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外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意义（南冠〔彭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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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外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意义

南冠〔彭述之〕

　　当日帝国主义军队进攻辽吉之初，张学良以无抵抗主义而断送辽吉，那时起而抗争者只有马占山一部份军队；此次日军进夺锦州，张学良仍在坚持无抵抗主义之下，“未饷日军一弹，预先自动撤兵关内”，（见十二日申报记者通信），起而与日军作殊死战者只有关外各地的“义勇军”。

　　据这一星期来报载的消息：在打通路沿线，北宁路沿线，南满以至安奉等沿线义勇军到处屯集，与日军作对，（见十二日国民社锦州电）。新立屯一役，日军与五千义勇军力战，日军全军丧失殆尽，阵亡军官四人，兵士至二千（十二日路透社沈阳电）。并且打虎山曾一度被义勇军第四路耿继周部克服，日室师死伤达百数十人，致沈锦间断绝交通（申报北平十三日专电）。现在日帝国主义亦公然宣布，东北军无足虑，惟对义勇军“散处各地，均感受亡省亡家之痛，不愿随东北军退入关，决与作殊死战……引以为深优”（十二日国民社电）。

　　这里这幅很明显的画图：国民党的张学良拥有三十余万正式军队，对日军始终取无抵抗主义，遇日军进攻始终是“未饷日军一弹，事先自动撤退”，现在且由关外退至滦州、平津，且有自动放弃热河之势（如汤玉麟的家属便已全体迁平）。至于整个国民党军阀所领导的二百万军队更是视若无睹。然而关外数量甚微的义勇军，却始终采取顽强的抵抗态度，到处“决与作殊死战”，最近拼命阻止日军进攻热河的又是义勇军（申报十六日北平专电）。由这个画图表示出来：究竟什么样的武装队伍才能抵御帝国主义军队的进攻，才能真正“抗日救国”，总算是十分明显的了吧！

　　国民党的军队何以始终坚持无抵抗主义呢？我们已屡次说过：国民党所代表的只是中国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只能投降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取得几分回扣，至于抵抗帝国主义他们是绝不会并且绝不能的。尤其国民党的各派军阀，为了保持自己和争夺别派的地盘与对付反帝国主义的民众起见，更是绝对不愿牺牲自己的实力。（这次张学良之急急撤兵关内，为对付冯阎夺取平津也是原因之一）换言之，国民党的军队只是专用来作争地争城市之内战和镇压屠杀民众之任何反抗运动而已。这已然是有目共睹，普天下公认的事实了。

　　至于此次关外的义勇军可以这样勇敢地与日军作殊死战呢？据国民社的报道亦已说得十分明显：他们是因为“均感受亡省亡家之痛”，这证明义勇军确含有民众和民族的意识。他们决不像国民党要人张学良等，亡了东三省还有平津，亡了平津还有其中国其他的地方，甚至亡了整个的中国，他们在外国银行还存有千百万的巨款，还可以到巴黎、伦敦、纽约去作富家翁，享清福。然而我们东三省的民众，亡了国，亡了省，亡了家，除了死，除了作亡国奴，受牛马似的剥削和压迫以外便没有别的出路。所以非与日帝国主义作殊死战不可。因为战而败亦不过死，不战亦免不掉死，或者战而胜，还者可以作中国民族的主人翁。

　　据申报记者十二日的通信说，义勇军的组成份子是民团、学生、退伍军人和“马贼”等。据我们的推测，加入义勇军的一定还有许多农民和失业工人，民团当然绝大多数是农民组成的。所以义勇军大体说来是民众的武装。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何以在伍军人不能与日作战，退伍军人反能敢与日作战呢？何以“马贼”也能抵抗日帝国主义呢？第一个问题是十分明显的，中国正式军队之不抵抗日军，并非士兵本身的罪过，而完全是由于长官，即国民党军阀所代表的阶级根性和自私自利所致。假如中国二百万军队完全脱离国民党的军阀指挥，由自己或民众举出军事领袖来带领，我们相信一定只能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战的（据报纸的通信记载，当沈阳锦州等军队接到张学良的无抵抗命令撤退之时，有许多兵士和下级军官痛哭失声，誓愿一死者，因此有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自由投入义勇军。）可以挽救民族的危亡的。至“马贼”之抵抗日军，其原因也是由于受了环境和民众的影响。并且所谓“马贼”，其本身亦不过刚是失业的农民或久失业的流氓，这些份子固然会在某种环境之下可以为上层阶级甚至帝国主义利用，但在民众势力影响之下亦可以为下层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效劳服务。且从这一事实中证明所谓“马贼”比国民党的正式军队还好得多呢。因此，我们相信现时湘鄂赣等省的农民武装，即被统治阶级所严剿的“赤匪”，如果能有机会与日军对垒交锋，成绩必然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最后，我们从此次关外义勇军顽强抵抗日军的事实中可得几个重要的教训：一，国民党的军队是决不能抵抗帝国主义军队的，只有含有民众和民族意识的武装才能与帝国主义军队作殊死战。所以要“对日宣战”则只有民众迅速地自动武装起来才有可能；二，要现时中国的正式军队对日作战，则首先必须使现时的军队脱离国民党任何军人的羁绊，因此民众必须鼓动士兵及下级军官自动脱离国民党军阀的管辖，站在民众方面来；三，民众的武装应与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为主体，因为只有他们是最能坚决地反抗帝国主义到底的；四，最后要领导民众武装抗日，必须有统一和指挥全国民众和民众武装的政治机关，在现时即必须首先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此次关外义勇军英勇抵日的事实，已含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已给了我们重要的教训。但这类义勇军本身亦有几个危险。就是：一，此类义勇军还不由民众的团体（如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组织等）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而是临时杂凑的；二，缺乏有系统的组织和统一的指挥；三，没有明确主张；四，在某些方面还与张学良有多少关系。这些情形都足以使义勇军难于有计划地坚持与日军作战，甚至某些部份还有被张学良收买之可能。我们如果要使此类义勇军走上真正代表民众抵抗日军到底，必须一方全国各团体派有力份子到他们中去整理指导，尤其给他们以政治的指导；同时在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民众自动迅速也武装起来，立刻召集紧急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去领导他们，集中一切物质力量去帮助他们。

一九三二，一，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