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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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在中南海工作的日子

第一章初进中南海，任政秘室见习秘书

1．1录取与报到

　　在中央劳动大学（后来的中央团校）学习时，我是十七班三组的党小组长，列席班支委会。韩彬和陈伯鸿是两位班副主任，分别兼任班支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毕业前夕，中央劳动大学应中央要求决定选送几个人到中南海毛主席身边工作，韩彬和陈伯鸿两人推荐了我。有人推荐还不够，还要看学习成绩和政治审查情况。毕业考试是学校教育科科长冯铭主持的，考了几个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题目，分书面考试和口头考试两种，我都考得不错，得到了班里的表扬。我当时19岁，历史简单，在上海参加的地下党，经受过考验；父亲是一般城市职员，算是工人阶级。成绩和政审我都没有问题，劳动大学决定选送我了。同时被选送的还有沈栋年和张冠俦两人，沈栋年是上海育英中学的地下党，张冠俦是上海暨南大学的地下党（实际在育才中学就是地下党）。当时中央来挑人的是彭达彰，他是山东威海人，是四野的师级老干部。他把我们三个都要了还觉得不够，还希望学校再多给他几个人。但学校实在给不出了，因为当时来要人的中央单位很多，像中央机关、中央军委、人民政府机关，都来要人了，而学员数量有限。1950年5月4日，我和沈栋年、张冠俦一同到中南海报到【注1】。
　　中央劳动大学让我带着他们俩和我们三个人的档案，连人带档案一起交给中南海。按照正常途径，档案要通过党内渠道转到中南海，但当时中南海要人要得急，中央劳动大学就做了特例处理，将我们的档案密封好，盖上骑缝章，交给我们自带。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南海有个西门，就来到中南海南门（新华门）。由于我们没有中南海的出入证，又不认识守卫战士，就被挡在门外。我们报了名字和来由，警卫战士打电话向里面的田家英交涉一番之后，就有一个警卫领着我们往里走。新华门是走首长汽车的，一般不让人进出，但田家英还是让我们从新华门进去了。我们跟在那个警卫后面走了一阵之后，警卫就指着河边一条马路说：你们就沿着河边走，走到房子那儿就有人接你们了。当时，8341部队的不少战士正在清理中南海的淤泥（后来据说在清理过程中挖出了一些小型的手榴弹、枪支之类的武器和爆炸物，不过没什么大家伙），路面上也到处是泥水，很难走，我们绕了一个大圈，终于走到勤政殿，田家英的警卫员出来等在那里接我们。
　　在河边走的时候，我看到河里膝盖深的水里有很多鱼在翻腾，战士都只顾挖泥，不管那鱼。我家里穷，又是在海边长大的，知道鱼是个好东西，边走就边动了心。那天和我们同来报到的还有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的一批大学生。我们安顿下来后，我就招呼他们跟我一起用脸盆去抓鱼，结果每个人都抓了满满的一脸盆回来。他们问怎么吃啊？我就教他们把鱼开膛破肚，清理干净，又叫人从宿舍对面的一个小铺子里买来酱油、醋，用砖头垒起个灶台，把脸盆洗干净，放上水，捡来掉在地上的树叶做柴火。那煮出来的鱼可真好吃啊！刚建国，供应紧张，我们一连几天吃鱼，大家都很高兴。中南海后来专门养了好多鱼，用来改善伙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毛主席肉也不肯吃，出现营养不良的症状，周总理就让人把中南海战士养的鱼烧好捣碎，伴着蔬菜给主席吃。主席先是不吃，直到听总理说那鱼是战士们自力更生在中南海养的之后才同意吃。教同来的大学生用脸盆煮鱼吃，现在说来是趣事儿，却是我在中南海生活的真实起点。那些大学生比我年纪大，但生活经验不如我。
　　那年我19岁，我以为自己是大人了，现在看来还完全是个小孩。我们住在中南海的西八所，那是集体宿舍，原来是宫女住的地方。刚开始我和逄先知、余永年、张学厚、于学军一个房间。不久，从全国总工会来的一个部长和我们住一起，就变六个人一个房间了。房间二十来平方米，没有上下铺，很拥挤。我是挤在门口，由于没有帘子，每天被外面的风吹，不久就得了一次重感冒，病了一个礼拜。之前我从来没病那么长时间过（在西八所住了两年，后来搬到现在拆了的西楼，因为已经提到科长位置，就两个人住一间了）。
　　我对逄先知的最初印象不好。我们开始工作不久就是夏天了，那时中南海夏天蚊子很多，虽然打了滴滴涕，但晚上人进出一开门，蚊子还是马上就飞进来了。那时蚊帐很贵，一般人都买不起。逄先知家里是开药店的，比较有钱，我们六个人就他一个人有顶蚊帐。逄先知当时是管生活的，我就对他说，你是管生活的，你要么给我们都争取一顶蚊帐来，要么就和我们一样，也不用蚊帐，不然就有点不够意思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见，晚上睡觉前就在宿舍七嘴八舌地说他。有一天田家英一个电话把我找去，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要在中南海搞群众运动？我一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田家英说，你发动群众，要逄先知向领导施加压力，要领导给你们发蚊帐。原来是逄先知把我告了，他知道我是搞地下党的，点子多，又会发动群众，不好对付，不敢和我正面冲突，就偷偷给田家英打小报告，说我发动群众整他，对他造反，逼他向领导反映给我们发蚊帐。我向田家英解释说，实际不是这么个情况，不过是大家打趣逗乐而已。田家英听了也谅解我了。但我从此对逄先知这个人就开始小心了。逄经常主动给田打小报告，把我们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报告给田，及后来当了田的秘书。

