时所固有的东西，试比较一下机会主义有意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前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就清楚了（前一时期不光是弱点，同时也有一定的成就）。这样，思想政治斗争规律性的研究就受到了损害，因为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思想斗争的增长又会变为各社会力量的冲突、对这些进行科学分析，都被一个极端的公式所取代：即所有的分歧和思想的每一细小差异都同阶级利益直接相联系。历史失去了生动的内容，从而减少了我们用革命经验培养共产主义干部的可能性。的确如此，假如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可以未卜先知，假如对斗争各方的各种立场可以预先了如指掌，假如所有政党、集团和个别人都不会发生变化，而只是在斗争过程中来进行自我表现和自我暴露，那么布尔什维克在制定自己的政治路线而特别是把亿万群众争取到无产阶级先锋队这方面来的斗争中所必须克服的那些巨大困难就是无法解释的了。
　　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内容，远远不是全部。《简明教程》的先验论的具体形式和作用，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也并非是不重要的。党的历史是由干取得了什么样的结果才扬眉吐气了的呢？不言而喻，是因为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了胜利。但是这种结果（这一论点的‘秘密’正在于此）被说成是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它同另外一个东西合长在一起了：即粉碎和消灭‘内部敌人布哈林—托洛茨基间谍、破坏分子、卖国贼’（见《简明教程》第十二章第四节的题目）。我们所走过的全部道路都要从这一决定性的角度来加以观察。所以，党内斗争在《简明教程》中占据着中心地位，同时《教程》中十月革命以后的部分比十月革命前的部分还多得多。与此相适应的是，党的有成效的活动和政策的实际情况却整个阶段整个阶段地被砍掉了。一些事件仅仅剩下了斗争的表面的原因，而现实的历史规律性和推动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部矛盾被公式所代替，它实际上已不再发展，并导致人物之间发生不断反复的冲突，这些人物中一些人必然是忠于列宁的，而另一些人生下来就是同列宁主义作对的，因此按逻辑推理，这些人是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背叛。”[55]

　　正如Я·С·德拉勃金[56]在同一会议上公正地指出的，联共（布）党史中斯大林观点的另一特点是民族主义，而在某些情况下它已变成了沙文主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几乎完全忽略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没有说明我们党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只是在谈到“劳动解放”小组的活动时才提到。至于国际社会民主党，则仅仅是在揭露国际修正主义时才谈到它。对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只是说他们“埋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简明教程》中，关于西欧工人阶级对1905—1907年俄国革命的反应也只字未提。在关于世界大战的一章中，非常轻藐地谈到了其它社会民主党中的国际主义者。书中把受过列宁批评的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称为“不是始终一贯的国际主义者”。《简明教程》的作者们关于共产国际的成立谈了几句之后，对于共产国际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六次代表会议、对于共产国际的纲领都只字未提。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样重要的列宁的著作也未置一语。关于十月革命后在西方和东方兴起的革命运动也几乎什么也没有说。甚至对于标志着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转折点的第七次共产国际代表会议，《简明教程》中也只字未提，虽然这次代表会议是在这本书问世的前几年召开的。《简明教程》中，无论是关于统一战线还是关于人民战线，也都只字未写。

　　Я·С·德拉勃金指出：“但是最重要的不是《简明教程》中没有谈到什么，而是里面说了些什么。全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贯穿着一个思想，即全部社会民主党（说的就是全部而不仅仅是右翼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是一切进步事业最凶恶的敌人，同它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结成任何同盟，即使是暂时的和不牢固的同盟。如果在概括全部历史经验的《结束语》中这样写着：‘党史教导说，假如不把那些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活动，想把工人阶级落后阶层推进资产阶级怀抱，因而破坏工人阶级统一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粉碎，那么无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获得胜利。……不把这些政党克服，不把它们从工人阶级队伍中驱逐出去，便不能达到工人阶级的统一’，那么对于统一战线还有什么可言呢！这样，斯大林把我国在历史某一片断上的经验变成了武断的定理，因而修正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会议的方针和决定。”[57]

