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斯大林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某些错误和失策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1974）

第三部分斯大林的独裁统治。斯大林专政的某些后果

　　1936—1938年的镇压，使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得以最后形成和巩固，凡限制斯大林个人权力的制度皆被抛弃，并且已不复存在了，凡他不喜欢的人都被撤职和消灭了。因此，可以说，自三十年代末起，斯大林的专政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值得我们进行最认真、最详尽的研究。
　　本书第一部分分析了斯大林取得政权的途径以及斯大林主义产生的原因与条件。现在自然还应该研究一下斯大林专政的主要后果，这些后果在他专政的最后十五年（1939—1953年）显得特别突出。
　　不言而喻，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那些年里，苏联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许多辉煌的胜利。正是在那些年里，苏联人民在粉碎法西斯的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向为社会主义和独立而斗争的其他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正是在那些年里，由于我国的直接支援和影响，地球上产生并确立了社会主义阵营。正是在那些年里，苏联迅速地恢复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道路上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就。然而，如果仅仅记得和谈论苏联人民这些的确伟大的成就和功绩，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人们往往强调说，对斯大林的迷信和他所实行的镇压措施，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造成的。这种说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并不全面。斯大林的为所欲为、目无法纪，是违背社会主义、违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违背我国社会制度的人道主义的。
　　今天我们还常常听到有人说，对斯大林的迷信，并未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这种说法同样不能认为是全面的。由于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的长期统治，社会主义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受到了最严重的损害。社会主义的许多基本原则都遭到歪曲，社会主义事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因此，我们认为，把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和目无法纪仅仅比作健康人的微恙小病，是十分错误的。不，那是一场沉病重病，其严重后果的现实危险性在于有可能把十月革命的许多成果完全断送。下面我们将尽量说明斯大林个人迷信与为所欲为的某些后果。

一、专断独行的片面性和错误
二、斯大林在1939—1940年的对外政策
三、斯大林在1941年军事战略方面的失算
四、斯大林作为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统帅
五、1944—1953年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

一、专断独行的片面性和错误

　　在当今世界上，大国的主要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极其复杂，五花八门的。现在，不要说外交舞台或军事策略上的失策，即使是对物理、数学、生物、化学领域中某一发现的评价发生错误，也可能影响国家的命运。今夭任何一个领导人，那怕是最英明的领导人，也无法占有源源不断的军事、政治、科技等方面的情报资料，而为了决定复杂的国家大事，这些情报资料是非占有不可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十分需要在研究和讨论复杂问题时实行真正的集体领导原则，避免权力过分集中，提高专家学者的管理作用，全面发扬民主，把问题公开，保证发言和批评的自由。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有那种情况:：一个人完全主宰一个大国的命运，在决定军事、政治、科学、经济上一切重大问题时他都作主要的裁决人，文学、艺术、绘画的问题都视此人的意见和好恶而定，一句话，个人独揽大权，从而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管理体制，同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背道而驰，是必然要导致最严重的错误的。
　　在三十年代初时，斯大林似乎还很懂得这个道理。他在同德国作家艾·路德维希谈话时说：“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我们的领导机关，即领导我们所有苏维埃组织和党组织的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大约有七十个委员……在这个最高机构里集中了我们党的智慧。每个人都有可能改正任何人的个人意见和建议。每个人都有可能提供自己的经验。如果不这样，如果由个人来做决定，那末我们在工作中就会犯极严重的错误。”^[1]这些话说得好，说得正确。然而只是说说而已。正是斯大林，在使人相信他绝对正确之后，建立了这样一种管理制度：决定重大问题时几乎完全排除了集体领导原则，只有斯大林个人的意见起决定作用。
　　自不待言，斯大林时常同他的助手们商讨问题，同某些党政、经济、军事干部商讨问题。有时，斯大林甚至能倾听并且考虑一些反对意见，自然那些意见说得极其谨慎（任何当真反对斯大林意见和决定的人，必然要划入“人民敌人”之列）。但是这些会议范围很窄，而且常常不在会议室举行，而是以秘密接见、用餐的方式举行，所以不能代替真正民主的、集体领导的管理体制。一位法国社会学家说得好，在个人专断和极权的条件下，即使最英明的统治者，过四、五年后，也必然要对周围发生的事件迷失方向。因为他从属下那里获得的，主要是他为了证明自己意见和决定正确而希望得到的情报资料。结果，任何独裁者都一半是生活在幻想世界之中，因而不能正确对待正在发生的事件。
　　不消说，斯大林在许多情况下也作出过完全正确的决定。他的活动决不仅仅是由错误和失策构成的。在主观上，斯大林并不想在军事上或经济上削弱苏联，他为自己规定的是其它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采取了既定的步骤。然而同样正确的是，斯大林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篡夺了全部政权，践踏了党和国家的所有最高机关之后，便失去了完全正确地判断形势的可能性，因此在决定许多外交、政治、科学、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问题上，犯了大量的错误。
　　当然，任何政治家乃至任何集体，都可能犯错误。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错误不应该太大，而且应该迅速纠正。而斯大林所犯的那些错误则很大，并且照例得不到纠正，而且越来越严重。不仅如此，斯大林所建立的国家和党的管理制度，使得严重错误无法避免，而且纠正起来极其困难。由此可以窥见个人迷信最危险的表现和后果的一斑。
　　下面我们只谈一些为我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错误。

二、斯大林在1939—1940年的对外政策

　　众所周知，1939—1940年，苏联的外交活动十分活跃。但在斯大林这两年所主动采取的许多重要外交行动与军事行动中，后果最严重的，无疑是1939年8、9月同德国签订的条约和1939年末至1940年初同芬兰进行的战争。
　　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在我国历史学上至今尚未完全澄清。
　　1939年苏联外交方针急剧变化的序幕，是李维诺夫的辞职。1939年4月16日，李维诺夫还接见了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并向他提出正式建议，要签订一个英、法、苏三国互助条约。不言而喻，这项建议并非出自李维诺夫一人。五一节检阅时，李维诺夫站在斯大林身边，这是派驻莫斯科的外交使节注意到了的。然而5月3日，各报上就刊岀一条简讯，内称：“应李维诺夫本人的要求，解除其外交人民委员的职务。”新任命的外交人民委员是莫洛托夫。与此同时，苏联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旨在改变对德关系（苏联代办格·阿斯塔赫夫^[2]同德国外交部专家Ю·史努烈^[3]多次商谈，莫洛托夫同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4]多次商谈，等等）。
　　苏联采取这些外交步骤，是企图阻止英法两国最反动的阶层勾结法西斯德国。苏联一面以此向英法两国政府施加某种压力，一面想在苏英法进行数月之久的互助条约谈判失败时能够自保。
　　在7月间和8月初，苏联和德国的外交接触加强了。德国显然想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催促他的外交官员加快步伐。对法西斯德国而言，发动战争的问题早在1939年初就决定了。但是希特勒担心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他虽然没有放弃侵略东方的念头，但是毕竟想把同苏联的冲突推迟一下，而首先击溃西方的敌人和波兰。
　　当然，无论对苏联来说，还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都远远不是最好的办法。假如所有反法西斯的大国能够签订一个集体安全协定，那要可取得多。然而当时美国远离欧洲事务，而英国和法国显然在玩弄着虚伪、危险的政治把戏，它们仍然期望同德国达成协议，并且力图将德国的侵略引向东方。1939年夏季，这两个国家事实上是想使它们同苏联的谈判破裂。^[5]苏联不得不两害相权取其轻。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我国政府除去同意德国提出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决定是斯大林8月19日作出的。8月20日和21日，斯大林和希特勒互致电报，决定派以里宾特洛甫^[6]为首的德国代表团立即动身赴莫斯科。此时，希特勒已经不向斯大林隐瞒德国决定侵犯波兰的事了。他在8月20日的来电中说：“德国与波兰的紧张关系已经无法忍受。危机每日都可能爆发。德国自应考虑以其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来捍卫帝国的利益。”
　　8月23日，以里宾特洛甫为首的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日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
　　大家知道，如今许多西方著作中叙述这些事件时都带有很深的偏见。按照那些著作的讲法，是苏联纵容了侵略者，协助希特勒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当然并非如此。
　　对苏联来说，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对集体安全谈判破裂应负主要责任的恰恰是英法两国政府（还有波兰政府）。1969年所公布的英国国家档案馆1939年的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
　　正是英法统治集团以及美国最反动的集团帮助德国建立起强大的战争机器，企图利用它来搞垮布尔什维克。正是英国和法国先是纵容德国占领奥地利，继而又同希特勒签订可耻的慕尼黑协定，出卖了捷克。英法两国的不干涉政策，帮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扼杀了西班牙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应当考虑它自身的安全问题，它应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在1939年的具体条件下，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可能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
　　斯大林的错误倒不是签订这个条约。斯大林令人不能宽恕的大错误，是由于签订这个条约而在我国造成的那种特殊的心理气氛和政治气氛。最严重的错误是，斯大林过于相信同希特勒签订的条约，而没有看出法西斯德国的罪恶阴谋。康·西蒙诺夫在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说：“……我至今仍然觉得1939年的条约，在我们那一年夏季几乎处于绝境之际，是一个对国家有利的明智之举，因为当时西方列强唆使法西斯德国进攻我国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指日可待了。话虽如此，当你回顾往事时，你仍会感到，尽管条约是合乎逻辑，于国有利的明智之举，但是签约前后的许多事实，却从我们这些普通人的心理上，有两年左右夺去了某一部分非常重要的自尊感，而那种自尊感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我们可贵的特点，并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联在一起……就是说，精神上感到很痛苦。”
　　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签订的秘密议定书，也需要专门谈谈。例如，这些议定书中规定，“一旦波兰境内发生领土变化和政治变化，则德国和苏联利益范围的边界，将沿着纳雷夫河、维斯瓦河与桑河确定”。现在，有些苏联历史学家认为这些议定书是错误的，有时竟然说成“第四次瓜分波兰”。他们设想，即使不同德国事先签订秘密议定书，苏联也能够解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西部地区。9月初，英法已经对德宣战，因此德国势必容忍红军的行动。可是要知道，1939年8月末时，谁也无法断定，英法两国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后将如何行动。它们可以象以前出卖奥地利和捷克一样，也出卖波兰。在那种形势下，如果德国军队在占领波兰全境后向波苏边界推进的话，那对我国将是极其严重的危险。倘若不事先同德国达成协议，苏联军队开入波兰境内同样是十分冒险的。所以只能同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是该条约的自然继续。当时苏联已无可能制止德国进攻波兰。因此，考虑到德国将来可能侵略，就必须在这一地区保卫苏联的国家利益，并且巩固我们的阵地。更何况这里说的并不是波兰的固有领土，而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土，那里的居民早就为民族解放而进行斗争了。
　　然而，如果说我们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不得已的，必要的（有时不得不从诸害之中取其轻者），那么1939年9月29日同法西斯德国签订的新条约，即所谓《德苏友好和边界条约》，则是一个不能原谅的大错误。这个条约完全是多余的。一个月之前斯大林还说得比较现实。当里宾特洛甫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中，建议在条约中增加一个关于苏德关系友好性质的序言时，正是斯大林断然拒绝了。斯大林说：“既然纳粹政府六年来一直在诬蔑苏联政府，那么苏联政府无法诚实地向苏联人民保证，我们同德国存在着友好关系。”^[7]
　　对苏联和联共（布）来说，更大而且带有原则性的错误是这个条约所附的秘密议定书。例如，第二个议定书中明文规定了这样的内容：“双方都不允许在自己领土上进行任何危及对方领土的宣传。任何一方一经发现自己境内有此种宣传，必将进行镇压，并将所采取的有关措施通知给对方。”
　　大家知道，根据这个条约，我国完全停止了反法西斯宣传。不仅如此，苏联领导人从此以后几乎公开地为希特勒德国的所有行动进行辩护，似乎德国成了受英法侵略的国家。难道我们现在读到莫洛托夫1939年秋季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次非常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能不感到愤慨吗？报告中竟有这样的：忏悔“众所周知，近几个月来，象‘侵略’、‘侵略者’这样一些概念有了新的具体内容，改变了含义……现在，如果谈论欧洲大国的话，德国正处于渴望尽快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国家的地位，而昨天还鼓吹反对侵略的英国和法国，则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缔结和约。大家看到，双方的地位变了。”“对于希特勒主义的思想体系，也象对待任何思想体系一样，可以肯定，也可以否定一一这是政治观点问题。然而任何人都懂得，思想体系是不能用武力消灭的，是不能靠武力结束的。因此，打着为‘民主’而斗争的幌子去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犯罪。”^[8]（在莫洛托夫作过这一报告之后，贝利亚便向古拉格的头头们下达了一道密令，禁止集中营的保卫人员将政治犯称为“法西斯分子”。这一密令直到1941年6月才撤销。）
　　斯大林不只是在苏联国内停止了反法西斯宣传。他还完全违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指示，要求事实上停止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指示中称主要的侵略势力是英法帝国主义，而共产主义宣传鼓动的主要锋芒也应该指向它。斯大林突然同希特勒言归于好，使西方各国共产党感到十分意外。例如，执行这个指示，使得罗马尼亚共产党实际上陷于瘫痪，因为它1939年5月以前便已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巴尔干半岛上其他各国的共产党也茫然失措。
　　西方当时最大最强的法国共产党以及英国共产党，同样陷入混乱。那时，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都应该服从整个共产国际的纪律。所以，共产国际一宣布英法是侵略者，而德国却希望和平，便使这两个国家的共产党人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倘若按照这种指示的逻辑行事，那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应该采取使本国失败的立场，无论如何不能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军事行动。这种立场在英国倒没有多大影响，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员很少。可是在法国，共产党的反战立场，却明显地削弱了人民反抗德国侵略的力量，从而为资产阶级政府取缔共产党提供了方便条件。结果法国国内的政治形势激化起来，这在那几个月中是符合希特勒的利益的。从1939年末至1940年初，法国共产党曾在某些地下出版物中，力主法国政府停止对德国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错，1940年夏季，当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侵入法国并向巴黎迅速推进时，共产党改变了自己的政策和口号。希特勒匪徒的侵略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在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共产党人提出了以坚决的人民战争反对侵略者的主张。当时处于地下的法共中央通知政府说，法共认为把巴黎拱手送给侵略者是卖国行为，共产党人号召武装人民，把巴黎变为固若金汤的堡垒。大家知道，在法国失败、贝当^[9]叛国之后，共产党号召人民抵抗占领军。不过，即使这时，仍有一些积极的共产党员以为；苏德两国的互不侵犯条约便是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所以1940年下半年，有些法国共产党员曾经诚心实意地期望能在敌占区获准公开进行活动，他们甚至准备在业已沦陷的巴黎公开出版《人道报》。直到1941年初敌人大批逮捕和枪杀共产党人时，这些幻想才告破灭，党才开始采取比较明确的反法西斯立场。至于抗击希特勒匪徒的武装斗争，那是在德国进攻苏联以后才真正开展起来的。
　　左翼社会党人对苏德1939—1940年的“友好”也十分愤慨，因为他们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同共产党人一起参加了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境内的反法西斯斗争。他们在自己报刊上直言不讳地说，苏联在反法西斯战场上当了逃兵，莫斯科破坏了正为反对希特勒主义而战的无产阶级的团结。
　　事实是苏德“]友好”使我国的参战拖延了两年。但是还有一个不容辩驳的事实，即德国对这次拖延的时机利用得远比苏联好。因为德国在1939—1940年间扩大战争机器和军工潜力的速度比苏联要快得多。德国一个接着一个地占领西欧国家，这对苏联造成了日益危险的形势。
　　例如，1940年春，法西斯德国无缘无故侵略丹麦和挪威，并且占领了这两个国家。同年夏季，德国破坏了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撕毁同这两国的协议，发动进攻，占领了它们的国土。所有这些侵略罪行再一次证明，法西斯德国只要认为对它有利，就可以把任何国际条约当作废纸撕毁。
　　法西斯军队轻而易举地粉碎了比利时与荷兰两国的抵抗，面入法国境内，迅速向前推进。
　　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应该怎么办呢？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苏联应该对德国宣战，并且在1940年夏季组织一个反希特勒联盟。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苏联至少应该声明废除同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且宣布全国动员。^[10]当已经晓得后来事件的发生时，上述意见是不难发表的。然而要知道，1940年时还很难料想，英法军队在法国境内会那么迅速地战败，法国会在德国开始进攻后几个星期就投降了。因此，比较合乎情理的是等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所以我们不必责备斯大林，说他1940年让希特勒在西欧几乎横行霸道。恐怕这是无法制止的。可是斯大林应该懂得，希特勒击败西欧诸国，势必大大增加德苏冲突的危险。因此他应该加强一切国防措施，动员全国人民进行战备。但是，下面我们将会看到，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差。
　　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我们应该谴责希特勒侵略丹麦、挪威、比利时与荷兰，占领法国。但是我们并没这样做。相反，我们报刊上，在法国战败之后，却偏偏强调德苏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的意义，说它有助于“在德国东方建立一个安定的后方”。而且《真理报》为了证实这个论点，竟然援引法西斯自己的报纸。例如，1940年8月26日，《真理报》上援引了《慕尼黑新闻报》的话：“自从签订这一条约后，德国为自己建立了自由的后方。这一次吸取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作战的教训。假如德苏没有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德国在波兰、挪威、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的胜利进军要困难得多……由于有了这个条约，德国在西方的进攻就顺利了……”
　　《丹麦前卫报》说：“德国有了自由的后方，摆脱了两线作战的危险。”
　　这里还要指出，斯大林不单是同希特勒搞“友好”。现在得知，斯大林在1940年就英国战败后如何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问题开始同希特勒对话。那次对话是希特勒主动提议进行的，他企图使斯大林不去注意德国积极准备对苏战争的情况。而斯大林在某种程度上上了希特勒的钩。他甚至同意让苏联在一定条件下参加三边同盟（即反共产国际的条约）。斯大林与莫洛托夫所搞的关于苏联参加三边同盟的谈判中断了，但并不是斯大林主动中断的。因为希特勒干脆不再答复斯大林关于这一问题的函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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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在1939—1940年间的另一个外交上的大错误是对芬兰的战争。
　　大家知道，在我国的某些历史著作中，至今仍在重复1939年小国芬兰曾向苏联“进攻”的谬论。当然，芬兰的统治阶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就奉行反苏政策了。芬兰的好战分子早就在酝酿“当条件有利时”夺取苏联的卡累利阿地区。所以苏联设法保障西北边界与列宁格勒安全的愿望是十分自然的。然而保障安全的措施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至少可以不使用战争的手段。何况，苏联在关心自己安全的时候，也应当尊重其他国家为保障自己安全而采取合理措施的权利。可是从这个角度看，却不能认为我国所提出的以北卡累利阿一部分领土同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峡进行交换的建议是对等的。卡累利阿地峡对芬兰具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而我们换给芬兰的领土是未开垦的荒地。此外，卡累利阿地峡还对保障芬兰安全具有重大的意义，那里早已构筑了坚固的防御设施；如果失去地峡，芬兰的边界就变成不设防的了，这样的边界对于一个小国来说是很难保卫的。那么芬兰的未来命运就取决于斯大林的良好愿望了，但芬兰人没有什么理由相信他的良好愿望。芬兰政府拒绝我国的建议，那是毫不奇怪的。芬兰本身不会威胁我国安全，1939年时，芬兰领土上既无德国军队，又无英法军队。当时芬兰同情英法联盟，而我国同英法的关系则比同德国的关系糟。然而若说英法在同德国开战的条件下敢于同苏联交战，那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见，我国西北边界受到的威胁并不大，没有理由对芬兰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只不过是斯大林想利用当时形成的局势来改善我国西部边界的现状，而且他相信打败芬兰是轻而易举的。作家亚·恰科夫斯基^[11]根据他自己所掌握的文件，在纪实小说《围困》中说，早在1939年仲秋，莫斯科就召开了最高军事委员会。这里指的是对芬兰的军事行动计划。在当时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12]元帅领导下制定的最初方案，受到了斯大林的严厉批评。沙波什尼科夫受到的指责是过低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芬兰军队的力量。旧方案被否定了。于是责成列宁格勒军区领导制定新方案，同时建议他们把最嵩军事委员会的批评和意见作为新方案的基础。此后不久便制定好的列宁格勒军区的方案，是从“少流血”的原则出发的，即企图以有限的兵力迅速击败敌人，而无须集结必要的后备力量。^[13]的确，斯大林在对小小邻国开始军事行动时，指望这次战争只进行几天。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都以为有速胜的把握，以致连战争即将爆发的事都没有事先通知总参谋长波·米·沙波什尼科夫，他那时正在度假，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才匆匆奔赴莫斯科。然而战争开始时我们打得不顺利。列宁格勒军区的部队未能冲破“曼纳海姆^[14]防线”。我军在蒙受巨大损失后，被阻于芬兰的第一道防线。于是不得不向前线增调几十个师的兵力，结果开始了艰苦的冬季攻势，为了打芬兰至少调集了三、四十个师。打死、打伤和冻坏的人甚多。最初的方案曾经设想占领芬兰全境，并更换其政府。因此，战争开始后不久，便宣布建立一个新的以奥·库西宁为首的芬兰人民民主政府。我国报刊上公布了新政府的纲领。但是芬兰的持久抵抗在世界上引起了热烈的同情。也许是由于世界舆论的反对，也许还由于其他考虑，斯大林放弃了建立“苏维埃”芬兰的计划。库西宁政府宣告解散。在“曼纳海姆防线”突破之后，芬兰人被迫求和，斯大林同芬兰现政府签订了和约。
　　虽然苏芬战争以苏联的胜利而告终，但是连这次胜利——既遭受重大牺牲，又放弃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才取得的胜利——实际上也被斯大林忽视了。从政治观点来看，对芬战争总的说来使我国产生了许多困难。即使从单纯军事战略观点来看，苏联在对芬战争中的巨大损失，也绝不是区区战果所能补偿的。虽然战争以苏联胜利而告终，但斯大林在签订和约时，却认为只提最初拟定的几项要求就够了，他表现得出奇地温和，而且没有获得任何可靠的保证，以防利用芬兰领土向苏联进攻，以防该国现在势必产生的复仇情绪占上风。使人根本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斯大林那么漠视刚刚战败的芬兰又重建军队，那里的复仇情绪得到发展并且甚嚣尘上。斯大林漠然地观察着，芬兰放弃倒向英法的旧方针之后，却接受了法西斯德国的保护，而德国军队开进了芬兰境内，准备同芬兰军队一起进攻苏联（至1941年6月，德国已将五个师调到芬兰！）。显然，恰恰是1939—1940年的军事失败，把芬兰推入希特勒的怀抱。由此可见，本来有可能参加反法西斯联盟或者至少可以保持中立的芬兰，由于斯大林不明智的对外政策，却作了希特勒德国的航道，十分积极地参加了希特勒匪徒对苏联的进攻。当然，我们丝毫无意为芬兰的军国主义分子辩护。但正是斯大林帮助了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使他们在芬兰的领导层和舆论界一度占了优势。此事后果如何，芬兰和苏联又付出多大牺牲，所有这些我们都已从历史上弄清楚了。

