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您看来，这些枪决是因为抛弃了路线。路线还继续存在，因此不必惊慌，让他们继续相信自己的路线，直至送上断头台。当评价这一方法（从表面上），说它是野蛮行为时，我认为采取这些方法所追求的目的是完全正确的……我更加祝愿斯大林长寿，为的是不要再倒退回去……”（根据苏共党员С·彼得里科夫斯基^[11]证实。）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事先、而且是一劳永逸地铺好了的路或轨道。任何人都不会使历史按计划或预先决定好的那样去发展。历史的发展是各种偶然性和不同的路子的最广泛的可能性和无限‘选择’的自由体系……已完成的事物'在我们想象中是必然的，但这只是因为其它可能性没有实现罢了。自然，历史学家寻找已经发生了的事件的根据，并对他加以解释，这是因为历史上的任何一件事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当一定的潜在可能性实现了，而其它可能性被排除了，就会产生一个观念，即已发生的事态发展的途径是唯一可能的，而这一思想随着我们发现的已经发生的事件的内在逻辑之后就变成为越来越坚定的信念了。历史过程的已实现的方案得到自己的解释并被宣布为符合规律的。但是认为历史过程是某种不可避免性，而且断言，已完成了的事情是先此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唯一可能结果，这样的历史学家不合理地排除其它的那些未曾实现的可能性，而不去研究社会中永远存在的各种发展趋势，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发展趋势。”^[16]

　　“……当我们实质上只限于揭发斯大林本人的缺点作为最初原因时，我们就仍然停留在‘个人迷信’范围内。过去一切好东西都被解释成出自某一个人的超人的优点；现在一切恶果都归结为他的如此特殊，甚至令人目瞪口呆的缺点。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我们都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指导。真正的问题，即苏联社会为什么能够走到而且已经走到了离开了他曾经为自己制订的民主生活和法制的某种形式的问题却没有被我们注意到。他为什么甚至已经走上了某种蜕变的形态……在我们看来，斯大林的错误毫无疑问是和苏联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可能首先是在党的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和官僚机构的比重过分增大相联系的。很难说，哪里是原因，哪里又是后果。某种现象已经逐渐地成为另一种现象的表现。
　　这种过分的官僚主义比重有没有必要也追溯到来自旧俄国的政治组织形式及其风气的某种传统呢？可能，这一点不必排除掉。此外，革命后的最初几年是艰难的年代，是充满了几乎是非人所能经受得起的艰难岁月。这是外国侵略、军事冲突和内战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无论是权力的高度集中还是采取极端的镇压措施，为了战胜反革命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一时期，一切工作都是象在战时条件下那样进行着：如果某一任务没有完成，那么对于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就采取迅速的法律审理的非常措施。列宁自己在他致捷尔任斯基的信（现在已经公开发表了）中就曾估计到：当反革命和外国侵略彻底被战胜后，有必要转变作风，这种转变在他去世前几年就开始实行了。有必要看一看，这种转变是否已经实现了？！还是相反，应该被改变的或应该完全抛弃的东西反而更加巩固了？！……也许，如果肯定地说：正是在党内开始出现了限制民主制度的有害因素，以及官僚主义组织形式逐渐占了上风，这一点可能是不会错的吧！……那么，与此同时斯大林就是某一特定地位的体现和创始者，形成了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个官僚机构战胜了民主生活方式的时候，他是这个机构的较有经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还因为他给了这一错误路线以理论根据，而且后来他就把他的个人权力建筑在此基础之上……这一切说明：在他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同情他的圈子，这种同情一直继续存在到他逝世为止，也许至今还保留了一定的力量。”^[18]