1．2 中央办公厅当时的机构和人事隶属关系

　　1950年中央办公厅下面有三大主要机构：第一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简称政秘室，主任是师哲；第二是中共中央机要室，是叶子龙掌管的；第三是后楼研究室，归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因在中南海后楼（在居仁堂那里）办公而得名，没有正式名称。当时的政秘室和机要室与它们的行政上级单位中央办公厅关系比较微妙，政秘室与机要室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接受毛主席的任务，中央办公厅是管中央机关后勤行政方面事物的，包括为政秘室和机要室提供后勤保障。这种关系有很重要的历史沿革方面的因素。政秘室大约是1949年8月成立的，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是任弼时领导的。机要室前身是中共中央机要科，是书记处办公室下面的，是叶子龙负责。他俩都归主席直接领导。中央办公厅是1949年10月建国后设立的，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那时，中央办公厅已经成型，主任是李富春。李富春能力虽然不是特别强，但很能团结人，和几乎所有人的关系都很好，和主席关系则是特别好，他和他的夫人蔡畅总是拥护毛主席的【注2】。
　　1945年10月李富春从延安去东北任职后，杨尚昆接任中央办公厅主任。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主席、周恩来和任弼时率领中央前委，留守陕北；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中央工委转移太行地区；叶剑英、杨尚昆等领导中央后委暂留晋西北。中央后委是为毛主席领导的中央前委提供情报和后勤服务的，也为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提供必要的配合，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后委副主任。
　　1948年5月毛主席率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与较早已经落脚在那里的中央工委和中央后委会合，中央机关三部分人马又合而为一了。这时杨尚昆领导的中央办公厅是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委下面的，而机要室和政秘室与中央办公厅是平行的。1949年中央机关进北京城以后，杨尚昆领导中央机要处和中央秘书处，这是不同于机要室和政秘室的两个单位，其中中央秘书处不能进中南海办公。机要室和政秘室都紧随毛主席进驻中南海，还是都归中央书记处领导，由任弼时掌管，任弼时和叶子龙都还是直接对毛主席负责。任弼时1949年11月去苏联治病，1950年1月机要室和秘书室归杨尚昆管，但中央没有明文规定机要室、政秘室隶属于中央办公厅，而毛主席规定，机要室和秘书室按历史惯例直接向他汇报工作、接受他的任务，中央办公厅配合它们的工作并提供后勤保障。
　　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政秘室和机要室名义上归中央办公厅管，而在实际运行中却与中央办公厅平起平坐的微妙局面。当时中央办公厅也无权过问罗瑞卿负责的中央警卫局。这和后来权限扩大了的中央办公厅是有本质不同的。中央办公厅有自己的秘书处（曾三任主任），还有自己的机要局（由长征干部李质忠领导）。
　　这个机要局是个纯技术性机构，专门负责收发电报，它收到的电报要交给叶子龙负责的机要室送主席，主席批完了，再由机要室交回机要局发报出去。单从这一工作流程就可以看到，机要室的地位比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局地位高出很多。机要室里都是老革命，他们参加革命早，资格都很老。四大机要秘书：叶子龙（主席机要秘书）、康一民（总理机要秘书）、胡振英（刘少奇机要秘书）、潘开文（朱德机要秘书），都在机要室。叶子龙是主任。所以，机要室是三大机构中实际上的老大，根本不把中央办公厅放在眼里，叶子龙不把杨尚昆当回事。杨尚昆也因此对叶子龙恨得咬牙切齿【注3】政秘室的成员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老红军、老八路，他们文化水平低，但政治忠诚度高；二是1949、1950年新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文化水平高，但政治忠诚度不如老红军、老八路；三是像我这样的一批青年，参加过地下党工作，经受过艰苦革命斗争的考验，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算得上是又红又专。当时有传说，秘书室成立时，胡乔木觉得老红军、老八路文化水平低，建议毛主席找大学教授来任职，遭到毛主席的拒绝。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那回头看历史，毛主席的考虑就是周密的。搞社会主义，必须既要有老红军、老八路们的忠诚，又要有一定的知识和文化。主席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也确实是很注意培养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后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系统论述（核心是“又红又专”）都反映出了他对无产阶级事业的深谋远虑。