　　在俄国历史方面，斯大林不仅完全为伊凡雷帝及其禁卫军开脱，甚至还认为马柳塔·斯库拉托天是一位进步的大国务活动家。斯大林完全宽恕了伊凡雷帝及其禁卫军的残酷暴行。按照斯大林的说法，雷帝唯一的错误是，每当他消灭了一个封建氏族之后，他过分地受到良心的谴责，并过于长久地祈祷宽恕他的罪过。所以他未能把所有贵族家族全部消灭掉。（历史在重演，今天我们看到在中国也在为成吉思汗这样的暴君“恢复名誉”。）
　　斯大林对于我国的历史不是没有影响的，所以在一些艺术作品中许多沙皇和王公贵族也开始受到颂扬。在这些作品中对他们的活动作了极端歪曲的叙述。例如，大家知道有一个关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传说，说是历代沙皇和东正教会都认为涅夫斯基是天赐的王位庇护人。但却避口不谈他在诺沃格罗德曾号召鞑靼人镇压人民起义一事。
　　在我国历史科学中开始为沙皇的许多侵略战争，包括尼古拉一世在高加索的侵略战争辩解，这也不是没有斯大林的影响的。与此同时，高加索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的英雄沙米里[58]却被描绘成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受雇于英帝国主义和奥斯曼帝国的代理人。
　　在通史方面，斯大林同样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和不精确的论点。他关于封建主对土地所有制的独占形式的论点就是这样的，他没有考虑封建制度下土地所有制和土地使用形式实际上的多样性。斯大林关于封建主对待农民的小部分土地所有制的论点也是非常笼统的。斯大林错误地把封建社会结构仅仅同它的一种形式——农奴制混为一谈。斯大林说奴隶革命似乎给予奴隶社会结构以致命打击这样的论点也是不正确的。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了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一系列错误论点。应当直率地说，斯大林至多也不过是哲学中一个略识门径者。他没有受过任何系统的哲学教育，也从未深入地自修过哲学。斯大林从来没有真正地研究过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法国唯物主义者和其他古典哲学家的著作。此外，从斯大林的一些哲学论述来看，他从来也没有稍稍认真地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遗产。斯大林自己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无一例外地犯有极端粗浅、简单化、表面化和教条主义公式化的毛病。
　　斯大林在其第一部哲学小册子《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一书中，就对无政府主义的主要特征（“一切为了个人”，“个人解放是群众集体解放的主要条件”〉作了公式化的错误定义。谁都知道，这种把群众、集体同个人对立起来的提法是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根本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者而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过，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所有人全面发展的条件。就在斯大林这本实质上是学生教科书的小册子中还包含了其它大量的错误论点。例如，就在这本书中已经人为地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截然分开。斯大林硬说马克思似乎是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他的全部辩证法，从费尔巴哈那里取来了唯物主义，他把它们加以改进并投入使用。斯大林对感应性、感觉、新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59]主义以及其它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是极端肤浅的。
　　斯大林在其后来的哲学著作中把辩证唯物主义简单化了，贫乏化了，他不善于把他同时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反映在自己的著作中。他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机械地加以分割，声称辩证法只不过是方法，而唯物主义是理论。这种论点当然是大错而特错的，因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把方法和理论结合成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学说。斯大林始终也未能理解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法则，他取消了对立统一的一面，而只强调斗争。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适应的问题以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都搞得混乱不堪。斯大林关于全部旧的上层建筑将会随着旧基础的消灭而消灭的提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并没有把过去几个时代留下的文化遗产作为旧基础的上层建筑都消灭掉。我们也知道，斯大林对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一个最重要来源的德意志古典哲学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正是斯大林错误地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对法国革命的贵族式的反动。
　　斯大林在经济理论方面也犯了特别多的错误。
　　例如，斯大林显然对社会圭义社会价值法则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他不承认苏联的生产具有商品性，认为生产资料不受价值法则的影响。所以在补偿企业的生产费用时等价原则被破坏了，因而也就难以实现物质刺激原则。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价值法则仅仅在流通领域起作用，因而它仅仅是“影响”生产。斯大林完全忽视了农业生产中的级差地租。
　　斯大林关于居民购买力的增长先于生产的增长的论点也是错误的。由于这一论点，使得国内产品奇缺和到处排长龙的现象合法化了。他甚至否定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剩余产品，并且轻视物质利益原则的作用。
　　斯大林认为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已经成为发展农业生产的障碍，因而似乎应当以产品直接交换制度来尽快取代商品流通的办法，把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髙到全民所有制，这种论点也是错误的。
　　斯大林对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的定义也是错误的，他认为集体农庄生产的产品是这种所有制的唯一目标。这就是说，斯大林从集体农庄所有制中排除了基本的生产资料。
　　斯大林反对把农业机器出售给集体农庄的意见也是完全不对的，他错误地认为，出售农机给集体只会使集体农庄所有制离开全民所有制，因而不是使集体农庄接近共产主义而是使它远离共产主义。
　　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保持最低限度利润，甚至是完全没有利润也都能过得去，这种论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众所周知，无利润收入的国营农场是靠国家预算支出来抵消自己的亏损的，尽管这阻碍了农场的发展，但的确是可以不要利润而能长期维持下去。至于集体农庄，它们没有这种财政来源，所以只好把自己的财政困难转嫁在集体农庄庄员的身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所臆想的“最高收益率”原则对集体农庄和庄员是无所裨益的。根据这一原则，所有集体农庄庄员按这个词的最高两字的含义来说，应该是都有收益的，尽管实际上有明显的亏损。总的说来，斯犬林所有的基本论述主要关心的是完成征购和收购，而对提高集体农庄生产的生产率和增加它们的收益则根本未予以注意。
　　斯大林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看法也是完全混乱的和肤浅的。斯大林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理解得非常之差。他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实际上不参与经济生活。例如，1934年斯大林在同威尔斯谈话中曾这样评价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作用，“不能忘记资产阶级世界中国家的作用。它是组织国防的机关、维护，秩序，和征收捐税的机关。经济按其本意来说同资本主义的国家是牵连不多的。”斯大林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论断是同列宁不止一次指出的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正日益增加的观点相对立的。斯大林的定义同众所周知的1934年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事实，例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等是完全矛盾的，因为这一新政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在调整经济生活中扩大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还可以提一下希特勒为了建立战争经济而宣布实行的把国家经济生活从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的事例。我们就更不屑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的国家的定义早已被这类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所推翻这一事实了，因为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扩大了庞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作用，同时还不仅是在调整经济生活方面，而且还采取了直接参与的形式（如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建立庞大的国有经济成分和军事工业等）。
　　斯大林在其生前的最后几年曾试图考虑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新发展，但他在这样作的时候，却又犯了性质相反的严重错误。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当谈到“垄断组织同国家机关相结合”的问题时，斯大林写道：“结合一词不恰当。这个词只是表面地和相对地指出了垄断组织同国家的接近，但是没有揭示这一接近的经济含义。问题在于，在这一接近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单单是结合，而是国家机关从属于垄断组织。”然而，这种判断不符合列宁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分析，同时与许多事实也相违背。在大垄断组织的政治经济影响全面增氏的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机关并非直接从属于垄断组织，国家同一些垄断组织的相互关系有着更为复杂的性质，同时还因国因时而异。
　　斯大林错误地以为，资本主义将会危机重重，一蹶不振，他继续维护劳动者绝对贫困化的理论，虽然事实并不象这一理论所说的那样。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三十——四十年代生产能力开工不足这一特有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外市场的紧张，特别是因为资本主义体系中丧失了俄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其实，这一开工不足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国外市场而是因为国内市场的相对缩小。
　　斯大林在苏联法学领域中也提出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和错误的论点。正是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革命法制的实质和任务作了歪曲的解释。斯大林把革命法制的任务仅仅归结于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而加强革命法制的措施则仅仅局限于一味号召强化镇压措施。象保障国家和社会纪律、发展文化、教育苏联人民、而尤其重要的是维护苏联公民的正当权益这样一些苏联法制和法律的任务，统统都被排除在斯大林的公式之外。斯大林赋予苏联法制以片面的镇压性质是完全错误的。
　　斯大林在军事科学方面也犯了不少错误，在个人迷信时期，他被称为军事科学中最好的经典作家。例如，斯大林在答苏联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叶·安·拉金[60]上校的信中，武断地否认十九世纪最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61]的著作有任何价值。[62]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斯大林过分突出自己在发展苏联军事科学中的作用，竭力贬低列宁以及其他许多苏联军事科学界的军事将领和活动家的军事活动和军事理论遗产的意义。正如《军事战略》一书中指出的，斯大林为了替自己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错误和失算辩解，有意歪曲军事战略中一系列问题的概念。例如，斯大林说“被侵略的民族对战争缺乏准备是一种规律，他把我军败退到内地、广大地区丢给敌人辩解为一种积极的防御、他说反攻似乎是战争中战略行动的必然形式，他的这些论点以及其它一系列论点，都被上升为原则。”[63]在斯大林的影响下，我国的军事历史科学不去分析战争的教训，而是一切都为了开脱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失算，为了掩饰他的错误。
　　在战后时期，斯大林对核武器的意义和使用的可能性作了主观佔计，它阻碍了对这一武器的在军事上的使用和防御上的研究。
　　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犯了很多错误。大家知道，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他把二十年代初各民族国家建设的多种形式，包括各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用条约形式建立起来的联邦关系，都归结为各种形式的自治。
　　斯大林认为，民族问题已不是资本主义欧洲的一个迫切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世界才仍有它的意义，这种论点也是错误的。众所周知，同法西斯德国的战争，在欧洲也同样不仅采取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式，而且也采取了民族解放斗争的形式。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关于资产阶级已经丢掉了民族独立的旗帜，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这一旗帜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这一论断不仅是对于亚洲、非洲国家来说是不正确的，近十年来的政治现实表明，民族独立的口号同样也在欧洲国家中（例如在法国）和在美洲一些国家中（如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国）被一些资产阶级所使用。
　　斯大林对于象技工教育这样的问题的提法也是不正确的和片面的。斯大林在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把技工教育的必要性仅仅和自由选择职业问题联系在一起，而没有把技工教育的原则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紧密地联系起来。]
　　有必要指出，斯大林在估计中国革命的前景和道路问题上犯了不少错误。在1929—1935年期间，在中国共产党内（正如他的领导人现在也承认的）为反对斯大林的错误意见和估计进行了严重的斗争。不错，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们从未点过斯大林的名，批评是针对那些同斯大林持一样观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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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只是斯大林的某些理论错误，这些错误在我国报刊上已被揭露并受到了批判。斯大林没有根据新的条件重新研究和向前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观点相比，斯大林的理论观点总的说来不是前进了一步而是后退了一步。因此，假如可以说在理论方面有个“斯大林”阶段的话，那么只能说这是理论思想的暂时消沉阶段，停滞阶段，而迅速克服这种停滞现象，正是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其它领域代表的最重要的任务。