　　“什么因素把我们引向了这场空前的灾祸？什么因素使人们在向他们猛扑过来的这架机器面前完全束手无策？又是什么因素使三个机构史无前例地合并起来、熔合在一起，化合在一起的呢？这三个机构：其一是国家安全机构（它每分钟，日以继夜地都在犯法），其二是为维护法律而建立的检察机构（它在许许多多的岁月里，都在迎合奉承，对一切都采取盲从的态度），最后是负有主持正义职责的报纸。但是这些机构却不去尽它们的天职，而是有计划地、机械地向受到迫害的人喷射各种造谣和诽谤——它们对现在已被平反的那些‘怙恶不悛’的、‘卑鄙的’、向‘外国暗探机构’出卖了灵魂的‘人民敌人’制造的谎言真是罄竹难书。毫无疑问，这是科学家所发现的一切化合物中最危险的一种，但它是什么时候、又怎样成功的呢？为什么这竟成为可能的呢？……扼杀真实的言论，这也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也就是说，从那该诅咒的斯大林时代开始的。这是几十年中发生的最凶恶的一种暴行。在斯大林时代没有自由思想的权利，不许人们怀疑，不许提出问题，不许大声疾呼，发出警告，而代之以自负的，毫无羞耻的，大量的和不断重复的谎言。每小时都在重复着的谎言妨碍人们去了解那些在他们的祖国的同胞们发生着一些什么事情；一些人是因天真幼稚而不了解情况，另一些人是因为他们实在不想知道这些情况了。而那些了解或者猜出了真情实况的人们，他们因处在明天就有可能遭到杀害的恐怖下只好沉默了：他们将遭受的不是工作中会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发生，不是会失业或物质上发生困难，而是最普通不过的、从肉体上把人消灭掉。看！那个时候给了‘言论’多么伟大的荣誉呀，因为为言论要被杀头”。

　　“在野蛮的战争中，敌人有时为了保护自己强迫他的敌人的妻子和孩子走在队伍的前面。如果向敌人开枪，就是向你所爱的人开枪。斯大林就是这样做的。他不是叫人们仅仅去迷信他个人，在他的身上体现着社会主义和革命，他乃是社会主义和革命的化身。多少世纪以来的理想和希望养育着的高尚的目标成为支持他的力量。幻想和实际，善和恶，崇高的乌托邦和失望缠成的一团乱麻没有办法解开。斯大林迫使那些从愚昧落后的深渊中得到解放的人民走在自己的前面，于是出现了那些水坝、学校、卫星、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但是这样的现实背后却隐藏着形成为政府制度的杀害，作为政治原则的谎言，流放，假案……以及独裁政治下的教条主义的铁丝网和集中营的铁丝网。”^[48]

　　“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革命思想是和自由思想联在一起的……然而在实际上任何一次革命都没有建立自由的制度，也不能够建立这种制度。革命就是内战，而且不可避免地随革命而来的是对外的战争。
　　……这就是为什么即便是社会主义革命，一个把结束一切战争和取消一切国家政权形式作为自己最终目的的革命，在它的初期也必须加强某种军国主义的精神，强化国冢权力的专政，甚至可以说是强化政权的警察性质。”^[62]

　　决议说：“党本来希望，反对派在实际工作中会认识和改正错误。这样，在出现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时，反对派完全可能通过正常的党内途径维护自己的观点。尽管反对派还继续坚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已指出的错误看法，而且把明显的宗派不可调和的因素带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中来，但是这是反对派在党中央内部用正常的党内途径坚持自己观点的做法，因此没有引起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能否保持团结问题的严重不安。
　　2.但遗憾的是，反对派在自己斗争中并没有坚持用合法的方式，在党章所允许的范围内维护自己的观点。最近以来，他们转向直接违犯十大和十四大所通过的关于维护联共（布）统一的决议。他们在同党斗争中企图建立秘密的宗派组织，把它同党对立起来并把矛头指向党的统一。”^[96]（加重号是我加的。——罗·麦·）

