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尼基福罗夫《布尔什维克地下活动年代》 一九一七年 新年在中央监狱里就乱成一片。深夜，很多囚犯都已睡了，但有几个还在书写或阅读，在门口意外地传来了暴怒的声音： “为——为什——什么你们还不睡？为——为什——什么还不睡？我问你们！躺下睡觉，流氓！” 我从床上跳起来走近门口。副监狱长用手抓住铁栏站在那里。他已喝得烂醉。坐着的人并不去理睬他，还是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在这种场合下只有组长可以说话，其余的人是不能加以干涉的。 “你为什么叫嚷，吵醒了人家？”我问他。 他用醉醺醺的眼睛凝视着我。 “呵——呵——呵你是什么人？” “我是组长，我要求你不要叫嚷，不要打扰人家睡觉。” “怎——怎么你敢！” “不要说你，酒鬼。”我厉声地打断他的话。 “呵——呵，你这样！……喂，值班的，去叫卫兵来！我，我要给你看一看，应该怎样跟我讲话！” 看守长跑来了。他也是睁亮着眼睛。 “唔，将要起闹了，”我想了想。 “把他关到禁闭室里.....这个组长……” 值班的看守就来开门。坐在桌子旁边的人都跑向门边，把门抓住，不让他们打开。又来了几个看守，开始把门拉到他们那边去。斗争开始了。我们大骂副监狱长： “卑鄙的傢伙，坏蛋，酒鬼！” 看守们终于把门打开，抓住了我们中间的一个。不过要把他拖出牢房去却不可能：因为有几个囚犯把他拖住。睡着的也急忙跳起赶来帮助。最后终于给看守抓了五个人去。他们马上被拖到禁闭室里，门砰地关上了。值班的把锁锁好。 监狱长来了。我们要求把我们的同志放回牢房里来，指出喝醉酒的副监狱长的不法行为。 “假使你不让他们回来，那我们就要闹一整夜。” 监狱长并不和我们讲话就走了。过了几分钟集团组长跑近了门口： “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监狱长叫我来的。” 我们把和副监狱长发生冲突的经过对他详细说了一遍。组长听完之后，就到监狱长那儿去了。 隔不了多久，他回来了，把自己和监狱长的谈话转告我们。 监狱长宣称，他知道副监狱长的行为是不适宜的，他竟喝得酩酊大醉跑到监狱里来，但是“你们的人”的行动也是不对的。副监狱长的命令他们定要执行。监狱长拒绝组长的要求，不肯把关在禁闭室里的我们的人放出来，他宣称，不能破坏管理人的威信。 我们决定不睡觉，吵闹一整夜。在早晨五点钟，所有被拘的人都从禁闭室里回来了。这一次纠纷就结束了。 在中央监狱中，生活还是像以前一样地度过去：工匠们工作着，我们在牢房里从事学习，和护国分子们争论。 当时从外面接连不断地传进来关于革命运动高涨的消息。在彼得堡爆发了新的总政治罢工——已经用“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响应彼得堡社会民主工党（布）委员会的号召，有二十万工人罢工。 这个事变感动了我们整个集团。关于战争很少有人说起，似乎已把它扔在一边。报上的军事汇报很少注意去看；却找寻着关于俄罗斯内部、主要是彼得堡的事变的报导。但是报纸登载着极其枯燥乏味的消息，并不把国内的政治情况真实地介绍出来。我们急不及待地等待着从外面，从住在伊尔库茨克的流放者那儿得到消息。 通报者们——艺术工场的工作人员——报导说：“在彼得堡的总政治罢工开始变为武装起义。在首都各处发生射击。在进行选举工人代表苏维埃。” “这已经是革命了呀！我们胜利了。乌拉——拉——拉！” 跑来了看守。 “肃静，肃静，你们怎么啦！监狱长要听到呀！” “嗳——嗳，老兄，你们的首长现在什么也听不到了呀......” “发生了什么呀？谁死了吗？”看守失色了。 “发生了革命！你听到吗？革命呀！” “革命......”看守松了口气说。“我却以为首长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好了，上帝保佑你们！只请你们不要太吵闹，不然，要给首长听到的。” 对于看守来说，首长发生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比革命更严重。 在首都，事变急剧地扩展开来。 彼得堡的工人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差不多佔领了首都的一切街道，和警察及宪兵进行激战。军队一队跟一队的转到工人方面来。普烈奥勃腊任、芬梁德、谢密诺夫、格烈那杰尔近卫兵团都参加起义，哥萨克兵赶散了尼古拉也夫车站那儿的警察。 工人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官员、部长、将军。把他们关在彼特罗巴夫洛夫要塞里。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政治犯都被释放出来了。 军队转到工人方面来，决定了专制制度的命运。 沙皇政府被推翻了。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了。 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因为有无产阶级做它的先锋队。无产阶级领导着千百万改穿军衣的农民群众，进行着“争取和平，争取面包，争取自由”的运动。 列宁在革命的最初几天写道： 无产阶级完成了革命，他们表现出英雄主义，他们流了血，他们把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和贫民吸引到自己的周围来...... 