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列宁的最后斗争》[法]莫希·莱文（1967） 六、列宁的“遗嘱” 列宁开始于十月二十三日口授的记录，正如第一行清楚地说明的那样，是要向下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建议“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变。”[95]然后他就极为简明地列举出促使他建议作出这些改变的原因。由于在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起来，国家领导方面可能遭遇到—系列不幸事件。因此，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必须加强。只有这样才能够执行改组或者重建国家机器的紧急任务，与此同时防止党不致因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屈服：这个危险就是因分裂而导致各个集团和个人之间的斗争。按照列宁的说法，这是威胁到党的巩固性的危险，因而必须认为是最紧迫的问题。 第一步就是要大大扩增中央委员会的人数。这样改组的结果将使党的稳定性“增强千倍”。列宁也建议“使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立法的性质，在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内和一定条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96]只有在列宁的计划的整个范围内才能理解这些意思，但是我们在这里所关怀的是这些记录对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起着什么作用。 直到最近人们才知道，注明为十二月二十三日的第一号记录当即送给了斯大林，要他转给政治局委员们传阅。斯大林可能没有给任何别的人看过。[97]这篇记录的重要性毫无疑问足证明列宁同托洛茨基之间的和睦关系：它提请大家注意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主题在一九二二年全年里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一个争端问题。下面的其他记录可能会使斯大林宽心，要是他看到的话。但是当时没有给任何人看，至少暂时是这样，用列宁白己的话说，它们都是“绝密”的。[98] 最严重的分歧和分裂所带来的后果——苏维埃政权的敌人正是寄希望于这种分裂上——可能有两种原因。其中之一应归之于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整个体制建筑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如果这个联盟遭到破坏，“一般地来议论我们中央的稳定性，都是无益的。”但是这种情况可能是遥远的，也是难以置信的事。更加直接的危险是在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上。“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在列宁看来，很可能就在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在叙述了这种推断的议论之后，列宁就给六位领导人作了素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十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在写这些记录的时候，列宁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心，这里表明他作了痛苦的努力，通过反复思考以阐明主要之点，避免使用轻率不当之词才不致有损于未来前景以及国家和党的稳定性。 提到两个最年轻的人布哈林和皮达可大夫时说，前者是一位最辉煌的理沦家，是全党最喜欢的人物；后者是有坚强意志和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们都有其缺点。布哈林的思想不完全算马克思主义的：“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并且我想，他从来不完全了解辩证法）。”至于皮达可夫则“太热衷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在严重的政治问题上是不能信赖他的。”然而他们才不过是三十四岁和三十二岁的人，所以大有时间来纠正他们的错误。 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只作了简单的描述，而这种解释提出了某些问题。这涉及到他们的“十月事件”，当时他们反对列宁的苦迭打（准备起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少归罪于他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少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那末这里提到过去的用意何在呢？这是否要想提出警告？或是要为他们开脱？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从列宁对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描绘看来，这一点倒是比较易于回答的，因为他们的冲突性质可能立即引起党的意想不到的分裂：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投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不仅具有卓越的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但是他过于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99]