四、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自然科学


　　全部自然科学部门都无一例外地切身感受到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消极影响。这种影响有两种：直接的和间接的。第一，斯大林常常亲自干预某些科学任务，常常发表讲话，充当不受欢迎的裁判员，并时常对科学界人士作一些十分外行的指示。斯大林给地质人员作过指示说：在什么地方和怎样寻找石油，他给予医生有关他们专业方面的指示，[64]他还就遗传问题对生物学家发号施令。斯大林周围的党的某些领导人：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也都效法这种恶劣作风行事。
　　第二，许多科学机关中盛行的官僚制度也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科学讨论中粗暴的非同志式的态度，时刻想把科学政怡化的企图以及把自然科学划分为苏联的和资产阶级的诸如此类的反常现象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相当一部分科学家中养成了一种乱扣帽子的习惯，遗憾的是，干这种勾当的不仅是哲学家，而且还有自然科学界中许多相互争鸣的科学派别。
　　在这种条件下，科学界必然地要出现各类冒险家和追求个人名位的人，他们得到有权势的、但是外行的行政干部的支持，他们把那些有真才实学的诚实的科学家排挤出去。
　　大家知道，在个人迷信时期，生物科学曾处于特别困难的境地，斯大林几乎认为自己是生物学界的一位专家了。[65]若·亚·麦德维杰夫[66]在《农业生物学论战史概述》一书中，相当详细地和有根有据地叙述了农业生物学悲剧性的历史，首先是回顾了三十年代农业生物学论战的历史，现在我们向我们的读者引证这本书。在我写的本书中，我们仅想指出一点，即正是斯大林的支持使得李森科能够在1948年8月组织召开了一次破坏性很大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使我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在一个长时期内停滞不前。正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在我国文献中形成了关于存在两种生物学即无产阶级生物学和资产阶级生物学这种不正确的提法，而且把大多数比较有发展前途的生物学派都划入了资产阶级生物学中。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随意把大多数外国和苏联生物学家称为唯心主义者和帝国主义的奴仆了（正如有个时期在日耳曼曾形成了“阿利安人和非阿利安人”物理的概念）。
　　在迷信斯大林和迷信李森科的影响下，在我国生物科学界开始忽视一些明显的事实和大自然界经过验证的规律性。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某种神秘的遗传特性的无知假想却得到了散布和官方的承认，据说这种遗传特性没有固定的物质体但充满着生物体的所有细胞。得到扩散和官方承认的还有关于似乎可以解释生物体的成长和发展的十分神秘的生命属性的假想、关于有生物体自动的自我淘汰的那种神秘的特性的假想。他们不顾明显的事实，开始否定达尔文的种内竞争的理论，但同时又肯定了由一种植物突变为另一种植物的可能性：小麦变成黑麦、松树变成云杉、燕麦变成燕麦草等等，并且认为直接的和遗传的完全相同的变异性是可能的甚至是必需的。李森科的这些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理论在个人迷信时期，都立即被宣布为是绝对正确的，对它不准许有任何批评性的意见。其结果是使我国的农业和生物科学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正是斯大林的支持，使得威廉斯的草田制在1948年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上还魂，并把它变成我国农业科学中的统治学派。在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会议之后和根据斯大林的创议而通过的政府的专门决议之后，威廉斯的草田农作制被千篇一律地在全国各个农业地区硬性推广普及。
　　正是在斯大林的支持下，使得奥·鲍·列别森斯卡娅[67]的反科学的理论在科学界存在了很长的时间。正是斯大林坚持授予列别森斯卡娅以斯大林奖金，而且不经过任何手续也不按期限的规定。
　　在李森科“经验”的影响下，在医学科学中也采用了一种苏联科学的不应该使用的、不适当的工作方法。不能不提一下与此有关的于1950年召开的苏联科学院和苏联医学科学院的一次联席会议。在这次联席会议上，从伟大的俄国科学家伊·彼·巴甫洛夫全部宝贵遗产中只把高级神经活动的一部分提到首要地位，同时正如С·莫尔塔舍夫指出的那样，巴甫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的学说，在学术界“被一些自认为是巴甫洛夫学说绝对正确的解释者和这一学说的唯一的和直接的继承人作了武断的解释。生理学的所有其它学派（研究神经系统的其它各种观点、进化生理学、细胞生理学、分泌器官生理学等等力凡不是用那种独家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来研究高级神经活动的学派，都在被禁之列。几乎全部正常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教研室以及我国神经科和精神病科医院全部都只能是从事高级神经活动的研究，只能教条主义地照搬巴甫洛夫已经作过的各种方法，而不是创造性地去发展他的学说。甚至连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巴甫洛夫关于消化系统生理现象的那些著作，也没有能充分加以发展，其结果是对人的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诊断和治疗工作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巴甫洛夫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关于生理学未来发展的想法、假说、推论和设想，这些都是巨大的财富，本应创造性地加以发展并创建新的学派，而我们的某些生理学家却只在教条主义的圈子中转来转去。他们更多地是在浪费而不是在增加巴甫洛夫留下的遗产。”[68]
　　在医学科学特别是医学生物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的许多领域里也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　　　　　※　　　　　※

　　在个人迷信时期，在销毁大量有益的和有用的但不合斯大林及其亲信心意的图书及其它出版物的问题上，十分明显地表现了一切宗教裁判所特有的那种不可调和的精神。斯大林及其追随者在我国恢复了中世纪焚书的恶习。如同教皇的禁书目录（清单）一样，在苏联也给各图书馆发了大批要清除和销毁的书籍的清单。
　　斯大林发动了反对我们党最著名的人士的恐怖运动，把成千上万的科学家投入了监狱和集中营，他还要求销毁这些人的全部著作，尽管这些著作一般同对他们的诽谤性控告没有任何关系，这些诽谤性的控告是逮捕一个国务活动家和科学家的根据。
　　“人民敌人”的成百万册图书从各个国家图书馆中取缔，只有很少的苏联人敢于在自己的私人藏书中保存了这些书籍。甚至陈年的杂志和报纸也被停止使用和销毁，或者被交出去“专门保存”，这就是说，只有很少的人能够使用。在科学书籍中也以同样方法取缔了极其重要的科学著作，因此在许多情况下，科学思想发展的继承性被破坏了。在被禁的书中不仅有涅夫斯基、布勃诺夫、波克罗夫斯基、斯切克洛夫这样著名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和拉斯科尔尼科夫这样有名的政论家的著作，而且还有瓦维洛夫、迈依斯切尔、科尔佐夫、帕舒卡尼斯、加斯帖夫这样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的著作。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亚基尔等这样一些军事科学界著名人士的著作也被宣布为破坏分子的书籍。不仅“人民敌人”写的书在销毁之列，就是在书中提到了这些“人民敌人”的名字、或对这些人说了什么好话的书也都得销毁。
　　在个人迷信时期，对科学发明优先权这样的重要问题也不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解决的，作法是很荒谬的。正如波·米·克德罗夫在1962年全苏历史学家会议上公正地指岀的，这个问题不是以国际主义观点来看待的，没有考虑到各国人民都实际参加了发展和丰富世界文明的事业，而是用各国人民相互竞争的观点来看待的：竟说这个或那个国家为其国家代表争夺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优先权是非法的。在个人迷信时期，有些人专好把别国科学家的任何一项发明窃取过来写在我国科学家的名下。在这样作时还使用了各种牵强附会的和不可信的论据。
　　在个人迷信时期，各科学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的社会活动以及苏联科学家的社会积极性都明显地下降了。
　　苏联科学界在许多方面都与世界科学界处于隔绝状态，因而妨碍了利用世界科学的成果来为苏联人民谋福利。列宁曾及时指出：“……无论如何要把欧洲和美洲科学中全部具有价值的东西吸收过来，这是我们最首要的和最重要的任务。”[69]但是，斯大林却丝毫也未听从这一建议。苏联科学家同其它国家科学家之间的联系大多数都中断了。苏联科学家几乎不再参加国际会议和学术讨论会，文献资料的交流也减少到只有几十分之一。在我国已不再举行国际科学家的会议。苏联科学家同其外国同事之间的这种隔绝状态，首先是给苏联科学本身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当然，就是在个人迷信时期我国科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假如在三十——四十年代在科学领域中没有这种毫无道理的、愚蠢的不必要的专制的话，那么这些成就无疑是会更大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斯大林个人迷信的又一严重的和危险的后果。

