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迎接解放：从上海人民的保安队员，到中央团校的青年学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戚本禹回忆录（2016）

　　1949年初，上级党组织提出，由于南洋模范中学是上海的名校，社会影响很大，必须要调一些地下党骨干成员进去加强党的力量，让我和瞿云宝报考插班生，进入南模。同时，由于郊区真如镇市立中学那里是解放军从铁路线进入上海的必经之地，让我们的组长刘伯瑞去真如中学开辟工作。这样，我们原来在中理的三人小组就不存在了，我因此只在中理实际学习工作了一学期。我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把中理建成红色堡垒，但已为地下党在中理的扎根打好了基础，新党员张惠康等人接手中理地下党工作后，在第二学期就有很大的发展。新的中理党小组为迎接解放尽了自己的责任。解放后中理收归公有，改名黎明中学，成为上海的重点中学。现任上海第一书记韩正就是黎明中学毕业的。刘伯瑞进入真如中学后，把我初中时的进步同学郁文杰发展入党，很快就在那里打开了局面。真如中学党小组为配合解放军进军上海，做了很多事情，劳苦功高。
　　在南洋模范中学，我们的领导仍是徐龙区青委委员张效浚。区青委的领导是钱其琛，即后来出任外交部长的那位。那时南模已设立了党支部，男中有六个党小组，女中有一个党小组，都归张效浚领导，党支部书记是高三级的地下党员王纯亨，组织委员是我，宣传委员张晔（女）、杭天禹。另外还有一个党团小组，是做学校社团、校方领导工作的，由张效浚直接领导。这时，我受命于张效浚，负责南模两个党小组的联系，并暂时联系中华理科和真如中学的党小组，不再做直接的群众工作，在政治上也完全以中立面目出现。当时，上海地下党的力量很强，组织示威游行都很容易，但上海地下党接到中央指示，不再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主要搞隐蔽斗争，保证进步力量的安全，因为上海很快要解放了，解放以后需要大量人才，不能让我们的人才都给国民党抓了、杀了。
　　1949 年春节后，淮海战役结束了。下一步是渡江问题。领导讲，跟国民党谈判，肯定成功不了，我们已经把部队准备好了，随时准备渡江。果然，国民党不肯在和平协定上签字——蒋介石不让签字，李宗仁也不肯签25字。刚广播了不签字，第二天，解放军就渡江了。那边渡江，这边我地下党就组织人民保安队，准备迎接解放。人民保安队的徽章、袖章发下来了。支部书记和党团小组长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我是学校保安大队中队长之一，负责我们学校和周边地区的安全、秩序，责任区从天平路到宋庆龄的故居一带。我们要防止特务活动，还要防止抢劫、破坏和流氓活动。上海地下党给黄金荣下了命令，不准他们青帮小兄弟在解放军进城时闹事。所以我们那里没有发生抢劫、破坏这类事情。张效浚还布置我们派人去徐龙区南面调查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碉堡数量、配置，要我们秘密画地图。我们不懂军事测绘，但还是去做了调查，也画了些图，并调查了国民党、三青团等机关单位的名称地址，都送上去了，后来派上用处没有就不知道了。
　　1949年5月，濒临灭亡的国民党，垂死挣扎，几次大规模搜捕进步人士。地下党事前均能得到消息，预先防备。消息来源之一，就是高中三的地下党员顾慰庆。顾慰庆的父亲顾毓琇是国民党中央要员，在国民党里很有点权威，当时是上海市的教育局局长，家是住在一个高级公寓里。他不知道我们把他的儿子发展为地下党员了。顾慰庆在家里听到国民党要大逮捕的消息，就报告地下党。另一个消息来源是陈立夫的侄子。陈立夫的侄子也是地下党员，经常跟地下党报告情况，都很有用。按国民党宣传，陈立夫是比较艰苦朴素的，但是他的公馆也是相当豪华。他侄子就住在公馆里。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顾毓琇的儿子，陈立夫的侄子，家里都是有钱有权有势的，可他们宁愿跟共产党走。现在呢，有些共产党的子女竟希望变成豪门贵族！这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每次大逮捕时，我们就通知学校的地下党员晚上不能睡在家里，一些地下党员就躲在顾慰庆家里，顾毓琇是国民党要员，没人敢来搜查；还有些地下党员躲在陈立夫、陈果夫的公馆里（现在复兴西路的玫瑰公寓），和陈立夫的侄子呆在一起。其他学校来不及躲避的地下党员有的人被逮捕了，不经审讯，就被捆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遇难者中有与我们打过交道的交通大学的地下党员穆汉祥等人。国民党当时开着坦克冲进学校，叫学生排好队，拿着档案，对着照片，一个一个搜查辨识。那是我第一次亲身看到，反动派可以开着坦克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当时许多市民也都亲自目睹过这一场景。