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并列为杰出的领袖，对斯大林的地位的这种安排、这个想法本身就使全国为之震惊，它也损伤了了托洛茨基并使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意外地感到不快，因为在未来的三人执政当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好几年都相信他们是最强者。至于列宁，这可能是由于他认识到两种新因素：总书记职务的重要性，这一职位的存在才不过八个月，另一事实就是这个职位的占据者在这样短短的几个月里就能赢得了这么多的权力。这也能说明，在把这两位领袖相提并论的时候的措词含意并没有明显的优先区别。托洛茨基享有的盛誉用严重错误加以对抗。究竟他“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有多么严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楚列宁对于一个真正的领袖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品质，这在他谈沦国家计委问题的记录中可以找到答案。在十二月二十七、二十八和二十九日的记录中，列宁特别强调地反复列举了。按照他的意见，适合于担任国家的某一大机关首长的品质——这也意味着适合于担任国家主要领袖的那些品质，担任这样职务的领导人应该有经济学或技术方面某一部门良好的科学训练；他必须能够掌握“全局情况”；他一定要拥有能够指导和监督他所主管工作的个人号召力。与此同时，他必须是—位有效的组织者和善于做行政工作者。但是，“兼有这两种品质的人实际上未必有，使一个人兼有这两种品质也未必需要。”[100]在象国家计划委员会这样的一个机关里，行政方面的品质就具有较次要的重要性。两个人品质的理想结合，那就是一位有科学素养的人同时又有作出迅速反应决断的权力，另外又具有能够同担任领导的人很好地配合的能力。列宁深信，他业已在这个方案中找到了一种能够指导全国的理想条件。如果说那只是怎样使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担任首长而使皮达可夫担任他的助手的问题，那他就不会把问题分析到这样的深度。但是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并不能这样结合起来。他们在互相排斥而不是互为补益。 如果用国内战争时期适用的态度来指责托洛茨基，毫无疑问那是不公正的，在当时无论怎么说都说得过去，并且证明那完全是成功的。现在情况有所不同了，托洛茨基在处理国家和革命问题上，比起中央委员会的任何其他成员来，更能够运用科学态度解决问题。他完全能够了解“全局情况”，列宁认为这正是—个理想领袖所需要的。另一方面，托洛茨基究竟是否拥有足够的“个人号召力”，而无论如何列宁深知他缺乏作为一位严格意义的政治家的那种品质：同别人打交道的灵活性、策略性、随机应变的天才，以及能够在跌入专政的政治泥潭的污泥中而不染和不致肆无忌惮。后来的事件说明托洛茨基不能演出这个角色，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列宁很正确地怀疑他的政治能力，即使对他的批判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白。简言之，托洛茨基从“遗嘱”中的感受是觉得多少受到了贬抑，主要是因为没有把他置于斯大林之上，并且因为他原来又是非布尔什维主义者，即使这种指责不是针对他个人。尽管如此，但列宁还是提到了这一点。 虽然列宁显然并没有指出十分肯定的缺点用来指责斯大林，但有一件事列宁却交代得清楚：斯大林是否显示足够注意于不把广泛的权力集中于他自己的手中？但是不管对这种保留看法的直觉究竟是否正确，但在一九二三年初它并没有多大的政治重要性，并且对斯大林的地位也没有任何危害。如果说这些记录仅止于此并于当时向党的代表大会宣读，那么在代表们看来它们主要不过涉及到要在领导方面维持某种平衡而避免分裂。实际上可以完全清楚地看出，这个文件中充分表现了毁誉参半的精神。列宁还不想递夺斯大林的权力，因为列宁并不是一位最高统治者。他还没有感到要授权给党立一个继承人，尽管早在他病前就考虑到继承人的问题。当他在等待有朝一日会“离开人间”的时候，他试图不要因过分强调个人的偏好而影响党的团结。而在他口授最初的记录时，他的心目中本来也还没有一个偏爱者。即使他的选择已经是偏向于托洛茨基一边，他也要有所隐讳，以便不致使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恶化起来。他不能忽视老布尔什维克伙伴们，包括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或斯大林以及党的各派斗土在内对托洛茨基的态度。托洛茨基的非布尔什维主义态度早已带来他和列宁之间的许多争执，而列宁不得不运用自己的威信以对抗之。因而列宁不可能想到把他作为继承者，特别是由于事实上他并不曾考虑到有挑选单一继承者的可能，直到他对斯大林有了一种新的看法才改变主意。 总之，在这个阶段列宁认为最杰出的两位领导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应该保持他们的突出地位，季诺维也大和加米涅夫应该保持第二位，而他们在重大考验中显示的弱点也并不是偶然的，因此还会重新出现；至于最年轻的两位，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应该居于第三位，因为他们当时还不太成熟。