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认识与成长———有待发现的一切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1993）

结束语

认识与成长——待发现的一切

　　我以一篇文章结束本书，它发表于1992年4月在累西腓举办的讨论会。在这篇文章里，我阐明了一些有关日常生活中具体环境的分析。
　　思考隐含在标题“认识与成长——有待发现的一切”中的主题，是这次讨论会的组织者交给我的任务。
　　我的思考起点要回溯到作为我求知对象的短语上。这首先要求我读懂这个短语，它反过来又要求我理解短语中的单词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面对的是思维的两个部分：“认识与成长”和“有待发现的一切”。第一部分的两个动词可以用两个名词代替：“知识”和“发展”，连词“与”把它们连接在了一起。实际上，这两个部分自身包含了能引出下列判断的开放性：认识的过程和成长的过程处处相关。或者甚至可以这样说：认识的过程意味着成长的过程。没有既定的成长就不可能有认识。没有一定的知识也不可能有成长。
　　“认识”是及物动词，它无需介词引导，描述了一种由主语执行、对宾语产生影响或直接指向宾语的行为。因此，这个动词的补语可被称为“直接宾语”。某人“认识”，“认识”某物。“我的痛苦只有我知道。”“痛苦”是“我知道”的直接宾语，是我的认识行为的宾语。
　　相反，“成长”是不及物动词。它不需要补语来补充其含义。根据主语思考活动的要求，我们对这类动词的含义能做且经常做的是，依据实际情况补足内容或意义，加上状语。“我痛苦地成长。”“我带着敏锐的求知欲成长。”在这两个例子中，“痛苦地”和“带着敏锐的求知欲”表明了我成长过程的状态。
　　现在，让我们略谈一下认识的过程。
　　当我们自问认识的过程时——现在把它当成是重要的现象——我们首先可以说，认识在生活中发生，它不仅在我们——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利用生活赐予我们的材料创造历史的状态中发生。但它是使我们能够培养我们感兴趣事物的知识，而不是在非人类生活中发生的联系里得到验证的特定形式的反应。
　　关于知识究竟是什么，首先要指出的是，认识是一种社会过程，其个别维度不能被忽略甚至贬低。
　　认识过程包含了全部的意识自我（conscious self）、感觉、情感、记忆、影响、认识论上的好奇心，集中在对象上，同样也包含了其他思维主体，即其他也会认识和好奇的人。这表明，所谓“思维”的关系不能被包含在“思维主体-可认知客体”的关系中，因为前者扩展出了其他思维主体。
　　我认为在这里强调另一个方面也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据说与我们在世上行动的自发方式有关的事物，由这种自发行动产生了知识、认识、被世界/事物/存在/他人的言语感知的特定形式。在我们于世上的行动、观察事物与事实的自发方式中，我们感到自己受到了警告，我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行动，因为我们接收到了各种信号，而我们对其含义心知肚明。我们由它们那里获得了即时的知识，但我们由此却学不到存在的根本理由。在我们的自发定位中，我们的思维没有按认识论的规律运转。它们没有批判地、怀疑地、系统地、严格地被引向影响它们的世界或对象。用卡莫斯（Camoes）的话说，这是“由经验构成的知识”，仍然缺乏批判性思考。这是天真的智慧，来自常识，缺乏认识对象的严格方法，但不能因此就被我们置于考虑之外。它在我们尊重它、具备其起点时能发挥必要的作用。
　　也许把我们的某个早晨当成好奇的对象来检视，观察我们在世上行动的两种方式——自发的和系统的——的差异，会是件有趣的事情。
　　我们挪动。我们醒来。我们刷牙。我们开始一天中的第一次淋浴，然后吃早饭。我们与自己的配偶交谈。我们由第一则每日新闻中获取信息。我们离开家。我们在街上走着。我们汇入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我们在红灯前停下。我们等候绿灯，对它的含义我们自小就明白。我们从不会自问我们所做的一切——从刷牙到洗澡、喝咖啡、在红灯前止步都是为了什么（除非我们想打破常规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继续在“街道”上、在“人行道”上遵循这些习惯，没有太多质疑自己的必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思维不按认识论的规律运转。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我们在这个早晨的日常生活，分析我们自己，我们将会看到，要把我们的任何一个早上看成好奇的对象，有必要跳出日常生活经历之外。我们有必要游离于日常生活外，以便“使我们远离”日常生活和我们在早上世界里行动的方式。有趣的是，正是因为“远离”对象，我们才能“走得更近”。对于对象的“远离”从认识论角度看，正是“走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尊重”对象，在我们的例子中，是早晨，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分析了我们是如何行动的。