政治犯们等待着，很快就要颁佈关于大赦的条例。可是关于这件事暂时却什么消息也没有。这使得大家很苦闷，但我们却沉默着。害怕高声说出“大赦”这句话，但是它却槃踞在每个人的脑梅里。 最后终于接到了关于释放全体政治犯的电报。 我站在门边，像平常一样，笔录着集团组长传达给我们的报导。周围聚满着听众。 突然间好像冲坏了堤坝一样。大家开始骚扰起来。接吻、跺脚、大叫大嚷。 “自由啦！——自——自——由——由——啦！自——自——由——由啦！” 看守站在门口瞧望着。 “瞧大家是怎么一回事呵！”他低声自言自语说。 牢房渐渐安静下来。有些人在开始把穷年累月积聚起来的家私分类。有些人躺在那里望着天花板。 马上感觉到，我们在这里是暂时的，明天我们就不会在这儿。对于物件，对于卧床都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在桌上乱放着书本，有柄的大杯倒在一边，水流满了整张桌面。谁也不来注意这一些。 早上组长宣布： “检察长来了，今天将要甄别案件和编造表册：明天就开始释放。” “为什么要明天，而不是今天？为什么需要不必要的形式！” 过一天就像过一年似地感觉缓慢。大家不愿喝茶，午饭也吃得很不好。几次把自己背袋里的无用的废物抖了出来。缀补着帆布水兵服上的破洞。那怕就是穿着扣领短上衣跑到外面去，也希望尽可能装得体面一些，而不让它有破洞。 最后的一夜大家全睡得不安静，辗转反侧着。有一些人坐着看书，拼命想把漫漫的长夜消磨掉。 但是读不下去。人们常常从凳上站起来，开始神经质地在牢房里走来走去。 三月三日开始释放。亚列山大罗夫斯克中央监狱的门打开了。按照着名册释放。副监狱长点呼着姓氏。被叫到的人很快抓起自己的小包，从牢房跑到事务所里，再从那里跑到大门外去。 我在图书馆里法勃利奇诺姆那儿停了一下，当我回到牢房里去拿自己的杂物时，牢房里已经跑空了。在地上，在板床上狼藉着破衣服、破靴、纸屑，在桌上孤零零地放着一只有柄的大杯。在窗台上放着一只悽凉晦暗、盛过药剂的小药瓶。谁把一只装有劣等烟草的皮烟袋忘记在板床上。在桌上放着一枝铅笔和牢房居民的名册。我把铅笔和名册放进了帆布水兵服的口袋。在牢房里还留下一种酸性、腐焖的气息。我拿了自己的小包。在门口站着一个看守，他遗憾地微笑着。 “大家离开我们......” 我什么话也不说，只默默地跟他点点头。从牢房里走了出来。我的朋友德米特利·密尔尼柯夫和列奥尼德·普罗凡斯基在大门外等我。他们怒冲冲地向我飞跑过来。 “你停留在那边干吗？你不愿意离开是不是？喏，走吧！那边农民正在开群众大会。” “群众大会？”我说不出话来。我已有多少年没有在群众大会上演讲了呀！...... 在乡公所附近聚集着一大群农民——上千的人。那是从一切房子里蜂拥出来，从最近的村庄里来到的。农民、囚犯、卫戍部队的兵士——大家都注意地听着一个演说家在临时讲台上讲着什么。他说了很久，既冗长而又不明白。可是所有听众却还是耐心地听着。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波斯拉夫斯基。我开始挤向讲台。 波斯拉夫斯基讲完了。我爬上了讲台。热烈地讲起来。 “……战争应该结束。要使战争结束，就应该作出社会的宣判。要使兵士们赶快回家。革命要求你们这样做......要保卫革命就应该摆脱资本家，摆脱警察署长，摆脱地方低级警官......应该全都把他们逮捕起来......赶走乡村长寄生虫......选举乡和村的委员会......掌握政权并建立起自己的秩序。” 农民听得很不安静、激动、犹豫地踩踏着脚，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大家愈来愈挤向讲台。 “革命万岁！打倒战争！”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喊叫着。 群众大会开完了。一个头发花自的高个子农民向我走近来，他和我握手，说： “你好。我不知道你的大名和父称。我们的协会很满意你的讲话。关于战争，关于寄生虫也都说得很对......所以请你在我们这儿留一天。请你帮助我们，说明那件事情与这件事情间有什么关系。帮助我们成立委员会。免得我们做错......” “留不留下来呢？”我转身对着同志们。 “留下来。他们既然请求，一定得留下来。应该帮助他们。”囚犯们回答。 “好的，爷爷，我留下来。那就请你转告农民们吧。” “那谢谢你。求上帝保佑你......”老人高兴地说，急忙跑进了乡公所。农民一个个跟在他后面。 囚犯们搭上了雪橇。运货马车一辆跟着一辆沿着山上的雪路驶去，慢慢地驶着愈来愈远，驶向现在正怒吼着革命的暴风雨的大喊市。 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农民在乡公所的台阶那儿喧闹着。他们不能够平静下来，也不肯散开去。他们想要彻底弄明白关于革命的一切。 老头走近来邀我登上台阶。农民们挤得很紧。老头挥着手。开始静下来。 “协会诸先生，”他说，“我们听他说过关于战争、关于委员会的那位演说家，已经留下来帮助我们。现在我们应该说明白关于我们的情形和乡政权。应该废除老政权，废除乡村长，废除调解法官。现在我们已不需要那些索贿赂者。废除警察署长、地方的低级警官和所有的一般寄生虫。晚上宣布开会。将要讨论关于政权的事情，”老头突然结束了讲话，挥着手开始和我一起从台阶上走下来。 “上我们那儿和老太婆去吃午饭吧，”他对我提议。“大概，囚犯的汤你已经喝厌了，瞧，多么瘦弱呵！” 农民们开始散开。我和老头就向他的家走去。还有几个农民也来和我们一起走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