但是由于没有更好的办法，而党必须密切注视其领导人，因为他们都并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而且他们的争斗会带来致命的后果。对于如何不使斯大林滥用其权力也应加以适当注意。为了实行这种监督，必须加强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和信誉。列宁的观察锐敏是很清楚的，即使在这个阶段他也能注意到细节，那就是打破他所谋求的平衡的正是那种“无限的权力”，斯大林赖此才拥有远远胜过其余五人的地位。虽然此刻他并没有说明这种“细节”，但是后来在通过对基本问题的深远思考之后，他还是分析了其可能的后果，又回头谈论各人的个性问题。 事实上，由于这些日子列宁的健康状况仍旧无大变动，他在继续工作。在他口授了第一篇记录的十天之后——在这段期间他的注意力又转向其他问题上——，他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在他的“遗嘱”上又增补了最后的一节，在这里完全推翻了早先所述各节的微妙平衡，或者说宁可纠正他所意识到的真正不平衡。列宁建议剥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的权力： “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个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样，只有一点强过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等等。”[101]
可能有人会想到这些话是由于某种令人气愤的事件所引起的突然反应——如果把十二月二十二日所发生的斯大林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攻击引证出来当然甚为引人入胜的。斯大林如果不是明知这头狮子业已受了致命伤的话，他也不会那样做；而列宁，正如他在两个月以后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所说，他不是那种对这样的行为会加以宽恕的人：“我无意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自明，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102]实际上，克普普斯卡娅当时并没有把这个事件告诉列宁，为的是怕这会对他的健康引起严重后果。她写信给加米涅夫痈诉情由以输积愤（这封信作为附录五转载于本书末）。但是很可能过不多少日子，她把事件的经过告诉了她的丈夫，也许是主动自发说出的，也可能是由于列宁注意到发生了什么差错向她逼问，出于不得已而讲出来的。在盛怒之下列宁可能口授了这段记录，在这里他只讲到斯大林性格上的缺点而没有对政治性质提出任何批判。《全集》俄文第五版的编者假定在三月初以前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告诉列宁。但是这种说法并没有多少可靠性。再则，对于列宁，我们深知其人，按照他的性格来讲，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对他说来政治因素较之所有其他考虑更为重要，因而他必然要对眼前的一切寻求解答的。“遗嘱”的第—部分表现得很清楚，列宁所最急于考虑的问题是什么，这可由其他—些事实加以证明。如果认为象他这样一个人因为自己妻子的缘故——我们不应忘记他认为在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系上这种行为“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就会迫使他采取一种政治行动来打破中央委员会内部的权力平衡的话，那是没有道理的。他这样做是有着更多的重大理由的。他于十二月三十和三十一日口述的关于民族问题和“自治化”问题的记录可为明证。他按照自己的今后工作安排表工作，在记述了第一篇记录之后的一周之内他着手处理这些问题。这段记录可能是整个“遗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可能是最意味深长的，因为它使我们能够看出列宁在当时所经历的危机的严重性，看出他多么忠于理智和政治上的勇气。看来甚至可以这样说，由于他对政治问题的忧心如焚而加速了他的健康的衰退。 对民族问题的责难以一段自我批评开始：“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果断地来过问人家都知道的‘自治化’问题，就是大概正式称为维埃社会主义共合国联盟的问题。”[103]接下去是一长段个人辩护，主要是从自己生病说起，然后讲述了从捷尔任斯基的报告所产生的印象——奥尔忠尼启泽动气以致于竟动手打了一个反对他的共产党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列宁懂得，俄罗斯的官僚主义“是很难受苏维埃精神影响的，”他首先懂得所有“真正俄罗斯人、大俄罗斯人、沙文主义者（实质上是下流货和暴徒，典型的俄罗斯官僚分子）”的性格是什么，他能够认识到他的政体对于维护少数民族不受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之流的暴徒的侵害做得很不够。但是这个批判还远不止于此：罪行不仅在于，象他过去所想的那样，只是在以前的压迫人的官僚机构分子当中；苏维埃政权本身，甚至最高地位的党的领导人的所作所为，就其细节来讲，也具有真正帝国主义作风。列宁了解得很清楚，他也并不怕说出这种情况“完全违背自己的原则立场，完全违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原则立场”，这个立场是由党所宣布的。