三、斯大林在1941年军事战略方面的失算

　　斯大林在对外政策上最大、后果最严重的错误，是对1941年春夏形成的军事战略形势作了不正确的估计。
　　当然，无论斯大林还是苏联政府，总的说来都预见到了将来要同德国和日本作战的一般可能性，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里我们不去说那些一般的军事经济问题，诸如建立现代化的国防工业、建立空军、发展海军、全民进行军训，以便对可能的侵略进行反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
　　1939—1941年间，也采取了不少重要的巩固苏联国防的措施。这个期间，基干部队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半。把相当多的部队和军事技术装备调到了我国西部地区。军事技术装备的产量增加了，许多企业转而生产武器、军事运输工具，各种军事学校的数量增加了。同芬兰作战以后，在军队的训练和改造方面做的工作尤其多。加紧研制了许多种武器。着手加强苏联西部边界的防御，当时有十多万人参加构筑国防工事的劳动。然而当我们总结这一的确巨大的工作时，却不能不得出结论：按照计划这一工作大概要到1942年末才能基本完成。^[15]
　　但是，对1941年形成的整个军事战略和政治形势的分析，可以十分清楚地表明，苏联因同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获得的推迟战争的期限已经结束，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因而斯大林要把战争推迟到1942年或更晚时候的一切打算都是毫不现实的。
　　大家知道，早在1940年德国军队就格外加紧调往苏联边境了。从1941年初开始，军队和军事技术装备调往东方的数量剧增，同年3、4月间，载有德国军队、坦克、大炮和弹药的军车源源不断地开向我国边境。从5月25日起，德军司令部以每昼夜一百辆的最高速度向东部边界运输军车。^[16]1941年6月22日的前一天，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入侵准备活动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那时苏联边界已经集结了一百九十个整编师（包括德国军队和仆从国的军队）、三千五百辆坦克、近四千架飞机、五万门大炮和迫击炮。
　　虽然德军司令部对德军东调竭力保密，并以各种方式迷惑我国侦察人员，但是德国的许多军事准备措施自然不能不为人觉察。在希特勒已经批准进攻苏联的计划（“巴巴罗萨计划”）之后，成千上万的人奉命参加了东方战争的准备，关于此次备战的大量情报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边防军、外交使节、军事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侦察、苏联的国外友人、英美国务活动家等）源源送到苏联最高国家机关。譬如，苏联边防军司令部必须定期向苏共党中央、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国防人民委员部呈送苏德边界形势报告。根据这些报告不难得出结论，德国无意履行互不侵犯条约和苏德“友好”条约。1940年时，德国当局在苏德边界上的挑衅行动就已成为经常的、大规模的了。
　　德方故意破坏界标；不止一次企图掳走我国边防人员；不断向苏联境内、苏联边防人员与和平居民开枪射击；挑动大批波兰居民非法越过国境；还在边境的居民点中强迫当地居民去参加反苏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
　　德国法西斯一直向苏联境内派遣特务。早在德国进攻之前，我国边防人员就不得不同德国侦察人员进行真正的战争了。仅从1939年10月至1940年12月，在我国西部边界就破获了五千多名敌特。战争越迫近，德国侦察人员的活动越频繁。1941年第一季度，边防部队活捉和消灭的敌特比1940年第一季度多至十五至二十倍，而1941年第二季度则比1940年第二季度多至二十五到三十倍。而且这些人全都是职业侦察兵。
　　自1941年4月起，敌人开始向我国境内派遣由有经验的反侦察军官率领的人数较多的侦察小组。这些小组都携带着搞特务破坏活动的装备和战争一旦爆发应如何行动的指示。为了达到伪装的目的，德国的侦察小组都穿了红军官兵的制服。^[17]
　　为了进行侦察，德国军事当局还多次使用空军。随着战争的迫近，特别是1940年夏季以来，德国飞机侵犯苏联领空的次数日趋频繁，深入境内的距离日益增大。1939年体育飞机和教练机深入我国境内的距离只有几百米至二——四公里，而1940年末德国空军则动用军用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达四十五至一五〇——二百公里。例如，自1939年9月28日至1940年10月16日，有一百二十架飞机从德国方面越境，1941年头五个月内有一百五十二架飞机越境，而在6月20和21日两天内则有六十架德国飞机越境。
　　自1940年下半年起，西部边界形势的复杂性，还在于德国军队不断地在边境地区集结。从边防军区司令部的报告可以看出，1940年5月末、6月初便有大股部队（多至以团计算）陆续开到边境地区，而自1940年6月起调来的已是配备有坦克、大炮的集团军了。其中大部分都有在两线作战的经验。
　　自1941年1月起，德国武装力量的部队、技术装备、燃料和武器弹药就源源不断地运往苏联边界，尤其在夜间。根据几个西部军区所属边防部队参谋部的资料看，1941年6月初苏联边境上集结了大约一百九十个师。通往苏联的主要干线都有野战军加强保卫。经常有军官监视苏联领土。铁路改由军队司令部调度。城市村镇的大中小各类学校纷纷关闭，校舍供驻扎军队之用。大批军务人员开始派到边境地区。自1941年4月起，德国当局多次拒绝接受我国的列车。在布列斯特地区，4月24日、26日、28日、29日和5月5日都发生过这类事情。有人故意在边境居民中散布谣言，说苏德两国即将爆发战争。最早的情报是1941年4月9日获得的。显然，法西斯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边防军区的报告中也不止一次地这样说。例如，乌克兰边防军区1941年4月20日的报告中指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边防部队自4月10日至20曰的情报十分清楚地证实，德国司令部和当局，不仅在毗邻苏联的德国边境地带，而且还在匈牙利领土上，加紧准备战争。”^[18]
　　1941年5月初，法西斯帝国高级官员开始到边境地区视察德国军队。比如，5月5日至7日，希特勒由戈林^[19]和雷德尔^[20]陪同，在波罗的海观看了德国海军的演习，5月22日视察了东普鲁士的军队。
　　到1941年6月1日，陆军的动员和作战部署已经基本就绪。那时已在作最后的准备了。1941年6月1 —5日，德军武装力量的所有休假的军人皆被召回。
　　1941年6月6日，德军司令部向北路集团军下达命令，要它在6月13日进入对苏作战的出发阵地。6月13日，又发出补充命令，将此期限推迟到1941年6月18日。
　　各边境军区司令的详细报告，也为外交使团的报告所证实。比如，苏联驻巴黎和柏林的陆军武官И·А·苏斯洛帕罗夫^[21]和图皮柯夫^[22]将军，以及驻柏林的海军武官沃伦佐夫^[23]海军上将，都曾发来重要的情报。根据他们的报告，靠近前线的地带早在1941年5月底，就已部署了充足的兵员和技术装备。
　　苏联驻柏林使馆也经常把希特勒分子准备进攻苏联的情况报告给莫斯科，据苏联使馆工作人员В·别列日柯夫^[24]回忆，从3月以来，柏林全市即盛传希特勒正在准备进攻苏联。但所传的进攻日期却众说纷纭，似乎是有意乱我耳目：4月6日，4月20日，5月18日，最后说是6月22日——全都是星期日。所有这些警报信号，大使馆都及时报告给了莫斯科。到5月底，使馆为苏联政府编制了一份详尽的报告，基本结论是：德国对苏战争的实际准备业已完成，德国集结的部队和技术装备的规模之大显然是在准备一场战争，而不是对我国施加一般的政治压力。所以，正如使馆指出的，必须随时准备应付德国对苏联的进攻。然而斯大林对这个报告根本不加理睬。^[25]
　　苏联政府还从罗斯福那里得到了有关战争准备的极其重要的情报。例如，罗斯福从其德国内部的间谍机关得到了准确的情报，知道德军发动进攻的日期、主攻方向以及“巴巴罗萨计划”的几乎全部细节。这些情报都转交给了苏联驻美大使К·乌曼斯基。^[26]
　　1941年6月11日，国家安全机关向斯大林报告说，德国驻莫斯科使馆接到柏林的命令要他们准备在7天内撤离，并说使馆地下室里正在销毁档案文件。^[27]
　　现在人们知道，当时苏联军事侦察员里夏德·佐尔格也送来过十分重要的情报。他在1941年5月和6月都曾向莫斯科报告，既包括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确切日期，还包括入侵军队的数量、法西斯司令部的战略行动计划和德军的主攻方向。这些十分重要的情报都立即送交给斯大林。可是斯大林在报告上批的却是：“归档”，“存档”，而不予理睬。
　　1967年6月，《真理报》在一篇《她叫阿利塔》的文献性小说中，讲述了曾在德国境内进行活动的一个侦察小组，向莫斯科提供了有关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
　　1941年任红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28]元帅，在其《回忆与思考》^[29]一书中证实，当时总参谋部和军事侦察机关是晓得希特勒的计划的。朱可夫说，1941年3月20日，侦察局局长Ф·И·戈里科夫^[30]将军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极端重要的情报，其中叙述了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苏联时可能采取的几种方案。后来查明，这些方案反映了德军司令部制造“巴巴罗萨计划”的情况，其中之一实质上正好是这份计划的基本内容。报告中说：“在各种可能的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中，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种：……根据1941年2月……情报资料所定的方案三：‘……为了入侵苏联，组成三路集团军：由博克^[31]元帅指挥的第一集团军攻向彼得格勒；由伦德施泰特^[32]元帅指挥的第二集团军攻向莫斯科；由里布^[33]元帅指挥的第三集团军攻向基辅。入侵苏联的日期定为5月20日。”朱可夫书中写道，戈里科夫的报告中指出：“对苏联的军事行动，预料将于1941年5月15日至6月15日之间开始”。^[34]根据朱可夫提供的资料，1941年5月6日，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上将向斯大林提出了类似的报告。
　　诚然，格·康·朱可夫想要肯定Ф·И·戈里科夫和Н·Г·库兹涅佐夫^[35]似乎不仅把正确的情报，而且也把假的情报送给了斯大林，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荒唐和不负责任的意见，从而否定了一些重要的消息。例如，戈里科夫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报告后面写道：“一，根据上述言论和今春可能的作战方案，我认为发动对苏战争最可能的时间，是在战胜英国以后，或在德国缔结光荣的对英和约以后。二，关于今春对苏战争的不可避免的传说和文件，必须看作是英国甚至可能是德国情报机关散布的假情报。”库兹涅佐夫在给斯大林的一份报告的结尾写道：“我认为这些情况是不真实的，是专门用来试探苏联对此作出的反应的。”
　　可见，格·朱可夫企图使人觉得，戈里科夫和库兹涅佐夫欺骗了斯大林，而斯大林好象受骗了。但是，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朱可夫本人曾写道，1941年春天，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对战争日益临近并没有任何怀疑，但是未能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战争即将爆发。戈里科夫和库兹涅佐夫清楚地知道，这几个月来，斯大林盲目地相信战争可以避免，因此对于任何不同意见都不予理睬。他只愿意听到同他的错误想法一致的意见，而对于凡是想要报告真相，使他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他都蛮横地予以批驳。从朱可夫引述的报告的内容可以看出，戈里科夫和库兹涅佐夫认为他们所得到的情报有重大价值，想要引起斯大林的重视，纠正他的偏见。至于朱可夫引述的报告末尾的意见，那不过是防备斯大林万一大发雷霆的一种微妙的方法而已。
　　现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材料证明，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秘密反对希特勒的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伯爵就决定警告苏联政府，德国正在准备进攻苏联。他拜会了贝利亚的密友、斯大林的心腹、当时正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德大使杰卡诺索夫^[36]，并邀请他到德国大使馆参加宴会，进行会谈。参加宴会的有德国大使馆参赞黑尔克^[37]、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翻译巴甫洛夫^[38]，舒伦堡当他们的面要求杰卡诺索夫转告斯大林，希特勒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但是，斯大林同无视佐尔格、丘吉尔等人的警告一样，也不相信舒伦堡的警告。斯大林认为，德国大使的消息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种讹诈手段，想要苏联作出新的让步。
　　斯大林自己已经有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不仅听不得一切不符合他的想法的事实，而且采取一系列行动，表明他并不相信战争即将发生的传闻和消息。日本外务相松冈洋右^[39]离开莫斯科时发生的一个插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在他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道：“松冈洋右动身的时间耽搁了一个小时，后来举行了一个不寻常的仪式。看来，出乎日本人和俄国人意料之外，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出现在车站上，以一种异常亲密的态度向松冈洋右和在场的日本人表示了友好，并祝他们旅途愉快。然后斯大林大声问我来了没有，找到我之后，向我走来，用手臂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必须继续做朋友，你现在必须千方百计维持我们的友谊。’不一会儿，斯大林转向德国代理武官克莱勃斯^[40]上校，在弄清楚他是德国人之后对他说：‘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是朋友。’斯大林毫不犹豫地向克莱勃斯和我表示友好，故意引起在场的各界人士注意。”
　　1941年4月法西斯德国入侵南斯拉夫期间，苏联政府的态度同样也是十分错误和不体面的。早在1940年末和1941年初，德军在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各国政府完全同意下开进了，这些国家。在这期间，希特勒对南斯拉夫进一步施加压力。1941年3月，南斯拉夫首相斯维特科维奇^[41]在维也纳签字参加德、意、日三国条约。这一行动激怒了南斯拉夫人民。1941年3月27日，南斯拉夫爆发了群众起义，反对把南斯拉夫变为德国的附庸国。以西莫维奇^[42]将军为首的一部分爱国军官推翻了亲德政府。
　　苏联不仅承认了南斯拉夫新政府，而且在4月5日同这个政府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但条约签字不到二十四小时之后，德军就入侵南斯拉夫，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
　　但是斯大林并没有谴责德国入侵这个兄弟的斯拉夫国家的行径。德国对南斯拉夫宣战的消息也只登载在1941年4月7日《真理报》最后一版上，对德军狂轰滥炸贝尔格莱德的消息竟只字不提。此后苏联对德国占领南斯拉夫没有作出任何官方反应。后来事实表明，德南这场短促的战争只不过使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推迟了几个星期。不仅如此，苏联政府还决定关闭南斯拉夫、土耳其、比利时驻苏大使馆和代表团。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对德国的侵略行径表示认可和鼓励。
　　当然，大量德军群集我国边境，对西部边境各军区司令部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些军区的参谋部甚至知道驻扎在边境的德国部队的番号。边境各军区的司令员曾请求允许把部队开进靠近边境的防御地域，进入战斗准备。但是斯大林拒绝了这一请求。国防人民委员部、各工业人民委员部、各级军事建设机关的全部活动，并没有考虑到很快可能发生战争。这样一来，我国军队、我国工业部门不仅在心理上，而且在物质上，在实际工作中都没有战争准备。我军大多数部队仍是和平时期的编制，人员不足，缺乏技术兵器。许多坦克部队的兵器和人员不全，零件短缺，检修缓慢。此外，就在战前几个月，西部各军区开始了对坦克部队进行大规模改组工作。大家知道，苏联是最早建立机械化兵团（旅和军）的国家，但是对这种兵团在西班牙作战的经验却没有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我军机械化兵团的编制被取消了。只是由于德军在西欧成功地使用了强大的坦克兵团，总参谋部才于1940年开始着手组建新的机械化军、机械化师。但是，正如格·康·朱可夫所说的，这一工作进展缓慢。“斯大林对这个问题好象没有肯定的意见，摇摇摆摆。时间在流逝，直到1941年3月才决定组建我们所要求的二十个机械化军。”^[43]正如许多军事专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在边境地区，而且又是在如此险恶的局势下进行这样重大的改组，这是斯大林和军事领导机关的一个严重错误。结果，战争初期许多坦克部队没有坦克，甚至没有射击武器，许多坦克也没有车组成员。
　　1941年6月以前，部队的新式坦克还很少，大多数坦克制造厂继续生产旧式坦克。空军的情况也是如此。战争前夕我国空军中数量上占优势的还是旧式飞机，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的飞机，就其飞行技术性能而言，不如法西斯德国的同类型飞机。朱可夫写道：“新式飞机刚刚在生产，我们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一的空军部队重新装备了新式飞机……只有个别的兵团受过复杂条件下的飞行训练，而受过夜间飞行训练的飞行人员不超过百分之十五。空军领导机关大力抓了训练飞行人员掌握新式飞机的工作，而对于旧式飞机的战备工作则稍有放松。”^[44]
　　空军主帅А·诺维科夫^[45]在回忆录中也谈到上述情况。他说：“在三十年代中期以前，苏联空军的作战艺术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外国军事专家慕名而来参观我国空军的演习和联合演习，不是没有原因的。当然，我国的潜在敌人也没有虚度时光。我们知道他们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的目的是什么，对空军寄予什么希望。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相当明确而全面地谈到这个问题。很明显，军事冲突已不可避免，因此必须使我军（其中包括空军）对未来的战争有所准备。但是由于一系列原因，三十年代后期苏联空军的战斗演习和新技术装备开始落后了。西班牙战争后期，由于希特勒把最新式的空军技术兵器投入战争，我军的这一缺点就特别明显地表现岀来了。”^[46]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落后现象呢？А·诺维科夫列举了一系列原因。他认为，对在西班牙作战经验的分析缺乏批判的态度。同时，我军在哈勒欣河打败日军后产生了乐观情绪，对装备国产歼击机航空兵的现代化工作放慢了速度（亚·谢·雅科夫列夫^[47]也持同样的看法）。1940年已开始安排新式飞机的生产，但是这一工作进展缓慢，以米·莫·卡冈诺维奇为首的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是有责任的。生产新式飞机的任务没有决定下来，而旧式飞机在速度、发动机功率、武器装备和坚固性方面，都不如德国飞机。制造新式的空中雷达设备和地面雷达设备的任务、.制造在夜间和在复杂气象条件下导航设备的任务也没有决定下来。此外，对空军领导机关进行大规模镇压，也是使空军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如朱可夫所说的，战争前夕我们没有修建足够数量的机场。直到1941年2月联共（布）中央和苏联人民委员会议才批准修建机场的补充计划。计划规定在西部地区修建一百九十个新机场；同时开始重新装备旧机场，因为这些旧机场需要增加和加固供新式飞机起飞的跑道。这些工程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属建筑单位承担，并且立即在几乎所有机场进行施工，直到秋后才竣工。战争前夕所有这些机场的工程进入紧张施工阶段。与此同时，大部分军用飞机调到为数不多的民用机场。这些机场靠近边境，而且难以防御敌人的轰炸。
　　炮兵的发展也同样落后。统帅部没有足够的炮兵预备队。战争前夕我们未能把十个已着手组建的反坦克旅全部装备起来。据朱可夫证实，Г·И·库利克^[48]元帅作为斯大林在炮兵方面的主要助手，却未能经常使斯大林正确了解某些火炮和迫击炮的性能。例如，战争前夕总军械部对EM-13（“喀秋莎”）这种威力强大的火箭武器估计不足，直到1941年6月才决定成批生产。朱可夫认为，迫击炮的生产本来可以更多一些。
　　战争前夕，就军用物资仓库的地点布局问题通过了一个错误的决定。结果大量军用物资储备不是部署在大后方，而是在受到战争威胁的地区。边境地区的公路网和土路网也很不够用。
　　靠近边境的筑垒地域问题也需要谈一下。众所周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三十年代都非常重视构筑强大的防线，例如“马奇诺防线”和“曼纳海姆防线”。苏联在三十年代也同样沿西部边境构筑了绵延不断的筑垒地域。这一工程耗费了我国人民不少资金。
　　苏联总参谋部认为，虽然西部边境的一些新地区合并到苏联，但是主要防线仍然应当设在旧边界，因为这些地方已构筑有坚固的工事，并且地形熟悉。总参谋长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建议把西部边境各军区主力部队部署在旧的国境线一带，而在新解放的乌克兰西部、白俄罗斯西部各州和波罗的海沿岸只派出掩护部队，以便在苏联遭到入侵时保障我军主力展开。^[49]
　　鉴于敌军兵力庞大以及在决定性的战斗行动中具有机动性，正如我们现在认识到的，当时必须准备构筑第三条预备防线，例如，要在沿第聂伯河地区构筑此种工事。这样，我军就可以在这条预备防线逐步展开战略预备队。但斯大林却采取与此相反的措施。还在1940年就通过了一个决定，要求立即把西部各军区的部队调往新地区。尽管这些新地区还没有作好应有的各项防御措施，却部署了西部各军区的第一线部队，甚至包括尚在组建阶段的兵团。斯大林指示要在整个新边界构筑同旧边界一样强大的筑垒地域。工程虽然抓紧进行，但还没有建成战争就爆发了。据朱可夫证实，在新边界建成的钢筋混凝土工事约有两千五百个，其中一千个装备有要塞炮，其余一千五百个只装备了机枪。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Г·И·库利克、波·米·沙波什尼科夫和安·亚·日丹诺夫建议从旧筑垒地域拆下一部分火炮来装备新建筑垒地域。格·康·朱可夫和谢·康·铁木辛哥^[50]不同意这一建议，认为旧筑垒地域还有用处。于是把争论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同意库利克、沙波什尼科夫和日丹诺夫的意见，下令从次要地段拆除部分火炮。只是由于再次向斯大林报告之后，旧国境线上拆除武器的地段才得以保留部分火炮。这样一来，旧筑垒地域的防御能力就大大地削弱了。据某些军事指挥官证实，旧筑垒地域的某些工事甚至交给了集体农庄用作菜窖。另一方面，新筑垒地域也没有建成。结果无论新的还是旧的筑垒地域，在战争初期都未能有效地阻止德军的入侵。
　　类似这样的事实不胜枚举。例如，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总参谋部或是国防人民委员，或是各兵种的司令员，在1940—1941年都没有建立作战指挥所，以便对武装力量实施有效的指挥，能向部队下达司令部的指令，搜集和分析有关敌人的情报。战争爆发后，军事领导机关只能坐在和平时期的办公室进行指挥，这就使军事领导机关的工作遇到严重的困难。
　　虽说这是难以置信的，但事实是：配置在西部各军区的集团军，直到1941年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作战计划，防备德国可能对我国发动入侵。前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有一种追求无限的权力的欲望，他把军事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战争的情况下，即使个别人可能在极其关键的时刻伤亡，制度应当保证作战行动不能中断。但当时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制度。战争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是没有准备的。”库兹涅佐夫又说：“……我国的防御能力不单是，而且主要也不是取决于现有的部队、坦克、飞机的数量，而是取决于能否在必要的时候立即将部队投入战斗，有效地使用部队。备战不仅是储备技术兵器。为了打退可能的入侵，必须预先制订作战计划，并下达给各级指挥员。即便如此，也只是事情的开始。各级指挥员应当制订自己的作战文件，而且主要是要学会根据作战计划行动。这样做最需要的是时间。要知道同谁打仗？什么时候打？怎样打？
　　这些都不是无所谓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战争的整个进程。斯大林是否考虑过这些问题呢？要知道当时他不仅是党中央总书记，而且是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他当然考虑过这些问题。我认为他坚信战争不可避免，坚信战争一定在西部和东部爆发，所以边境到处都有筑垒地域，而且在1940年底到1941年初进行了高级军事将领的调动，这就说明在备战……做了许许多多工作。但到底还是忽视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工作：对战争没有做到常备不懈，而只有常备不懈部队才能担负起自己的使命。斯大林对于如何进行面临的这一场战争有自己的想法。他当时有一种病态的怀疑心理，因而对将来要执行他的计划的人保密。斯大林错误地估计了可能发生冲突的时间，认为还有足够的时间作准备。当历史的进程加快之后，对未来战争的想法和考虑也就来不及变成明确的战略设想和具体计划了。而这样的计划——准确的和深思熟虑的——在1939年—1941年是完全需要的，应当根据这种计划训练陆海军。”^[51]
　　毫无疑问，苏联对战争没有准备，这一点敌人是很清楚的，而且这只能鼓励侵略者。事情果然如此，1941年5月，德国军事当局卑鄙无耻地开始行动了。向我国边境推进的德军炮兵部队甚至没有采取认真的伪装措施。1941年5月和6月，希特勒匪徒每天明目张胆地试探我军防御体系。德国国防军和边防军的士兵几乎每天窜入苏联领土，向苏联边防军开火。据И·巴格拉米扬^[52]元帅所知，法西斯匪徒竟然如此猖獗，5月底德军飞机经常毫不受阻拦地飞临我国领土上空，拍摄边境沿线我方永备工事和作战工事体系。战争爆发前夕，事情发展到德军的一小队侦察机竟然在我方一个机场着陆。德军飞行员声称他们“迷失航向”，然后就被释放“回家”了。军区司令员М·П·基尔波诺斯^[53]上将请求莫斯科统帅部允许他们用警告火力阻拦德军飞机的行动，但他的意见立即被制止了：“你怎么啦，想要挑起战争吗？” 1941年担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员的空军主帅А·诺维科夫在回忆录中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说：“德军飞机越来越频繁地侵犯苏联边境的领空，但我们不能制止他们的飞行，因为战争爆发前不久，军区参谋部作战处长П·Г·吉霍米罗夫对我说过，不许把部队调到边境，甚至遇有德军飞机深入我方领空时，也不许对德军飞机开火。希特勒匪帮的飞行员可以不受惩罚，使我感到难堪。有一次，我的手伸向电话机，想要找歼击机飞行师师长，命令他立即把入侵者打下来，用以教训其他入侵的飞行员。但是纪律性很快就使我冷静下来了……
　　战争结束后，我曾有机会了解到一份有趣的文件。从文件中得知，我方许多机场，西部各州重要的军事、工业和交通运输目标，其中包括基辅、敖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港、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和其他城市的目标，第聂伯河、德涅斯特河和顿河的主要桥梁，都被希特勒匪徒拍摄了照片，编制成册。”^[54]
　　1941年6月14日苏联所有报纸登载的塔斯社消息，严重地影响了我军的战斗准备。现在大家都知道，就在这一天，希特勒同他的将军们举行了进攻苏联的最后一次军事会议。而塔斯社的消息却说：“据苏联所知，德国也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地信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规定的条款，因此，苏联各军区认为，关于德国意图撕毁条约，进攻苏联的谣言是毫无根据的。至于最近德国军队撤出巴尔干战役调到德国东部和东北部地区的行动，应当认为是另有原因的，与苏德关系无关。”塔斯社的这一声明更加松懈了我国人民和军队的警惕性。Л·М·桑达洛夫^[55]证实，6月中旬以前，日益忧虑不安的情绪不知怎的，一下子就被《真理报》上塔斯社的这一著名声明缓和下去了。一个有权威的国家机关的这种行动对军队的警惕性是不无影响的。这一声明使我军各级指挥员毫不怀疑，一定有某种自己尚不了解的原因才使得我国政府仍然确信苏联边境的安全。于是军官不再留宿军营，士兵不再和衣入睡了。^[56]
　　在临战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几个星期里，斯大林和他的谋士们的昏聩简直是史无前例的。那时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不断减少苏联境内德国公民的人数，几乎每天都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携带眷属离苏回国。尽管德国方面几乎完全中断执行贸易协定，但苏联的货物仍然继续源源不断地运往德国。战争爆发前不久，所有德国船只甚至不等卸完货物就驶离苏联港口。例如，战争爆发前夕，里加港停泊有二十多艘德国船只，只有几艘开始卸货，其他船只还没有把货装满，但到了 6月21日所有这些船只就急忙起锚离港了。里加港务局局长感到情况异常，冒着承担责任的风险，扣留了德国船只，立即向莫斯科报告，把当时的情况报告给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后者立即把这一情浣向斯大林报告。但是斯大林指示立即撤销不许德国船只出海的禁令。与此同时，苏联船只却没有得到任何指示，继续在德国港口卸货，到了 1941年6月22日，这些船只就作为战利品被俘虏了。^[57]
　　战争爆发前几天，国防人民委员又一次提醒斯大林德国可能发动入侵。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庸人自扰”。据И.巴格拉米扬元帅证实，到了 6月19日下午，国防人民委员部警告基辅军区司令部说，希特勒可能在最近几天内不宣而战，入侵我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却一反常态，没有下令边境沿线的部队，特别是空军，立即进入战斗准备。正如苏联元帅马利诺夫斯基^[58]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甚至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天内，边境地区的我军“继续按平时的方式进行训练：步兵师的火炮在炮兵的营地和靶场上，高射炮在靶场上，工兵器材在工兵的营地上。在战争威胁已经临近的情况下，这种严重错误等于犯罪。这是否可以避免的呢？可以避免，而且应该避免。”^[59]
　　А·维尔特^[60]在他所著的一本书中写道，1941年6月21日晚上，莫洛托夫召见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探询德国对苏联“不满”的原因。但是舒伦堡并不了解希特勒的最新计划，无法回答莫洛托夫提出的令人忧虑的问题。舒伦堡回到大使馆之后，等待他的是里宾特洛甫的指令：去见莫洛托夫，向他宣读一个声明。声明充满了希特勒习以为常的对苏联的谩骂。这实际上等于宣战。舒伦堡说，莫洛托夫一声不响地听完了，然后伤心地说：“这是战争。你认为我们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吗？”^[61]
　　据Р·马利诺夫斯基证实，各军区只是在21日夜间才收到密电，估计德国将于6月22日—23日对苏联发动进攻，要求各部队隐蔽地占领国境线上筑垒地域各发射点；将全部飞机分散到各野战机场；所有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军队应分散、伪装；防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以前，不得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至于如果敌人入侵我国领土，是否可以开火，对这个具体而明确的问题的回答是：不要理睬敌人的挑衅，也不要开火。这个指令还没有来得及下达到部队，因为6月22日拂晓法西斯军队就入侵了。^[62]
　　当然，战前最后的几个星期我军没有采取应变措施，对此要负责任的不仅是斯大林。克·叶·伏罗希洛夫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重大责任的。我军指挥员常常想起他在战前吹嘘我军战斗力的一些言过其实的声明和讲话。国防人民委员谢·铁木辛哥、情报部长Ф·戈里科夫、1941年上半年曾任总参谋长的格·康·朱可夫也同样负有重大责任。但是斯大林无疑要负主要责任。康·西蒙诺夫在他未发表的关于战争初期的情况的札记中公正地指出：“……如果说到战争的突然性和由此而使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损失的原因，那末这一切恰恰是从下面开始的：来自侦察员的情报和边防军的报告，作为各军区的战报和消息，又作为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报告，所有这些情况最后汇集到斯大林那里，然后应该由他、由他的坚定信心作出决定，只有他，只有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措施，才能防止我国面临的灾难。反过来，又从上而下，由他发出指示，通过国防人民委员部，通过总参谋部，通过各军区司令部一直到下面，都受到一种压力，一种行政的和精神的压力，这种压力终于使战争比在任何其它的情况下都来得更为突然了。”
　　实际情况和斯大林的行动是如此大相径庭，以致现在有许多人就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提出疑问。
　　但是，为什么斯大林在1941年甚至连最简单的预防措施都不采取呢？ Н·Г·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感觉到，在一种无形事实的压力下，斯大林在1941年初已了解到希特勒入侵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对战争不会马上发生的估计是错误的，而且看到我国武装力量和举国上下在战前的几个月对战争没有足够的准备之后，他就努力采取他认为可以推迟冲突发生的时间的一切措施，竭力使局势不让希特勒有任何借口发动进攻，挑起战争。”但是，库兹涅佐夫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库兹涅佐夫自己就在这段话的前面说过斯大林“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当然知道只有给侵略者以应有的回答——以突击回敬突击，才能使侵略者清醒过来！侵略者如果举起拳头，这就是说，也要给他回敬以拳头。”^[63]
　　当然，可以指出，除了关于德国准备对苏战争的消息外，莫斯科还得到不少其他各种消息。希特勒分子在1941年加紧散布流言，说什么德国军队在苏联边境集结，“这是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佯动，其目的是使人们不去注意德国正在对入侵英国作最后的准备。”^[64]希特勒利用全部宣传手段竭力给人以印象，他的主要目的是进攻英国。
　　Е·勒热夫斯卡娅^[65]在她的《柏林，1945年5月》一书中，列举了不少这种制造假情报的例子。比如，她指出这种活动是由戈培尔领导的。但是所有这些迷惑人的花招是不难识破的，尤其是有足够数量的其他材料和情报可以戳穿这些花招的。
　　许多军事领导人远不如斯大林消息灵通，但他们在战前的几个月也清楚地知道，苏联没有准备战争的时间了。他们知道，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会在任何一天爆发。在这个问题上，格·康·朱可夫表示应该由他自己和他的同事承担责任。他写道：“当战争危险日益临近时，我们这些军事将领，看来没有尽一切力量说服斯大林，使他相信苏德战争不可避免地要在最近爆发，因此必须将作战和动员计划规定的紧急措施付诸行动。”^[66]
　　但是，朱可夫言犹未尽。他没有说，正是斯大林在军队和全国所建立的专制制度妨碍了人们让斯大林了解局势并说服斯大林采取措施。他也没有说，在军事领导人中间有一些人冒着极大风险想让斯大林知道真实情况。但是斯大林已经不想听取理智的声音了。正如康·西蒙诺夫在他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历史的教训和作家的责任》中公正地写出的那样：“斯大林不仅要对自己顽固地不愿意考虑侦察员的重要情报负有责任，他对全国人民所犯的罪在于他造成一种极为有害的气氛，使得一些有权威的人掌握着确凿的材料，但却没肴可能向国家元首证明局势危急的程度，没有权力去采取足够的措施，防止这种危险局势的出现。”
　　许多事实谈到，斯大林在战前几个月的行动表明，他不仅不会分析他所得到的情报，而且在希特勒德国进攻面前惊慌失措。斯大林当时非常害怕同德国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他耽心苏联方面表现出来的任何警惕性，都会被希特勒分子利用来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但是他不明白，既然法西斯德国已决定对我国发动战争，那么它随时可以找到借口，或者无须任何借口。
　　但是，斯大林在1941年所犯的重大错误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说过，乃是专制和独裁政权的制度加上斯大林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和军事活动家的目光短浅。斯大林拥有无限的权力，但是他处理国事毫无深谋远虑，不善于预见未来，在对外政策方面他不仅是个不高明的策略家，而且是个很不高明的战略家。斯大林在制定我国对外政策的时候，象任何一个暴君和独裁者一样，不是从现实的全部条件和事实出发，而是从想象出发。例如，斯大林没有看到我军的全部弱点，而这支军队只是由于斯大林的罪戾而丧失了一些优秀将领。斯大林也没有看到当时我国城市和农村存在的许多困难，尤其是没有看到，也不了解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和统帅身上存在的局限性。结果是斯大林夸大了苏联的力量，因而寄希望于希特勒不敢进攻苏联。
　　当然，对德国来说，进攻苏联是一种冒险行动。希特勒本想在几星期之内，至少在冬季到来之前取得胜利，这更是冒险的打算。因此希特勒统帅部的作战计划没有考虑到第二梯队和刚刚动员组建起来的部队的问题。现在我们从德国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得知，当年德国军事工业的准备还不足以同苏联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希特勒的军队在一些战役中能够打败红军，但是不能征服整个苏联人民，同时也不能征服欧洲各国人民。既然法西斯德国甚至在1941年处于这样空前有利的情况下都吃了败仗，那末一旦苏联政府的领导变得比较理智，并且采取必要措施动员全国进行反击，在我国等待着侵略者的会是什么命运，那是可想而知的事。希特勒同样是个独裁者和暴君，他的行动也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从想象出发。希特勒由于在西欧取得了胜利而踌躇满志，他在1941年过高地估计了德军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对苏联人民的力量和苏联社会的巩固估计不足。希特勒认为苏联只不过是个泥足巨人，而且指望我国在战争初期失利之后就会象纸牌搭成的小房一样瓦解。希特勒是个典型的冒险家，我们在拟订对外政策时本应把希特勒的这种冒险主义作为最严重的因素加以考虑。可是斯大林在1941年没有充分考虑到希特勒的这种冒险主义。他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个冒险狂，不如说是个有理智的国务活动家。斯大林把自己的想象当作现实，因此他认为希特勒会是从分析实际的因素出发，而不会是从个人的幻想岀发。**这就是1941年斯大林和希特勒都失算的原因。斯大林有足够诡计在国内消灭他不喜欢的人，但是在我国处于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刻，他却没有足够的智慧、知识和能力很好地和正确地领导我们的国家。