　　政秘室的工作以处理毛主席的公务为主（毛主席因此称它为“我的秘书室”，下称秘书室）。刘少奇的事，是由刘办的王光美专门处理，他们两人是上下级关系、工作关系，但也是夫妻关系，有些事情王光美不方便处理的，就会拿到秘书室这里来处理。朱德的事情很少，秘书室捎带着就处理了，何况朱德的两个政治秘书陈友群、何均都在秘书室。国务院（当时还是政务院）是独立的，总理的事不归秘书室管。秘书室和机要室是毛主席身边的两大重要机构，掌握着中共中央最核心机密，主席始终要求这两个机构保持独立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主席应该是有他特别的考虑，他要直接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和社会的实际状况，不要中间的过滤。
　　按毛主席的要求，这两大部门有个分工：所有党内给主席的密码电报、军委和各军区给主席的电报，都通过叶子龙的机要室机呈送给主席，秘书室都不能看；所有群众给主席的信件、明码电报则都通过秘书室送呈主席，哪怕这些信件有的是很重要、很机密的，如一些省、市、地领导给主席的信，甚至一些外国领导人给主席的信。有一次，我拿到一封奇怪的信，是一张白纸条上写着一组数字：大炮多少、机枪多少、坦克多少，再无其他内容，签字用的是外文，我也看不懂是谁。我心里纳闷，这东西怎么送去给主席看呢？还好我灵机一动，去问了收发室：这信是哪里送来的？答曰：是中联部送来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国外共产党的领导写给主席的，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于是，我马上请报主席，不然就可能酿成大错。各省市给中央的报告本来也都归秘书室处理的，中央办公厅认为，这些报告都由秘书室直送主席了，办公厅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应该另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在办公厅领导下处理这些报告。这样就有了后楼研究室。它主要是搞各地报告压缩、选编，有点像现在的政策研究室，搞党内情况调查，研究党内动态。虽然是杨尚昆直接领导，但毛主席的几个重要秘书如陈伯达、田家英都可以过问。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与任弼时有很大关系。师哲1939年在苏联当过任弼时的秘书（当时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于1940年和任弼时、周恩来一道回国。
　　在党内始终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莫斯科派”，也叫“国际派”，以王明为首，团结在斯大林周围。刘少奇、总理其实都是“国际派”的，任弼时也不例外。还有一个“国际派”蔡和森，他和毛主席亲如兄弟，可惜去世得早。关向应也是“国际派”。不过，在现实的艰苦斗争中，关向应认准了毛主席，较早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红34军被迫撤出井冈山时，关向应、贺龙和任弼时一起率领红2、6军团长征。关向应1946年在延安病故，临死前告诫任弼时、贺龙要跟毛主席走，千万不能反毛主席【注4】。在关向应的影响下，任弼时也从“国际派”里反出来了，真心地转向了毛主席。
　　1947 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要留在陕北作战，任弼时坚决反对，他要毛主席过黄河去安全的地方，因为毛主席是全党的领袖，万一有个闪失，党的利益损失太大。他还提出自己和总理留在陕北。他和主席争论很激烈，最后主席发火说：要过河，你过吧。任弼时实在没有办法，说：不，你留在陕北，我也留在陕北。我是三支队的司令，负责中央机关的工作，主席什么时候离开，我就什么时候离开。任弼时在原则问题上是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成为毛主席最得力的战友和助手，毛主席对任弼时也是毫无保留地信任的【注5】。当时江青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还是中央机关三支队政治指导员。但江青和任弼时的关系不好，任弼时是江青的领导，江青却不大听他的。江青曾说我眼睛长在额头上，她自己也是。政秘室成立时，任弼时曾短时间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主任，不久就是在莫斯科做过任弼时的秘书的师哲，而不是和任弼时一起转战陕北的江青，成为秘书室正式的第一位主任。师哲当秘书室第一任主任，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个人的才能得到了主席的重视。
