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俄﹞拉甫罗夫《历史信札》（1869）
第六封信 文化和思想
假设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意识到自己是人类进步的可能的或必然的活动家，试问，为了自己这个认识，为了成为真正进步的工具，他应该怎样去做？
当然他首先应该批判地对待自己：对待自己的学识，对待自己的能力。对于自己学识不足的领域，他应该进行研究，而不是弃之不顾。对于自己不能胜任的事情，在没有积累足以完成此事的力量之前，最好不要触及它们。这并不是说，因此整个一个活动领域，某个人就不能涉足其间；而是说，当一个人面向某一个领域时，他应该明确地提出并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以我所具备的学识和能力，我究竟能在这个领域做些什么？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可能合理地给自己提出切合实际的任务。
然而，当个人开始接触某一领域时，他会遇到一些彼此似乎相反的论点。熟悉路易·勃朗[1]关于个人主义和社会性或博爱的著名观点的读者，可能由于看到我所赋予的个人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而怀疑这些书信的作者倾向于这位名噪一时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我不会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一个实质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字面问题。
路易·勃朗说（见《法国革命史》1847年版第1、9—10页）：“个人已认为人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它使人过多地考虑自己的权利，而不去想到自己的义务，使人只相信自己的力量，主张自行其是，而不要任何政府。”接着他又说：个人主义“通过无政府主义导致压制”。关于“博爱”，我们从路易·勃朗那里可以找到的与其说是确定的概念，不如说是响亮的词句，不过在给此原则所规定的“人的事业就是按照上帝所创造的人体的式样，去组织未来的社会”这一意图中可以看出，在博爱原则支配下，个人被勃朗视为社会的一种从属因素，如同个别的无意识的人体器官从属于有意识的个体一样。个人主义，按照路易·勃朗的理解，企图把公共的利益从属于个体的个人私利，如果社会性倾向于以社会的利益吞噬具有自己特点的个人一样。然而，个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把社会的利益从属于个人的利益，即他把社会和自己看作是同等现实的，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竞争的两个因素。同样，只有在设想社会不是通过个人，而是通过别的什么东西能够达到自己目标的条件下，才会出现社会吞噬个人的情况。然而，这两者都是幻觉。离开个人，社会就不包含任何现实的东西。被清楚地意识到的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努力去实现公共的利益；社会的目标只有通过个人才能达到。因此，真正的社会理论所要求的不是使社会因素从属于个人因素，也不是社会吞噬个人，而是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融合起来。个人应该充分理解，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他的利益；他应该使自己致力于把真理和正义纳入社会形态之中，因为这不是什么抽象的愿望，而是他的最符合心意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处在这种高度上的个人主义，会使公共利益在个人努力的推动下得以实现，而公共利益也不可能通过其他途径实现。社会性将使个人目的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而个人目的也不可能在其他环境中实现。
所以，个人的切身任务，如果他是一个具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个人，不是把自己的利益同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也许可以设想，进步的这两方面条件能够各自单独地实现。可以把个人的发展同个人在社会形态中体现真理和正义这两方面从思想上独立开来，同时，也出现不同的思想家会以不同的方式去解决的任务。于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一个人是否应该主要致力于自我修养，不顾其周围的社会形态，而以个人完善作为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是在社会形态完全符合自己要求的限度内去参加社会生活？还是他应该使自己主要致力于从现存的社会形态中为现在和将来培育出尽可能良好的成果，尽管他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形态是极不令人满意的，他的活动也是极其微小的？