四、斯大林作为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统帅

　　1941年斯大林对战争的战略形势的估计明显地失算了。由于斯大林的过错使苏联遭到希特勒德国的突然进攻，而我国军队没有能力进行反击，这一不容置疑的事实现在所有学派的历史学家都是承认的。
　　现在人们也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是在失去了一些优秀军事将领、有才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是被斯大林杀害的）的情况下，进行人类历史上这场最艰苦的战争的。
　　某些历史学家和战争回忆录的作者虽然承认上述事实，但他们仍然力图证明，如果说斯大林在战前的表现不是那么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战略家，那末在战争期间他表明了自己是个能干的、有经验的统帅。在这些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者看来，斯大林仿佛是个最优秀的最高统帅，而且苏联军队取得了对法西斯德国的历史性胜利，主要应归功于斯大林善于领导。类似这种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做法，比方说，恢复他作为一个统帅的名誉，在1967—1968年特别盛行（见安·格列奇科^[67]元帅、伊·科涅夫^[68]元帅、季·梅列茨科夫元帅、康·罗科索夫斯基元帅、С·М·什捷缅科^[69]大将的回忆录，Н·库兹涅佐夫的第二本回忆录），历史学博士Е·鲍尔京综述所有这些回忆录时写道：

　　“这些在军事领导机关中担任重要职务的高级将领所写的书，必然会常常涉及到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工作情况……。有几位方面军的司令员和一位副总参谋长在他们的回忆录中谈到，最高统帅经常倾听下属的意见，并且重视可靠的和有根据的意见；还说斯大林具有深远的战略目光，善于抓住主要的、决定性的东西，明确地规定部队的作战目标和主要方向。总之，在一些苏联将领的回忆录中，斯大林尽管性格复杂而矛盾，但他不失为一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70]

　　不难看出，Е·鲍尔京的评论首先是同尼·谢·赫鲁晓夫论战的，他不同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极其公正而尖锐地揭露关于斯大林的军事“天才”的神话那一段讲话。然而赫鲁晓夫在1956年所列举的事实不仅驳不倒，而且近十年来已为成百上千的材料所证实，其中大量的证明材料已发表在我国报刊上。因此，如果鲍尔京之流现在企图重新评价斯大林是一位统帅，那末这是难以如愿的。
　　目前历史科学所掌握的资料可以使我们甚至不用花很大力气，就可以彻底否定《共产党人》杂志评论员那套以假乱真的伎俩。
　　我们知道，在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情况下，他的名字已成为我国人民意识中的一种象征，但是这一象征现在好象已和它的实际体现者毫无关系了。苏联人民在战争期间处于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斯大林的名字和人民对他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了苏联人民，是赢得胜利的希望。不仅如此，按照对任何人个人迷信的逻辑，军事上的一切失败，必然归咎于其他将领的行动和背叛，而斯大林的名字总是和胜利连在一起。因此，许多当年高呼着斯大林的名字去作战的我军士兵和军官，现在很难改变对上次战争中与斯大林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事件的态度。
　　但是无情的事实毕竟使得历史学家去反对那种以为斯大林是一位杰出的统帅的各种幼稚的说法：仿佛只是由于斯大林的精明能干才保证了我们取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通过分析研究上次战争的资料、文件和回忆录，我们清楚地看到，斯大林实际上是个庸碌无能的统帅。当然，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在战争期间作出了不少正确的决定，对下级发出过不少正确的指示，他也经常采纳（往往是经过争论和僵持之后）自己的军事助手们提出的一些切实可行的好建议。但是斯大林个人的品质：态度粗暴、气量狭隘、对人傲慢、过分贪权、性好猜疑和官僚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会不在他作为统帅的工作中表现岀来。因此，斯大林在整个战争期间犯了大量错误，而我们的国家和军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不错，指挥这样极其复杂的战争而要不犯任何错误是不可能的。错误有各种各样，斯大林在战争期间的某些失算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斯大林所作的大量错误的决定是不可原谅的，不能不受到我国人民和历史的严厉谴责。
　　这里首先要谈一下苏联总参谋部拟订的总作战计划。对战争可能发生的时间不管国家领导人持什么意见，苏联总参谋部应该有一个可能同德国发生战争的作战计划（也应该有可能同日本、土耳其、甚至同英国和法国作战的计划）。这些计划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而且要做到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付诸实施。
　　长期以来苏联历史学家根本不知道苏联总参谋部的对德作战计划就其主要内容来说是个什么样的计划。在我国的回忆录文献和战史文献中，不久前出版的格·康·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才第一次谈到了这个作战计划的内容。

　　朱可夫写道：“还在1940年秋天，就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过一次重大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一旦遭到进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存在有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由一个不正确的论点造成的。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而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正是在白俄罗斯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结果不得不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就把原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第十九集团军全部和第十六集团军的许多部队转移到西部方向，加入西部方面军的编制，边改编边投入作战。毫无疑问，这个情况对于西部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是有影响的。这是因为1941年春天（2—4月）修改作战计划时，我们没有完全纠正这个错误。斯大林认为，希特勒匪徒在对苏战争中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矿区，以夺取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在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斯大林享有崇高的威望。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去怀疑斯大林的判断和他对形势的分析。斯大林的上述论断当然是有它的根据的，但是却没有估计到敌人对苏联发动闪击战的计划。”^[71]

　　正如朱可夫后来证实的那样，无视欧洲战争的经验，我们的作战计划是从旧的战争观念出发的。作战计划认为，战争将从规模不很大的边境交战开始，作战双方都不会使用主力投入战斗。只是几天之后（这是展开主力所需要的时间）才会开始决定性的交战。因此，谁也没有想到德国人会立即将主力投入作战。朱可夫写道：“1941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对于战争初期新的作战方法，实际上并没有加以充分考虑。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认为，象德国和苏联这样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还象从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之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在集中和展开主力所需的时间方面，法西斯德国的条件将和我们一样。事实上，兵力和条件相差都很悬殊。”^[72]可是，据朱可夫证实，甚至苏联总参谋部这个作战计划规定，一旦遭到战争威胁时必须：
　　——立即使全部武装力量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立即在全国进行军队动员；
　　——根据动员计划按战时编制扩充军队；等等。
　　这个计划只是在1941年6月21日夜间才由政府作出决定付诸实施，当时我们已不是遭到战争威胁，而是战争开始了。
　　历史学家在研究斯大林作为统帅的活动时，不能无视战前在斯大林积极参与下制订的方案所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一方案的主要依据是两条金科玉律：“我们的土地一寸也不给敌人”和“要在敌人领土上作战”。在这两条金科玉律的支配下，一些军事将领提出了在我国西部建立纵深防御的合理建议，但被斯大林否决了。针对可能发生战争而制定的战略计划，同斯大林提出过的一样，排除了敌人突破我方防御大举入侵苏联领土的可能性。因此在西部地区无论是工厂还是居民，都没有作可能要撤退的准备。作战阵地的前沿完全构筑在蜿蜒曲折的国境线上。这样就使我军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并且不利于我军利用天然屏障（涅曼河、阿弗古斯托夫运河等等）。因此，虽然我军用于保卫边境的兵力有十二个集团军，但用以击退德军集中对某一方向的进攻却显得太少了。^[73]
　　戈培尔在1941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俄国军队正好集中在边境上。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最好的情况。如果他们纵深配置，那对我们是非常危险的。”^[74]
　　德国著名军事史学家К·蒂佩尔斯基尔希^[75]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写道：“边境线向华沙方向成弧形状，造成对德军特别有利的条件。德军要在广阔的战线上展开进攻。这个集团军群应当以两翼的强大集团实施突击，消灭白俄罗斯境内的敌人，作为移动兵团突进至明斯克以南和以北，尽可能迅速地使用这些兵力去夺取斯摩棱斯克……“中央”集团军群遇到了铁木辛哥元帅指挥的兵力与我军大致相等的集群的抵抗。铁木辛哥的集群有三十六个步兵师，八个骑兵师，两个坦克师和九个摩托机械化旅的兵力，其中三分之二已调到比亚韦斯托克边境地区。《中央》集团军群利用边境的地形，在我军两翼各部署一个野战集团军，每一个集团军都各有一个坦克联队群配合行动。”^[76]
　　大家知道，还在三十年代初，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就已预见到，战争初期在敌人压力下苏联军队可能要暂时撤离边境。因此，所有各边境军区在亚基尔、乌博列维奇、布柳赫尔、扬·卡·别尔津的倡议和领导下，开始训练游击队和建立秘密游击队基地的工作，在培训干部和装备技术兵器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工作。但是，1937—1938年许多苏联军事将领被捕以后，为可能进行游击战争而创造条件的准备工作受到了指控，认为是一种暗害活动。秘密游击队基地的组织者被指控为“怀疑苏维埃国家的实力”，甚至被说成是“在苏军后方准备暗害活动”。已训练好的游击队被解散，游击战基地被取消。不仅如此，和平时期在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和经济机关工作的游击队和游击战基地的许多指挥员被作为“人民敌人”和“内奸”加以逮捕。^[77]
　　在战争发生后的最初几小时和几天之内，斯大林的行动是极其矛盾、混乱和张惶失措的。
　　不出所料，战争开始时我国处境极为不利，因为无论是陆军还是空军，都没有及时进入战斗准备状态。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生动地描述了战争发生的第一天夜里的情景。6月21日晚上国防人民委员得到的消息是如此令人忧虑，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没有一个人去睡觉。从22日凌晨3时17分起，莫斯科就接到了各个方面军和舰队关于遭到德国飞机空袭的报告。而斯大林在凌晨1时左右就入睡了，连他的保卫人员在战争的第一天夜里也熟睡了。只是在凌晨4时，朱可夫和铁木辛哥才决定去惊动“领袖”。

　　“国防人民委员命令我给斯大林打电话。”朱可夫回忆道。“电话打通了。但没有人接。我不断地要，终于听到了一位保卫部值班将军带着睡意的声音。我叫他请斯大林来接电话。三分钟以后，斯大林来到电话机旁。我向他报告了情况，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没有作声。我只听到他的呼吸声。
　　‘您听懂了我的意思吗？’
　　仍然是沉默。最后，斯大林才问道：
　　‘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
　　‘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
　　‘您同铁木辛哥到克里姆林宫来一趟。告诉波斯克列贝舍夫一声，让他请全体政治局委员来。’
　　4时30分，全体政治局委员已到齐。我和国防人民委员被请去办公室。斯大林脸色苍白，坐在桌旁，手里握着装满了烟草的烟斗。他说：
　　‘应当立即给德国大使馆打个电话。’
　　使馆答复说，大使冯·舒伦堡勋爵要求接见，他带来紧急通知。接见大使的事，指定由维·米·莫洛托夫负责。这吋，第一副总长尼·费·瓦图京^[78]转告我们，经过猛烈的炮击以后，德国陆军已在西部和西北方向许多地段向我进攻。过了不久，莫洛托夫匆匆走进办公室。
　　“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斯大林颓然坐下并且沉思起来。一阵长时间的难以忍受的沉寂。我大胆地打破了这种长时间沉默的局面，建议立即用各边境军区所有兵力猛烈还击突入的敌军，制止其继续前进。
　　‘不是制止，而是歼灭。’ ——铁木辛哥进一步明确说。
　　‘下命令吧。’斯大林说。
　　6月22日7时15分，给各军区发布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二号命令。”^[79]

　　这个得到斯大林同意的国防人民委员的命令特别指出：

　　“1）各部队应当以全部兵力和兵器猛烈还击敌人，并将其消灭于我方边境地区。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之前，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边境。
　　2）侦察机和战斗机应当查明敌空军和敌地面部队集群集结地点。轰炸机和强击机应以猛烈空袭消灭敌方机场上之飞机，轰炸敌人地面部队主要集群。空军应深入德国领土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实施突袭，轰炸肯尼格斯贝尔格和梅密尔。在没有接到特别指令之前，不得对芬兰和罗马尼亚领土进行空袭。”