　　1949年底1950年初毛主席访问苏联，陈伯达、师哲都是陪同出访。陈伯达就知道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说苏联人的好话，让主席很是反感。陈伯达就是这么一个人，哪边强势就往那边倒。主席本来有个文件要陈伯达起草的，看到他这个样子也不让他起草了。师哲的表现和陈伯达完全不一样，师哲在留苏的时候，经中央同意加入过苏联的克格勃（当时当克格勃是很光荣的），这次陪主席出访，他通过苏联克格勃的渠道了解到很多情况并及时报告给毛主席，深得毛主席的信任。刚建国，一切都要学习和借鉴列宁创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毛主席要看很多关于苏联的材料，需要大量翻译俄文文件。当时搞英文翻译的人才不少，而俄文人才稀缺。白俄倒是又懂俄文，又懂中文，但白俄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基本是认钱不认人，一个白俄可能跟美国、英国、日本、国民党都有关系，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的人，政治上不可靠。所以，师哲就堪当重任了，主席从苏联访问回来不久，就把他派到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现中央编译局前身）当局长去了。师哲还兼任了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之一部分）的校长，为新中国培养自己的俄文人才立下了功劳。当时秘书室要选拔优秀的人才去学俄语，彭达彰动员我去，我不愿意去，放弃了这次机会。
　　秘书室领导除了师哲之外【注6】，还有副主任江青、田家英、彭达彰。师哲经常组织我们开会。江青当时因为身体不太好，秘书室的事情不怎么管，主要是负责毛主席的私人生活。田家英虽然排名在江青之后，却实际主要负责秘书室日常工作。江青如果不在，田家英也代管主席的私人事情。我正式上班任秘书室见习秘书，直接领导是田家英和彭达彰。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为毛主席读报、摘报，不久又处理群众来信。这些工作是由副主任彭达彰分管，但重大的事田家英也会过问。田家英当时主要是负责处理主席直接交办的事情，如管理毛主席的图书和编辑《毛泽东选集》。

注释：
注1：张冠俦在上海地下党的时候，其父有一个朋友是国民党军统，此人要张冠俦参加军统，他不同意，但怕引起那个军统的怀疑，就介绍了一个朋友参加了军统。这事他当时并没有向组织汇报。在50年代审干的时候，这事被揭露了出来。当时中南海审干工作是何载负责，何载亲自去向那个被抓的军统作了调查，证实有这事。张冠俦说他这是为了做策反工作。后来何载和我把他送回上海继续审查，但没审出什么问题，就安排他在一个区的房管局作了个一般干部。我1968年接受审查后，张冠俦四处说是我迫害了他。文化大革命之后，何载当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和李锐一起），张冠俦找到何载要求改变对他的处理，可何载还是坚持原来的处理意见，因为这本来就是何载处理的，而且也确有其事的，就没给他平反。
注2：李富春一向待人平等。他刚认识我，就叫我老戚，我说不能这么叫，我一个小青年，怎么能叫老戚。他说你长得高大，不能叫你小戚，只好叫你老戚啰。毛主席××××年批评李富春主管的计委是独立王国，并不是指李富春，而是另有所指。文革中参与“二月逆流”的人常在李富春家里开会，所以主席批评“二月逆流”时，把李富春一起批评了。但我心里很清楚，主席知道李富春不会反对他。所以我告诉社会科学部的人，不能反对李富春。
注3：叶子龙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在1962年终于找到报复叶子龙的机会。当时，叶子龙因为犯了错误要被调离机要室，他去找已经权倾一时的杨尚昆，想当北京市书记处书记或者中央哪个部的部长，杨尚昆当面说“听组织分配吧”，背地里却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最后给他安排了一个北京市轻工业局的副局长位置。
注4：关向应对于毛主席的支持是非常坚定的，也影响了任弼时等人从“国际派”中反出来，坚决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对关向应在1946年的早逝是很伤心的，以至于20年后在文革中的一次会议上，我还亲耳听到毛主席说：“如果关向应还在，贺龙就不会过去（指倒向刘少奇）”。
注5：文革中有人揭发任弼时反毛主席，实际那只是非原则问题上任弼时和主席有意见分歧，与反对主席不是一回事。
注6：1957年山东的书记李×出了问题，师哲调山东当省委书记。这是对他的提级重用。我感觉师哲这个人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就是他那个杀孩子的事，实在叫人反感。他调去山东后，和一个保姆搞出了一个小孩来，他把孩子扔进“血滴子”（硝镪水）里，连骨头都没有了。这可能是他从克格勃那里学来的。据说事情是那个与他发生关系的保姆揭发的。作为母亲，那个保姆实在觉得师哲的做法太没有人性了。材料当时送到中央秘书室来，我亲自看到过。案子是由刘少奇负责处理的，师哲被逮捕判刑。这件事是没有什么冤案的。后来说什么平反，哪有什么反可平的呢？这件事师哲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当然也就不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