五、斯大林个人迷信对文学艺术的影响


　　斯大林个人迷信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错误作法，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非常大。
　　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前半期，苏联的文学艺术尽管有某些缺点，但发展得还是比较快的。那个时期的许多“幼稚病”已在顺利地克服，苏联作家、艺术家、戏剧工作者、电影工作者、作曲家的队伍在迅速成长，艺术技巧也日益成熟。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可说是文学发展的一个标志，那次会议洋溢着蓬勃的朝气和乐观主义精神。我国文艺的许多严重缺点，在会上受到了一致的尖锐批评。本来，在大会以后，文学艺术应该得到前进的新动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不言而喻，苏联文艺界最大的不幸，是文艺工作者遭到大规模镇压，许多人从肉体上被消灭。不只是人牺牲了，连他们创作的全部作品也被抛出文化的宝库。政治恐怖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社会赖以发展的一切条件。
　　自然，即使在斯大林个人迷信时期，我国也曾创作出许多文学巨著和艺术名作，这些作品对苏联人产生过很大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青年，使他们培养了真正的共产主义道德。举例来说，只要回忆一下《夏伯阳》、《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波罗的海的代表》、《列宁在十月》等影片以及尼·奥斯特洛夫斯基、亚·特瓦尔多夫斯基、安·马卡连柯、亚·法捷耶夫、米·肖洛霍夫等人的小说和其他著作对苏联人的影响，就足以说明问题。然而，如果仅仅列举个人迷信时期名作，而不同时指出苏联文化在那些年里的发展速度大大减慢，那是不正确的。那时苏联的文学艺术发展得十分缓慢，极其片面；只在某些方面有发展，而在其他方面却出现了明显的衰退。
　　个人迷信在苏联文化领域中的流毒是多方面的。
　　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内容极为贫乏的观点，正是在三十——四十年代在我国占了上风，从而摒除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和文化人士。无论文艺作品的内容还是形式，都受到种种毫无道理的限制。
　　列宁提出并论证过的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也受到严重的歪曲。实际上，党性原则只有一个含义：要求作家和艺术家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同妨碍新社会制度建立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真实地、忠实地反映现实。然而，在个人迷信时期，往往把文艺的党性解释成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服从某一级党组织的决议。按照某些思想战线领导人的意见，艺术家、诗人、作家、作曲家、导演、演员只能是货真价实的“党的士兵”，他们不能去发掘和研究现实，不仅创作什么，而且怎样创作，都必须遵命而行。关于意识形态斗争，无论科学界和文艺界都没少谈论，但事实上却都回避这种斗争。结果，在那些年代里，许多有意义、有价值而无法用“党的”公式套的作品，都未能问世。这可以举米·布尔加科夫、安·普拉托诺夫等许多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的大部分作品为例来说明。
　　我们的报刊时常断言党性与客观性是一致的，因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无须隐瞒自己的错误，掩饰自己的缺点。这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就整体而言，无产阶级和人民决不希望掩盖或者歪曲真理。但是，不能不看到，党内在个人迷信时期形成的某些集团阶层乃至一些个别人物，尤其是那些大权在握并且篡夺了代表党和人民发言的权利的人物，却常常希望掩盖真理，掩饰缺点。因此，这些人就没有任何客观性，对他们来说，口出谎言和蛊惑宣传恰恰是维持宝座与特权的最重要的手段。因此，他们便以侈谈人民利益和幸福的虚伪言词为掩饰开始歪曲客观性和党性。这些人的“党性”只是挂在口头上的，实际上支配他们的是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就是真理。
　　个人迷信时期的典型作法是，让那些不懂专业然而权力很大的外行人对文艺进行肆无忌惮、粗暴无礼的干涉。大家知道，早在1925年6月，联共（布）中央便在关于文学问题的特别决议中指出，处理文学事务时必须“极有分寸，慎重，耐心”，“抛弃发号施令的作风，抛弃一切自命不凡、一知半解而又盲目自满的共产主义傲慢态度”。决议中说：“党应该竭力根除那些对文学事务进行自以为是的、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作法。”[70]
　　可是，这个决议并没有执行。党的“上层人物”对文学事物表现得毫无分寸，毫不慎重，毫无耐心。为了审批文艺作品，建立了一层层的十分复杂的官僚机构。一部作品在送到斯大林那里以前，先要经过很多人的手，而这些人大都是外行、检查员和行政领导。斯大林本人也对文艺进行了粗暴无礼的干涉。
　　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其所著《论斯大林同志》一书中说，斯大林不只爱读俄罗斯和西方的文艺作品，他自己在青年时代还写过“一些很好的诗”，用“索谢洛”的笔名发表在《伊维利亚报》上。不错，人们还不曾把斯大林象毛泽东那样，奉为当代最伟大的诗人。但是必须承认，斯大林在我国文学中留下的“痕迹”是很深的。
　　斯大林的意见常常能决定一部作品乃至一个作家或艺术家的命运。例如，亚·阿菲诺根诺夫[71]的话剧《谎言》，有三百家剧院正在排演，斯大林却下令禁演。斯大林不喜欢剧中女主角的台词，因为女主角很尖锐地指岀，谎言已经深入我们生活，许多共产党员的信仰不坚定。[72]大家知道，高尔基对米·布尔加科夫[73]的话剧《逃亡》评价很高。但是斯大林对《逃亡》和《殷红色的岛》则持否定态度，而且在写给弗·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74]的信中发表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奇怪论点，说《图尔滨一家人的日子》的作者对其剧作的获得成功“没有任何责任”。结果，布尔加科夫的《逃亡》以及大多数剧作都遭到禁演。[75]同样是由于斯大林本人的干涉，德·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卡捷琳娜·伊兹麦洛瓦》（《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也被禁演，而在此以前，这出歌剧已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地的剧院中上演过两年，并获得成功。可是不知为什么斯大林不喜欢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于是就把这个歌剧从上演的剧目中给撤掉了。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有许多古典作品也被迫停演，或者禁止再版。比如，莫斯科艺术剧院在赴巴黎演出之前，接到了不准上演《鲍里斯·戈东诺夫[76]》的禁令。后来，被撤职的剧院经理М·阿尔卡季耶夫[77]，在1937年7月呈给斯大林的“悔过书”中，列举了 “上级”向他指出的普希金这一悲剧的“疑点”：不得将地主阶级统治的波兰同贫困的俄国对立起来，此外，“普希金（！？）笔下的季米特里并非他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外国入侵者的间谍”。“悔过书”中说：“在排练《鲍里斯》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贯彻执行这些指示……，以便能给政府演出，而且如果获准的话，也可以巡回演出。”[78]
　　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政治检查机构攫取了很大的权力，起着很大的作用；几乎在任何出版社里，最后成就都属于政治检查机构，它获得巨大的影响和权力。
　　阿·瓦·卢那察尔斯基曾在二十年代写道：“我们需要广阔、多样、繁荣的文学。自然，检查机关不应放过公然的反革命作品。然而，除此之外，一切有才华的创作，都应能尽量自由地在书市上销售。有了这样广阔的文学创作，我们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喉舌，通过它反映出我们这个大国各个阶层和思潮、流派的心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足够的资料，既包括代表各流派的作家们的主观意见，又包括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现实进行的客观观察。”[79]
　　在斯大林时代的书刊检查机关中，当然没有人去遵照卢那察尔斯基这些高明、正确的意见行事。不过，除检查机关而外，在各种出版社、编辑部、艺术理事会的负责人之中，也出现了不少但求无过的人，而这些人恰恰最容易当上领导。于是动辄数十种书籍、影片和剧本不准出版，禁止上演。譬如，仅在1936—1937年那一个演出季节，各共和国所属剧院上演的19个新剧中，便撤掉了 10个，其中包括由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芭蕾舞剧《晶莹的溪水》、米·斯维特洛夫的话剧《边远的省份》、由捷·别德内依作词的喜歌剧《勇士们》、苏霍沃—科贝林的喜剧《塔列尔金之死》、亚·阿菲诺根诺夫的话剧《向你致敬，西班牙》等等。在那些年月里仅莫斯科就关闭和并掉了 10个剧院。列宁格勒也关了 10来个剧院。
　　根据文化史学家Л·М·扎克的资料，仅在1937年便有56个剧从剧目中撤掉，禁止上演，其中包括弗·基尔松、布·雅先斯基和伊·米基坚科等被捕作家和戏剧家的全部剧作。
　　电影界同样受到肆意干涉。1935年停拍报废的影片有34部，1936年有55部。1937年，虽然拍片数量锐减，但还是又停拍了 13部。在那几年里，有20部影片是在上映后被禁止的。这样，尽管我国有许多制片厂，但电影界在战后时期每年拍出的故事片还不到10部。那时斯大林特别鼓励拍摄传记片，不是革命家的传记，而是俄国沙皇、帝王、大公和军事将领的传记。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曾准备拍摄关于彼得大帝、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苏沃罗夫、伊凡雷帝、库图佐夫和乌沙科夫[80]等人的新的彩色影片。而且斯大林亲自审阅脚本，甚至指定导演。
　　苏联著名电影导演米·罗姆后来回忆此事时正确地指出：