　　1941年担任航空工业副人民委员的飞机总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在没有接到特别命令之前’禁止越过边境？为什么空军只能在德国领土一百至一百五十公里之内进行突袭？战争已经开始，而统帅部却不知道敌军行动是怎么一回事：偶然入侵？德国人犯了过错？还是挑衅？”^[80]
　　6月22日白天，根据斯大林的坚决主张，又向各方面军发布了第三号命令，要求我军转入反攻，击溃敌军，并向敌国领土挺进。“可是，我们还不确切地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以多少兵力对我实施突击。”朱可夫不以为然地对他的副总参谋长尼·瓦图京说：“天亮以前先把前线发生的情况弄清楚，然后再作出必要的决定，是不是好一些？”瓦图京回答说：“我同意您的观点，但事情是已经决定的了。"
　　据朱可夫证实，第三号命令引起了各方军司令员的激烈反对。这是完全有理由的。朱可夫写道：“统帅部规定反攻任务时，并不了解6月22日这一天告终时的实际情况。各方面军同样也不了解情况。统帅部作出自己的决定时，不是依据对实际情况的分析和可靠的判断，而是从一种不问军队能力但求积极行动的直感和愿望出发的。这种作法在武装斗争的重要时刻，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允许的……已杀施的反突击大多数组织得不好，因而没有达到目的。”^[81]
　　众所周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所作的内部报告中，向代表们谈到斯大林在战争的最初几天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据赫鲁晓夫证实，斯大林得悉我军遭受重创和溃败之后，认为已经彻底完蛋了，我们已无可挽回地失去列宁所创建的一切了。后来实际上斯大林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而且根本不予过问，只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去找他时说，应当毫不迟延地采取措施扭转前线的局势之后，他才重新领导作战。不仅所有的苏联元帅，而且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都岀席了苏共二十二大，但他们没有认为必须去更正赫鲁晓夫的讲话。
　　1966年春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举行的А·М·涅克里奇^[82]的《6月，1941年》一书的讨论会上，有人也谈到了斯大林在战争最初几天临阵脱逃的情况。然而，后来某些历史学家企图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轰动一时的消息进行反驳，但没有能够举出任何例证或文件。1968年末，亚·恰科夫斯基在他的纪事小说《围困》中相当详细地描述了斯大林在战争最初几天销声匿迹的一些情况。小说中所叙述的完全不是艺术构思。这一点读了小说之后就会知道。亚·恰科夫斯基在这个问题上是以铁木辛哥亲身目睹的事实以及一些无可辩驳的文件为依据的。同样明显的是，恰科夫斯基在发表这部小说之前，他是要把小说送交专门的军事检查机关审查的，而这个检查机关的职责也包括审查某些军事性的论点是否有根据。恰科夫斯基要告诉给自己的读者什么呢？他在描述战争的第一天时写道：

　　“深夜时分，斯大林和陪同他的几位政治局委员忽然来到伏龙芝街的国防人民委员部大楼。斯大林走进人民委员办公室时是镇静的，自信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在全国军事领导中心，他第一次具体感觉到现在面临的危险的规模。敌方坦克群企图以钳形攻势包围明斯克，看来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抗德军的前进，而同我方在敌人不断攻击下退却的部队的通讯联络，也受到了破坏……平常外表镇静、讲话和行动都很缓慢的斯大林这一次也忍不住了。他对人民委员部和总参的领导人作了愤怒的、无礼的斥责。然后，对谁也不看一眼，低着头，弓着背，走出大楼坐上汽车，到孔策沃他的别墅去了。
　　……没有人知道斯大林在以后几十个小时在想什么。没有人看到过他。他没有到克里姆林宫来。没有人在电话耳机里听到过他的声音。他任何人都没有召见。这几天里时刻等候他召见的那些人中间，也没有人敢不等召见就去见他……在那些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和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肩上，有关全国、有关前方的军事部署的实施的大大小小事情，立刻堆积了千万件。可是从早起一直到深夜忙着这些事的人，不只一次问自己：斯大林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他不说话？这个看来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人，在那长久而可怕的时间里究竟在做什么呢，想什么呢？这一点，只好猜测了……”^[83]

　　接着，亚·恰科夫斯基企图想象在战争开始最初几天里处于孤独状态的斯大林会想些什么。这种猜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恰科夫斯基企图给人以印象，斯大林不在的时候，领导作战的工作进行得正常。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斯大林严格集中权力的情况下，只有他一个人掌握领导国家和军队的许多最重要的纽带，以及拥有所需的情报和权力。无论是朱可夫、铁木辛哥、莫洛托夫，还是贝利亚，都没有必要的权力，也不能发布某些需要的命令。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在战争开始后的关键时刻，斯大林离开国家元首和党的领袖的岗位，是法西斯军队得以迅速地长驱直入苏联领土的一个重要的原因。^[84]
　　由于红军没有准备和缺乏应有的领导，希特勒匪徒向苏联发动进攻之后立即就取得了陆空主动权。蒂佩尔斯基尔希写道：“各集团军的进攻一开始就大为得手。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惊惶失措。南面布格河的所有渡口都未加破坏就落在德军手里。我两个坦克集群顺利地突破苏军边境防御之后迅即继续向东推进。6月24日，我第二坦克集群进抵斯洛尼莫地区，第三坦克集群进抵维尔纽斯地区。紧随而来的是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别洛斯托克（比亚韦斯托克）地区之敌企图向东撤退，冲出逐渐形成的包围圈。但担任进攻的我坦克集群在强大的空军支援下，在29日第四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在别洛斯托克以东地区合围之前，成功地阻止了苏军的后撤。在这两天的时间内，俄国人拚命向东和东南方向突围，企图冲出正在紧缩的包围圈。后来，俄国人的部队已精疲力竭，无力再战了。包围成功。7月1日这一地区的战斗已停止。同时，我军两个坦克集群则继续向东推进，对向东撤退并逃出别洛斯托克地区包围圈之敌实施包围。第二坦克集群于6月27日进抵明斯克南郊，与前一天攻克维尔纽斯后进抵北郊的第三坦克集群会合。这两个坦克集群形成新的包围圈，逐渐出现在明斯克以西和罗沃格鲁多克地区的俄国军队周围。德国步兵军从西面最后完成对俄国集团军群的包围。7月9日以前肃清了包围圈内之敌。7月11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战报说，敌我双方第一次在别洛斯托克和明斯克大战之后，我军俘虏了俄军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九十八人（其中有数名高级将领），坦克三千三百三十二辆，大炮一千八百零九门和其他许多战利品。”^[85]
　　现在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和将领都证明这是事实。苏联元帅米·扎哈罗夫^[86]证实，在战争发生后的最初几小时之内，敌人的空军就对边境各军区的机场进行了密集袭击，我空军遭受重大损失，西部特别军区损失尤为严重。22日中午以前我空军损失了一千二百架飞机（其中八百多架是在地面被击毁的）。

　　安·格列奇科证实：“在对我实施主要突击的狭长地段，敌人以其强大的第一梯队取得了在坦克、步兵和空军方面的绝对优势。这就使得德军得以利用优势兵力实施强大的首次突击，取得了主动权，然后随着部队从纵深开到之后对我实施逐个攻击。这种形势使我军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星期内不可能建立强大的突击集群，只能逐步地、缓慢地展开兵力。结果敌人得以在战争最初的三个星期使我军二十八个师失去作战能力，七十多个师的人员和技术兵器损失百分之五十以上。”^[87]
　　И·В·丘列涅夫^[88]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战争的最初几天我军未能建立和进行任何有组织的防御。战斗是分散进行的。由于掩护部队不是有组织地进入战斗，以致未能建立一条绵密防线，只能代之以单个的基地。”^[89]

　　尽管红军许多部队英勇地抵抗了侵略者，但仍然被迫向东退却，遭受重大损失。后来，斯大林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以后，对陆海军的领导虽然有所改进，但是我军面临的态势仍然是严重的。而且在1941年7月—8月这段时间，斯大林仍然张皇失措。
　　战争期间曾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和在几个方面军担任过最高统帅部代表的Н·Н·沃罗诺夫说：“在战争初期，我很少看见斯大林。他情绪低沉，脾气急躁，喜怒无常。他每次提出任务，都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而毫不考虑实际情况。我认为，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对已经开始的战争的规模和需要多少兵力、兵器才能够在广阔的战场上（从东部海岸到西部海岸）阻止入侵之敌，斯大林的估计是错误的。他经常推测敌人很快就会被打败。斯大林由于错误地估计了战争的规模，因而在最初一段时间内对建立强大的预备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90]
　　尽管法西斯军队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相当迅速地向前推进，但斯大林怎么也不愿意放弃要在敌人领土上作战的既定方针。因此之故，甚至当局势已发展到非实施退却不可的时候？斯大林也不允许实施退却作战。
　　比如，在西南方向强大的苏军集群之所以陷入包围，遭受重创，完全应由斯大林负责。
　　朱可夫证实，总参谋部分析了 8月初各个方面军面临的态势后认为，我军战线最薄弱的环节是中央方面军。德军可能利用这一弱点向西南方面军侧翼和后方实施突击。因此总参谋部建议从远东抽调十二至十五个师到中央方面军，把西南方面军撤过第聂伯河。这就意味着放弃基辅。从当时的战略形势看来，坚守基辅已不可能，而有组织地从基辅撤退则可以挽救军队和居民。斯大林听了这一建议之后大发雷霆。他说总参谋部的建议是胡说八道，并否决了这一建议。斯大林和梅赫利斯商量了四十分钟之后，就解除了朱可夫的总参谋长职务，任命他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但是，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的朱可夫仍然坚持自己的建议。后来决定建立布良斯克方面军，以掩护西南方向。但是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力量不足以承担它所担负的任务。朱可夫通过高频电话再一次向斯大林建议把西南方面军所有部队撤过第聂伯河。可是这一建议毫无结果。
　　斯大林说，他深信即使布良斯克方面军不能击溃敌军，无论如何也可以阻止他们前进。^[91]
　　大家知道，这种设想不是建立在深刻分析局势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也是不切实际的。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后，轻而易举地粉碎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抵抗。西南方面军所有主力部队遭到了德军从西面和东北就夹攻。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将军决定放弃基辅，在苏尔河地域组织防御。但斯大林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而且命令无论如何一定要坚守基辅和第聂伯河。
　　西南方向部队总司令谢·米·布琼尼元帅在9月这一段时间内也试图改变斯大林的决定。布琼尼在给最高统帅部的报告中强调指出：“西南方面军的撤退如果延误，将会使部队和大量物资遭受损失……”但是斯大林对布琼尼的这一紧急请求不予理睬。

　　И·巴格拉米扬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清楚地记得，9月13日夜间，我军陷入包围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显，方面军参谋长В·И·图皮柯夫将军准备了一份给最高统帅部新的报告，客观地说明了我军极其险恶的处境，直率地谈到，如果最高统帅部这一次仍然不允许撤退，那么统帅部应对成百万人的死亡负责。方面军司令员不敢在这份报告上签字，于是方面军参谋长就自己签发了这份报告。我不知道统帅部是否向斯大林汇报了这份报告。但是在复电中总参谋长毫无理由地指责图皮柯夫将军惊惶失措。其实第二天敌人就已切断了方面军同后方的最后的交通线了”^[92]。

　　结果基尔波诺斯将军的所有部队都在第聂伯河西岸被击溃了，司令部也被摧毁了。我军在南方的防御出现了一个巨大缺口，德军乘虚而入，占领了我国东部和南部的一些州。
　　战争开始后最初几个月之所以出现乱作一团的局面，也是与这一期间缺乏有良好组织的军事领导体制有关。曾任海军人民委员的Н·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写道：“只是在战争开始后才急急忙忙建立指挥作战的组织机构，其实这是早在和平时期就应建立的。1941年6月23日成立了以国防人民委员谢·康·铁木辛哥为首的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大本营，斯大林只是大本营的一个成员。7月10日成立了最高统帅部，7月19日，也就是战争开始后将近一个月，斯大林被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只是到了 8月8日，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大本营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斯大林从这时起担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93]
　　1941年7月— 9月苏德战场上的战斗结局是人所共知的。苏军虽然在前线的某些地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仍然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向东撤退数百公里。红军光是战死和被俘就损失了三百多万人（到1941年9月30日为止，德军损失了五十五万人）。^[94]
　　而且红军损失的都是正规部队，因此大伤元气。技术兵器的损失也是巨大的。红军损失了大部分坦克、火炮、飞机。虽然德军也遭受重大损失，但是1941年初德军在各个战场上仍然占有兵力优势。例如，在西部战线开始进攻莫斯科之前，敌人的兵力比苏军多一半，技术兵器多一至二倍。
　　德军于1941年9月30日对莫斯科发起总攻之后，众所周知，他们在一些地域突破了我方防线，在维亚兹马地区包围了我若干个集团军。敌人的机械化兵团和坦克兵团占领了奥廖尔、布良斯克、加里宁、卡卢加、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和其他许多城市。

　　亚·华西列夫斯基^[95]证实，“当时局势的全部复杂性就在于敌人突破莫斯科方向我军防御时，最高统帅部手中没有直接可供调动的战略预备队以掩护莫斯科。现有的预备队已用于加强西方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兵力，用于在西方方面军后方建立坚强的防御，最后还用于由于基辅附近西南战线我军处境困难而建立的所谓维亚兹马防线。而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不合理地组织了莫斯科方向的防御，使这一方向的态势变得更加复杂了。”^[96]

　　这样一来，斯大林又惊慌失措了。可以举出许多事例说明在1941年非常关键的时刻，斯大林如何给我军发布了内容混乱的、自相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根本不可能执行的指令。在莫斯科保卫战最艰苦的日子里，П·А·贝洛夫^[97]上将见过斯大林一次。贝洛夫回忆说：“在从前的岁月里，报纸上有许多关于斯大林的报道，说他是个坚定果断、洞察一切、无比英明的人。总之，不吝笔墨加以形容。1933年以后我就没有见过他。从那时起他的变化很大。现在我面前站着的是个身材不高，精神疲惫，面孔消瘦的人。这八年来他苍老多了，看上去老了二十岁。他的目光不象过去那样坚定果断，讲话的声音也缺乏信心。而更使我惊讶的是朱可夫的举动（他当时是西方方面军司令员）。他讲话毫不客气，简直是命令的口吻，给人的印象仿佛朱可夫在这儿是首长，而斯大林却觉得理应如此。有的时候斯大林甚至还流露出惊慌失措的神色。”^[98]
　　伊·斯·科涅夫元帅和朱可夫元帅也证实1941年10—11月斯大林指挥莫斯科战役时犯有严重错误。据他们说，德军的秋季攻势丝毫没有突然的因素。早在9月初，希特勒大本营就开始在莫斯科方向建立突击集群，准备发起进攻。9月15日，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被召往最高统帅部，斯大林要同他讨论军队建设的一般问题。后来讨论了设立库图佐夫勋章和苏沃洛夫勋章的问题。但是，如同科涅夫在回忆录中说的：“最高统帅在这次会议上没有和我讨论过方面军的任务，一点也没有提到要给方面军增加兵员和坦克，更没有谈到德军可能发动进攻的问题。总参谋部也没有提出今后的设想。”^[99]
　　众所周知，德军发动进攻后不几天，我西部战线就被突破了。10月4日拂晓，德军的强大坦克集群可能推进到西方方面军部队后方的危险已经出现。科涅夫通过高频电话向斯大林报告了西部战线的态势和若干个集团军有被包围的危险。斯大林听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同一天，科涅夫又一次同总参谋长波·米·沙波什尼科夫通话，后者说要把情况向斯大林报告。但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没有接到允许西方方面军的部队向格扎茨克防御地区退却的命令。结果第十九、二十、二十四、三十二集团军在维亚兹马地区被包围了（这些部队被包围后继续战斗，牵制了敌人进攻莫斯科的很大一部分兵力）。
　　10月底，德军的进攻被阻止住了。虽然德军向东推进很远,但他们没有能够包围和占领莫斯科。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朱可夫）的部队进行了休整，补充了预备队。德国统帅部也急忙调动突击部队向前线集中，并加强其战斗力。1941年11月初，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德军突击集团的集结接近完成，看来很快就会转入进攻。这时，斯大林命令先行对敌实施反突击，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朱可夫试图证明此时不宜实施反突击，理由是没有预备队，战线太长等等。斯大林生气地说：“关于反突击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晩就将计划下达。”^[100]
　　不出所料，西方方面军的反突击未能取得最高统帅部所预期的效果。据朱可夫说，相反，实施这次反突击使西方方面军损失了急需的预备队，而且给击退德军11月15日发动的进攻增加了困难。
　　还必须指出，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陷入慌乱期间，斯大林却急忙离开莫斯科，这无疑会使得局势更加混乱。
　　谁都知道，苏联人民及其军队终于在莫斯科的大门口把德军阻止住了，我军从受挫中恢复了元气。斯大林从惊慌失措中恢复常态之后，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也应当对下述情况给予斯大林正确评价：他在莫斯科附近要冲紧张战斗期间调集了一定数量的预备队，用于后来转入进攻；虽然当时所有重要的政府机关仍然留在古比雪夫和高尔基城，但1941年11月— 12月斯大林却在莫斯科，这在当时使部队对胜利増添了更大的信心。
　　苏联军队在莫斯科附近以及其他几个方向发起的冬季反攻，是红军战史上最英勇的篇章之一。
　　遗憾的是，在这期间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犯了不少极为严重的错误。斯大林显然过高估计了红军取得的初步胜利，而对德军抵抗的力量又估计不足。红军在数量上和技术兵器方面不如德军，但我军在莫斯科附近发起反攻后一个月，斯大林就指示红军在所有方向开始转入总攻。朱可夫1966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1942年1月5日晚……我被召到莫斯科讨论今后的作战计划……原来最高统帅打算除了西线各方面军实施反攻外，苏军在其他所有方向也要转入进攻，它的目的是消灭列宁格勒附近、莫斯科以西和我国南部地区的敌军……总攻计划非常庞大，但当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所需的兵员和技术兵器。
　　‘谁还想发言？’斯大林在总参谋长讲解了整个计划之后问道。我要求发言，我说，西线条件比较有利，敌人还没来得及恢复其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西线各方面军应当继续进攻。但是，为此必须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增加预备队，首先是增加坦克部队，否则难以完成预定的任务。至于我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和在西南方向发起进攻的间题，我们将要突破敌人顽强的防御，而没有强大的炮兵支援，就不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结果将会使部队疲惫不堪，遭受无谓的重大损失……
　　从斯大林在我报告时的插话看来，我知道决定早已作出，不会更改了。但是，在我报告之后，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01]也表示反对发起总攻。他的理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以保证各个方面军同时进攻所需的物质条件。斯大林在他讲话之后说：我同铁木辛哥商量过，他主张进攻。应当尽快消灭德寇，使之不能在春季发起进攻。
　　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支持斯大林的意见……没有人发言了。于是最高统帅用下面一句话结束了这次讨论：
　　‘好吧，那末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102]

　　不出所料，苏军在1942年1—2月发起的总攻以失败告终。
　　红军没能击溃德军任何一个主力集团。为了击溃德军主力集团而在主要方向进行的战役，没有达到目的。正如《伟大卫国战争简史》中所说的：“由于在所有主要方向错误地同时发起进攻，这就使最高统帅部把战略预备队分散使用了。统帅部掌握的九个集团军平均地分到各个方面军。结果在要围歼敌中央集团的主力而需要增加兵力时，统帅部手中却没有必要的预备队。”^[103]因此，即使西线红军完全有可能粉碎敌人的主力集团，但这一任务却因斯大林的错误决定而没能实现。
　　不仅如此，甚至当我军的冬季进攻实际上已经无能为力而必须立即转入防御的时候，斯大林却仍然主张继续进攻。西线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不止一次地报告和建议必须立即停止进攻和巩固已夺得的地区，但都被拒绝了。

　　朱可夫说：“1942年3月20日，最高统帅部又发出指令，要求我们竭力去完成原定的任务。但是，西线各方面军虽然补充了少量的部队，但兵力仍感不足。3月底到4月初，西线各方面军又一次试图完成要求粉碎尔热夫——奥列宁——维亚兹马集群的3月20日的指令，但这次又是毫无结果。春天的道路泥泞，使军队的行动和军队供应更加困难。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接受转向防御的建议。”^[104]

　　苏联各军由于1942年1—3月几次不成功的进攻性战役，到1942年春夏已极为疲惫。不能不肯定，这就是我们部队在1942年夏季受挫的原因之一。
　　但事情还不仅如此。
　　在艰难的冬季战斗结束后，双方都开始积极准备进行1942年春夏攻势。《伟大卫国战争简史》在谈到此问题时写道：“苏联领导毫不怀疑，希特勒军队在夏初要采取积极行动，以便使我们失去主动并对红军给予决定性的打击。在最高统帅部和总参谋部面前摆着这样的任务：及时地猜测敌人对1942年春夏攻势的打算并决定将要展开主要军事行动的战略方向……最高统帅部认为，夏季攻势开始后主要军事行动又会在莫斯科周围展开，正是在这个总方向上，法西斯将又一次企图给予决定性的打击……最高统帅部由于认为主要军事行动可能在西线展开，因此相应地把力量和战备集中起来。尽管我们的侦察机构（1942年3月中旬）汇报说敌人春季攻势的重心将在南方，但是统帅部还是尽一切力量加强中心地区，而不顾对南方（西南和南方两方面军）的损失。”^[105]
　　虽然斯大林在1942年春采纳了总参谋部认为1942年春季和夏季的主要作战方式应是战略防御的建议，但他不愿意放弃要在1942年春季结束战争的想法，仍然指示同时在几个方向开始局部的进攻战役。例如，斯大林指示在哈尔科夫和克里木地区实施进攻，可是德军在这些方向也准备向我发起进攻，而我军在这些地区没有展开进攻所必需的优势。
　　这些考虑不周而又缺乏充分准备的进攻战役的结局如何，已尽人皆知了。我军在刻赤半岛的进攻也没有展开。不仅如此，德军在5月初就转入进攻，而且击溃了刻赤半岛上的我军集群。克里木方面军在一个月的作战中损失了二十万人，以及几乎所有作战兵器和重型武器。后来这些重型武器被德军用来对付塞瓦斯托波尔我方守军。
　　苏联著名作家康·西蒙诺夫认为，虽然斯大林没有直接指挥刻赤半岛的作战行动，但这些战斗对于评价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是很有意义的。

　　“我想举一个战役为例。”西蒙诺夫在其未发表的一篇文章《历史的教训和作家的责任》中写道。“在这次战役中，进行战争的真正意义和由于军事上无知、而且出于1937年那种对人不信任的心理而提出的那些虚假的、口号式的观念有明显的矛盾。我现在说的是关于1941年冬季—1942年春季刻赤半岛事件可悲的回忆。七年以前，一位到过刻赤半岛前线的作家给我来信说：‘1942年我在刻赤半岛。我非常清楚这次可耻的失败的原因。这就是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梅赫利斯根本不信任集团军和方面军的司令员，他刚愎自用，独断专横……他禁止挖战壕，说是免得影响士兵们的进攻精神。他把重炮兵和各集团军的司令部推进到最前沿。三个集团军的兵力部署在十六公里长的战线上，一个师集结在只有六百至七百米长的战线上，我后来也从未在任何地方见过有这样密集的部队。结果是血肉横飞，葬身大海，全都毁灭了。这都是因为战线的指挥官是个疯子，而不是个统帅。’”
　　“写信人去过的这个地方，我也去过。”西蒙诺夫接着写道。“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他所用的形容词，但我同意他叙述的事情的实质。我现在提起这件事情，绝不是要再次说梅赫利斯的坏话，况且，梅赫利斯个人的英勇精神是无可指责的，而且他所作的一切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他深信自己是对的，正因为如此，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他在刻赤半岛上的活动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当时对情况毫不了解，但却认为，凡是主张阵地距离敌人一百米最合适，而距离五十米就不合适的人，都是胆小鬼。
　　他认为，凡是想要使军队起码不打败仗的人，是对打败仗大惊小怪。他认为，实事求是地估计敌人兵力的人，是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梅赫利斯本人虽然准备为祖国而献身，但他的表现却明显地说明他是37—38年那个时代的产物。
　　方面军的司令员（梅赫利斯作为统帅部代表派驻该方面军）虽说是个有学问和有经验的军人，但他也是37—38年那个时代的产物，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害怕承担全部责任，不敢用合理的决定反对'一味向前'的盲目强攻，不敢冒着风险把自己同梅赫利斯的争论提到统帅部去。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严峻的刻赤半岛事件之所以值得研究，是因为这些事件可以说是37—38年的两种后果造成的，一种表现在梅赫利斯身上，另一种表现在方面军司令员科兹洛夫^[106]身上。”