　　“第二个问题是专家。我们的大多数专家都属于资产阶级的圈子，是具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他们常常出身于贵族。这种人我们通常或作为人质逮捕或关在劳改营里让他们从事社会劳动。即便是对待专家也是如此，这种不加分析的做法是不明智的。我们自己的专家很少，不得不雇佣资产阶级的头脑，让他们为苏维埃政权工作。所以只能在确认某一专家是为推翻苏维埃政权而工作之后，才能逮捕他。如果他好好工作，只是因为他曾经是贵族、企业主和剥削者而逮捕他是不行的。应该估计一下怎样做更恰当一些，是逮捕他益处大一些？还是让他为苏维埃工作更有益处一些呢？
　　第三，非常委员会往往没有任何必要的时候也逮捕人。只是因为捕风捉影，怀疑以及那些往往是微不足道的犯罪行为，不应该把人逮捕起来。”^[101]

　　“现在和外敌作战的前线没有了，资产阶级政变的威胁没有了。内战的激烈时期过去了，但是它遗留下了沉重的负担——监狱有人满之患，坐牢的主要是工人和农民，而不是资产者。应该结束这种状况，释放犯人，并仔细观察，今后只应该把真正危害苏维埃政权的人关到监牢中去。战时，甚至连小的投机活动以及越过前线都曾被看作是对红军可能造成威胁，但现在这类事情应该彻底取缔。将来，对付土匪和惯盗是很简单的事情，然而因为小偷小摸和进行了一些小的投机倒把行为而把大批工人和农民关在监狱里的事情是不允许的。
　　……当然，公开的暴动应该毫不留情地镇压下去，匪帮应该消灭干净，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同那些进行策划和准备暴动或恐怖行动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地下组织去作斗争，追捕政治和经济间谍的斗争要求更加细致地工作方法。如果在已改变了的形势下面，非常委员会还继续使用战时完全可以理解的旧方法，即大规模地逮捕和镇压，那么这只会使不满的范围扩大，给反革命分子火上加油。一切有可能积极参加反革命斗争的可疑分子，非党军官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马赫诺分子等都应该调查清楚，审查清楚。这是巨大的情报工作，应该把它摆在第一位，但是只因被我们怀疑就被关进预审监狱是不允许的。粗暴的按阶级（富农、旧军官、贵族等）来区分是自己人还是异己分子，只能是在苏维埃政权还很弱小、邓尼金进攻奥勒尔的情况下才曾被允许作的事，但到了 1920年波兰进攻我们时，当大部分积极的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过了前线，逃到敌方去了之后，这样的斗争方式已经无效。应该去了解某一个反革命分子、旧军官和地主具体在干什么事，如果逮捕他会有一定的意义，否则间谍、恐怖分子和暗中暴动的人会逍遥法外，而那些只是对苏维埃政权说些无所谓的怪话的人会充满监牢……应该知道谁是肇事者，仅仅主观上的怀疑是不够的。在这方面，我们手中应该掌握确凿根据、具体材料，而这些事只有开展良好的情报工作才能做到。不这样做，就会有人起来大喊大叫，说什么非常委员会机构正在妨碍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经济恢复工作。”^[103]

　　1.授权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被认定系社会危险分子者得使用如下的权力：a）凡经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批准之人员名单得流放至地方受群众公开监督，为期五年；b）受为期五年公开监督的流放者，禁止在苏联的首都、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居住；c）送进劳改营监禁，为期五年；d）得将对社会有危险的外籍人员驱逐出苏联国境。
　　2.为实现第一条中的措施，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里在人民委员主持下成立特种会议，成员为：a）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人民委员；b）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俄罗斯联邦的代表；c）工农警察总管理局的局长；d）发生案件的所在地区加盟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
　　3.苏联总检察长或他的副职必须岀席特种会议。如果上述参加人不同意特种会议的决议或特种会议对案件审理过程，有权把反对意见提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4.特种会议判处犯人流放、进劳改营监禁时，决议必须指出采取这种措施的根据，指定流放或监禁的地点和期限。^[106]

