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tter 10　再谈纪律问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巴西〕保罗·弗莱雷《十封信──写给胆敢教书的人》（1993）

　　“强调社会责任，我们应对纯粹个人主义的利益说‘不’。
　　承认教育的义务，我们就要抛开教育的幻想。
　　呼唤道德，我们就该逃离清教主义的丑陋，致力于创造纯洁的美景。”

Letter 10

再谈纪律问题

　　我曾经提到过在教育工作者的协助下，学习者自身应发展的知性纪律。没有纪律（discipline），人们便不能进行知性活动，严肃地阅读文本，认真地书写、观察与分析事实，或在上述活动间建立联系。所有这一切也许都不缺乏对冒险、对勇气的热爱，但也不能缺乏一种约束意识，让冒险和勇气成为毫无章法的放任自流。我们必须避免产生这样的想法：在不同的场合，纪律是不同的和相互割裂的，智力方面有一套，另有一套与进度表和训练有关的身体方面的纪律，道德-宗教方面，又有一样，不一而足。对于特定的对象，可能会有不同的约束方式。基本的一条是，如果所要求的纪律是健康的，如果对纪律的理解是健康的，如果创造它并实行它的方式是民主的，如果不可或缺的纪律的创造主体是健康的，那么纪律总是包含着限制、权威与自由间的矛盾运动，并且从不忽略具体的道德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无法理解，在非道德的名义下，权威如何才能以荒唐的纪律来赋予自己阉割服从者的自由，并使之具有忠诚的性质。
　　在禁锢自由的僵化、冷漠的权威和以尊重自由的名义却放逐自己的权威中没有纪律可言。
　　但同样，在自由的禁锢——权威将自己的意志、偏好作为自由的最好表达强加给他人，胁迫自由和纯粹的反抗屈从于这种禁锢——中也没有纪律。相反，只有在对权威的必要限制和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迫切追求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才可能有纪律的容身之处。在这个意义上，在专制主义下过分膨胀或在无纪律中萎缩僵化的权威，会失去自由，对自由加以威胁。在过分膨胀的权威下，权威的运转将会粗暴地禁锢或扭曲自由的运转。被粗暴或强抢的权威禁锢的自由是迷失在不可靠行动谎言中的自由，这种自由尚未出现。
　　因为纪律的存在，自由不仅必须对摆在面前的所谓真实、正确的事物说“不”，而且要实施正确的行为。自由必须学会承认拒绝，不仅是拒绝，还应把拒绝当成是确定的依据。正是在这种对峙运动中，通过把权威内在化，自由最终变成了一种有权威——当且仅当该种权威尊重自由时——的自由。
　　作为社会和历史的产物，作为在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观性载体，在权威和自由的矛盾运动过程中，我们的政治、社会、.教育、道德、审美、科学责任具有无可辩驳的重要性。承认政治责任，我们就要战胜微政治。强调社会责任，我们应对纯粹个人主义的利益说“不”。承认教育的义务，我们就要抛开教育的幻想。呼唤道德，我们就该逃离清教主义的丑陋，致力于创造纯洁的美景。最后，接受科学责任，我们应当抵制唯科学论的曲解。
　　也许有些更为“经验主义疲劳”和“历史性麻痹”的读者会说，我的梦想太多。“梦想”，是的，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如果没有梦想，我将不成其为生物。“太多”？不，我甚至认为，我们所拥有的对生活而言不可或缺的梦想，或对民主的向往，太少了。实现这些梦想要求我们在读、写（或读和写）、教学行动中遵守纪律，在愉悦而困难重重的学习过程中拥有纪律，在考虑和处理公共问题时受纪律约束，在相互尊重中遵守纪律。
　　“我教的年级无关紧要，考虑到损害国家利益而为己谋利的强势行为，我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没什么大不了。”作为一名教师，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这不是道德的断言。它仅仅是自我放纵和迁就。更糟的是，一经放纵，我的僵化即会成为更趋无耻的动因。我的僵化，无论是否产生于宿命论动机，将为折磨我们的永久不公正或灾难推波助澜，延迟实施迫在眉睫的解决方案。