　　我军在哈尔科夫附近发起的进攻以完全失败告终。虽然苏军在进攻的最初几天成功地推进了几十公里，但未能巩固这一战果。非但如此，1942年5月17日德军转入进攻，苏军各集团军就面临被围的真正威胁。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向统帅部建议，立即停止哈尔科夫附近的进攻作战。但是斯大林同战线总司令谢·铁木辛哥商量以后，拒绝了这一建议，并命令继续进攻。5月18日晚，尼·谢·赫鲁晓夫又一次去见斯大林要求停止进攻。但斯大林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决定。只是在错过了时机很久以后，斯大林才下令停止进攻。但这时已不能扭转战争的态势了。两个多集团军的兵力被围，其中大部分被歼或被俘。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本来已感兵力不足，现在更是削弱了，因而不能制止随即在整个南方战线转入了进攻的德军的前进。
　　后来，由于红军的英勇抵抗，终于制止住敌人的前进，但这时已是1942年秋，而且是在俄国中部——奥尔忠尼启则市和斯大林格勒附近。我军经过浴血战斗消耗了敌人的大量兵力之后，于1942年11月转入进攻，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包围和消灭了几十万德军。这是卫国战争的伟大转折点。
　　但是，在苏军第二次冬季进攻期间，斯大林未能正确地估计敌我双方的条件和力量，未能及时停止进攻转入防御。只是1943年春我军打了一次大败仗之后，这才使斯大林能够较正确地了解苏德战场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
　　大家知道，敌人从北高加索和北顿河地区把部队调到顿巴斯纵深，在该地区组成了几个强大的集团军群，对红军进攻部队实施反击。但是斯大林错误地认为，德军已决定抽调主力渡过第聂伯河，就地加强防御。因此，尽管我军远离自己的补给基地和机场，燃料和弹药均感不足，斯大林却要求不能停止进攻，反而要求加紧进攻，不让敌人渡过第聂伯河。因此，强大的德国集团军群的进攻完全出乎我南方各个方面军意料之外。经过艰苦奋战之后，西南方面军的部队被迫渡过北顿涅茨河撤退，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部队再次被迫放弃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统帅部于是把手中掌握的预备队调到战线南部地域。但是这样却影响了西部方向我军攻势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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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说，我并不打算在本书中研究整个战争进程和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的全部活动。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结局是由许多因素形成的。尽管红军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挫折，但是战争却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和不可战胜的人民爱国主义的浪潮，千百万苏联人奋起保卫自己的祖国，共产党增加了数百万新党员。在战争的年代里每个党员对国家的命运的个人责任感空前提高了。由于过去进行镇压活动而日渐下降的党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在战争的年代里又提高了。号召和团结人民去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不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而是党。
　　在战争的环境下，许多党的、国家的和军事机关的干部在解决军事、经济和国家事务方面的问题时，有了更多的独立自主的权力。此外，党和军队从人民群众中间提拔了成千上万有才能的和忠于人民的领导者和将领。事件的进程本身迫使斯大林要依靠这一大批较年青和有才干的军事和政府干部。
　　尽管斯大林在战略上犯有错误，而且有许多时候不善于有效地指挥作战，但苏联人民及其军队伟大的爱国主义，苏军战士、军官、将领的丰富经验，乃是保证苏联取得对德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我们今天指出斯大林在战争年代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绝不是要贬低苏联人民所建立的伟大功勋，不是的，这一伟大功勋只是在斯大林时期被贬低了，而现在，历史的真实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苏联人民的功勋显得更伟大了。
　　当然，斯大林在战争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些东西。他工作很多（但有关斯大林的神话“工作”做得更多）。1943—1945年他对军队所下的指示是比较深思熟虑和比较正确的。但是，斯大林的这一进步和他的大多数将领比较起来，则是微不足道的。斯大林身为最高统帅，但就统帅这个词尚未过时的意义来说，他不是一个统帅，因为统帅这个词意味着在作战过程中要具体指挥军队。据格·康·朱可夫证实，斯大林对战争的策略问题很不理解，对集团军以下兵团一级的作战指挥也一无所知。至于所谓斯大林的“组织天才”主要表现在镇压活动使人胆战心惊。这种镇压活动（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即使在战争年代也没有停止。不仅在苏军退却时期，就是在进攻时期，斯大林一直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作战，他不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没有下过部队，更不用说去作战部队了。
　　С·С·比留佐夫^[107]元帅在其战争回忆录中写道：

　　“现在只要分析一下战争年代的事实，就会确信他（指斯大林——作者）是如何远离军队的。
　　斯大林是最高统帅，但军队从来没有在前线见到过他，他自己一次也没有在战场上露过面。此外，在战争初期最艰苦的时候，作战部队甚至没有见过有斯大林签署的作战文件。当时几乎所有这类文件都是由沙波什尼科夫‘受最高统帅委托'签署的。直到苏军开始不断取得胜利之后，才出现了有斯大林签字的命令。”^[108]
　　比留佐夫元帅在谈到战争年代苏军指挥员如何活动时写道，“不是斯大林给我们拿出现成的作战方法，指示我们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向敌人实施突击。这种突击计划是由许多人——高级和低级指挥员依靠集体的智慧制订的，由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思想激励下的全体苏联人民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英勇行动去执行的。”^[109]

　　由于斯大林同作战部队没有联系，使得我军即使在反攻胜利的年代里也往往处于困境；斯大林有时企图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方面军的司令员，这些建议既没有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又与方面军参谋部的建议相矛盾。
　　有些方面军司令部在紧迫的形势下往往自主地采取某种决定，而这些决定后来又归功于斯大林的天才。库尔斯克战役开始时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110]有许多决定后来都说成是斯大林作出的，其实是总参谋部采取和制订的，参加的人不仅有斯大林，而且还有各方面军和战线的司令员。

※　　　　　※　　　　　※

　　我在上面只是举了一些事实和例子，但足以对斯大林作为卫国战争的统帅的才能作出准确的评价。从许多方面来看，他不是一个好统帅，他热衷于作抽象的概括，对敌估计不足，对己估计过高。他远不是一个深谋远虑、行动果断的军事指挥员。他指挥作战从不考虑伤亡，不去设法而且不会尽量减少牺牲，对士兵的命运、普通苏联人的命运漠不关心。
　　我军在1941—1942年遭受严重失败的原因很多。1943—1944年我军取得许多辉煌胜利也有许多原因。战争初期斯大林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和统帅软弱无能、目光短浅，虽然不是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挫折的唯一主要原因，但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斯大林的“英明”指示远不是我军取得胜利的首要因素。所以某些军事历史学家大错特错了，他们对斯大林的评价是从显然错误的三段论法出发的，这就是卫国战争既然胜利结束，那末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自然就是一个好统帅。不是的，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们的国家和我国军队要是换一个领导人，法西斯侵略者就不会是在列宁格勒和库尔斯克被击溃，而会是在这些地区以西更远的地方，战争也不会是在1945年结束，而会更早一些，几百个城市和几百万个村庄也不会毁于战争。
　　谁都知道，苏联付出了二千万人的生命的代价取得了胜利，而德国在战场上和在国内的居民一共只损失了七百万人，只有我们的三分之一。苏联的全国财富，即社会的物质财富，在战争中损失了约百分之三十。^[111]当然，在论及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时，上述数字也是不能不考虑的。

※　　　　　※　　　　　※

　　最后，必须谈一下战争时期和战后初期对军事指挥员的镇压活动。
　　例如，战争初期在莫斯科和直接在战场上逮捕了不少负责的军事指挥员，其中被逮捕和处决的有：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Д·Г·巴甫洛夫^[112]将军，西班牙国内战争的著名参加者、方面军参谋长В·Е·克利莫夫斯基赫^[113]将军，Н·А·克利奇^[114]将军，作战部长В·Я·谢苗诺夫。被逮捕的还有第十四机械化军军长С·И·奥伯宁^[115]少将，他的罪名是他指挥的部队没有进入战争准备状态。第四集团军司令员柯罗勃科夫^[116]也被逮捕。现在所有这些被逮捕和被处决的军事指挥员都已恢复了名誉。看来，斯大林想通过这种非法镇压把自己愚蠢的战略失算诿过于人。^[117]
　　在战争发生的最初几个月中，许多在战场上牺牲的将领被宣布为叛国者，其中有В·Я·卡察洛夫^[118]中将、基里洛夫^[119]、波聂杰林^[120]将军等人。他们的家属被遣送出莫斯科。^[121]
　　战争开始的时候，惊慌失措的斯大林一会儿下令进行新的逮捕，一会儿又下令释放根据他的指示刚被逮捕的人。我已经说过，国防工业部长万尼科夫一度被捕，后被释放。类似这种情况的航空工业部副部长В·П·巴兰金^[122]的命运更为典型。

　　斯大林“默不作声地走进办公室。”亚·谢·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然后请沙胡林、杰明捷夫、日加列夫、彼得洛夫和我进去……大家对于从空中保卫莫斯科是否有把握没有信心，都在担心莫斯科的命运……斯大林在办公室里一再说：
　　‘现在没人了，没人可派了……人手不够……’
　　当斯大林说到人手不够的时候，杰明捷夫低声地对我说，
　　‘咱们替巴兰金说情吧。’
　　我点头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在谈话间歇的时候说，
　　‘斯大林同志，负责飞机发动机的副人民委员巴兰金被捕已有一个多月了。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坐牢，但我们不能想象他会是个敌人。现在我们人民委员部需要他，因为现在发动机制造工业的领导很不得力。请您审查一下这件案子，我们对他是没有怀疑的。’
　　‘是的，他已经被押四十来天了，什么供词也没有。也许他没有什么问题……这是非常可能的……这种事情是常有的……’斯大林回答说。
　　第二天，面容削瘦，剃光了头的巴兰金已经坐在人民委员部他原先的办公室里继续工作了……”^[123]

　　在战争的年代里，对突围归来的军人也进行了多次镇压和“清洗”。“锄奸”部门在作战部队以及在紧靠前线的后方所进行的镇压活动规模很大。当然，德国侦察部门和秘密警察向我国后方派遣了不少间谍，企图网罗和诱使我国人民背叛祖国。但是，“锄奸”部门有关破获敌方间谍机关、反苏分子的大量数字、有关消弭阴谋活动和背叛行为的大量事实的报告，始终使人觉得这些“揭发”中有许多都是臆造出来的。
　　镇压活动也在后方进行。例如，有一批哲学家（Ф·戈罗霍夫^[124]、И·М·库拉金等人）就是在战时被捕的，他们的罪名是“有失败情绪”。战争结束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当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分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党和苏维埃机关部分干部中间也进行了非法的镇压活动。有些人民委员部遭受了残酷的“清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1944年3月16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指责，是得到卡冈诺维奇和斯大林认可的。^[125]
　　应当特别谈一下斯大林对战俘的态度。看来，在战争的最初两年被德军俘虏的苏军指战员不下四百万人。在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军被俘的大部分指战员只是在身陷重围，弹尽粮绝，身负重伤，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才向敌人投降的。显然，红军许多大兵团被围和被俘的主要罪责首先应由斯大林本人承担。很有可能，正是由于意识到（尽管是下意识的）自己的过错才使斯大林为此不公正和残忍地对待战俘。大家知道，斯大林拒绝在关于俘虏的海牙公约上签字。因此，苏军战俘没能得到国际红十字会的任何帮助。许多苏军战俘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参加弗拉索夫^[126]的《俄国解放军团》。他们想用这种办法免于饿死，然后等待机会逃回苏军部队或游击队。
　　战争刚一结束，英美军队所在地区的战俘营来了几位负有特殊任务的军官，对苏军战俘宣读了一份正式文件，文件宣称，被俘指战员回国后不会受到迫害。但是这一诺言没有实现。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就在战俘中间进行大规模的镇压活动，把他们看作祖国的叛徒。在苏联北部、乌克兰、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集中营中，不少战争英雄，塞瓦斯托波尔、敖德萨、布列斯特的英勇保卫者，曾经关在伊达内克、奥斯维辛、茅特奥森、达豪和德国的其他战俘营的游击队员、蒙难者和斗争者，现在却和真正的叛徒同牢共命了。^[127]作家С·С·斯米尔诺夫所描述的坦克兵少校Н·С·特加丘克的命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多罗戈布日附近舍身突围时身负重伤，农庄庄员把他藏起来，给他治伤。健康刚一恢复，特加丘克就出发去东部战线找部队，被德军捉住后关在战俘营。1942年2月，他又一次逃跑，又被捉住。第三次逃跑成功，并和法国游击队取得联系。在以后的两年中他一直积极参加对德军作战。1945年1月，特加丘克又一次被俘，后来被英国从战俘营释放出来。他加入英国军队后，要求给他缝制一套苏军军服，在盟军部队中英勇作战。后来他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迎接击溃了东线敌军的苏联军队。但是，特加丘克回到祖国在战俘甄别集中营度过一年之后，又被逮捕并判处徒刑，对他的指控都是诬蔑和荒谬的。^[128]
　　有三个被俘的飞行员——А·卡拉彼扎恩、П·契库谢尔和В·莫斯卡列茨的遭遇也是同样命舛运蹇。他们于1944年劫夺了三架德国飞机，飞到了白俄罗斯的纳卢博克斯克森林的游击队基地降落。白俄罗斯解放后，这三位英雄被捕了，并被判处十年徒刑。^[129]
　　从俘虏营回国后于1945年被捕的还有：当年布列斯特保卫战的领导人之一加弗里洛夫^[130]，挪威集中营地下活动的参加者和领导人萨莫欣^[131]将军、诗人И·Е·科瓦列夫斯基^[132]、В·А·诺沃勃拉涅茨等人。类似这类难以理解的残忍不仁的例子不胜枚举。甚至被俘后遭到希特勒匪徒杀害的鞑靼优秀诗人穆萨·扎利尔^[133]在战后初期也被宣布为“人民敌人”。
　　不但如此，在战后的年代里，就是从未被俘的军事指挥员也受到镇压和迫害。例如，战争英雄、空军元帅С·А·胡贾科夫—汉费尼亚尼^[134]就是根据诬蔑不实的材料被捕的。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的还有：前海军副人民委员、海军工程学院院长、海军上将Л·М·加尔列利^[135]，海军总参谋长В·А·阿拉弗佐夫^[136]和他的副总参谋长Г·А·斯捷潘诺夫^[137]（海军上将加尔列利死于狱中，阿拉弗佐夫和斯捷潘诺夫于1953年恢复名誉，释放出狱）。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三位诚实地工作的海军上将被诬陷泄露空投鱼雷的秘密。这种指控毫无道理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这一秘密早已公开，这种鱼雷的图纸早在书亭公开出售。^[138]
　　空军元帅А·А·诺维科夫是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后被捕的。他是我国空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杰出组织者之一。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一批航空工业的干部和空军飞行员。他们被诬陷为缩减军用航空兵器的生产，把飞机制造厂转为大量生产日用消费品。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139]对这一“案件”也插了一手。瓦西里是个不学无术，行为粗野的酒鬼。战争开始时他才二十岁，大尉军衔，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他已获得了与他的功绩毫不相称的中将军衔，而且在战后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
　　格·康·朱可夫元帅失宠被黜，调离莫斯科。卫国战争的许多优秀将领的名字，比如，托尔布欣^[140]，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沃罗诺夫，瓦图京，切尔尼亚霍夫斯基^[141]，巴格拉米扬，科涅夫，马利诺夫斯基，在报刊上几乎完全看不见了。斯大林不愿意同他们分享自己的荣誉。
　　我在前几章里说过斯大林的极其卑劣的虚荣心，又一次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五、1944—1953年斯大林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