　　“库尔斯基同志：在我看来，应该扩大使用枪决的范围（也可用驱逐出国境的办法代替）。见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等等的第一条规定；想办法找出一个提法，把他们的活动同国际资产阶级及他们同我们的斗争联系起来（收买报刊和内奸，准备打仗等等）。请您提出您的看法，立即回信。

　　5月15 日。列宁。”

　　“a.加上第 64、65、66、67、68、69 各条；
　　b.加上经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可以把极刑用驱逐出国境来代替（有限期规定和无限期规定）；
　　c.加上，如果未经允许从国外回国，就处以极刑。”

　　“库尔斯基同志：现在给你寄去刑法典补充条款草案，作为我们谈话的补充。既然是草案，当然需要反复推敲和修改。草案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我相信基本思想是明确的：公开地提出原则性的和政治上正确的（而不只是狭隘的法律上的）原理，来说明镇压的实质和理由、它的必要性和范围。
　　法院不应该取消镇压；答应这样作是自欺欺人，法院应该在原则上明确地毫无掩饰地说明镇压的道理，并使它具有法律根据。这一点应该尽量广泛地表述出来，因为只有革命的法律意识和革命的良心，才能提出使它实施得比较广泛的条件。
　　致
　　共产主义敬礼

列宁。

　　方案1 ：
　　凡进行宣传、鼓动或参加或协助一种组织来为不承认业已代替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并图谋通过武装干涉：封锁、间谍活动、津贴报刊等手段以暴力为推翻共产主义所有制的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
　　一律处以极刑；其情节较轻者，剥夺自由或驱逐出境。
　　方案2：
　　（甲）凡进行宣传或鼓动，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下同）。
　　（乙）凡参加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组织或协助那些进行上述性质活动的组织或个人之罪犯（其活动有上述性质者），都应受到同样惩罚。
　　方案2乙：凡进行宣传或鼓动，客观上为……国际资产阶级效力者或可能为其效力者（下同）。”^[124]

　　“象俄国这样的国家，革命是必不可少的，而这样的革命不能没有暴力。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恐怖，没有对军官和富农的暴力行动的话，那么国内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18年枪杀沙皇全家，包括幼小的继承者也许是必要的，这是为了他们不再成为君主专制的反革命的旗帜。发生的斗争确实是你死我活的。如果共产党入不能取得胜利，他们就都会被白匪杀死。
　　但是我们做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却犯了一个错误：不是把革命暴力看成是可悲的必然，而把它看成我们的丰功伟绩。大规模的暴力，就是‘红色’恐怖，不管怎样说，都是恶。即或这种恶暂时是必要的，它仍然是恶，然而不久，它却被说成是善。我们开始有了这样的想法，而且说出这样话：这一切都是革命所需要的，对革命是有益的，这都是善，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但是，这是不对的。革命所带来的不仅有善，而且有恶。在革命时想避免暴力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懂得，在这里我们指的只是暂时允许恶进入我们的生活和实践。对暴力持浪漫主义的态度就是延长它的生命，甚至在暴力已成为完全多余的时候，当暴力已经成为绝对的恶时，我们还是保留了它。我们不仅把直接暴力，而且把对民主的暂时限制也说成是善，因此延长了它们的生命。我们有时需要采取极端的手段，当然这往往是不可免的，对恶采取百般饶恕和不抵抗的态度，这不是我们的哲学，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助长恶的发展。然而，在对革命的最活跃的敌人采取非常严酷的手段，直至采取从肉体上消灭他们的措施时，我们不应改变对这些暴力行为的道德评价，当我们应该说，这是‘被迫采取的恶行’，我们却说革命的暴力是某种善良的行为。”

　　“你自己才是人民敌人，你才是真正的法西斯”，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回答他说。
　　这时收音机里正播出一个集会的实况。
　　“您听着”，审讯员说，“您听着，人民是怎样赞同我们的？人民相信我们的一切，而你们将会被消灭掉完事。为了侦破您的案子，我获得了奖章。”^[135]