　　临解放那天晚上，解放军已经打进南郊了，我们怕国民党临时来抓捕，住在天平路一个弄堂里面。5月25日凌晨，听到外面有零零落落的枪声，有人说，是不是解放军打进来了？我说打进来会枪声更大。但我判断错了。解放军一进来，刚打几枪，国民党的军队掉头就跑，鸟兽散了，哪会有什么很大的枪声！后来有个党员悄悄出去看了一下，回来说，是解放军打进来了，他们穿着灰色军装，戴着帽子，胸上有个牌子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我问他看清楚了没有，他说看清楚了。我就说，那我们赶紧出去。我们出去，部队还在那儿前进呢，真都是解放军！我们给他们打招呼，欢呼。他们也跟我们打招呼，摆摆手，继续前进。
　　我们跑着回了学校，那时天麻麻亮，我们通过电话集合人民保安队的同学。很快，来了几十人，张效浚也马上到学校了，他布置任务：维持治安，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和入城纪律，解放军经过时向解放军欢呼，喊解放军万岁。我和地下党员按原来的组织体系，组织起保安队，出去欢迎解放军。同学可积极了，拿着个小旗，带着袖章就去了。钱其琛是我们区青委的领导，不久就来对各学校保安队的工作进行视察。后来他说：你们南洋模范搞得不错，有个女孩，看见解放军就欢迎，同时向从家里出来围观解放军的市民进行宣传，宣传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解答群众的疑问，把问题讲得清清楚楚。钱其琛说的这个女孩就是女中党员张晔的部下姜保年。
　　由于解放后很多事情要依靠学生党员去做，上面从解放区派来一个叫李昌的同志办学习班，对学生党员进行短期训练。我参加了这次短期训练，时间一个礼拜，收获很大。李昌是“一二•九运动”的青年领袖，当时是上海团市委书记。他跟我们做报告，讲青年运动，讲城市工作，并给我们布置工作任务。
　　那时我们每天工作都很忙，大大小小的事很多。南市是个最复杂的地区，地下党的力量小，接管警察局的军代表要我们派个家住南市的党员学生去帮忙解决一些群众纠纷。我家住南市区，组织上就叫我去。军代表派了一部吉普车来接我。我去了就配合解放军处理一些群众打架之类的事。闹事的人听不懂解放军的话，我当翻译并帮助调解，告诉他们要听解放军的话。问题都一个个解决了。
　　1949年7月，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就在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上面来指示，说建国需要大批干部，中央要上海各学校调人去北京学习（北平正式改回北京是在两个月后的1949年9月），南洋模范要去三个人。上海各个大学也要去人。徐龙区青委张效浚等负责人决定，南洋模范派我、秦亢宗（原地下党党团小组成员）、姜保年（女中部党员）三个人去（秦亢宗后来是杭州大学教授，姜保年后来是上海民进大学校长）。
　　那时候我们还未脱产，没档案，南洋模范党支部从区里拿来三张表格，一人一张。我们填了表，带上区里开的信，到市里换信，再到华东局（当时的华东局在现在的福州路江西路交叉口）开了到北京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部的介绍信。第二天我们三人在华东局汇合其他学校的同学，一共十几个人同行。我被指定为领队，带领大家一起去火车站找军管会安排车次去北京。上海刚解放的时候，国民党飞机还经常来，有时候扔几枚炸弹炸铁路。我们坐的车开到南京，遇到国民党飞机又来炸铁路了，就开到支线一个隐蔽地方停在那儿。列车员来告诉大家火车要等到晚上才能开，想玩的可以去玩玩，记住车停的地方，天黑以前一定要回来。我们分别去了夫子庙、玄武湖，玩了大概不到半天，天还没黑，怕误了车，就一起回来了。天黑后，车就开了，后来再没有碰到飞机轰炸。
　　清晨火车开到了淮海战场。淮海战役正在进行时，我们每天听新华社的短波，盼望着解放军打胜仗。我知道在这次大决战中，死难的烈士不少。火车开过明光时，我看到了被炮火破坏的房屋、桥梁，还看到在绿色的田野中有许多新土堆，我想那大概是打扫战场的人为死难烈士堆的坟墓了。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敌人横行霸道，我们东躲西藏，现在解放了，自由了，它是千万烈士用生命换来的啊。看到眼前快速略过的座座新坟，我心情不能平静，就在本子上写下了一首《淮海战场巡礼》的稚拙小诗，来纪念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捐躯的烈士。