　　关于战前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对斯大林逝世前十年的对外政策的某些问题，也需要分析一下。
　　我们可以把这十年明确地划分为两个主要时期：1944年到 1947—48年和这以后到1953年。第一个时期仍然是战争期间形成的反希特勒同盟（尽管到了末期这一同盟已徒具形式了）。第二个时期这一同盟实际上已告瓦解，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国家集团，二者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进行着所谓的冷战。自然，苏联的对外政策在每一个时期都要解决不同的任务。
　　第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要确定作为世界革命运动的基地和中心的苏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和战后初期东方和西方各国的革命运动的态度。
　　其次，必须在新的条件下确定苏联对反希特勒同盟各国的态度，即首先要确定对美国和英国领导集团的态度。
　　无庸赘言，这些相互关系的发展当时往往背道而驰，因为符合世界革命运动过程的利益的东西，与英美帝国主义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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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以前，我国的政治书籍中经常有这样的论断：既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必然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欧洲大多数国家和亚洲许多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这不是毫无根据的断言。
　　我们现在回顾一下过去，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在整个欧洲大陆胜利的现实可能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后来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很明显，例如，如果苏德战场上1941年和1942年夏的战事不是苏联严重受挫的话，德国就不会在1941年12月对美国宣战。要是1942年苏联红军在英国还没有从受挫中恢复元气的时候就进入西欧，红军就不会只是解放波兰、捷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而且还会解放希腊和整个奥地利、整个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毫无疑问，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今夭欧洲的形势就迥然不同了。
　　然而事实却相反。苏军只是在1944年才越过苏联国境进入邻国境内，把这些国家从希特勒的蹂躏下解放出来。这时英国已从受挫中恢复元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美国也参加了对德、日作战，而且，在1944年以前，美国已建立了一部庞大而有良好装备的军事机器。英美军队早在1943年就已进入意大利境内，1944年6月在法国登陆。同年英国在德国境内登陆。这样一来，对苏联和民族解放运动来说，欧洲的形势比只在苏德战场上发生战事的情况更为复杂了。
　　大家知道，在苏军解放的国家，经过长期进行不同程度的革命改革，社会主义已取得了胜利。这些国家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大胜利。
　　在英美军队首先接替德国军队的西欧各国，进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处境变得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是非常强大的。在意大利这一运动至少比匈牙利强大，在法国比波兰强大，在希腊比罗马尼亚强大。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中领导运动的都是共产党人。
　　1944年8月德军已开始从法国撤退，有秩序地把军队调回德国本土。因此占领区的实际政权已转到民族抵抗运动组织的手中。8月下旬巴黎胜利地举行了武装起义之后，法国出现了有利于民族抵抗阵线掌握全国政权的形势，但是民族阵线不去组织而且也不打算在这短暂几夭有利的形势下组织自己的政府。这一有利的机会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戴高乐的部队在美国的帮助下很快就进入巴黎，于是已被全体同盟国承认为法国人民合法政府的戴高乐流亡政府取得了全国政权。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反对这些事件的进程，它支持戴高乐，并且帮助他迅速建立起联合政府，所有反法西斯的政党和组织的代表都参加了政府。参加戴高乐政府的还有共产党。
　　必然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抵抗运动的力量企图在1944年8月夺取政权，法国形势的发展是否会出现另一种情况呢？这一问题在1947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战后第一次会议上讨论过。与会的某些发言者，例如哥穆尔卡^[142]，指责了法国共产党当时犹豫不决。1952年对法共提出类似指责的有法共领导人之一安德烈·马尔蒂^[143]，他在战争期间实际上和Ш·狄昂^[144]一起在德国占领区领导“马基游击队”。^[145]
　　现在有一些历史学家也提出了这种指责，而且也指责了斯大林，因为据说斯大林在1944年没有向法共表示应当举行起义，相反，还不许法共把起义引向社会主义革命，以免在苏联与盟国之间的关系上，其中包括在波兰问题上，增添麻烦。
　　现在我们没有掌握足够的材料来支持这一指责。但问题很清楚，民族抵抗运动阵线坐失了取得政权的机会，这与斯大林的态度不无关系。厉史事实证明，这种可能性确实存在了好几天。戴高乐在回忆录中谈到，他当时也考虑过这种可能性。
　　正如苏联记者恩·亨利在其未发表的札记《战后时期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中公正地写的那样，1944年8月，无论是美国人或是英国人都不可能阻挠在巴黎成立民族阵线的政府，戴高乐当时也不敢在作战部队的后方法国本土上挑起内战。当时法国边境上还有强大的德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不愿意在自己的后方出现任何混乱的局面。
　　但是，尽管今天我们应当承认，1944年8月在法国错过了某些有利于革命的时机，但也难以同意这样一种论断：当时似乎失去了可以完全改变西欧战后历史唯一的和空前绝后的机会。应当坦率地说，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国和社会主义的意夫利最可能的机会，不是在1944年8月错过了的，而是在1941年和1942年德苏战场上进行夏季战役时就已错过了。
　　至于谈到1944年8月的情况，即使政权转到民族阵线手中，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个转变也不会是社会主义革命。在1944年的形势下只能建立民主统一战线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法国的民族阵线是几个政党的联盟，参加这一联盟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还有社会党人、激进党人、夭主教派、戴高乐派，当时民族阵线委员会主席是夭主教派皮杜尔^[146]。虽然共产党人在全国阵线的许多地方组织和武装力量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但是在全国阵线的各种中央机构中并没有占多数。因此全国阵线的政府就只能是个联合政府，而这个政府也就不可能不包括戴高乐政府的成员，因为后者已迁回法国，并且得到盟国的正式承认。这样一个联合政府的主席自然不可能是共产党人，而且只能邀请戴高乐担任这个政府的领导人。当然，共产党人在这样一个全国阵线的政府中的影响比在后来成立的戴高乐政府中会大得多。但是这种影响在当时也不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当然，如果1944年成立了全国阵线的政府，那末共产党人在政府中的作用会逐渐扩大，而最终会成为具有决定性的力量。不过，在当时法国的形势下，更有可能的是出现另一种演变。不要忘记，当时法国国内驻有一支庞大的英美军队，还有一支受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法国军队也在不断扩充。在政府的各个部门里资产阶级的政党、资产阶级的报纸和组织很快就恢复了活动。在当时的情况下大的工业企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实施国有化，共产党人不可能破坏战争年代形成的联盟和把政权的关键部门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战后的法国任何一个政府之能取得政权都不是依靠起义，而只是依靠全国普选。因此，很难指望法国大多数选民在1945和1946年会投票赞成共产党人执政。
　　因此，即使我们承认斯大林和多列士在1944年8月在对参加法国抵抗运动的法共党员的指示是错误的，我们也没有理由把这一错误看作是造成战后欧洲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错误。
　　1944—1945年，意大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更小。大家知道，意大利早在1943年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之后，就在王室的默许下，建立了一个由巴多格里奥^[147]元帅领导的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政府。这个政府已经对德宣战，并同在意大利南方登陆的英美军队协同作战。共产党的力量尚未壮大到能够取得政权的地步，它只能考虑参加反法西斯联合政府的问题。意大利共产党人正是这样作的。我们觉得；他们在大战即将结束的复杂形势下，找到了一条最正确的斗争道路。意大利共产党同社会党人一起，在法西斯专制国家的废墟上，取得了建立民主共和国、通过民主宪法的成果。在那些年代里，争取更大的成果要比丧失已有成果困难得多，因此没有理由去冒险。
　　希腊的形势更加复杂。在德军占领期间，那里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无论在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中，还是在人民民族解放军的领导中，共产党的影响都占压倒的优势。
　　另一方面，流亡的希腊君主政府，实际上根本没有参加反法西斯斗争。那是一个卖国的政客集团，他们指望主要依靠英美军队的帮助重返希腊。
　　苏军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胜利进军，迫使希特勒的司令部迅速撤走了驻守希腊的数师兵力。结果，很大一部分国土为解放军和解放阵线所控制。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和空降部队，虽然在雅典、比雷埃夫斯和帕特雷登陆，然而他们力量有限，只能控制所占城市附近的某些地区。当时成立的帕潘德里欧^[148]临时政府也有解放阵线的代表参加。然而，希腊不同于法国，那里不可能有民族抵抗委员会与戴高乐流亡政府之间那样的妥协（如同南斯拉夫不可能有那样的妥协一样）。无论英国人还是希腊反动派，都认为他们在希腊的主要任务，就是解除人民的武装，并且建立一支能成为资产阶级独裁制度支柱的“国民军”。在这种形势下，抵抗力量与反动势力之间必然要发生十分尖锐的冲突。1944年12月1日，解放阵线的代表退出帕潘德里欧政府，雅典全市举行了总罢工。英国的斯科比^[149]将军命令解放军部队撤出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而解放军则拒不执行英国人的命令，于是丘吉尔下令开枪。1944年12月5日，丘吉尔电斯科比将军称：“你应负责维持雅典的秩序，并且排除或歼灭迫近雅典的民族解放阵线和人民民族解放军的一切部队……你可酌情制定任何条例，以便严格管制街道或者围捕暴徒，有多少捉多少……在雅典，凡抗拒英国当局命令的武装暴徒，你皆应坚决向其开枪。当然，最好是你的指挥部能得到希腊当局的授权，从而加强权威性……但是，无论如何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立即行动起来，如同你处在一个已被征服但仍有局部叛乱的城市里一样。”^[150]
　　然而希腊共产党在全面展开的武装斗争中，却没有得到苏联的任何实际援助。斯大林从希腊召回了苏联军事使节。他过于拘泥地、并且在复杂条件下规规矩矩地遵守着他同丘吉尔的秘密口头协定：将希腊划入英国利益范围。当全世界都对英国人在希腊的行动表示愤慨时，苏联甚至没有给予希腊反法西斯人士以必要的道义上的支持。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英王陛下政府，尤其是为首的我，受到了猛烈的攻击……当时大多数美国报纸都猛烈地谴责我们的行动，说这种行动违背了他们为之参战的事业。……由斯退丁纽斯^[151]先生负责的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显然含有批评性的声明……英国也举国哗然。《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认为我们的政策是反动的，并加以谴责。然而斯大林却严格和忠实地遵守我们的十月协定，在雅典对共产党进行巷战的数星期中，《真理报》和《消息报》都始终不曾有一字的谴责。”^[152]丘吉尔在给其亲密助手艾登^[153]的信中也写了这样的话。1944年12月11日，正当希腊境内大肆兴师讨伐时，丘吉尔写道：“如今，我对斯大林有一种日益加深的好印象，就是他虽然受到很大的引诱，甚至很可能还感到压力，但仍能信守他和我们的协议，而不曾出来干涉希腊的事情。我相信，我们对他的影响将会加强，而且让苏联知道我们如何考虑问题，可以巩固他们的温和政策。”^[154]
　　解放阵线和解放军由于孤立无援，而且毫无得到援助的希望，不得已停止了武装斗争。双方订立了停战协定。于是希腊便成立了一个将解放阵线排除在外的反动政府。但这个政府奉行的政策激起希腊全国人民的愤慨，结果在数年之后再次导致起义乃至全面内战。这一次，希腊共产党人仍然没有从斯大林和苏联那里得到必要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关于1944—1947年苏联与亚洲人民解放运动的关系问题，现在还研究得不够。苏联在卫国战争中赢得胜利这一事实本身，对亚洲和非洲那些为摆脱殖民压迫而斗争的国家来说，便是一个巨大的支援。苏联人在粉碎法西斯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法西斯的垮台则为帝国主义整个殖民体系的覆灭创造了条件。
　　除去巨大的间接援助之外，苏联还向若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和物质援助。苏联军队不仅帮助北朝鲜赶走日本占领军，而且帮助北方的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取得胜利。在中国东北解放之后，苏联军队将被击溃的日本关东军的主要武器，全部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全境几乎都建立起人民政权。于是中国东北各省便成了最可靠的前哨和基地，使人民解放军得以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这对于中国推进民族民主革命和土地革命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
　　与此同时，不能不指出的是，斯大林在1945—1946年显然低估了中国人民解放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潜力。如今人们已经知道（根据英国、南斯拉夫以及中国的书刊），大战后不久，斯大林曾邀请中共代表到莫斯科，劝他们同蒋介石寻求某种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斯大林认为，人民解放军如果转而进攻蒋介石，则会促使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那就不能使共产党获得成功，反而使国际形势复杂起来。然而中共并没有同意斯大林的观点，没有听从他的劝阻。此后不久，在1948年，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之际，斯大林承认了他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潜力和前途估计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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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所考察的十年的第二阶段，大致是从1947—1948年开始的。这时，地球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亚洲和非洲的民族解放斗争继续迅速地开展着。在一些国家里，由于斗争是共产党领导的，终于产生了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民主国家。亚非的另一些国家，因为民族解放运动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激进、爱国的党派领导的，一般都建立了在国际政局中处于中间地位的独立的民族国家。
　　这些“不结盟”国家中，在1948—1953年间，有印度、印度尼西亚、锡兰、缅甸和埃及等。至于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在此期间都团结在美国周围，共同构成了帝国主义阵营。根据当时世界上几大势力的分野，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按照三条主线展开的。一条是苏联同欧亚两洲的年轻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另一条是苏联同亚非两洲新独立的国家的关系。第三条是苏联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现在我们就来逐一地探讨这三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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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最好是举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为例来说明。
　　我们都很清楚，在1947—1948—1953年间，苏联曾向东欧的年轻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在苏联人民的帮助下，这些国家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把全部土地交给了农民，所有工厂交给了工人阶级。这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强大的、所向披靡的群众运动。斯大林为这一运动的必然趋势所陶醉，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不对东欧各国发生的革命变革给予支援。然而斯大林不光是帮了忙，他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这些国家中真正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因为斯大林对苏联同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作了许多歪曲，某些后果我们至今还能感到。用恩斯特·亨利恰当的定义来说，斯大林对欧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政策，不妨称作“社会主义的”沙皇制。斯大林认为新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是他的仆从，应该在国内外政策上绝对服从他。斯大林如同一个有统治权的邦君，认为扩大社会主义阵营就是扩大他个人的领地。如果斯大林主观上觉得某一国家的利益，甚至苏联的国家利益，同他的虚荣心发生矛盾的话，那么他毫不迟疑地要满足个人的欲望。斯大林以社会主义阵营的全权主人和最高裁判自命，粗暴地干涉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把完全错误的、墨守陈规的决定强加于人。斯大林常常不考虑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特点，不考虑它们的特殊利益和需要。这样一来，他的作法就不是使这些国家变成独立的友好的同盟国，而是把它们当成了苏联的保护国。斯大林这一错误的、有害的政策，势必在人民民主国家各阶层中引起某种不满情绪。产生这种不满情绪的，不仅有对民族限制极其敏感的广大小资产阶级，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中，有许多人不愿意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重大问题上，都盲目服从莫斯科的命令。在所有共产党都大搞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条件下，东欧国家某些领导人的这种立场，必然同斯大林发生冲突。
　　在斯大林同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中，这种冲突发展得最尖锐，最严重。最说明问题的是，1945—1947年间，即“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以前，南斯拉夫曾被视为最先进的人民民主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正是南斯拉夫的反法西斯斗争开展得最广泛，共产党在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也最为明显。南斯拉夫一解放，便立即实行了在当时说来最深刻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工业企业国有化、肃清反革命、取缔崇拜帝国主义的集团和组织。可见，南斯拉夫一解放就建立起以人民民主国家为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因为南斯拉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在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以南斯拉夫领导人，无论在本国人民群众中，还是在所有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中，都享有很高的威信。
　　不言而喻，我们完全无意在这里断言，铁托对国内外政策的所有意见和措施，无一例外，全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即关于南斯拉夫国内外政策的性质问题，很大，很复杂，已经超出了本书所研究的范围。但是应该说，最使斯大林恼怒，使他无法忍受的，并不是铁托及其战友确实犯过的或者纯属子虚的那些错误。使斯大林怒不可遏的是，铁托威信日高，而且他对斯大林就南斯拉夫政治经济建设问题所提的建议和意见，不愿意俯首贴耳地一律照办。南斯拉夫领导人这种尽量独立解决内政外交许多问题的努力——而且不总是以苏联为样版——终于导致苏南关系的破裂，这是应由斯大林负主要责任的破裂。
　　于是铁托政府和南共领导，被宣称为“托洛茨基—布哈林暗杀集团”、“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此后数年内，世界各国共产党报刊，都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对铁托等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肆无忌惮的诬蔑。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被宣称实行法西斯专政，被视为英美侦探机关和反共宣传的中心。同南斯拉夫的经济关系全部断绝了。苏联军队推进到南斯拉夫边界。苏联报刊上竟然直接号召南斯拉夫进行国内战争。
　　在同南斯拉夫破裂之后，几乎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都推行了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实行集体化和工业化的政策。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忽视某一具体国家对实行改造的条件是否成熟，也不顾各国发展的具体条件和待点。许多人民民主国家不是创造性地运用苏联经验，而是生搬硬套。结果，有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者物质生活水平下降，无论人民群众还是党员，不满情绪都有所增长。然而斯大林及唯其马首是瞻的人，如拉科西^[155]、贝鲁特^[156]、契尔文科夫^[157]、霍查^[158]，却在1948—1952年间以大规模镇压来答复批评。当时又重新提岀斯大林的一个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随着社会主义日益巩固和发展，阶级斗争也日益激烈。还根据这一理论杜撰了一种说法，认为在所有人民民主国家中，都产生了由贝尔格莱德、华盛顿和伦敦领导的亲铁托的反革命秘密组织。
　　在1948年以及此后数年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捷克和阿尔巴尼亚各国，显然是在苏联侦察机关的领导和“技术”指导下，都逮捕了一批“人民敌人”，据说是在共产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层中发现的。然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表演了一场对“人民敌人”的“公开的”政治审讯案，这显然是袭用了我国1936—1938年搞的那些非法的政治审讯案件。
　　人民民主国家的大多数被告，由于受过刑讯，出庭时都乖乖地“承认”犯了那些他们根本就没犯过的极其严重的、耸人听闻的罪行。^[159]例如拉伊克·拉斯洛^[160]，原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外交和内务部部长、工人运动的老资格的著名活动家、匈牙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他“招认”自己是霍尔蒂^[161]法西斯侦探局派的奸细，说他自1931年以来向警察局出卖过二百多个共产党员，说他同时为南斯拉夫和英国两国的侦探局服务，还说他根本不是匈牙利籍犹太人，而是德国人，等等。人们从这些供词中感到，此案有斯大林侦察机关中经验丰富的暴虐狂插手。
　　保加利亚在挑衅性的诉讼案中，也搞了这种假供词。值得一提的是保加利亚主要被告人特拉伊乔·科斯托夫^[162]在法庭上的英勇表现，他完全否认了向他提出的指控。检察长见无法迫使科斯托夫“承认”自己有罪，便要求中断审讯，而开始宣读科斯托夫预审时招的供词，据说那是他亲手签字的。这些伪造的材料宣读了三个小时，然后法庭便转而审问其他被告人，虽然科斯托夫在回答问题时拒不承认所读口供是真实可靠的。科斯托夫不管审讯案组织者施展什么诡计，在最后答辩时仍然尽力揭穿此案侦讯的内幕和这出可耻的审讯丑剧。
　　波兰则对一起“间谍破坏组织”案，搞了一次公开的政治审讯，说该组织是在波兰军队中进行活动的。以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163]为首的波兰人民军的一些要人都受审了。（在斯彼哈尔斯基解职之后，苏联元帅康·罗科索夫斯基却出人意料地被任命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陆军部长。）
　　1949—1952年间，捷克逮捕了捷共和人民政府中的许多要人。象弗·克列门蒂斯^[164]、古斯塔夫·胡萨克^[165]、约·斯姆尔科夫斯基^[166]、埃·戈尔德斯图克^[167]、玛丽亚·什维尔莫娃^[168]、约瑟夫·戈尔德曼、埃·列勃尔^[169]、А·伦敦^[170]等重要干部全都身陷囹圄。捷克人民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斯沃博达^[171]将军，被解除一切国家职务，下放农村去担任农业劳动组合主席。
　　这些镇压措施，有许多都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在克·哥特瓦尔德^[172]知情的情况下搞的。捷共中央领导干部之一安东宁·诺沃提尼^[173]和捷共中央总书记卢道夫·斯兰斯基^[174]，都曾多次积极参加镇压的准备工作。但是到五十年代初，连斯兰斯基本人也被捕了，于是捷克又就“斯兰斯基案件”搞了一次挑衅性的审讯案。
　　1968年捷克报刊发表了许多材料，相当全面地揭露了这一审讯案划策和进行的内幕，从而也使人明白了其他同类审讯的内幕。譬如，1968年春，布拉格发表了捷克前外贸部副部长埃夫任·列勃尔的几篇文章，此人于1949年被捕，是斯兰斯基一案的被告人（埃·列勃尔在1931年加入捷共，已于1963年彻底平反）。
　　另一位幸存的涉案人员А·伦敦，在其著作（《坦白》，1969年巴黎版）中，特别详尽地叙述了“斯兰斯基审讯案”是如何在苏联保安机关协助下准备和进行的。据А·伦敦证实，苏联保安机关在准备斯兰斯基诉讼案过程中，还收集了“备用性的”材料，都是污蔑雅克·杜克洛^[175]、路易吉·隆戈^[176]和莱蒙德·茹奥^[177]等西方共产党著名活动家的、有损于他们威信的材料。
　　同我国一样，各人民民主国家搞的“公开的”政治审讯案，造成一种普遍的变态心理，掀起了一股肃清间谍的狂热，致使这些国家的许多党内外人士无辜被捕。比如，1953年时，匈牙利的监狱和集中营囚禁着十五万多政治犯，其中有许多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工会干部。
　　据捷克报刊1968年披露，自1948年至1952年底，捷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有两万五千多人被枪决或者瘐死狱中，其中多数是无辜的。
　　那时捷克政治犯的总数超过十万人，几乎全是由于被诬告而入狱的。当时坐牢的有许多是人民民主国家的著名国务活动家，如波兰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弗·哥穆尔卡、波兰工人党著名活动家泽·克利什科^[178]、匈牙利劳动党中央书记扬·卡达尔^[179]和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其他著名活动家。在罗马尼亚，被捕并牺牲的有共产党秘密活动时期的总书记和颠覆行动组织者安东内斯库·帕特拉什卡努^[180]、部长会议副主席瓦·卢加^[181]、外交部长及国际共运著名活动家安娜·波克尔^[182]等。在阿尔巴尼亚，枪决了中央书记科奇·佐泽^[183]。人民民主国家这些违反法制的行为，只对帝国主义有利，举例来说，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就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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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战后年代里，斯大林不仅是对人民民主国家努力推行“社会主义沙皇制”的政策。他还想重新完全支配欧洲和北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政策。关于这一点，陶里亚蒂证实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赋予工人运动的那股革新的巨大推动力……在大战以后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那种企图在伪装下恢复集中领导的国际紐织的作法是错误的，那样的组织过去之所以解散，正是为了确认每个党在争取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中都有独立发展的必要。那是一个停滞不前的时期，假如不是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给予公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决定性打击，假如会上没去探讨那些不能再拖延、再掩饰的重大问题并且以新的方式予以正确解决的话，那么停滞不前就会变成顽固不化了。”^[184]
　　Б·М·莱勃松和К·К·什利尼指出，大战结束后不久，我们以及其他共产党的报刊上，一提起西方国家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袖来，就说他们是美帝国主义的奴仆，似乎是把自己的党变成了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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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大林在评价亚非1945—1952年出现的新兴民族国家的性质和本质的问题上，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这些国家与中国、北朝鲜不同，不是由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政党领导，而是由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个党派领导的。
　　斯大林根本不去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和附属国的资产阶级，就宣称资产阶级如今已经抛弃民族独立的旗帜，似乎只有共产党人才能高举这面旗帜前进了。斯大林不承认不结盟的，中立的国家。他认为不结盟国家的章程是虚伪的，骗人的。亚非各国人民第二次大战后在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下所取得的许多实际成就，都被说成骗局，说成当地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相勾结的结果。至于经过民族解放运动而产生的独立国家，如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等，我国报刊上把它们列入傀儡国家、徒有其名的主权国家一类。亚非国家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领袖，几乎全被我国报刊斥为帝国主义的买办和代理人。比如，说苏加诺^[185]是竭力想同帝国主义勾结的人物。我们报刊上称尼赫鲁^[186]不过是个“帝国主义的走狗”。关于印度国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人莫·甘地^[187]，苏联大百科全书第十卷里介绍说：“甘地在发展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反映了印度大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卖国立场。他们这些人同帝国主义分子联合起来反对人民，把本国人民视为主要的敌人……等等。”由这些话得出的结论是：甘地“巧妙地把自己打扮成拥护印度独立、反对英国的人”。这里几乎是只字不提甘地积极参加印度的独立斗争，不提他同群众的联系，不提他在英国监狱里度过了漫长岁月，也不提斗争终于使印度赢得了独立，而国大党在斗争中起了主要作用。
　　斯大林在评价亚非国家的民族领袖和民族资产阶级时所犯的严重错误，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盛行的条件下，使得许多亚洲国家的共产党也在策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斯大林一直认为许多亚洲国家的独立是虚假的，其民族资产阶级是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代理人，所以他同毛泽东一起（这个时期，中国领导人也开始在亚洲各国共产党制定斗争策略中起积极的作用），把举行武装起义和按照中国方式开展农民武装游击斗争这种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强加于亚洲的许多共产党。
　　譬如，在刚刚获得独立的缅甸，便开始搞反政府的起义，并且建立了解放区。但起义失败了。1948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袖穆索^[188]主张停止同民族资产阶级和苏加诺合作。在爪哇岛上举行了起义，结果失败，致使以穆索和沙里佛丁^[189]为首的二百多个党的领导人被处死。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武装游击斗争也失败了。连日本也在1950年宣称革命形势已经到来，并且采取了建立军事行动队和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由于采取这一冒险主义方针，日本共产党的影响大大削弱，失去了大多数选票。只有越南的武装游击斗争得到顺利的发展，终于击溃了法帝国主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但这不仅是因为它离中国近，而且因为越南在1945年之后依旧是法国的殖民地，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徒有其表的主权国家，傀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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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苏联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斯大林从1947—1948年起奉行了一条十分生硬的方针，那时和平共处还不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任务。斯大林的对德政策，可以说是这一生硬政策在西方最突出的例子，尤其是把欧洲形势搞得极为紧张的所谓柏林危机。在东方，持续数年之久的残酷流血的朝鲜战争也把形势弄得十分紧张。在这两种情况下，苏联及其盟国都不得不退到原来的阵地。从形式上看，斗争的结果是“平局”，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结局对苏联的敌人更为有利。恩·亨利在其随笔中说得对：“倘以为朝鲜战争的结局是未分胜负，那是完全错误的。事实是这场战争在当时帮了杜鲁门^[190]的忙，使他得以挑动全世界摇摆不定的人都来反对我们，并且大大损害了苏联在第二次大战中赢得的道义上的威信。”
　　当然，外交政策上的某些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因为很难事先就预见到敌人的一切行动。无论柏林危机，还是朝鲜战争，都是斯大林搞的一种战斗侦察。这些事件向两大阵营显示了一条界线，不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就不能逾越的一条界线，但全面战争是苏美两方都认为不可取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侦察是必要的，有利的。不过只有当历史学家掌握大量文件资料时，才能比较确切地回答：1948—1952年间搞战斗侦察是否明智，那个时期有没有可能采用比较安全，牺牲较小的侦察方式。

^[1]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3卷第95—96页。

^[2] 格奥尔基·亚历山德罗维奇·阿斯塔赫夫（Георг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стахов，1896年12月29日——1942年2月14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8—1920年任罗斯塔通讯社驻柏林雇员。1920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28年5—11月任苏联驻也门外交代表。1938—1939年任苏联驻德国代办，期间参与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0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1942年病逝于流放地。1957年平反。

^[3] 卡尔·史努烈（Karl Schnurre，1898年11月24日——1990年9月29日），德国外交官和法学家。1928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35年加入纳粹党。1939年参与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二战结束后被捕。1947年获释，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证人出庭。战后在石油业工作。

^[4] 弗里茨—迪特洛夫·冯·德·舒伦堡（Fritz-Dietlof von der Schulenburg，1902年9月5日——1944年8月10日），1920年入伍。1932年加入纳粹党。1933年进入柯尼斯堡市政府。他是纳粹党左派。1937年任柏林副警察总监。1942年起参与反希特勒运动。他积极参与了“7·20政变”，并预定担任内政部长。政变失败后当场被捕。8月10日遇害。

^[5] 关于谈判的细节，见П·А·日林：《法西斯德国怎样准备进攻苏联》莫斯科1966年版。

^[6] 乌尔里希·弗里德里希·威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年4月30日——1946年10月16日），纳粹党主要领袖之一，1938年至1945年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长，二战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7] 见П·А·日林：《法西斯德国怎样准备进攻苏联》莫斯科1966年版第61页。

^[8] 见会议速记记录，莫斯科1939年版第8—10页。

^[9] 昂利·菲利普·贝诺尼·奥梅尔·若瑟夫·贝当（Henri Philippe Benoni Omer Joseph Pétain，1856年4月24日——1951年7月23日），法国元帅。纳粹德国入侵法国后，贝当于1940年5月18日出任副总理，几天后，贝当认为德军的攻势无法阻挡，力主投降。6月16日，贝当出任总理，并于6月22日向纳粹德国投降，然后又在7月11日出任维希法国国家元首。法国解放后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死于狱中。

^[10] 现在我们知道，在那几个月里，希特勒最怕的正是斯大林采取这样的行动。希特勒在后来的日记中直言不讳地说，1940年“我们的主要问题就是要使俄国尽可能推迟发动进攻的时间。我个人象怕恶梦一样，担心斯大林在我之前采取主动。”

^[11] 亚历山大·鲍里索维奇·恰科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Борисович Чаковский，1913年8月13日——1994年2月17日），苏联作家、战地记者。1941年加入联共（布）。1962—1991年任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书记。196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1—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4年逝世。

^[12]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Борис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апошников，1882年10月2日——1945年3月26日），1903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21—1925年任红军第一副参谋长。1925—192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27—1928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1928—1931年任红军总参谋长。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1—1932年任伏尔加军区司令。1932—1935年任伏龙芝军事学院政委兼教授。1937—1940年再次担任红军总参谋长。1937—194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0—1941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1—1942年再次担任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3年复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3—1945年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45年在莫斯科逝世。

^[13] 亚·恰科夫斯基：《围困》见《旗帜》杂志1968年第10期。

^[14] 卡尔·古斯塔夫·埃米尔·曼纳海姆（Карл Густав Эмиль Маннергейм，1867年6月4日——1951年1月28日），1887年入伍。曾参加日俄战争和一战。二月革命后反对临时政府，拥护君主制。1918年出任芬兰军队总司令，血腥镇压了芬兰革命。1918—1919年任芬兰临时总统。1933年被授予陆军元帅军衔。1939年出任芬兰陆军总司令，并取得苏芬战争的胜利。1944—1946年任芬兰总统。1946年因病辞职，先后移居瑞士、意大利和法国。1948年定居瑞士。1951年在瑞士逝世。

^[15] 连朱可夫这样的权威人士也可以证明这个估计是对的。他在《回忆与思考》一书中说：“战争爆发时，我国正处在武装力量改组、换装武器和重新训练，建立必要的已准备好后备力量的阶段。苏联人民不想战争，要力逼战争，因此把所有的力量用来实现和平的经济计划……从1939年至1941年中这段时间所进行的改造工作，旨在两三年后使苏联人民拥有一支杰出的军队。”