　　我认为，在这两个例子中，可以很容易地发现我们在思考“意识自我”和行动时所具有的立场的重大差别。在第一个例子中，当我自己讲述早上的活动时，通过同意我的叙述，我看到了自我；在第二个例子中，我把自己看成描述自己活动的主体。在第一个关于日常生活经历的例子中，我的意识自我暴露在行为和事实前，而无需自问有关这些事物的问题，无需寻找“存在的理由”。我要重复指出由相关事物形成的认识——因为认识同样存在——是由纯粹的经验构成的。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的思维按认识论的规律运转，我们遵循严格的方法走近对象，且已“远离”对象，即将其客观化了，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认识，其精确性赋予调查者或思维主体一种在前一个关于常识认识的例子中并不存在的误差范围。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以任何方式忽视天真的认识，当我们尊重它时，它就会发挥必要作用。
　　实际上，讨论认识的两种类型意味着有关实践与理论的争论，只有把实践和理论放在两者的矛盾关系中去认识和把握，才能够理解它们。它们从不是孤立的。既没有只有理论的情形，也没有只有实践的情形。因此宗派主义的政治立场——那种不理解两者的矛盾关系而使理论与实践互相排斥的立场——是错误的。反知性主义否认理论的合理性，理论上的精英论则否认实践的合理性。我接近对象的严肃态度防止我滑向以下任何一种立场：既不是反知性主义，也不是精英论，而是理论与实践互相启发。
　　现在让我们略微考虑一下“成长”。让我们把“成长”看成是我们躁动不安和认知好奇的对象。让我们在被个人经历和社会经历打动之外，探究其概念的基本含义与成分。让我们由日常生活中诞生，与诸如等候绿灯而不问自己任何问题之类的事物“碰撞”，让我们经历“成长”。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面对日常生活，让我们自问有关成长的问题。
　　在我们把概念当成认识对象的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发觉，它是作为一个重要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成长将其主体置于动态运动之中。在发展中，静止意味着不正常和灭亡。
　　成长是生命历程的一部分。但恰恰是因为人们在漫长的历史中，最终能够利用生活赐予我们的物质，用它们来创造，人类的存在方式——语言、文化的符号世界、历史——在我们之中得以发展，“成长”获得了意义，并超越了纯粹生命意义上的成长。我们的成长不同于树木、动物的成长——与我们不同，它们不能把成长当成专注的对象。对我们而言，成长是一个我们可以干预的过程。在物种中，找不到人类成长的决策。毫无疑问，我们是自然的造物，但我们不是命定的。正如弗朗索瓦·雅各布指出的，我们首先被设计来学习。
　　我在这篇学术论文中所指的是我们的成长，而不是树木或新出生的小牧羊犬安德拉或吉姆的成长。
　　正因为我们能够创造我们的存在——远甚于其所每含但又加以取代生命的事物——对我们而言，严格说来，成长渐渐变得比树木和动物的成长更为复杂和未知。
　　作为理解我们的成长、存在的出发点，有必要弄清因为“我们是被设计来学习的”，我们经历着或发现自己面临着在继承和习得间的联系中的取舍过程。我们成为遗传-文化的生物。我们既非仅仅是自然的产物，又非仅仅是文化的、教育的和思维的产物。因此，对我们而言，成长是要受到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历史、教育、政治、美学和伦理学影响的活动。
　　正是在整体的成长中，我们每个人都处在所谓的“生物的和谐发展”之中。然而，对我们应该追求的生物的和谐发展，我们常常缺乏斗争的性情。
　　我们应当渴望在肉体上正常成长，身体各器官得到发展；以情绪平衡的方式成长；通过参与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政府保障的教育实践，获得智力的发展;在世界面前得体地成长；在相互尊重中成长，致力于克服那些阻止遍布不同世界的数百万人全面发展的障碍——在那里，世界被分割了，但首先是第三世界。
　　由公正的组织作出的统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世界银行（199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1）的年度报告揭示了贫困，低下的道德水平，系统教育的缺乏第三世界死于寄生虫、百日咳和营养不良的儿童人数——惊心动魄的1.6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已经对避免当前这十年的所有灾难的成本作出了估计：25亿美元，该报告以骇人的方式指出，这个数字相当于每年北美企业用于香烟推销的开支。
　　认识从头至尾与成长相关。但少数统治者的认识绝对不能阻碍、窒息、阉割被统治的大多数人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