　　“我国的传记影片弄得声誉扫地，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出了不少按照一个公式摄制的官方的影片，而这个公式是在对历史题材的处理上危害极大的个人迷信时期形成的。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许多战后摄制的历史传记片的统一标准是什么吧。英雄人物一定高踞于人民之上，必须是脱离时间空间的特殊人物。人民在影片中只是由先知先觉英雄率领的天真的‘群氓’。这样处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正好反映岀由个人迷信引起的错误和谬见。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影片《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实际上没有人民，只有毫无个性的群众。这一使法西斯军队遭受致命打击、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战役，被描绘成斯大林和希特勒个人之间的决斗。而亲身参加了空前残酷、长达数月之久的战役的苏联士兵，在这部影片中却被人遗忘了。由于这样处理，高踞人民之上的英雄，无论是将领、学者或者艺术家，不言而喻，就都应当描绘成为某种理想人物，没有任何普通人的缺点，因而也没有性格特征，因为性格是在各种矛盾有机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
　　电影中的传记体，尽是冠冕堂皇、平淡无味、死死板板、实际上歪曲历史发展的不真实的影片。里面的主人公彼此相似得令人难堪，这些人物都经过一番乔装打扮，都是脱离自己时代，被置于远离真实生活的人为的条件之中。”[81]

　　亚·多夫任科的作品也受到怀有偏见的责骂。大家知道，他在战后写了一部电影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斯大林看了之后，既不准许出版，也不准许拍片。根据现在保存的文件看来，当时在“最上层”和他有过一次如下的谈话：

　　“‘您写的是退却。可是我并没退却过，’斯大林说。
　　‘您是民族主义者，’贝利亚说。
　　‘对，’斯大林表示赞同，而且补充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您侮辱了波格丹·赫米利尼茨基[82]，歪曲了现实。’
　　‘您没有表现出主要的东西，’贝利亚一语道破。
　　‘应该惩罚您！’斯大林下了结论。[83]

　　尽管碰到这种可怕的指责和更加可怕的威胁，多夫任科的观点丝毫也没动摇。他在日记中写道：

　　“斯大林同志，即使您是神，我也不会相信您的话，而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受到谴责和冷遇的民族主义者。如果一个人对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对它的命运、幸福、尊严和福利，都没有势不两立的仇恨，没有蔑视和恶意的话，那么他对本民族的爱难道能算是民族主义吗？
　　也许这种民族主义就表现在不肯容忍官僚干部和冷漠的事务主义者的愚昧无知，或者表现在艺术家不能在人民悲痛时忍住自己的泪水吧？……
　　然而我可以原谅您。因为我是人民的一部分。我毕竟比您的份量大。
　　我十分渺小，所以也原谅您的渺小和罪过，因为无论人们怎样向您顶礼膜拜，您也不是完美无缺的。”[84]

　　由此可见，И·祖扎涅克说得有道理：“也不问人们的意见如何，就事先替他们作出决定：他们需要什么，他们懂得什么……在个人迷信时期，为了适应广大读者需要而提倡的那种'群众性的'文化，往往使群众思想中创造性的积极因素失去锋芒，使健康的批判精神化为乌有，而一旦没有这种精神，社会主义便不能发展。说来奇怪，但就作用而言，这却是一种‘上层社会的’文化，目的在于使人坚信，似乎人们就是官吏或评论家的官僚头脑所想象的那个样子，而这些官吏或评论家们常常脱离问题百出的真实生活甚远，却有着一套以不变应万变的现成的、刻板的公式和药方。”[85]
　　让外行人，而且常常是同艺术毫不相干的人干涉我们的文学艺术，这是造成种种不幸的根源。还必须指出的是，在个人迷信时期，我们的美学水平也不高，美学本来应该促使作家和艺术工作者树立共产主义信仰，悉心帮助培养优秀人才，对文艺作品逬行内行的、有说服力的评论。苏联美学思想在个人迷信时代的衰落，可以用文学理论和文艺评论的例子来说明。А·美特钦科在1956年就曾说过，我们的评论界把马列主义美学的所有成就完全归功于一人，因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作了不正确的阐述，结果不久就把这些原则变成了一堆指示和僵死的教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如何如何”这种表达方式已为人们司空见惯。这些作法的必然结果就是硬说社会主义美学具有一种规范的性质。只准表现好与优秀之间矛盾的“无冲突论”、提倡描写并非来自生活然而合乎某些理性准则的人物的“理想人物论”，这些都是同一现象的不同表达方式：要把生活和艺术中同斯大林名字有联系的一切都奉为“永恒的真理”，而加以绝对化。这就使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受到重大的损失，使它遭到墨守陈规、停滞不前的危险。[86]
　　十月革命后最初10年在我国文艺学中产生的那种庸俗社会学的艺术观，正是在个人迷信时期得到发展的。结果，许多有才华的苏联作家的创作被一概骂倒（例如谢·叶赛宁的作品）。象“拉普”、“铁匠炉”、“文艺左翼战线”、“谢拉皮翁兄弟”、“山峰派”这些二十年代文艺团体的创作活动，都被全盘否定。提起这些团体和流派时照例是只讲错误，不准讲成就的。
　　从三十年代起，文艺界一个接一个地开展了大张旗鼓的批判运动。在那些年月里谁没受过批判！曾经无情地批判过“迈耶尔赫里德思潮”，批判过肖斯塔科维奇音乐的“形式主义”。1936年2月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大反艺术家冯维辛，一个月之后又发表了《论拙劣的画家》一文，大反儿童读物的插图画家。即便这些文章中有一些正确的意见，那也是用令人无法忍受的侮辱性词句表达的。
　　这种批判运动在战后时期开展得更加广泛。上文曾经提到《星》和《列宁格勒》两个杂志上发表的安·亚·日丹诺夫报告。苏联的主要作曲家都遭到了不加分析、怀有偏见的批判。1948年开展的运动，后果尤为严重，那次运动起初只是批判几个戏剧评论家，后来却一转而为迫害“世界主义者”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康·西蒙诺夫谈及此次运动开始的一段话，1948—1949年他自己在这次运动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由于个人迷信盛行，评论界照例总是呼吁粉饰生活，缓和生活中矛盾的尖锐性，这就使我国戏剧界（以及电影界）的处境特别困难。遗憾的是，那时我们多数戏剧家未能采取坚定的思想立场，未能在自己的剧中提出生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而又毫不回避其严肃性、尖锐性和复杂性。正因如此，剧院舞台上才接连上演那些意义肤浅、一帆风顺的话剧。
　　……不错，有些评论家也曾小心翼翼地批评过我们话剧的弱点，对这种弱点我们今天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会几乎一致地提出尖锐得多的批评……那些评论家谈到话剧的实际缺陷和弱点，说那些话剧表面上写的是当代重大题材，但实质上却无视人民在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各种冲突的尖锐性和各种困难的现实性。在那种条件下应该怎么办呢？……不言而喻，要把其中一切绝对正确的东西也检查一番，要彻底解剖我国戏剧弱点产生的原因，并在严肃批评缺点的基础上把它扶起来。然而，我们感到羞愧的是，当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1948年底举行的作家协会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那些指出我国戏剧实际弱点的评论家受到了猛烈的攻击……会上使用的是自欺欺人、蛊惑煽动的手法，以便给人造成一种某些评论家站‘错’立场的印象。而主要的手法则是把对某个剧中人物的批评，统统说成针对整个苏联社会的。那次会议的开法本身就对我国戏剧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事隔不久，《真理报》上刊登了《一个卖国主义的戏剧评论家集团》一文，使情况更加恶化了。这篇文章主要是片面地强调了苏联文学的任务，说它主要并且首先是应该歌颂我们的成就和成绩。在列举苏联文学应该对什么感到鼓舞、应该写什么时，责备它连‘斗争’的字眼儿都没有使用过。
　　……这篇文章中发表的关于文艺批评的观点，势必使文学回避对生活阴暗面的批评，而使评论回避对文学里面的弱点的批评。还有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遗害无穷的错误），凡批评我国戏剧不完美的人都被斥为卖国主义，几乎被指控为自觉地、有预谋地进行危害苏联文学的集团活动。这篇文章所发表的观点和见解给文学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而主张发表这篇文章的，文艺界都很清楚，正是斯大林本人。”[87]