在“世界史上的明天，将是这样一个日子，那时已经被唤醒的、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苏醒过来，他们争取自己解放的长期的艰苦的决战就要开始了”，那么情况就更加严重了。这里勿须再补充说明，当考虑到列宁还在继续进行攻击其他不法行为时，那末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坚贞立场是最关紧要了。 在列宁看来，党的领导人甚至还不懂得他们在解决民族问题时所要遵循的第一原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无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取得异族人的信任，他们总是对大民族不够信任，因为他们受过多次侵犯和一再受到不公正的行为。情况既是这样的，如果大民族只是简单地宣布形式上的平等，那末这种态度便可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虚伪态度。为了弥补过去造成的不利于小民族的错误，大民族必须接受一种不利于它自己的平等。必须实行一种不利于自己的区别对待，以补偿长期存在的损害小民族的不平等的事实。在同小民族打交道时必须多多作出让步，多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措施。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和捷尔任斯基的政策就不是这样的。列宁对他们的谴责如此严厉，那末这也就无疑暴露了他对他们深深的政治上的敌意。斯大林被指控为一个暴躁的莽汉，并指责他对所谓“社会民族主义者”随便发脾气。列宁揭露了捷尔任斯基在对待俄罗斯化了的异族人所表现的典型的“真正俄罗斯人”的态度。委派他来主持调查委员会，他所表现的不可原宥的偏袒态度，因而对他所领导的委员会的工作应该认为无效。必须重新开始另行着手调查，“以便纠正那里无疑已有的大量不正确的地方和不公平的推断。”列宁笼统地谴责了奥尔忠尼启泽和斯大林的行为象大俄罗斯恶霸，他们破坏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并陷入帝国主义态度。他要求应该“严惩”奥尔忠尼启泽以儆效尤——按照托洛茨基的意见，应包括开除出党，至少是暂时开除——，并正式谴责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使他们对这一事件负政治上的责任。此外，列宁还谴责了他们也都成了“倾向分子”。[104]他认识到任何自治化计划恐怕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同意联盟是要维持的，但只是在必要时才保留这种统一过程，并且只是在军事和外交方面联盟才有效，“而在其他方面则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性”。换句话说，就是要回复到上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原来存在的那种关系上去。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相信，正如派普斯教授所说的，要不是列宁在三月里最后丧失活动能力的话，“苏联的最后结构可能和斯大林最终给予它的大有不同。”[105] 对于整个苏维埃政体的结构可以提出一个类似的假说。列宁口授的对自治化的这些指责，已如同代表大会对列宁这样郑重批判过的解决办法的批准一样，是很公开的。福齐耶娃肯定这一点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列宁“对于民族问题能否正确解决表示越来越不安”。[106]对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对他处理格鲁吉亚事件的批判，足以说明他已改变了主意，和他终于决定必须把斯大林从他的岗位上调开。列宁业已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决定他对方法的选择和出来维护他的新观点的适当时间。 [95]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5页。 [96]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5页。 [97]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756页注文。 [98] 这些记录共制成五份——一份留存秘密档案库、一份留在列宁身边、三份交克鲁普斯卡娅——均置于密封中。这些细节是由沃洛迪切娃在1929年揭露出来的。只有列宁本人才有权拆阅，而在他死后，克鲁普斯卡娅有权拆阅。但是沃洛迪切娃未敢在信封上写出“在他死后”的不祥字样。 [99]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7页。 [100]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3—624页。 [101]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18页。 [102] 《列宁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314页。本书第七章（第101页）转引了这封信的全文。 [103]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三十六卷，第628页。 [104] 参看本书下面第七章。 [105] 派普斯：《苏联的建立》，第276页。 [106] 福齐耶娃：《回忆列宁》，俄文版，第50页。 |