^[16] 见《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10期第33—39页。

^[17] 这里的材料引自《苏联边防部队。1939年—1941年6月》一书的前言，莫斯科1970年版。主编是季里雅莫夫将军。本书中的大部分文件和资料都是初次发表。前言的作者是历史学家А·И·尤赫特，Е·В·齐布尔斯基和А·И·楚贡诺夫。

^[18] 见《苏联边防部队。1939年—1941年6月》（文件汇编）莫斯科1970年版第360号文件。

^[19] 赫尔曼·威廉·戈林（Hermann Wilhelm Göring，1893年1月12日——1946年10月15日），纳粹战犯，1922年参加纳粹党，并任冲锋队领导。1923年参加啤酒馆暴动，失败后逃往奥地利。1927年回国，1928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32年任国会议长。纳粹党上台后，成为仅次于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第二号人物。1946年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在受刑前戈林服毒自杀。

^[20] 埃里希·约翰·阿尔伯特·雷德尔（Erich Johann Albert Raeder，1876年4月24日——1960年11月6日），1897年入伍。一战期间曾参加日德兰海战。1935—1943年任纳粹德国海军总司令。1939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1943年被迫退休。二战结束后被红军逮捕。1946年被判处无期徒刑。1955年获释。1960年去世。

^[21] 伊万·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帕罗夫（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Суслопаров，1897年10月19日——1974年12月16日），一战期间入伍。1917年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8年加入红军。1939—1940年任苏联驻巴黎武官。1942—1944年任红军西线第10军炮兵司令。1945年5月参与签署德国投降法案。卫国战争结束后在军事外交学院工作。1974年逝世。

^[22]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图皮柯夫（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Тупиков，1901年12月31日——1941年9月20日），1921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红军。1937—1939年任第33军参谋长。1939—1940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参谋长。1940—1941年任苏联驻柏林武官。1941年在波尔塔瓦壮烈牺牲。

^[23]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沃伦佐夫（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оронцов，1900年11月15日——1986年2月16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9年2—9月任太平洋舰队代理副总参谋长。1939—1941年任苏联海军驻德国武官。1941—1945年任苏联海军第1局（情报局）局长。1945—1946年任巴库海军预备学校校长。1947—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新闻委员会第一局副局长。1950—1952年任第2总局局长兼海军总参谋长。1952年起担任二线工作。1964年退休。

^[24] 瓦伦丁·米哈伊洛维奇·别列日柯夫（Валенти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Бережков，1916年7月2日——1998年11月20日），1939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0—1941年任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一秘。1943年作为斯大林的翻译参加了德黑兰会议。1979—1983年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1992年移居美国。199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逝世。

^[25] В·别列日柯夫：《出使柏林》莫斯科1966年版。

^[26] А·М·涅克里奇：《1941年6月22日》莫斯科1965年版第121页。

^[27] 《历史问题》杂志1965年第5期第27—28页。

^[28]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Георги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Жуков，1896年12月1日——1974年6月18日），1915年入伍。一战期间两次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内战期间曾参与察里津战役，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和安东诺夫叛乱。1938—1939年任白俄罗斯特种军区副司令。1939—1940年任第33军团司令，参与指挥了诺门坎战役。1940—1941年任基辅军区司令，参与解放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1941年1—7月任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5年任红军副总司令兼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1943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6年3—6月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司令兼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1946年6月被解除一切职务。1946—1948年任敖德萨军区司令。1948—1953年任乌拉尔军区司令。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3—195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5—195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57年6月参与镇压了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1957年10月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58年被勒令退休。

^[29]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69年版。

^[30] 菲利普·伊万诺维奇·戈里科夫（Филипп Иванович Голиков，1900年7月3日——1980年7月29日），1918年加入俄共（布）和红军。1940—1941年任红军主要情报局局长。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0军团司令、加里宁阵线第4突击军司令、布良斯克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部队司令、斯大林格勒阵线副司令。1943—1950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50—1956年任单独机械化军司令。1956—1958年任苏联陆军装甲部队军事学院院长。1958—1962年任苏联陆海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38—1946年、1954—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

^[31] 莫里茨·阿尔布雷希特·弗兰茨·弗里德里希·费多尔·冯·博克（Moritz Albrecht Franz Friedrich Fedor von Bock，1880年12月3日——1945年5月5日），1898年入伍。一战期间在西线作战，参加了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和春季攻势。一战结束后曾任德国国防军参谋长，反对卡普暴动。1933年支持纳粹党。二战期间曾参加比利时战役、荷兰战役、法国战役。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2年1—7月任B集团军群司令。1945年被英军空袭炸死。

^[32] 卡尔·鲁道夫·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Karl Rudolf Gerd von Rundstedt，1875年12月12日——1953年2月24日），1892年入伍。二战期间曾任南方军团司令、A集团军司令、西部阵线总司令。参加了波兰战役、法国战役、基辅战役、罗斯托夫战役、阿登攻势等。1945年3月退休。二战结束后被捕，但未被定罪。1949年获释。1953年逝世。

^[33] 威廉·里特·冯·里布（Wilhelm Ritter von Leeb，1876年9月5日——1956年4月29日），1895年入伍。1900年参加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战期间曾参与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战役。1919年参与镇压了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二战期间曾参与法国战役和苏联战役。1942年被解除一切职务。二战结束后被捕。1948年被判处3年徒刑。1956年逝世。

^[34]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莫斯科1969年版第248页。

^[35] 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Николай Герасимо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4年7月24日——1974年12月6日），生于德维纳河流域的麦德维德卡村（今属阿尔汉格尔斯克科特拉斯区）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参加红海军北德维纳河区舰队。1925年参加联共（布）。1926年从伏龙芝高等海军学校毕业后在“红色乌克兰”号（Червона Україна）巡洋舰上服役。1932年从海军学院毕业后，担任“红色高加索”号（Красный Кавказ）巡洋舰的大副，1934年担任“红色乌克兰”号巡洋舰舰长。1936年9月，化名“柯利亚”（Kolya），前往西班牙，担任共和军的军事顾问。1938年1月回国后，担任太平洋舰队司令。1939年4月被任命为海军人民委员。1947年被撤职。1951年重新担任海军部长。195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12月，因“新罗西斯克”号（Новороссийск）战列舰沉没事件，被免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的职务，1956年2月被勒令退役。1974年在莫斯科去世。

^[36] 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杰卡诺索夫（Владими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Деканозов，1898年6月？日——1953年12月23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加入契卡。1938—1939年任格别乌副局长。1939—194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1941年任苏联驻德国大使。1941—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5—1947年复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7—1952年任苏联国外财产总局副局长。1953年4—7月任格鲁吉亚内政部长。1953年6月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2月23日被处决。

^[37] 古斯塔夫·黑尔克（Gustav Hilger，1886年9月11日——1965年7月27日），德国外交官。1923—1941年任德国驻苏联大使馆雇员。1945年移居美国。1948年起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工作。1953年回国。1965年在慕尼黑逝世。

^[38]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巴甫洛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авлов，1915年6月19日——1993年？月？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1941—1947年任莫洛托夫的秘书。1939—1940年任苏联驻德国大使馆一秘。1940—1941年任内务人民委员会中欧部部长。1947—1948年任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顾问。1949—1952年、1953年任苏联外交部第二欧洲局局长。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常驻外交事务委员会书记。1953—1974年任进步出版社主编。1974年退休。

^[39] 松冈洋右（まつおかようすけ，1880年3月4日——1946年6月27日），1904年进入外务省工作。1921年进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工作。1927—1930年任“满铁”副总裁。1930—1935年任日本参议院议员。1935—1939年任“满铁”总裁。1940—1941年任日本外务相，期间纠合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国反共产国际轴心协定》。1945年被捕。1946年在美军医院病逝。

^[40] 汉斯·克莱勃斯（Hans Krebs，1898年3月4日——1945年5月1日），1914年入伍。1933—1934年任德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1939年参加了波兰战役。1940—1941年任德国国防军驻苏联一秘。苏联战役爆发后曾任第9军总参谋长、B集团军总参谋长、陆军总参谋长。1945年5月1日在总理府地堡自杀身亡。

^[41] 德拉吉萨·斯维特科维奇（Dragiša Cvetković，1893年1月15日——1969年2月18日），南斯拉夫政治家。1939—1941年任南斯拉夫首相。1941年3月25日加入《反共产国际轴心协定》，27日遭政变下台。南斯拉夫沦陷后被捕。1944年起先后流亡保加利亚和法国。1969年死于巴黎。

^[42] 杜尚·西莫维奇（Dušan Simović，1882年10月28日——1962年8月26日），1900年入伍。参加了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38—1940年任南斯拉夫陆军总参谋长。1941年3月27日推翻了斯维特科维奇政府，3月27日—4月6日担任南斯拉夫首相。南斯拉夫沦陷后流亡国外。1945年回国，后从事写作。1962年在贝尔格莱德逝世。

^[43]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13页。

^[44] 同上第217—218页。

^[45]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诺维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Новиков，1900年11月19日——1976年12月3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24年参与镇压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叛乱。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期间参加了苏芬战争。1939—1940年任第8集团军空军司令。1940—1942年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期间参加了列宁格勒战役。1942年2—4月任红军空军第一副司令。1942—1943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2—1946年任红军空军司令。1944年晋升为空军元帅军衔。1946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被判处5年徒刑。1952年获释。1953年平反。1953—1955年任苏军远程航空兵司令。1954—1955年任苏联空军副总司令。1956年转入预备役。1966年退休。

^[46] 《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2期第145页。

^[47]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Яковлев，1906年3月19日——1989年8月22日），苏联飞机设计师。1938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6年任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56—1984年任雅科夫列夫设计局总设计师。1976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84—1989年任航空大学校长。

^[48]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улик，1890年11月9日——1950年8月24日），1912年入伍。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赤卫队。内战期间参加了察里津战役。1936年化名“库珀将军”（General Cooper）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7—1939年任红军炮兵局局长。1939—1941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卫国战争初期因表现不力而被撤职。1942年被开除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45—1946年任伏尔加军区副司令。1946年被解职并被开除出党。1947年被捕。1950年遇害。1956年平反。1957年恢复名誉。

^[49] 《历史问题》杂志1972年第9期第210页。

^[50] 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Семё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Тимошенко，1895年2月18日——1970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7—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39—195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0—1941年任国防人民委员。1946—1949年任南乌拉尔军区司令。1949—1960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1952—197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70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

^[51] 《十月》杂志1965年第11期第162、147—148页。

^[52] 伊万·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Иван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Баграмян，1897年11月20日——1982年12月2日），1915年入伍。二月革命后支持达什纳克楚琼。1920年加入红军。1941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西南方面军参谋长。1945—1954年任波罗的海军区司令。1954—1955年任苏联国防部总督察。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5—1956年、1958—1968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41—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2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53] 米哈伊尔·彼得洛维奇·基尔波诺斯（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Кирпонос，1892年1月12日——1941年9月20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41年1—9月任基辅军区司令。1941年9月20日壮烈牺牲。

^[54] 《新世界》杂志1970年第2期第136页。

^[55] 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桑达洛夫（Леонид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андалов，1900年3月28日——1987年10月23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和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西线第4军参谋长、中央前线参谋长、布良斯克前线参谋长、西线第20军参谋长、第二波罗的海阵线参谋长、第四乌克兰前线参谋长。1945—1946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参谋长。1947—1953年任莫斯科军区第一副司令兼参谋长。1951年因飞机失事致残。1955年转入预备役。此后从事写作，出版了多部回忆录。1987年逝世。

^[56] Л·М·桑达洛夫：《痛苦的经历》莫斯科1961年版第78页。

^[57] 见В·贝列什科夫：《去柏林的外交使命》莫斯科1968年版第61、116页。

^[58] 罗迪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98年11月22日——1967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第2集团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7—1953年任远东总司令。1953—1956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56—1957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7—196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56—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59] 《伟大卫国战争二十年》，载《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第6期。

^[60] 亚历山大·维尔特（Alexander Werth，1901年2月4日——1969年3月5日），俄裔英国作家、新闻记者和战地通讯员。

^[61] А·维尔特：《1941—1945年战争中的俄罗斯》1967年版第175页。

^[62] 《军事历史杂志》1961年第6期。

^[63] 《十月》杂志1965年第11期第163页。

^[64] 《历史问题》杂志1966年第8期第79页。

^[65] 埃琳娜·莫伊谢耶夫娜·勒热夫斯卡娅（Елена Моисеевна Ржевская，1919年10月27日——2017年4月25日），苏联作家。

^[66] 就是在今天，特别是在苏中关系目前的现状中，我们更不应该忘记1941年的教训。因为毛泽东也不是从分析实际因素行事的，而是从他自己对实际情况有时极其荒诞的想法行事的。因此，我们应当考虑到毛泽东领导集团毫无理智的冒险行动。

^[67] 安德烈·安东诺维奇·格列奇科（Андрей Антонович Гречко，1903年10月4日——1976年4月26日），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部阵线第12军团司令、第47军团司令、沃罗涅日部队副司令。1945—1953年任基辅军区司令。1953—1957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东德1953年6月起义。1957—196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7—1967年任苏联第一国防部副部长。1960—1967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1967—1976年任苏联国防部长，1968年参与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1961—197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3—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在莫斯科逝世。

^[68] 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Ива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Конев，1897年12月28日——1973年5月21日），1916年入伍。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和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8—1940年任远东特种红旗军司令。1940—1941年任跨贝加尔湖军区司令。1941年1—6月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19军司令、西部阵线司令、草原方面军司令、第二乌克兰前线司令、第一乌克兰前线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5—1946年任苏联红军驻奥地利部队司令兼奥地利高级专员。1946—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1年任苏联陆军总督察兼战争部副部长。1951—1955年任喀尔巴阡军区司令。1955—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武装力量总司令。1955—195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期间参与镇压了1956年匈牙利革命。1961—1962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总司令。1962年退休。1973年在莫斯科逝世。

^[69] 谢尔盖·马特维耶维奇·什捷缅科（Сергей Матвеевич Штеменко，1907年4月20日——1976年4月23日），1926年加入红军。1930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部行动局第一副局长。1948—1952年任苏联武装力量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1950—1952年任苏联战争部长。1952—1953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参谋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年3—7月任总参谋部副主任。1953—1956年任西伯利亚军区参谋长。1958—1961年任伏尔加河军区第一副司令。1961—1962年任高加索军区第一副司令。1962—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第一副总司令。1968—1976年任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力量总参谋长。1976年逝世。

^[70] 《共产党人》杂志1969年第2期第127页。

^[71]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27—228页。

^[72] 同上第232页。

^[73] 《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10期第33—39页。

^[74] Е·勒热夫斯卡娅：《柏林，1945年5月》莫斯科1965年版第71页。

^[75] 库尔特·奥斯卡·海因里希·路德维希·威廉·冯·蒂佩尔斯基尔希（Kurt Oskar Heinrich Ludwig Wilhelm von Tippelskirch，1891年10月9日——1957年5月10日），德国军官和军事历史学家。

^[76] 外国书籍出版社版莫斯科1956年版第177页。

^[77] 见И·Г·斯达里诺夫：《地雷到时爆炸》莫斯科1964年版。

^[78] 尼古拉·费多洛维奇·瓦图京（Николай Фёдорович Ватутин，1901年12月16日——1944年4月1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37—1940年任基辅军区参谋长。1940—1941年任总参谋部行动处处长。卫国战争期间曾任西北阵线参谋长、远东总参谋部副主任、沃罗涅日阵线司令、西南阵线司令、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第1乌克兰方面军司令、1944年牺牲。

^[79]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54—255页。

^[80] 亚·谢·雅科夫列夫：《生活的目的》莫斯科1966年版第241页。

^[81]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273页。

^[82] 亚历山大·莫伊谢耶维奇·涅克里奇（Александр Моисеевич Некрич，1920年3月3日——1993年9月2日），俄裔美国历史学家。1942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加入联共（布）。1950—1968年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65年出版《6月，1941年》遭到猛烈批判。1967年被开除出党。1976年流亡美国。1993年在波士顿逝世。

^[83] 《旗帜》杂志，1968年第11期，第49页。

^[84] 格·康·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避而不谈在战争最初几天斯大林的行动。但是，朱可夫间接地企图否定赫鲁晓夫和恰科夫斯基提供的事实。朱可夫描述了6月22日晚到6月26日晚基辅和塔尔诺波尔的情况，企图给人以印象，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一直在自己的岗位上。朱可夫还写道，6月26日斯大林亲自打电话到塔尔诺波尔叫他回莫斯科。据朱可夫说，从6月26日深夜到27日凌晨，斯大林同一部分军事将领在开会，6月29日再次去国防人民委员部。然而对比所有这些证明材料，我们可以认为，从6月22日晚到6月26日凌晨斯大林一直没有露面。可见，斯大林的说法也丝毫不能证明斯大林不是销声匿迹。但是有根据认为，在6月底以前，斯大林实际上没有领导作战。在苏军中央档案馆的材料中，保存着战争最初几天发布命令的材料卷里，斯大林在6月23日至30日这一期间没有签署任何文件。这一期间国防人民委员部签署的命令和指令中，也没有引述过斯大林的任何命令的字样。

^[85] К·蒂佩尔斯基尔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77—178页。

^[86] 马特维·瓦西里耶维奇·扎哈罗夫（Матв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Захаров，1893年8月5日——1972年1月31日），1917年加入赤卫队，参加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1917年12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8年加入红军。1928年起在白俄罗斯军区工作。1937—1938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1938—1940年任红军副总参谋长。1940—1941年任敖德萨军区参谋长。1941年7—8月任西北军区高级司令部参谋长。1941年8—12月任红军后勤总局副局长。此后长期担任科涅夫的参谋长。1945年7—10月任外巴尔卡尔前线参谋长，参加了对日本的战役。1945—1949年任高级军事学院院长。1952—1953年任苏联陆军总督察。1953—1957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57—1960年任苏联驻东德部队司令。1961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1964年任总参谋部军事学院院长。1964—1971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47—1952年、1954—197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2年逝世。

^[87] 《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第6期第7—8页。

^[88] 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丘列涅夫（Иван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Тюленев，1892年1月28日——1978年8月15日），1913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1936—1938年任红军骑兵副巡视员。1938—1939年任跨高加索军区司令。1939—1940年任基辅军区骑兵军团司令。1940—1941年任莫斯科军区司令。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司令、西南方面军副司令、跨高加索阵线司令。1945—1946年任哈尔科夫军区司令。1946—1947年任苏联武装力量主要检查骑兵总监。1947—1948年任苏联武装力量骑兵军总司令。1948—1953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步兵战术委员会主席。1955—1958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战斗训练总局非军事训练局局长。1978年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89] И·В·丘列涅夫：《三次战争中的经历》莫斯科1962年版第147—148页。

^[90] Н·Н·沃罗诺夫：《在军事岗位上》莫斯科1963年版第179页。

^[91] 格·康·朱可夫：《回忆与思考》第320页。

^[92] 《文学报》1965年4月17日。

^[93] 《军事历史杂志》1965年第9期第66页。

^[94] 《共产党人》杂志1965年第17期第49、52页。

^[95]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Василевский，1895年9月30日——1977年12月5日），1915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部副主任兼行动处处长、红军总参谋长。1942—1945年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4—1945年任第3白俄罗斯阵线司令。1946—1948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副总司令。1949—1950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司令。1950—1953年任苏联战争部长。1953—1956年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56—1959年任苏联军事科学部副部长。1957年因病退役。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6—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58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77年逝世。

^[96] 《共产党人》杂志1965年第17期第52页。

^[97]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贝洛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Белов，1897年2月6日——1962年12月3日），1916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2骑兵军团司令、第61军团司令。1945—1946年任顿河军区司令。1946—194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49—1955年任南乌拉尔军区司令。1955—1960年任苏联陆海军自愿援助协会主席。1960年退休。

^[98] П·А·贝洛夫：《我们的背后是莫斯科》莫斯科1963年版第43页。

^[99] 伊·斯·科涅夫：《莫斯科保卫战》莫斯科1966年版第33页。

^[100] 同上第68—69页。

^[101]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沃兹涅先斯基（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1903年11月18日——1950年10月1日），1919年加入共青团和俄共（布）。1934—1939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兼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8—1941年、1942—1949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8—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7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4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9年因“列宁格勒案件”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

^[102] 《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第10期第79—80页。

^[103] 《伟大卫国战争简史》莫斯科1965年版第138页。

^[104] 《军事历史杂志》1966年第10期第84页。

^[105] 《伟大卫国战争简史》第153—154页。

^[106] 德米特里·季莫费耶维奇·科兹洛夫（Дмитр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Козлов，1896年10月23日——1967年12月6日），1915年入伍。一战期间参加了塔曼战役。1918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39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年4—6月任敖德萨军区副司令。1940年12月—1941年1月任红军防空总局局长。1941年1—8月任高加索军区司令。1941—1942年任高加索阵线司令，期间发动了伊朗行动。1942年1—5月任克里米亚阵线司令，期间指挥了刻赤半岛战役，并以战败告终。1942年8—10月任第24军团司令，参加了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1943年任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1943—1945年任跨贝加尔湖阵线副司令，吵架了对日本的战役。1947—1948年任跨贝加尔—阿穆尔河军区副司令。1949—1954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1954年退休。

^[107]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Бирюзόв，1905年8月5日（或1904年8月8日）——1964年10月19日），1917年入伍。1922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顿巴斯行动、克里米亚解放、雅西—基希讷乌行动、贝尔格莱德解放。1946—1947年任南方阵线副总司令兼保加利亚联合控制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兼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53—1954年任中央部队总司令。1954—1962年任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1955—1962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3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3—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4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108] С·С·比留佐夫：《在巴尔干半岛上的苏联士兵》莫斯科1963年版第247页。

^[109] 同上书，第56页。

^[110] 见回忆录文集《在战火的弧光中》莫斯科第107—120页（П·特罗扬诺夫斯基的文章）。

^[111] 《共产党人》杂志1972年第17期第18页。1940年苏联的人口总数为一亿九千四百一十万人。虽然1946—49年的出生率超过历史最高记录，但1950年全国人口只有一亿七千八百九十万人。（《共产党人》杂志1972年第8期第41页。）

^[112] 德米特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Дмитр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авлов，1897年10月23日——1941年7月22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29年参加了中东路战争。1935—1937年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1937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7—1940年任红军装甲部队司令。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40—1941年任白俄罗斯特种部队司令。卫国战争初期因表现不力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年7月22日遇害。1957年平反。

^[113]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克利莫夫斯基赫（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Климовских，1885年5月27日——1941年7月22日），1913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38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西部军区参谋长。卫国战争初期因表现不力，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年7月22日遇害。1957年平反。

^[114]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克利奇（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лич，1895年12月4日——1941年10月16日），一战时入伍。1918—1920年任亚美尼亚国民军副司令兼炮兵司令。1920年加入红军。1936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初期因表现不力，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年7月被捕，10月16日遇害。后获平反。

^[115] 斯捷潘·伊里奇·奥伯宁（Степан Ильич Оборин，1892年8月15日——1941年10月16日），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39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1年3—6月任第14机械化军司令。卫国战争初期因表现不力，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年7月被捕，10月16日遇害。1957年平反。

^[116] 亚历山大·安德烈耶维奇·柯罗勃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Андреевич Коробков，1897年6月20日——1941年7月22日），1915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41年1—6月任第4集团军司令。卫国战争初期因表现不力，被解除一切职务。1941年7月22日遇害。1957年平反。

^[117] 见《伟大卫国战争简史》1965年第68页；И·Т·斯塔里诺夫：《地雷定时爆炸》1964年版等等。

^[118] 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卡察洛夫（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Качалов，1890年7月27日——1941年8月4日），1910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38—1940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40—1941年任阿尔汉格尔斯克军区司令。1941年8月4日在斯摩棱斯克壮烈牺牲。最高统帅部因未得到确切信息，于1941年9月缺席判处死刑。1953年平反。