　　我国各种创作协会的成员在个人迷信时代所受到的巨大压力，不能不影响到文艺作品的内容。这里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作品题材的片面性。大家知道，三十年代产生的优秀作品大部分是以内战为题材的，广而言之，是写苏维埃政权头十年的。四十年代的优秀文艺作品是写伟大祖国战争题材的。我国生活中许许多多困难而复杂的问题、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全都处于文艺之外。
　　许多文艺作品都故意精选特别美好的事例，或者粉饰现实，讳言缺点。常常把理想的东西当作现实的东西。
　　这种粉饰现实的作法，特别明显地出现在描写集体农庄的作品中。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说得对：“那时小说是在天真地（不必说得太尖锐）粉饰集体农庄的生活，是在设计一些比较简单、早已一再证明没有问题的情节结构，以便把排除复杂性、矛盾性和实际（而非虚构的）困难的现实生活牵强附会地安排进去。”[88]这类作品中最典型的是曾获一等斯大林奖金的谢·巴巴耶夫斯基[89]的小说《金星英雄》。那个时期的绘画、戏剧和电影（如《库班之歌》等）也都是从事粉饰苏联农村生活的事。
　　为斯大林个人歌功颂德的作品也出现了。在斯大林六十岁寿辰和七十岁寿辰时，我国报刊上以“民间创作"为名，发表了许多长篇的冒牌的民间诗歌。
　　在绘画和雕塑方面产生了追求美观、豪华、冰冷的庄严的倾向。徒有其表的富丽堂皇、毫不实用的装饰，在建筑上也占了上风。
　　有许多一向反映现代题材的作家和艺术家，为形势所迫转而去发掘历史题材，而且往往是很古的历史题材。有些作家丢下现代的苏联生活，转而去写国际问题，但他们对这些问题往往缺乏专门知识。西蒙诺夫回忆道：“不能说我们的文学对我国战后生活的描写完全不真实，但是它的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是半真实的，而半真实是艺术所反对的……我们许多人太容易同意在自己作品中把战后生活写得轻松些，我们许多人过于轻率地服从于要使文学高于生活的‘善良愿望’，以为这样作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利益的。我们许多人太无原则地同意了浮光掠影地反映生活，似乎是没有写谎言，但是回避了真正的、严酷的真实。在多数情况下，这倒不是作家不诚实的表现，因为归根到底，许多作家都真心实意地相信过：在严酷的环境中抒写艰难困苦的真实情况是不合时宜的，将来，当这些真实情况成为过去时，还可以回过头来抒写它，可以事后去补记它。”[90]
　　遗憾的是，这些话只说对了一部分。而事实毕竟是，我们的文学艺术（同历史一样）不只限于反映一半真实情况，而且常常简直是歪曲和伪造事实，无论是现代的，还是历史的。比如，只要回忆一下О·马利采夫[91]那本轰动一时的书《南斯拉夫的悲剧》就够了，书中把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所有领导人都描写成了间谍和叛徒。历史小说也经常歪曲和伪造事实。例如，В·科斯蒂廖夫[92]的三部曲《伊凡雷帝》中所描绘的伊凡四世，不仅是个公正贤明的国君，而且对百姓也和蔼可亲。作者写到这位沙皇处死犯人和滥施淫威时，不但为他的一切行为辩护，甚至还寄予同情：“……圣上很为难哪！”同样，科斯蒂廖夫认为马柳塔·斯库拉托夫那个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为人“稳重，干练，是处理国事不徇私情的臣仆，热烈支持中小贵族的人”。还说马柳塔怀着“一颗人的心，俄罗斯的心”，“格里戈里·卢基亚内奇用自己的生和死，作出了热爱祖国的典范”。这种伪造历史事实的作法，还见于В·亚兹维茨基[93]的五卷小说《伊凡三世——全俄罗斯的君主》以及许多其他写历史题材的书中、话剧中和影片中。
　　在写革命史的作品中，为了表现对斯大林的迷信而伪造事实的例子尤其多（譬如阿·托尔斯泰[94]的小说《粮食》[95]、影片《宣誓》、《难忘的一九一九年》等等，等等）。
　　影片《伟大的公民》里的事件也是按照1936—1938年诉讼案的精神来叙述的。连《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这样的影片，也未能避免极其严重地歪曲历史事实。演员Б·舒金[96]和导演米·罗姆在这些影片中成功地表现了列宁的形象。然而列宁每到一处，身边总是跟着斯大林，作为他的第一顾问和战友。至于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列宁那时的其他战友，即使在1918年的条件下，也被描写成资产阶级侦察机关的特务，妄图勾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暗杀列宁。
　　连瓦·阿扎耶夫[97]《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样的书也有不少歪曲事实之处。阿扎耶夫在其作品中故意不提那些向库页岛铺设输油管的工人肯定几乎全是囚犯。可见，工地上的所有领导人同时又是各远东集中营的领导人。同样，在所有写共青城的书里，也只字不提参加建城劳动的几万名囚犯，而他们负担的常常是最繁重的劳动。
　　还必须指出的是，文艺领域中这些不健康的、危险的现象，有许多还传到了人民民主国家。那里的文艺风格也日益贫乏、单一，出现了大量灰色的枯燥无味的作品。有些评论家以通俗易懂相号召，开始践踏和诽谤优秀的作品。譬如，德国伟大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的作品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受到严厉的不公正的批判。文化战或上某些目光短浅、孤陋寡闻的领导人，不去提高人民的文化修养，不去培养人民鉴赏艺术的能力，而是极力用一些简单化的标准去套艺术创作。
　　在战后年代里，国际上更加孤立苏联文学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苏联人则很少了解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期的发展情况。在反对世界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借口下，我国文学界鄙夷西方进步知识分子。譬如，1949年我国报刊上，把伟大的作家和人道主义者海明威[98]说成“丧失良心的势利小人”，把著名的反法西斯作家里昂·费赫特凡格尔称为“文学贩子”，把辛克莱[99]斥为“肮脏的灵魂”。
　　还要指出的是，在个人迷信时期，各种创作协会和社团的工作也把民主原则抛在一边了。比如，全国作家代表大会不再召开，作协理事会不再进行改选。因此毫不奇怪，在此期间，无论文学，还是绘画、建筑、电影、戏剧和音乐，都日益明显地出现垄断艺术的倾向，使那些不讲原则的立法者与管理者集团受到重用和提拔。



[1] 《独裁主义的本性和奴役制度的毁灭性》莫斯科1964年版第24—25页。

[2] 阿·安·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是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推行警察专制制度的极端反动的人。——译者注

[3] 全部主要档案从1938年起划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公布有关苏联社会历史的的文献的工作实际上中止了。

[4] 如众所知，在这本书“诞生”后的十年期间，也就是说至1947年，出版了三千万册《简明教程》（见格·马林科夫1947年在波兰几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7年版第27页）。而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四次战争，国民经济极端困难，纸张缺乏。

[5] 格奥尔基·费多洛维奇·亚历山大罗夫（Георгий Федор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1908年4月4日——1961年7月2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24—1930年任共青团坦波夫省委副书记。1928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期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1939—1940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39—1946年任中央高等艺术学校校长。1940—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部长。1941—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5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54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54—1955年任文化部长。1955年因卷入性丑闻被解除一切职务，此后在苏联科学院工作。1961年在莫斯科病逝。