这两种做法，如果各自走向极端，都会导致对个人及其活动的曲解。在树立自己的精神理想时，个人永远不能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全部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条件；因此，个人的理想始终将是也应该是远远高于历史现实的；这样在多数情况下，个人也就似乎有理由脱离社会活动。个人越是有学识，越是完善，他就越是不得不这样做，越是不得不带着枉然的嘲讽神态袖手旁观一切都按常规进行，也就是让具有较低精神水平的人去任意处置。这样的自我完善将等于是社会的冷淡主义。其实，这对其自身也将是矛盾的。当个人能够哪怕是部分地救治社会恶事，而他竟然对此漠然置之，这样的人除了似是而非的思想力量，以及烦琐哲学的、毫无用途的、脱离一切现实的一堆响亮的准则或神秘主义的自我提高以外，不可能在自己身上培养出更多的东西。况且如果这个人所生活的环境，能够使他发展到以批判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那么，这种环境就还不是坏到无药可救的；在这种环境中可以成长起来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直至更多的人，只要使他们具有同样的条件，就是说，只要消除那些束缚人的、令人窒息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可能出现更好的事物，而如果个人看不到这点，那就说明他没有使自己获得充分的学识，只不过是自己觉得有学识罢了。
然而，如果完全适应现存的社会形态，就很容易不知不觉地转向完全把自己从属于这些形态。如果满足于自己活动的越来越少的效果，最终可能会满足于完全没有效果。结果，社会活动家就会降低到令人鄙视的水平，就像在空无一人的屋子里发表激昂演说的雄辩家。如果把要求在自己的活动中不降低到这样的水平之下的个人品德抛在一边，那么个人不仅不能达到自我完善的目的，而且会使自己没有能力去判断，他给社会带来的究竟是利益还是危害，他生活在社会上是作为一个生产者，还是作为一个寄生者。
上述两方面的要求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个人只有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对现实世界，即对自然界的批判，向人表明自己和他人生活的不可逾越的范围，表明那些若加以反对必将陷于荒谬的必然规律。对现实的过去，即对历史的批判，使人充分认识到他和其他所有同时代人立足于其上的必然基础，一个容许实行变革的基础必须具备一个条件：按其本来面目去认识这个基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使人学会把对进步具有独立意义的人与靠别人思想生活和拥护反动的人区分开来，使人学会区分主要的恶和次要的恶，区分今天的问题和可以留待明天解决的问题。对“现实的我”的批判，可以使人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并且在既不自我贬低也不妄自尊大的情况下确定自己的活动。然而，所有这些批判不是别的，正是个人自身的发展。同时，如果个人不是最迫切地关心社会问题和社会疾苦，如果他的批判不仅仅是从事有益活动的开端的话，这些批判就成为不可能或者不切实际的。
另一方面，只有在自我发展的情况下，在经常检查自己，检查自己的能力、知识、信念以及自己捍卫这些信念的才能和决心的情况下，社会活动才具有人的意义。能力在活动中受到锻炼并且不断增长；生活的经验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使知识不断增加信念在斗争中逐渐变得牢固，捍卫信念的能力不断增长。意识到自己应该参加社会事业，这已经是发展崇高事业的开端。个人只有在与社会生活的相互影响下才能健康地发展，同样，只有在参加社会活动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情况下，才会有有益的社会活动。
正是这点规定了一个界限，如果个人不愿有损于自己品德的话，在参加社会生活时，他就不能超越这个界限。凡是还有可能提高社会利益的水平并使之欣欣向荣的地方，凡是还有希望把人性纳入生活机制之中，唤起思想，加强信念，激起对日常丑恶现象的憎恨和厌恶的地方，—凡是在这样的地方，个人就可以而且应该站到社会进步活动家的行列当中。然而，如果他意识到，在他的周围，庸夫俗子们已经形成单独的个人无力撕破的帷幕；如果一个人为了事业需要别人的帮助，而那些人却根本不考虑社会的需要而寄生于社会；如果文牍主义、形式主义和卑躬屈膝压制官吏们对于国家利益的任何考虑；如果在操练和检阅中由于一致的步调和整齐的队列，军人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一个公民；如果社会的集团，去除个人的仇恨、个人的友谊和极其琐细的利益以外，对其他一切都置若罔闻；如果丑恶现象在社会上有增无减，而懦夫鄙徒对之熟视无睹或屈膝逢迎，—那么，一个理智的、有觉悟的，但无能为力的活动家就只好躲开这个帷幕……如果可能的话。