^[119] 尼古拉·库兹米奇·基里洛夫（Николай Кузьмич Кириллов，1897年11月30日——1950年8月25日），1916年入伍。1920年加入红军。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7—194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1年8月在乌曼战役中被俘，被缺席判处死刑。1945年回国后被捕。1950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0] 帕维尔·格里戈里耶维奇·波聂杰林（Паве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онеделин，1893年3月4日——1950年8月25日），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38—1939年任第1兵团参谋长。参加了苏芬战争。1940—1941年任列宁格勒军区参谋长。1941年3—8月任基辅特种军区第12军军长。1941年8月在乌曼战役中被俘，被缺席判处死刑。1945年回国后被捕。1950年遇害。1956年平反。

^[121] 《星火》杂志1964年第47期。

^[122] 瓦西里·彼得洛维奇·巴兰金（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Баландин，1904年12月15日——1973年3月23日），1925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6年任副航空工业人民委员。1941—1946年兼任乌法汽车厂厂长。1945年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6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从事二线工作。1970年退休。

^[123] 亚·谢·雅科夫列夫：《生活的目的》莫斯科1966年版第268页。

^[124] 费奥多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戈罗霍夫（Фёд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Горохов，1902年1月29日——1954年2月6日），苏联科学家、哲学家。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1—1938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1938—1941年任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被捕。1954年在监狱病逝。后获平反。

^[125] 很值得注意的是，交通人民委员部被捕的干部只是在1959年，即揭露了反党集团（其中有卡冈诺维奇）之后，才恢复了名誉。

^[126]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Власов，1900年9月14日——1946年3月10日），1919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内战。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5—11月被派往中国，担任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1940—1941年任第99兵团司令。1941年1—6月任基辅军区第4机械化军团司令。卫国战争爆发后曾参加基辅战役、莫斯科保卫战、鲁班攻势等。1942年在沃尔霍夫被俘，旋即投降纳粹德国。1942—1945年组织了所谓“俄罗斯解放军”，协助纳粹进攻苏联。二战结束后被美军逮捕并被移交给红军。1946年被处决。

^[127] 大家知道，战争初期，斯大林的儿子雅科夫·朱加什维里被德国人俘虏（在维亚兹马附近的战斗期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击溃后，法西斯德国统帅部建议以雅科夫交换陆军元帅保卢斯。斯大林拒绝了。雅科夫后来死于战俘营。当人们向斯大林报告德国人的这一建议时，斯大林回答说：“我没有儿子在德国当俘虏。”斯大林在影片《解放》中说的“用士兵换元帅，我不干。”这句话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看来只是剧本作者是虚构。

^[128] 《真理报》1964年4月5日。

^[129] 《消息报》1964年7月9日。

^[130] 彼得·米哈伊洛维奇·加甫里洛夫（Пёт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аврилов，1900年6月30日——1979年1月26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2年加入俄共（布）。1939—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1941年5—7月任布列斯特要塞司令。1941年7月在布列斯特要塞保卫战中被俘。1945年获释后回国。1946年被开除出党。1957年平反。

^[131] 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萨莫欣（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Самохин，1902年8月20日——1955年7月17日），1918年加入红军。1937—1939年任奥尔忠尼启则步兵军事学校校长。1940—1941年任苏联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武官。1942年任布良斯克前线第48军团司令，赴任时被俘。1945年获释后被捕，被判处25年徒刑。1953年平反。此后在军事学校任教。1955年逝世。

^[132] 伊万·叶菲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Иван Ефимович Ковалевский，1899年10月19日——1994年6月11日），苏联诗人。1917年加入赤卫队。1920年加入俄共（布）。1942年在哈尔科夫战役中被俘。1945年获释回国，但被勒令退役。1960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1994年逝世。

^[133] 穆萨·扎利尔（Муса Джалиль，1906年2月2日——1944年8月25日），苏联鞑靼族诗人。1919年加入共青团。1939—1941年任鞑靼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书记。1941年加入红军。1942年在作战中被俘。1943年在维捷布斯克战俘营策划起义失败，被盖世太保逮捕。1944年在柏林就义。1947年被指控为“人民敌人”。1953年平反。1956年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134]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胡贾科夫—汉费尼扬尼（Серг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Худяков-Ханферянц，1901年12月25日——1950年4月18日），1918年加入红军。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8—1941年任空军后勤部队司令。1944—1945年任红军空军参谋长兼副司令。1945年被授予空军元帅军衔。1945年3—12月任第3航空军司令，参与了出兵中国东北的行动，并消灭了伪满洲国政权。1945年12月被捕。1950年遇害。1954年平反。1965年恢复一切名誉。

^[135] 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尔列利（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Галлер，1883年11月17日——1950年7月12日），1902年入伍。1917年支持布尔什维克。1918—1919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参谋长。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2—1937年任波罗的海舰队司令。1937—1938年任红军海军副司令。1938—1940年任海军总参谋长。1940—1947年任副海军人民委员。1947年被捕。1948年被判处4年徒刑。1950年因精神错乱逝世。1953年平反。

^[136] 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阿拉弗佐夫（Владимир Антонович Алафузов，1901年6月4日——1966年5月30日），1918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39—1940年参加了苏芬战争。卫国战争期间参与了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斯大林格勒战役、柏林战役。1945—1948年任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院长。1948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3年平反。1953—1958年任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副院长。1958年退休。

^[137] 格奥尔基·安德烈耶维奇·斯捷潘诺夫（Георгий Андреевич Степанов，1890年11月18日——1957年1月3日），1905年入伍。十月革命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24—1925年、1926—1928年任黑海舰队参谋长。1928年1—3月任黑海舰队代理司令。1939—1941年任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院长兼海军工程技术学院院长。1941—1943年任白海舰队司令。1944—1947年任海军教育机构部部长。1947年4—11月任海军学院组织与动员系主任。1948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53年平反。

^[138] Н·К·库兹涅佐夫：《前夜》莫斯科1966年版第212页。

^[139] 瓦西里·伊索福维奇·斯大林（Василий Иосифович Сталин，1921年3月24日——1962年3月19日），斯大林的二儿子。1938年加入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8—1952年任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1953年被转入预备役，同年被捕。1955年被判处8年徒刑。1961年假释出狱，被流放到喀山。1962年死于喀山。

^[140] 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Фёдор Иванович Толбухин，1894年6月4日——1949年10月17日），1914年入伍。1918年加入红军。1921年参与镇压了喀琅施塔得叛乱。1938—1941年任高加索军区参谋长。1941—1942年任高加索阵线参谋长。1942年1—3月任克里米亚阵线参谋长。1942—1943年任斯大林格勒军区司令，参与指挥了斯大林格勒战役并取得胜利。1943—1944年任南部阵线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4—1945年任保加利亚联合控制委员会主席。1946—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49年任高加索军区司令。1949年在莫斯科逝世。

^[141] 伊万·德尼索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Иван Данилович Черняховский，1907年6月29日——1945年2月18日），1921年加入共青团。1924年加入红军。1928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曾参与沃罗涅日战役、库尔斯克战役、东普鲁士战役等。1945年在东普鲁士牺牲。

^[142]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70年被迫退休。

^[143] 安德烈·马尔蒂（André Marty，1886年11月6日——1956年11月23日），生于佩皮尼昂（Perpignan），当过锅炉工人，1908参加法国海军。1919年，法国把“让·巴尔”号（Jean Bart）战列舰和“法兰西”号战列舰派往黑海，协助白军作战，安德烈·马尔蒂当时在“让·巴尔”号上工作，参加了1919年4月19日的水兵起义。起义失败后判处二十年苦役，1923年获释后参加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前往西班牙，指挥国际纵队作战。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43年5月前往阿尔及尔，代表法共参加戴高乐临时政府。二战结束后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52年12月7日被法共开除出党，1956年在图卢兹因肺癌逝世。

^[144] 查尔斯·狄昂（Charles Tillon，1897年7月3日——1993年1月13日），1916年入伍。1919年因参与水兵起义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不久获释。1921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32年入选法共政治局。1936—1940年、1945—1955年任法国参议院议员。法国沦陷后领导游击队坚持抵抗。1944—1945年任航空部长。1945—1946年任军备部长、1947年1—5月任重建部长。1952年被开除出党。1992—1993年任荣誉军团司令。1993年逝世。

^[145] 在193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被占领时期（1940—44年），法国反抗希特勒侵略者游击队的名称之一；因常隐蔽在叫做马基的常绿灌木林中而得名。——译者注

^[146] 乔治·皮杜尔（Gerorges Bidault，1899年10月5日——1983年1月27日），法国基督教政治家。1918年入伍。1931年加入法国民主人民党（PDP）。法国沦陷后坚持抵抗。1942年加入民族阵线。1943—1944年任民族阵线主席。1946年6—12月任法国临时总统兼外交部长。1947—1948年、1953—1954年任外交部长。1945—1962年任法国参议院议员。1949—1952年任法国共和人民联盟（MRP）主席。1949—1950年任法国部长会议主席。1950—1952年任法国部长会议副主席。1951—1952年兼任国防部长。1962年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企图颠覆戴高乐政府，失败后流亡葡萄牙、巴西、比利时。1968年“五月风暴”后回国。1983年逝世。

^[147] 彼得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年9月28日——1956年11月1日），1888年入伍。一战期间任意大利陆军副总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卡波雷托战役。1922—1925年任意大利驻巴西大使。1925—1940年任意军总参谋长。1926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29—1933年任意属利比亚总督。1935年参与指挥了埃塞俄比亚战争。1936年5—6月任意属埃塞俄比亚总督。1936年6月加入法西斯党。1943年推翻墨索里尼政府。1943—1944年任意大利王国总理。1944年兼任非洲部长和外交部长。1944年盟军占领罗马后离职，随后退休。

^[148] 格奥尔基奥斯·帕潘德里欧（Γεώργιος Παπανδρέου，拉丁化转写：Georgios Papandreou，1888年2月13日——1968年11月1日），希腊政治家，曾于1944年4月—1945年1月、1963年11月—12月、1964年2月—7月三次出任希腊首相。

^[149] 罗纳德·麦肯齐·斯科比（Ronald MacKenzie Scobie，1893年6月8日——1969年2月23日），英国陆军将领，1944年任陆军第3军军长兼驻希腊英军司令。

^[150] 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278页。

^[151] 小爱德华·赖利·斯退丁纽斯（Edward Reilly Stettinius Jr.，1900年10月22日——1949年10月31日），美国政治家。1943—1944年任助理国务卿。1944—1945年任国务卿。1946年1—6月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152] 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莫斯科1955年版第282页。

^[153] 罗伯特·安东尼·艾登（Robert Anthony Eden，1897年6月12日——1977年1月14日），英国保守党政治家，曾任外交大臣、陆军大臣和自治领大臣等职务。1955年至1957年担任英国首相。

^[154]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参看中译本第1037页。——译者注

^[155] 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

^[156] 博莱斯拉夫·贝鲁特（Bolesław Bierut，1892年4月18日——1956年3月12日），1912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加入了波兰社会党“左派”。1918年波兰共产党成立时即加入。1930—1932年在共产国际工作。1933年被捕。1935年被判处7年徒刑。1938年获释。1943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4—1947年任波兰人民代表会议主席。1947—1952年任波兰总理。1952—1954年任波兰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主席。1954—1956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在访问苏联时因突发心脏病逝世。

^[157] 维尔科·瓦列夫·契尔文科夫（Вылко Велёв Червенков，1900年9月6日——1980年10月21日），1919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3年参与了9月起义，起义失败后被缺席判处死刑。1925年流亡苏联。1937—1938年任莫斯科国际列宁学校校长。1941—1944年任保加利亚“赫里斯托·鲍泰夫”秘密电台总编辑。1944—1949年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1947—1949年任保加利亚科学、艺术和文化委员会主席。1949年7月任保加利亚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49—1954年任保共中央总书记。1950—1956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1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57—1958年任教育和文化部长。196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1962年被开除出党。1969年恢复党籍。

^[158] 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1908年10月16日——1985年4月11日），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35年移居比利时，加入了比利时共产党。1936年回国，建立了多个共产主义团体。1941年发起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担任游击队司令。1941—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42年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1944—1953年任国防部长。1946—1953年任外交部长。1946—1954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48—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1955—1985年任阿尔巴尼亚民主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军总司令。在任上创造了“霍查主义”理论。1985年逝世。

^[159] 如今人们已经知道，人民民主国家许多被捕的共产党人都被解到苏联去“受审查”，并在那里服刑。据曾在五十年代初坐过弗拉基米尔监狱的В·В·祖拉波夫说，这个监狱囚禁的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员非常之多。

^[160] 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1909年3月8日——1949年10月15日），生于鞋匠家庭，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被大学开除后，当过建筑工人。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并担任国际纵队第XIII旅拉科西营政委。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撤往法国，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夏季获释后返回匈牙利，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导地下党的活动。1944年12月被捕，1945年5月13日获释。匈牙利解放后，先后担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等职务，1946年3月20日—1948年8月5日任内务部长，并建立了国家保安局。1949年5月23日被捕，同年9月24日遇害。1956年2月平反。

^[161] 霍尔蒂·米克洛什（Horthy Miklós，1868年6月18日——1957年2月9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4岁进入奥匈帝国海军学院学习。1918年3月被任命为奥匈帝国海军总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任反革命政府的国防部长，1920年3月1日任匈牙利王国摄政兼国家元首，成为法西斯独裁者。二战爆发后同纳粹德国结盟，1944年3月19日德国占领匈牙利全境以后，于10月15日被迫退位。轴心国投降后曾被短暂监禁，1946年获释后流亡葡萄牙。

^[162] 特拉伊乔·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1897年6月17日——1949年12月16日），1920年加入保加利亚共产党。1924年被捕并被判处8年徒刑。1929年获释并流亡苏联。1937—1945年任保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书记。1938年回国。1942年被捕并被判处无期徒刑。1944年获释。1945—1948年任保共中央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副总理兼电气部长。1949年在国内清洗运动中遇害。1963年完全平反。

^[163] 马利安·罗拉·斯彼哈尔斯基（Michał Rola-Żymierski，1890年9月4日——1989年10月15日），1914年入伍。1918年参加了苏波战争。1927年毕苏斯基政变后被开除出军队，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1年获释后流亡法国，期间被苏联情报部门招募，加入了波兰共产党。1944—1945年任波兰军队总司令。1945年6月—1949年担任临时国防部长，同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6年起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大肆迫害波兰抵抗运动成员和非共产党人。1952年、1955年两次被捕。1956年获释并平反。1956—1967年任波兰国家银行副行长。1980年支持雅鲁泽尔斯基。1989年逝世。

^[164] 弗拉基米尔·克列门蒂斯（Vladimír Clementis，1902年9月20日——1952年12月3日），1921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9年移居法国，同年因反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开除出党。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英国。1945年回国并恢复党籍。1948—195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1950—1951年任旅游部长。1951年被捕。1952年遇害。1963年平反。

^[165] 古斯塔夫·胡萨克（Gustáv Husák，1913年1月10日——1991年11月18日），1929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3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46—195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众议院议长。1950年被指控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1951年被捕。1954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60年获释。1963年平反。1968年支持杜布切克。1968年4—8月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副总统。苏军占领布拉格后转变立场，支持勃列日涅夫。1968—1969年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9—197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71—198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75—198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89年“天鹅绒革命”后辞去一切职务。1991年逝世。

^[166] 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Josef Smrkovský，1911年2月26日——1974年1月15日），1929年加入共青团。1933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沦陷后积极开展抵抗运动。1945—1951年任捷共中央委员。1946—1950年、1964—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46—195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产业局局长。1951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1955年获释。1963年平反。1963—196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人民监察和统计委员会副主席。1965—1967年任捷克斯洛伐克中央水管理局局长。1967—196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林业和水管理部部长。1968—196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1968年支持“布拉格之春”运动。1969年1—9月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副主席。1969年9月辞去一切职务。1970年被开除出党。1974年逝世。

^[167] 爱德华·戈尔德斯图克（Eduard Goldstücker，1913年5月30日——2000年10月23日），捷克作家。1935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捷克斯洛伐克沦陷后流亡英国。1948—195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驻以色列大使。1951年被捕。1953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55年获释并平反。60年代后期担任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兼国民议会议员，支持“布拉格之春”。1968年因反对苏军出兵布拉格而被迫流亡英国。1990年回国。2000年在布拉格逝世。

^[168] 玛丽亚·什维尔莫娃（Marie Švermová，1902年8月17日——1992年2月4日），1919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9年当选为捷共中央委员。二战期间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1945—1950年任捷共主席。1945—195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51年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54年被判处5年徒刑。1956年获释，后获平反。1968年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布拉格之春失败后再度遭到迫害。1977年签署了“七七宪章”。1992年逝世。

^[169] 埃夫任·列勃尔（Eugen Löbl，1907年5月14日——1987年8月8日），193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39年移居英国。1943年流亡美国。1945年回国。1945—194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49年被捕。1952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60年获释。1963年平反。1968年支持“布拉格之春”。1970年流亡美国。1987年在纽约逝世。

^[170] 阿图尔·伦敦（Artur London，1915年2月1日——1986年11月7日），1929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34年移居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在此期间参与了迫害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OUM）的行动。1939年流亡法国。1940年法国沦陷后坚持地下斗争。1942年被捕。1945年获释。1948年回国。1951年被捕。1952年被判处终身监禁。1956年改判无罪。1963年起先后移居英国和法国。1986年在巴黎逝世。

^[171] 卢德维克·斯沃博达（Ludvík Svoboda，1895年11月25日——1979年9月20日），1916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内战期间在西伯利亚与红军作战。1920年回国。1939年流亡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参加了索科洛夫战役、基辅战役。1945—1950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1948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48—196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50—1951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1953年被勒令退役。1954年平反。1954—1958年任哥特瓦尔德军事学院院长。1968—197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68—1976年任捷共中央委员。在此期间支持布拉格之春。苏军占领布拉格之后多方奔走，保护了杜布切克等人的人身安全。1975年因病辞职。1979年逝世。

^[172] 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1896年11月23日——1953年3月14日），1915—1918年服役于奥匈帝国军队。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6—1929年是右翼反对派领导人。1929年向共产国际投降。1929—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流亡苏联。1945—1946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兼国民阵线主席。1946—194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1948—195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29—1953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主席。1953年在布拉格逝世。

^[173] 安托宁·约瑟夫·诺沃提尼（Antonín Josef Novotný，1904年12月10日——1975年1月28日），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41年因参加捷克斯洛伐克地下抵抗运动被纳粹德国逮捕。1945年获释。1945—1951年任捷共布拉格市委书记。1946—1968年任捷共中央委员。1953—1968年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1957—196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68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1971年恢复党籍。1975年逝世。

^[174] 鲁道夫·斯兰斯基（Rudolf Slánský，1901年7月31日——1952年12月3日），1921年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35—1938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38年流亡苏联。1944年参加了斯洛伐克起义。1945—1951年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兼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51年被捕。1952年遇害。1963年平反。

^[175] 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1896年10月2日——1975年4月25日），192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26年当选为法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同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1936年任国民议会副议长。1940年法国沦陷后，曾代表法共同纳粹党谈判，试图使法共合法化，此举严重打击了法共的声誉。1945年赴美国干预美国共产党事务，解除了美共总书记白劳德的职务。1950—1953年任法共总书记。1969年参加了法国总统大选。1975年逝世。

^[176] 路易吉·隆戈（Luigi Longo，1900年3月15日——1980年10月16日），生于意大利阿列桑德里亚省（Alessandria）富比内镇（Fubine）。1921年参与创立意大利共产党。墨索里尼上台后，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化名“加洛”（Gallo），前往西班牙，担任国际纵队第十二旅政委，后改任国际纵队总监察员。1939年2月撤回法国。二战爆发后被关押在法国集中营，1941年被引渡给法西斯意大利。墨索里尼垮台后，于1943年7月25日获释，负责组建意大利共产党的武装。1964年，帕尔米洛·陶里亚蒂逝世后，隆戈继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72年退休，改任意大利共产党荣誉主席。1980年在罗马逝世。

^[177] 列昂·茹奥（Léon Jouhaux，1879年7月1日——1954年4月28日），法国工会活动家。曾长期担任法国总工会领导。

^[178] 泽农·克利什科（Zenon Kliszko，1908年12月8日——1989年9月4日），1931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4年参加了华沙起义。1948—1949年任波兰司法部副部长。1953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恢复党籍。1957—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1957—1971年任波兰副总理。1970年血腥镇压了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的群众抗议活动。1971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退休。1989年逝世。

^[179] 卡达尔·雅诺什（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雅诺什·约热夫（Czermanik János 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180] 卢克雷蒂·帕特拉什卡努（Lucreţiu Pătrăşcanu，1900年11月4日——1954年4月17日），1919年加入罗马尼亚共产党。1940年被捕。1944年参与了推翻安东内斯库政权的活动。1944—1948年任罗马尼亚司法部长。1948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54年遇害。1968年平反。

^[181] 瓦西里·卢加（Vasile Luca，1898年6月8日——1963年7月23日），1915年加入奥匈帝国军队，同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19年参与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活动，同年被罗马尼亚军队俘虏。此后移居罗马尼亚。1922年发起成立罗马尼亚共产党。1924年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27年获释。1933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20年徒刑。1938年获释。1940年流亡苏联。1940—1941年任切尔诺夫策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41年加入苏联红军。1944年回国。1947—1952年任罗马尼亚财政部长。1949—1952年兼任罗马尼亚副总理。1952年被捕。1954年被判处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1963年逝世。1968年平反。

^[182] 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1893年2月13日——1960年6月14日），生于罗马尼亚瓦斯卢伊县（Vaslui）一个贫苦的正统犹太教家庭，本名汉娜·拉宾松（Hannah Rabinsohn）。1915年参加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Partidul Social Democrat din România），1916年参加罗马尼亚社会党（Partidul Socialist din România），1921年参与创建罗马尼亚共产党（Partidul Comunist Român）。1924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1927年在莫斯科列宁党校学习。1934年受共产国际的指派回国，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1935年7月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41年获释后返回苏联，担任罗马尼亚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44年9月返回罗尼亚，1945年10月当选为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书记处书记。1947年11月至1952年11月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罗马尼亚工人党（Partidul Muncitoresc Român）后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52年2月被打成“波克尔—卢加反党分裂集团”首脑，同年7月和9月被先后解除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的职务，1953年2月被捕，同年4月获释。1960年死于乳腺癌。1965年齐奥塞斯库上台后为她平反。

^[183] 科奇·佐泽（Koçi Xoxe，1911年5月1日——1949年6月11日），1941年发起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3—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44—1945年任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委员会副主席。1946—1948年任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政部长。1948年10月2—30日任工业部长。1948年因支持铁托而被捕。1949年遇害。

^[184] 引自Б·М·莱勃松和К·К·什利尼：《共产国际政策中的转折》莫斯科1965年版第339—340页。

^[185] 苏加诺（Sukarno，1901年6月6日——1970年6月21日），印度尼西亚政治家。1945—1967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统。1959—1966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理。

^[186]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1889年11月14日——1964年5月26日），印度政治家。1946—1964年任印度外交部长。1947—1964年任印度总理。1953—1955年、1957年、1962年任印度国防部长。1956年、1958年任印度财政部长。1952—1964年任印度国会议员。

^[187]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尊称“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

^[188] 穆索（Musso，1897年？月？日——1948年10月31日），印度尼西亚革命家。早年即参与革命活动。1926年流亡苏联。1948年9月发动起义，试图推翻苏加诺政权。1948年10月31日牺牲。

^[189] 阿米尔·沙里佛丁·哈拉普（Amir Sjarifuddin Harahap，1907年4月27日——1948年12月19日），印度尼西亚革命家。1937年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45年发起成立印度尼西亚社会党。1945—1946年任印度尼西亚通信和新闻部长。1945—1948年任印度尼西亚国防部长。1947—1948年任印度尼西亚总理。1948年9月支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动的起义，起义失败后，于12月19日遇害。

^[190] 哈里·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美国政治家。1935—1945年任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1945年1—4月任美国副总统。1945—1953年任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