[6] 谢尔盖·米特罗法诺维奇·彼得罗夫（Сергей Митроф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1905年5月28日——1988年4月15日），苏联文学评论家。

[7] 《真理报》1950年4月24日。

[8] 《列宁全集》第2卷，第244—245页。

[9] 《苏共历史问题》杂志1964年第2期第19页。

[10] 据Т·巴切莉斯作证，1952年В·克鲁什科夫向斯大林报告关于完成第4版《列宁全集》的出版计划。斯大林在计划中一见到《哲学笔记》及其它许多著作就生气地说：“不要搞得太长，不要把列宁的遗著搞得篇幅太长。”克鲁什科夫领会了暗示并从出版计划中取掉了列宁的一系列重要的著作。

[11] 引自未发表的手稿。

[12] 见《教师报》1962年2月21日。

[13] 埃米尔·路德维希（Emil Ludwig，1881年1月25日——1948年9月17日），德国作家。

[14]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4页。

[15] 《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317页。斯大林的原稿见《列宁五十周年》文集莫斯科1920年版。

[16] 见《历史杂志》1937年第10期第24—26、66页。

[17] 《斯大林传略》中文版第63—64页。

[18] 例如，见И·梁勃采夫的小册子《列宁和斯大林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基础（1902—1905年）》莫斯科1951年版。

[19] 米·伊·加里宁：《庆祝斯大林同志六十寿辰》莫斯科1939年第89页。

[20] 普罗什·皮什耶维奇·普罗相（Прош Перчевич Прошьян，1883年4月22日——1918年12月16日），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多次被捕和流放。1913年流亡国外。一战时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成为社会革命党左派领导人。科尔尼洛夫叛乱中和布尔什维克合作，后被临时政府逮捕并被开除出党。1917—1918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同年11月发起成立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1918年任邮电人民委员。1918年因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而辞职。1918年曾任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主席。1918年7月领导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失败后隐居莫斯科。1918年12月16日因斑疹伤寒逝世。列宁在《悼念普罗相同志》中给予其很高评价。

[21] 见《列宁全集》第3版第23卷第438—439页。

[22] 斯捷潘·卡兹米洛维奇·吉里（Степан Казимирович Гиль，1888年？月？日——1966年1月5日），司机出身，1917年起担任列宁的私人司机，1918年曾亲历了列宁遇刺事件。列宁逝世后于1928年创作回忆录《跟随列宁六年》。1930年加入联共（布）。此后曾任米高扬和维辛斯基的私人司机。

[23] 《党的工作者手册》莫斯科1957年版第364页。

[24] 《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期第21页。

[25] 见《真理报》1949年12月18日。

[26] 见同上1950年2月17日。

[27]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苏沃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Суворов，1730年11月13日——1800年5月6日），俄国军事家。1799年获封为俄罗斯帝国大元帅和神圣罗马帝国陆军元帅。

[28] 一位著名的苏联历史学家1965年6月在基辅的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他仍然认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经典性范例。是的，初看起来斯大林是一个不错的通俗化作者。但是，斯大林在他的通俗化著作中没有真正尽力把群众提高到领会理论的高度，他常常是把这一理论极端简单化和标本化。斯大林是制作各种简单化公式的能手，他经常提出最简单的、群众易懂的口号和公式，而很少关心这些口号和公式是否符合复杂的实际。在这方面，斯大林很象一个有经验的蛊惑家，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的成就和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理论和政治领域，过去许多其他蛊惑家也采用了这种手法。正如希特勒在一次同记者谈话中说：“我……把它们简化了，并把它们归纳成一个最简单的术语。群众理解了，所以才跟着我走。”（Ю·А·列瓦达：《宗教的社会本性》第235页）

[29] 亚历山大·安东诺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Антон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882年1月1日——1955年6月23日），1903年入伍。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参加日俄战争，期间散发反战传单。1907年被开除出俄军。1910年流亡国外。1914年支持战争，加入了孟什维克。1917年回国，加入了俄军，并当选为立宪会议议员。1918—1920年任孟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加入红军。1923年加入俄共（布）。1924—1927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大使。1933—1938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39年起在大学任教。1955年逝世。

[30]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8卷第169页。

[31] 见Ю·И·谢苗诺夫的文章《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民族问题理论研究史札记》手稿。

[32] 尤里·伊万诺维奇·谢苗诺夫（Юр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емёнов，1929年9月5日—— ），俄罗斯历史学家、哲学家、人类学家。

[33] 奥托·鲍威尔（Otto Bauer，1881年9月5日——1938年7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奥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的主要理论家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出身于犹太富商家庭，大学期间参加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一战爆发后应征入伍，1914年11月在东线被俘，1917年二月革命后获释，9月返回维也纳。奥地利革命后任外交部长，1919年2月起兼任社会化委员会主席，在任外交部长期间参加了扼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罪恶勾当，1920年至1934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21年率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英国独立工党等几个中派主义政党一起成立了第二半国际。1934年2月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死于巴黎。

[34] 我们知道，斯大林于1946年准备出版他的全集第2卷的时候，改变了上面列举的民族的定义。实际上他对民族重新下了定义，但就是这个定义，也就是Ю·И·谢苗诺夫公正地指出的，也是不恰当的，因为从根本上说，仅仅列举一个不管是怎么样的民族来说的特征的任何定义，都不可能是恰当的。

[35] 马尔金·尼古拉耶维奇·利亚多夫（Марты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Лядов，1872年8月24日——1947年1月6日），1890年入伍。1891年被开除。1893年发起成立莫斯科工人联合会。1895年被捕。1897年被判处5年徒刑。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流亡德国，参加了《火星报》编辑部，期间是布尔什维克。1905年秘密回国，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12月领导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05年革命失败后再次流亡国外。1909年是“前进派”，参加了卡普里学校。1911年回国。二月革命后任《巴库新闻报》主编，接近孟什维克。1918—1920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成员。1920年回到莫斯科，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23—1929年任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7—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30—1932年任十月革命档案馆馆长。1932年退休。

[36] 符·克谢诺丰托夫：《列宁关于革命的学说》第16页。

[37] 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63—64页。

[38] 符·克谢诺丰托夫：《列宁关于革命的学说》第82—83页。

[39]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124、127页。

[40]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9卷第137页。

[41] 伊万·尤利安诺维奇·库利克（Иван Юлианович Кулик，1897年1月14日——1937年10月10日），乌克兰作家、诗人、翻译家。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参加了基辅武装起义。1924—1926年任苏联驻加拿大领事。1927—1934年任全乌克兰拉普主席。1934—1937年任乌克兰作家协会主席。935—1937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兼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42] Ю·鲍列夫：《美学概论》莫斯科1965年版第231—232页。

[43]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马尔（Николай Яковлевич Марр，1864年12月25日——1934年12月20日），苏联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人种学家、考古学家。

[44] 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维诺格拉多夫（Викто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Виноградов，1894年12月31日——1969年10月4日），苏联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

[4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1卷第318、311页。

[46]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0卷第16页。

[47]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7卷第129页。

[48] 《列宁全集》第39卷第156页。

[49] 见К·Л·谢列兹涅夫：《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苏联文献概述）。《历史问题》杂志1968年（原书未注明某期——译者注）第111—112页。

[50] 见К·Л·谢列兹涅夫：《在国际舞台上的布尔什维克和德国的左派》。载《近代和现代的欧洲》文集莫斯科1966年版。

[51] 亚历山大·帕尔乌斯（Александр Парвус），本名伊斯瑞尔·拉扎列维奇·赫尔方德（Израиль Лазаревич Гельфанд，1867年9月8日——1924年12月12日），出身于白俄罗斯一个犹太家庭，在敖德萨长大，少年时即参加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即“崩得”）的活动。十九岁时赴瑞士求学，其间逐步转为为马克思主义者。后移居德国，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成为罗莎·卢森堡的朋友。1900年初次同列宁见面。1905年参加俄国革命，失败后被判流放三年，后逃回德国。一战结束后脱离政治活动。他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产生了很大影响。