　　

　　你们是一团滚动的火，
　　在大雪飘飞的寒风中，
　　从北向南，
　　为祖国的自由，
　　拓展着疆土。
　　你们用鲜血和生命，
　　与敌人搏斗。
　　你们战胜了敌人，
　　自己也倒在解放的土地上。
　　把自己的躯干，
　　化为鲜花、五谷。
　　没有留下姓名，
　　没有留下遗嘱，
　　却留下了永恒的生命之光，
　　为后人，
　　指引着前进的路！

　　第三天早上九点多，火车开到北京前门车站。下车后，我们就去了当时在御河桥的团中央。团中央的接待干部告诉我们，劳大即中央团校，在河北良乡（现属北京），并安排车把我们连人带行李送到招待所休息，第二天又派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赴良乡。第二天我们坐火车到了良乡，与在那里接站的中央团校的干部韩彬会面了。我被分配在中央团校第十七班，这是为上海、杭州的学生专设的班级。北京、天津的学生分在十五班，著名作家王蒙就出在这个班。其他省市亦有自己的班。
　　中央团校的学习期不到一年，课程是三门：哲学、经济学、党史。另外还学习建国方针、城市政策、农村政策、工青妇运动史等。教员很多，名家亦不少，著名的有艾思奇（哲学、社会发展史）、孙定国（党史、哲学）、田家英（党史、毛泽东思想）、薛暮桥（经济）、狄超白（经济）、陈家康（国际形势）等。讲课的方式多是讲大课，一千多人坐在地上，教员站在台上讲，中间休息十几分钟。彭真、王明、毛岸英、邓颖超等也来过。毛岸英替苏联客人做翻译，还应大家要求讲了他的简单经历。后来我进了中南海，去瀛台散步时，又见过他几次，听他讲在苏联的见闻和土改的情况。他对人挺谦和，大家都喜欢他。
　　1949年9月30日，团校学员从良乡坐火车进京参加第二天的开国大典。大典当天，全校师生由仪仗队率领，按班次进入广场排到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后面，等待大典开始。我因身材高大，被选为仪仗队员，每两名仪仗队员共执一面大旗，轮流休息。古代名将韩信参加农民起义军时，初职“执戟郎”，我这大概可叫“执旗郎”吧。在大典当天的中午时分，伴随着东方红的乐曲，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那天天安门广场少说也有几十万人，很多的人和我一样，虽然在远处并不能看清毛主席的面容，但还是既高兴又激动，又喊又叫，又踮脚向上跳，想看得清楚一些。我当时只是个十八岁的青年，能参加这样的盛典，毫无疑问感到是一生的幸福。大典正式开始后，先是鸣礼炮，升国旗，接着是毛主席讲话。这时全场突然沉静下来了，谁也不喊叫了，生怕听漏了毛主席的话，而当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静谧的广场突然又如雷霆般爆裂！高兴呀，喊叫呀，欢呼呀，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有的女同学还哭出了声来。在阅兵游行的时候，大家喊万岁，喉咙都喊哑了。毛主席也喊“万岁”，他喊的是“人民万岁”。人民原来也可以万岁呀！这真是旷古奇声！马克思说，革命是群众的盛大节日。1949年10月1日是中国人民最盛大的节日。
　　1950年，中央团校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习，因为随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和解放军向全国进军，新生共和国各方面都急需人才，不能等待学员们按部就班完成学业。毕业前夕，我们纷纷提出要见毛主席。团校校长向中央反映了我们的请求，中央竟答应了！这说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年轻人有多么殷切的希望啊！四月的一天，我们列队赴中南海怀仁堂，在政协委员们开会的地方坐下来等待。突然聚光灯一齐打开，毛主席从主席台旁走出来，红光满面，笑着向大家招手。我想，那一刻，在场的每个学员都和我一样，为这样近距离见到亿万人民的领袖感到无尚光荣。我们班级的女党员曹炎等人，代表团校师生向毛主席献上用红纸写的致敬信。毛主席同他们一一握手，我们其他人是又高兴又羡慕。
　　毕业典礼完毕不久，大家唱着“年轻人，火热的心，跟着毛泽东前进”的歌曲，告别了中央团校，奔赴自己的战斗岗位！我和几个学员奉命去中南海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