为了制止哪怕是极小量的社会的丑恶，他的力量也是不够的，（不过）他至少可以不把自己的力量用来承袭或增加丑恶。在社会的愚钝之中，他必将加入我在前一封信中提到过的那些平凡的进步传统保存者的行列。也许会有一天他将有可能参加社会生活。如果这一天永不到来，那他就把真理和正义的传统转交给下一代，这个传统对他来说只不过停留在他未能或不善于将它实现的意识领域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单是他没有向普遍存在的丑恶现象屈服，没有变成丑恶现象的工具这一点，就已经是一种功绩了。另一个具有更好的理解力、更坚强的毅力、更大的能力的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许会成为一个积极的活动家，也许会进行斗争，即使不能取胜，至少也给别人做出斗争的榜样。人的能力有大有小。即使在同一时代，同样环境中成长起来，有时也会有人构成例外，他们有本领避开普遍存在的丑恶，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丑恶，保持纯粹的个人生活。
但是，一旦出现了活动的可能性，一旦在社会中有了斗争和生活的因素，有学识的人就没有权利逃避这个斗争。尽管在泥泞的洼地中寻找道路是多么令人厌烦，可是仍然需要去寻找。尽管在千百个半开化的拥挤的人群中，从100个人当中发现一两个能够接受生活召唤的人是多么使人劳累，不过还是必须去发现。可以预料，会有很多挫折。甚至那些看来能够接受新鲜思想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往往屈服于懦弱和猥琐的动机，而去追求一块肥肉，或是沉溺于响亮的词句而牺牲事业。许多人落伍了，许多人溜掉了，还有更多的人，有时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由于个人之间的争吵，而放下了旗帜。先进思想以及为了先进思想必须进行坚决斗争的鼓吹者们，当他们在激烈的现实环境中看到了这些思想之后，反而对那些在字面上显得如此美妙、如此温良、如此无害的东西害怕起来，背弃自己的过去，与过去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与过去自己的追随者分道扬镳，变成滑稽可笑的、孤独的、爱发牢骚的人，变成平淡的、怯懦的、微不足道的人。也会有因个人利益而背叛自己过去的赤裸裸的厚颜无耻之徒。斗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会起变化，有时，进步保卫者的队伍似乎越来越壮大，越来越不可战胜，但是，可能忽然会发现，这不过是假象，只要击溃两三个先进的活动家，就足以使那些进步的假卫士们躲藏到各个角落里，背叛或者抛弃旗帜。所有这些，当然都非常令人憎恶，令人愤慨，然而，倘若进步的斗士只是凯旋，那他们的事业也就过于容易了。为了斗争的成功，终究只能在现实历史进程所赋予每个人的环境中进行活动。人们只能用这样的武器即在这个环境中，对目前面临的这种战斗最适用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只有认识到自己无能为力的人，才有权退到一边。如果谁感到或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当他有某种可能去扩大活动范围的时候，他在道义上就没有权利把自己的能力消耗在细小的个人活动的范围内。有学识的人，随着自己学识的增长，应该更多地偿还人类为了他的学识所付出的代价；因此，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去选择只有他才能从事的广阔的社会活动范围。
由此产生了使自己弄清下列问题的必要性：在复杂的社会结构中，哪些因素是行动的基础，哪些因素是活动的工具？哪些是有些活跃但是实际上已经死亡的形态？哪些是活生生的力量？
需求决定着有机界的各种发展过程，决定着植物的生长和动物的繁殖。它是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以及社会学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也是解释任何历史现象的必然的出发点。凡是意志起作用的地方，在其作用的基础里就存在着需求；因此，历史现象的一切因素都可以归结为个人的各种需求。需求是人群所共有的事实，不过，由于不同的个体有着各种不同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结果，需求所引起的欲望也是各不相同的。这里，可以指出两类不同的需求。
第一类需求是一切有生命的物体所共有的，它引起无意识的或微弱意识的反射活动，引起适应环境的简单技能，发展动物的各种本能，在人类社会里则引起所有那些我们称之为习惯的行为，所有那些在人的生活中属于传统的东西，所有那些机械行为的东西。人在这样做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为什么他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对于这些做法，他只能做出这样的解释：“我习惯这样做”“就该这样做”“过去都是这样做的”，或者“通常都这样做”等。我已经说过，这一类生理的和习惯的需求，使各种动物互相接近，在这方面，人和其他脊椎动物或非脊椎动物之间，没有什么区别；甚至在非脊椎动物中也有表现这类需求的最令人吃惊的例证，比如在蚂蚁和蜜蜂的社会，以及在其他与它们相近的动物中。这些需求是社会生活中最牢固的，甚至可以说是最自然主义的因素。它造成作为人类历史基础的那些经济的和统计学的不变规律，以及国家的自然条件与其文明的相互制约。它引起最初的技术，从而也形成最初的知识；在它的影响下，如同其他动物一样，发生了人们最初的互相接近。来源于此的社会生活已经是文化的生活，于是，离开需求就难以想象的人，如果离开任何文化，也就更不可思议了。与昆虫和脊椎动物的其他某些同类一样，人属于文明的动物之列。