　　“1937年敖德萨市的伏罗希洛夫区区委会常务局一个接一个找了许多男女共产党员谈话。常务局会议有时一开就是一通宵，他们忙于开除那些已经被逮捕了的人。对被捕者的共产党员的妻子严加追逼：为什么她没有及时揭发她的丈夫？他是敌人！
　　许多妻子回答说：‘是的，确实发现过他有些奇怪，但我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是的，承认自己有错……’
　　我很早就认识这些妇女，她们都是腰束皮带的我们的姑娘。她们被开除了党籍（如果谁能够提供出有关她丈夫的朋友的‘材料’，她就只得到警告处分）。当时，受到谴责的不是告密，而是不去告密。
　　没有什么可多说的，人们的行为自然是根据时代的要求。但有一个妇女，她名叫奥克萨娜·拉扎列娃。她的丈夫伊萨也夫已经被捕了。她也被逼问说：她为什么没有汇报？
　　奥克萨娜说：‘我不相信我的丈夫可能是人民敌人。我知道，真理会被揭开，为了表示我对他的坚信不移，我愿把自己的党证留在你们这里。总有一天，你们会叫我再来而且会把我的党证还给我。’
　　在场的人没有一个同意她的作法。所有的人都非常气愤——]她怎么敢这样做呢？当时衡量人的行为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十八年后，奥克萨娜被恢复了名誉。然而，那些开除了她党籍的人不可能再把她叫到常务局去，因为在他们同意逮捕并枪决奥克萨娜的丈夫之后，他们也很快被枪决了……”

　　“……叶娃可以称之为群众工作干部的典范。她的文化水平不很高。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对自己工作中所必须知道的一切都熟悉，这些知识对她来说是固定不变的、成套的、是无可争辩的。她读报纸，更经常是学习指示。不过，后来她对这两种学习不认为有什么区别了……叶娃在中央服装厂工作期间一直是团支部书记……超团龄后，她成了妇女部的积极分子。后来又担任党的工作，任党组织的书记。这样几乎直到她去世为止……叶娃作为领导干部在自己的一生中并没有变成一个呆板的机关干部。相反，她一直是一位积极分子。真奇怪，她一生的变化是非常小的。她一开始就信仰革命，一直到死还是虔诚地信仰着革命。
　　她不能想象，自己离开革命队伍会怎样活下去。对她来说，革命和党是一回事，所以她也不能想象如果自己离开党会怎样生活下去，党在她的心目中永远是用大写字母写成的：党，统一的、唯一的、神圣的、绝对正确的党。一旦党批准枪决那些过去党的领导人，党认为他们是间谍和杀人犯，那么，他们当然确实是间谍和杀人犯了。对叶娃来说，并不需要别的证据了，只要有党的多数人的决议就够了，而这些决议是很快就会成为全党一致同意的决议的。
　　……我们所说的那种党性渗透到叶娃的每个细胞。她考虑自己每一步行动时，她只想，党会怎样看待这个问题？这样的动机在她身上成为下意识的了，因而从她的最庄严到最普通的行动都好象是按着命令进行的：如果穿上一双丝袜子一一那么党会怎样认为呢？
　　叶娃是否很善良？是否热爱人们呢？这是一个我不敢用简单的'是'来回答的问题。按她的品质来说，她不能容忍残酷无情的行为，她不能给人们造成痛苦，而自己去欣赏他们的苦难。然而她那善良的心被她的心灵中无限膨胀的另一感情代替了，这种感情就是：她长期以来所学会的责任感。在叶娃的脑子里，善良和凶恶的概念是建立在共青团小组，省委党校，启来是党的决议这一系列政治学习的牢固的基础上面的。一个具有信仰的人应该准备好，当他的信仰要求他尽自己的义务时，能够不仅蔑视自己的痛苦，而且也蔑视别人的痛苦。如果信仰的对象是革命，就是说为人民而进行的事业，那么对信仰的毫无条件的迷信会使他去忧虑事业的成败，因而想不到去忧虑人民的利害，虽然我们事业正是为人民的。
　　叶娃有了这样的信仰，她就不要求把自己的思想也看得非常清楚，毫无疑问，她认为如果她有了这样的‘清楚’的思想，那时她那光明的、无风无波的信仰是危险的。叶娃所需要的只是来自上面的清楚的指示：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信仰的教条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没有比决议、决定、指示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