　　没人能把民主当恩赐接受。人们为民主而战。阻碍民主的壁垒并不能由举止文雅的宽容来打破，它需要人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有批判性；需要底层社会的大多数人不仅要认识到自巴西立国以来自身所受到的剥削，而且应该团结起来，认识到自身正在受剥削，认识到在自身最敏感的现象中赋予自己“存在理由”的知识。
　　当我谈及对现象的敏感性和对其的理解时，决不意味着割裂敏感性、情感和认知活动。我已经说过，我以全部的自我来了解世界：感觉、情感、批判性思维。
　　我们应该弄清楚，人们动员、组织起来，在批判的前提下认识，扩大和巩固民主，反对任何专制的活动，这些也是人们形成民主赖以发挥作用的必要的纪律过程。在巴西，我们常在否认自由的无纪律与无权威的无纪律之间来回摇摆。
　　在家里、在学校中、在马路上、在交通信号灯前，我们缺乏纪律。那些在周末仅仅因为没有遵守纪律而死亡的人数，国家在这些事故中、在生态灾难中浪费的钱财，都是惊人的。
　　另一种与我们渐失纪律方式同样不吉利的、对他人明显不尊重的行为，是违法，由于缺乏责任，杀戮在这个国家继续着，且得不到惩治。
　　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剥削下，底层社会需要同时参与建立知性纪律的过程——建立一个社会的、公民的和政治的纪律，这对民主是非常根本的，即要超越单纯的资产阶级和自由民主党的民主，最终寻求的是克服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和不负责任。
　　这是我们必须投入精力去完成的任务之一，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教学，在错误的理解下，把知识传递给学习者们。
　　教师必须教课，这是必要的。但教课并不仅仅是传递知识。对这样构成的教的行动而言，学习内容或可认知的对象，使学习者成为已学知识的制造者，应该优先于学习的行动，或与之同时发生。
　　只有当学习者开始思考问题，并且认识到他们与教师所思考的问题一样多时，学习者们才能成为事物的意义或知识的生产主体。正是在这种辨证的运动中，教学成为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学习者们逐渐认识了他们之前不了解的事物，教育工作者重新认识了他们之前已了解的事物。
　　这种既了解教和学的过程，又了解教学活动的方式，对我已经提及的纪律提出了要求，这种纪律不能与政治纪律割裂开来，对公民身份的发明至关重要。是的，公民身份——尤其是在我们这样有着专制与种族、性别与阶级歧视传统的社会里——真是一种发明。在这个意义上，遭受某种歧视或所有歧视的人并不喜欢把公民权当成和平权，以及公认的权利来行使。相反，它是一种作为目标的权利，其实现能够使民主极大地发展。公民身份意味着自由——工作、吃饭、穿衣、穿鞋、在住所里睡觉、支持自己及自己的家庭、爱、生气、哭喊、抗议、支持、走动、持有这样那样的信仰、参加各种政党、教育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在本国的任意海域中游泳的自由。公民身份不是偶然获得的，&是一个要求我们为之而战的没有终点的历程。它要求承诺、政治透明、前后一致和决策。因此，没有面向公民和为公民服务的教育，民主教育就不能实现。
　　我们越是能尊重不同肤色、性别或社会阶层的学生，我们就能为在日常生活中，在学校里，在与同事、门房、厨师、警卫、学生家长的关系中体现出的尊重提供更多的证据，我们言行之间的距离就会更短，我们对增进民主所做出的贡献就会更大。我们将要求自己多为公民权及其扩展而奋斗。我们将发展我们自身不可或缺的知性纪律和同等重要的政治纪律：没有知性纪律，我们的培训将受到阻碍；没有政治纪律，为公民身份的发明而奋斗将失去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