随着最初的个性化爱好的出现，第二类更复杂、更多样、不太普遍的需求也进入有机界。这类需求只是以某种程度上的固定形式在高等脊椎动物（鸟类和哺乳类）出现的；即使在这些动物中，也仅仅是在某些科、某些属、某些种类的生物中才完全形成；这类需求显然是在任意的选择之中，在各种各样的由喜好或厌恶引起的激情之中，这些激情不可能简化为对变化无常的爱好的共同需求，这些爱好，在完全相似的情况下，可以从完全的冷漠态度转为不可遏制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则可以使个体忘记保全自己，压倒其他一切需求，有时引起完全是疯狂的举动，有时是处心积虑的狡猾行为，在人身上则表现为英雄主义或犯罪行为。第二类需求在个人的隐秘生活中起着广泛的作用，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起的作用却是微不足道的，这是因为个人短促的生命使个人即使处于极有影响的地位，也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留下自己明显的激情，何况激情因人而异，变化无常，在同时并存的许多个人的各种激情中，这些影响大都互相抵消了。
生理的和习惯的需求可能会把任何文化变为永远不断重复的蜂巢或蚁蛭的形态。激情上的需求可能会引起个人的悲剧，然而却不能创造历史。历史只有在思维活动的影响下才会产生。历史还取决于一种新的需求，这种需求只有在人身上，只有在世世代代的苦难所培养的卓越学识的、为数不多的个人集团当中，才能产生。这就是进步的、历史的需求，发展的需求。
最初的技术和最初的利益考虑就已经表现为思维活动，不同社会的文化随着社会思想的发展而变得多种多样。在思维活动的影响下，需求不断增多，爱好不断变化；各种考虑引起一系列排斥直接爱好的相应行动；以激情和热情形式出现的爱好本身，不是直接满足爱好，而是针对爱好本身。于是，思想便将各种爱好进行比较，满足激情活动。最后，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思维的批判不是把它们按思维批判所具备的优点加以分类。另一方面，思想本身则变成心爱的目的，唤起激情；设法满足这种为了把思想成果的激情变成一种新的、纯属人类的、最高尚的需求。使思想作为引人入胜的目的，作为未知的真理，作为一种希求的精神财富而日臻完善的过程本身，则变成个人发展的需求。在不断进行批判的情况下，面对作为一般目的的发展，所有的需求和爱好分为好的爱好和坏的爱好、高尚的需求和低级的需求，并具有各不相同的前景。产生了不计得失的对真理和正义的需求：创立了科学和艺术的原理。产生了给自己提出生活理想，并且通过精神生活使之体现出来的需求。人逐渐变得能够抵御自己的爱好、自己的需求，完全醉心于思想、观念、生活目的甚至幻想，为此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而且往往甚至连想也不想去批判它。一旦思维活动在文化的基础上以科学、艺术、精神方面的要求来制约社会生活，文化就转变为文明，人类历史也随之开始。
一代人的思想成果，并不只是以思想的形式传递给下一代。这些思想成果可以转化为生活习惯，转化为社会传统。对于以这种形式获得这些成果的人来说，起源如何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人类来说，最深刻的思想，如果是习惯性地或按照传统不断重复的话，那它比起海狸和蜜蜂的习惯性动作对于所有的海狸和蜜蜂来，并不是更为高级的现象。第一把斧头、第一个烧制陶罐的发明，是原始技术思想的巨大成果，然而，现代人类使用斧头和陶器，就像小鸟筑巢那样自然。第一批新教徒远离五光十色的、富丽堂皇的天主教堂，聚集在自己的传教士周围，在明确意识到的思想的影响下进行活动；但是现在他们的大部分后代在天主教堂做礼拜，这是因为他们的父辈、祖辈是在这样的教堂听同样的布道，正如鹳雀迁飞归来时，仍旧落在去年它曾落过的屋顶上一样。甚至在人类思想更高级的领域，也是重复着同样的现象：今天的教师和今天的学生重复着阿基米德关于平衡和杠杠定律的思想、牛顿关于万有引力的思想、普鲁斯特关于化学定比定律的思想、亚当·斯密关于供求规律的思想；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是依据教育传统，就是说，过去这样教，现在也这样教，并且应该这样教，而不是由于从实际出发的、独立的智力上的需求，这种需求在现阶段必然把人引向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正好得出这样的而不是别样的答案。应该设想，海狸把树木放倒，剥去树皮，流运树木并构筑巢穴，这也是由于类似的教育和技术的传统。一般说来，以习惯和传统形式出现的父辈文明，不过是其后代生活中的动物性文化的因素，新的一代的思维应该批判研究第二个发展阶段的习惯文化，以便使社会不致陷于停滞，以便从继承下来的习惯和传统中，识别出那些能够提供在追求真理、美好和正义的道路上进一步开展思维活动可能性的习惯和传统，而把其余那些陈腐的东西抛弃，以便创立一种因思维活动而生气勃勃的，作为新的文化体系的新的文明。