　　他写道：“……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对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186]

　　弗·恩格斯写道：“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87]恩格斯在另一处指出：“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188]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写道：“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构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构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191]

　　“我们已知道，愚蠢在革命中起什么作用、和坏蛋们会怎样善于去利用它。”^[204]然而，我们首先应该谈到的不是人民群众自己的愚昧无知和粗暴，更应该谈的应该是对群众的愚昧无知的领导，以及在个人迷信年代我国掌权的许多人的愚昧无知，粗暴和没有文化。
　　众所周知，说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社会道德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理论。早在十九世纪，著名的英国哲学家斯宾塞^[205]，在他反驳社会主义者时写道：“社会主义的推测之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是错误的设想，这种设想正象实干的政治家的推测所依据的是错误的设想，因而导致了他们犯错误一样。他们曾设想，官方（国家机构）会按他们所期待地那样去行动，而这实际上从来都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机器如同现存的社会机器一样，都是不得不用那些已有的人类本质的各种特点提供的材料建造起来的，而它的本质的缺点将来同样会导致现在已经发生了的那些灾难。权力狂、自私自利、不公正、不诚实、不老实——这些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把私有制社会引向瓦解和破产的因素——当这些恶果一代一代积累起来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无比巨大和更无法纠正的灾难，因为掌握一切可能动用的手段和资料的政府组织，一旦得到发展和巩固，就成为牢不可破的了……最终结果是恢复独裁主义。遵守纪律的行政官吏的队伍正如由军人组成的队伍一样，会给自己的首领以最高的权力，然而享有这样的权力常常会导致篡权，正如中世纪的欧洲，以及还有更突出的例子——日本的情况那样……我们完全有根据设想，在社会主义组织里面取得权力的人会毫无羞愧地、千方百计地、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个人主义的目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同邻国的战争或者内部争夺这类为镇压敌人需要使用武力的事情，那么社会主义行政机构立即会成为可怕的暴政，类似古秘鲁那样的暴政，在这样的暴政之下，人民群众就完全掌握在官吏阶层手里，那时他们在街道上和家庭里都要受到一刻不停的警觉的眼晴的监视，同时还要为养活统治者的政权而去工作，可是自己所能得到的则是只能勉强维持生命，经常处于饥饿状态的饮食。那时，强制人们从事共同劳动的整个政府系统会以新形式出现，其实这就是正在消失的传统的老保守主义，现在又以新保守主义的另一形式力图回到我们的制度中来。……毫无疑问，一些热情分子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对这一点会提高警惕，并为制止这样的灾难采取措施。’这样讲不对，显然我们不能希望能够强迫人们去相信这样一个看来是非常明显的真理，即认为社会的幸福及社会的机关的公正态度，实质上是取决于社会的成员的性格，如果没有人的性格的完美化，这两者都不可能得到改善，而人们性格的完善必须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达到，即人们除了要求完美的生活之外，能够不受任何约束从事和平劳动。不仅社会主义者，而且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相信，如果我们有能力处理的话，就是发挥着很坏作用的人类，也有可能被放进发挥着好作用的机关模型里去。
　　然而，这不过是幻想。
　　公民所固有的那些缺点必然反映在任何社会结构的恶劣的行为之中……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政治上的炼金术——通过它，可以从锡的本能中得到金子。”^[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