[52] 见В·В·契斯加科夫：《列宁论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载《乌克兰历史杂志》1965年第9期。

[53] 见В·А·杜纳耶夫斯基的文章，载《近代和现代的欧洲》文集。

[54] 见《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6卷第103页。

[55] 见1966年4月29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科学史小组和历史方法论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讨论Н·Н·马斯洛夫的报告：《1935—1955年党的历史科学的状况和发展》，速记稿。

[56] 雅科夫·萨莫伊洛维奇·德拉勃金（Яков Самойлович Драбкин，1918年5月8日——2015年10月10日），俄罗斯历史学家。

[57] 见1966年4月29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科学史小组和历史方法论组联席会议上的发言。讨论Н·Н·马斯洛夫的报告：《1935—1955年党的历史科学的状况和发展》，速记稿。

[58] 沙米里（Шамиль，1797年6月26日——1871年2月4日），高加索人民大起义领导人。1834—1859年任达吉斯坦伊玛目。1840—1859年任车臣伊玛目。

[59] 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1744年8月1日——1829年12月18日），法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先驱。

[60] 叶夫根尼·安德烈耶维奇·拉金（Евгений Андреевич Разин，1898年10月13日——1964年4月6日），苏联军事历史学家。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赤卫队。1918年加入红军。1939年起在军事学院任教。1946年被捕。1949年获释并重新任教。1957年退休。

[61] 卡尔·菲利普·戈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Karl Phili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1780年7月1日——1831年11月16日），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和军事历史学家。

[62] 见《布尔什维克》杂志1947年第3期第6—8页。

[63] 《军事战略》莫斯科1962年版第5页。

[64] 见《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8期第282页。

[65] 亚·波斯克列贝舍夫在一篇纪念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文章中声称，斯大林是农业中一些狭隘范围的专家。斯大林似乎不仅组织了柑橘的栽植工作，而且还研究了在黑海沿岸移植柑橘的可能性。斯大林还研究了在莫斯科郊区栽植桉树的可能性，他还帮助培养出了多蘖小麦等等。

[66] 若·亚·麦德维杰夫是作者的孪生兄弟，苏联生物学家，持不同政见者，现住英国。——译者注
　　若列斯·亚历山德罗维奇·麦德维杰夫（Жорес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дведев，1925年11月14日——2018年11月15日），苏联生物学家、作家、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的兄弟。1943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塔曼战役。1969年起是持不同政见者，出版了《李森科的兴衰》。1970年被捕并被关进卡卢加精神病院，三周后在持不同政见者的营救下出院。1973年流亡英国。1991年退休。2018年在伦敦逝世。

[67] 奥尔加·鲍里索夫娜·列别森斯卡娅（Ольга Борисовна Лепешинская，1871年8月6日——1963年10月2日），苏联生物学家。1894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3年流亡瑞士。1906年秘密回国。1910年退出政治活动。1919年起从事科学工作。她在生物领域的理论对苏联生物学的发展造成了一定损害。1963年逝世。

[68] 见《真理报》1965年6月11日。

[69]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5卷第206页。

[70] 见《论党和苏维埃的报刊》（文件汇编）莫斯科1954年版第346—347页。

[71]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阿菲诺根诺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Афиногенов，1904年3月22日——1941年10月29日），苏联剧作家。1922年加入俄共（布）。30年代初是拉普领导人。1934年当选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成员。1937年被开除出党和苏联作家协会。1938年恢复党籍。1941年在卫国战争中被德军空袭炸死。

[72] 见《旗帜》杂志1963年第1期第211页。

[73] 米哈伊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1891年5月3日——1940年3月10日），苏联作家、戏剧导演和演员。1914年入伍。内战期间在白军担任军医。1923年加入全俄作家协会。30年代与斯大林交好。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40年逝世。代表作有《大师与玛格丽特》。

[74] 弗拉基米尔·纳乌莫维奇·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Наумович Билль-Белоцерковский，1884年12月28日——1970年3月1日），苏联作家。1911年移居美国，倾向于支持无政府主义。二月革命后回国并加入俄军和布尔什维克。1917—1918年任莫斯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化名“比尔”开始写作。1970年逝世。

[75] 《布尔加科夫选集》莫斯科1966年版第29—30页。

[76]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戈东诺夫（Борис Федорович Годунов，1552年？月？日——1605年4月23日），沙皇俄国沙皇（1598—1605年在位）。

[77]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阿尔卡季耶夫（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Аркадьев，1896年12月27日——1937年9月20日），早年参加了内战。1925—1928年任苏联驻波兰大使馆一秘。1928—1929年任苏联驻拉脱维亚大使馆顾问。1932—1936年任苏联作曲家协会主席。1936—1937年任莫斯科高尔基艺术剧院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5年平反。

[78] 引自文化史学家Л·М·扎克的资料。

[79] 见《文学遗产》杂志第74期莫斯科1965年版第31页。

[80] 费奥多尔·费多罗维奇·乌沙科夫（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Ушаков，1744年1月24日——1817年10月14日），俄罗斯帝国海军上将。

[81] 《真理报》1962年4月17日。

[82] 季诺维·波格丹·米哈伊洛维奇·赫梅利尼茨基（Зиновий Богд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 Хмельницкий，1595年12月27日——1657年7月27日），扎波罗热盖特曼，乌克兰哥萨克起义领导人。

[83] С·普拉钦达：《亚历山大·多夫任科》基辅1964年版第238页。

[84] Ю·巴拉巴什：《可贵的真理》莫斯科1966年版第124—125页。

[85] И·祖扎涅克：《文化与群众》，见《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65年第7期第44页。

[86] 《新世界》杂志1956年第12期第233页。

[87] 同上第249—251页。

[88] 同上第1期第6页。

[89] 谢苗·彼得洛维奇·巴巴耶夫斯基（Семён Петрович Бабаевский，1909年5月24日——2000年3月28日），苏联作家、记者。1929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90] 《新世界》杂志1956年第12期第241—242页。

[91] 奥列斯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利采夫（Орест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льцев，1906年2月23日——1972年5月26日），苏联作家。

[92] 瓦伦丁·伊万诺维奇·科斯蒂廖夫（Вале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Костылев，1884年3月3日——1950年8月29日），苏联作家。1935年起开始从事写作。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7—1949年创作了小说三部曲《伊凡雷帝》。1950年逝世。

[93] 瓦列里·伊奥里洛维奇·亚兹维茨基（Валерий Иоильевич Язвицкий，1883年1月12—日—1957年10月21日），苏联作家、诗人。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5年被捕，后越狱流亡瑞士。1912年退党。1914年作为战地通讯员报道一战。1915年回国。十月革命后曾任高尔察克政府外交部官员。后加入红军，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卫国战争期间在莫斯科担任一个区的防空负责人。1946—1955年出版《伊凡三世：全俄罗斯的皇帝》。1955年因中风退休。1957年逝世。

[94]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82年12月29日——1945年2月23日），苏联小说家。1908年起开始从事写作。一战期间是战地通讯员。支持二月革命，但反对十月革命。1919年起先后流亡土耳其、法国和德国。1923年回国。1934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36—1938年任苏联作家协会代理主席。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5年逝世。

[95] 亦译《面包》，据以改编的电影叫作《保卫察里津》。——译者注

[96] 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舒金（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Щукин，1894年4月5日——1939年10月7日），苏联表演艺术家。1916年入伍并开始从事演出工作。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9年作为列宁的特型演员出演了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1939年因突发心脏病逝世。1941年被追授斯大林奖。

[97] 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阿扎耶夫（Васи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жаев，1915年1月30日——1968年4月27日），苏联作家。

[98]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Miller Hemingway，1899年7月21日—－1961年7月2日），美国小说家、记者。195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有《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乞力马扎罗的雪》、《丧钟为谁而鸣》等。

[99] 哈里·辛克莱·刘易斯（Harry Sinclair Lewis，1885年2月7日——1951年1月10日），美国小说家。193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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