在人类的每一个世代中都重复着这种情况。每一代都从自然界和历史得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习惯和传统的需求和爱好的总和。每一代都以继承下来的社会设施、手工工艺以及陈陈相因的技术来满足这些日常生活的需求和爱好。所有这一切构成这一代的文化，或人类生活中的动物性因素。但是，在从任何一种文明继承下来的习惯中，都包含有批判的习惯，而正是它引起历史的人道因素，引起发展的需求和由这种需求导致的思维活动。对科学的批判可以使世界观包含更多的真理；对道德的批判可以在生活中更广泛地运用科学和正义；对艺术的批判可以更完善地掌握真理和正义，使生活更加和谐，使文化更富于人的优雅。在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因素占优势，而思维活动受压制，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蚂蚁和蜜蜂的组织，尽管它的文化多么灿烂；这不过是需求和爱好在程度和形式上的差别而已。在社会中，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强有力的思维活动和对自己文化的批判态度，社会就在多大程度上更为人道，更独立于低等动物，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取得对大多数人未来安定和秩序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当色拉西布洛斯[2]率领雅典逃亡者返回雅典去发动祖国暴乱，起来推翻三十僭主的寡头政治时，他无疑掀起了骚动和混乱。当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和18世纪的现实主义者发动了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时，他们在学校中引起了极大的骚动，在思想界造成了惊人的混乱。当北美的英国殖民地脱离宗主国时，这显然是一场暴乱。当加里波第率领他的千人红衫志愿军来到西西里岛沿岸时，根本看不到对秩序有丝毫的敬意。当达尔文推翻了物种不变的偶像时，他打乱了植物界和动物界的分类，破坏了它们的基础。然而，为了雅典的自由，为了欧洲的新科学，为了北美共和国的政治思想，为了推翻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为了对有机界发展的辉煌的总结，付出某些混乱和骚动的代价是值得的。
社会的文化是历史为思维活动提供的媒介物，它必然制约着思维活动在现时代的可能性，其必然性与任何时候自然界的不变规律给思维活动造成的限制一样。思维是使社会文化具有人的美德的唯一活动者。受文化制约的思维的历史，与在思维影响下不断变化的文化的历史相互联系，这就是文明的全部历史。只有那些能够在相互作用中阐明文化和思维历史的事件，才能写进合乎情理的人类历史中。
需求和爱好由自然界或者由文化产生，并引起社会形态的形成。把真理和正义纳入社会形态之中，这是思维的任务。自然界赋予社会形态的东西，思维无法加以改变，只需注意就是了。思维不能剥夺人对食物和空气的需求，不能消灭性欲，不能不让小孩和大人一起生活，不能改变人是传播思想的必要工具。然而，一切由文化带进社会形态的东西，则应该受到思维的批判。在进行思维活动时，文化应该作为一种历史产生的媒介物，而不是作为一种不变的规律来加以考虑。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不同时代的文化，那就不难发现，文化的最基本的因素是如何变化不定。然而，对于那些生活在某种文化统治时代的人来说，这种文化提供了任何人都只能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环境，任何人都没有可能把自己活动的环境改变成另一个样子。天然的需求和爱好在思维批判的作用下可以产生出现有文化所允许的最大限度的真理和正义的社会形态。
这样，我们就面临一项进步的任务：文化应该由思维来加以改造。我们面前就出现一个唯一的、现实的进步活动者：衡量了自己的能力并且确定了自己所能承担的事业的个人。思维只有在个人身上才是现实的。文化只有在社会形态中才是现实的。因此，具有一定能力和要求的个人和社会形态仅仅是相对并存。
[1] 路易·勃朗（1811—1882）：法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译者注
[2] 色拉西布洛斯：雅典著名的统帅，公元前411年和公元前410年把雅典从三十僭主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在公元前388年科林斯战争领导一支雅典海军部队时被杀。——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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